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斗有后发优势，而美国GPS却有先发优势，综合来看，两个导航系统各有优势，差别不是很大。由于北斗研制成功较晚，可以吸取之前的经验，修正之前的错误，所以中国北斗卫星要比GPS导航系统更先进一些。但是有了北斗导航之后，我国就不再依赖GPS，不怕美国关GPS了，这才是最大的意义。 简单来说，全球有四大导航系统，分别是美国的GPS、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洛纳斯、中国的北斗。欧洲的伽利略虽然早于北斗进入研发，但是整体发展非常缓慢。虽然完成全球组网，但远未到可以稳定推广应用的地步，更谈不上发展相关产业。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同样受限于俄罗斯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导航卫星的工作寿命短、性能弱，发展缓慢，至今未能很好地完成全球组网并提供服务。 所以，在北斗没有建成之前，美国的GPS是全球最先进的导航系统，GPS具有强大的先发优势，早在1994年，其全球覆盖率就已经高达98%！凭借24颗GPS卫星导航系统的布设，美国拥有了在全球导航系统的绝对话语权，并基于此发展出了相关芯片、应用等民用行业，帮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政治、军事、科技等垄断性优势。就算是在今天，美国的GPS仍然是最为先进的导航系统之一。 而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北斗，在技术上已经比肩甚至超过美国GPS，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北斗和GPS之间的技术情况： 第一，先从精度上看，美国GPS的民用（免费）的精度是“在95%的情况下精度可以达到7.8米”。 而北斗在中国境内则是平面3.6米、高度6.6米，测速精度0.05米/秒，确实比GPS要强。但是美国的GPS，在军用时，能够达到1米以内的精度，最低是0.2米，只是不会对外开放。 所以说论精度，两者差距没有太大，只是军用的美国GPS系统，在精度上面更好一些。 第二，在稳定性方面，GPS运行这么久了，没出现大的故障，这一点优势明显，而北斗在稳定性方面，应该也有GPS差不多等级，不过在功能上，那就是双向通信，可以发送短报文，而这是GPS不具备的。 也就是説，你可以用专用设备，朝北斗发送短消息，从而通知到其它设备，实现定位。 如果你在茫茫海洋里面出了事故，轮船的发动机坏了，这时候电话联系不到救援人员，就可以通过北斗设备用短文，通过北斗卫星联系到施救单位，从而对遇难船只进行及时救援，但GPS就不行了。 第三，北斗无论是星间链路技术、兼容性、互动技术等都是自主研发，关键的核心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而北斗系统100%中国造，拥有绝对的自主知识产权。 所以，美国可以制裁华为，却对中国的北斗无可奈何。北斗作为5G建设的基础，美国方面目前无法动摇，而相关联的一系列技术应用正在加快发展。之前美国还可以用各种通讯技术为由制裁华为，但是在北斗方面，与美国技术无关，不再受外界的干扰。 从总体上看，中国北斗与美国GPS互有优势，而且北斗在某些领域比GPS更加先进一些，这主要是后诞生的导航系统肯定比前面的更加先进。 更让国人欢喜的是，中国有了北斗之后，我们不再依赖于GPS，就不怕美国关GPS了，这才是最大的意义所在。目前中国的北斗与美国GPS一样，都是全球最先进的导航系统。
目前国内的物价确实比较高，我经常听到一些年轻的白领抱怨，公司周围的工作餐价格太贵。 比如，几年前，吃顿工作餐也只要13-15元，现在由于物价全面上涨，在公司旁边吃顿工作餐要20-35元。 而大爷大妈们主要是抱怨蔬菜、猪肉、鸡蛋的价格全线上涨，特别是猪肉价格涨到30元/斤，这让很多低收入群体觉得吃不起猪肉了，而近期鸡蛋价格飙升，又让人们对物价上涨开始了担忧。 实际上，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物价上涨对生活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低收入群众来讲，物价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 前些日子，一位上海80多岁退休老人告诉我，退休工资并不一定年年要涨，只要国内物价稳定就可以了，这也是低收入群体的诉求。 目前国内物价的状况是，中国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收入只有欧美国家的七分之一，却要承受比欧美国家更高的物价，所以，大家普遍觉得生活压力大，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只有高收入，低通胀才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 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容易下跌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宽松，物价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今年上半年M2规模就增加了15万亿。 大量货币超发资金流向股市、房地产市场、基建项目中，也间接导致了国内商品价格上涨。 当然，我们也看到国内一些工业用品的价格在下跌，这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工业用品需求不旺所致。这就造成了，一边是房地产、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日用品价格上涨，而另一边大量工业用品、库存商品严重滞销。所以，中国现在物价出现了结构性通胀，与百姓相关的商品价格上涨明显。 第二，我国控制物价的目标是CPI 3%，但这个警戒线经常被突破，而发达国家的物价控制得都比较好。 这主要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出了问题，发达国家主要是靠民间消费来拉动经济； 而国内主要是靠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并不是依靠民间消费和投资来拉动，这就导致银行每年要向市场投放大量的信贷资金。 这让国内经济天生就有通胀的潜力。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提出，要靠经济内循环来支撑经济，就是启动民间消费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如果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成功，那么国内的物价上涨隐患可以有效控制。 第三，一些农产品的生产要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近期鸡蛋价格大涨，主要是由于天气炎热，蛋鸡出蛋量少了。还有蔬菜价格上涨，也是由于高温天气，蔬菜减产或中途损耗。当然，还有猪肉价格上涨，那是受到非洲猪瘟，以及国内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大幅减少个体生猪养殖户的存栏量所导致。 更关键的是，国内很多农产品是有价格周期的，因为很多农产品是有大年或小年，一旦今年是小年，农产品市场供应减少，就会被炒家恶炒。前几年是，蒜你狠、逗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农产品被人为炒作。 谈物价，要与收入相匹配，单纯谈物价，不谈收入，就是耍流氓。现在中国的物价确实并不低，因为我们拿着欧美国家七八分之一的收入，却要面对比他们更贵的物价，还要每个月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还房贷、车贷、教育子女。 要说生活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容易，下跌难，主要是每当经济下行，国内就有货币宽松的冲动、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优化空间、农产品受气候和环境影响较大。 当然，国内正在逐步减少对房地产、基建投资的依赖，希望未来国内物价能够趋于稳定，让大家看到人民币在国内坚挺的购买力。
最近，很多网友开始吐槽，疫情过后国内鸡蛋价格非常低，有些地方甚至买到2.5元一斤，后来鸡蛋价格慢涨至3元多一斤，而近期鸡蛋价格突然飙升到5元以上，这实在让人吃不消，希望鸡蛋价格能够更亲民一些。 而专家们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现在鸡蛋的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还并不算高。去年7月底8月初的时候，鸡蛋的价格飞速上涨，价格达到5.8元/斤，当时人们还戏称之为“火箭蛋”。 导致今年鸡蛋价格重回5元以上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蛋鸡数量急剧减少。今年3月份鸡蛋价格开始下跌，很多养鸡户开始从微利进入到赔钱阶段，到6月中旬，鸡蛋价格进入最低谷，每斤不到3元钱，养鸡户出现大面积亏损，从6月份开始，养鸡户就大量处理蛋鸡，一只四五斤重的蛋鸡卖到了10元钱，大量的蛋鸡被处理，造成了鸡蛋的产量直线下降。 再者，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导致蛋鸡产蛋量减少。 7月22日大暑后，我国多数地区进入到夏天最热的时期，天气闷热影响了蛋鸡的食欲，食欲不振造成了下蛋数量减少，从农家零散养殖到鸡场规模养殖，鸡蛋产量整体迅速下滑，这为鸡蛋价格上涨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夏季到来，人们对鸡蛋的消费需求开始上升。市场上供应小于需求的矛盾突出，鸡蛋价格就会直线上升。 最后，进入7月国内猪肉价格出现大涨，从之前的23元/斤，大涨至30元/斤，人们在惊呼吃不起的同时，都把鸡蛋当作猪肉的补充了，因为之前鸡蛋价格也跌至低谷，吃鸡蛋更划算。 大家都把目光转移到鸡蛋身上，从而导致鸡蛋供不应求。目前，养鸡户即使想要在短期内扩大蛋鸡数量，也很难弥补市场对鸡蛋需求的缺口。 此外，一些鸡蛋批发商、零售商趁着鸡蛋市场的供不应求，把鸡蛋囤积起来，等价格涨上去再卖，这也进一步减少市场上鸡蛋的供应数量，导致鸡蛋价格如火箭蛋一般的上窜。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鸡蛋目前重回5元时代，这轮涨价行情还能持续多久？ 对此，我们认为，鸡蛋价格要想回落到正常状态，很可能要到今年底或明年初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就算养鸡农户现在增加蛋鸡养殖，至少也要到今年底或明年初才能出蛋，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估计后续鸡蛋价格上涨趋势会平缓一些，因为。8月7号是立秋节气，立秋后，气温将有所下降，气温降低，蛋鸡下蛋便会逐渐增多，至9月的下旬，将会达到产蛋高峰，所以，现在到国庆节前后，鸡蛋价格上涨比较平稳。 第二，猪肉上涨行情不结束，鸡蛋价格难以跌下来。猪肉今年3月份开始大量养殖户和资本进场，估计也要到今年底或明年初，会有大量猪肉供应市场，这样一来，人们就不用再拿鸡蛋来代替猪肉，鸡蛋的需求也会减弱。由于短期几个月猪肉价格跌不下来，鸡蛋价格也会在5元至6元之间徘徊。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要之前看到3元以下的鸡蛋就希望再回到这样的价格，因为蛋鸡养殖户是亏损的，所以我们的心态要调整好。 鸡蛋从6月上旬的2.8元/斤，涨到现在5.8元/斤，在短时间内涨幅如此之大，令人感到惊叹。因为之前鸡蛋一直供过于求，后来变为供不应求，这既有天气变化的因素，也有蛋鸡数量大幅波动的原因，也有人为囤积炒作的原因。 估计从目前到10月份，都是鸡蛋需求旺盛的季节，蛋价会保持平稳，一时跌不下来。而到了今年底明年初，大量鸡蛋供应市场，猪肉价格再出现下跌，鸡蛋的价格才有可能进入下跌通道中。 而作为普通百姓来说，并不希望鸡蛋这样的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价格大起大落，还是平衡一些更好。
本文要点 近日，美元指数的显著下跌和黄金价格的显著上升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但在分析当前美元和金价走势时，需要有逆向思维。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支持美元持续走弱。而且，看空美元的交易已经相当拥挤，显示美元指数应该已接近底部。 金价相对工业原材料价格的超额涨幅已经上升至历史极值水平，进一步扩大的概率不大。美国经济景气的回升预示着金价涨幅将会收窄。 逆向思维看美元与黄金 文 | 徐高 2020年7月，美元指数的显著下跌和黄金价格的显著上升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 7月间，美元指数下跌4.0%，创下了2011年5月以来的9年最大单月跌幅。美元指数是美元对6种货币（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的加权平均汇率指数，反映了美元汇率的整体强弱——美元指数走低表明美元正在贬值。 也是在7月，以美元计价的伦敦黄金价格上涨11.1%，创下2009年12月以来的10年最大单月涨幅。（图表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行情601696,诊股) 美元走弱与黄金走强之间有一定关联性。投资者关注较多的金价指标是以美元计价的伦敦金价格。当美元走弱的时候，以美元计价的金价自然会上扬。 事实上，2020年7月中，以欧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仅上涨6.0%，在2019年以来的19个月中，这个月环比涨幅只能排在第4名，涨幅远不如以美元计价的金价那么抢眼。既然美元对金价的影响不可忽视，分析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走势时，就需要首先预判美元的走向。 看待当前美元和金价走势时，需要有逆向思维。无论是美元的走弱，还是金价的走强，都可以从当前经济运行中找出一定理由。 美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远远差于欧洲。近期欧盟准备设立7500亿欧元“复兴基金”的消息也提升了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的预期，推升了欧元兑美元汇率，压低了美元。 而在黄金方面，各国央行在疫情爆发之后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再加上疫情走向的不确定性，都为做多黄金提供了理由。 不过，不宜仅仅因为这些零散理由就判断美元和黄金会延续当前走势。在当下的宏观大环境中，看美元和黄金更需要一些逆向思维。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支持美元持续走弱。在计算美元指数的一篮子货币中，欧元占据了接近60%的份额。这意味着美元指数的强弱基本上决定于美元兑欧元汇率的变动——美元对欧元贬值、美元指数就下降。而双边汇率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两国的经济差异。因此，从美欧经济状况的对比能推知美元兑欧元汇率的变化方向，从而把握美元指数的走势。 过去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显示，美国经济景气度强于欧元区时（以制造业PMI衡量经济景气），美元指数往往上扬。这很符合直觉——美国经济越是比欧元区经济好，美元就越强。在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制造业PMI明显强于欧元区，且领先幅度明显拉大。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美元没有持续贬值的经济基础。（图表2）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看空美元的交易已经相当拥挤，显示美元指数应该已经接近底部。美国洲际交易所（ICE）中有美元指数期货在交易。其中，非商业交易者多为投机者。用非商业交易者的多头仓单数减去其空头仓单数，可以得到“非商业净多头持仓”。这个净多头持仓数比较好的反映了市场中看多或看空美元的交易状况。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看多或看空美元的交易非常拥挤的时候，往往就是美元指数见顶或是见底的时候——是的，“非商业净多头持仓”是美元指数的反向指标而非正向指标。目前，美元指数的非商业净多头持仓已经下滑到历史低位，表明看空美元的交易已经相当拥挤。此时，美元指数应该已经接近底部了。（图表3）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金价相对工业原材料价格的超额涨幅已经上升至历史极值水平。看完了美元，再来看黄金。一个长期基本事实是，黄金是一种有避险属性的大宗商品，其价格运动围绕大宗商品波动。 换言之，金价涨幅相对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以CRB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为代表）的偏离有向零回归的倾向，不会无限拉大。 目前，金价相对大宗商品价格的一年滚动超额涨幅已经上升至历史极值水平。这表明，黄金的避险属性已经在金价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金价能超涨大宗商品那么多）。但这也意味着金价想进一步拉大与大宗商品的价格裂口难度极大。（图表4）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美国经济景气的回升预示着金价涨幅将会收窄。长周期规律显示，金价相对大宗商品价格的超额涨幅是逆周期的——经济越差，黄金越能跑赢大宗商品；经济越好，黄金越跑输大宗商品。以美国制造业PMI为经济景气的衡量指标，这种逆周期性在数据中体现得相当明显。 目前，美国制造业PMI已经从几个月前疫情造成的深坑中明显回升。以这一指标与金价超额涨幅的相关性来看，金价涨幅将向大宗商品价格的涨幅回归。换言之，金价未来的涨幅将会逐步收窄。如果投资者对单纯做空黄金心存疑虑的话，那么至少可以选择做多工业原材料、做空黄金这个对冲策略。（图表5）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受挫的三大原因 《中国证券报》专访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应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未来，我国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同时，应推动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中国证券报：我国近年来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养老问题凸显，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可以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哪些先进经验？ 董登新：西方国家应对养老金缺口，通常做法大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定位是“底线保障”，而非“充分保障”，主要目的是防止老年贫困，这使得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较低，财政压力较小。然而，在我国，人们过度依赖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使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充分保障”，“第一支柱”被迫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 二是欧美发达国家已构建了协调、平衡发展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它们拥有庞大的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以美国为例，美国3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不足3万亿美元，而美国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却高达32万亿美元。然而，目前我国14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约为6万亿元，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余额仅为1.8万亿元。 三是欧美发达国家目前男女退休年龄已统一至65岁以上。比如，美国男女退休年龄早在1935年就确定为65岁，目前为66岁，2027年将延长至67岁。这不但延长了工作缴费年限，而且缩短了养老金支付年限。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仍采用1951年的退休年龄标准：女特种工45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 四是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正常年限一般维持在30年以上。比如，美国为35年，有利于增大公共养老金积累，均衡代际负担。在我国，由于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部分参保人在缴费满15年就中断缴费或停止缴费。尽管我国设立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但效果一般。 中国证券报：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发展较慢，症结在哪儿？如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董登新：早在1991年我国就提出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至今为止，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仍呈现“第一支柱独大”“第二、三支柱弱小”格局。尤其是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发展严重滞后、规模狭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第一支柱的高缴费率、高替代率，挤压了第二支柱发展的制度空间。尽管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总缴费率已从过去的28%降至目前的24%，但企业缴费负担仍然偏高。 二是企业年金退休提取的较高税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提高参加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提取企业年金必须按综合所得执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且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没有6项扣除，就直接将企业年金提取额完全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说，企业年金提取的个人所得税高于工薪所得税。 三是我国传统的薪酬体系及人才激励机制看重现金工资、对福利重视程度不够。 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首先，要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比如，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可从16%进一步降至12%，并将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三金合一”，打造高起点、中国版401（K）计划，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养老金储备；其次，降低企业年金提取税负；最后，要加大职工福利宣传，鼓励人才竞争。 家庭理财应转向长期投资模式 中国证券报：个人养老金产品由于收益率低等问题吸引力并不强，应如何进行改善和优化？ 董登新：个人养老金产品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第三支柱，它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低收入时期，人们习惯于银行存款，尚无养老保障意识；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必须转型升级。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完全依赖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财政压力较大。按照养老保障三方分担原则，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也应进入家庭理财的资产配置中来。因此，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同时，应该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开发大量公募类、权益类、长期理财产品，充分满足家庭或个人股权投资及长期投资的理财需要；另一方面，引导股民通过购买公募基金、资管产品、个人养老金间接参与股市投资，这样有利于A股“去散户化”，进而做大做强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群体。 此外，应大力发展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一方面要加大国民养老教育与家庭理财导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产品研发及业务创新上，要将养老功能充分融入金融产品，大力开发公募类、股权类、长期投资（理财）产品，将更多家庭财富转化为私人养老金储备。 推动养老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中国证券报：在人口老龄化预期下，未来养老产业会迎来哪些风口？ 董登新：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突破2.5亿人，从养老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5亿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巨大商机。从老年消费品需求来看，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是最基本需求，作为提供专属产品的企业，如何通过产品与服务创新，更加人性化地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日本、德国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从老年专业护理需求来看，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我国大约有2.5万家养老院，其中，床位数不足100张的养老院高达2万多家，占比近一半；床位在500张以上的养老院仅500多家。 从硬件方面来看，建立一家养老院没有太大困难，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 目前，在高端养老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不过，在中低端养老院尚未形成知名度高的连锁大品牌，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仍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证券报：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将利好A股市场的哪些板块？ 董登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人口结构不再年轻，但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消费结构正在转型升级。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纵深，是我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最大商机。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除了硬核高科技，国内大品牌、大宗消费品将成为A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投资板块。比如，家庭与社区智慧养老、人工智能、医养结合及相关养老服务、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 金融机构要抓住市场机遇，加大公募类、股权类、长期类投资产品（包括个人养老金产品）开发，适当引导个人及家庭理财走向以养老为目标的长期积累、长期投资的模式，加速推进A股“去散户化”进程。
市场经济的真正“自由化”并不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而是从瓦尔拉斯开始的。 凯恩斯曾经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著作中找不到自由放任这个词汇，甚至这些经济学家中任何一位都未曾以一种教条的形式来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自由放任只在一些二流经济学家的鼓噪和科学作家的宣传中使用”。其实不仅是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大师们不用，凯恩斯同时代的以及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大师们也都不用这个词汇，自由放任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主张。但是他们却公开谈论另一个词汇，那就是“一般均衡”，而这要从瓦尔拉斯谈起。 瓦尔拉斯，是一个出生在法国，后来一直在瑞士洛桑大学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 “洛桑学派”的创始人。我们之所以说“洛桑学派”重要，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去除了意识形态的“洛桑体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一般均衡”就是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斯提出来的。熊彼特曾经指出“一般均衡”就是经济学的大宪章。因为“一般均衡”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影响力，瓦尔拉斯也被萨缪尔森奉为在世界经济学史上是仅次于亚当斯密，排名第二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更直接称瓦尔拉斯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但自从瓦尔拉斯在给经济学设置了一个“一般均衡”的天花板之后，桎梏了经济学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在这一百五十年里，人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将这个天花板装饰的更加美丽，加固的更加结实，直到凯恩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经济学的新兴领域崛起后，人们才把这个天花板捅出几个漏洞，让人们重新看到经济学的曙光，人类的经济学才可以重新前进。 “一般均衡”对于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翻译词汇。我认为将一般均衡翻译为“总体均衡”更准确，也更容易明白。一般均衡就是指市场经济经过价格和竞争的调节后，从总体上处于均衡的经济状态。自从瓦尔拉斯提出这个概念后，这个概念就开始风靡经济学界。以至于萨缪尔森曾经开过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玩笑：如果要让一只鹦鹉变成经济学家，只需学会三个词汇，就是供给、需求和均衡。现代经学认为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会自动达到一般均衡的理想状态，因为无需政府干预，这也是凯恩斯之前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学，也是凯恩斯之后很多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理念，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最重要源头。 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个将所有经济学家都装进这所沉闷无趣的一般均衡自由主义老房子的瓦尔拉斯，却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者，他一直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其最明显的主张就是土地和铁路的国有化，并且他在洛桑大学执教期间，也因为共产主义倾向而一度得不到教授职位的聘任。 而一般均衡概念在被市场自由主义者占据之前，主要是被洛桑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用于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洛桑学派的另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在 1908 年发表《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门》一文。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数学方法， 论证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部门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引导生产，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洛桑学派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巴罗尼又对帕累托的理论进行了发展，罗巴尼认为市场中的价格仅仅是一个交换函数，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个交换函数。 在保证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比率对所有消费者都一样以及稀缺资源的边际利用率对所有生产者都一样的情况下， 能够使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和稀缺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一般均衡。 为此，巴罗尼详细探讨了如何利用均衡方程式的求解， 使计算价格与最低成本相等，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状态。巴罗尼不仅证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同样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甚至提出“一般均衡”是只能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巴罗尼的思想最终被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继承，构建出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兰格模型”。 提到兰格，经济学界的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是一位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的核心人物。在论战中兰格将洛桑学派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经济均衡的分析与泰勒的试错法进行结合。 他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保证市民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 并授权市民花费这笔收入，使他可以选择性的购买国家生产的商品。 那么，通过社会主义掌权者对市场情况的不断观察， 从而适时的调整各种要素的价格，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均衡。 这清楚的说明了社会主义实现均衡的具体方式。 在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中，兰格一方最终获胜，这次论战不仅打击了奥地利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且强化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考虑这一类问题的理论框架。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学理论界公认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理论（一般均衡模型）和实践（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进行经济核算，实现帕累托最优。1939年，希克斯在 《价值与资本》 中亦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从而一般均衡正式成为西方经济学核心的核心。 其实除了瓦尔拉斯、帕累托之外，现代自由经济学还有很多核心概念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是有过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贡献的。比如西方经济学另一重要概念“守夜人政府”的最早提出者拉萨尔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领袖。科斯早年写作《企业的性质》时也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列昂惕夫、熊彼特都有社会主义倾向，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就是受到二十年代苏联的计划平衡思想的影响。列昂惕夫本人曾经直接参与了苏联二十年代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工作。1987年，里昂惕夫随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他很欣赏中国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回国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的评论文章。熊彼特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中是支持社会主义一方的。总之，瓦尔拉斯、帕累托、科斯、列昂惕夫、熊彼特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或是有过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的研究构成了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里最核心的那部分。 但为什么这么多社会主义学者创造的经济学培养出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呢，其实这跟马歇尔有关系。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就变成了西尼尔所谓的“纯经济学”，不再是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理论，不讲历史，道德，不讲价值判断，甚至不为国家提出发展建议。这就导致现代经济学，如同一个武术学校，只教武功，不教武德，最后这些习武之人走出校门很多就变成了小混混。而那些创立这些武功的人，其目的更多是为防身或是行侠仗义，而非用于作恶。 马歇尔第一次将经济学改造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来的绝大部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而且马歇尔使经济学彻底抛弃了起源于威廉配第，并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等学者发展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使主观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唯一的价值理论，使经济学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支流。 而这种从需求角度解释的价值理论远远没有从供给角度解释的价值理论更有意义。虽马歇尔本人是一个道德高尚，并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并且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谨慎的推广自己的主张，但是经过他改造的经济学就再也培养不出他希望的人了。 一般均衡成为经济学核心后，最终在阿罗、德布鲁、麦肯齐那里完成了一般均衡的证明。然而当这些最终完成之后，人们也开始不再对一般均衡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感兴趣了，微观经济学开始轰轰烈烈的朝着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经济学等方向发展去了。 其实在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出现之前，凯恩斯经济学是对一般均衡冲击最大的，然而凯恩斯经济学不是在原有经济学的天花板上去捅一个洞，而是去重新造了一座新房子，这就是后来宏观经济学。尽管有了宏观经济学的异军突起，但仍然有很多人在微观经济学的老房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甚至想把更多的人拉回老房子里去，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凯恩斯经济学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却被希克斯、汉森等人又将其拉回了追求一般均衡的旧轨道，并且最终形成了以希克斯汉森模型、菲利普斯曲线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综合派。这虽然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迅速扎根，但是也为后来的被攻击埋下了伏笔，先有来自弗里德曼从收入函数、货币理论方面的攻击、后有卢卡斯从理性预期等角度等的攻击，最终因为一个本不属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让凯恩斯经济学遭到重创，从此凯恩斯主义开始变得江河日下了。等尼克松这个共和党的总体上台后，弗里德曼等反凯恩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总统经济顾问，有了实施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舞台，凯恩斯经济学自然被弃之不用。 其实凯恩斯经济学能够维持二十多年的辉煌，主要跟二战之后美国民主党的长期执政有关系，凯恩斯经济学从本质上是民主党的经济学，共和党信奉的是另一套哲学。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弗里德曼的老师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让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得到实践，结果造成了滞胀，后来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彻底被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废弃，就连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单一规则遭遇到了失败。 从八十年代后，以哈佛大学教授曼昆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也在一路收复失地，新凯恩斯主义的反击主要围绕”市场不能自动出清”展开，以价格粘性，菜单成本等新概念为武器抵挡了来自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守住了凯恩斯主义的阵地。同时泰勒从货币调控的角度对货币主义进行反攻，他提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泰勒规则，而泰勒规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背后还是的原则还是菲利普斯曲线，不过不同的是将财政调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线变换成了货币调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线，这套规则被格林斯潘采纳成为美联储的看家工具，成为货币主义的替代品。 格林斯潘是二战之后，执掌美联储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新凯恩斯主义的泰勒规则也陪着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一起造就了美国又一个长达二十年的繁荣，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 “大缓和”时期。大缓和一词来源于2004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发表的《大缓和》演讲，“大缓和”直到2017年次债危机的到来而结束，伯南克在演讲中认为“大缓和”的成功最大的就是因为货币政策的改善，这显然是在说泰勒规则居功至伟。 客观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谓对美国仁至义尽，以汉森、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老凯恩斯主义为美国造就了战后长达三十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以泰勒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又为美国塑造了一个长达二十年的大缓和繁荣。 2017年美国次债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同时进入政策视野，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复兴计划，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量化宽松则是典型的货币学派的主张。因为伯南克本人也是大萧条的研究专家。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萧条》一书，伯南克发现真正导致大萧条的原因是银行停止借贷货币的下滑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的崩溃。他的研究结论与弗里德曼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中得出的结论几乎以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只是更深挖了一层，弗里德曼只指出了货币收缩加重了大萧条，而伯南克认为是国际金本位制存在的制度缺陷、管理不善、短视的政策决策、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相互作用导致的全球货币收缩。 其实在美国居于经济思想主流的一直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早已被逐出了主流经济学界，自由意志主义仅仅成为了少部分边缘人的意识形态。但是少部分人却异常强烈。哈耶克获得诺奖，苏联解体，都为奥地利学派赢回了不少的民间热度，而奥地利学派自身也经历了一次转型与改造。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时，看到兰格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辩护，使哈耶克吃了一惊，而兰格用于证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精致的数学模型，也让奥地利学派无所招架。他们终于认识到，不可能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范围内来回答兰格等人的观点，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也可以用于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只能试图从一些兰格模型的假设出发进行攻击。奥地利学派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备的知识，知道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也知道实现利益最大化所需的其他知识，要解决的仅仅只是在数据中求最大值的问题，但市场效率来源于分散于个人之间的默会知识和特定时空的具体知识的有效利用，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掌握这类知识。1974年，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非常意外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8年，哈耶克在巴黎摆下擂台，希望利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计划体制的拥护者者再进行一次辩论。遗憾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得到别人的理会。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让奥地利学派遭受了巨大重创，自此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学和道德哲学，这次大论战最终重新定义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含义及其对经济科学的贡献，论战之后奥地利学派最大的贡献是对市场过程及其知识基础的独特理解，这也使奥地利学派变成了一个纯意识形态的学派。也从主流经济学的一支，变成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门派。奥地利学派也经常被西方国家以政治武器的形式，被投放到原社会主义国家，为这些国家的解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苏联解体后，又增加了奥地利学派在中国以及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热度。 总体来说，目前构成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就是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在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经济学等新主流经济学的冲击下已经基本垮塌，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只限于民间，受到过完整主流经济学训练，还信奉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少之又少。当然也有一些人将经济学中的市场化原理，塑造成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进行传播，甚至将经济问题的推向政治，民间很多不懂经济的人，也经常受到这些人的蛊惑。 其实抛弃来自这两方面的干扰，但是在外人的眼里，市场经济却是天然的属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而且越是不懂经济学的人，或是越是经济学边缘的人，越是容易将经济学假想为自由主义的。我们不清楚这样的误会是从何，可能是从“市场经济”一词带出来的感觉吧。反正几乎没人将经济学默认为计划经济。 可以说经济学是一个被意识形态侵袭非常厉害的领域，人们支持的某个经济学家往往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深，他对经济学做出了多少天才的创见，而是因为他坚持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坚守某种意识形态，他这这种意识形态上立场越鲜明，越极端，越能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拥护者们的宠儿。在现实中，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仇恨比来自利益的更严重。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学的分裂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分裂又带来政治的分裂，甚至是人类的自相残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也是源于经济学对价值问题的不同看法，都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虽然自由主义往往以私营企业的利益为依托，但客观说，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已经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之源。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对经济干预，而是一种消极干预。现代社会任何轻微的波动都会造成蝴蝶效应，甚至产生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对应的就是大量的企业家以及普通投资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很多人会因此倾家荡产。市场自身不能自己消弭风险。世界尚缺乏保护企业家的经济思想体系。那些注重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并非注重的是政府本身，而政府利益与国家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维护政府权利，有时候才可以真正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企业，也包括普通民众。实际情况是，政府往往会不自觉的为企业服务。 我认为是经济学家应该淡化意识形态，聪明人的标志就是其头脑里可以包容两种不同的思想，辩证法也是要人们看到一个事物的两面。那些迷恋于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人无疑都是为了得到更多来自民粹的响应，而容易得到民粹支持的思想，一般都是不好的思想居多。 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美国总统肯尼迪有一句话非常经典，“真正利害攸关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我们需要的不是标签，而是对一个个使伟大经济所不断向前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的基本讨论”。这句话应该被中国每个经济学家铭记于心。真正利害攸关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
我结的“宏观经济十大定律” 定律一：民间投资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政府投资是由财税政策决定的 经济要想发展，投资是第一位的，消费和出口都是投资的结果。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部分，但这两部分是由不同的政策决定的。如果哪方面的投资出了问题，就应找出原因。民间投资的变动主要与货币政策相关，政府投资从根本上取决于财税政策。民间投资主要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环境宽松，民间投资可以大举扩张。金融环境收紧，民间投资则必须大幅收缩。所以民间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基本上是与金融政策的扩张与收缩一致的。而政府投资虽然也可以依赖债务融资，但从根本看则主要依赖财政税收，所以财税政策非常重要，财税改革政策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是决定政府投资有多大能力的根本因素。现在各国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就在于他们只依赖货币政策，而忽略了财税政策的调整。 定律二：基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增长，房地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消费增长。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建和房地产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引领作用的。基建和房地产发展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在我的经济学中有个“产业压制”理论，就是讲的不同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压制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所有产业的发展构成压制。试想，如果没有普通公路，铁路，电网，高铁这些基础设施的率先完善，一个国家几乎是没有办法发展任何产业的。为何沿海地区可以率先发展，就是因为海洋可以充当这些地区的免费基础设施，这些地区可以依靠海洋运输发展贸易实现发展。这些地区如果发展内陆贸易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基础设施通到哪里，产业就发展到哪里，市场也就扩大到哪里。基础设施的效率又多高，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有多高，所以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同理房地产是消费的载体，房地产发展越好，消费就发展的越好，房地产的质量越高，消费的质量也就越高。宏观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抓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牛鼻子，产业和消费才可以同步发展起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一个由政府完成，一个由民间完成，都应该同样重视。 定律三：宏观经济决定企业生死，微观经济决定企业大小 企业家做企业既要关注宏观经济，也要关注微观经济，既要抬头看天，也要低头看路。宏观经济决定着经济的风口所在，决定着行业的兴衰，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生死。企业家的成败都是趋势的产物，站在宏观经济的风口之上，再加上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就很容易成功，反之就很容易失败。企业发展要顺势为，而不是逆潮流而动。而微观经济只决定企业经营的好坏，决定是企业能把规模做到多大。无论多么伟大的企业其成功都是宏观经济的产物。企业家要擅长研究宏观经济，必须要跟上宏观经济的步伐。 定律四：微观竞争淘汰的多是落后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淘汰的多是最优秀的企业 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竞争机制在微观层面保证了企业的优胜劣汰。宏观经济正好相反，发生宏观经济危机时淘汰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生金融的紧缩，越优秀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因为越优秀的企业往往杠杆越大。这是因为越优秀的企业，信用越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借钱给他们，因此导致越优秀的企业，债务杠杆率也越高。首富一般也是“首负”。然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金融突然紧缩，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最先出问题。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就很难恢复，就是因为在危机时淘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个国家产能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这些企业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元气大伤，国家经济要恢复元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宏观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绝不能误将宏观经济危机当成淘汰落后企业的手段。从现代经济调控来看，货币的周期性收缩与扩张已经是是宏观经济风险的最大风险来源，每一轮货币周期都会淘汰一大批优秀企业。所以我主张精准调控，平稳增长。政府只需要按周期控制好自己的投资，而不是控制民间的投资，这样既能熨平经济周期，也不会对民间生产力产生破坏。 定律五：如果产业升级如果与财税升级不同步就会出现财政缺口，是国家债务的根本来源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陷入国家债务危机，这不是偶然，也不完全是政治和国家治理水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是必然出现财税缺口的。这是因为一个国一般需要同时存在着两个升级，私人产业升级和政府公共产品升级。一个国家产业私人产业越发达对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大。这些公共产品的扩大同时就需要更多的税收，而一个国家税收又不能经常调整，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财税缺口，形成政府债务。如果还没有对应的财税改革，政府债务就会越来越多，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政府债务危机，这时就需要进行财税升级就行。 定律六：19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性经济危机，20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21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学中只讲经济周期，很少讲经济危机，因此他们形成了很多经济周期理论，但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却不多。在我的经济学中将经济危机分为三类，分别是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国家债务型经济危机。生产型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生产型经济危机往往与某一个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的产能巨大波动有关。在十九世纪，产业门类很少，科技革命导致某个新生行业产能产生剧烈波动，都会带动整个经济出现繁荣或危机，因此那时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世纪，产业门类已经足够多，单一产业的波动很难再能造成整体经济波动，但是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泡沫传染到各个行业，从而形成经济危机。比如上世纪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等。因此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一世纪，经济构成主要是服务业为主，即使有了金融危机对服务业也影响不大，国家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也不会出现大面积失业。近年中国也多次发生股市崩盘，对整体经济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政府支出占经济的比例也更大，如果国家不能及时调整财税结构满足政府支出的扩大，国家就会债务危机，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政府债务危机成为了各个国家经济危机的常态。政府债务危机的爆发根源不在市场而在政府，政府债务危机不是周期性危机，一旦爆发就是长期性危机，因此没有真正改革，很难自动消失。 定律七：经济危机往往是“低供给难度产品”的过剩，增加”高供给难度高产品”可以治理经济危机 无论是哪种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虽然不同，但一旦爆发，都会导致整体经济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因此在治理时也会有一些共性。在我的平衡经济学理论中，我将市场上的产品分为两类，一个是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种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般在市场上始终处于紧缺状态，低供给难度低的产品在市场上始终处于过剩的状态。一般发生经济危机时，供给过剩的一般都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而很少发生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过剩。经济危机来临时不需要去产能，因为经济周期很短，被去掉的产能，过不了一两年还需要加倍恢复过来。无论是主动去产能还是被动去产能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对于一个没有达到发展极限的国家，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时，只需增加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供给，经济就可以恢复平衡，让经济走出危机。高供给难度的产品包括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水利设施、军工设施、环保设施、大型科技研发项目等，这些产品的供给增加了，经济自然就会恢复平衡。 定律八：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生产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这是“乘法式”的经济增长。 有人根据GDP公式将投资、消费、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加法式”的增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确实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都会出现问题，过度投资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过度消费就引发居民负债。真正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乘法式”的增长，是依靠经济效率的提高。我总结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分别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其中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合起来可以称为供给效率，只要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而且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经济才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只有基于供给效率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大家也不需要担心需求问题，因为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导致民众工作收入的提高自动就好带动需求。而要提供供给效率就要不断的降低供给难度。 定律九，国民幸福程度主要是由生存成本与收入的比率决定的 幸福不仅仅是心理因素，更是由物质决定的。物质贫乏不可能有幸福可言，丰衣足食自然幸福。如果抛开心理因素，从纯唯物主义的角度考虑，我认为幸福程度可以用收入与生存成本的比率来表示，一个国家民众收入越高，生产成本越低，这个国家的民众幸福感就越强。对于个人也是一样，当所处的生活环境的生存成本确定了，幸福感高低主要由收入确定。物质享受能给人带来快乐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民众也经常感觉不幸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生存成本更高，收入高并不一定代表购买力高，很多小城镇的人幸福指数更高，因为他们的生存成本更低。一个国家在收入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应该不断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可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定律十：经济发展慢，也可能是产业压制没法解除。 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很多，但很多穷国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关键是很多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我的经济学中提出产业压制理论。根据我的总结，产业压制主要分为产业链压制、基础要素压制和公共产品压制几种类型。产业链压制主要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产生的压制，比如没有房地产行业，几十个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没有大飞机行业行业的法则，几千个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产业链之间是相互压制的。公共产品压制是指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私人产品的压制，有些行业是公共产品，比如铁路，高速公路、互联网、农村公路等，如果没有高效的基础设施，就没法形成一体化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随着铁路、公路、汽车的发展才出现的。生产要素压制是指重要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对产业的压制，比如粮食、电力，石油都是重要生产要素。比如电力，几乎很难跨国购买，一个国家如果连电力供应都保障不了，现在工业的发展几乎无从谈起。产业压制很多时候很难自己克服，需要外力推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了，就是因为很多产业压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有的国家粮食问题解决不了，有的是基础设施跟不上，有的国家电力供应不上，这些靠民间力量，靠市场自发都是很难解决的，必须政府需要找出压制点，对症下药才可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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