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主办，新浪财经、中国企业家、中房网、中物研协联合主办的“行稳致远——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网络报名正式启动。10月19日，大华武汉城市公司胡斌获提名，成为“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候选人。 胡斌，现任大华武汉城市公司总经理。 自2017年首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启动以来，受到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房地产行业评选活动。据了解，2019年，在房产领域，地产经理人评选不仅覆盖一二三线约60城市，还有近100个四五线城市，近300家中国主流房地产企业参与评选。在家居领域，近50城市超500名候选人参与，覆盖200家主流家居企业，包括国内知名装饰公司、家居建材、智能家居、家用电器等一流品牌企业。在物业领域，覆盖范围更广，中国物业经理人评选的候选人来自头部的500多家物业公司，总计70403个物业社区。 整个评选流程坚守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通过公开推选、专家评审团、网上票选以及专业研究机构资料评审等环节，最终评选出六大榜单，分别是房产类：《2020中国十大地产年度CEO》、《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家居类：《2020中国十大家居年度CEO》、《2020中国家居品牌经理人100强》；物业类：《2020中国十大物业年度CEO》、《2020中国物业经理人100强》，并在12月12日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 参与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为中国地产经理人加油！ 点击参与提名：2020（第四届）湖北区域地产经理人评选启幕
10月19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博士张炜先生受聘担任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陕甘宁区域评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博士张炜 张炜，男，博士，副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业绿色发展与机制创新、建设项目投资决策与分析等相关教学及科研工作。主持和参参与住建部软科学、陕西省各类纵向课题及工程咨询项目30余项，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陕西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技术经济学》负责人。 2020年10月10日，由主办，新浪财经、中国企业家、中房网、中物研协联合主办的“行稳致远——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网络报名正式启动。本届评选，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三大行业协会进行指导，研究院、克而瑞研究中心提供研究支持、易居研究院、北京大学不动产研究鉴定中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提供学术支持，界面、证券市场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主流财经行业媒体作为支持媒体一起参与报道。 这是中国房产、家居和物业三大行业涉及亿万中国人居住品质的第四次全行业经理人评选，评选紧扣行业发展主旋律，以“稳健经营、高质发展、用心筑家和社会责任”为主题，旨在挖掘中国房地产行业内最优秀的经理人，推动中国房地产人物库建设和行业健康发展。 11月2日至22日为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区域评选阶段，从11月23日开始进入全国评审阶段，十大地产年度CEO专家评审预计11月底举行。 专题详见：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
由主办，新浪财经、中国企业家、中房网、中物研协联合主办的“行稳致远——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网络报名正式启动。10月20日，振江集团中山公司总经理朱泽波获提名，成为“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候选人。振江集团中山公司总经理朱泽波 自2017年首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启动以来，受到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房地产行业评选活动。据了解，2019年，在房产领域，地产经理人评选不仅覆盖一二三线约60城市，还有近100个四五线城市，近300家中国主流房地产企业参与评选。在家居领域，近50城市超500名候选人参与，覆盖200家主流家居企业，包括国内知名装饰公司、家居建材、智能家居、家用电器等一流品牌企业。在物业领域，覆盖范围更广，中国物业经理人评选的候选人来自头部的500多家物业公司，总计70403个物业社区。 整个评选流程坚守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通过公开推选、专家评审团、网上票选以及专业研究机构资料评审等环节，最终评选出六大榜单，分别是房产类：《2020中国十大地产年度CEO》、《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家居类：《2020中国十大家居年度CEO》、《2020中国家居品牌经理人100强》；物业类：《2020中国十大物业年度CEO》、《2020中国物业经理人100强》，并在12月12日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 参与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为中国地产经理人加油！ 点击参与提名：2020（第四届）地产经理人评选启幕
“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其中，国际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将扮演重要角色。 疫情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许多特征发生了变化，比如，外需强劲恢复、消费增长乏力等。国际收支领域的变化尤为明显，这些变化的方向总体是良性的，包括经常项目顺差大幅改善，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新的变化等。现在很难说这些变化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冲击。总的看，“十四五”期间的国际收支，重新回到此前格局的可能性更大。 一、“十三五”前四年我国的国际收支格局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项目顺差收窄，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误差遗漏项高居不下的特征。稳定外汇储备规模重新成为政策目标后，2017年起，非储备金融资产也实现了顺差。 （一）经常账户顺差收窄 在货物贸易顺差收窄及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双重压力下，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回落，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尤其明显，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曾骤降至255亿美元。 ——货物贸易：货物贸易顺差自2015年高点的5762亿美元已逐步回落至近两年的4000亿美元上下，入世后顺差的扩张趋势不复存在。 ——服务贸易：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趋势不改，自2015年的2183亿美元逐步上升至近三年的2500亿~3000亿美元。分项看，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旅行支出，例如2019年服务贸易逆差2611亿美元，当年旅行支出高达2546亿美元。 ——初次收入及二次收入：“十三五”前四年，初次收入年均逆差约400亿美元，二次收入年均逆差约35亿美元，收支差额不大。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收支的突出特征是FDI（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放缓，证券投资转为顺差。自2017年起，非储备金融资产由逆差转为顺差。 ——FDI增长显著放缓：2010~2013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每年净引入资金约2000亿美元，目前已逐步下滑至“十三五”前四年期间年均340亿美元的规模，显著放缓。 ——证券投资转顺差：2015~2016年证券投资每年净流出资金约600亿美元，而近三年均录得顺差，2018年资金净流入甚至达到1069亿美元，成为重要的顺差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国际收支金额仍不大，“十三五”期间年均逆差约34亿美元。 ——其他投资逆差收窄：2014~2016年间，其他投资逆差约年均3500亿美元，而2017~2019年年均逆差约150亿美元，资金外流得到遏制。从结构上看，逆差收窄主要由于贷款及贸易信贷的净资金流出收窄并转为净资金流入，未来继续改善余地不大。 ——储备资产流失结束：2015年及2016年储备资产分别流失3429亿美元及4437亿美元。自2017年起，储备资产结束迅速流失趋势，但增长乏力。2017年及2018年储备资产分别增加915亿美元和189亿美元，而2019年流失193亿美元。 （三）净误差与遗漏居高不下 2015年“8·11”汇改后，净误差与遗漏项的不明资金流出由此前的约6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每年2000亿美元左右。2017~2019年间，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与非储备金融资产账户每年都实现了顺差，然而净误差与遗漏项居高不下，蚕食了大部分资金流入。该项具体构成，一直没有权威解释。 二、疫情以来国际收支变化 今年一季度，我国处于疫情暴发期，经常项目逆差337亿美元，非储备金融资产逆差139美元，储备资产减少251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项不明资金流入226亿美元。进入二季度，由于抗疫物资出口、中外疫情复工复产时间差等因素，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扩大至1102亿美元，非储备金融资产逆差153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191亿美元，但净误差与遗漏项进一步扩大至757亿美元。 （一）经常账户顺差强劲反弹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降，服务贸易逆差由于境外旅游减少而出现收窄，仍难以对冲货物贸易顺差降幅，整体经常项目出现逆差337亿美元。二季度由于复产较早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窄，经常账户顺差急速扩大至1102亿美元，出现了“十三五”期间季度最大规模顺差。 ——货物贸易：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跌至231亿美元。二季度由于国内外复苏节奏差异，货物贸易顺差扩大至“十三五”期间季度最高的1613亿美元。 ——服务贸易：由于国外疫情原因出国旅行支出压缩，一季度服务贸易逆差收窄至470亿美元，二季度进一步收窄至295亿美元，也是“十三五”期间季度最好水平。 ——初次收入及二次收入：疫情期间波动变化不大。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新的变化 一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111亿美元，其中FDI小幅流入163亿美元，证券投资资金流出532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资金流出46亿美元，其他投资资金流入277亿美元，以上非储备金融资产总体小幅逆差139亿美元，储备资产消耗251亿美元。 二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45亿美元，其中FDI仅小幅流入47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资金流出45亿美元，其他投资项又出现大幅资金净流出580亿美元，在证券投资资金大幅流入424亿美元予以补充的情况下，非储备金融资产仍小幅逆差153亿美元，储备资产仅小幅增加191亿美元。 ——直接投资：一季度我国FDI小幅流入163亿美元，二季度小幅流入47亿美元，增长乏力。 ——证券投资：一季度我国证券投资逆差532亿美元，其中，疫中全球资产价格暴跌情况下，资产方向向外净投资515亿美元；二季度证券投资顺差424亿美元，其中负债方向净引入外资660亿美元，为“十三五”期间季度最高水平，有力缩窄了二季度非储备金融资产总体逆差规模。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差额变化不大，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小幅逆差46亿美元和45亿美元。 ——其他投资：一季度其他投资顺差277亿美元。二季度转为大幅流出资金580亿美元，其中，贫穷国家及疫情影响严重国家偿贷能力下降影响下，二季度资产方向向外投资净流出619亿美元；避险情绪冲击下，负债方向引入资金仅39亿美元。 ——储备资产：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跌情况下，为平衡国际收支储备资产消耗251亿美元，二季度储备资产反弹，小幅增加191亿美元。 （三）净误差与遗漏居高不下 3月末汇率突破7.1，美元荒环境中人民币短暂低估，一季度净误差与遗漏不明资金流入226亿美元。二季度汇率升破6.8，多空预期变化，净误差与遗漏不明流出反弹至757亿美元。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向好的情况下，蚕食大部分顺差，使得二季度储备资产实际增长仅191亿美元。 三、“十四五”国际收支回到此前格局可能性较大 一是经常账户顺差扩张难以持续。不管是明年底还是后年，全球疫情得到彻底控制之后，我国出国旅行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服务贸易逆差可能重新大规模出现。方向上看，从单一国家获得大量货物贸易顺差也不具有持续性。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的经常项目收支格局，很可能与“十三五”前四年类似。 二是净误差与遗漏难以迅速缩减。巨大的误差遗漏项至今没有得到合理解释。人民币汇率出现长期升值预期，进而减少资本统计口径外流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的净误差与遗漏不会有效缩减。 三是FDI净流入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目前无法预计疫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出现显著增长，也难以推论中国在其中的份额有新的提升。当然，就中国的FDI流出而言，未来较大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收缩。净流入的格局依然将延续。 四是证券投资有望大幅增长。着眼于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汇率、中外利差、国内金融对外开放四大因素，国际证券投资有望持续大规模流入。这是国际收支大项中最为关注的净流入方面。 综合以上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其中，国际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将扮演重要角色。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FDI长期持续大规模流入，其负面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包括依存度上升，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缓慢，资源环境领域成本高昂等。国际证券投资大量涌入的负面影响则主要在虚拟经济方面，成为国际证券投资流入大国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未来在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稳定、市场监管、金融创新兼容等方面，会不断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将更多外资流入引导进入债权，尤其是信用债领域，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贸易、产业实体经济领域，一段时期内、某种程度上，中美向脱钩方向发展在所难免。而虚拟经济领域某种程度的挂钩，具有对冲、延缓实体经济脱钩趋势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担一定风险，是值得的。
6月份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当前已经达到了去年贸易关系复杂之前的水平。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会一直维持强势吗？我们认为国内外疫情的错位是核心因素，例如我国出口的“供给”优势或在30%以上，经济也好于其他国家。但如果未来海内外疫情控制状况逐渐收敛，这种短期的优势或许逐渐减弱，汇率也难以维持强势，会趋于贬值。此外，尽管经济偏强、汇率升值，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幅度并不大，这一点值得关注。 摘要 1、人民币大幅走强。如果从年初开始算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4%，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已经提高了3.1%。从币种来看，人民币对其它新兴货币升值幅度更大，对发达货币升值幅度要相对小一些，但是对美元、加元、英镑的升值幅度都在4%以上。 2、主因在于疫情错位。在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在全球率先开启了经济上的复产复工，而海外疫情迟迟未能得到有效防控。所以二三季度，我国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领先的。汇率本来衡量的就是经济之间的相对表现，因为疫情错位，我国经济、贸易的表现都好于其它经济体，为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提供了重要的基本面支撑。 3、海外疫情是反转的关键。往前看，影响汇率走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疫情。我们认为，如果疫苗、药物逐步投入使用，海内外之间的疫情控制差距逐渐缩小，人民币汇率也会逐渐转向贬值趋势。例如根据我们的测算，由于疫情错位、海外供应链未恢复，使得我国出口的“供给”优势或在30%以上。而后续即使海外疫情控制住、需求逐渐恢复，但我国出口增速反而会逐渐趋于下降。如果国内外经济状况差距逐渐缩小，人民币汇率也会逐渐趋于贬值。 4、资本仍在流出值得关注。尽管今年汇率有明显升值，但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明显。根据我们的测算，今年我国仍然处于资本净流出的状态。这个趋势其实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2017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恢复有所改善，但当前仍是延续之前的流出趋势。经济的向好、汇率的升值，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大量净流入，这背后或许有长期的考虑，也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或许难以一直维持当前的强势状态。 1 人民币大幅走强 从6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当前已经升值到了6.7以内，达到了去年3月份的水平。如果从年初开始算的话，人民币已经升值了4%。而且不仅仅是对美元，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也是升值的，年初以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已经提高了3.1%。 从币种来看，人民币对其它新兴货币升值幅度更大，例如对俄罗斯卢布升值31%，对墨西哥比索升值16%，对泰铢升值8%，对印度卢比升值7%；对发达货币升值幅度要相对小一些，例如对欧元相对贬值了0.8%，对日元升值0.3%，但是对美元、加元、英镑的升值幅度都在4%以上。 2 主因在于疫情错位 我国疫情防控相对较好，是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走强的重要因素。我国新冠疫情爆发于1月份，但在2月中旬以后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就开始大幅下降。在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在全球率先开启了经济上的复产复工。 而海外疫情虽然爆发的晚，大规模爆发开始于3月份，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当前已经达到了每天40万以上。疫情迟迟没有防控住，也影响海外经济上的复产复工。 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海外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疫情的二次爆发。例如，美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早二次爆发的，从6月中旬开始，每天新增新冠病例数就开始由降转升。而且二次爆发比一次爆发更凶猛，最高时每天新增病例将近8万，是一次爆发时高点的两倍还多。虽然美国疫情在8月份有所改善，但9月以来再度抬升。 7月下旬以来，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疫情也开始二次爆发。比如最严重的是法国和西班牙，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也远远高于一次爆发时的水平。9月以来，英国每日确诊也直线飙升，当前维持在15000以上。 所以从今年以来经济上的表现来看，我国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时候是一季度，当时GDP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低。而开启复产复工后，我国经济恢复非常快，成为了二季度唯一一个GDP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三季度以来疫情防控情况和经济高频指标来看，我国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或许仍是主要经济体中领先的。 外贸上的表现也是类似的。疫情不仅仅影响需求，其实对供给端影响也很大，所以在海外疫情迟迟未能防控住、全球贸易总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我国出口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海外供应链受到疫情影响，短期内难以恢复，所以我们在之前专题中就发现，中国在美国、欧洲等进口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另外我们统计了73个经济体的出口情况，发现我国在其中的出口份额从二季度就开始大幅上升，最高达到18%以上的历史最高点。 汇率本来衡量的就是经济之间的相对表现，因为疫情错位，我国经济、贸易的表现都好于其它经济体，为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提供了重要的基本面支撑。 3 海外疫情是反转的关键 往前看，影响汇率走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疫情。我们认为，如果疫苗、药物逐步投入使用，海内外之间的疫情控制差距逐渐缩小，人民币汇率也会逐渐转向贬值趋势。 例如根据我们的测算，由于疫情错位、海外供应链未恢复，使得我国出口的“供给”优势或在30%以上。因为贸易格局是根据长期比较优势、进行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短期内很难发生突变，所以各国贸易占比一般是比较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的走势高度相关，我们用历史数据拿美国、日本、韩国的出口增速模拟中国的出口增速，解释力在80%以上。 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情形，如果我们的疫情防控情况和海外一样，没有供应端的优势，那我们的出口应该也像其它主要经济体一样，跌幅在20%以上。而现实来看，我们的出口还能有接近10%的正增长，这30%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供应链比其它经济体恢复得快带来的。 而如果未来海外疫情控制住，由供应端带来的短期出口优势会逐渐减小，尽管海外需求会逐渐恢复，但我国出口增速反而会逐渐趋于下降。根据WTO的最新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量将萎缩9.2%，我们不妨相对乐观的去假设：如果海外疫情控制住以后，明年全球贸易需求先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我国的贸易份额也回到相对正常的水平。 即使按照这种乐观估计的话，我国明年出口增速再提升的空间也相对有限。预计明年2月份由于低基数冲顶后，会出现明显的回落，明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不排除出现明显负增长的可能。所以明年的出口改善可能更多是结构性的，今年相对高增的领域明年可能会走弱，今年相对较弱的领域明年可能会有改善，但总量上的改善幅度不会很大。 当然这一切假设的前提是海外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如果依然是当前这种情况延续的话，我国的出口仍然会有明显的增长。 对应到经济其它领域也有些类似，我国经济率先复产复工，远远好于其它经济体。但后续经济恢复的速度也逐渐放缓，再加上政策上有所收紧，我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先上后下的局面。而如果海外疫情控住后，经济会逐渐恢复，海内外经济状况的差距会趋于收敛。相对基本面的变化是影响汇率走势的关键，人民币汇率也会逐渐趋于贬值。 4 资本仍在流出值得关注 尽管今年汇率有明显升值，但我国国际收支的改善并不是很明显，仍然处于净流出的状态。 从国际收支的主要项目来看，今年受益于出口高增长，我国货物贸易带来资金净流入量达到184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还有增加，尤其是二季度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服务贸易虽然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但今年由于疫情影响，运输、旅游相关的逆差明显收窄，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27亿。所以无论是货物贸易顺差的扩大，还是服务逆差的收窄，都是有利于国际资金净流入我国的。 但是我们发现，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虽然有所增加，但和经常账户的顺差体量相比，并不是特别明显。如果我们用储备资产净变化减去经常账户净流入，来测算资本净流入我国的情况的话，我们发现，今年仍然处于净流出的状态。这个趋势其实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2017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恢复有所改善，但当前仍是延续之前的流出趋势。 经济的向好、汇率的升值，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大量净流入，这背后或许更多是有长期的考虑，也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或许难以一直维持当前的强势状态。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这个系列我要讲的内容，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但力求由浅入深，从面到点，内容是虎哥这几年对军工产业深度学习研究，无数次的不耻下问，加上我们在投资实践中整理出的内部培训教材。虎哥为什么要辛苦的做这个系列的视频？因为经常有人问，你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我可以非常郑重的告诉大家，军工产业就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之一！ 一：什么是军民融合？ 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和解放军代表团在一起交流，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从此，军民融合就成为一个热词，现在工信部有军民融合推进司，国防科工局有军民融合办，军委战略规划部里有军民融合局，科技委里面有军民融合与成果转化办公室。 那什么是军民融合？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镇守边疆兵农合一的将士，和平时期搞瓜田李下男耕女织，战争时候，提枪上马冲锋杀敌，保家卫国，这就是军民融合。说到这儿，你是否想起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就是扮演这种角色——新疆建设兵团！军民融合从字面理解，非常的简单：代表国防力量的军队体系和代表地方群众的融合，军队和地方由于各自承担不同的目标任务，不同的管理体系，尽管在某些地方也有交际，但都是浅层次的交际，由此导致的最现实也是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资源的重叠和浪费！比如机场有军用和民用，军用机场民营飞机不得靠近的，民用机场也不会给军机提供起降、加油等服务。在军民未融合的背景下，这类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这种重复建设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当然我只是举一个让你好理解的例子，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军民融合，那可就没有高度了！引用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郭瑞鹏研究员的观点：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军”指的是国防建设，而“民”指的是经济建设；从中观层面来说，“军”指的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某些重要领域，比如说武器装备的研发，军队的人才教育，军队的后勤保障，这个“民”指的是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紧密相关的那些民用领域，比如说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就是国家的科技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和军队人才培养紧密相关的就是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从微观的层面来说，对企业而言，“军”指的就是军品或者军用市场还有军用资源，“民”指的就是民品、民用资源还有民用市场。 二、军民融合对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我说军民融合和你我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你肯定不相信！不过没有关系，虎哥专治各种不服。1991年苏联解体，解体的原因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政治的原因我不想多讲，经济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和美国佬搞军事竞赛，被美国佬拖垮了经济。那美国为什么没垮，相反还得到快速的发展？其中之奥妙就在于美国很早就实行了军民融合，大家记得我有一期节目讲IBM，美国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之后，IBM从一家做磅秤的转型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很长很长时间里，IBM一直都是美国军方和航空航天系统的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IBM就是个民营企业，怎么进入军方体系的？有没有受到甲方也就是军方的歧视呢？没有，美国设计出符合人类发展进步的制度和机制，只要你有好的技术，我就和你合作，由此让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之间实现了无缝对接，无缝的转移。先进的民用技术很容易就被军事国防市场采用，先进的军用技术也很容易转化到民用市场。咱们现在坐的飞机，主要就是法国的空客和美国的波音，波音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飞机制造商，也是世界排名前十的军工企业。和平年代，他们的产品就以民用飞机为主，一旦发生战争，飞出来的就是一架架的战斗机，这就是军民融合。反观我们的苏联老大哥，一直走的是僵硬的军民对立的路线，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军用技术很难走向民用市场，民用市场的先进技术，也被以保密、国防安全等等看似十分合理的理由，实际上是被这些既得利益或者是思维僵化的人阻挡在军用序列之外。这样的机制和美国人搞军事竞赛，就像炒股，美国人的成本是1块，苏联人的成本是2块，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的成本在不断的降低，而苏联人的成本还在不断提升，你说怎么竞争？其实像波音这样的企业中国也有，比如虎哥老家的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和平年代，它就是生产汽车；一旦发生战争，开出来的就是装甲车坦克。比如高德红外即可以生产普通的红外热像仪，也可以配套空军的机载、导弹还有海军的舰载侦查设备，还有湖南的三一重工，可生产工程机械，也可以研制军用装备，但中国这样的军民融合的企业还是太少了。 三、军民融合要融合什么？ 第一是融合思想。思想上的融合是最重要的，军队和地方都要有大局意识，关注国家的未来，不能因为各自利益而在融合的过程中打折扣，任何有这类想法的人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罪人！ 第二是理念上的融合。融合的过程肯定有困难，有障碍，有分歧，有风险，但必须要以民族大义国家的未来为宗旨，只有目标一致才能建立彼此的信任。在这一点，我们要学习一个国家，虽然在国土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但却是全世界公认的强国，强在什么地方？就是军民融合的理念，军民之间的融合，军用市场作为技术创新的驱动，一旦技术成熟便立刻分享给民用市场，带来经济的红利，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第三是技术上的融合。前面说了军用尖端技术转为民用，其实民间也有很多技术可以吸纳转为军用。一方面，军队与市场接触的比较少，很多军工企业固守自封，并未主动了解和吸纳民用已经充分发展的高科技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军队近90年的发展，在技术装备领域有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要适应现代化的战争，必须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这类技术在民营企业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那么将这类技术吸纳转化成军用，就能有效的提升军队的防御和作战能力，从而提升国家整体的国防军事实力。 第四是市场的融合。我们的国防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只有15%左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60%左右的水平，目前我们十二大军工集团外部的配套率只有13%。说明什么？行业封闭，竞争不充分，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除了国防军事技术，还有教育、社会服务尤其是军方的后勤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供暖供电等等商业服务；还有国防的动员、应急和公共安全，包括海洋的开发、海洋的空间信息，这些领域都可以建立共享和协作的市场机制。 第五是人才的融合。因为技术、市场最终都是靠人来驱动的。目前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万家，专利技术创新占到了每年总成果的70%比例，但是获得“武器装备研发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到目前为止也就是1000家左右，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1%。这意味着什么？市场的封闭，导致着我们99%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并没有参与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队伍中来，那么存在着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的情况。 四、军民融合怎么融合？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美国上一任的国防部部长叫阿什顿·卡特，2014年被奥巴马提名为国防部长，他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卡特在硅谷起家，所以他对硅谷高新技术的发展非常了解，他上任之后就到硅谷进行一个专题演讲，主题是《重新链接五角大楼》。他认为国防部对硅谷的高新技术已经不是特别了解，现在需要重新链接，如何链接五角大楼呢？他提出了两点举措：第一个举措，国防部每年派出一个团队到硅谷各个企业去任职，任职时间两年，一年时间用来充分了解硅谷的这些商业技术，一年时间把这些先进的技术拿到军队内部来搞实验。美国为了加速它的“民转军”，真是冲到了市场的最前线；第二个举措，国防部出资，给那些有创新想法的中小企业，以资金的支持。 为什么美国推行军民融合力度如此之大？一句话，能花小钱办大事！举个例子：掌握卫星研发制造技术的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航天五院、八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小卫星工程中心。那么研发设计一颗北斗卫星，五院要花费10亿元人民币，因为国有企业嘛！中科院上海小卫星工程中心2亿元人民币就能做出来，这就是竞争！等我们详尽的咨询业内专家后，了解到美国的私营企业1到1.5亿元人民币就能做出来，而且还能有30%的净利润，这就是充分的竞争！ 我们现在提军民融合，主要的思路和理念还在很低的层次，什么“军转民”，就是把军用的技术转民用；“民参军”，就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民用技术进入军工行业。再看看美国，它的国防部和商务部统计的关键技术需求清单重叠率达到了85%，意味着85%的技术既可以为军所用，也可以为民所用，军民通用。美国早已认识到冷战时期那种“先军后民”、或者是“军转民”、“民参军”这样的发展战略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了。所以怎么融合？学习借鉴美国、以色列、日本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并且同时加快立法，要从政策法规、制度机制、行业标准上来为军民融合战略作保障，明确军队、地方、企业，各方在军民融合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同时在技术研发上，注重军民技术的通用性，避免资源浪费，国防和军队建设要逐步的对民营企业开放，军队要通过吸纳民用技术完善自身技术体系，军民相互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另外，军民融合的理念也不仅仅是狭义的国防科技，前面已经介绍过，还包括军队的教育，人才的培养，军队的后勤保障，国防的动员，这是要建立一个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深度融合的格局。
“晴鹤排云上，秋日胜春朝。”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4.9%，带动前三季度总体增速由负转正。这表明，在海外疫情持续涨潮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修复仍在稳步推进，内生韧性进一步凸显。展望四季度，三大趋势有望主导后续的修复进程。一是得益于就业的改善和消费场景的重启，消费反弹力度料将边际增强。二是随着金融支持由短期向中长期延展，实体经济企业的活跃度预计将进一步提升。三是政策力度料将保持总体平稳，政策的边际转向预计在明年上半年才会到来。基于此，年内中国经济循环有望从“修复”走向“康复”，在四季度末基本回归疫情前的运转常态，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视野下的相对优势料将随之进一步巩固。 三季度中国经济修复稳步推进。在总量层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实际同比增速为4.9%，较二季度抬升1.7个百分点，带动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升至0.7%。这与IMF的10月最新预测相互验证，表明中国将大概率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转正的背后，是投资、消费引擎的“双转正”。在投资端，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同比增长0.8%，累计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在消费端，三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0.9%，季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由此，三季度投资、消费两大内需引擎保持向好趋势，并且此前一度滞后的消费修复正在追赶进度。 在结构层面，基于二季度的强劲反弹，第二产业在三季度进一步回归常态，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三季度同比增长5.8%。有别于二季度的温和回暖，由于三季度防疫限制加速解封，第三产业的反弹显著增强，三季度增加值同比增速升至4.3%。得益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同步复苏，居民生活就业压力亦得到进一步纾解。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为0.6%，年内首次转正，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下行趋势。 总体而言，上述数据表明，虽然海外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向长期化、结构化发展，但是中国经济的修复进程不仅在总量上稳中有进，在结构上亦逐步改善。展望四季度，随着海外秋冬季新一轮疫情席卷而至，中国经济的韧性优势有望进一步凸显，料将继续向疫情时代的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演进。 四季度中国经济有望基本“康复”。在三季度稳步复苏的基础上，四季度中国经济有望从三个层面获得边际新动能，进而基本回归疫情前的运转常态，并在增速上略高于长期中枢水平。由此至四季度末，国民经济循环料将完成从“修复”到“康复”的阶段转变。 其一，消费反弹边际加强。与我们7月报告的预测相一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月度同比增速已在三季度转正。展望四季度，一方面，在经历“十一黄金周”的防疫大考之后，未来更多的消费场景以及线下服务消费需求有望被加速激活，并迎来对此前防疫限制时期的消费补偿。另一方面，得益于城镇新增就业月度增量以及央行调查居民当期收入指数的持续回升，居民消费能力有望稳步修复。两者交叠之下，四季度消费动能有望进一步提振。 其二，企业经营进一步活跃。从金融数据来看，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在总量超预期的同时，流向企业的短期新增贷款走弱而长期新增贷款走强，预示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投资等活动有望进一步回暖。从物价数据来看，虽然9月CPI同比增速重回“1时代”，但是核心CPI的环比增幅延续抬升趋势，这表明在剔除猪价、油价回落的影响后，当前中国经济的终端需求继续边际走强，预计将进一步拉动企业经营的活跃度。 其三，政策力度保持平稳。在经济基本面向好的趋势下，或将出现的政策调整已成为当前市场的主要忧虑之一。我们认为，虽然四季度经济政策力度预计不必加码，但是也料难见急遽收缩。无论是基于全年近20万亿的预期信贷投放规模，还是基于剩余的政府债融资额度，四季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料将保有相对充裕的空间，总体上仍将对经济复苏发挥支持性作用，不会成为拖累项。 人民币资产料将巩固相对优势。在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环境下，四季度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增速优势料将进一步凸显，并从多个角度支撑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视野下的相对表现。从汇率层面看，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后，美国料将长期保持低利率状态，而基于向好的经济基本面，中国货币政策有望在明年一季度恢复常态，中美利差料将维持高位。另一方面，根据IMF预测，明年欧洲经济的修复速度料将“逆袭”美国，进而影响欧元、美元的相对强弱。上述因素预计将在今年四季度逐步被市场定价，由此四季度美元指数易降难升，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长期稳健。从资金层面看，在全球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料将长期保有成长性优势和确定性优势，叠加金融开放的改革红利，国际资本料将延续长期流入趋势，并带来相对充沛的增量资金。从资产层面看，随着四季度中国经济的基本“康复”，企业经营状况有望进一步好转；“十四五”规划的推出料将改善市场信心。企业盈利和投资者情绪有望合力夯实人民币资产的价值基础。当然，着眼于日趋复杂的全球大环境，美国大选等不确定性事件引发的全球流动性扰动，以及部分短线资金的获利了结，或将造成人民币资产的短期波动。但是，在中长期向好趋势的驱动下，“退一步进两步”的波动也将创造有利的布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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