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期货币过度充裕的状态让市场对高通胀一直抱有高度敏感的警惕心态，2020年一季度时的高CPI运行态势，使得市场一度担心猪肉价格上涨会引发消费价格的全面上涨。2020年11月物价公布后，市场又担心通缩再来。笔者认为，即使从CPI角度观察，短期的“通缩”也没有改变中国物价将进入长期低增平稳运行期的趋势；这段长期的物价平稳，将与过去40年期间的物价高波动和高增幅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从CPI定基指数上看（1978年=100），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物价高涨幅，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0年期间物价水准翻番，由1990年的216.4上升到了1999年的432.2，之前和之后的物价上涨则相对平稳。显然，正是市场经济导入和间接型税收体制这两大改革因素，导致了那段时期中国物价的持续快速上涨。 过去中国物价上涨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领先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本身带来市场化和商品化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3/4的人生活在半自然经济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很多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的价格是显著偏低的——很多生产要素并没有在售价上得到体现，农民将剩余农产品出售时，他只要求获得边际成本，通常是他额外的几近于零的劳动力价格，农产品中的土地要素、资本投入等，都没有在售价中得到体现。随着中国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扩展了对要素回报的要求，原先商品成本的货币计算中没有被考虑进去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随着生产要素对商品售价渗透率的提高，农产品等商品越来越完整地包含了价格形成的要素；只要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吸收过程在继续，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就不会停止。 1993年之前中国的增值税体系还没有全面铺开，1994年后中国在经营中间环节征税的增值税、营业税体系全面建立。施加在生产、流通环节的各类直接和间接税收，增加了经营成本，经营者必定要求在售价中得到弥补，于是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和货币贬值。生产和技术的进步，投入中工业品比重不断增多，比如农业投入中的化肥、农机具等相对于劳动和土地的大幅提高，投入要素的工业制成比重增加，意味着其中的税收比重也上升，这就进一步带来了成本的上涨。尽管由于国家经济生产力进步带来了单位产品税率的下降，但工业投入比重的上升，还是导致了税收比重的增加。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繁荣，但在间接型税收体系下，也带来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建议，中国建立直接型税收体系的未来税改方向不变。随着直接税体系的建立，间接税比重下降，税收对物价的影响将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助涨转为助跌。 中国物价 长期平稳趋势形成 当前中国物价走势的分化态势，表面上看很复杂：货币宽松环境下CPI高波动中相对高位，核心CPI持续低位运行，PPI持续收缩。但按照笔者观察通胀的三阶段划分，未来物价的长期趋势取决于经济体系中成本要素的变化，长期视角中货币因素已退居次位，中国未来30、40年的物价运行，将显著比过去改革后40年的物价低一个台阶。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方向是服务化和信息化，工业化阶段已基本结束，信息化提高了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使得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相对于工业化进展带来的税收纳入增加，相对于工业化，服务化的税收纳入增加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即使没有税收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会再现上世纪90年代产品成本中要素成本和税收成本扩展的现象。未来的物价增长，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体系本身的技术进步，仅仅因工农生产力进步“剪刀差”而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很缓慢的，未来的农产品涨价态势将长期放缓。 未来货币环境或面临两个不同发展前景：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货币政策目标转向金融平稳。在人类货币发展史上，信用货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打破了物价长期稳定的历史；未来如发生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那么物价的稳定将重又提高，届时物价的变化可能又需经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能看出来，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感觉不到变动，物价变动最重要意义成了经济历史研究者的统计数字。即使货币替代没有发生，货币政策重心也将由截至当前为止的经济和物价，转向金融平稳，这意味着新世纪以来货币过分宽松状态的终结趋势。 中国物价 运行波动性显著加大 经常引发市场对中国高通胀预期的重要基础，是农产品价格高涨推高CPI。伴随着越来越多小品种农产品期货上市，农产品期货交易规模扩大，农产品价格日益脱离真实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显著加大。 在农产品资本化的早期阶段，挂钩农产品的金融商品品种和交易量均比较小，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几种金融工具，主要发挥了平稳市场的作用。在农产品期货市场中金融类交易占比成为主流之前，农产品自身供求关系和季节性供求规律仍对价格发挥着主导作用。农产品资本化对市场的稳定影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具有显著的“结清”特征，即金融商品价格会迅速对各种信息做出反应，这种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噪声”。 在西方，由于生产经营模式主要为大农场、大资本模式，供给端的生产、经营者不仅抗波动能力较强，且对现货市场有着基本的定价权，因而农产品资本化对价格波动影响的“负作用”，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实践中农产品资本化的价格稳定作用，要表现更明显一点。与海外世界不同，中国农产品生产仍然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农户模式仍然是主要经营模式，即使农户联营的合作社等合作组织，也大多是松散型的，以信息共享、风险分担为主要目的合作组织。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中间商对市场的价格控制力不断上升，生产环节的农户日益成为农产品市场上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农产品资本化条件下，中国农产品经营的农户既对农产品金融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力，对农产品现货市场也没有定价权。因此，随着近几年农产品资本化的发展，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性有着上升趋势。 属于大宗品的农产品期货还有着国际市场产品“锚”，因此国内农产品市场资本化后波动程度要受到国际市场限制。但是对于属地化、区域性的农产品，资本化后的波动性上升就极易呈现。2013年9月，中国鸡蛋期货上市；2017年12月，中国苹果期货上市；2019年4月、8月，红枣期货和粳米期货上市。2019年3月后，中国CPI突然跃升并在高位运行，食用品价格也打破季节性波动规律，原因就在于鲜果农产品期货炒作带高了现货市场价格。 大概是国人的好打麻将习性，各类农产品期货推出后市场交易也一直较为活跃。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结构——生产端分散、中间端集中、消费端分散，决定了中间商对现货市场价格有着重要影响力。这种结构决定了农产品资本化对价格波动，有着明显的助推作用，使得未来中国通胀走势的复杂性上升，客观上也增加了物价部门对通胀管理的难度，使得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力下降。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关于下一步价格走势，初步判断是：当前，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供应充裕，物价保持总体稳定运行的基础较为坚实，受前期高基数效应影响，预计短期内物价涨幅仍将处于较低水平，总体上将保持平稳运行。
疫情的反复，为今年的春节添上一丝阴霾。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倡导就地过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对此表示，疫情防控需要每个人参与，选择就地过年是对疫情防控的最大支持。然而，以往汹涌回乡的人潮乍然停留在原地中，这对春节期间城市蔬菜供应带来一定压力。特别是在疫情加上寒潮的背景下，物价飞涨，如何保障原地过年的人们的生活物资供应？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表示，将强化货源组织投放，春节期间每周按照组织投放2万到3万吨中央储备肉的节奏，向市场增加供应。同时，更多企业也参与进来。美菜高级副总裁江川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为了稳供应，解决春节期间生鲜食材购买难的问题，美菜在全国超过100个城市推出“春节不打烊”活动。美菜将提前采购食材保证库存供给，全国仓储配送人员4500人轮值在岗，2000多车辆保障配送正常。米面粮油、休闲酒饮、调料干货、餐厨用品以及蔬菜、鸡蛋、豆制品等生鲜货品均可正常下单，在保证稳定供给、保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让在当地过年的老百姓能够吃上放心菜。新发地则动员5000多名商户留守市场，共同做好农产品供应保障。作为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已经在北京建了7家便民菜店，共有211辆社区直通车，为987个社区居民提供生鲜品。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表示，当前新发地市场整体供应平稳，并对土豆、洋葱、黄瓜、西红柿、大白菜等12种常规菜限价销售，让利给消费者。保障供给为了保障过年期间充分的物资供给，各部门都开始发力。朱小良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畅通生活物资运输的“大动脉”和“微循环”。比如，组织重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类餐饮、住宿、商超等生活服务网点春节不打烊，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便利线下日常消费；指导电商平台、物流企业配送不断档，满足无接触、少接触的消费需求。在新发地其中一个便民菜市场，每天能销售牛肉20头、猪肉40头、羊肉150头；品种也多样化，包括蔬菜水果、茶叶调料、粮油、小食品、酒水等，基本能满足周边群众的需求。“今年留京过年的人多，蔬菜需求量大，我们根据预测，增加了春节期间的调货量。往年春节期间每天供货量大概在100吨左右，今年备货量能够达到200吨。”新发地“南菜大王”鲁德传表示。为多家超市供货的北京天安农业负责人介绍，其京郊基地为服务春节市场增加种植了菠菜、香菜、小苗菜、香葱、黄瓜等多个品种的节日家常菜，每天可供应25吨以上蔬菜，充分保障24小时到达京城150多家销售渠道，并能宅配到家。电商平台也加大了供给力度。1月20日，由商务部等部门单位举办的“2021全国网上年货节”拉开序幕。当前，京东、苏宁、美菜等电商平台上，云买年货、赶大集等活动已纷纷启动。“为了保证鲜菜、生鲜的供给，我们已经提前联动5000多家蔬菜基地和植养殖基地，以保证货源的供给和价格的稳定。”江川表示。据介绍，通过“全国大产区直采”模式，美菜在内蒙和山东建立土豆、洋葱基地，按照各城市需求提前调拨到美菜各地的冷藏库，能保障1000万斤每天的调拨量；在云南建立上海青、娃娃菜、黄白菜、散生菜直采基地，每天能够满足12万斤的调拨量，保障广州、武汉等城市需求。新鲜叶菜则以“城市周边基地直采”供应为主，例如北京周边的天津、香河、大兴等，既保障蔬菜供应量的稳定，又能保障供应时效和新鲜度。在行业内人士看来，在疫情的影响下，线下消费需求或仍处于低谷，专业生鲜电商将起到重要补充作用。通过与全国多个大型基地、多家全球知名加工厂合作，构建农产品供应链，通过全国物流网络的规模化运营，缩短中间流通环节。值得注意的是，专业的线上生鲜电商具有强大的大数据功能，能够在各城市间查缺补漏，最大限度适配城市需求。“在中国，各城市之间南北差异、东西差异还是很大的，客户的需求差异也非常大，比如同样是辣椒，在四川吃的辣椒和在北京的都不一样。所以庞大的信息库，对客户的需求进行匹配至关重要。由于原地过年的提倡，大量外来人口对消费的需求不同，大数据可以基于需求量，和原产地建立高效的匹配，精准按需投放，实现无缝对接。”江川说。据了解，疫情背景下，美菜大数据全链条发挥威力，大数据分析商品供需情况，做好提前备货；数字化仓储物流配送体系，商品库存、配送情况全程可视化，保障高效供给。利用大数据销量预测算法模型，精确了解商户、居民需要什么蔬菜，需要多少蔬菜。同时打通供应商信息和系统，了解实时库存、在途库存、加工进度和供应能力，做出更优化的供应链方案。通过源头直采、构建智能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美菜有效地缓解了源头农产品滞销、城市的农产品供应紧张问题。在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副会长沈杨看来，多地倡导“就地过年”的背景下，电商平台稳物价、保民生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不仅能通过简化农产品供应链，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风险；同时，社区电商能发挥渠道优势，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稳定物价。调控价格对老百姓来说，物价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今年在疫情和寒潮的双重影响下，物价也是节节攀升。“寒潮对于整个的蔬菜的供给、运输，都带来很大挑战，也导致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辣椒、小米椒，去年同时期价格可能就十五六块钱一斤，现在已经到了30多。”江川表示。因此，过年期间物价是否会继续上涨，成了备受瞩目的问题。朱小良表示，要部署各地科学预判就地过年需求规模，因势因时投放地方储备；指导督促大型流通企业把握今年春节消费市场的新变化，加强供需衔接、产销对接、货源调度。据了解，当前，不少地区已经开始投放政府储备物资，包括冻猪肉等。春节期间，各地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投放储备物资以平抑物价。同时，还将在春节期间开展线上线下的惠民促销活动，包括新春年货购物节、网上的年货节等，通过组织适销对路的产品进行展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落在实处，则是从各个环节打通堵点。江川介绍，在蔬菜生鲜方面，以基地和源头的直采，实现成本采购，并通过高效率运输和技术手段降低成本，从而降低菜价。“我们尽量减少中间环节，这些蔬菜从基地直接到仓库，再从仓库生产、称重、分解、打包，然后分发到客户，从源头到仓库、从仓库到客户的成本是算得出来的。同时，大数据能掌握原产地的价格，我们会根据价格做一些调拨，比如说像土豆这样的耐运输品，每天的出货量达到千万级，通过大数据发掘区域的价格洼地，从低价地区调拨、平移，对当地市场的价格可以起到一定的平抑作用。”江川介绍。同时，庞大的运输体系也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此次河北和北京的疫情复发，很多物资运输车无法进出，怎样保障河北和北京的生活物资成了一个难题。得益于信息化建设，对商品库存的信息化系统、包括跟供应商库存的信息互通，能够快速完成商品库存的调拨。当前，在各方调解下，节前物价已经逐渐向下。2月2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为2.03元每斤，交易量为1.92万吨，目前姜、蒜、洋葱等调味品，西红柿、土豆、生菜等常见菜，批发价格都比往年同期价格偏低，春节期间蔬菜供应非常充足，价格将保持稳定。农业农村部的农情调度也显示，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8500多万亩，同比增加100多万亩；预计今年1至2月份生猪出栏比上年同期增长25%左右；鸡蛋鸡肉供应较充足，春节前牛羊出栏将显著增加，市场供应总体有保障，价格以稳为主。在行业内人士看来，未来，物价将会在供应增长下缓慢下降，预计今年物价将保持在预期范围内。
受到今年疫情的影响，许多人的收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在收入减少的困境下，人们只能选择减少消费开支来度过难关。 可是，大家都弄不明白了，收入在下降、消费需求在减少、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什么市上的物价反而越来越贵呢？ 进入7月份后，不仅是房价在上涨，国内的猪肉价格上涨，鸡蛋价格上涨，就连蔬菜价格也出现不小涨幅，这让低收入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感到吃不消了。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国内CPI指数走得并没有太离谱，1-7月份CPI指数分别为，5.4%，5.2%，4.3%，3.3%，2.4%，2.5,2.7%，这意味着整体物价水平走得并不算太高，那为什么我们却感觉到物价涨得比较历害呢？ 主要是，我国现在的物价有涨有跌，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一个是，像房价、猪肉、鸡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在上涨。 另一边，旅游、酒店、娱乐场所、手机、电脑等非必须品价格没有上涨，而且还有所回落。 这样就造成了人们感觉到物价很贵，但在实际的CPI当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那么，为什么在收入下降，消费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市场上的物价却反而越贵？难道不该便宜吗？对此，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在疫情过后，虽然大家的收入有所减少，需求也不多了，但是在疫情期间经济同样也处于停摆状态。也就是说，在疫情的二三个月内，很多企业和工厂并没有开工，这样供应社会的物资就比过去少很多。这种情况在疫情过后就会显现出来，导致物价因商品的稀缺而上涨。 第二，中国的疫情虽然过去了，但全球的疫情并没有结束，现在欧美国家的疫情还在不断的肆虐当中。本来国内物价上涨，可以通过进口所需商品，把物价给调降下来，但由于疫情还在继续，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减少或者停止了。 而在国内短期的储量不能得到恢复和满足的情况下，很容易会出现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的局面。举个例子，本来国内猪肉价格大涨，可以从美国进口猪肉，但现在美国疫情严重，只能暂停对猪肉的大量进口。 第三，在市场上，某一商品涨价了，会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一起涨。比如，因为非洲猪瘟，以及各地对环保要求的提高，取缔了一些个体养猪户，造成了国内猪肉长期处于紧缺状态。国内猪肉价格至今还徘徊在高位，猪肉价格涨了，牛羊肉价格也要大涨，鸡蛋、鸡大腿的价格也会上涨。 同样，蔬菜当中的当季菜价格因天气原因而上涨，也会带动其他蔬菜价格跟进。还好目前粮价没有出现大涨，否则国内物价就会出现较严重的通胀了。 第四，国内最近发生的灾害天气，也在很大程度加快了物价的上涨。南方地区发生的洪涝灾害，以及霉雨季节，使得蔬菜瓜果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同样运输也会受阻。 同时，由于霉雨潮湿的环境，养殖户的生猪患病率、死亡率大幅提升，而且生猪的运输难度在增加，成本也在大幅上涨，再加上各城市的猪肉需求在不断上升。在中秋节之前，国内猪肉价格难以调降下来。 本来疫情过后，百姓收入减少，消费能力下降，国内物价应该回落，但是现在国内物价也有逐步上涨的情况。事实上，现在物价上涨的是生活必需品，而非生活必需品现在的价格还是没有太大上涨，同时国内粮价也基本保持稳定。 导致国内生活必需品上涨的原因是：疫情期间生产停止，市场供应的的商品也减少；同时，目前国外疫情肆虐，又无法大量进口商品，以弥补国内不足。再加上今年天气灾害特别多，导致蔬菜和养猪受到影响，于是就带动一批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价格上涨。不过，等到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明年初，国内生活必需品价格有望逐步回落。
现在国内物价高不高，普通消费者最有发言权。10年前，同季节买蔬菜、鸡蛋、肉类，50元就可以了。五年前买同样的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100元也所剩不多。而现在买这些菜、肉、蛋等农产品，100元肯定已打不住了，至少要120-30元才行。这是经常去菜市场的老头老太太们对物价的感受。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在收入并没有提高的情况下，遇到物价上涨，就意味着生活质量已经在下降。 过去，我们一直在抱怨房价上涨过快，一线城市房价疯涨，二三线城市跟风上涨，从西双版纳至丹东，全国各城市房子轮涨一遍。房价高了老百姓买不起，有的只能做了二三十年的房奴。实际上，这些年国内经济增长没有错，百姓收入增长也还可以，但与疯狂的房价相比，还是远远没有跟上。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达到65万亿美元（约合450亿人民币），已经超过了美国+欧洲+日本的房地产60万亿美元的总市值。中国民众拿着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的工资，却要买远比发达国家房价昂贵的房子，你会觉得房价不贵吗？ 如果国内房价贵了，我们也可以租房居住，只要国内商品价格稳定就好了。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猪肉价格开始大涨。本来十二三元一斤的猪肉，却涨到了三十二元一斤。 主要是为了达到环保要求，各地强行关停了很多小型养殖场，再加上非洲猪瘟传入国内，这才导致国内猪肉需求缺口太大，短时间内需求缺口无法补足。 如果猪肉价格上涨了，大家可以换成其他肉类制品可以替代。但是，像鸡蛋、牛肉、鱼肉等农产品的价格也跟着猪肉一起上涨。这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影响并不大，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日子过得就有些艰难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除了粮价没有太大涨幅之外，蔬菜价格也受天气影响，产量减少，而出现大涨，现在一般蔬菜价格都要3-5元之间，普通家庭买上几样蔬菜每天也要支出几十元钱。 而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虽然物价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但是大家的工资没有涨，有的由于单位效益不好给降薪了，有的人失业了。如果此时再碰到短期物价的蹭蹭上涨，人们感受到目前国内物价整体有些偏高就不足为奇了。 今年国内物价为何会出现疯狂上涨，以至于广大民众深感压力较大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物价上涨的原因你可以找出千百条理由。但归根结底，就是货币政策宽松有关系。上半年M2规模增加了15万亿，最近几个月M2增速都在13%以上。当市场上流动性多了，而社会上的商品还是原来这些规模，物价要不涨也很难的。 另一方面，如果物价上涨了，但是老百姓的收入同步增加了，银行理财也跑赢了通胀，那即使物价有所上涨，人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你的收入水平同步在提高。 但问题是，物价上涨了，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没有跟上，这样百姓们的生活质量就下降了，这样大家觉得物价实在过高就很正常了。 其实，老头、老太们讲得很诚恳，他们并不要求养老金年年大涨，只要物价保持稳定，生活质量不下降，就满足了。现在我们拿着发达国家七分之一的工资，却要面对比他们贵得多的物价水平，的确会觉得国内物价有些偏高了。
目前国内的物价确实比较高，我经常听到一些年轻的白领抱怨，公司周围的工作餐价格太贵。 比如，几年前，吃顿工作餐也只要13-15元，现在由于物价全面上涨，在公司旁边吃顿工作餐要20-35元。 而大爷大妈们主要是抱怨蔬菜、猪肉、鸡蛋的价格全线上涨，特别是猪肉价格涨到30元/斤，这让很多低收入群体觉得吃不起猪肉了，而近期鸡蛋价格飙升，又让人们对物价上涨开始了担忧。 实际上，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物价上涨对生活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低收入群众来讲，物价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 前些日子，一位上海80多岁退休老人告诉我，退休工资并不一定年年要涨，只要国内物价稳定就可以了，这也是低收入群体的诉求。 目前国内物价的状况是，中国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收入只有欧美国家的七分之一，却要承受比欧美国家更高的物价，所以，大家普遍觉得生活压力大，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只有高收入，低通胀才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 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容易下跌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宽松，物价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今年上半年M2规模就增加了15万亿。 大量货币超发资金流向股市、房地产市场、基建项目中，也间接导致了国内商品价格上涨。 当然，我们也看到国内一些工业用品的价格在下跌，这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工业用品需求不旺所致。这就造成了，一边是房地产、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日用品价格上涨，而另一边大量工业用品、库存商品严重滞销。所以，中国现在物价出现了结构性通胀，与百姓相关的商品价格上涨明显。 第二，我国控制物价的目标是CPI 3%，但这个警戒线经常被突破，而发达国家的物价控制得都比较好。 这主要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出了问题，发达国家主要是靠民间消费来拉动经济； 而国内主要是靠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并不是依靠民间消费和投资来拉动，这就导致银行每年要向市场投放大量的信贷资金。 这让国内经济天生就有通胀的潜力。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提出，要靠经济内循环来支撑经济，就是启动民间消费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如果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成功，那么国内的物价上涨隐患可以有效控制。 第三，一些农产品的生产要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近期鸡蛋价格大涨，主要是由于天气炎热，蛋鸡出蛋量少了。还有蔬菜价格上涨，也是由于高温天气，蔬菜减产或中途损耗。当然，还有猪肉价格上涨，那是受到非洲猪瘟，以及国内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大幅减少个体生猪养殖户的存栏量所导致。 更关键的是，国内很多农产品是有价格周期的，因为很多农产品是有大年或小年，一旦今年是小年，农产品市场供应减少，就会被炒家恶炒。前几年是，蒜你狠、逗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农产品被人为炒作。 谈物价，要与收入相匹配，单纯谈物价，不谈收入，就是耍流氓。现在中国的物价确实并不低，因为我们拿着欧美国家七八分之一的收入，却要面对比他们更贵的物价，还要每个月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还房贷、车贷、教育子女。 要说生活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容易，下跌难，主要是每当经济下行，国内就有货币宽松的冲动、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优化空间、农产品受气候和环境影响较大。 当然，国内正在逐步减少对房地产、基建投资的依赖，希望未来国内物价能够趋于稳定，让大家看到人民币在国内坚挺的购买力。
2019年至2020年1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逐步走高，主要是受供给侧因素扰动，结构性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有观点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少数紧俏物资价格短期上行的现象，称我国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风险”。近几个月，同样受结构性因素影响，CPI涨幅较快回落，PPI涨幅再次落入负值区间，又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了典型的“通缩风险”。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与教训 关于恶性通胀的衡量标准，目前尚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物价涨幅“门槛”，但从多数研究和历史经验来看，相关标准均远远超过当前我国物价涨幅，恶性通胀这一概念与我国事实相去甚远。美国芝加哥大学卡甘（Cagan，1956）将恶性通胀界定为每月物价上涨超过50%（相当于年化涨幅近13000%）。国际会计准则（IAS）第29条将“三年累计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100%”作为预示经济体发生恶性通胀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历史经验看，阿根廷在1989年、巴西和秘鲁在1990年、俄罗斯在1992年的物价涨幅在2000%～8000%不等，玻利维亚在1985年的物价涨幅超过10000%，魏玛德国在1922～1923年、匈牙利在1946年、津巴布韦在2008年的物价涨幅百分比甚至数以亿计。相较于这些恶性通胀期间动辄“成千上万乃至过亿”的物价涨幅而言，个别观点以我国少数物资短期上涨过快来推测出现恶性通胀风险，既与事实严重不符，也易误导公众预期和判断。 总结上述出现恶性通胀经济体的共性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大规模货币化，“中央银行不向财政透支”的规则被打破，中央银行被当作印钞机直接向财政大规模透支，货币无限扩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失控。旧中国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大量印钞为战时财政融资，在1946年至1948年间曾一度引发恶性通胀。二是由于爆发战争、政权失序、社会动荡等因素，经济秩序紊乱，无法有效组织生产，供给长期趋于停滞，远不能满足各类主体需求。三是大宗商品、农产品等重要物资大量依赖进口，同时外债攀升，一旦遭遇汇率大幅贬值，可能引发国内物价快速上涨。目前看，上述三方面可能导致恶性通胀的隐患在我国并不存在。 通货紧缩的界定与案例 国际上通常认为通货紧缩是指总体物价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降（Bernanke（2002）、IMF（2003）、BIS（2004）、Ophèle（2009）、Borio et al（2015）等），并表现为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伴随着经济衰退（易纲，2000）。 总结起来，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总体物价紧缩而非局部物价紧缩。美联储前主席Bernanke（2002）特别强调了“总体”二字，认为在低通胀经济体中，由于供需、成本等因素变化，一些部门价格下降是正常的，并不构成整个经济体的通货紧缩；只有在物价普遍下跌、样本广泛的价格指数（如CPI）持续下降时才可称为通货紧缩。IMF（2003）将CPI涨幅或GDP平减指数例举为较合适的总体物价水平代表指数，并指出任何经济体中总存在部分结构的相对或绝对价格下降，这是价格信号正常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体现。二是物价连续一段时间负增长。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主席、法国银行前副行长Ophèle（2009）明确区分了通胀弱化（Disinflation）与通货紧缩（Deflation），前者是指物价涨幅收窄或暂时为负（如物价涨幅从3%下降到1%），而只有物价涨幅持续为负时，才构成后者，即通货紧缩的范畴。IMF（2003）指出，一至两个季度的物价暂时负增长，尽管在技术上可以理解为通缩，但并不值得担忧。三是伴随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经济衰退。易纲（2000）指出，典型的通货紧缩具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本质上，通货紧缩的过程是一个商业信用被破坏的过程。作为一种货币现象，通货紧缩首先是货币流通量的下降，而不仅仅等同于价格下降。历史经验表明，物价水平下降和货币供应量下降“两个特征”同时发生时，必然伴随着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给经济社会带来危害。 综合这些特点判断，局部领域价格涨幅为负、物价涨幅暂时为负、物价涨幅收窄但仍然为正、物价涨幅为负但货币供应量和经济产出均稳健增长等现象，虽然值得重视，但均不符合通货紧缩的典型特征，研究讨论时需厘清概念，并理性客观看待。 从全球历史看，比较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有美国经济大萧条和2000年前后日本持续通缩。1930年至1933年间美国CPI年均下降6.6%，货币供应量年均下降8.8%，实际GDP年均下降7.3%，“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非常明显。日本通缩期间的经济波动没有美国大萧条期间那样剧烈，但主要特征是一致的，1998年至2002年间日本CPI年均下降0.4%，同期实际GDP年均仅增长0.4%，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从3%以上降至1%左右的低位，经济和货币增长几乎陷于停滞。分析其原因，这两次通缩均是由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与经济主体债务积压交织共振所导致，结合我国经济现状看并不存在发生此类风险的基础。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下分析，我国具备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有利条件 物价涨幅根本上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变化。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机制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条件松紧适度，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总供给层面，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潜在经济增速远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供给将保持充分，为物价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从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暂时给我国经济造成冲击，其中就包括给物价走势带来一定扰动。今年年初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人民银行主动作为、积极施策，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1.75万亿元长期资金，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先后安排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抗疫保供、复工复产和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正常水平，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和重要产品稳定增长，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又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还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近年来，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成为中长期内物价平稳的压舱石和基本盘。 总需求层面，我国经济逐步向潜在增长恢复，不会出现经济过热或过冷导致大幅通胀或典型通缩的情况。从短期看，总需求偏弱，但恢复速度很快。今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同比下降13.5%、6.3%、8.0%。近期经济回暖迹象显现，6月份前三周，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长21%，发电耗煤量同比增长1.3%。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将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这是物价水平保持平稳的重要保障。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但第二季度以来已经向潜在产出水平恢复，预计下半年可能恢复到潜在产出附近，产出缺口较快弥合有助于实现物价平稳。 从法律层面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保持物价平稳事关百姓衣食住行，人民银行历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此高度重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是不出现恶性通胀的根本保证。1995年前，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和借款的渠道没有被完全切断，我国曾发生三轮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实施后，我国没有再出现严重通胀。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有利于为物价平稳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物价涨幅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恶性通胀和通货紧缩都不会发生 一方面，近期CPI涨幅趋于下行，事实上已进一步证伪恶性通胀论。2019年至2020年初，CPI同比涨幅从2%以下逐步走高至5%以上，主要受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较快上涨所拉动，今年前两个月还叠加了疫情对供给的影响，既有结构性特征，又有阶段性特点。随着各部门保供稳价举措有力实施，复工复产逐步恢复，食品价格已多月呈现回落态势。截至6月23日，猪肉、蔬菜、农产品价格分别较2月中旬的年内高点下跌13.0%、28.9%、16.4%。5月CPI同比上涨2.4%，涨幅较1月份收窄3个百分点，已连续四个月下行。全年CPI预计将呈“前高后低、逐季下行”态势，明显回升的概率不大。总的来看，我国粮食持续丰收、制造业基础雄厚、“房住不炒”定位得到坚持、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等多个CPI分项价格均将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另一方面，非食品和工业品价格低位运行，是总需求仍然偏弱的反映，但不会出现典型的通货紧缩。短期看，由于2019年第四季度至今年第一季度物价水平基数较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年内大幅下跌、我国总需求恢复尚待时日，非食品价格涨幅较低，PPI同比涨幅在1月份短暂回正后再次转负，一段时间里我国物价涨幅仍可能短暂性、结构性地趋于下行。但如果不考虑疫情二次全面暴发等突发因素，2020年全年CPI涨幅预计处于近年来波动中枢位置附近，随着今年下半年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回暖，工业品价格同比降幅有望趋于收窄，非食品类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不存在典型通缩的风险。同时，我国货币信贷规模保持平稳增长，2020年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5%，有力对冲了疫情影响，第二季度以来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向好，这与典型的通货紧缩也完全不同。 总之，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在当前遭受疫情冲击、经济逐步复苏的特定背景下，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两手都要硬。下一阶段，要坚持建设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宏观政策协同作用。人民银行将继续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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