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城市的影响力？根本上要看它对外地人，特别是对外省人的吸引力。 如何量化这个“吸引力”呢？有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看一个城市购房客群的来源，是本地人多，还是外地人多？ 因为，没有什么比买房更能表达人们对一个城市的看好。 1 深圳、东莞、北京超6成房子被外省人买走 近日，贝壳研究院基于贝壳平台真实购房成交数据进行研究，给出了这样一个大数据。 以下是22个重点城市购房客群中省内客户占比： 数据显示，省内客群占比最低的是深圳，仅为22.5%。也就是说，深圳有近80%的房子是被外省人买走的。或者说深圳每100个购房者，有78个人的籍贯在广东省外。 仅次于深圳的是东莞，大约72%的房子是被外省人买走的，或者说东莞每100个购房者，有72个人的籍贯在广东省外。 北京购房客群中，非北京客户占比为64%。 上海购房客群中，非上海客户占比54%。 珠海购房客群中，非广东客户占比约55.5%。 杭州购房客群中，非浙江客户占比约53%。 天津购房客群中，非天津客户占比约52%。 广州购房客群中，广东省外客户占比约44%。 佛山购房客群中，广东省外客户占比约42%。 苏州购房客群中，江苏省外客户占比约41%。 以上10个城市，省外购房者占比最高，可以视为对外省人吸引力最大的10个城市。 相比而言，郑州、合肥、长沙、武汉、成都等强省会城市，省外购房客户占比均不到20%，显示这些城市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省内，对省外的吸引力有限。 特别是郑州、合肥，每100个购房者中外省人都不到10个，占比不到深圳的1/10。 2 湖北人最爱买深圳，湖南人最爱买广佛 那么，这些城市的购房客群具体来自哪里呢？贝壳研究院只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5个重点城市的相关数据： 省外购房者占比最高的全国十大城市，广东就占了5个，说明广东的移民指数，或者说对外省人的吸引力，远超其他省份。 从购房客群的来源地来看，珠三角五个核心城市的房子，买家遍布全国各地，最远的有黑龙江和吉林，最近的有湖南和广西。其中，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个省份的买家最多。深圳购房客群中，来自这四个省份的客户占比为41.6%，东莞购房客群中，来自这四个省份的占比为45.1%，比例甚至高于深圳。值得一说的是，湖北人最爱买深圳和珠海，湖南人最爱买广州、佛山和东莞。 这个数据和珠三角的常住人口结构有一定差异，以下是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统计的珠三角外省人人口排名： 数据显示，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江西、河南是珠三角外省人最大的六个来源地，其中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在珠三角购房的积极性最高，广西人、四川人在珠三角购房的积极性则相对不高。 3 广州人最爱买佛山房，深圳新居民潮汕多 为了进一步摸清珠三角核心城市的购房客群来源，贝壳研究院还发布了如下数据： 数据显示，深圳、东莞、广州外地购房者的第一大来源地，均是梅州，显示梅州人在珠三角购房的积极性很高。 从深圳的外地购房者来源地来看，第一来源地为粤东地区，其次是湖南、湖南、江西，再然后是粤西城市，但不见广州都市圈的城市。 从东莞的外地购房者来源地来看，其和粤西的联系度高于深圳，和粤东的联系度低于深圳。但奇怪的是，前10大来源地，没有看到深圳客。 这说明，深圳新移民中潮汕民系较多，而东莞新移民则是广府民系较多。 从广州的外地购房者来源地来看，第一大来源地为梅州和粤西城市，第二大来源为粤东城市，第三来源为湖南、湖北以及粤北城市。 从佛山的外地购房者来源地来看，第一大来源地是广州，其次是粤西和粤北城市。 从珠海的外地购房者来源地来看，第一大来源地为粤西城市，第二大来源地为粤东和粤北。值得一说的是，来自东北的齐齐哈尔，赫然在列。 总体来看，广佛对省内人口的吸引力更强，购房客群中省内客户均超5成；珠海次之，省内客户占比超40%。而深圳、东莞的省内客户占比均未超过30%。 关于广州和深圳在省内的辐射力对比，抖音在2018年曾发布这样一个大数据： 来源：2018年抖音指数（仅对广东的抖音用户进行分析，结论仅供参考） 这张图反映的抖音上的广东用户对广深两个城市的偏好，以珠江口为界，可谓泾渭分明，珠江口以西，可以划定为广州的“势力范围”，而珠江口以东则基本属于深圳的“势力范围”，唯有潮州和汕头例外，表现出对省城的更多偏好。 众所周知，广东主要有三大民系，分为以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珠江口西岸大部分为广府片区，这一地区在地理、文化和语言上都跟广州更贴近。 而珠江口东岸大部分为客家片区，这一片区和和深圳更亲近。根据改革开放前的《宝安县志》，原宝安县（今深圳）客家人占原住民的六成以上。 三大民系中只有潮汕人对广深的偏好出现了分化，揭阳、汕尾更偏好深圳，而汕头和潮州更偏好广州。当然，这也只是相对的，毕竟潮汕商人在深圳的影响力也很大。 注：本文引用的贝壳研究院和抖音的数据，都仅供参考。
房慧 发自广州 十几年前，华南的地产江湖中，有过一段珠联璧合的佳话，这其中的“珠”就是珠江投资，“合”就是合生创展，它们都是朱孟依麾下的地产平台。 彼时，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感叹：“合生创展才是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舰。” 但有业内人士表示：“王石所佩服的，不是单一的合生，而是包含了合生创展、珠江投资以及其他关联公司在内的合生系公司，其业务涵盖了拿地、开发、建设、设计、物业，再到地产外延业务的全包。” 隐形航母诞生记 上世纪80年代，20来岁的广东省丰顺县人——朱孟依，通过开发镇里的商业街，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90年初，他来到香港并取得了香港永久居住证。1992年，他与张荣芳、陆维玑夫妇在香港创办了合生创展（HK.00754）。 但囿于当时境外投资者不能在内地开发房地产的政策，1993年朱孟依在广州创办了珠江投资，开始了房地产业务开发。 在政策红利下，加之朱孟依早年积累下的人脉及市场洞察力，珠江投资与合生创展，一个作为国内开发实体，一个作为境外融资平台，“双剑合璧”让朱孟依在广州楼市站稳了脚跟。 彼时，合生创展多数房产项目都与珠江投资合作开发，因而被业界称为“珠江系”。直至90年代后期，先是合生创展实现了在港上市。次年，珠江投资下属的地产公司开始主攻广州房地产开发，打出了“珠江地产”的品牌。同时北上京城、天津、上海，寻找跨区域的投资机遇。 2004年合生创展率先突破百亿大关，成了风光无限的华南五虎之一，朱孟依成了中国第一家百亿级地产企业的缔造者。而珠江投资，则被视为朱孟依的第二艘地产旗舰。 2003年，内地与香港达成CEPA（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这意味着港商在内地投资开发的所有限制都已取消，合生创展与珠江投资这对“同胞兄弟”也要各奔前程了。 加码产业板块 “珠江系”早期开发的项目，多在郊区，土地成本较低。但在地产黄金时代，“高溢价、慢周转”开发模式日渐不敌“高周转”模式，合生创展在百亿阵营徘徊多年，珠江投资的声势也被后起之秀所掩盖，甚至一度被传要退出房地产。 在主业规模增长停滞的情形下，珠江投资另辟道路，转向多元化发展，要做综合社会服务商。目前，其旗下业务涉及房地产、公路桥梁、通信网络、煤炭能源、电力水利、商贸物流、管理咨询、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种种迹象表明，珠江投资正在加码产业地产方面的投入。2017年，其与佛山顺德两镇街签订190亿元产业项目；2018年，与昆明达成产业合作，计划3年内投资1000亿元；去年，还联手合生创展，与东莞麻涌政府签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参与建设麻涌国际科技创新港等。 公开资料显示，在产业方面，其业务涵盖了产业园区、物流仓储、总部基地、创业小镇，甚至还有泛娱乐领域，如文化旅游、影视传媒、电竞产业等。截至去年底，其在全国已建和规划在建的产业园区项目已超23个，包括北京青年创新产业园、上海珠江创意中心、广州珠江国际时尚中心等产业项目等。 积极开拓新项目的同时，珠江投资也出现了顾此失彼的问题。2014年其从华谊兄弟手中接过的大型文化产业综合体——深圳华谊兄弟文化城，至今开发进度缓慢被业内诟病。 有业内人士分析，珠江投资之所以积极投资产业领域，是为了用低廉的价格获取土地资源。因此除了产业园区，其还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土地一级整理等领域。 二代掌门朱伟航 在招拍挂现场难觅踪迹的珠江投资，市场动作向来比较“低调”，一如朱孟依的作风。但实际上，目前的珠江投资，已是朱孟依的次子朱伟航掌舵。 企查查显示，珠江投资两大股东是广东韩建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华城置业有限公司，两者持股占比分别为83%和17%。其中，广东韩建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华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朱伟航，均持有99%的股份。 公开资料显示，朱伟航生于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金融专业，其早在2008年就进入珠江投资，历任融资管理中心总监、华北地区公司副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等职位。 此外，珠江投资也是珠江人寿第一大股东，而朱伟航已于2014年1月17日担任珠江人寿的董事。 已过花甲之年的朱孟依，近年来已逐步退至幕后，将子女推向前台。朱伟航的兄长朱一航掌管着珠江商贸，长姐朱桔榕担任合生创展董事会主席。 也正因此，虽然合生创展与珠江投资是相互独立的两家公司，但在地产开发以及跨行业投资中，两者还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020年上半年，珠江投资实现销售额98.23亿元。其中大本营广州区域销售额占比最高，达37.1%，其次是华北区域，销售额占比为25%。其同胞公司合生创展，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金额为约130.14亿元。
通胀理论是经济学中目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几部比较流行的经济学教材的通胀部分，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论述困境”。凯恩斯学派的提出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与货币学派的理论并不能融合，以至于几个版本的经济学教材，在涉及通胀的部分都分布在两个章节论述。 其实关于通胀的直接原因是清晰可见的，现有的理论也论述的比较清楚。我们唯独缺少的是关于通货膨胀“根本成因”的叙述，以及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将现有的通胀理论整合起来。 货币主义的通胀理论是有明显缺陷的，萨缪尔森的理论也对现实解释性不强。弗里德曼一直认为滞胀是由于凯恩斯主义主的过度投资造成的，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理论往下深究。既然通胀是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那是不是通过“缩减投资”就可以治理通胀了？其实这个通过“反向推导”得出的结论特别重要。既然“过度投资”可以带来通胀，那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缩减投资”来治理通胀。而我的通胀理论不仅说明了为什么“过度投资”可以带来通胀，而且指出了通过“缩减投资”治理通胀的方法。 凯恩斯创造了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本人的宏观经济学中只有经济危机治理理论，没有属于资金学派的通胀理论。萨缪尔森等后来者，虽然用供给需求理论创造了通胀的“形成理论”，但同样也没有创造出凯恩斯学派的“通胀治理”理论，以至于宏观经济学只能由弗里德曼拉来古老的“货币数量说”凑阵，但是“货币数量说”过于狭隘，显然不能解释所有通胀理论。后来的教材编写者大多是“述而不作”，也就是将各学派的理论逐一罗列，或是小幅改进，比如新凯恩斯学派罗伯特戈登的“通胀三角”理论。 人类其实需要的是一次“分析范式”的革命，才能将通胀理论统一起来。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内源性通胀”和“外源性通胀”范式就是这种尝试。其中内源性通胀，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性通胀，包括正常经济增长引起的劳动生产率通胀和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胀，而外源性通胀则包括货币超发，自然灾难，资源短缺和进口等。这样就将通胀与一些根本性因素结合起来了。 内源性通胀属于“常规通胀”，外源性通胀属于“偶发性通胀”， 人类需要治理的只能是“内源性通胀”，“外源性通胀”理论除了货币导致的外，理论上没法治理，一般也不需要治理，但如果比较严重则需要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干预。 我的通胀理论，偏向凯恩斯主义，但又不完全是凯恩斯主义。比如“劳动生产率通胀”不属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过热型通胀”是凯恩斯主义的，但又符合货币主义，外源性通胀则可以将货币、自然灾害、资源价格异动等特殊因素导致的通胀包含起来。 我的通胀理论明确反对货币主义学派“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提出了“内源性通胀”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后面治理通胀制定了理论基础。我的通胀治理是不主张用货币政策进行通胀治理的，而是财政政策治理，这反而符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色，可以算是补充了凯恩斯经济学的通胀治理理论。
“云闲望出岫，叶落喜归根“。 疫情之下，全球金融市场乱象丛生，波动中的不动点已演变为全球投资者追逐的稀缺标的，人民币资产保有相对韧性；中概股回归大幕开启，阿里、京东、网易率先登陆港交所，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 在保护主义和市场杂音之下，中概股回归固然有避免地缘风险、兑现估值红利的考量，但我们认为，其长期将成为中国经济构建和完善升维竞争双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经历过全球投资者检验的中概股是中国最具活力和想象空间的可投资产，其回归本土意味着中国投资者有机会直接投资于国内优质标的，也将进一步推动形成优质的人民币核心资产；其二，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以民生、科技、金融为三个顶点且彼此交互的投资“黄金三角形”，回归的中概股有望凭借新经济、低重心、高增长成为塑造这个“三角形“的粘合剂；其三，中概股回归进一步打通了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并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为更多中国企业结合自身需求充分利用不同市场优势、整合境内外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匹配投资需求与标的供给，中概股回归打造优质人民币核心资产。2019年11月以来，随着阿里、京东、网易三家中概股龙头企业以两地上市的方式登陆港交所，中概股回归中国资本市场的步伐大幅加快，中国新经济的未来走向备受市场瞩目。事实上，在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新经济蓬勃发展进程中所培育出的大量独角兽企业一直受到全球投资者的青睐。以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为例，2009年至今的美股历史性长牛中，代表中国新经济的中概股表现系统超越基准。对比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的中概股，前者以近10倍的涨幅大幅领先于纳斯达克指数，而后者则走势偏弱且落后于纽交所综指（详见附图）。我们在《海外投资中国的量化逻辑：“高α”+“低β”》一文中指出，疫情按下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快进键，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将有效链接起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持中国资产成长为新时代更具有稀缺性、值得超配的α。在此背景下，中概股回归有着更具确定性的内涵：一方面，经历过全球投资者检验的中概股是中国最具活力和想象空间的可投资产，其回归本土意味着中国投资者有机会直接投资于国内优质标的；另一方面，中概股回归会通过“鲶鱼效应”强化中国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这将进一步有助于形成优质的人民币核心资产，增加对于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转型，中概股回归夯实金融与实体互惠关系。从长线看，中国经济身处由“增速”向“增质”切换的关键十字路口，数字经济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新兴与科技产业成为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驱动，也有望促成未来四十年资本市场的长周期繁荣。2020年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列入生产要素，有益于挖掘数据价值，改善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而随着新基建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数字经济承担起短期稳定需求、长期推动转型的双重职责，成为产业和消费升级的重要基石。我们在《长线投资中国的“黄金三角形”》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其三个顶点分别为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而三条边则是以上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 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中概股回归有望成为塑造这个“三角形“的粘合剂：其一，构筑“资本市场-实体经济”正向循环，支撑中国新经济和硬核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其二，吸引社会资本向直接融资模式倾斜，推动资本市场长周期发展；其三，产品/服务重心下沉和高增值潜力将强化居民财富效应，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链接离岸与在岸市场优势，中概股回归助力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中概股回归的制度框架早在两年前就已基本确立：2018年3月，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允许境外注册的红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并推出中国存托凭证（CDR），还围绕创新企业的盈利情形和公司治理特征进行针对性制度安排；2018年4月，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8A章也正式推出IPO新规，其核心在于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和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这些通道的设计不仅推动了小米和美团赴港上市，促进了阿里、京东、网易回港“第二上市”，也便利了中芯国际等企业在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为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不同市场优势、整合境内外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随着新经济龙头率先回归的带动效应，更多企业将结合自身需求主动选择上市的方式和场所：当前，从美国回归香港第二上市的中概股为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示范，阿里的股价自去年11月上市以来相对恒生综指的累计超额收益逾30%；回归中概股的成交也较为活跃，其成交额占比现已接近10%（详见附图）。展望未来，中概股回归将推动在岸和离岸市场优势互补，一方面通过日益彰显中国元素带来内在聚变，巩固香港作为中资企业境外融资中心的地位，推动香港从投资内地的虚体转变为投资中国的实体，另一方面通过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和深度挂钩，发挥香港作为大湾区之特区服务内地市场的长期功能，进而带动大中华地区经济圈之间更为良性的互动。
王向南 发自深圳 物业股仍是资本眼里的“香饽饽”。 在房企前赴后继分拆物业上市的浪潮中，参与战投的不乏专业投资机构、大型企业集团，甚至还闪现马云、马化腾等互联网大佬的身影。 8月13日，中国恒大（HK.3333）发布公告，旗下恒大物业合计引入235亿港元战略投资，以支持物业管理业务的发展。 从公布14位战略投资者来看，可谓巨头云集，包括华人置业创始人刘銮雄之妻陈凯韵、恒大集团董事局总裁夏海钧、人和商业戴永革、中信资本、农银国际、光大控股、腾讯控股、周大福、阿里巴巴旗下的云峰基金、红杉资本等。 其中，马云和马化腾两位互联网大佬纷纷入局，这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 获悉，马云的云峰基金认购15亿港元，持股比例1.791%。这是继恒大淘宝足球之后，马云和许家印在物管这个新领域上的又一次合作；马化腾的腾讯控股认购12亿港元，持股比例1.433%。此前，恒大与腾讯已合作成立恒腾网络，一直都被外界视为恒大在家居领域的风向标。 恒大官网显示，物管业务主要由许家印之子许智健负责。目前，恒大的物管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承担，在管项目超1400个，布局全国280多个城市，合约管理面积约5亿平方米，管理业态涵盖中高档住宅、甲级写字楼、旅游综合体、城市综合体、学校及会所运动中心等。 据中国恒大年报，2019年其物业管理业务收入43.75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7.6%。据统计，目前在H股、A股上市企业中，碧桂园服务2019年营业收入最高，为96.45亿元，其次是绿城服务、招商积余、保利物业、雅生活服务及中海物业。其中，金碧物业2019年营业收入仅次于中海物业，在行业中大约位于第7位。 双马入局恒大物业，并非孤例。5月14日，红杉资本、腾讯完成对世茂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世茂服务的战略投资，投资总金额共17.28亿元（约合2.44亿美元）。 据之后披露的招股书，红杉资本以9.21亿元认购5332股A系列优先股，腾讯以8.07亿元认购同系列4668股，并以一股换一股的方式，分别持股世茂服务5.33%、4.67%。 资本入局，无外乎看好物业行业的未来和企业的发展潜力，并谋求占位或分得一杯羹。 对于物企来说，在上市之前引进重量级战投，不仅可以吸引投资者关注并提升企业估值，更能借助外部力量对业务潜力进行深入挖掘。 彼时，世茂集团副总裁、世茂服务总裁叶明杰就曾表示：“此次战略引入的顶级投资人及其丰富的生态资源，将协同加速世茂服务数字化升级与多元服务生态的构建。我们愿持续推动中国物管服务行业的产业转型，同时为政府智慧化社区建设输出价值，让社区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活力源泉。” 5月15日，建业新生活（09983.HK）在香港、郑州两地同步举行敲锣仪式，河南老乡、知名投资机构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为建业新生活上市发来祝贺视频。 据悉，作为建业新生活基石投资者，高瓴资本认购建业新生活7500万美元（约5.85亿港元）股份，发行完成后，高瓴资本将持有公司约85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约为7%。 在建业新生活看来，高瓴资本主要看中物业管理及生活服务行业在河南省的市场发展空间庞大，而建业新生活在中部地区富独特优势，是中部地区最大的物业管理服务商，且背靠“建业”品牌，更有庞大的个人及企业客户基础以及完备的“建业+”O2O一站式服务平台的优势。 房企分拆物业上市的赛道上，参赛选手与日俱增，而资本大佬的纷纷加持，无疑将助力物管市场迸发出更为激烈的竞争火花、赋予行业更多的想象空间。
高连奎《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精准调控主张经济应该无波动增长 经济发展不能大幅波动，“无波动增长”是宏观经济治理追求的目标之一。首先企业发展受不了波动，无论多么辉煌的企业，只要几个月没有订单就会倒闭，企业家多年的积累就可能毁于一旦。其次，企业职工也受不了波动，失业没有收入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遇到的。 经济波动的本质是经济内部“能量的不均匀释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能量一般有四种来源，分别是科技的进步、消费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自然条件下，这些经济增长能量的释放都是随机的，如科技的进步，说不清真理的苹果什么时候就砸到科学家的头上。而消费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则比科技进步进行得更缓和些，但也很难控制，很多受“黑天鹅事件”的影响。 经济如果存在波动，经济繁荣时扩大的产能，到了萧条时这种产能就成为巨大的浪费，很多崭新的机械设备可能就会被当废铁卖掉。 我们根据经济能量释放的类型，可以将经济分为两种：一种是温泉型经济，一种是火山型经济。温泉型经济就是经济能量缓慢、匀速释放的经济；而火山型经济则是经济能量在一段时间剧烈释放，又在一段时间休眠的经济。西方国家基本上就是火山型经济，而中国则是温泉型经济。显然温泉型经济是好的、理想的，但达到这种理想状况，则需要调控的艺术，更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
我与黄奇帆先生的直接交往不多，但神交已久。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的朋友崔之元教授兴奋地向我介绍了黄市长的许多经济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我便十分关注黄市长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和他不时发表的经济观点。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能员”“干吏”中的佼佼者，而这些“能员”“干吏”则是中国贤治（meritocracy）的基础。黄奇帆先生似乎并不总按常理出牌，但他解决问题的超常能力却使我叹服。 一直以来，我都想知道黄奇帆先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结构性改革》 一书终于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见他的思想脉络和行事逻辑。如果中国其他同样富有实践经验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大员都能像黄奇帆先生这样，在退出一线之后，深入总结自己为政的经验教训，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那将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之幸，而且是国家之幸。 黄奇帆 《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中国最近二十几年来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还包括许多十分新潮的东西。囿于知识和阅历的限制，我没有能力全面评述此书，只能谈谈读后感。 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写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一方面，作为长期主政一方经济的政府大员，黄奇帆先生有着学者只能望洋兴叹的解决大小经济问题的丰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乐于思考的思想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丰富实践基础上的深入理论思考应该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由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俯拾皆是。我希望黄奇帆先生以后还能更多地与我们分享这类故事。 故事一。2008年，内陆地区尚不存在电子产业，因为把零部件、原材料从沿海运到内陆一般要历经2000千米，需要付出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地处内陆的重庆要发展电子产品，就要把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实现企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一体化。于是重庆承诺惠普董事长，如果对方把3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转移到重庆，就保证两年内在对方厂址的1小时路程之内配套1000家零部件厂，共同形成产业链集群。转过头来，重庆又承诺给富士康1000万台惠普电脑的整机生产订单，前提是富士康将对应数量的零部件厂商引进重庆。事实上，零部件企业只要到了重庆，不仅可以完成1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而且可以为更多生产企业服务。两年内，重庆达成了当时承诺的目标，拥有了1000多家电脑零部件厂商，并相继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电脑厂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多年保持产量稳定，占全球电脑生产总量的1/3。重庆成功打造了一整条齐全的产业链，相应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品牌商和产业链相互配合，中心零部件企业和供应链纽带无缝对接，成为一大核心竞争力。 故事二。重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2亿部手机，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而当时京东方的技术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但缺乏资金。重庆承诺帮助其筹集资金。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股票，每股2元多，由重庆企业买入，实现了200亿元投资，再向银行贷款140亿元，共计筹资340亿元。由于企业效益好、利润高，京东方的股票由最初的每股2元多涨到了每股4.5元，最高的时候甚至到了每股6元。在其股价为4.5元时，重庆企业将100亿股卖出，收回了200亿元，另外的250亿元并未被市政府征用，而是继续投资京东方，用于研发第六代柔性液晶面板。 故事三。“渝新欧”国际运输通道，满足了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对北美（30%）、亚洲（30%）和欧洲（40%）的分销，大大节省了时间与物流成本。如果产品在重庆生产后运到上海、广东等地，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耗时需两个月，另一方面物流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2 000千米内陆到沿海的距离。这条“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同时解决了三大难题：一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一体化；二是各个国家铁路部门运行统一编制的时刻表；三是敲定铁路运费价格，压低运输成本。2011年铁路价格是一个集装箱每千米1美元，现在降到了每千米0.5美元，12000千米距离只需要6000美元运费。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的货物价值足够高，“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的6000美元运费就是经济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愿意用铁路进行运输。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黄奇帆先生对许多全局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的思考也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关于城乡土地资源配置问题，黄奇帆先生指出，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城市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但农村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没有退出，城市发展又需要建设用地。为实现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作为土交所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在重庆市域内将农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产生的货币价值成为农民的原始资本，农民进城了，耕地总面积也并未减少。 关于人口红利问题，黄奇帆的角度同一般经济学家也不同。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了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干到45岁左右时，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来可以工作到60岁，现在只能工作到45岁，少了15年，相当于就业工龄少了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里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的时间相当于全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村户籍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生产力问题和人口红利的问题。 关于铁路运输问题，黄奇帆先生认为，因为把货物转移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货物装上汽车，进行长途运输，而汽车运输的成本是火车的3倍。但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通铁路。事实上，只要一家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产值几百亿元的企业的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 关于债务重组问题，黄奇帆也敢于触犯禁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坏账欠债的困难企业拿出整改的具体方案，如果只是把债务包层层转包，那是务虚、套利。比如，银行有100亿元坏账，企业把这100亿元打包按20亿元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把大包拆成小包，最后按30亿元又转出去。如果是这样的层层转包，最后接盘的人有什么能力帮助企业完成债转股或债务重组呢？倒霉的还是实体经济。 由于不仅有丰富的地方经验，而且有超越一时、一隅的大思路，黄奇帆先生成为借箸之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部地方大员的成功学或案例集锦。相反，黄奇帆先生不仅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力图澄清一些本来应该由职业经济学家阐明，但却被经济学家说糊涂了的理论问题。黄奇帆先生“入侵”不同领域经济学家专属地盘的意图可以从《结构性改革》的目录清楚地看出来。《结构性改革》涉及了从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到数字经济，从房地产开发到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等我们当前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由于知识和专业的限制，我对黄奇帆先生书中所涉猎的许多问题没有立场和观点，不敢妄评。这里，我仅就自己相对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看法。 黄奇帆先生大作第一章的标题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是高度重视的。我曾表示“供给侧”一词是日本汉字，读起来拗口。但如鲁迅先生所说，“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读得多了，也就不拗口了。比起“侧”这个词，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黄奇帆先生指出，“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用黄奇帆先生的话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通过“体制机制性的改革”，给经济“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我对黄奇帆先生的观点深以为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总需求管理则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体制机制性改革（“制度变迁”），同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也有所谓“供应学派”。但这个供应学派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黄奇帆先生对此也做了清楚的解释。我这里不再赘述。 黄奇帆先生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的意图和要点，提出了今后应该推进的十条改革措施。其中，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开放、降低运输成本、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大力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等属于生财型的改革，有利于创造新的财富；而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属于聚财型改革，可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而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企业年金制度、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深化投融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改革属于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可以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高质量发展。确实，正如黄奇帆先生指出的，如果各地方、各部门都可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框架开动脑筋，想一些真正能够起到实效的改革举措，共同努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必将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奇帆先生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是，一篇序言是不能写得过长的，我只好就此打住。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结构性改革》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个聪明人写给我们这些不太聪明的人读的好书。我强烈建议中国的各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都来认真研究黄奇帆先生的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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