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一职。9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自民党内投票中获胜，至少将担任首相至2021年。菅义伟已经表示将沿袭安倍经济学，但2021年日本将举行大选，首相职位或生变数。 “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安倍执政七年的成与败 2012年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安倍推出以“三支箭”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是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货币宽松，旨在推升通胀、贬值日元、提高贸易竞争力，鼓励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以企业减税激发投资积极性，以上调消费税填补财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信贷短缺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等。 从1990年代初泡沫覆灭到安倍“二进宫”，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企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龄化损害长期增长潜力。在此背景下，市场不乏批判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无用”，是日本走向绝望和灾难的体现。但笔者当时在《“安倍经济学”的五个解读误区》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 现在看来，安倍经济学的确发挥了效用。除2014年消费税上调引发短暂衰退外，日本经济维持稳定小幅增长；2008-201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资金成本明显降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来翻倍；企业利润显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灵活就业使得女性就业人口在2012-2019年间共增加12.6%，远高于男性的3.1%。 安倍经济学之外，安倍在国际经贸领域建树颇丰。在任期内，安倍的对外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不仅在美国退出泛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伙伴协定（TPP）后牵头其余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还与欧盟、美国分别谈判自贸协定，试图修复之前被破坏的对华、对韩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但安倍的努力还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费者支出依然较为低迷，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贸易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存在设计缺陷和力度不够的问题。安倍任期内为填补公共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上调消费税，但每次均对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陷入负增长。安倍意图通过企业减税间接实现雇员涨薪，但事与愿违，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上调消费税的冲击尤为严重。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固有问题也导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预期。例如日企偏好“离岸生产”，制造业在日本本土生产的占比较低，这使得日元贬值对日本国内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单凭解放国内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尽管能够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对需求帮助不大。 安倍之后，谁来接棒？ 接替安倍的人选将通过9月14日自民党内部投票选出，就当选可能性而言，菅义伟在宣布参选后获得自民党五大派系支持，已经成为最大热门。菅义伟与安倍共事多年，在内阁中相当于副首相，被视为最为稳妥的人选，至少能够胜任安倍辞职后的过渡首相一职。 菅义伟能否像安倍一样长期稳坐首相职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安倍辞职前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任内最低水平。在安倍两次担任首相的间隔期（2007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更换过五届首相，疫情反复、经济疲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短命首相”再次出现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此次未能占得上风的竞争者仍有机会在2021年之后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最大对手石破茂在民调中以34%的支持率领先，深受地方民众欢迎，但因在自民党党内缺乏足够支持，不可能在此次没有民众参与的党内投票中胜出。前外相、“岸田派”领袖岸田文雄深耕党内多年，拥有自己的党派阵营，能够有效应对官僚制度、避免争议，多年被安倍视为接替自己的人选，只是近年来在政治方面并未做足功夫，地位有所动摇。一旦日后菅义伟地位动摇，两人必然将会加入对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职位的争夺。 从经济政策上看，安倍经济学大概率将延续较长时间。菅义伟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已经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继续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并考虑在年底前制定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经济学下实施的财政、货币刺激难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张与安倍差异较大，他反对超级货币宽松和上调消费税，力主拿出实际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对移民放宽永居条件，但其本人也赞同短时间内维持安倍的经济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各候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修宪。修宪问题指是否修订日本二战后实行的和平宪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前往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及反恐行动，是安倍任期内力主推行的政治议程，但日本国内对此争议较大，中国、韩国则坚决反对修宪。在此议题上，拟全盘继承安倍路线的菅义伟表示将向修宪等课题“发起挑战”，岸田文雄态度谨慎，石破茂则坚决反对。如果日本推进修宪，那么东亚局势很可能生变，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或再度拖延。 当然，修宪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华强硬；事实上，安倍在任期内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边主义，它就没有寻求对抗中国的动机。预计无论谁继任首相，日本下一届政府大体上都将维持对华温和立场。除修宪外，中日关系的主要变数一是中美紧张升级，导致日本无法继续维持中间立场；二是日本在经贸上有意绕开中国，转而与东盟、印度、澳新等经济体发展经贸联系。 重视后安倍时代的结构性改革 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更进一步说，日本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启示意义。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国陷入大萧条以来甚至有史以来的最深衰退。安倍政府当初在高政府杠杆、低经济增速的压力下大胆启用刺激，市场最初预期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并未出现，这给予了各国政府使用货币宽松与财政、抗击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勇气。而疫后全球进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长期增长趋势下行，低增速、低通胀、老龄化不仅困扰日本，也在侵袭欧盟乃至美国，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借鉴和总结。 当下日本货币和财政均面临制约。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宽松，目前每年最高可购买12万亿日元ETF、20万亿日元商票、20万亿企业债以及无限量的国债。笔者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日本央行购买政府债54.37万亿日元，商票2.68万亿（13.4%）、企业债1.79万亿（9.0%）、ETF5.74万亿（47.8%）；共持有政府债535.7万亿、商票4.9万亿、企业债5.7万亿，ETF资产34.0万亿，相当于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约一半日本政府债和80%以上的ETF资产，考虑到继续量化宽松的边际效果减弱以及流动性陷阱已经出现，实际操作中购买资产的幅度可能比较有限。事实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节省弹药”，购债规模仅相当于其指引（每年80万亿日元）的四分之一。 财政方面，疫中和疫后私人部门需求恢复较慢，接下来较长时间政府财政支出仍将是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税已对家庭储蓄产生巨大挤压，日本政府或需考虑让手握大量现金的大企业承担更多税负，例如调整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对企业海外现金征税。 因此，后安倍时代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将不同于以往，重中之重将是已被呼吁多年的结构性改革。笔者在《“安倍经济学”的五个解读误区》中就提出，日本能否切实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劳工市场进行深刻改革，发挥“第三支箭”的效用，最为重要。目前看来，结构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内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考虑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进移民，以公民权吸引外国人进入日本，扩大劳动力资源和税基；“终身雇佣制”的遗毒需要破除，从终身雇佣和灵活就业的二元制向同工同酬转变；企业和政府需要增加IT和数字化投资，以提高运营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需“二次改革”，将更多红利向居民而非大企业倾斜。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一个铁腕、有魄力的首相推进，难度不低。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称，从今年5月份末以来，人民币开启升值趋势，离岸人民币来看，从5月底以来，升值了4100多点，在岸人民币则升值了3800多点。今天17:40分，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报6.7712。人民币汇率走强固然有美元指数走弱的因素，但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基本面的强劲，我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战疫情，使得疫情在我国得到初步控制，高效的疫情防控表现使得率先开启复工复产，使得我国基本面在疫情后持续修复，第二季度3.2%的增长是支撑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全球央行大放水的背景下，我国央行在疫情期间货币政策保持定力，9月14号计算，中美利差为247个基点，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明显增强，这也推动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强。经济企稳回升及汇率走强都加大了外资进场的吸引力，对股市走强也有正面作用。属于重大利好因素。
昨天，人民币跳升300点，离岸价冲过了6.8，最高达到了6.76，升值的趋势延续，我们赶紧看了一下美元，美元指数还是在93点上方，也就是说，这次人民币的升值和美元无关，属于是单边升值。至此离岸价已经从5月底的低点7.19，升值到了现在的6.76。幅度已经超过了5%。这个幅度看起来不小，但其实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美元从100跌到现在93，跌了7%，所以这么算下来，其实人民币仍然没有升值到位。 另外，人民币升值，也跟经济有关，今年整体经济来看，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来说优势很大，我们半年GDP已经回正，而下半年基本将恢复常态，成为全球经济确定性最高的国家和地区，贸易顺差也在继续，再加上我们的利率水平，现在十年期国债利率我们已经回到了3%以上，而美国基本只有0.7%，所以利差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现在国际资本，只要从美国和日本借出资金，放到中国的国债里，就已经产生了套利空间，所以大量的资金就会疯抢人民币，买的人多了，人民币也就升值了。 当然，之前我们也说了，人民币的基本面绝对支持他继续升值，未来升回到6.5是很有可能的，除非我们不让他升值，什么情况下我们不愿意升值呢？就是双方不愉快升级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把汇率作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你敢把关税提上来，我就把币值贬下去，对冲掉这个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吸引更多的外资入局，对于股债都有利好的影响，对于做进口生意的也是好消息，但做出口生意的，或者是赚美元的，就比较麻烦了，我们的建议还是，如果你的钱在外面没用，可以换汇回来，如果你未来还要用美元，也就不用动了，这么来回换汇的成本太大，很不划算。至于还要不要锁定美元币值，现在也比较尴尬，100点的美元，可以锁定，我们敢肯定美元在高位，现在93点的美元，已经到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通过买半仓黄金，锁定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况且现在黄金也开始了高位横盘，方向也并不明确，价格也并不便宜了。现在再去锁定，并不划算。 昨天晚上新闻1+1连线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在回答大家最关心的疫苗问题的时候，官方回答大概11月到12月，普通人就可以接种新冠疫苗了。而就在前一天，阿联酋宣布，批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灭活疫苗投入使用，给在那里的一线的医务人员先行接种。 这确实又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前两天我们在说到疫苗问题的时候，根据采访的信息得知，12月份疫苗上市，那么普通人用上怎么也得明年初期了，但没想到人家又把时间提前了，11月到12月，普通人就可以接种，这意味着比我们预想的时间，可能又提前了1-2个月。而且老齐根据一些朋友的反馈得知，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人都已经接种过这种疫苗了，只是目前没有大规模的宣传。但其实接种工作已经开始。一些高危人群，正在接种当中。 之前我们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对于疫情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了，但是要想像以往那么肆无忌惮的生活，似乎还是不太敢。一说聚会，娱乐，开会总是会心有余悸，而如果要想彻底破掉心中贼，疫苗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让整个经济，特别是服务业彻底恢复如初，创造需求，那么就必须有疫苗的加持才行。所以疫苗对于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 包括全世界也是如此，现在我们能恢复生产生活了，但全世界其他地方依然高危，不跟世界发生往来，经济效率也必然大打折扣，光靠内循环肯定是只撑不住的，还得要内外双循环。所以全世界其实也在苦苦的等待这一针疫苗，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住了疫情，各国经济才能彻底恢复正常。否则永远都是临时状态。所以这已经不光是医药股的估值问题，而是全世界经济的估值问题。 不过这里也再次提醒一点，我们的对于疫苗有多期盼，就对市场上的生物制药类的个股预期有多么强烈，所以想的太美，始终是个大问题，即便真有几十亿上百亿的业绩利好支撑，恐怕也撑不起大家的预期，所以对于这种万众瞩目的事，很容易在资本市场上遭遇见光死，大家即便现在不抛，也只是要做个动态止盈保护了。永远记住，股市不是经济的晴雨表，是投资者预期的晴雨表，预期如果太高，实际结果就很难跑赢了，如果预期没有达到，投资者就会很失望，而失望之下，股价就会发生暴跌，形成戴维斯双杀，也就是业绩不及预期，估值也大幅下降，这点不得不防。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张春捷 9月16日15时，“天猫好房成立暨阿里易居联合战略发布”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举行，百位房地产董事长CEO总裁参会。>>>点击查看更多详情 谈到房地产数字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弘阳集团总裁蒋达强表示，房地产数字化势在必行，今年疫情加速了这个进程。未来房地产从增量市场走向存量市场以后，研究客户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数字化是客户需求研究的第一手段。未来，房地产行业数字化发展是从工具逐步变成大数据算法，并嵌入到房地产开发链条中。 他补充道，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相对缺乏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思维，易居作为房地产服务行业的领头羊，牵头房地产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期待此次合作可以碰撞出火花。
京东数科发起科创板上市冲击，加上今年6月份赴港二次上市的京东、赴美上市的达达，京东系在资本市场集结完毕。 在京东体系内，拟单独拆分上市的板块还包括京东快递、京东健康以及京东工业品。假以时日，这个舰队的规模将会更加庞大。 不过，不管京东系如何出彩，早年代表京东屡上头条的灵魂人物刘强东，正在逐步隐身幕后——连6月18日京东集团港股上市的敲钟仪式，他都没有参加。 核心业务为消费贷 9月11日，京东数字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京东数科”）披露IPO招股书，拟登陆科创板募资203.67亿元。 京东数科在招股书中披露，公司主营业务为数字化解决方案，客户包括600家各类金融机构，超100万家小微商户、超20万家中小企业、超700家大型商业中心等，覆盖全国超过300座城市以及6亿多人次。 公司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为蚂蚁集团。前不久，蚂蚁集团也披露了科创板IPO招股书，即将于9月18日上会审核。 蚂蚁集团2019年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06.18亿元、169.57亿元。京东数科与之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且尚未实现盈亏平衡。 2017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京东数科营业收入分别为90.70亿元、136.16亿元、182.03亿元及103.27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8.20亿元、1.30亿元、7.90亿元及-6.70亿元。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47.89亿元。 公司以数字科技命名，实际上核心业务还是放贷。 京东金条和京东白条为京东数科旗下两大核心产品，2019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6.60亿元、32.10亿元，合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38%左右。 京东金条是一款数字化、无抵押的短期消费信贷产品，类似于现金贷；京东白条是一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京东数科并非持牌消费金融机构。 背靠京东集团 京东数科2013年成立，首个产品为面向中小微商家的保理产品“京保贝”，次年推出“京东白条”，一举奠定行业地位，不过那时候公司还叫“京东金融”。 2017年，公司完成A轮融资，从京东集团独立出来；2018年更名为京东数科，布局更多赛道，当年完成估值1330亿元的B轮融资。 目前，京东集团通过宿迁聚合持有公司36.80%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强东，也是京东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与京东集团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公司存在大量关联交易——公司的核心产品京东金条、京东白条等，都是依托京东集团来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向京东集团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金额分别为26.75亿元、39.60亿元、53.12亿元及30.86亿元，分别占同期营业收入的29.50%、29.08%、29.18%及29.89%。 同期，公司向京东集团采购商品和服务的金额分别为9.93亿元、9.09亿元、7.12亿元及3.57亿元，分别占同期营业成本及期间费用的8.13%、8.91%、4.68%及3.73%。 拿下行业最大罚单 从2013年的“京保贝”，2014年的“京东白条”，到2018年的“城市智慧操作系统”和“京东钼媒”，2019年的“T1金融云”，公司业务范围不断拓宽。 不过，在公司野蛮生长的过程中，各种不合规运作也不断滋长。 报告期内，公司及境内控股子公司多次受到行政处罚，合计被罚3152.23万元。其中，全资子公司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一次就被罚2943.27万元。 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将境内外汇转移至境外，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2019年12月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处罚。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史以来给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出的最大罚单。 启信宝显示，目前，京东数科自身风险33条，关联企业风险达到5257条。 2020年8月颁布的《民间借贷规定》，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由“以 24%和 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调整为“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4 倍”。按照2020年8月LPR计算，上限为15.40%。 这一规定对消费金融行业而言，堪称“紧箍咒”，以消费贷为核心业务的京东数科也在冲击之列。 京东系纷纷上市 如果京东数科顺利登陆科创板，将成为京东系第三家上市公司。 2020年是京东系大年，6月初达达集团在纳斯达克上市，中旬，已经在美股上市在京东集团，在港交所二次上市。 达达集团主营业务为达达快送和京东到家两大板块，独立运营。公司被称为“即时零售第一股”，京东集团为第一大股东。目前，该公司市值已逼近60亿美元。 二次上市当口，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已经实现稳定盈利，目前在港股市值接近1万亿港元。不过，京东集团仍然面临着阿里巴巴盈利碾压和拼多多位次冲击这两大挑战。 京东庞大的商业版图中，有上市潜质且已将上市提上日程的业务分部，还包括京东快递、京东健康和京东工业品。 京东快递对标顺丰，应该是接下来京东系分拆上市的首选。2019年底，曾有媒体报道称，京东快递最快将在2020年下半年赴港或赴美上市，估值或达到300亿美元。 2019年5月，京东集团宣布整合旗下医药零售、医药批发、互联网医疗、健康城市等业务板块，成立“京东健康”，实现独立运营。 去年下半年，京东健康完成A轮融资，为上市摩拳擦掌，投后估值70亿美元。这也是继京东物流和京东数科之后，京东孵化培育的第三只独角兽。 今年4月，京东旗下京东工业品完成A轮融资，投后估值超20亿美元，也算是为独立上市做好了准备。 刘强东退居幕后？ 京东系旗下公司纷纷资本化，实际控制人刘强东，身价自然水涨船高。 2020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刘强东以82亿美元身家位列第165名，在中国排名第33。而在上一年，刘强东以60亿美元身家排名世界富豪榜第272名。 与财富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强东几乎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刘强东已经有许久未出现在新闻头条了，他在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的社交媒体，也有1年多没更新了。2018年12月底发的最后一条微博，也是在为“明尼苏达事件”做解释。 这可不像刘强东的风格。在这之前，以“江湖气”著称的他，喜欢点评热点事件并引申到京东的管理决策上来，多次代表京东在社交媒体上与同行“开战”，还会在演讲中偶尔放卫星，比如说要在5年时间把京东便利店开到100万家。 “明尼苏达事件”之后，刘强东将各个业务板块的负责人推到前台，京东集团徐雷，京东数科陈生强，京东快递王振辉，京东健康辛利军，均是京东体系打磨出来的元老。 刘强东助理张雱，则成了他的直接代理人。张雱已经成为京东系数百家公司的法人、股东或高管。有媒体报道说，张雱身家数百亿。 值得一提的是，京东数科在招股书中披露，章泽天曾是公司董事。2020年6月20日，公司整体变更重组董事会，章泽天从董事名单中消失。
张春捷 9月16日15时，“天猫好房成立暨阿里易居联合战略发布”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举行，百位房地产董事长CEO总裁参会。 谈到房地产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华发股份总裁陈茵表示，数字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房地产必须拥抱数字化。华发在产品服务和交互方面，也一直在学习如何与数字化结合。此次易居和阿里的合作，是强强联手，未来借助两家企业的合作平台，在产品、服务、营销、品牌传播等方面希望可以碰撞出新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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