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数字货币”并存的局面，恰恰说明人们对“货币”的本质与发展逻辑缺乏足够的了解，亟需准确把握“数字货币”的本质与发展方向。 眼下，呼之欲出的数字货币再次成为各界舆论关注之焦点。 其发轫于2009年初，一种全新的去中心化网络“数字加密货币”——“比特币”横空出世，随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各种“数字货币”的概念风起云涌，从纯粹的网络内生数字币，到与单一或一揽子法定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再到多国央行研发设计“法定数字货币”等，花样不断翻新，甚至成为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金融热点。 但多种“数字货币”并存的局面，恰恰说明人们对“货币”的本质与发展逻辑缺乏足够的了解，亟需准确把握“数字货币”的本质与发展方向。 货币数字化与概念异化 其实，货币一直在向数字化迈进。 货币自诞生以来，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其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等也一直在不断演变，旨在不断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更好地发挥功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纵观世界货币历史，货币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是： 自然实物货币（如特殊的贝壳、骨头、羽毛等）——规制化的金属货币（金币、银币、铜币等）——金属本位制的纸币（代币）——纯粹国家信用货币（亦称主权货币、法定货币）。根本的发展方向就是去实物化、数字化。 其中，随着信息科技发展，信用货币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又在不断演变，去现金化、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主要表现在： 现金货币（纸币及金属辅币）——存款货币（体现为银行存款，并以存单、存折等作为载体，货币收付主要是存取现金或通过邮局以寄信或电报方式进行汇款，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电子货币（仍体现为在银行或支付机构的存款，但其存放与收付主要依靠电子载体，如银行卡、电子银行或移动支付的钱包等，通过电子信息传输与处理来完成，货币收付与合规监控的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数字货币（表现形态更加数字化、无形化，运行方式更加网络化、开源化、智能化。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在探索之中）。 当前，“数字货币”出现多种探索。 信用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大大增强了货币供应与总量控制的灵活性，但受到种种因素影响，却又朝着货币超发、总量失控、货币金融风险持续积累——引发越来越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方向不断推进，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并探索创新货币运行体系与机制。其中，2007年次贷危机及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更是推动各类“数字货币”纷纷涌现，出现了很大变异。 按其概念出现的先后顺序，目前“数字货币”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全新的网络平台内生“加密数字货币”。其代表是2009年初推出并运行至今的“比特币”，是在特定的网络体系内，按照设定的原则由电脑系统推出和管理，避免政府和个人干预（去中心），没有任何载体的纯粹的“数字货币”。 在比特币基础上，又发展出以太币、莱特币等大约1700多种加密数字货币。 这种网络内生加密数字货币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价格大幅起落的问题，又催生出与法定货币挂钩的“数字稳定币”。 2．与单一法定货币等值挂钩，要通过购买挂钩货币作为储备物投放出来，主要运用于特定网络体系的“数字稳定币”。如USDT、USDC、GUSD等。 3．与一揽子法定货币结构性挂钩，需要用挂钩货币作为储备物兑换产生，主要运用于特定网络体系的超主权“数字稳定币”。如设想中的eSDR、Libra等。 4．探索或尝试中的，运用信息科技推动法定货币数字化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CBDC）。现在不少国家都在研发CBDC，其中，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DCEP已经进入测试阶段。 这就产生一个重要问题：这些都是“数字货币”吗？ “数字货币”的本质与归属 尽管出现多种“数字货币”的概念，但从严格意义上看，真正能作为“货币”存在和发展的，只能是“央行数字货币”。这是因为： 货币之所以必然从自然实物货币（包括规制化金属货币）发展成为纯粹信用货币，是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的。 所谓“货币”，就是“货物”之“币”，“币”则是价值的单位和表现方式，这就决定了货币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价值尺度，是为货物（后来也发展到劳务）的交换服务的，相应发挥着交换媒介的功能。 要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保证一国的货币总量能够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 这样，传统的自然实物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实物的自然储存量、开发或加工量等，很难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的变化相适应，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在货币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中，贸易的严重失衡很容易导致货币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相互战争。即使是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也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 货币则必然脱离自然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成为纯粹的数字。但它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一国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可交易财富的支撑和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种货币被叫做“信用货币”，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信用货币的“信用”，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而不是政府（财政）自身的信用或负债，并不是以政府税收为担保的（税收只能为政府债务提供担保）。货币也不再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的信用或负债（央行不再承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货币向央行兑回黄金或任何其他东西），而更像是社会财富价值的法律权证（财富证券化）。 由此可以肯定：在国家主权依然存在，世界尚未实现一体化治理的情况下，要打造和运行超主权世界货币是不大可能的（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设想很难实现）。具体看： 其一，比特币等网络内生“数字币”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 比特币比照黄金、高度封闭：总量与单位时间新增供应量均由系统严格锁定，不可人为调控，难以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相适应；存在升值预期，有利于投机炒作，但违反货币发展规律与运行逻辑，在货币层面是倒退而非创新，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只能是一种可以投资的数字资产，或者成为特定网络社区使用的“社区币”或“商圈币”；作为“社区币”，仍要接受金融监管（重点是与法定货币的兑换环节，也可以增加托管环节）。 比特币等纯粹网络内生“数字币”，尽管模拟黄金，但并不是黄金，所以投机有机会，但风险非常大！ 比特币采用的去中心、全封闭区块链模式，消耗大、效率低，难以解决现实问题，难有生命力，区块链的发展需要跳出比特币范式！ 其二，与单一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只能是代币 在一个国家只能流通一种法定货币的情况下，不代表绝对不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被赋予特殊权利义务的“代币”的存在和使用。如在中国，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但仍允许一些单位食堂有自己的饭菜票/卡，一些商场有自己的购物券/卡，一些电商平台有自己的积分或“Token”，但这些东西只能是人民币的代币，只能在一定的社区或商圈内使用（其价值取决于应用商圈的广度与深度），要受到严格的货币监管，不能流出规定范围自由流通，不可能完全取代法定货币。 其三，与一揽子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货币”设想很难成功 2019年6月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设想Libra与5种法定货币结构性挂钩，其中美元占比50%（与SDR货币篮子不同的是，Libra货币篮子不含人民币，转而加入了新加坡元），并声称“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将由上百家大型国际化公司组成Libra核心协会独立进行管理，“让跨境汇款像发短信一样安全便捷”。 基于Libra管理协会可能拥有的全球用户超过30亿人，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Libra的推出，将在全世界用户中广泛流通使用，成为全新的超主权货币，将强化美元的国际地位，并使很多非篮子货币被取代，因而会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产生重大冲击。 这确实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但其实存在很多空想：在货币设计上，Libra与SDR相比并没有更多创新，甚至在货币的兑换，结构的动态控制、储备物的管理，兑换损益的处理，实际使用的便捷等方面比SDR存在更多困难挑战。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是： A、Libra尽管以美元为主，但却绝对不是美元。如果Libra能够广泛流通，首先冲击的就是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美元，而不是其他货币！所以，这种设想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就像SDR一样，尽管也是以美元为主，仍然不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成为超主权世界货币，而只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府储备资产！ B、Libra缺乏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没有明确的社会财富与之对应，其作为货币的币值难以稳定。 C、即使是欧元，一旦成为区域内的法定货币，其成员国原有的主权货币就必须彻底退出，二者不可能同时并存！ 可见，推出与不同国家法定货币等值挂钩并分别使用的代币（如USDT）是容易的，但与一揽子货币结构性挂钩却很难实现。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设想运用新的技术打造eSDR，同样难以成为超主权货币在其成员国自由流通！ 综上，从严格的“货币”角度看，“数字货币”最终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发展的根本只能是“央行数字货币”。 而且，央行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不可能是法定货币之外另一种新的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不可能模仿比特币、以太币等设计成为去中心的加密货币（类似委内瑞拉采用以太坊ERC20推出的“石油币”，以及立陶宛央行推出的LBcoin等，不可能与其法定货币并存，只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品或收藏品）；就必须坚持货币的本质与管理的基本逻辑（如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央行不得直接面向企业、个人和政府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进行货币投放），变革的只能是货币的表现形态及其运行方式、体系、机制等，目标只能是进一步提高货币运行效率、降低货币运行成本、严密货币风险监控。 “数字货币”可能带来深刻变革 本着积极创新、趋利避害的原则，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方案的选择可能是： 央行数字货币系统面向所有用户（包括境外用户）开放（开源），所有的社会主体（包括金融机构）可以下载系统并在央行开立唯一的数字货币“基础账户”，需要做到严格的实名制，逐笔登记每一笔数字货币收付金额并保持账户适时余额，但基础账户只供核查，不办业务，不予计息。 各类金融业务仍由各类金融机构办理，社会主体可以在商业银行等金融（包括支付）机构开立数字货币“业务账户”，记录其开办业务时引发的债权债务变化及其结果，并按照约定进行计息。其中，商业银行还需要在央行分别开立借款账户与存款账户（存款账户也可以与基础账户合并），按照约定分别计息。 每个社会主体的业务账户都要与其在央行的基础账户保持勾连关系，在账户实名制程度上可以适当区分。 社会主体发生数字货币收付时，其数字货币钱包载体要相互确认并生成业务勾联码，收付款双方要将相关信息及勾联码同时传送央行及自己的业务开户银行进行账务处理；业务开户银行根据收到的信息进行账务处理，并要将相关信息加上自己的标识后发送央行，相应调整其存放央行的数字货币账户余额；央行分别将收付款双方发来的信息，通过业务勾联码进行碰对并核对相符后，调整收付款双方的账户余额并向其发出对账信息。另外，将收付款双方开户银行发来的信息，通过业务勾联码进行碰对并核对相符后，相应调整两家银行的账户余额，并向其发送对账信息。数字货币收付清算流程可见上图。 这样，就在央行形成了全社会“数字货币一本账”，并形成数字货币在央行的“基础账户”与在金融机构的“业务账户”并存格局，保持数字货币“二元运营体系”，将推动货币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央行可以实时掌控所有数字货币逐笔的收付情况及数字货币具体的分布情况，可以实现对数字货币的全方位、全流程监控，大大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但央行并不办理具体业务；各类金融业务仍由金融机构办理，特别是存贷款业务仍由商业银行经办，但金融机构只能了解与自己经办业务相关的信息，不能掌握业务交易对手方的情况。由此，不仅可以节省现金印制与流通使用相关的费用，大大增强货币收付监控力度，而且可以实现央行之外的有限匿名，适度保护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并且不会对现有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包括支付机构）产生重大冲击，有利于维护货币金融体系稳定。 当然，这对数字货币的载体以及每一笔业务的信息多重传送（包括收付款双方及其开户银行、中央银行相互之间的信息传递），对央行数字货币开源系统的设计与维护，以及数据核对与账务处理、数据的存储（包含全社会数字货币收付数据和相关信息，规模将异常庞大）与安全管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不少国家都在积极推动CBDC的研发，其中，中国央行走在了世界前列，其要推行的数字货币DCEP已进入联合测试阶段，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但中国央行一直强调，DCEP主要替代人民币现金M0，并采用现有的“央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双层运行体系”，这也使不少人对其创新性与实际价值产生疑问。 实际上，数字货币可能只是从替代M0开始，但决不应仅仅局限于替代M0（即使是替代M0，也不应再像纸币一样，具有面额和纸币编号），而应该尽可能替代包括存款在内的所有货币。 如果仅仅局限于替代M0，央行没有建立数字货币开源系统和“一本账”体系，央行就难以对数字货币实现有效监控并支持“双离线”支付健康运行（“双离线”只能是应急性小额支付，没有第三方账务加以控制，双离线支付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就难以推动整个货币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就难以形成在CBDC领域真正的领先优势，就难以吸引境外用户的广泛参与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的创新性与实际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可以预见，央行数字货币的落地运行，还将产生一系列派生影响： 必然要求货币载体的改造与广泛的系统连接，要有《结算管理办法》并需广泛培训，由此可能带来相关领域新的投资机会。 央行数字货币的高效运行，势必对现金的印制和流通相关产业，以及传统的银行卡业务、网络内生数字币以及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等产生排挤作用，有可能使其失去生存空间。 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和运行机制变化，势必对现有包括SWIFT在内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产生很大冲击，需要相应变革，打造出适应数字货币运行的区域化、全球化收付清算新体系新机制。
2020年890新商学第一场年中经济论坛“半程2020，风往哪里吹”，于8月29日（昨天）落下帷幕。 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国际局势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当下的环境，是所有与会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而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本次论坛带给我们的万字解答，共分为“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国际环境变化”“‘十四五’期间政策转向”三大部分，一起来看看吧。 Part 1．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 今天绝大多数来的人都是做企业的，做企业的往往会被短期的事情所左右。 这让我想起来刘震云先生在2017年我们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他讲道，他外婆是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头干活最勤劳的，每一次割麦子是割得最快的，因为她一蹲下身去就从来不起来，从这边一直割到那边头上，因为不起腰所以她割得最快。 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你们北大的毕业生不能这样，你们应该抬起头来向前面看一看，才能有长进。如果都像我外婆似的，可能一辈子低头割麦子，就割了一辈子。 我们做企业，也应该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一下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抬起头来看看中国所处的阶段。 1 后工业时代 回顾过去二十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是狂飙突进的。 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无与伦比的重要。我们老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无与伦比的增长，但事实上中国的变化，就是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才真正发生的。 头十年，我们出口的增长是每年29%，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已经翻了五番，外汇储备猛增，经济以每年两位数增长。 总结这十年，就是水大鱼大，财富快速积累。 而2010年之后的这十年，是调整的十年，是结构变化的十年，中国的工业化高峰过去了。 工业占比，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先上升，然后下降。中间迟滞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在80年代、90年代，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主要在调整，怎么走出计划经济，怎么转移到市场经济。在这里朱镕基总理为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那种奋不顾身的改革，奠定了我们腾飞的基础。 在工业就业占比这块，事实上比统计局给的要高一些，我估计最高峰应该达到35%，但统计局统计只有30%。无论如何，这个数据在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不等于不要工业发展，工业仍然重要。因为工业的劳动生产力比其他部门要高得多。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人一年创造10万元的产值，那是比较轻松的，而一个服务业的工人要创造10万元的产值是比较难的。 此外，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也快于服务业。比如理发，一百年前理发需要半个小时，现在理发还是半个小时，也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但工业的进步却一直在发生。 最后还有一点是国际竞争，一个没有工业的国家，你想在国际上竞争占据有利地位是不太可能的。我可以举一个非洲的例子。非洲基本上没有工业，所以我们的企业到非洲去生产，无论你生产什么，都可以赚钱，因为非洲什么都贵。而且物价动荡不定，当非洲自己的货币贬值时，老百姓就倒霉了，物价就上去了。 所以一个国家掌握制造业还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到服务业里去呢？因为服务业付的工资要高一些，资本的报酬要低一些。工业刚好反过来，工业主要的收益是资本拥有者，劳动者报酬是比较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搞工业化的时候财富就会集中起来，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而当劳动力从农业，特别是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GDP增长速度就要下来。 2 出口状况 再看看出口和GDP的比例，从出口的增长来看，明显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增长速度上去了。中间当然有升有降，但总体而言是在上升。我们现在出口总量是多少呢，是2.5万亿美元。有些人担心说中国的出口被东南亚在替代，特别是越南在替代我们。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 两个原因： 1． 这些国家其实出口量是很小的，越南出口量是多少呢，是中国的1/10，我们是2.5万亿美元，它是2500亿美元。越南的出口增长20%，那是很大的增长，即使这20%全是中国给它的，中国下降多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大概中国下降2%。 再说它增长20%，也未必都是从中国抢去的。 2．越南的出口增加了，但是不见得中国的出口就下降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增加了，我们现在是把一些服装鞋帽给越南去做了，纺纱、织布还在中国。所以，它们的服装出口增加了，我们对它的纱、布出口也增加了。 但话说回来，出口对GDP的贡献，增长的贡献是在下降，我们最高峰是在危机之前，2006年，那时候出口/GDP比例达到35%，现在降到只有17%、18%，和日本差不多。但美国比我们还低，只有10%左右，国家越大这个比例越小，这个比例还会下降。 3 消费与储蓄 与此同时，我们消费占比在急剧上升，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来越大，2018年贡献度在76.2%，2019年是57.8%。 这意味着，事实上2010年国内循环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了。 消费占比上升，它的反面就是储蓄占比在下降。 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加总起来占GDP的比例，最高峰2010年时达到52%，这是无与伦比的储蓄率。这样的储蓄率只有新加坡在和平时代曾超过我们，因为它有强制储蓄。其他国家呢，恐怕只有战争时候才超过这个比例。 为什么我们的储蓄率会这么高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搞工业化。你搞工业了，财富就是向资本拥有者手里集中。 2010年之后呢，我们的工业增长速度慢下来了，制造业想赚快钱不那么容易了，宏观数据上也反映出来储蓄率在下降。 这时候我想提下四万亿的事儿。 我们一提四万亿就老说我们做错了，这个观念得变。没有四万亿，就没有中国今天。四万亿是将头十年的储蓄迸发出来了。头十年攒了那么多钱，储蓄留在国内就变成货币了，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储蓄，你存在银行，银行就发贷款，就发货币。前十年我们没有敞开口子发货币，把储蓄憋下来了。2008年之后我们敞开发货币，就把储蓄动能全都释放出来了。 4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了，这里看的是GDP份额、出口份额，这都是名义量计算的。 GDP，一开始份额是下降的，因为我们货币在贬值，后来在上升。上升到现在，我们占世界的16%-17%。出口，占到将近14%，估计今年能够超过14%，因为全世界出口数都在下降，中国反倒是微增的。 给大家看这张图，想让大家对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中国GDP占世界比例最高的时候是19世纪30年代，我们那时候人口占到世界的37%，GDP占到世界的1/3。 我们老说整个清代是衰落，但直到19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能达到世界的平均收入。 如此一看，今天我们离那时候还远了去，我们的人均收入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收入。总理说我们还有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大家都吃了一惊，其实这个数经济学家早知道了。 我给学员看过国家的收入分配，看的是年收入，但学员说老师，你看的是月收入吧，我说不对，是年收入。我们的学员轻轻松松都属于中国收入最高的那10%，估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收入最高的那10%。 另外是出口，出口现在是14%，即使在20世纪初时，中国的出口仍然占到世界的11%。 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 194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收入的1/5，是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现在能够追到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追赶又加速了，2009年我们的GDP总量，按照名义量计算是美国的34%。到了十年之后，去年达到6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过去这十年里，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度是在下降的，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是在上升的，尤其那些资源出口国。 另一种依赖在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总结一下，中国所处的阶段，我认为是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 我理解中国从秦以来2000年的历史，头一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上升期。到了北宋的时候，我们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都走到了一个巅峰时期，中华文明走到巅峰，其实是农耕文明走到了巅峰。 但自那以后将近1000年的时间，中国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或者说在停滞。到了民国，民国是个过渡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1949年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起点，到2049年刚好一百年。这一百年我分成三个阶段：头30年准备阶段，勒紧裤腰带，给工业打下基础，社会改造；中间40年，我们是个起飞阶段；未来这30年，才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是一个高光阶段。 到2049年，我们GDP总量能占到世界的1/3以上，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60%，那就意味着我们的GDP总量是美国的2倍以上，这才能说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日本比较一下也能看出来端倪，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办奥运会，的的确确是一个上升民族必做的事情。1964年东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大概相当于日本7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日本在高光时代，最高光的时代，实际上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来自日本，然后日元升值到多少，大概升值了3倍，日元的购买力增加了3倍。 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界的。中国人因为老爱跟人家比，老抱怨中国怎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来，我们的教育体制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我觉得都是胡扯。 日本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所做出来的贡献是什么时候做的呢，绝大多数都是70年代、80年代做的，很少有90年代做的。因为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就停滞了，就歇菜了。 我敢保证，中国科学家现在所做的研究里，有很多都是诺贝尔奖级的，30年之后，我们就会像日本一样，每年产生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未来的30年是中国的高光时代，所以我们做企业的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 Part 2．国际环境变化 1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原因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原因，具体是以下几点： ▶ 一是中国影响力的增加。 在中国还是一个小老弟时，美国可以容忍我们做很多事情，但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巨人时，美国就不能再容忍了。我们的技术，特别在通信技术领域，现在最先进的领域，还有AI领域，基本上跟美国可以说能够平起平坐，甚至能够超过它。比如5G技术，我们讲的是超过它。 ▶二是美国人原先跟中国搞在一起，一开始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苏联。 1991年苏联瓦解后，为什么美国人还跟中国人搞在一起，原因在于它认为把中国拉进来，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 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中国有建立在这个文化之上独特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所以如今美国精英有一个共识：美国对华政策在过去50年都是失败的。哪怕是以前对华比较友好的人，基本上也认同这一点的。 ▶ 三是特朗普及周边很多鹰派。 其他人意识到美国的计划落空了，不一定会和中国胡来。但因为特朗普周边都是一帮鹰派，这些鹰派目光非常狭窄，开始胡来，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关系。 2 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 我觉得去中国化并没有发生。 从中美贸易角度看，去年中美贸易额是下降的，中国已不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虽然贸易额还在下降，但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下降更快。所以中国在今年4月份已经重新变成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 疫情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小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下降13%-30%，但是中国的出口上半年下降3%，6月份出口增长4.3%，7月份应该是增长了10%，那就更高了。 所以你说是去中国化了吗？反倒是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更高了。我们的进口也在增长，说明我们的国内的经济恢复还是比较好的。 整个世界今年大概下降5%，但是中国我觉得1%、2%的增长是有保障的，甚至我们可能达到2%-3%。今年美国至少要下降5%，那么中国又增长2%-3%的话，中国的GDP和美国相比，就能达到它的73%左右。 从产业链角度看，产业链是不是断裂了？在部分高科技企业上，的确是断裂了。华为还有其他实体清单上的这些企业，日子的确难过。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断裂并没有发生。 从这里头我们也能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混乱矛盾的。比方说它打击华为，主要是打击高端芯片。因为低端芯片我们自己能够生产。 高端芯片主要用在移动端，就是手机上面，比如说7纳米的、5纳米的，华为已经设计出来了5纳米的芯片，现在生产不成了，因而华为的手机肯定会遭受重创。 但低端芯片方面，小米、vivo等还可以用。特朗普打击我们一个企业，但是并没有打击我们全部的手机行业。 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打击华为移动端的的确确对华为手机销售影响非常大，但是对华为的5G技术其实影响并不大。5G通信它用不着那么高端的芯片。对于我们的军事工业来说，根本它就够不着，我们军事工业用的芯片还是毫米级别的，也用不着这么先进的芯片。 还有一个角度，国外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出中国呢？ 特朗普政府老是说这个事，但有多少美国企业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撤出中国的呢？其实是比较少的。日本是出了一些钱，大概147亿元人民币，现在大概有80多家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而且所谓的撤离，也未必是全部撤离，可能是把部分产能搬回到了日本，而不是全部的撤离。 而那些以中国为市场的企业，根本没有撤离，反而投资还在增加。 原因在于，整个国家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现在随便你拿出一个制造业的产品来说，你都不能绝对说这个产品是某个国家制造的，因为这里头的元器件来自多个国家，现在一个产品是绕世界一圈最后才到了消费者手里。 另外中国的优势不降反升：我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我们的技术水平又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巨大的市场，没有一个企业是愿意轻易放弃的；我们的生产网络，你在中国要想生产一个小螺丝钉，很容易找到，你要生产大型的设备，中国也可以找到。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要搬离中国，到别的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去搞制造业，难度都很大。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老爱用中国人的逻辑去想象西方政治的逻辑。在西方，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的。 在西方，要想让企业做事情，一定要通过法律。比方说搞实体清单，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不能普遍去立法，让企业做这做那。因为这些企业，在议会里头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会反对。 如果立法做不成，政府要想让企业就范，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就是给钱。但是你这个政府有没有那么多钱呀？像日本政府，好不容易拿出来了147亿元人民币，但是对这个企业来说是毛毛雨。另外还有一个利益平衡问题，你给谁不给谁啊，在一个民主机制下，它其实是很难摆平的。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不要光看政府说什么，有时候政府说的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它如果拿不出实际的措施来，是没有用的。 接下来我说说我对美国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关于“美国退群”“美国第一”。 这不是说美国在放弃对世界的领导力、领导权，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重申它的领导权。战后建立的这套秩序是美国人主导的，但是美国人在这个秩序里头有得有失，得主要是它的美元霸权，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刚要瓦解的时候，一盎司金子相当于35美元，今天一盎司金子卖到2000美元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美元贬值了多少。 美国通过贬值割了世界无数茬的韭菜。 同时它也承担了很多责任，要花自己的钱，去维护所谓的世界秩序。今天它要重构世界体系，是不想再出这些冤枉钱了。 第二个认识，美国衰退没衰退？ 美国根本没衰退，只不过它相对位置在下降，这个是两码事。 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位置在上升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地位在绝对地下降。它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军事领域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所以我想说，中国至少在近期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取代美国的旗手。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即便拜登能当选，美国肯定也要以新的姿态重新来领导世界。 第三个认识，中美技术会不会脱钩？ 我自己判断，技术是部分脱钩。 什么叫部分脱钩？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控制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恐怕我们也不会形成两个平行的体系。 原因在两个因素，一个是现代技术非常非常复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掌握一个现代的特别是通信领域的技术，非常非常困难。 华为在5G里头掌握了40%的技术，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了，但仍然需要有其他国家的企业参与，整个5G技术才能搞成。正因为这样，它的标准就必须是统一的，否则这个事儿就没法干。而且标准不是国家制定的，而是企业来制定的，也就是这些龙头企业一起坐下来谈出来的。 我们国家曾经为了3G技术花了很多钱，使了很大的劲，把自己的3G标准推出去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没从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制造能力。当你没有制造能力，你去硬推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得不到好处。 所以，不是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技术，而是首先你掌握了技术，你才能掌握标准，不掌握技术，哪能参与标准的制定，硬挤进去也没有用。 此外还有美国企业的作用。 比如，高通一半的销量在中国，高通如果把中国市场失去了，那它再想跟上台积电都非常困难的，实际上现在已经掉队了。 7纳米的芯片只有3家企业能做，台积电、三星、高通，然后5纳米的芯片只有台积电能做。现在就看高通和三星愿不愿意再去追台积电，台积电投资5纳米的生产线花多少钱？300亿美元。高通想跟上台积电，那你就得保持市场份额，要有钱，你没钱就做不成。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一再延期，最近的消息，美国半导体协会再向美国政府沟通，对华为的禁令再延长，再延长150天。大家想想，再延长150天，说不定特朗普下台了，被选下去了，有这种可能性。 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是不愿意看到中美脱钩的。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也是一样的，台积电、富士康它们都不愿意看到，因为中国大陆是它们最大的市场。 它们有什么底气说服政府呢？这些企业都在美国有投资，这个投资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同美国政府沟通的谈判筹码。 现在美国人采用的策略是先把中国人的脚打残了，然后跟中国PK，当然这时候中国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但这个策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且我觉得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自己也不可持续，企业会造反的。 但是，我们中国和美国的技术竞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们中国要想找到的最好的结局，就是在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标准下面，和美国进行和平的竞争。 技术领域会出现部分脱钩，而且跟美国或者说跟整个西方世界是比较严重的部分脱钩，所以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性的领域里发展自己的自主技术。 第四个认识，金融脱钩。 这也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话题，金融领域会不会脱钩，美国会不会把中国排除在SWIFT之外。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SWIFT。 SWIFT是一个国际联盟，其实它是一个电报通知系统。一个银行或者说我们个人，你们做生意，要把你们银行里头的钱换成美元，然后要打到国外的客户的手里头，你就到银行去，我要换一笔钱，换100万美元，你的银行就从你的账上扣减100万美元。 你怎么去通知对方的银行呢？你这个银行就会发一个电文，这个电文里头就有一个所谓的SWIFT协议，把对方的账号填进去。然后你通过这个电报系统通知那家银行，然后那家银行就在客户的账户里面填上那100万美元，交易就完成了。 所以SWIFT系统它不是一个支付系统，它是一个通知系统。但是它也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麻烦。但是它跟美元是没关系的。 美国不完全能够控制SWIFT？但美元结算体系，所谓的CHIPS、CLS这些，这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控制的。它要想把中国排除在外是可以的。 但是美国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就别做了，将近8000亿美元的贸易怎么做，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全是美元结算，这做不成了，美国人吃亏。 美元给美国人带来巨大的好处，如果你手上你自己可以滥发一种货币，你甭管是谁，哪怕你的敌人都在用你的货币你都高兴，因为你在割他的韭菜，薅他的羊毛，多好啊。 在国内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担心美国不让中国用美元了，这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发生了，除非它疯了，绝对是用的人越多越好。 所以，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制裁我们某些银行，这有可能的。特别是在香港的中资银行，这些是有可能的。只要你在香港开的银行，就别到我这儿来结算美元。对它来说，只是用美元的人少了一些，但是却立即把香港给打趴下，至少是一段时间会混乱。 但即便如此，也会导致香港干脆就用人民币。一旦这么干了之后，美国痛快一时，把香港给打趴下了，但是很快就换成人民币了，啥都没了。所以我想美国人不太可能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央行在推电子货币，电子货币能不能绕开美国的控制呢？ 数字货币是点对点交易，分散交割，通过网络进行。所以可以绕开SWIFT，也可以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这样你就可以绕开整个美元的控制，或者美国的控制。 这就能辅助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你自己建立一套体系，独立运行，绕开了美国。当然了，你这里最终还是要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别人是不是相信你人民币。你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别人不相信人民币，别人就不会相信你数字货币，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币可兑换。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要走。 Part 3．“十四五”期间的政策转向 1 经济增长预期 未来5-1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还是在5%-6%之间，未来5年，潜在增长率5.5%-6.5%之间，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再过五年是4.5%-5.5%区间里。 现在中国经济明显是V型反转，复苏是很明显的。我想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5%，四季度达到6%-7%，完全有可能。明年我们的经济很容易达到7%，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头两个季度太低了，明年头两个季度只要恢复就自动增长了，所以明年经济增长会比较好。 除非是疫情出现重大反复。 事实上2016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景气周期，但是2018年、2019年，我们的去杠杆太猛了，把经济基本上去死掉了，然后又是疫情冲击。所以明年或者今年下半年开始的景气周期，是2016年、2017年景气周期的延续。也就是说，我们在2010年开始之后，经济结构的调整到了2016年、2017年，基本上调整到位了。 本来就应该有个新的周期，只不过由于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比较特殊，把经济的复苏打断了。 这是与美国的对比预测，假设未来美国2.2%的增长率，这是美国的平均增长率，通胀率2%。中国3个预测：高、中、低。中国的通胀率是以美元计价的通胀率，所以这里面有人民币升值的份额。 到2025年，即使中国以6.5%的速度增长，仍然没有超过美国。当然，预测的基础是去年。如果以今年来预测，未来5年能保持6.5%的增长，2025年就超过它了。我刚才说了，今年美国下降5%，我们微增。到2030年，即使是中预测5.5%，我们也超过美国。按照低预测，还差一点。 总体而言，我估计在2025—2030年之间，我们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 如何认识国内大循环 为什么要在现在提出国内大循环呢，我觉得这是国际环境恶化带来一个底线思维，就是要保底线。 包括我们现在又重提粮食安全问题，节约问题。其实中国缺粮食吗，一点都不缺，啤酒的价格还不如矿泉水的价格，能缺粮食吗。我们喝白酒，每年喝掉几千万斤的粮食，少喝点白酒，我们的粮食就够了。 我的解读，就是国际环境恶化，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那么在消费领域，我们是不是还有空间？ 刚才大家看到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储蓄率在下降，实质消费率以同样的速度上升。消费率过去十年每年提高0.86个百分点，所以消费率从48%提高到55%。如果照着这个速度提高下去，储蓄率十年之后下降到35%。什么概念呢，这就是韩国现在的水平，韩国的人均收入大概还是中国的3倍，如果我们储蓄率下降到和韩国一样，那时候人均收入恐怕只能达到它的1/2左右，或者略高一点，但我们的储蓄率跟人家一样，增长潜力就会下来。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而是要把消费的结构搞好，要让那些在拼多多上买东西的人最后不用拼多多了。我的意思是，要把现在买拼多多那些人都升级了，这才是正解。 我们还可以加速城市化的步伐。 现在城市化率60%，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农业人口，农业就业劳动力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28%。按照劳动力来计算，城市化率应该是72%，所以还是比较慢。 我们当然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地区，这里标出来了，但是最重要的，恐怕未来的城市化会在三四线城市展开。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城市人口逆流动，从2014年开始，流动人口数量是在下降的，说明他们已经回到本县了。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会下沉，进一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然后中西部，这也是我们搞内循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地理方面的内循环。 总结一下。 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肯定在恶化，而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但是刨除这些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十四五”期间提出来内循环，给在座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我个人觉得，还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说小一点，你要看政府大政策的走向。在美国那样的国家，政府是没有规划的，所以你也不用去看政府。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调动巨额的资金，政府资金往什么地方流，我们的企业恐怕成长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以上是姚洋在2020年中经济论坛上分享的部分观点。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王汉锋从“从业者”的角度阐述了资本市场最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以及对其背后原因的理解，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想从“从业者”的角度来阐述资本市场最近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以及对其背后一部分原因的理解，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主要汇报两方面的话题： 第一，基于最近的深度研究，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可能正到了拐点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最近资本市场的一些新的动向。 第二，结合今天讨论的核心话题，我们从从业者的角度对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提出一些总括性的建议。 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正在进入拐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我们认为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正在进入一个拐点——中国整个居民家庭的收入支配行为，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显现一些阶段性的特征。 比如，在我们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就会重点满足生活的必需品的需求，例如吃和穿。等到收入水平增长的时候，会考虑多一些耐用消费品。等到收入水平再增长的时候，就会去买更大件的耐用消费品，比如房子和车。今年4月央行公布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报告》，反映出中国的城镇家庭基本上96%的比例有一套房。在这些家庭中有10%、20%的家庭拥有两套甚至三套以上住房。如果在这些需求已经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未来还有收入，大家会怎么办？我们在综合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目前的基本特征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正处于一个拐点，即未来中国的居民家庭，可能有更大比例的资产会配往金融资产。 我们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居民资产配置的行为往往在这一水平前后会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例如在201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到了6000美元左右，居民行为就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的趋向。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居民的行为阶段性发生变化，中国整个经济随着GDP的增长形成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比如2000-2010年，中国处于一个快速工业化、打产能基础的阶段，所以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2010年之后，投资产能到了一定程度，投资增速又下降，带动整个经济增速下降，但是人均GDP达到了6000美元，整个消费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趋势。过去这些年，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结构在调整。现在在一些大件消费品需求基本满足情况下，居民资产开始更多地寻求金融资产配置。 二是资产配置结构。依据央行4月份的调查，以及根据我们自下而上的估计，现在中国居民资产的80%左右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占比约20%。考虑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变化以及住房拥有率相对比较高的状态，未来增量资金再继续大比例配往房地产市场的概率相对降低。 三是人口结构变化。整个生命周期当中，资产配置的理论也支持年龄阶段对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日本、美国等国不动产配置的拐点和20-5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拐点比较接近。中国现在也到了这个阶段。 四是资本市场发展。在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时，居民将大量的钱进行储蓄。现在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取得显著发展，无论是债市，还是股市，还是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都已经初具规模，居民进行金融资产配置已经具备初步条件。 五是低利率市场环境。最近几年，整个低利率市场环境使居民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机会成本在下降。居民多渠道寻求收益，在此过程中加大了对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的配置。 基于上述五方面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居民资产配置更多倾向于金融资产的拐点之上。金融资产里面，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可能会加大。例如，在2000~2010年，中国大规模的产能建设、快速地打造工业化基础，带动大宗商品需求，推动全球商品市场当时形成一轮很大的牛市。这一次如果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更大比例配往金融资产，不仅对中国，对全球可能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拐点还会带来八大趋势： 第一，中国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场，可能会加速扩容。 第二，市场均衡利率水平易降难升。 第三，中国居民家庭不动产配置比例可能已经见顶。 第四，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将加速增长。 第五，养老金市场的潜力巨大，养老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 第六，机构化趋势进一步巩固，机构投资者占市场的比例继续提升。 第七，在这样一个居民资产配置拐点之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可能再次迎来快速发展。 第八，中国居民资产海外配置的需求会增加，资本账户的改革亟待深化。 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改革的建议 最近几年，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改革在切实推进。在今年4月9日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重点提到了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把这方面提升到很高的高度，这是一个战略之举。去年9月，证监会提出资本市场改革十二条，为这一轮资本市场的改革，或者解决紧迫的问题，提出大的纲领，非常让人振奋。 我们对资本市场发展及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建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八个字：抓严、放活、培育、开放。 第一，抓严。 一是打击虚假信息、内幕交易这些违规行为，尽快落实证券市场集体诉讼制度，实现资本市场的风清气正，公平正义，保护中小投资者，这是一个非常紧迫且在基本制度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强化监管责任，落实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的行为合规守则。最近这几年已经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起到了风清气正的作用，后期更需要让这些制度得以延续。 第二，放活。 一是推进及推广注册制在更大范围落地。我认为，注册制是在补历史上的欠账，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早一点推行注册制，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会不那么紧迫。现在注册制已经在科创板落地，很快会在创业板落地，需要尽快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快推广到其他的板块，进一步地实现新股发行的常态化。 二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最近几年也在重点推进。 三是引入多种产品，资本市场的多空机制更为均衡。融资融券制度已经推行了很多年，融资是非常便利通畅的，现在融资余额1.3万亿，最近也有一些上升。但是融券非常少，现在只有几百亿，占整个市场的成交比例非常低。多空不均衡，导致市场容易大涨大跌，市场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机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缺少工具来表达自己的判断。香港市场的多空交易相对比较均衡，卖空交易占到整个市场成交平均在10%~15%，这对市场的股价涨跌有一个约束机制。A股在这方面要做进一步优化。 第三，培育。 一是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要加大退市力度，促进优胜劣汰。现在资本市场主板交易的股票已经有3900多支，但是每年退市的数量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所增加。我们一定要对那些违法违规、符合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加大退市力度，这样才能促进优胜劣汰，才能把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优化提高，才能够形成源头活水。 二是培育机构投资者以及资本市场中介机构。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最近监管层提出，要打造“航母级”的券商，打造有实力的中介机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向。 这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研究，这个图显示出中国A股的散户化趋势已经得到一定扭转。原来机构和散户持有的流通市值是3/7开，机构持有3成，散户持有7成；最近几年，随着市场开放和本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这个比例已经5/5开了。A股市场的核心特征——投资者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从我们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这给市场带来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本质上股市底层涨跌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图是用量化的方式来解释过去这几年市场的表现特征和2016年之前有哪些本质不同，我们主要是通过分析超额收益的驱动因素来看的。 前些年，市场喜欢炒小市值的公司，喜欢“短炒”，炒垃圾股，一涨就跑。相反的，包括公司赚钱与否、估值高低、盈利增长在内的基本面因子对超额收益的解释力很低。而最近这几年，公司赚钱与否、净资产收益率高低、盈利增长快慢、估值高低等基本面因子，成为投这支股票能否赚取超额收益的很重要的解释变量。随着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市场底层运行的逻辑已经发生变化，正在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去走。 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机构投资者的收益比散户要好？这里有一个相互强化的问题。因为机构占的比例在提升，现在短炒去赚钱的难度越来越高，投资正在变成真正的专业化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这个方向是值得重视的，要创造条件让它进一步强化。 三是培育更多的中长线投资者。美国人均GDP到了1万美金之后，养老这一类资产发展很快。居民资产入市去配置股票，不都是直接开股票账户买卖股票，而是很大部分通过养老金的配置来实现。中国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培育更多的中长线投资者，市场才会表现更加稳定。 第四，开放。 从中国开始引入沪港通制度起，资本市场的开放已经在加快。近几年已经收获了一些果实，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在上升也部分是开放带来的结果。未来开放的道路上，还可以走得更快，面更宽。 一是国际指数纳入A股。除了陆港通机制，我们也看到了国际指数纳入A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这些国际指数纳入A股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比如，现在MSCI指数已经是20%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整个中国资产占海外投资人投资组合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只有约3至4个百分点，和中国经济占全球15%-20%的比重相比，这个比例是极度不称的，因此应该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前进。 MSCI提出中国市场改革的方向和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比如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问题，在一些特殊行业可能需要有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实体经济已经放开的情况下，在不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持股比例也可以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适度放宽。 二是互联互通扩大覆盖范围。沪港通、深港通覆盖的只是一部分股票，未来股票的范围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扩大？覆盖的品种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三是QFII、RQFII与互联互通的机制。QFII、RQFII和互联互通未来应该是什么定位？这些不同的开放途径是一直分离还是要把它统一？怎么把这些机制统一化？我认为不应该使目前的差异在未来进一步拉大。如果在目前不同开放渠道的体量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前瞻性的设计，制定路线图，把不同开放渠道的差异最终统一，实现一体化开放，那么未来的监管难度会减小一些。这是从现在要开始规划的问题。 结合最近香港市场的一些变化，中美金融战有打起来的可能。从长期看，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能否用人民币计价来交易，这对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抵御外部的干扰，防范金融风险，也有重要意义，这些课题可以从现在开始研究。
创业板的机会不仅在改革，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改革所带来的上市公司建立在创新发展基础之上的整体质量改善和业绩提升。离开了这一点，创业板将面临的市场风险非但不会比之前更小，反而还有可能会更大。 没有一个指标可以证明创业板注册制一定会成功，也没有一个指标说明创业板注册制一定会失败。创业板注册制落地一周的交易情况显示，注册制条件下的创业板风险与机会并存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创业板进入注册制，与只有增量而没有存量的科创板一开始就显得如此的不同，两极分化不仅在新股，而且在老股无不愈演愈烈。在脱离了23倍市盈率约束的市场条件下，科创板那种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新股定价倾向不仅很快就在创业板得以延续，而且上市之后股价一涨就涨到高达3000%之巅。随着建立在虚高估值基础上的超募和投机性套利愈演愈烈，在满足了相关新股发行人的融资欲望后，只能是市场价值被越来越泡沫化的开始。也许只有在业绩成长性经过一定时间实践考验的情况下，过于迷恋急功近利的高估值倾向的市场方才有可能清醒过来，并有可能真正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表达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过，创业板上市10年来已经产生的存量股票毕竟已达800余只，注册制时代在有助于优质标的股票价值不断抬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壳资源稀缺性下降和价值下降，不少盈利能力较差、甚至连年亏损或不过靠着以炒壳为能事的旧创业板股票必将面临抛售压力。注册制下创业板势所难免的这种两极分化虽然与科创板有着截然的不同，对于A股主板和中小板来说却有着不可或缺的典型性示范意义。这也正是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比科创板对于整体市场有可能具有更广泛和更现实的复制推广意义的重要原因。 炒小炒差炒垃圾是创业板自开板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陋习。让人没想到的是，注册制的落地还没有来得及让创业板中的这些烂股退市出局，反而却提供了再一次大炒特炒的难得机会。就在创业板一些新股趁不设涨跌停限制之际，创业板中原有的存量低价股甚至垃圾股纷纷冲击20%涨停线，一时之间呈现了一派涨幅远高于高价绩优股的狂欢景象。这充分表明，注册制条件下涨跌幅限制的放宽非但没有在创业板表现为优胜劣汰的开始，反而还适得其反地激化和加剧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重演。不难看出，这不仅是涨跌幅限制的放宽缺少必要的做空机制配套所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在市场机制的改革和调整并没有充分到位的情况下，过早地且不设条件地宣布“不干预”分不开的。 有幸跻身创业板“18罗汉”的安克创新和圣元环保上市首日就出现了融券交易，自次日分别大跌16.71%和6.52%开始，截至周四两股依然还是跌跌不休，这种现象在过往的市场极为罕见。问题并不在于多头战胜了空头还是空头战胜了多头，而是新股上市是不是还能够像以往那样一味地做多。如果新股上市依然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持“新股不败”的格局，那么，这个注册制下的市场也许也就很难说得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了。事情内在的逻辑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创业板新股上市之初的融券做空事件不啻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它告诉我们，创业板注册制在上市门槛上的降格以求更有利于符合条件的科创企业新股发行上市，涨跌停限制的放宽对于提升市场交易的活跃度也不无好处，不过，建立在一味放松基础上的交易活跃毕竟并不是注册制改革的最终目的之所在。如果没有信息披露始终如一的真实性，如果没有明察秋毫的市场监管和坚定不移的投资者保护，如果没有该退则退的退市机制，包括必要的依法强制退市和市场化的面值退市，如果只有做多而没有建立在辩证统一基础上的做空机制，包括与融资做多相配套的融券做空，以及与放宽涨跌停限制相配套的T+0，那么，这种不管业绩不业绩只要一上市一做多就支持的机制，是不是符合注册制改革的市场逻辑显然也是值得质疑的。在笔者看来，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准确把握对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稳定推进来说，比一时之间表面性热闹的市场气氛显然更重要，甚至重要得多。创业板的机会不仅在改革，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改革所带来的上市公司建立在创新发展基础之上的整体质量改善和业绩提升。离开了这一点，创业板将面临的市场风险非但不会比之前更小，反而还有可能会更大。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严峻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近几年，经济学界常有这样的辩论：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为了提高辩论的效率，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命题更加明确和具体化。我把这个命题变为：哪些中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可以总结成为经验或者是中国模式。 首先是要看哪些是中国的独特经济和社会政策，有些争论的政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例如产业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或者其他新兴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中国的所谓产业政策大都是指导性的，力度相对于中国的整体规模也不比其他国家更有力度。还有对外开放政策，其他国家都有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在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在金融，互联网，移民和旅游签证方面的开放程度是相对很低的。至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是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 所以我们要讲中国模式，就必须把真正独特的政策找出来：中国的确有很多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使得中国成为经济政策的实验场，其中的一些经验很值得总结和研究，让全世界分享。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策都是万无一失，肯定有些政策也是走过弯路的。如果把正确的经验总结出来，就是中国模式，如果把错误的政策当作经验来总结，那就可能误导其他国家，也会误导今后的政策制定。 我觉得最大的独特政策有以下几个，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 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是世界上基建投入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基建占GDP比例高达8%到9%，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如欧美国家的2.5%和全球平均的3.5%。而且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土地所有制，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投入的效率。例如中国的高铁，从零到世界领先只用了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公路交通现在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几乎所有自然村，中国二线城市的市容也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媲美。中国在基建方面的独特性是毋庸置疑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个独特性都是正面评价的。我觉得中国基础建设综合正面效应是远超过财务回报。这个可能是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有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培育众多世界级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就是依托在超好的物流和通讯的基础设施之上的。还有中国超常的基础设施也缓解了中国城乡的贫富差距。中国的山区里面的公路是世界上建造最好的，甚至比发达国家都要好，这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的提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企改革和苏联东欧的休克模式有所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私有化，保留了国有企业在金融，电信，交通等行业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转型策略政策是相对独特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提升了整体经济的运行的稳定性。 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经营效率效率普遍不如民营企业。但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完善的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使得这些国有企业有一定的提升效率的动力。虽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如民营企业，但是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也不会太影响整体行业的创新。比如支付宝就在国有企业控制的金融行业，做出了领先世界的移动支付的创新。推动整个金融行业的电子化和移动化。所以总的来说国企改革方面的政策效果是偏正面的。 土地和户籍政策 中国独特土地政策的独特性之一是全国城市的土地以及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这种独特的所有制使得政府在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特别高。这个对中国经济整体的正面作用是巨大的。 另外一个独特性是禁止农村宅基地流通和城乡两元的户籍制度。虽然很多农民已经虽然进城务工，但是无法把农村的宅基地变现，彻底成为市民。另外，中国的住宅用地供应占比特别少。中国的大城市的一个奇特的风景是在近郊还有大量的农田。2016年住宅用地占总体城镇用地比例只有30%，而一般国家这个比例在50到60%。住宅用地供应偏少，导致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世界最高（相对于市民收入），这阻碍了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总的来说中国独特的土地政策，虽然历史上有正面的作用，但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人口政策 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在限制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1至1.2，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只生1.1至1.2个小孩，在全世界国家中几乎垫底（只有韩国新加坡比中国更低）。但是更加独特的是，其他低生育率国家都在鼓励生育，只有中国还在限制生育。这是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惯性思维在作怪。 现在普遍经济学家的共识，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财富。中国应该尽快开放生育并鼓励生育，如果还不及时调整政策，中国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人口和人才的超大规模---也将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反思中国现有独特的人口政策。 总之，要搞清中国模式，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真正的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体现在基建、土地、国企改革和人口政策几个方面，中国最大成功经验就是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和极其高效的执行力，这得益于中国高效的政治体制。最值得我们反思的独特政策是人口政策，近几年越南的经济发展迅速，很多经济政策都在模仿中国，唯独在人口政策方面，非但不学中国，而是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摘要 【曹中铭：规范第三方平台有利券商发展】整体而言，《管理规定》涉及的内容包含多个方面。包括第三方机构平台的选择、禁止性规定、协议签订、风险防范、规范运作等，都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后，今后券商拓展第三方机构平台业务将有章可循。与此同时，也有利于证监会的日常监管。(金融投资报) 8月14日，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管理规定(试行)》(下称《管理规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个人以为，《管理规定》意在规范券商第三方网络平台业务，将有利于促进券商行业的健康发展。 整体而言，《管理规定》涉及的内容包含多个方面。包括第三方机构平台的选择、禁止性规定、协议签订、风险防范、规范运作等，都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后，今后券商拓展第三方机构平台业务将有章可循。与此同时，也有利于证监会的日常监管。 券商是资本市场一个独特的群体，既是中介机构，但也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且有如今的规模与影响力，券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显然是不容抹杀的。 券商三大传统业务分别为经纪、投行、自营业务，此后随着证监会不断推出创新举措，资产管理业务又成为券商发展的重点。事实上，随着券商资管业务的兴起，券商不仅早已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困境，此前频频出现的行业性亏损也不再出现。而且，资管业务也逐渐成为券商利润的重要来源，在券商业绩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对于提振券商业绩作出了重大贡献。 券商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业务，既是与第三方机构如银行、保险等机构进行合作，客观上也有利于券商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国内券商超过百余家，虽然券商行业在业务上同质化现象严重，但跑马圈地，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仍然成为各家券商业务发展上的重点方向。通过不断拓展业务，以培育更多的利润增长点，对于提升券商业绩以及券商的投资价值等，显然都是大有裨益的。 券商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规范”两个字。而在这方面，国内券商行业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15年前，国内券商曾经历经整顿潮，为数不少的券商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托管，要么被兼并，要么被撤销业务许可，即使是像南方、华夏等三大券商，亦未能幸免。个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券商为了生存与发展，不惜铤而走险，导致各种严重违规事件层出不穷，进而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则在于，券商内控机制缺失，运作不规范，严重偏离正常轨道。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内控制度、规范有序的运作机制，是券商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拓展第三方机构网络平台业务，虽然在券商众多业务中关注度并不高，但毫无疑问，同样不能脱离规范运作的根本。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外资进入我国的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随着外资控股券商、外资独资券商等开始出现，券商行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对于国内券商而言，一方面，针对各券商业务同质化现象严重的状况，如何实现突围，如何在细分领域打造品牌，形成优势，显然是各券商需要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打造“航母级”券商已时不我待。虽然近几年来已产生多家头部券商，但头部券商并不能与“航母级”券商相提并论。国内券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航母级”券商的崛起。打造“航母级”券商，无论是对于促进券商行业自身的发展，对于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对于提升券商本身在全球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与定价权等方面，个中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券商在规范运作中进行。
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正式拉开了序幕。在首批上市的18罗汉中，发行价最低的康泰医学成了18只新股中最亮眼的那颗星。继24日大涨1061%之后，25日再涨17.79%，两天累计上涨1268%。尤其让市场亮瞎眼的是，上市首日，康泰医学盘中最大涨幅达到2931.50%，创下A股市场新股上市涨幅最高纪录。 康泰医学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涨幅，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首先是由于受今年疫情的影响，该公司的业绩大幅增长。康泰医学产品主要覆盖血氧类、心电类、超声类、监护类、血压类等类别，疫情引爆公司业绩的大幅增长。招股书显示，2020年上半年康泰医学实现收入7.51亿元，同比增长421.17%；归母净利润3.64亿元，同比增长1820.05%。公司预计2020全年收入可达12.50亿元，同比增长222.79%，归母净利润可达5.47亿元，同比增长641.95%。这种业绩的大幅增长，对公司的股价有着巨大的刺激作用。 其次，在首批上市的18罗汉中，康泰医学的发行价是最低的，仅为10.16元，这就为二级市场的炒作留下的巨大的上升空间。 当然，最重要的是，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取消了新股上市的涨跌幅限制，这就让新股在上市之时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如果按照之前的规定，新股上市首日的涨幅都被控制在了44%之内，不可能诞生股价上涨30倍的纪录。因此，这一点对于康泰医学创下新股上市首日涨幅纪录至关重要。正是注册制的这一改革，成就了康泰医学上市的辉煌。实际上，正是在注册制改革成就康泰医学辉煌上市的同时，康泰医学也完美地向市场注释了注册制下新股上市的收益机会与投资风险。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取消了新股上市首日44%的涨幅限制，改为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5个交易日后改为20%的涨跌幅限制。正因为新股上市涨跌幅不受限制，所以这就有了康泰医学上市首日大涨2931.50%的壮观，这带给“打新”中签者的收益是巨大的，哪怕就是按收盘价卖出，超过10倍的涨幅那也足够让中签者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康泰医学上市给投资者带来的赚钱机会不仅仅只是存在于上市首日，而从次日(即8月25日)来看，同样也给投资者带来的巨大的投资机会。由于次日同样不受涨跌幅限制，于是，25日早盘，康泰医学股价大幅低开 38.12元，跌幅达到32.31%。虽然康泰医学25日的涨幅只有17.79%，但如果按开盘价计算，康泰医学的涨幅达到了74%，而盘中最大涨幅则达到了92.03%。这同样也是相当可观的投资收益。按照注册制改革之前的交易规则，这就相当于七八个涨停板了。因此，投资者如果把握买入机会的话，这份收益同样是非常丰厚的。 当然，康泰医学在向市场展示注册制下新股上市投资机会的同时，也向投资者展现了注册制下新股上市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虽然面对康泰医学上市前两个交易日的表现，市场更多看到的是康泰医学的赚钱效应，实际上，康泰医学盘中的剧烈震荡也给市场带来了较大的投资风险。比如，在24日的尾盘交易中，康泰医学股价从308元快速跌至 118 元收盘，跌幅高达61.69%，对于追高买进的投资者来说，这个损失是惨重的。这就是新股上市没有涨跌幅限制所引发的结果，如果有44%的涨跌幅限制，就不会有这样的大幅震荡了。 不仅如此，25日早盘康泰医学大幅低开 32.31%，这对于场外资金来说，或许是一个买入的机会，但对于持有康泰医学股票的投资者来说，就是很大的投资损失了。尤其是对于前一个交易日追高买进的投资者来说，那就是两根收益的长阴线。按上一交易日的最高价308元计算，跌幅更是高达74.06%，这对于前一交易日追高买进的投资者来说，损失是巨大的。这同样也是由于新股涨跌幅放开了的缘故。按照改革前的交易规则，次日的涨跌幅也就只是10%了，不会有低开 32.31%的情况出现。 所以，康泰医学的上市，向市场完美地注释了注册制下新股上市的投资机会与投资风险。它提醒投资者一定要慎重对待注册制下的新股炒作，投资者参与新股炒作必须踩准市场炒作的节奏，如果炒作的节奏踩错了，赚钱机会也就变成了亏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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