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兰州6月4日综合报道据甘肃省纪委监委消息：政协兰州市委员会原副主席李彦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甘肃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李彦龙简历 李彦龙，男，汉族，1959年9月出生，甘肃白银市人，大专学历，1978年9月参加工作，198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09-1988.02 兰州市第一轻工业局干部（期间：1982.08-1985.08在甘肃省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8.02-1989.02 兰州市经济研究中心干部 1989.02-1992.08 兰州市经济研究中心工交城建处副处长 1992.08-1995.06 兰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协调研究处处长（期间：1994.04-1994.11挂职任天津市津南区农林局副局长） 1995.06-1997.11 兰州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1997.11-1999.09 兰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1999.09-2002.08 兰州市政府副秘书长（1998.07-2000.07在兰州大学经济法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2.08-2002.10 兰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2.10-2002.12 永登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 2002.12-2006.09 永登县委副书记、县长 2006.09-2010.04 永登县委书记 2010.04-2010.12 兰州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 2010.12-2016.12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副厅长级） 2016.12-2017.10 政协兰州市委员会副主席、兰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兼） 2017.10-2019.12 政协兰州市委员会副主席 2019.12 退休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人大重阳 本文作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编者按：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一时间，地摊经济又重新被点燃，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在采访时称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并看好地摊经济。本文刊于6月3日《广州日报》，原标题为《“六保”是重中之重，摆地摊炒板栗我看挺好》。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在上周闭幕的两会上，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举措。就如何预判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准确理解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昨日，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他表示，“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当前要想尽一切办法助企业渡过难关，对小微企业也应该大幅度减税甚至免税。同时，地方政府也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本地建设，助力本地经济恢复“元气”。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重中之重是让企业活下去” 广州日报：今年“六稳”“六保”被提到一个突出位置，这背后体现出今年经济政策的哪些新特点？ 吴晓求：“六保”是今年工作的着力点。“六保”中的前三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是最重要的，后面三保则是战略性的保护。“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向“六保”倾斜，所有工作的重点都应放在如何把就业保住。 保民生的核心是保就业，没有就业，一切都无从谈起。保就业，就是要保中小微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经受不住疫情的冲击。今年的政策重点是非常清晰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提的都是很具体的政策，讲的都是接地气的大实话。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虽然这些年大家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不能大谈如何扩大内需，如何通过大消费来刺激经济。当人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那么谈发展和刺激都是奢谈。如何让企业克服当前的困难活下来，才是当务之急。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当前企业需要哪些帮扶？ 吴晓求：应该从供给侧方向思考，来降低企业成本。至于说需求的扩大需要结合国际环境改善、国际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国际秩序的构建等因素，这不是我们单方面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设想，但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所以，我们要从供给侧发力，只有收入增加了，内需才能被刺激。 因此，为企业纾困，首先也要从供给侧出发：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生存压力。就像李克强总理强调的，要在减税降费方面做很多努力。过去对企业来说，税、费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现在必须下大决心降下来。企业一旦进入到破产清算，再让其重新启动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企业垮掉了，收税的对象也就没有了。所以，企业综合税负必须大幅下降，哪怕我们今年先降低，接下来根据企业的生存状况再做适当的上调都是可以的，但当前必须先下调这些税费。 第二，降低企业的利息成本。国外都零利率了，我们的利率还是比较高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太大，上市的商业银行占据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这是不正常的，需要改变和调整。 第三，要改善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环境。疫情之下，很多企业没有订单，在银行贷款的企业可能要断供了，需要推出一些“暖企”措施，比如延期还贷，这对企业而言很重要。 第四，要大幅下降中小微企业的房租成本。因为房价高带来的房租高，对中小微企业带来的负担很重。这种高房价也给经济运行增加了风险。我注意到一些理发店因为房租太高都要关门了，要知道，理发也能带来很多就业。 第五，人工成本也可以适当下降，共渡难关。政府、企业、股东、从业者，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要共克时艰。 广州日报：如何让中央的政策真正惠及中小微企业？ 吴晓求：关键是要中小微企业能从中受益，因为中小微企业是提供工作岗位最多的。我认为，对小微企业应该大幅降税或直接免税，比如免一年。 积极财政政策保基层运转 广州日报：今年的财政赤字多了1万亿元，加上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是不是要强刺激的信号？ 吴晓求：今年不是要大放水、强刺激，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今年我们对企业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而政府的很多支出是刚性支出，比如说通过财政给人员发工资、公共卫生支出、教育支出，这些都是不能减的。这样就会有缺口，这就需要发行一些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来做出平衡。所以说，今年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为了保证基层运转。这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之策，如果基层税收难保障，一些地方政府的运行都会出问题，所以，包括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内的政策，也是为了保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这些国债不是用来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我也不赞成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要让人们能就业，保住饭碗，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广州日报：疫情会影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吗？ 吴晓求：从宏观上讲，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正处于稳定的中速发展的轨道上，中国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国之一，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疫情之后，中国仍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后的重要一极。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疫情不仅影响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关系都带来很大影响。 “地摊经济我看挺好” 广州日报：大家有一个感觉，今年我们提出的经济政策都很接地气，包括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的那些措施。 吴晓求：我们把当前面临的困难想得很充足，并不意味着我们没信心，而是我们更加接地气，更加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政策是有效的。比如地摊经济，我看报纸上说成都发展地摊经济，一下子解决了10万人就业，这就很好。老百姓要吃饭，没有现金流，出来摆个摊，卖烤红薯、炒板栗，我看挺好的。我们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 广州日报：所以，今年扩大内需的难度也会很大。 吴晓求：现在还谈不上扩内需，首要是要让人们有收入。券用完了，没工作，怎么办？这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地方政府必须创造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为本地经济恢复“元气”。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改变地方政府收支状况的一个重要思路，不能再继续大包大揽。 对广东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广州日报：对于广东的经济发展你有何建议？ 吴晓求：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2008年严重，主要是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以及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和广东而言都是一次挑战。当然，广东也面临着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广东有非常完备的制造业基础，科技创新实力强劲。 第一，我相信国际经济环境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第二，中国产业链完整，产业基础强大，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还是有竞争力的；第三，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适当的时候，出口转内销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广东永远会有出路，会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我对此充满信心。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疫情之后哪些行业会迎来大发展？ 吴晓求：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还在进行中，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转型。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观念的变化，比如以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网络配送、物流和线上产业等，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领域。 此外，和公共卫生相关的产业，预计在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比如像生产口罩、呼吸机的这些企业，过去一段时间都有高速的发展，包括医药行业，肯定也会被空前重视。当然，更多的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基建”所涉及的新产业，比如说“两新一重”建设。此外，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高，就业有保障后，汽车产业当然会回升，这也可能是一个新亮点，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经济的技术竞争力。 文章原发于《广州日报》
万科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接受e公司访问时表示，其实非常羡慕有钱了之后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但在另一方面同时也警惕着突然真的有钱了，能不能驾驭得住？放弃万科的股权让我现在仍旧动力满满。对于马云表示对财富不太重视，王石称其并不相信。 针对捐赠万科企业股资产一事，王石回应称，新冠疫情一发生，万科率先向红十字会捐了一个亿。清华看万科在公共卫生健康这方面这么积极主动，联系能否在清华投建公共卫生健康院。我即刻感觉到，如果说是这笔钱都用到上头，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连在一起了。从清华给信息到最后签协议，没有一个月的时间。
近日，万科创始人王石在全景网约见资本人节目中谈到为什么挣钱时称，他追求的更多的是证明自己能力，而不是积累财富。“你能青史留名不是因为你能赚多少钱，在行业上排第几，而是你在社会上跨行业扮演了什么角色。” 王石在节目中表示劝年轻人不要买房是断章取义，他建议年轻人不要太急于求成，不要做房奴，不要急于创业。要是想不清楚，做点公益也好。 访谈中，王石表示自己在乎财富。对于马云发表的不在乎财富的观点，王石直言不相信。“虽然我表现得好像不太在乎钱，但实际上不是的。我非常羡慕有钱之后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同时也警惕着能不能驾驭得了财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湛 上证指数“失真”的原因是什么？A股“十年不涨”是投资者赚不到钱的原因吗？如果要调整上证指数的编制规则，该怎么改？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湛表示，上证指数存在失真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上证指数“失真”的原因是什么？A股“十年不涨”是投资者赚不到钱的原因吗？如果要调整上证指数的编制规则，该怎么改？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湛表示，作为我国股市编制的首个指数，上证综合指数在投资者群体特别是散户投资者群体中有着较大影响力，但上证指数十年不涨也经常被投资者诟病。截至2020年5月29日，上证指数收于2852点，而2010年5月末上证指数点位为2592点，十年时间仅有10%的涨幅。与2007年上证指数创下6124点的历史性高位，以及2015年触及5178点的次高位相比，上证指数更是“跌幅巨大”。 上证指数十年不涨，固然和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当前股指处于低位有关，但和A股其他主要指数相比，上证指数同期涨幅显著偏低，表明上证指数编制规则不太合理、指数存在失真问题。例如，主要表征A股大型公司的沪深300指数十年来累计涨幅为39%，主要表征A股成长型公司的中证500指数十年累计涨幅为46%，两者涨幅均显著大于上证指数涨幅。此外，上证50、创业板指等指数的同期涨幅也远大于上证指数的涨幅。 上证指数存在失真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上证指数以总市值作为比较基准，未充分考虑股份限售以及控股或战略性持股等因素。相比之下，沪深300、中证500等指数均采用自由流通市值作为比较基准，就是考虑“由于股份限售以及控股或战略性持股等原因，上市公司对外发行的全部股份中有一部分股份在特定期限内几乎没有流动性，如果将此部分股份计入指数，将无法准确反映指数样本的真实投资机会。”特别是沪市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是国有色彩较浓的上市公司，如中石油，这些公司总股本、总市值较大，但实际上自由流通股本较少，自由流通市值远小于总市值，而受国企改革推进速度较慢影响这些公司股价持续低迷，上证指数以总市值为比较基准的编制方式放大了这些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导致指数表现不佳。 二是指数纳入“高位接盘”。根据上证指数编制方式，新股于上市第十一个交易日开始计入指数。新股上市之后往往会有一个连续涨停、此后股价大幅回落的过程，上证指数于第十一个交易日纳入新股，一定程度上正是高位接盘，对指数走势形成不利影响。 三是上证指数作为全市场指数，未能享有股指编制的“幸存者偏差”。标普500、日经225指数、沪深300等指数均为择优编制且仅有有限的样本容量，即选取股市中交易量大、市值高、投资者认可度高的上市公司编制，并且对成分股票定期更新，将市场认可度不高的股票调出，换入市场认可度高的股票。由于表现不佳的股票被定期调出，标普500、日经225指数、沪深300等指数的表现将好于全市场的整体表现。相比之下，我国股市劣汰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较少退市，如ST类股票仍停留于股市之中，导致上证指数的表现更加弱于择优编制类指数如沪深300、中证500。除上述三个主要原因外，上证指数还包括B股公司，而B股受流动性不足影响走势低迷也是上证指数表现欠佳的原因之一。 此次两会有委员提出建议“调整上证综指编制方法，提升指数表征作用”，引发市场热议。上证指数编制规则存在问题应该说是个老话题，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者对此也都有清晰的认识。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正向深入推进，改革需要共识、需要信心。鉴于上证指数在个人投资者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而个人投资者群体是我国股市投资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改进上证指数编制方式，提升上证指数表征能力有助于提升个人投资者对我国股市和资本市场改革的信心。基于这一点考虑，应该对上证指数编制规则加以调整，例如，将比较标准由总市值调整为自由流通市值、适当延后新股上市纳入时间等。 除对编制规则进行技术性调整外，上证指数编制规则优化还需要考虑一个重要问题，即上证指数表征对象问题。 上证指数覆盖了沪市所有的股票，包括ST类股票、B股，但ST股、B股的投资价值有限，将其纳入样本是否有必要？许多重要股指择优编制且仅有有限的样本容量，比如沪深300指数、标普500指数等。有限的样本容量使得股指覆盖对象“优胜劣汰”，可以提升股指表现。 近年来指数投资兴起，指数影响力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为指数基金提供跟踪对象，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有价值的投资对象。上证指数实现了对沪市所有股票的覆盖，一方面使得股指无法享受“幸存者偏差”带来的投资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也推升股指跟踪成本，降低股指在指数基金领域的影响力。数据显示，市场上仅有两只基金在跟踪上证综指，而跟踪沪深300指数、中证500指数的基金则多达数百上千只。当然，如果上证综指覆盖对象由全市场变更为有限样本，将极大改变上证综指的编制方式，影响上证指数的连续性。 因此，上证综指编制方式是否需要、允许如此巨大的调整，还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奥平（知名创投专家、财经作家，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 此次新三板精选层企业转板上市制度的推出，向上打通了新三板与A股的链接，使新三板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新三板市场将得到激活，其市场流动性、融资功能以及定价功能也将恢复。将来，许多新三板挂牌企业首选的上市路径则会是先入精选层、后转板上市。 6月3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指导意见》变动并不大，主要转板制度为：第一，试点期间，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满一年的企业，可申请转板至科创板或创业板，同时企业转板上市条件与转入板块的IPO上市条件保持基本一致，交易所可根据监管需要提出差异化要求。第二，因转板上市不涉及公开发行，所以无需经过证监会的审核或注册，直接由上交所、深交所进行审核并作出决定。第三，转板上市保荐方面，因新三板挂牌公司申请进入精选层时已聘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在进入精选层后有持续督导，所以交易所对精选层公司转板上市的保荐要求和程序可以适当调整完善。第四，股份限售安排方面，在计算精选层公司转板上市后的股份限售期时，原则上可以扣除在精选层已经限售的时间。上交所、深交所会对转板上市企业的股份限售期作出具体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中指出，转板上市虽不需要经过证监会的审核及注册，但交易所在做出转板上市审核决定后，仍需要向证监会报备。证监会依然会对交易所进行监督，并随机抽查交易所的转板上市审核工作。 此次新三板精选层企业转板上市制度的推出，向上打通了新三板与A股的链接，使新三板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新三板市场将得到激活，其市场流动性、融资功能以及定价功能也将恢复。将来，许多新三板挂牌企业首选的上市路径则会是先入精选层、后转板上市。 对于那些已具备IPO上市实力的，或有明确上市打算、能拿到一级市场投资的非新三板挂牌企业来讲，他们选择新三板挂牌再转板上市的意愿并不大。因为走这条上市路径，需要在创新层、精选层分别挂满一年才能转板，在加上申请进入创新层、精选层、转板上市的筹备与审核期，最终实现A股上市最快也需要3年的时间。同时这期间的挂牌创新层、转精选层及首次公开发行、以及转板上市的成本，还有挂牌期间企业规范的成本和券商持续督导费用，这些对处于成长期的公司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而在科创板以及正在注册制改革的创业板，企业实现上市的节奏已变快，上市难度也有所降低，所以有实力或未来有明确上市规划的企业，还是会选择直接申请上市。这些企业也是未来选择IPO上市的主力军，新三板很难分流走这些企业。 那么新三板会对怎样的企业有吸引力呢？第一种，是做ToB业务或政府业务的企业。有新三板挂牌身份做背书，对他们开展业务会有一定的帮助。第二种企业则是，没有明确上市打算，或者距离A股各版块的上市要求还有差距，急需融资发展但又暂时未被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关注到。随着新三板改革后，其流动性将被激活，融资及定价功能恢复，这类企业去新三板挂牌融资会是不错的选择。这些企业也将是新三板主要服务的对象。这其中真正有潜力的企业，经过新三板及精选层的多年培育后，成长到具备登陆科创板或创业板的实力，他们也会去转板上市。 *如是资本高级投资经理张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湖州6月4日综合报道 据浙江湖州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1日下午，湖州市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两个排查见底”行动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公安局长夏文星出席会议并讲话。此信息显示夏文星已任湖州市委副书记。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夏文星，1970年4月出生，曾长期在浙江省公安厅工作，2015年起任湖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 夏文星简历 夏文星，男，汉族，1970年4月出生，浙江常山人，199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曾任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警务处副处长，浦江县副县长（挂职），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教育训练处处长、办公室主，湖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2020年5月任湖州市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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