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9年论坛嘉宾、佳兆业集团控股首席战略官刘策先生。对话时间2019年8月。 以下是与刘策的对话（精选版） 城市更新对行业来讲是2019热起来的，中央提出来数万亿的旧改，一下把城市更新带到了风口浪尖，城市更新需要五大要素： 第一，任何业务抱着功利的心态做不好，从2014年房地产行业的转型转了很多，但是基本不成功。我们做城市更新也是无心插柳，一直坚持下来才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品牌。如果希望在城市更新领域一两年见效，这基本不太可能的，甚至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跟原来快周转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第二，城市更新要有长线布局的心态。一个项目短则5年，大部分是8-10年，心态上能不能过去，城市更新是栽树，种草一两年就出来了，10年这棵树有可能都长不大，这时候有没有恒心、毅力、魄力，这对企业的创始人、负责人是很大的心态上的考验，基于人性的考验，急于求成是人性的弱点。 第三，城市更新需要企业做系统的能力建设，系统的策略安排。首先关注主业的规模，主业的规模是这个时代房地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更新是长周期的项目，如何和短平快的项目结合，并且形成合适的比例。城市更新比例过大，会使企业的资金流非常紧张，很考验企业的管理。城市更新本身业务有快业务和慢业务，这两个如何精准投资，如何克制全面开花的冲动。城市更新本身吻合房地产从增量到存量转型的大趋势。 第四，产业。现在城市更新业务和以往不一样，以往搞住宅就可以了，现在单纯住宅不受政府待见，必须要有产业能力，不仅要考虑居民的利益，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怎么给当地带来GDP、税收、产业的升级、文化的保护传承，这都是城市更新过程中要考虑的。做城市更新业务要有系统性的安排，重点是结构的优化，控制合理的比例，使长周期业务和短周期业务能够很好匹配。 第五，需要在能力方面做很多的储备、建设，比如对政策的研究，整个过程中对城市更新一整套流程要很熟悉，关键要点、障碍在哪要门清儿。相当于还要有很多资源，需要资金、产业。 城市更新真的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么美好，好像是大肥肉，在我们看来它真的是苦活、累活、脏活。城市更新人员50%的时间陪小区老太太、老头儿聊家常，甚至有些家里没有什么支撑的，帮他干家务，因为一个城市更新业务背后除了跟业主的利益的绑定之外，应该有更多人文的关怀。这是目前整个城市更新和以往不一样的。
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强化风险意识、守住风险底线，保持对潜在风险的警惕性和紧迫感，主动出手，坚决驯服‘灰犀牛’问题，全面防范‘黑天鹅’事件，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未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过去在谈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时，不论从单体金融机构还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我们往往更多关注一些传统和显性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但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当然，防范这些传统、显性的金融风险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单体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对那些非传统、隐性风险的防范，因为这些风险同样会对单体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甚至是更大的威胁。我们要有更宏观、更前瞻、更积极的风险观和安全观。 这里所述的非传统、隐性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气候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大量科学研究和实证表明，由于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人们对碳排放控制、环境保护不力等原因，使气候与环境不断恶化，各种严重的自然和环境灾害如飓风、暴雨、海啸、高温、山火、海平面上升、大气及水土污染等，特别是严重水灾和干旱发生的概率和频率会越来越高，其所造成的威胁和损害也越来越大。例如，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亚洲一些国家的暴雨水灾，欧洲一些国家的高温，非洲一些国家的干旱等。这些全球和地区性的严重气候和环境灾害除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与损害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因为这些突发、严重的灾害，首先会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企业和家庭遭受严重损失，会导致实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恶化、破产倒闭、债务违约，形成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和损失，甚至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进而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和信任危机，导致存款挤兑和流动性危机。其次会导致保险企业因支付巨额损失赔偿，而出现资本和清偿能力危机。再次还会使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系统（IT系统、交易系统、客户信息系统及网络操作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甚至瘫痪。 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候、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由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在这方面，不仅有历史上的实际案例和沉痛教训，同时更面临着现实与未来的严峻挑战。例如，最近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直接给人的生命、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给经济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直接导致企业停产、商店停业、学校停课、飞机停飞、运输停运、饭店关门、旅游间断等，导致了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和经济复苏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扩大了对经济信心和预期的阴影，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甚至有人预言和断言，我们又面临一场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发生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例如，最近一个时期，智利、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发生的群众示威、社会暴乱及政局动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一小部分人的动乱和暴力。一方面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使经济遭受重创，生产萎缩、物价上涨、失业扩大。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引发货币、金融的动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存款挤兑、股价暴跌。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崩溃。 发生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产业分工高度专业化、金融与资本高度国际化、国际清算高度美元化的今天，如果美国利用其经济、科技、金融、美元的优势或霸主地位，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带头破坏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规则，以本国法代替国际法，以本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对他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对他国进行贸易和金融制裁，将对他国的产业与企业、经济与金融、资本与投资等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对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形成严重威胁，至少会增加经济、金融及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经济金融制裁，已经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损害，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停滞、资本外逃、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经济倒退，甚至面临经济金融崩溃的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进行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当今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互联网、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金融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便利人们经济生活、赋能金融功效、促进金融模式与生态变革的同时，也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而且这种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突发性、系统性和破坏性，一旦发生，就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而这些科技信息系统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其成熟度与稳定性还不够高，甚至其核心部件及功能还存在着对外部或第三方的高度依赖性。其灾备系统还不够完备和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方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机。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我们有时把这种现象称为“金融脱媒”。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通，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从而会威胁到正规、传统金融体系的安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有各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各种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对金融资产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如，我国前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非法社会集资、不受监管的网络借贷、P2P融资、企业间担保融资、私募基金、通道信托、表外理财等，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地治理和整顿，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提高了包括资本和流动性在内的监管标准，由此增加了正规、传统金融机构及业务的成本，助长了非传统、非正规金融业务活动的扩张，这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即大规模的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包括负利率）政策，中央银行大规模收购政府和企业债券，同时对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账户的资金支付负利率，由此来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经济的信贷投放。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各级政府和家庭个人）大规模借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甚至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和不断降低借贷利率，促使各类投资者为追求安全和收益，不得不大量投资政府债券和低等级企业债券，甚至是垃圾债券。由此，一方面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扩大了对发行债券的需求，推动了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的相互叠加和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及利率调整预期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关门、倒闭、破产，就会再一次引发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要有效防范和应对上述重大非传统金融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和损失，我们必需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要早重视。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这些风险发生的客观性及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充分认识其可能性、紧迫性和危害性。其次要早研究。要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要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再次要早预防。上述非传统风险有其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可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最后要早处置。如果预警和预防失败，风险还是发生了，那就要积极主动地有效应对，及早处置化解，将冲击破坏和风险损失控制到最少最小。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
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成定局。世界银行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5.2%。二季度世界经济继续探底，且可能成为全年跌幅最大的季度。下半年，如果疫情得到较好的控制，各国政策支撑经济重启顺畅，世界经济衰退幅度有可能收窄，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恢复水平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发达经济体将快速萎缩，发展中经济体由正转负，中国可能成为为数不多的正增长经济体，而美国经济运行状况可能正在成为下半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大概率严重衰退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使得本已脆弱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往来，导致国际贸易迅速萎缩。联合国贸发6月会议预测，全球贸易二季度可能骤降27%，全年萎缩约20%，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情况也都创下了多年来的最大跌幅。疫情同时也严重冲击了各国国内经济的循环。疫情的肆虐大量消耗了各国的抗疫资源，进一步压缩了各国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经过一至两个季度，全球对疫情认识和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的疫情防控举措普遍得到了强化。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活动“停摆”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经济纷纷按下重启的按钮。2020全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法避免，但相较于上半年如此大的经济萎缩，下半年衰退幅度大概率收窄，而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恢复的情况不尽相同。 当前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2020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下降32.9%，创下自1947年美国政府开始跟踪该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欧洲经济与美国相似，一季度都出现了小幅度的萎缩，一季度欧洲GDP同比实际下降2.7%，且疫情对经济最大的影响也可能集中体现在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上。4月份欧元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比1995年有记录以来的任何月份都要少，零售销售年率下降19.6%。然而，不同于美国的是，欧洲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为欧洲经济重启提供了有利的支撑。5月份欧洲大部分地区开始放松管制，经济活动开始恢复，循环重启也较为顺利。同时，为应对疫情、刺激经济，欧盟正在加大政策和资源投入力度。当前欧洲各国财政刺激资金总额预算已达到1.29万亿欧元，全年经济刺激规模资金总额可能达到2.64万亿欧元；欧央行也将紧急资产购买计划规模由7500亿欧元扩大至1.35万亿欧元，并计划将以每月200亿欧元购买欧元资产，年底前额外再增加1200亿欧元临时额度，使购债至少持续至2021年6月。这些措施对下半年欧洲经济的恢复形成了较强的支撑，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经济在二季度触底后将会反弹，有望在下半年逐步恢复，但力度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日韩在本次疫情中控制相对较好，内需正在逐步恢复。进入4月后，日韩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都有较大幅度下滑，至近期已经趋于基本控制。然而，日本经济高度依靠海外市场，在世界经济大循环被中断的背景下，海外需求和投资断崖式下降，加之今年日本还需要承担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举行而造成的各种损失，日本经济年内难回正增长。但随着5月底日本逐渐取消紧急状态，6月消费支出开始改善，日本上半年经济衰退的势头有望得到遏制。韩国经济也同样出现了恶化减缓的迹象。虽然韩国可能受出口大幅下降冲击，短期内经济完全复苏前景并不乐观，但其国内疫情影响正在慢慢消失，有效内需逐渐恢复。韩国5月零售企业销售同比增长2%，连续两个月保持增势。且韩国政府6月初向国会提交第三份规模为35.3万亿韩元（约合290亿美元）补充财政预算案，至此，韩国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270万亿韩元（2218亿美元），对经济复苏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较为复杂。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财政资源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疫情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数字显示的要糟糕得多，经济恢复也更加困难。全球主要权威机构纷纷将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预测由正增长下调为负增长。世界银行6月预测2020年印度经济将萎缩3.2%，而印度之前都保持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世界银行预测巴西经济2020年将萎缩8.0%，同时预测整个发展中国家2020年将出现2.5%的经济萎缩，这是自1960年有总体数据以来的首次。 中国经济在一季度GDP增长收缩6.8%后，进入二季度经济重回正增长超预期。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先进先出”，同时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齐发力支撑有效内需释放，加速了中国经济循环重启。虽然当前不能完全排除后续存在的疫情倒灌的风险，同时全球产业链因疫情影响而中断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已基本成为全球共识。 美国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 202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美国经济。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疫情、种族矛盾、党派之争等三重矛盾将贯穿于整个下半年的美国经济运行之中。三重矛盾引发社会风险，进一步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而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其自身的经济运行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会直接拉低世界经济运行。再则，美国与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都有密切的经贸往来，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全球总需求断崖式下降，使得各主要经济体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萎缩，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加之美国为刺激疫情下经济复苏而采取一系列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加剧了未来美国再度暴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导致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都较为悲观。而下半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还在于中美从贸易摩擦升级为金融摩擦，但摩擦的强度还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美国疫情不受控制的发展可能推迟全球疫情结束的时间节点。当前，全球疫情的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变量，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则经济重启无从谈起。而美国疫情迟迟不见好转，且屡创新高，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全球确诊病例的四分之一。在此疫情大暴发背景下，美国又出现了反对种族歧视大游行，种族矛盾日趋尖锐，大规模的游行加剧了疫情扩散的可能。另一方面，美国正面临经济重启的迫切需求和阻断疫情要求人员隔离的矛盾之中，但因为美国国民“自由基因”深入人心，导致政府的“居家令”并不能贯彻执行，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因隔离政策产生分歧而对立的情况。这些都使得美国疫情进一步恶化的概率大大增加。病毒没有国界，如果因为美国控制疫情不力而导致本已基本控制住疫情的经济体再度暴发疫情，将使得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更加脆弱。 美国经济萎缩直接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而美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地位也使得美国经济的衰退会对直接拉低世界经济复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经济GDP为21.42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当年总产值的24.42%。假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经济2020年下滑6.6%的观点成立，简单加权可知，2020年美国经济将直接拉低世界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市场机构普遍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二季度出现最严重萎缩30%以上，但三四季度会好转。而这种好转迹象出现的前提条件是疫情得到控制。从当前美国疫情发展的现状来看，前述的假设可能还是非常的乐观。 美国总需求萎缩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疫情在美国肆虐造成了美国失业率飙升，居民收入减少，居民收入减少又会导致支出减少，进而影响总需求。总需求下降又削弱了消费规模。考虑到消费是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19年，美国消费总支出占GDP总量82%，消费的萎缩首先是导致美国经济的整体的收缩，而另一方面是美国消费需求的减少会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因为美国既是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也是全球产品份额最大的最终消费者。2019年美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为4.2万亿美元，贸易赤字9229亿美元。而2020年初至今受疫情影响，美国对全球产品的需求大幅下滑，1~5月，美国货物进出口额同比下降13.61%，贸易赤字3163.3亿美元，同比下降7.71%。如果美国疫情在下半年仍然得不到较好的控制，就业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总需求依然不振。 美国巨额债务和股市泡沫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信心。为应对疫情，美国财政部出重手出台巨额刺激和救助方案，美联储也配合开展天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美国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4月表示，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可能达到1.8万亿美元，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数字可能被低估了，这使得全球对美元信用的疑虑进一步加重，美元指数由3月时期的高点102.99下降至7月中旬的96区间内。巨量的美元流动性放水，虽然有助于短期内应对美元流动性危机和救助中小微企业，但在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前，无助于提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反倒是再度催生了金融市场泡沫。疫情暴发前美国股市“虚火”已经比较旺盛，3月疫情冲击之初，美国股市创下短期内有史以来最大跌幅，而近期美国三大股指均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冲击前水平。然而，在疫情下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股市上涨能够持续多久，这一疑问始终像“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悬挂于全球投资者的心中。 以失业率视角看美国经济复苏前景 美国6月份失业率降至11.1%，明显低于5月的13.3%；6月非农就业人口环比增加480万，也明显好于预期。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作为疫情下其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证据。然而，这一证据可能并不充分，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5日当周的申请失业金人数为143.4万，这也是连续第19周失业人数超过100万。通过分析美国劳动参与率的长期趋势降低拉低失业率、非全职岗位占比上升而形成的未充分就业问题、政府补贴居民收入提高与总需求下降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州居家隔离的效果与疫情反弹的风险，我们认为美国经济深陷衰退的基本面远未转变。 首先是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持续小幅下滑，使得失业率在即便没有政府刺激的情况下也会持续降低。在此背景下，以失业率为依据评价经济情况，很有可能疫情前高估了就业的充分程度，又低估了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美国劳动参与率自上世纪末达到约67%的峰值后，一直处于下降的通道中，有三个主要因素使得劳动参与率难以提升：一是人口老龄化，美国整体适龄工作人口减少；二是产业转移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美国国内劳动力供需的错配，部分产业工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更多适龄劳动力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 其次是疫情期间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多数为非全职岗位。非全职岗位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打零工”，这一部分就业人口理论上至少不应当全额算入正常就业，将这一数据与全职就业等同计入就业率水平，颇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而非全职岗位占新增就业的比率越大，就越使得就业率失真，失业率的准确性也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疫情使得美国劳动力市场在短时间内发生严重错配，不同行业之间的供求不均衡加剧。根据解雇裁员率与周薪变化的分析可知，影响最严重的是休闲住宿业、建筑业与其他服务业，信息与金融活动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但这种错配可能代表着一种趋势，与前文的制造业转移等带来的劳动力长期需求变化相关，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最后是政府巨量失业救济下总需求依然疲软。理论上，失业率与总需求之间呈现反向关系：失业率上升，居民总收入下降，消费支出等总支出下降，总需求收缩。而在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约为80%。失业率的上升无疑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才出台一系列援助方案，直接向失业家庭发放救济金，以提升其收入，保证消费，维持总需求。然而，“撒钱买需求”这一逻辑在现实中却没有奏效。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居家令限制了居民的消费场景，使得钱花不出去。公共场所被关闭，建筑与制造业停工，除生活必需品外鲜有场所供个人消费。而同时，失业救济的延长会增加一部分自愿失业者，间接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反过来又影响消费。但也有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从而准备“存钱过冬”的因素。增加的收入没有进入消费则应该转入居民储蓄，有观点认为这部分资金流入了股市，带来近期美股的上涨。
2020年8月3日，担心中米开战的朋友很多，看看这些问题： 现在全世界都在孤立C国，这对C国很不利呀，还有牛市吗？ 日都要加入五眼联盟了，形势很严峻呀。 马上快要打仗了，赶快卖掉房子和股票，只有现金是安全的。 全世界都要跟C国打仗了，还能持有股票吗？ 金融权威说要做好泡沫破灭的准备，股价房价一旦大跌，咱们家的资产就全完了，怎么办呀？ …… 如果让我回答，就四个字：不听噪音。说起来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缺乏常识和正常心智。象C、米、俄这种核大国，怎么可能全世界联合起来打其中任何一个？有赢家吗？米、苏冷战那么多年为什么不打？俄经济上不足米的一个零头，为什么米国那么多跟班也不敢联合起来打俄？判断这种基本问题，需要智商吗？ 担心C国挨群殴，不如担心天上掉砖头、小行星撞地球、厨房里钻出个大马猴！ 牛市总是在绝望中见底，在悲观中筑底，在犹豫中上涨，在疯狂中结束。现在史诗牛刚起步，越担心越放心。
最近一段时间，如果问中国资本市场有哪家公司最受人瞩目的话，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无疑是其中的翘楚，18天时间创造历史的过会速度，六千亿的超高市值，350倍的市盈率，这些超高的数字都集中在一家公司身上，然而最近媒体却曝出中芯国际的留人难难题，这件事我们到底该怎么看？中芯国际为什么会人一挖就走？ 一、成“芯片培训班”的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回 A 之路创下多项科创板记录。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 19 天，堪称 " 闪电过会 "，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上市仅用 45 天；7 月 16 日，中芯国际上市首日，开盘价 95 元 / 股，较发行价上涨 245.96%，市值高达 6780 亿元，这是 A 股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 IPO ；本次共募集资金总额最多达 532 亿元，是妥妥的 " 募资王 "。 中芯国际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是内地第一家提供 14 纳米技术节点的晶圆代工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仅有 4 家晶圆代工企业有技术能力提供 14 纳米技术节点。 技术型 CEO 梁孟松带领团队仅用了 298 天就实现了 14 纳米量产，这项技术突破改变了以往中芯国际与台积电之间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并将差距缩小到了 2-3 代。 据悉，中芯国际目前有研发人员 2530 人，硕士及博士人员占比为 20.52%。2019 年投入 研发费用为 47.44 亿元，约为台积电 1/5；招股书显示，2019 年中芯国际营收 31.16 美元， 约为台积电 1/10；净利润 2.35 亿美元，约为台积电 1/50；毛利率为 20.83%，约为台积电 1/2。 中芯国际的 IPO《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显示，该公司 2019 年研发人员的平均薪酬为 36.7 万元。同年，中芯国际员工薪酬的中位数是 38.3 万元。 然而就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还有中芯国际过高的人员流失速度，据中芯国际《2018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2018 年中芯国际员工流失率 22%，约是行业平均水平的 1.3 倍，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工厂的员工流失率分别占 52.2%、25.7%。11.7%，是流失率最高的前三大城市。 而台积电在当年的主动离职率仅为 4.8%，中芯国际比它高出 5 倍。在 2015-2019 年，台积电的离职率也稳定在 5% 以下。由于跳槽率居高不下，中芯国际被调侃是 " 黄埔军校 "、" 培训基地 " ——为行业培养了很多芯片人才，为他人 " 做嫁衣 "。中芯国际的员工 " 一挖就能挖走 "。进来一大批毕业生，干不到一年就不剩几个，超过三年的少之又少，有能耐的基本都跳槽了，甚至出现过成建制的跳槽情形。 那么，作为中国最有名上市公司的中芯国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中芯国际的人员管理到底怎么回事？ 说实在，中芯国际面临着这样的人员管理危机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甚至于是中国很多科研型企业的长期现状，这件事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最近，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本·霍洛维茨的新书《你所做即你所是》上市，给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员工频繁离职事件背后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说客观原因，一个企业经营不好待遇不好的确是企业留不住人的核心问题，我们看到中芯国际的营收只有行业龙头台积电的十分之一，而净利润只有台积电的五十分之一，众所周知，在互联网产业内一直有一个说法，老大吃肉，老二喝汤，老三老四基本上连渣滓都不剩，而中芯国际的问题其实就是类似的，台积电、三星已经占据了整个产业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芯国际虽然被给予厚望但是实际上却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 就以薪酬来看，中芯国际的人员薪酬中位数是38.3万元，台积电招聘的应届毕业生基本上都有五十万以上的年薪，干上几年拿到薪酬%2B股权的分红一年两百万基本上不是问题，如果做到领导了一年几百万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即使跳槽去了一些较小的企业或者其他产业方，实现收入翻倍也都是有意希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原先中芯国际的一些有吸引力的条件，比如说低价购房、上中芯国际私立学校等等也都逐渐难以满足企业增值的需要，最终让中芯国际成为了一个尴尬的“芯片产业培训基地”。 其次，我们再来说主观的问题，这就是霍洛维茨在《你所做即你所是》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企业文化问题了，我们仔细分析中芯国际，其实这是一家不洋不土的公司，我们仔细研究中芯国际的发展历程就能看到，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特点非常显著，这就是领导人的更迭非常频繁，这就不到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芯国际就经历了4任董事长、5轮CEO，每次大规模的企业人事变动都引发了中芯国际人事的动荡，最重要的是中芯国际内部形成了台湾系、海归系、本土系等众多派别，而且大量的人事波动带来了整个企业文化的稳定性极差。最终的结果就是中芯国际想学外企去没有外企的核心，想当民企却没有民企的稳定性，想当互联网公司却有着体制内的各种官僚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企业的文化极为诡异，是一种四不像的文化。 霍洛维茨在《你所做即你所是》一书中强调，企业要想真正实现用文化留人就必须要做你自己，但是这一点其实非常知易行难，在中芯国际的发展过程中，其不断地在学习在模仿，模仿了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但是却失去了真实的自己，想要以某个成功者为榜样，但是却没能真正领会到榜样的思想，也没能切实采纳榜样的做法，其实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必须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号召下的企业领导是相对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上形成一个让员工有奔头和感觉的文化体系。与此同时，中芯国际原本有着比较好的文化，这就是善待员工，比如说在创立早期，中芯国际的员工可以拥有购房优惠、上中芯私立学校等福利，但是最后这些福利成为了某些人的专利，而企业善待员工却没能做下去，让员工拿着菲薄的薪水干着比别人还多的活，员工无心留在企业也就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如今，中芯国际已经实现了科创板上市，能不能真正沉下心来做企业软实力，就看中芯国际自己了。
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人”，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供。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问题事实上透照出了解决的路径。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最近，国内经济领域最热门话题是，经济内循环。所谓经济内循环，就是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主要是指，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因为，在未来出口预期不好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内需的动力，而不靠外力，来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过去生产在国内，销售到国外。而现在是，产供销都在本国完成。 中国靠经济内循环主要有以下两个优势： 一个是，国内物价可以更加平稳回落。因为，过去国内大量商品通过出口供应欧美国家市场，换来花花绿绿的钞票后，由于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种种限制，中国又不能购买所需的等额商品，只能购买美国国债。这样国内商品大量流出后，降低了欧美国家的通胀水平。现在如果中国经济内循环了，国内物价可以更加稳定了。 另一个是，中国有14亿人口，比美国、欧盟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中国又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各类商品都有，而且国内需求旺盛，即使不出口（出口也不赚钱），也能玩得转，因此，国家提出经济内循环的概念，主要还是激活大国的民众的消费需求，来拉动国内经济。把中国经济由原来的出口导致型，转为内需拉动型。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主要是依靠出口、投资（房产+基建），国内民间消费相对弱一点。 而由于未来西方国家有可能会对我国出口围追堵截。所以，只有通过内需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内需现在最有潜力的是民间消费和投资。但现在问题是，启动民间消费和投资也并非一日之功，要有切实的政策落实，要让广大民众的口袋鼓来，要让民间资本有很好的投资方向，这样经济内循环才能真正启动。 如何才能促进民间消费呢？ 第一，逐步降低房价，让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消费能力从房价中释放出来。 国内大城市房价这么高，老百姓一辈子心汗钱都付了首付，剩下还要用二三十年还清房贷，在如此高的生活压力之下，要想启动消费是不现实的。我们国家可以考虑推出更多的共有产权房、保障房、公租房等形式降低民众的住房压力，那么，中国民间的消费潜力则是很大的。 第二，政府在切割GDP蛋糕的时候，应该多向企业和百姓倾斜、不要等到发展经济时，才想到启动民间消费。 建议进一步对民营企业减税降费，给他们营造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只有民营企业发展了，就要大量招聘人才，增加工资，这对促进国内消费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政府能做到藏富于民，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健康发展，让民众口袋里的钱不断增加，启动内需也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第三，国内物价必须要稳定，如果物价一直呈现上涨趋势，百姓的收入却没有上涨，大家的消费热情就会降温。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猪肉在十几元/斤时，国内消费需求很旺，而猪肉现在是30元/斤时，民众购买需求反而弱了。 所以，启动内需，促进消费，除了要给百姓增长收入、减轻负担之外，还要控制处于高位的物价水平。 此外，还有民间的投资，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做，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还可以吸引民间投资： 一方面，打破行业垄断，让民间资本参与垄断行业的竞争，只有引入民间资本竞争，垄断行业的效率就会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国企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不思进取，可以引入混合所有制，让民间的资本也能参与国企的改革。 这样民间资本有了投资方向，而国有企业也能在竞争中成长，在引进民资后效率大幅度提升。 中国要靠经济内循环获得发展，这个思路是可行的，毕竟中国是14亿口的消费大国，市场前景广阔。但要扩大内需，启动消费，恐怕需要降低百姓生活压力、增加百姓收入、降低通胀做起。并且中国的GDP蛋糕恐怕必须要向民间倾斜，只有这样民间的消费需求才会逐步释放。 同时，经济内循环还要打破行业垄断、让民间资本也能参与国企混改，并且拥有话语权，这样民间消费和投资就启动起来，中国经济将步入几十年稳定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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