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绝大部分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创立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停滞了三十多年。自从有了信息互联网之后，经济的各个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弗里德曼本人在晚年经历了早期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但他的货币理论却是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提出的，人类急需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学。 精准调控理论中的财政调控，只调控政府投资，不调控民间投资，也不随意调整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却要小得多，属于“无感调控”，可以避免企业和投资人在宏观经济周期中的巨大牺牲 。另外财政调控效果更直接，基本没有“时滞”，可以非常好的保证调控效果。 在这里我们引入“痛感调控”和“无感调控”两个新的概念，以表明新旧两种调控方式的根本性区别。 “痛感调控”是一种政府通过给企业与民众造成痛苦的方式，实现经济调控目标的调控方式，货币调控就是典型的“痛感调控”，货币当局通过货币紧缩，提高利率，让企业感觉高利率的痛苦，然后被迫缩减投资，以达到调控目的。“痛感调控”本质是一种惩罚式调控，必须让社会感觉到痛苦，然后利用这种痛苦，使企业和民众的经济行为发生改变，经济才可以达到调控目标。 “无感调控”是指在经济调控过程中，不以给企业和民众造成痛苦为代价，而是通过只改变政府一方的行为，从而达到经济调控目标的调控方式。在“无感调控”中，企业和民众的经济行为不受调控影响，而通过政府自身行为的改变达到调控目标。“无感调控”主张经济调控应该不引起新的经济波动，不引起资本的紧缩，让民众毫无感觉的情况下，政府静悄悄的完成经济调控目标。我在书中提出的通过“调整政府投资规模”来调控通胀和经济增速的调控方式就是“无感调控”。“无感调控”主要采取的是政府财政手段，而非货币手段。 在现代信息互联网时代，经济高度联系，系统风险无限积聚，让货币调控退出历史舞台非常有必要。精准财政调控应该是21世纪主流的宏观调控模式。
如果没有疫情，梁建章应该不会走进那间他一辈子也没有预料到的直播间，他也不可能发现另外一个如此陌生而有趣的自己。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把自己玩坏的？”见面，这是我问梁建章的第一句话。 8月中旬的杭州闷热如锅，梁建章来做他的第二十二场直播带货。这一次，他把自己打扮成了“贾宝玉”，还长袖荡漾，唱了一段越剧：“天上掉下个好酒店，似一个宝物来人间……”我看回放，他与“林黛玉”眉目互动，还真的很入戏。 那一晚，他卖出了500多份马尔代夫的度假套餐，每一份两万多元。 2020年，我最佩服的人是梁建章。 1、 我很早就知道携程的梁建章，但一直不熟。2011年，他辗转托人寄来两本新出版的书，一本给我，一本让我再转给吴敬琏老师，书名是《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在研究人口经济学。 他是一个上海人，从小被视为“天才少年”，13岁在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获奖，15岁进入复旦“少年班”，20岁获得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学位。1999年，30岁那年，与沈南鹏、季琦和范敏创办携程旅行网，他出任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2003年12月，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百亿市值的公司。2007年，梁建章“百战归来再读书”，卸去全部职务，远赴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 也就在求学时期，他关注到了人口问题，“分析了许多国家的数据后，我发现，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新生人口，到21世纪，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按他的推算，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二，剩下4.6亿。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只剩下6800万人。 梁建章变得非常焦虑，他写了一本专著，还自费拍摄了一部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在回国后，他与茅于轼等人联名发起了一份题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的建议函，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 在那几年，梁建章的行动挺危险的，因为开始于1980年的计划生育，一直被视为“基本国策”。学界对之的议论，大多为“优化”，如此决绝地提出“终止”，很容易被扣上各种帽子。 梁建章的倔强、鲁莽和理想主义，让人看到他个性中不易察觉的一面。 2 后来记不得什么机缘，就跟他有了一些接触。前年拍《十年二十人》，我列出的第一批企业家名单里就有他。 2013年2月，携程发生严重的经营性危机，梁建章临危归国，重掌帅印。有一位旅游界的朋友告诉我，你别看James温文尔雅的，其实是一只会咬人的兔子。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竞争对手跟携程争夺一个景区的门票代理权，提出了比携程低三成的包销条件，梁建章派人去谈，说：“这样吧，我每张门票不提成，再补贴你五块钱。” 不过有意思的是，每一次跟梁建章见面，很少听他说携程的事情，最多我问一句，他敷衍地答半句。更多的时候，他喜欢讨论人口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 有一次，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他想出了一个让妈妈们多生孩子的好办法。“那就是，第二个孩子跟妈妈姓！”我问他：“你的第二个孩子姓梁还是姓妈妈的？”他悻悻地白了我一眼。 “话不投机半句多”，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3 梁建章的第一场带货直播是3月23日。帮他打理这一摊事情的携程副总裁天旭告诉我，就是死到临头被逼上去的。 去年下半年，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场大疫情。在国庆期间，梁建章把自己关了几天，憋出了一本四万多字的寓言小说《永生之后》。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人活得太久，老而不死也许是一个更可怕的挑战。 就当梁建章一边在欧洲旅行，一边跟编辑讨论封面的时候，巨石崩裂。疫情突如其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携程所在的旅游产业。1月27日，文旅部宣布暂停境内外跟团游和“机票+酒店”半自助旅游产品。 到2月初，携程各业务线累计取消订单数百万单，这几乎就是一次灾难。为了避免业务线的大崩盘，携程还要承担更大的压力，梁建章宣布对旗下8000家携程旅行社加盟店，减免三个月管理费。3月18日，携程的股价从38美元/股跌到21.6美元/股，两个月间跌幅达44%。 在这样的时候，写公开信、求援或喊口号，都可能没有任何效果了。在离毁灭一步之遥的时候，将军必须拼刺刀。 3月23日晚8点，携程官方抖音号做了一场梁建章的直播首秀，刚刚回国、结束14天隔离的他，坐镇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的尼普顿水底套房，像模像样地戴了一副墨镜。那一晚，他吸引了51万人次的场观，卖出6710个订单，交易额达1025万元。 2019年，携程的全年总交易额（GMV）是8650亿元，相比较，1000多万实在是一个渺小的数字。但是，它对于携程，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意义却可能是非凡的。它意味着向死而生的企业家精神，意味着信心复苏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携程业务模式的极端性创新。 在梁建章坐到直播镜头前之前的二十一年里，携程的品牌是没有人格的，是不生动的，很多人是不知道梁建章的。而从此之后，梁建章把自己的脸变成了携程的logo。 4 我做直播，梁建章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6月底有几个晚上，我打开手机，看这位骄傲的经济学博士把自己打扮成唐伯虎、日本武士、苗王、海神——他在直播中自称是“梁塞冬”，甚至是嘴角有一颗痣的“媒婆”，真是又开心，又减压。 他玩变脸、唱Rap、跳摇滚和海草舞、耍少林棍法，还装模作样地展示“劈砖”绝技。在杭州见面时，天旭建议他招募一批“James的妹妹们”，帮他一起分身卖货，我看他笑眯眯的，好像还特别乐意。 我问他，“你喜欢直播吗？”他摇头晃脑地不知道嘀咕了一句什么。我突然意识到，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成年人大概都会干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却能享受其中的乐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携程把梁建章直播固定成了每周一次的“BOSS直播”，每一场都会优选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在携程站内、开放平台和品牌平台矩阵推出，同时驱动线下的加盟店全员私域流量运营。它意外地成为了携程新营销的核心节点。到8月份，通过携程小程序产生的订单已占到全部订单的一成多。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梁建章跑了三十多个城市，他的直播带动了一些地方的旅游复苏。正是因为他的到来，不少景区和酒店开始推动自己的复工计划。 “千万不要浪费了一场危机”，这句话在疫情期间被一再地引用。不过，有多少人真正为抵抗危机，走出了习惯的舒适区？多少人真正在自己的身上克服了这场危机？ 如果疫情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戴着口罩就战胜或躲避过去，梁建章应该不会走进那间他一辈子也没有预料到的直播间，他也不可能发现另外一个如此陌生而有趣的自己。 那天告别梁建章，我突然有一种劫后余生逢故人的感慨。 到今年的12月30日，我应该还会举办我的年终秀，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它是一个数千人的现场，还是一次线上直播。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会请所有的同学静思一分钟，回想即将过去的、让人诅咒的2020年—— 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令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不适应的甚至有点倒霉丢脸的事情？你有没有翻过车、试过错，有没有在绝望挣扎中头破血流？ 如果没有，2020年，你算是白过了。
高连奎《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控制投资速度”-控制经济增长 那我们如何控制住经济增长的速度呢？笔者认为，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控制住投资速度就行。 宏观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但是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投资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要控制住了“投资速度”，就控制住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住了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控制住了通胀。因此治理通胀也可以不需要通过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控制住“投资速度”就完全可以实现。 那怎么控制住“投资速度”呢，我认为只要控制住“政府投资”就行。 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种。我主张只控制政府投资速度，尽量不调控民间投资。民间投资主要是企业投资，政府一般不要干涉。但是政府投资部分，政府是可以施加影响的。我主张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实行“错峰投资”。当民间投资积极性过高时，政府应该放缓投资，当民间投资积极性不强时，政府可以加强投资。 民间投资天然具有不稳定性，民间投资主要受科技进步和产业周期的影响。某一科技的成熟，产业化阶段就可以带动大量的投资；当科技进步不那么快时，产业投资就会降速，民间投资就会降低下来。总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一般是民间的新兴产业投资，而控制投资往往从政府投资的传统行业投资入手，从而达到经济整体的稳定。 这样做在现实中也是可行的。政府投资的行业，大部分是传统行业，如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地铁、水电站、核电站等。这些早就被发明出来，但很多国家都没有开发到位，因为这些项目建设周期长、普及周期长。因此，这些项目就适合政府进行“投资控制”。这些项目在我的平衡经济学中属于典型的“供给滞后”产品。如铁路普及需要100年的时间，而一个经济周期也就七八年的时间，一般需要控制的经济周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少上或是多上几个项目，政府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那控制政府投资，应该怎么做呢？在中国，一般是央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发改委负责审批项目，目前央行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部门，如果按照精准财政调控理论，发改委和财政部应该是经济调控的主要部门，而央行则需要从宏观调控中退居二线。 总之，无论是控制通胀，还是平抑经济周期，都可以通过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实现，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手段就是控制政府的投资规模。而以前通常使用的，诸如货币调控，民营企业“去产能”等能手段则尽量不用，对经济的危害太大。即使用也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作为核心手段使用。 如果我的经济调控方法，仿照弗里德曼的经济调控方法进行命名的话，也可以命名为财政调控的单一法则或“单一财政调控”理论。 高连奎，经济学家，美国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经济学专业贡献奖获得者，国际信息发展(行情300469,诊股)组织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国经智库专家，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之新财税学派创始人，新华社高端访谈嘉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栏目嘉宾，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学者，也多次受邀为国内外顶级机构或其决策人士提供咨询或授课，国内如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北京市委讲师团、云南省委省政府，国外如华尔街顶级对冲基金公司、世界最大主权基金挪威中央银行、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等； 曾受邀参加TEDxbohaiwan大会演讲，为美联储货币委员讲解货币政策，受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哥伦比亚大商学院等世界顶级机构演讲或授课，其新著《21世纪经济学通论》被美国哈佛大学收藏。
在高层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后，大多数人很担心“国内大循环”这个词被误读，我对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肯定会被误读。 幸福的生活是相似的，不幸的生活则各有各的不幸。正确的解读基本相似，而错误的解读则有各种各异。对于“内循环”的误读，可谓五花八门。除了有人把“内循环”误读为回到闭关锁国，对于内循环，主要的误读有三个： 其一，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 其二，认为内循环只是应对美国打压中国的权宜之计； 其三，认为为了启动内循环会打压房地产。 这三种误读虽然不难反驳和辨识，但目前来看，这些误读在舆论场颇有市场，有必要予以澄清。 第一、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完全矮化和窄化了“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意义。撬动国内庞大的市场，的确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内循环作为和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一样的战略性举措，其内涵和覆盖的范围远远超过内需。 在笔者看来，作为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的最大战略，“国内大循环”旨在打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任督二脉”，是在生产、消费、投资、技术等领域都要弥补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比如在技术层面，如何在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在技术环节实现内循环。 在技术环节，由于过去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上选择了一条成本优势最明显的领域发展，导致卡脖子的不仅仅在芯片领域。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在技术创新层面，“内循环”的关键就是彻底告别过去引进技术、模仿发展的模式，而是在高端技术和关键环节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环节，中国的工业门类是全球最全的，但低端化、缺品牌以及主要设备依靠国外的情况也必须通过“内循环”来突破，内循环就是疏通中国经济的血脉，在关键设备和关键环节上实现自主创新。 笔者认为，“内循环”内涵丰富，理解“内循环”至少应该认识到“内循环”的五大抓手及突破点。 特别是，在“内循环”的打造上，一定要认识到新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内循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到“内循环”的同时，还第一次提到了“持久战”的概念。 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这段话特别重要，这段话本质上是为“十四五”规划定调。而且从“持久战”的角度对“内循环”予以界定。这意味着“内循环”绝非很多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持久战”，是战略性的举措。相信“双循环”发展格局会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基调。“十四五”规划将围绕“双循环”制定中国新周期下的最有看点的一个“五年计划”。 第三、“内循环”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制造业的“创新”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二是新型城镇化。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制造业的创新，是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打压中国的实质在于打垮中国的制造业，从全球大国兴衰的历史看，得制造业者得天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就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国。 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人发现，在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创新的基础荡然无存，没有制造，创新力枯竭。这是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压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原因。美国这个国家，是有重视制造业的基因和传统的。从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报告”开始，美国人一直把制造业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制造业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也是美国创新的源泉。 中国未来的创新，一定要围绕制造业的创新展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复杂性。一个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是规模。“两个基本点”，消费和城镇化是未来“内循环”的两个轮子，也是“内循环”的最大动力。 特别是城镇化，中国未来能够真正利用的最大红利就是城镇化。今年舆论圈在热炒新基建，我一直旗帜鲜明的认为，新基建和新城镇化比，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新基建只是“术”，而新城镇化却是“道”，新城镇化是“皮”，而新基建只是“毛”。新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改变的厚度和广度是新基建无法相提并论的。中国提出的雄安、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千年大计，预计“十大城市群”，是带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启动消费的保障。 城镇化的进程一方面带动消费，一方面带动创新，未来城市的建设是中国创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启动消费不是要“均贫富”，不是要劫富济贫，而是要把穷人变成富人。把穷人变成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农民一旦真正成为市民，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至少会提升3倍！ 行文至此，就可以回答标题所提的问题上来了。既然新城镇化是“内循环”的两个轮子，而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仍然会是大城市的房地产，那么，为什么要情绪化的认为启动“内循环”就必须打压房价呢？就消费而言，中国过去20年，最大的消费都是房地产相关行业在拉动，比如，家电，装修，物联网，智能家居等等，没有了房地产，就有消费？这种逻辑要么是蠢，要么是坏！ “内循环”需要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是带动新基建、创新和消费的动力。房地产是拉动消费的乘数力量，而不是打倒了房地产才有“内循环”。这几年我最大的遗憾是，不能通过普及基本常识让很多人从一些二杆子的误导中尽快清醒过来。每每看到一些人假装忧国忧民高喊打压房价，消费民众信任的时候，我心情就非常沉重，经济学常识启蒙的任务实在是太重了。
1、现有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不完善。凯恩斯经济学只限于治理经济危机，但一遇到经济周期调控和通货膨胀调控，仍然依赖货币政策。这方面哈耶克的著作中批判非常多。如果只看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判，感觉凯恩斯就是一个货币主义者。但对凯恩斯本人来说，财政调控虽然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但他并没有放弃货币调控，甚至也没有放弃税收调控。凯恩斯本人也是赞成降息与减税的。我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评价就是“一脚踏进了自己的经济学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别人的经济学逻辑里”。 2、我的“单一财政调控理论”，主张对治理经济危机，治理通货膨胀、平抑经济周期三种情况都用财政政策进行调控，“单一财政调控理论”是彻底的，纯粹的财政主义。 3、单一财政调控理论非常反对使用“货币政策调控”，因为货币调控只适合互联网时代之前，信息互联网时代之后经济系统性风险太大，货币调控已经不适用。“单一财政调控理论”也非常反对使用税收调控，确切的说是反对供给学派的“减税”，我们在前面的“新财税经济学”部分就讨论过减税的危害，减税即使作为短期经济刺激措施，其遗留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4、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属于自己学派的通胀理论，也缺乏属于自己学派的税收理论。所以凯恩斯学派在遇到通胀和税收问题时就无招架之力，只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遇到通胀问题时，被货币主义代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遇到减税问题时，被供给学派代替。新凯恩斯主义学者提出的“泰勒规则”虽然在九十年代成功逆袭为美联储的主流调控原则，但“泰勒规则”本质是复兴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本身也不属于凯恩斯经济学。 5、汉森、萨缪尔森、索洛、托宾等凯恩斯经济学大将，虽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但都不是在凯恩斯经济学核心主张上做的发展，反而让凯恩斯经济学偏离了主轨道。 我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和“单一财政调控”理论才是真正的补充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税收理论和通胀理论，才可以让凯恩斯经济学禁受住来自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挤压，如果上个世纪的美国有这些理论，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就不会成为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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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通胀增长定律”—兼论日本通缩 我们指出，非外源性的通胀是一种“经济增长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带给我们两点启示，这两点启示，我们也可以称为“通胀-增长定律”，其中第一定律是“经济有增长就必然有通胀”，这其实背后的理论就是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理论和经济过热性通胀理论。第二定律是，在没有市场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增长就无法形成通胀。其中第一定律，我们不需要解释，几乎每年，每月的经济情况都在验证这个定律，关于定律二，我们可以用日本和美国的量化宽松来验证，美国和日本实行量化宽松时，虽然增加了货币，但是是这些货币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也没有引起通胀。当然这是建立在货币超发不多的情况下，货币超发太多，则属于外源性通胀了。 通过“通胀-增长定律”，我们还可以得出两个与经济通胀有关的主张，第二，有了通胀，不必“紧缩货币”，而是通过“经济降速”就可以治愈。第二，要想形成通胀，必须先形成增长。换言之，要想走出通胀必须先形成增长。 第一个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过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比如中国曾经出现多次因为经济增长过快导致的通胀，第二个主张主要是针对那些饱受“通缩之苦”的发达国家提出。人们虽然警惕通胀，但通缩的危害比通胀还厉害，所以很多发达国家经常 破解日本经济的“量化宽松-通缩”之谜 日本经济是比美国更好实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国家，日本经济几乎是常年的零利率政策，但是这样的经济政策，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应该极容易发生通货膨胀，但是事实却相反，日本不但没有通胀，相反常年处于通缩之中，这种现象是违反货币学规律的，日本本土经济学家对于这种现象给出的解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指日本经济处于比较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时间。这种理论有些道理，但也不正确，日本距离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资产泡沫破裂已经二十年了，即使存在资产负债表修复时间，也早应该修复好了。 用我的理解，就很好解释，日本要想走出通缩，必须先形成增长，而零利率、量化宽松并不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所以不能帮助日本形成经济增长，必须放弃。等日本形成了经济增长，日本自然就走出了通缩，日本不要用错误的货币理论和错误的货币手段走出通胀，结果失败了，日本必须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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