1 全球货币政策：一个地球，两个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全球货币政策无法协调，和国际公共产品无人提供一样，陷入了典型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欧美日启动经济黔驴技穷，只能无底线宽松，中国为抑制资产泡沫，只能收紧流动性，出现了各国以邻为壑的特征。 1、欧美日践行MMT理论，无底线宽松根本停不下来 当前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实行无上限宽松，践行所谓的MMT（现代货币理论），似乎货币之水天上来，结果资产泡沫也随之而来。但由于海外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疫苗接种进展不及预期，经济活动和就业远未恢复到正常水平，所以无上限宽松根本停不下来，目前并没有看到全球流动性拐点的迹象，近期主要国家央行新年的首次议息会议都透漏出宽松的信号。 欧洲央行：还有进一步宽松的可能，可以继续下调负利率，增加购债规模。虽然市场预期负利率已经没有太大的下调空间了，但拉加德却表示，只要有需要，欧洲央行“准备调整所有工具，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预计除了进一步降息，还有扩大资产购买规模等，从中可以看出欧央行实行无上限宽松的决心。主要原因是欧洲经济还很脆弱，德国已将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4.4%下调至3%，再加上欧元汇率相对走强，加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只能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冲。 美联储：整体偏鸽，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不会过早缩减QE，提高对短期通胀的容忍度，但也暗示了经济复苏在放缓。美联储召开了拜登上台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维持当前的货币宽松政策不变，继续当前购债计划，并承诺如有必要，会进一步加大资产购买力度，货币宽松主基调不变，无视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风险。主要是疫苗接种进度远不及预期，疫情还很严重，对于经济复苏的担忧依旧存在，如果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再次探底的风险仍值得警惕。 日本央行：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不变。日本央行将2020财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从-5.5%下调至-5.6%，表明疫情对经济冲击依旧存在，这对本就增长乏力的日本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经济形势严峻，复苏前景不明。为助力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日本央行选择继续负利率，并持续QE购买长期国债。 2、中国信奉凯恩斯主义，流动性拐点渐近的信号越来越明显 反观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对谨慎克制，自从去年二季度经济触底回升后，5月以来就暂停降准和LPR降息，货币逐渐回归常态化。特别是今年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会边际收紧，这一点早已成为共识，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给货币政策定好基调了，维持紧平衡。虽然是不转急弯，不会骤然转向，易纲行长也声明货币宽松不会过早退出，但要特别警惕临界点，不要抱有过高的宽松预期。近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提示资产泡沫风险，暗示货币政策适度转向，流动性拐点已经越来越近，以下三大信号值得关注。 一是社融和M2增速开始回落，信用扩张明显放缓。12个月滚动社融增速9月就已经见顶，存量社融增速11月开始回落，M2增速12月大幅下行。整体来看，12月金融数据明显不及市场预期，虽然实体融资较为强劲，但考虑到三道红线和房贷集中管理后地产融资收紧、资管新规过渡期临近非标规模压降等因素，宽信用已经接近尾声。 二是逆回购地量操作，推动短端利率快速走高。月底年初市场预期流动性相对宽松，央行却连续三天20亿元地量逆回购，为近十年最低水平，本周就净回笼资金2300亿，资金面突然收紧，导致资金价格快速攀升，隔夜Shibor月初还不到1%，一度罕见触及9%，现为3.282%，国债逆回购GC001最高为9.99%，创下两年来新高，资金面十分紧张。虽然短期资金面压力会有所缓解，但对宽松的预期不可过度乐观。 三是上调房贷利率，相当于结构性加息。为了配合地产调控，避免核心城市楼市过热，不少一线城市银行暂缓按揭贷款，严控购房贷款。广州四大行和股份行更是率先上调房贷利率，在LPR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加点数，实现结构性加息。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沪深调控升级，北京调控本就严格，为防止热钱涌入，成为货币蓄水池，广州不得已加大信贷调控力度，这也向市场传递出流动性变化的信号。 3、全球央行“以邻为壑”，货币政策无法协调，出现了平行世界 对比发现，欧美日和中国的货币政策取向不太相同。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总统拜登、财长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是宽松的拥趸者，一拍即合，一致选择了宽松刺激。不仅不会退出QE，还会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规模，继续开动印钞机，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刺激经济。具体原因也不用赘言，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内部矛盾突出、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等等。自然会选择暂时回避资产泡沫、债务负担等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可以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并向全球转移问题，当然这也会消耗美元信用。 中国选择这个时候适度收缩流动性的意图也很明确，避免杠杆快速上行加大金融风险、配合核心城市房地产调控、抑制资产泡沫、严防空转套利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基本面向好，要素市场化改革和需求侧改革还会进一步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有底气也有韧性。当然中国的货币也不是快速转向，大方向还是宽松，预计2021年M2增速在8%-9%左右，单看数据其实并不低，只是相比2020年边际在收紧，也不可能快速转向，所以短期也无需过度悲观。 中美货币政策取向不同，主要是两者发展阶段不同、主次矛盾不一，所以后续我们会看到欧美日践行MMT继续大水漫灌，中国坚持凯恩斯主义注重流动性调节，一个地球，两个世界，平行世界越来越明显。这是个未知领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进一步加剧。 2 全球资产走势：不同的选择，同样的结局，警惕预期差和时间差 虽然欧美日的MMT已经脱离了传统金融学理论，但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由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的。2020年史无前例的货币大宽松具有绝对主导地位，主要是全球严重衰退，宽松预期基本被打满了。随着全球宽松预期的不断强化，资产价格疯狂上涨，迎来了史诗级的资产泡沫。2021年货币宽松和资产泡沫还在博弈，一旦预期差和时间差出现，调整也会随之而来。 1、政策宽松的边界和资产泡沫化的极限还在博弈，警惕临界点 目前来看，无论是楼市还是股市，估值都已处于历史相对高位，波动会明显加大。流动性仍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核动力印钞机制造的货币洪水是指数级别增长的，而基本面好转属于宏观低速问题，是代数级别的变化，适用于经典的牛顿力学定律，一旦两者出现较大程度的偏离，存在预期差和时间差，就很容易造成市场巨震，甚至可能直接刺破泡沫，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想的连锁反应。 2、美股：宽松在预期之中，但基本面跟不上，警惕潜在的风险触发因素 虽然周三议息会议上美联储态度偏鸽，维持量化宽松，但这是在投资者预期之内的，所以对市场正向作用不大。反倒是鲍威尔透漏出当前疫情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经济复苏在放缓，就引发了市场巨大的担忧，VIX恐慌指数飙升60%，创下近3个月新高，避险情绪升温，美元指数上行，与此相对的是美股高位回调，纳斯达克指数跌幅一度超过3%。 确实美联储也别无他法，只能继续量化宽松来维持资产泡沫，这样金融市场对于宽松会越来越依赖，反应也会越来越钝化，泡沫越来越大。但是这样的市场极其脆弱，一旦出现偶发的风险触发事件，都不用是黑天鹅事件，就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近期散户逼空机构的投机行为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市场波动明显加剧，引发对投机的担忧。其实这些疯狂现象无疑是美联储大放水导致的流动性泛滥的一个映射。更深层次原因是宽松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美国散户逼空机构，掀翻了现行的市场规则，表达了对现行社会规则的不满，反映规则和体系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这不会只是一个开头，背后的问题值得深思。散户暴动，可能是决口的开始。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3、A股：流动性拐点渐近，高估值会首当其冲，风格快速切换 前端时间，由于跨年流动性宽松和拜登刚上台无暇顾及中国，股市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沪深300、创业板指等核心指数均创下新高。现在A股正处于牛市后期，估值处于相对高位，会对流动性更加敏感，警惕预期差。 本周市场连续调整，几乎全线暴跌，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获利盘兑现、业绩预告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外，最主要的肯定是央行净回笼资金使得流动性突然紧张，流动性趋紧预期升温。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政策远未转向，央行更像是在测试市场，连续调整后又开始释放流动性呵护市场，春节前无需过度悲观，但波动和分化还会继续，业绩改善明显的顺周期低估值板块会相对安全，而缺乏业绩支撑的高估值科技成长板块则有回调风险，市场风格快速切换。 真正的考验期很有可能是在一季度末和二季度初，一旦经济复苏超预期，甚至出现过热的苗头，通胀抬头倒逼宽松加速退出，股市本就有调整的隐忧。正好那时年报和一季报公布，缺乏业绩支撑的高估值个股极有可能出现戴维斯双杀，很容易引发市场巨震，要有心理准备，提前做好应对策略。但也要注意的是，一致性预期往往不太准，因为有人会提前抢跑。所以，虽然2021年A股还有结构性行情，但对于普通投资者，第一要务就是要降低投资收益预期。 3 寻找诺亚方舟：中国是全球资产高地，核心资产是洪水防护堤 尽管中国不希望再重蹈大水漫灌的覆辙，但一个世界，两个地球，全球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各自为战，中国也无法阻止外部世界的洪水滔天。财富保卫战已经打响，从理性投资者的角度说，泡沫来了，要保证身在其中，拥抱核心资产，享受泡沫的狂欢。但也要赶在泡沫破裂之前尽早走，否则即使是核心资产，短期也会有大堤决口的风险。 1、中国是全球资产高地，未来十年资产市场繁荣可期 从宏观形势看，中国疫情防控得力，经济复苏全球领先。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后，对外扩大开放，对内深化改革，坚守实体发展的定力，激发科技创新的潜力，有条件也有能力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惊险跳跃，未来前景可期。 从金融政策看，中国宽松相对克制，具有不断扩大的利差优势。欧美日继续无上限宽松，负利率是大势所趋。中国货币政策维持谨慎克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比较高，利差不断扩大。全球市场的金融环境进一步质变，对境外投资者吸引力加大。 从汇率走势看，人民币汇率有基本面支撑，长期仍有升值空间。由于美国财政刺激力度加大，财政贸易双赤字还会继续，美元价格中枢是下移的。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坚挺，占全球经济比重提升，金融开放力度也在逐步加大，长期人民币有升值潜力。 宏观增长有前景，金融稳定有保障，汇率升值有潜力，全球投资者也看到了这些趋势，竞相追逐中国资产。中国成为全球资产高地，未来十年资产市场繁荣值得期待。 2、核心资产是洪水防护堤，短期也会有决口风险 中国是全球资产高地，核心资产就是洪水防护堤。所谓核心资产，主要有三大类：头部股票、核心房产、黄金。通常情况下，头部股票和核心房产是可以跑赢通胀，获得超额收益的，黄金主要是保值和避险属性。 核心资产好比防护堤，这在中美市场都适用，2020年头部股票和核心城市房产都有不错的涨幅，是抵御货币洪水的有力武器，这也是前段时间机构资金抱团的主要推动力。 但当货币洪水一波又一波袭来时，大堤也有决口风险，即使是核心资产。近期是A股年报业绩预告季，七成公司预喜，很多头部公司业绩表现也很不错，却出现了明显的调整。看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其实逻辑也很简单，不是公司不好，而是估值过高，对业绩有更高的要求，存在了所谓的“预期差”，从而出现了短期的决口。 长远来看，这也并非坏事，基本面向好、有较深护城河的核心资产能够自我加固，逐渐消化高估值，构筑安全边际，未来才能更坚强地抵挡货币洪峰。
事件 中国1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1.3%，前值51.9%；官方非制造业PMI为52.4%，前值55.7%。 正文 一、流动性拐点：不急转弯，慢转弯，“弯”还是要转的！ 1月PMI数据再次验证我们的判断：经济复苏进入顶部区间，通胀预期抬头，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拐点上；2020年5月是政策顶，2021年一季度前后是经济顶。这些变化将对今年的经济增长、股市、房市、债市等产生系统性影响。（参考：《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拐点上》《流动性拐点：周期的轮回与宿命》） 1、通胀预期抬头，目前整体温和。 1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7.1%和57.2%，均创近几年较高水平。当前物价上涨主要是大宗商品带动工业品价格环比上涨，与供需缺口较大、全球低利率、全球经济复苏共振等有关。其中，布伦特原油均价环比9.3%，南华工业品指数环比4.3%，南华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比2.1%。 2020年3月-2020年底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处于低位，货币金融环境宽松。2020年底以来，原油、铜、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环比大涨，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同时，猪周期向下拖累CPI，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尚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2、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是检验真茅假茅的时候了。 近期上海、深圳、杭州、东莞等局部热点城市房价异动。我们曾提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成为业内广为流传的标准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这一轮房价上涨的热点城市主要是人口流入的都市圈，这一波上涨很大程度上源于2020年初以来的货币金融宽松，流动性过剩。近期上海、深圳、杭州等出台了限购、限贷、限离等政策，有没有效果？治标还是治本？怎么说呢，就一句话，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根本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未来的关键是“分化”。不说了，参考畅销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 过去两年流动性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周期产能出清、股市“抱团”等共同推升估值。2020年4-12月，上证综指、沪深300累计涨幅分别达到27%、42%，2021年1月多个交易日沪深两市成交金额超万亿元，A股市场抱团白马股为代表的核心资产。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未来随着流动性拐点出现，是检验真茅假茅的时候了。 3、中国经济复苏进入顶部区间，经济周期从复苏逐步转入滞涨。 我们此前判断，2020年5月是政策顶，2021年1季度前后经济顶，随后回归潜在增长率。国内疫情防控得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经济自2020年3月以来持续恢复，但是货币政策自2020年5月以来逐步正常化，2020年底由于通胀预期抬头以及上海、深圳等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结构性信用政策收紧，其滞后于影响开始显现。 1月综合PMI、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PMI指数分别为52.8%、51.3%和52.4%，较上月下滑2.3、0.6和3.3个百分点，连续11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 制造业 生产和新订单扩张力度减弱。1月制造业生产、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为53.5%、52.3%和50.2%，较上月回落0.7、1.3和1.1个百分点。 服务业、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有所放缓，房地产和基建将放缓。1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1%，较上月下降3.7个百分点。受局部聚集性疫情等影响，住宿、餐饮等集聚性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仍位于收缩区间。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0%，较上个月下滑0.7个百分点，受低温天气、春节临近、房地产调控以及地方财政吃紧等影响。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4、货币政策转向“稳货币+紧信用”：不急转弯，慢转弯！ 2020年初至4月，“宽货币+宽信用”。货币政策处于超宽松时期，央行大幅降准降息，宽货币带动信贷、企业债大幅增长。2020年5-11月，“稳货币+宽信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流动性“不缺不溢”，宽财政取代宽货币，政府债券放量成为支持信用扩张的主力。2020年底以来，“稳货币+紧信用”，逆周期政策逐步退出，流动性维持紧平衡，量缩价平，社融、M2增速逐步回落。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市场一度误解认为“不急转弯”就是不转弯，现在来看，“不急转弯”实际上是“慢转弯”，“弯”还是要转的！逆周期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不然货币政策就是单向的了，那叫“放水政策”。 近期上海等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股市火热、金融机构杠杆率抬升，货币政策再次边际收紧，可以理解为央行对前期的宽松状态“纠偏”，对加杠杆行为的敲打，对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的抑制，对金融风险的防范。 2020年底以来，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以防范金融风险：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 这一点，相比欧美央行无下限放水，近期中国货币政策还是有操守的。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穷人通缩，富人通胀”。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这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新的巨大挑战。 5、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我们在2021年初提出“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拐点上”，引发市场广泛讨论，既有“谈流动性拐点为时尚早”“流动性拐点并未出现”等反对观点，也有“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流动性边际收敛”等赞同的观点。 但近期M2、社融回落，央行逆回购“地量”操作，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股票债券市场调整，验证“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一般来说，股债双涨是预期货币放松，股债双调是反应货币收紧。股债同向一般不可持续，最终会分化。 我们认为今年的主要矛盾是由于通胀预期抬头、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和经济复苏进入顶部区间带来的“流动性拐点”的幅度、分层及其影响，虽然市场还存在较大争议和迷茫，但这终将是反对者和赞同者共同的宿命。 由于美欧在疫情控制、经济复苏周期等方面与中国不同步，全球流动性拐点可能滞后于中国流动性拐点出现。 6、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7、如果你做正确的事，运气就在你这边。 建议货币政策宜保持稳健中性。精准把握好力度和节奏，不要人为制造经济的大起大落。结构层面，流动性精准投向基建和实体经济，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小微、民企、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 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果比货币政策好，应继续发力基建尤其是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二、供需两端扩张力度减弱：经济复苏进入顶部区间 1月制造业PMI为51.3%，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但连续十个月高于荣枯线。其中，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3.5%和52.3%，较上月回落0.7和1.3个百分点，但仍处于临界点以上。供需两端扩张力度减弱，主要受局部聚集性疫情影响，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疫情严重地区，有企业反映生产、采购、运输困难。需求端下滑更为严重，供需差值扩大，从12月0.6个百分点升至1.2个百分点。 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2%，较上月回落1.1百分点，连续五个月高于荣枯线。外需景气度略有回落，主因圣诞期间外需透支以及全球疫情拖累。欧美制造业持续改善，1月美国Markit制造业PMI为59.1%，较上个月高位上升2.0个百分点；欧元区制造业PMI为54.7%，德国制造业PMI为57.0%。 从行业情况看，农副食品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及仪器仪表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6.0%，行业增长较快；纺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行业两个指数均位于临界点以下，产需有所回落。 三、价格指数高位运行：通胀预期抬头 1月制造业PMI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7.1和57.2，较上月回落0.9和1.7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近几年来较高水平。分行业情况看，农副食品加工、石油加工、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上游行业的两个价格指数均高于70.0%，价格上涨明显。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与供需缺口大、全球低利率、全球经济复苏共振等有关。其中，受供暖季煤炭需求增加影响，南华焦煤和南华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为6.7%和2.1%；此外，布伦特原油均价环比9.3%，南华工业品指数环比4.3%，南华螺纹钢环比5.6%，LME铜环比2.8%。 出厂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指数差值继续扩大，1月差值为-9.9个百分点，较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上游企业受益比中下游更明显，整体盈利仍有压力。 四、小型企业恢复：基础不牢固 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2.1%、51.4%和49.4%，较上月变化-0.6、-1.3和0.6个百分点。近半年，大中企业始终处于景气扩张区间，小型企业恢复基础不牢。1月小型企业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为49.4%和45.4%，较上月变化0.9和-2.9个百分点；经营预期减弱，1月小型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指数为49.7%，较上月下降2.8个百分点。 小企业恢复状况不稳定，仍需政策纾困。今年以来，助企纾困以及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逐步落地见效，包括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以及信贷支持计划等。截至9月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对189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本金和91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利息实施了延期，共涉及4.7万亿元到期贷款本息。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同比增速超过30%。 五、建筑业、服务业恢复放缓：房地产和基建将放缓 12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4%，高位回落3.3个百分点，连续十一个月高于荣枯线。 其中，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0%，较上个月下滑0.7个百分点，但连续十个月处于59%以上，维持高景气。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下滑，跟低温天气、春节临近、房地产调控以及地方财政吃紧有关。需求和业务预期均有所下降，建筑业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51.2%和53.6%，较上月下滑4.6和9.9个百分点。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1%，较上月下滑3.7个百分点。服务业景气度回落与局部聚集性疫情有关。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6.2%和49.1%，较上月下降2.0和6.3个百分点，生活性服务业下滑明显，重回收缩区间。其中，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居民服务等接触式、聚集性消费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大幅回落至临界点以下。此外，道路运输、航空运输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降至临界点以下。
2021年1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月29日），国内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创出了2013年“钱荒”之后的最高值。市场中有关货币政策是否到了收紧拐点的讨论随之升温。 当前疫情发展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国内货币政策没有到全面收紧的时候，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格局并未被打破。2021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极低，我国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可能性也不高——国内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波动中枢应该在当前水平维持一段时间。 在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不变格局下，国内货币政策操作也有明显变化——应对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冲击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矛盾之一。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先体现在实体经济，然后再体现在货币市场；而且相比货币市场流动性而言，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更难被对冲。因此，在全球进入再循环，我国外汇流入加大的时候，我国2018年以来的“宽货币、紧信用”格局可能被逆转为“紧货币、宽信用”格局。 “紧货币、宽信用”将有利于实体经济资产价格，不利于金融资产价格。国内债券收益率将持续面临上行压力。A股市场前景仍然看好，但风格会加速向低估值周期股切换。 2021年1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月29日），国内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创出了2013年“钱荒”之后的最高值。隔夜利率飙升显示了货币市场资金面的收紧。在1月的最后一周里，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2300亿元，与前一周5980亿元的净投放形成了鲜明反差。在货币市场利率随人民银行资金净回笼而显著上升之时，市场中有关货币政策是否到了收紧拐点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图表1） 1．货币政策的“不变” 当前疫情发展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国内货币政策没有到全面收紧的时候。截止2021年1月底，全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例。目前，欧美国家的日度新增确诊病例数虽然相比2020年底略有下降，但仍然处在较高水平。而在2021年元旦之后，我国国内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也明显反弹，全国（除湖北以外）的日度新增确诊病例数在今年1月创出了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尽管当前的新增确诊数仍远远小于2020年2月疫情刚爆发时的数量，但疫情的反复仍凸显了抗疫工作的复杂性。此外，虽然疫苗已经在国内外开始接种，但受制于疫苗的产能瓶颈，接种速度仍然偏慢，难以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终结疫情的蔓延。总的来说，新冠疫情的发展仍然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继续给经济运行带来不小的障碍。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国内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维护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并不具有全面收紧的条件。（图表2） 从2020年3季度开始，国内货币政策着力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2020年上半年，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如7天回购利率）曾一度显著低于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但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受控，人民银行退出“危机应对式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进入“常态式宽松货币政策”，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就进入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状态，一如2019年。这是人民银行的有意为之。在2020年11月26日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11页中，人民银行说道：“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市场短期利率中枢的作用持续增强。”【1】 “永煤事件”的影响已经逐步淡去，货币市场利率有低位回升的必要。2020年11月10日，河南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永煤”）发布公告，称无法足额偿付到期的10.32亿债券本息。“永煤”这样国企债券的违约大超预期，震动了市场。为了平息市场的紧张情绪，人民银行随后加大了流动性投放力度，让货币市场利率在“永煤事件”后的两个月里明显低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但随着永煤事件余波淡去，人民银行继续维持低利率的必要性下降，提升利率的诉求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2021年1月末市场利率的上升也属正常——市场利率既然是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那就应该既有低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时候，也有高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时候——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格局并未被打破。（图表3） 2021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极低，我国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可能性也不高——国内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波动中枢应该在当前水平维持。2015年8月“811汇改”之后，我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联动性明显增强，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与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变动方向趋于一致。过去一年以来，美联储已经多次向市场发送了清晰信号，表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会持续相当长时间，2021年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可能性极低。在美联储不加息的时候，人民银行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概率也很低。这样一来，我国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应该不会持续走高，而更可能会做水平震荡。（图表4） 2．货币政策的“变” 在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不变格局下，国内货币政策操作也有变化——应对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冲击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矛盾之一。 2021年1月，我国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压力明显加大。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个一线城市，反映二手房房价上涨压力的“中原报价指数”同步明显上扬。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原报价指数”对其他房价指标有比较强的领先性。从这一报价指数当前在一线城市同步走高的态势来看，房价上涨的压力在明显抬头。（图表5） 实体经济企业和居民所获得的结汇收入是此轮房价上涨背后的重要推手。从时间上来看，“中原报价指数”在2020年末就开始明显上扬，而当时国内社会融资的增量正在明显减小。因此，房价上涨应该更多从海外流动性流入方面找原因。正如笔者在2021年1月27日发布的《流动性潮起外汇占款》一文中所说的那样，“2020年12月，中国大陆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已显著攀升，预示外汇占款将显著增加。在全球再循环的格局下，分析国内流动性时需要注意到正在潮起的外汇占款。”【2】。结售汇带来的流动性投放正在让国内实体经济流动性变得更为充裕，给实体经济中的资产价格（主要是房价）带来更大上涨压力。（图表6） 外汇流入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房价，2018年以来的“宽货币、紧信用”格局都可能被逆转为“紧货币、宽信用”格局。 外汇流入可能会在实体经济和货币市场两个层面带来流动性的投放。贸易顺差的增加，以及“热钱流入”都会给我国带来外汇流入。外汇流入我国之后要变成人民币在国内流通，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商业银行的“结汇”，即实体经济的企业和居民用自己手中的外汇找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一环节带来广义货币的投放，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或者不严格地说，增加实体经济的信用）。第二个环节是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发放”，即商业银行用自己手中的外汇找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一环节带来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市场的流动性。 2018至2019年，我国金融形势可用“宽货币、紧信用”来概括。当时，国内外汇流入较少，人民银行主要通过“主动投放工具”来发放基础货币（请参见《流动性潮起外汇占款》一文中对“主动投放工具”的解释【2】）。在那种局面下，如果要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需要首先向商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手中有了较为充足的基础货币后，才有能力向实体经济发放“信用”（如发放信贷，购买实体企业发行的债券等）。换言之，得首先让货币市场有钱（宽货币），实体经济才能有钱（宽信用）。而在那两年，在“去杠杆”的政策导向下，监管者对银行信贷的发放施加了许多约束，使得银行发放“信用”的渠道也被阻塞。信用扩张受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反过来又倒逼人民银行投放更大量基础货币。这样，就形成了货币市场流动性宽松，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的“宽信用、紧货币”之格局。 基于两方面原因，外汇的大量流入可能会催生“紧货币、宽信用”的格局。 第一是时间上面的——外汇流入带来的商业银行结汇先于人民银行基础货币发放。外汇流入国内时首先流到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居民手中（企业和居民通过贸易顺差获得外汇）。企业和居民向商业银行结汇时，外汇就从企业和居民手中转移到商业银行手中（企业居民同时获得了商业银行发放的人民币）。商业银行手中有了外汇，再向人民银行去换人民币，带来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发放。这种流动性的发放顺序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的国内流动性投放顺序正好相反。相应地，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宽松效应首先体现在实体经济、然后才体现在货币市场。期间，如果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发放不积极（人民银行可能担心外汇占款发放太多会被别国扣上干预汇率的帽子），那么在实体经济流动性扩张的时候，货币市场反而可能流动性收紧。 第二是对冲操作层面的——人民银行可以较容易地对冲掉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但要对冲商业银行结汇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流动性投放却困难很多。货币市场有很高流动性，金融机构之间拆借资金相当容易。而且人民银行还有“窗口指导”的利器可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因此，外汇占款发放出来之后，人民银行可以较容易地把它们回笼回去，或者将其冻结起来，从而抑制外汇占款发放带来的流动性宽松效应。但在实体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的拆借活动较少，所需时间也较长。压缩银行信贷是人民银行收紧实体经济流动性的主要途径。但问题是，商业银行投放信贷的企业和居民，未必是那些通过结汇拿到流动性的企业和居民。因此，人民银行如果想在实体经济中对冲结汇带来的流动性影响，容易形成“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不平衡格局，而这并不是人民银行想要的结果。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在全球进入再循环，我国外汇流入加大的时候，我国金融形势可能发生改变，走向“紧货币、宽信用”——这是货币政策在“不变”中的“变化”之处。 3．货币政策变化的资产价格含义 “紧货币、宽信用”将有利于实体经济资产价格，不利于金融资产价格。通俗地讲，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首先体现在实体经济，然后再体现在货币市场；而且相比货币市场流动性而言，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更难被对冲。这样一来，外汇流入自然让实体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最受益。房价会在这样的格局中上扬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但对金融资产价格来说，一方面来自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支持不会那么强；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资产价格的上扬（如房价上涨）会加大人民银行回笼基础货币的力度，给金融资产价格带来额外压力。因此，金融资产价格将处在相对不利的局面中。 国内债券收益率将持续面临上行压力。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角度来看，外汇流入带来的国内人民币流动性投放是最顺畅的——实体经济先获得流动性，然后才是金融市场获得流动性。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充沛，会让实体经济增长前景向好，资产价格和通胀上升，从而推升债券收益率。在近20年中，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发放都迅速带动了债券收益率的上升。相比之下，人民银行借钱给商业银行来发放基础货币时，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就没那么顺畅，基础货币投放向债券收益率上行的传导相对慢一些。目前，人民银行可能因为外部压力而在发放外汇占款时较为迟疑，这会强化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逻辑——实体经济拿到了结汇资金，而货币市场没拿到相应的基础货币投放。因此，不管怎么看，我国债券收益率都继续处在上行的大趋势中，今年难言见顶。（图表7） A股市场前景仍然看好，但风格会加速向低估值周期股切换。在新格局中，股市比债市更为有利。货币市场流动性没那么多，对股价会有负面影响。但实体经济流动性改善会推升上市企业盈利，从盈利的角度有利于股价上行。考虑到国内外经济仍处在同步复苏的趋势中，A股市场前景仍然明朗。不过，在“紧货币、宽信用”的新格局中，企业盈利是驱动股价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强的周期股会因而处在更有利的位置。而那些前期受流动性推动而而估值上升很多的股票，接下来应该会面临较大的估值下杀压力。（完） 【1】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11月26日，《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11页至12页中这段话的原文是：“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运行。第三季度以来，我国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始终保持在2.20%不变，未受发达经济体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稳定释放政策利率信号，展现稳健货币政策姿态。同时，合理搭配7天、14天等公开市场操作品种，及时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密集发行、季节性因素等带来的流动性短期波动，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利率波动性进一步下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市场短期利率中枢的作用持续增强。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7天期回购加权平均利率（DR007）均值为2.15%，比2019年第三季度降低44个基点；9月末DR007为2.45%，比2019年9月末降低40个基点。” 【2】徐高，2021年1月27日，《流动性潮起外汇占款》。
随着去年6月至今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国内市场呈现两种观点与结果：即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人民币贬值难上难；即换汇减少成本、结汇减少利润。而从现实看，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了、进口下降，实力增强有钱难买商品，毕竟商品价格上涨急速；外贸企业利润缩水、出口增加，但外贸企业分化严重了，疫情物资、居家产品订单满满、其它产品销量下降。此时市场谈论人民币并不简单，关注角度与侧重层面需要全面并具有国家基础考量十分必要。 1、汇率立足生产还是消费？面对人民币升值行情市场两极分化明显。一方面是投资者或消费者表示赞成，甚至不断预期人民币升值加码。因为从汇兑逻辑与我国特性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购汇收入，较少的成本得到较多的美元。然而，目前我国是有外汇管制的，个人换汇有标准与比例；加之目前国外疫情严重，海外居家或封国已经限制旅游、留学和消费等经常项目。从股市和债市的看，我国A股和债市占有优势，其中包括我国开放度的效果、利差产生的套利空间，投机套利增量明显，但实际收益并非是我国投资者获利，毕竟指数本身变化并不大，而外国投资者则是与外国价格比较的短暂迂回战术，其长远投资价值尚难言定局。因此，此阶段的人民币升值并不是投资消费的最佳时机，反之对我国短期经济结构或企业配置角度则产生不良与被动显著。任何一国经济发展的循环顺序与逻辑一定是从生产力到消费力，而非从消费力到生产力，我国作为初级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清醒经济逻辑与顺序。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是从生产力到消费力，目前是回归生产力高级阶段的技术创新与研发，消费力则是自然周期的继续甚至待强化阶段。我国人民币汇率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也就一目了然，升值错位经济结构和周期必将面临损失与冲击，未来并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与进步。即使我国经济优于或领先全球经济正增长，但与我国历史对标或人口基数，其实我国经济远不足支持目前人民币升值行情。生产力主体的国有企业6.7-6.8元水平已经是极限，生产力追赶的民营企业7元以下的7.04-7.08元水平是基础能力。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1万美元，只是世界公认中等收入国家的底层水平；加之我国人均收入悬殊巨大，叠加疫情打击我们更应警惕消费持续风险和消费下降趋势。 2、汇率侧重是国内还是国际？按照传统理论解释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外汇汇率或外汇行市，指的是两种货币之间兑换的比率，也就是一个国家货币对另一种货币价值，直白而言就是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比率或比价，即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汇率变动对一国进出口贸易有着直接的调节作用。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使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即让汇率下降，会起到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反之本国货币对外升值，即汇率上升，则起到限制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由此推理显而易见，一国货币立足在于国内基础与标准，而非国外需求与见解。随着全球化加快，世界体系的国际化已经是现实，因此汇率关联并不能随着全球化而改变逻辑基础与本质。尤其当前中国热时代，其中既有外国善意合作与向好的意愿与选择，但也具有更加严重短期投机套利和投机取巧的险恶操作与发挥在其中。因此，我国人民币汇率复杂局面因海外高端面临难以驾驭或不可驾驭的现实与问题。一方面是海外专业化程度与计划性策略十分精准有效，包括岁末年初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外资要赚钱本质不变，并非舆论简单的中国经济有魅力或价值。实际上我国的魅力与价值国人心知肚明，我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差异显而易见。请看下图，中美之间各项指标落差值得警惕短中期投机风险，而非投资价值风潮与趋势。由此看出，人民币升值是被炒热的，并非是实际能量与能力发挥出来的。中美之间尽管是世界经济第一极和第二极国家，但发展阶段、水平、规模与本质具有巨大悬殊与差异；加之货币职能与功能更无法比拟与相提并论，人民币升值无道理、美元贬值有手法。美元汇率就是以国内经济需求为主，并非估计海外现实与需求，“自私自利”是货币方向与基调，美元贬值是美国国家基本国策。由此联想人民币汇率，我们必须顾及自己的真实与现实，更需要关心对经济具有贡献度的实体或小企业需要与侧重。 3、汇率根本是市场还是政治？当今国际汇率之间博弈异常性凸显，其中焦点就是人民币升值背离经济基本面，美元贬值脱离经济现实状态，双方博弈逻辑间市场要素与政治倾向起到的作用似乎超越教科书理论原点与逻辑论据。我国是市场化建设进行时，因此我国人民币走势力图按照市场逻辑管理与推进，双边走势自然波动是我们的原则与宗旨。因此，人民币实际走势已经超标我国机制与管理模式。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决定波幅不能过大，区间应该双向。但实际走势已经超标准则，2020年全年人民币波幅达到9.4%的7000点，这已经超脱我们波动机制3-5%的范畴，毕竟人民币不可兑换，其过度波动将不利于方向与趋势的调控与认知。尤其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被迫打乱长周期基本规律，趋势与节奏被破坏较为严重。反之市场抓住乱中取胜时机，市场刻意布局与摆布策略十分明朗与有效。对标之下，2020年美元全年波幅为7.2%的7000点，作为自由主导货币其波幅低于人民币，甚至区间波动对人民币形成逻辑正常，进而故意纵容操作手法显而易见十分明朗。因为美国压制中国竞争力已经进入白热化时期，政治宗旨与对标的特殊期导致美元海外力量操纵汇率能力与意图凸显。人民币升值期间的逻辑灵活，尤其针对我国外贸利润订单节奏和收汇阶段的个性凸显技术手法与压制意图。美国市场化倡议与行为在对人民币汇率上缺失市场化准则与立场，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与理性分析比较。中美贸易之争已经转向政治之战，我们的人民币已经成为重要竞争力、利润率、收益率乃国家力的重要体现，人民币升值千好万好丧失国力累加就是最不好的前景与前途。 总之，人民币事关国家大事和方向，并不是一个汇率水平如此简单。虽然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升值是有利的，但从经济利益和国家规模积累的角度确有不利甚至冲击性，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惕和保持清醒姿态与立场。预计今年人民币汇率振幅加大，年底收官偏升值收官存在疑惑，毕竟年初水平相对过高，我国经济面难言支持，今年经济起落因疫情或将有变。因此外资预测人民币升值的自身利润设计为主，并非适合我国经济现实，尤其严重背离我国外贸企业诉求是明确的。我国现有的银行间外汇市场需要自律、自主和自觉水平的探索与摸索，务必不要推波助澜、随波逐流。预计人民币双边走势，升贬各异，企业应对需要加强组合对策短中长全面策划与跟进操作，为最终我国人民币可兑换做好必要的知识、常识、实践准备，以实体经济作为人民币自由化准备夯实基础与保障。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正是美联储发给散户的近两万亿美元的疫情补贴，成为美国人民攻占华尔街、打爆明星基金的子弹。大疫情改写的金融史，才刚刚开始。 走过不易的2020，本来以为2021消停一点，治愈一些。但阳历新年伊始，美国就发生了另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散户们利用网络论坛抱团在一起，动用过去一年美联储派发的近两万亿美元红包，对金融建制派、知名私募基金和华尔街之狼们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围剿”。 整个波澜壮阔的过程就像是“攻占巴士底狱”。当然，与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一样，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暂时胜利，将几个飞扬跋扈的贵族或国王送上断头台。继而当权派开始反扑倒算，最终人民血流成河。接下来的情节应该是，血染的红旗下，更强大的人民力量重新聚集，结合新的知识精英和新兴利益集团，最终走向胜利。 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来说，无节制的债务赤字和货币放水，终究要付出代价。这次散户占领华尔街运动，跟前些时候民众攻占国会山一样，不过是贫富和社会高度分化下的体制之殇。当然，无论什么运动，牺牲的永远都只是普通民众。 当前的散户革命（建制派称为金融民粹主义），处于上半场：散户初战告捷，将几家大型做空基金送上了“断头台”；但华尔街之狼们开始反扑，基金、交易平台、媒体与监管层勾结在一起，对前几天被人民占领的根据地GME等进行围剿，散户处于危险境地。 在第一阶段，散户的确攻势凌厉，势如破竹，在论坛reddit平民领袖DFV的带领下，将华尔街打的落花流水。拿GME来说，在散户的坚决做多下，一个月上涨了800%，1月27日一天上涨了140%。导致几家知名的对冲基金做空大幅亏损在30%以上，仅仅MELVIN一家就亏损了70亿美元，香橼的创始人则直接口头认输。坐在华尔街豪华办公室、满口专业术语、内心充满优越感、蔑视散户的精英基金经理们，这一次终于道歉认怂，向人民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当然进入第二阶段，也与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和革命一样，在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暂时的武装胜利之后，当权派和贵族们开始组织力量反扑。华尔街之狼们利用他们在筹码规模（弹药充足）、专业水平（武器先进）和游戏规则（限制交易），以及与众多主流媒体联系紧密等优势，开始向散户们反扑。最终，被散户多头占领的几支股票高地，熔断式大跌，散户损失惨重，“人民血流成河”。 我第一次用充满感性的、革命式的史诗语言来描述一件金融事件，但除此之外的确无法用其它的语言体系来替代。这或许是疫情作为一个历史分水岭，加速的另一个进程：金融资本主义或明斯基称的基金经理资本主义，在美联储史无前例向散户大放水的背景下，正面临从未遇到过的重大挑战，过去经典的交易策略几乎失灵。华尔街必须直面人数众多、交易没有章法，组织起来会地动山摇的亿万散户的挑战。 要知道，疫情严重肆虐的2020年，美联储为了拯救几乎崩溃的美国经济，迅速将资产负债表扩张了一倍，并毫不犹豫的通过设置spv机构直接向家庭、个人和中小企业的账户上打钱，大量的债务运行被展期、条件内豁免，并发放了大量无息、低息贷款。整个估算来看，大约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货币投向了经济体系。 这些派发的货币，一旦到人民手中，就会立刻形成购买力或者需求。这里的需求分为两大类：消费和投资，分别投向消费品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品或金融市场。 根据消费函数的主要特征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收入假说，可以预想到，在疫情限制线下和其它消费形式下，美联储派发给人民的货币，大部分不是增加消费（耐用品比如房屋的消费比较多），而是进行谨慎性储蓄，投资到金融资产上获取增值。因为美联储派发的这些货币是临时救济型的，并非工资、分红等“持久收入”，需要通过储蓄实现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流平滑。 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些钱不可能永远的发下去，因此需要存储，需要投资，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于是，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现象：数以千万计的散户揣着疫情救济款进入了股市，在大牛市的背景下全力做多。加上自媒体平台的鼓动，YOLO精神（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尽情享受）的刺激和感染，平民领袖的煽动带领，猝不及防的华尔街之狼们溃不成军。自由引导人民，牢不可破的巴士底狱被攻陷，原来被套牢囚禁的散户们不仅解套，还赚得盆满钵满，赚钱效应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做多的革命队伍。 可以说，美联储派发的子弹，最终射向了华尔街的宫殿。革命的烈火燃烧了巴士底狱，但当金融建制派和基金经理们缓过劲来，各方面处于劣势的散户也就败下阵来。 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繁荣并统治了世界近百年后，正在一步步走向黄昏。一如特朗普主义的浪潮。 重大历史进程的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哲学逻辑。美国散户这次华尔街暴动，不过是另一场平民与精英的较量，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结构极化的背景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困境。金融资本主义加速了贫富分化与阶层冲突，同时自身也孕育着走向衰落的因素。 一场百年大疫情，加速了这个历史进程。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下，政府除了货币放水外没有别的办法。民主机制和选票压力下，必须将钱直接打到民众个人账户上，最终导致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平均主义的大放水，第一次普通民众手上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我们知道，在财务管理学上，企业需要持有一定的自由现金流，但是要保持适度的数量，如果自由现金流过多，就可能盲目投资、非理性扩张，最终导致企业走向衰败。 现在，在整个宏观层面，居民部门的账户上突然多了这么多现金流，这种突发的外生的货币冲击，从理论上来说会造成两大后果：或通胀，或泡沫。 显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全球贸易将中国巨大产能吸收（输出通缩），美国人正常的“持久收入”并没有提高反而因疫情下降的背景下，通胀显然很难立竿见影（但可能出现在未来）。因此，华尔街发放的货币子弹，最终载着普通民众的愤怒，集中射向了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 虽然，与历次第一次人民群众的起义一样（参见法国大革命，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美国散户投资者的第一次抱团做多的起义，在华尔街金融资本家的“无耻行径”下（关闭结算平台，限制散户交易，限制散户加杠杆，甚至动用司法系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利。但火种已经点燃，一切才刚刚开始。更何况，拜登左翼浪潮下，还会继续给散户们发“子弹”（约1.9万亿美元）。 这样，去年和今年，大疫情危机救助政策共给散户们发放超过3.5万亿美元的子弹，几乎相当于当前对冲基金的总量。要知道，散户手上这三万多亿美元子弹可是增量，是边际上的风暴，是实打实的多头头寸，如果加上杠杆，加上YOLO革命精神的鼓舞（反正钱是白送的，行为金融学意义上的“心理账户效应”），足以会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建制派们颤抖。 好戏来了，但没有人是旁观者。
我最近对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有点崇拜”，原因是他的预言往往很快就会成为现实，而且不止一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做到如此的“神机妙算”。 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广为看好的背景下，克鲁格曼就在《外交》上撰文批评亚洲模式，认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1997年，危机爆发了。 如果仅仅就一次“不幸言中”，我们尚可以说他不过是靠运气偶然碰上了。而他最近的两次预言实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2000年的时候，克鲁格曼在“The Energy CrisisRevisited”（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就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The Oil-Hog Cycle”（石油上升周期）中，克鲁格曼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不其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在2006年7月份曾经一度逼近80美元/桶，暴涨的油价引起了世界不小的恐慌。 2006年8月15日，克鲁格曼又作出预言了。还是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Housing Gets Ugly”）中，克鲁格曼认为，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会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克鲁格曼认为，这是针对“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的一剂“处方”。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目前美国房价已经出现全面下调地趋势。 预测并非易事，特别是预测未来。保罗·萨缪尔森说：“在决定论的事实和概率论的法则之中，精确充其量是局部的或大概的。”预测对经济学家来说实在是一个难题，有时候会令经济学家非常尴尬。即便是那些权威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一直纳闷克鲁格曼是怎样做到如此精准的预测的。 在翻阅了他的论文和专栏文章之后，发现他使用的理论工具不过就是“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给定一个向后的供给曲线和一个陡峭的需求曲线，这样，在低价格和高价格就都会有稳定的均衡。 克鲁格曼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其实很简单：亚洲经济的发展依靠大量投入，许多企业是负债经营。这样就引起了国外资本的流入，企业债务的很大部分以外币标价。外资流入这些国家后换成该国货币，并造成该国货币汇率上升。而由于政府需要维持本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就需要增加本币供应，但却造成了信用扩张。当政府试图通过出售债券等方式回笼本币时，本币利率就随之提高。国内外利差的扩大引起了更大规模外资的流入，于是信用继续扩张。此时如果中断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则可以遏制信用扩张。但是，本币的升值无疑会使该国出口减少，并影响商业信心。信用的持续扩张导致了投资和进口增加，工资水平的提高又导致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大量贸易逆差，那些外资贷款不再被转化为货币和信用，而被直接用于进口。贸易赤字的扩大让投资者对该国货币失去信心，外资不再大量流入，本币有贬值趋势。此时要么卖出美元，要么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持本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但外汇储备并不足以支撑卖出美元维持本币汇率，而提高利率则可能引起投资泡沫破灭。此时，本币无法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出现贬值——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克鲁格曼也谈到，这一理论工具高度简化，在解释具体问题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细节”。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依据这一高度简化的理论工具对未来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对油价周期的预测也是如此。克鲁格曼认为，高油价时，同样由于石油需求缺乏弹性，扩大产出甚至可能会减少收入，所以石油输出国不会扩大生产；相反，由于主要石油输出国国内投资的市场容量有限，将石油保存在地下也是一种“投资”，所以高油价时反而会减少产量，从而形成稳定的（长期）高油价均衡。但高油价持续时间过长，就必然引起石油进口国经济的衰退乃至世界经济的萧条，需求就会大幅度减少。面对需求的减少，石油出口国必须通过增加开采，减少投资来使得油价下跌以重新吸引需求。同时，为了维持稳定的石油收入，又必须不断增加生产来弥补因为价格下跌而导致的收入减少。于是，低油价周期就出现了——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为了证明自己预测亚洲金融危机和油价上涨周期到来时使用地工具是一致的，克鲁格曼还特意在一篇文章中划出了相同的曲线图，并说明油价周期到来和金融危机发生都是因为又一次多重均衡的到来而已（见附图1、2。克鲁格曼这篇文章在这里可以查看：http://web.mit.edu/krugman/www/opec.html），而且也起因于“资产负债表和美元债务”。 到目前为止，克鲁格曼还没有对美国楼市周期的预测做出理论上的分析。不过我们可以设想，这一理论工具仍然会是“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这个图的横坐标应该是房产数量，纵坐标则是房产价格。看他这篇“Housing Gets Ugly”的专栏文章就会发现，其分析的思路与他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油价周期的分析思路是一致的：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时候，更多的人们纯粹为了投资而买房，豪赌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在高位抛出。另外一些人则匆忙地买房，因为他们害怕未来价格上涨会超过他们地支付能力。投机需求导致了价格暴涨，即泡沫出现了。而当某个时点（比如利率提高）之后，价格上涨大大超出了购买者意愿支付，价格上涨就会由两位数地增长变为一位数的增长，并逐渐出现负增长，于是泡沫破灭了——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按说“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是经济学中常用的理论分析工具，但经济学家们似乎对他兴趣不大，在解释经济现象的时候总是使用“引起惊惶的话语”而没人使用经典的理论工具。 克鲁格曼很“意气”地为两位经济学家杰奎斯·克莱默和德贾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鸣不平，因为他们证明了竞争性均衡来自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并且这两位经济学家也用“一种明显的恼怒的语气”，来表达了“愤慨”，因为“没人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感兴趣”。克鲁格曼悲观地说，“经济学中关键的难题从不会得到重新解决，他们只会慢慢消失”。 我猜测，经济学家之所以很容易把经典的分析工具遗忘，可能是因为经典的分析工具太复杂，或者是“太过优雅”（克鲁格曼语），亦或者不够“新潮”不值一提，而“危言耸听”的分析更容易获得关注和认同。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样，经济学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如果没有对理论工具的正确运用，我担心经济学家甚至很难解释世界，更不用说改变世界。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发展各种各样的理论工具的时候，岂不知那些经典的分析工具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这些理论工具原来一直躲藏在经济学教科书的一角！。如果经济学家们把基本的分析工具丢弃了，而仅仅热衷于“随波逐流”地就事论事或者使用那些谁都听不明白的“理论创新”来博得人们的“青睐”的话，那么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有时候，回到传统，并不一定是倒退！ （本文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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