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创始人王石曾在52岁、59岁的时候两次登顶珠峰，鲜为人知的是，这两次均遭遇致命危险。第一次，王石氧气提前用尽，在冰天雪地中竟然感到暖意融融，出现幻觉进入濒死状态，靠极强的抵抗诱惑的能力保持清醒；第二次，珠峰顶上晴空万里，队友们都在享受成就达成的喜悦，王石突然左眼失明，下撤到海拔8100米位置时右眼也看不见了，靠加大吸氧才化险为夷。王石是幸运的，第一次捡到了有1/3剩余的氧气瓶，第二次具备奇幻色彩，他家人当时正好在深圳路边救了一只双眼几乎失明的小猫。 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及去年出版的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中提及了上述情况。在新书中，王石将2008年定义为自己的“至暗时刻”，因为“捐款门”、“拐点论”事件，个人形象跌至谷底，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王石将自己2008年之后的改变，称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 近期的王石又有哪些变化？日前，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何伟对话万科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就捐赠万科企业(港股02202)股资产、财富理解、疫情认识、企业家特质、自我认知过程等多方面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月初，王石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价值逾50亿元的企业股资产，引发较大反响。这笔巨额资产将用于筹建清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疫情之下显得意义非凡。王石认为，这是企业股资产最好的归宿，能有这样的结果是缘分。 对话中，王石引用了巴顿将军的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王石说，企业家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战的，要能够承受失败的压力。 警惕成为暴发户 何伟：1988年，您在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时放弃持股，今年4月初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这些企业股，价值超过50亿元。放弃巨额资产，您是如何理解财富的？ 王石：万科198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国家持股60%，剩余40%企业股可以分配给创始人带领的团队。红头文件下来后的第二天，我就宣布放弃对企业股所拥有的权利。万科团队不大，我是唯一创始人，所以我放弃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说要自己的那份。放弃之后，当时也没想清楚应该怎么用，一晃32年过去了，最后才有了这个归宿。捐赠之后，社会反应是出乎我的预料的，而且很正面，能有这样的结果，是缘分。 有一点非常清楚，既然已经放弃，那所有权、分享权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当时成立了职工委员会来行使这部分股份的处置权，我既不是职工委员会的委员、更不是主席，所以怎么处置，我是没有权力的。当然我是有发言权的。在10年前，我们团队就想用这部分股权资产在国内做一个国际上一流的儿童医院，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地。之后出现股权之争，就顾不上儿童医院的事情了。股权之争眉目明确后，还是由我率领团队继续管理这个公司，当时我就做了决定——退休。由于股权之争原来的医院团队已经解散，用地也出了状况，儿童医院的事情未能继续推进。 因缘际会下，清华大学发来正在筹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信息，我立刻感觉到如果把企业股资产用到这上面，那一下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了。和万科现在的团队以及专门管理这部分股份的公司商量，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响应清华大学的呼应。从清华大学给我们信息到最后签协议，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了却了一个心愿，也没有其他太多的感觉。 至于我对财富的理解，好像我表现出对钱不太在乎，因为放弃了。其实不是的。我对钱非常在乎，羡慕有钱人可以体面地、自如地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警惕着，突然有钱了能不能驾驭得住？我查了一下族谱，往上数30多代没有地主出身，也就是没有积累财富的基因。我不清楚突然有钱后能不能驾驭住，所以最好离钱远一点。我在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书籍，《红与黑》、《高老头》等，非常厌恶里面暴发户丑恶的嘴脸。你想想，万科股份制改造后我如果突然有钱了，会变成暴发户！我非常警惕这个东西。 还有，如果突然很有钱，我会缺少动力。现在您不觉得我还是动力满满吗？因为我把钱放弃了。现在的我从万科退休了，但还要再创造一个企业，继续创造财富。我还是个企业家，挣钱是要证明我的能力，挣得越多证明我能力越大。 做公益需要公信力和能力 何伟：您之前说过，希望把自己第三个三十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和比尔·盖茨等富豪相比，您做公益有哪些不同？ 王石：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把钱交给他做公益。现在做公益要有两点，一是公信力，二还要有能力。 在捐赠企业股资产的信息出来一周后，我和一位熟悉的深圳企业家吃饭谈公益的事情，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把万科企业股资产捐到清华公共卫生学院，那10年前决定要做的儿童医院还做不做？我说那没法做了，资产都捐了。他说这样好不好，需要多少钱他来出，让我继续做。这让我非常意外。 公益也有排行榜，不仅仅是指捐了多少钱，更多的是体现做公益的能力。刚才说了，能力到了，人家赚的钱愿意让你花，有没有感到心里很踏实，是不是很愉悦？咱们不要唱高调，说什么境界高。不是的，这是在竞争。利他行为是有动机的，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做公益也是一样的，所以别把我们想得那么高尚。最简单的解释是马斯洛的需求心理理论，讲究自我实现。 两次转折促进自我认知 何伟：您非常酷爱运动，尤其是登山、赛艇等。运动对您意味着什么？您从中领悟到了什么？ 王石：2008年，我个人的探险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万科也成为了世界上经营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可以说正是滋润的时候，到了“我行你不行”、“我能你不能”的这样一个状态。但也是在2008年，“拐点论”、“捐款门”事件弄得我灰头土脸，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打击非常大。在2008年底，我的心态就恢复过来了，从“耿耿于怀”到几个“感谢”，就知道怎么重新调整自己继续走下去。 就我个人成长而言，我喜欢体育运动，在两项运动中有两次转折。第一次转折是2010年第二次登顶珠峰，第二次转折是2013年在剑桥大学体会到赛艇运动的精神。 2010年第二次登顶珠峰和2003年第一次登珠峰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从作风来讲，第一次无非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显现，不顾一切，扔下了许多垃圾。第二次登顶珠峰我们是一个国际队，18个队员承诺，除了小便没办法，其他垃圾都要带下来。这就是环保升级，我们没有再把垃圾都扔在那里了。不仅如此，我们还花钱组织了一个运输队，清理了7吨的垃圾，仅空的氧气瓶就捡下来200多个。我们用这些垃圾做了一个装置艺术，2010年8月在上海世博会展览，宣传珠峰的环保生态。 我觉得这是运动带给我的第一次改变，同样是探险，如何从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变成表现自己的同时兼顾环境。 第二次是2013年去剑桥大学划赛艇，这个时候我已经有12年的赛艇经验了，但真正体会到这项运动的精神、对个人修养的意义是在剑桥大学。同样是团队运动，篮球、足球以明星运动员为中心，但赛艇运动没有明星。比如说两人划桨，要是一强一弱就转弯了，强的肯定要照顾弱的，弱的也不能让强的照顾，不然就慢了，弱的会用最大努力跟上强的。这样就会发现最后会把“自我”形成“无我”，又把“无我”形成一个整体。剑桥、牛津有那么多体育运动，赛艇发展成为了一年一度的万人空巷的项目，全国转播、上亿人收看的运动，魅力就在这里。我体会到这对企业管理太重要了，太受启发了。 企业家要接受挑战 何伟：在咱们国家，民营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改革开放以来那么多坎儿都过来了，我想您是有许多感悟的，您现在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王石：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用过两句话、六个字来表达我的感受：第一句话是回顾过去，想不到；第二句话是看看未来，不确定。现在又10年过去了，我觉得依然可以用这两句话、六个字来表达我的感受。10年前，怎么有想象力也想象不到中国能有现在的影响力，以及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现在受疫情影响，未来真的还是不确定。 企业家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战的，看你能不能接受失败的压力。我曾经非常喜欢引用巴顿将军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欣赏褚时健先生，他在巅峰时期带领红塔山与世界级香烟品牌PK，甚至价格更高，每年利税上百亿，令我十分佩服。但我更佩服的是，他跌入谷底之后的反弹力，又创造了褚园、褚橙。 至于心态，我觉得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得非常愉快。为了身材，我已经10年不吃火锅了，但过去一个礼拜我连续三个晚上吃了火锅，“大开杀戒”啊！我已经10年不登山了，登雪山是要靠脂肪的，进山前要猛吃猪肉、牛肉，自己一定要圆鼓鼓的才能经得住消耗，不登山就可以保持身材了。但过去一个礼拜连续登山，消耗大，连吃三顿火锅我开心坏了。你说有钱之后可以各种山珍海味，各种享受、追求是吧，但我连吃三顿火锅，就已经满意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感恩、知足，这就是好的心态。 把不确定作为新常态 何伟：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且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疫情对社会的影响，您怎么看？ 王石：很重要的一点是，面对未来，要把不确定，把“灰犀牛”、“黑天鹅”当成一种新常态。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疫情，我就特别想讲一讲，疫情之后我做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做的？ 去年我组建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一个是猛犸公益基金会。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和延安大学合作建立了农村发展研究院，要做一个明日地平线大讲堂，原定由我在一年内做10场讲座。刚举办两场之后，疫情来了，线下不能办了，被迫转为网上视频直播。第一个礼拜做了四场直播，第二个礼拜做了五场，突然成了网红节目。我就明白，网上直播虽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但主流已经不是线下了，网上直播的频率比之前高多了，教学素材也更丰富。这一直播不要紧，抖音、快手等各方面都找过来了，我们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内容提供商了。 21世纪已经是生命基因时代，但基因测序当前的主要应用，还是在科研、教学和医疗上，社会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很粗浅的水平，很需要科普。猛犸基金会做的事情就是搞科普，在高校、中学建立基因测序实验室，让孩子们在分子生物层面来观察生命，来认识生命。疫情发生后，我们马上决定给20家医院的实验室升级或者捐建核酸测试实验室。也就是原来每天测试能力200份的医院，给它升级到400份；原来没有实验室的，只要卫健委同意，马上捐建实验室。当我们做到16家医院的时候，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不需要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厉害之处。 猛犸基金即刻转战国际，向日本捐赠了试剂盒，一炮打响。紧接着多个国家的使馆来向猛犸基金要试剂盒，我们的试剂盒给到了40多个国家。后来我说“打住”，给试剂盒没有技术含量，我们开始在国际上捐赠实验室，或者给当地的实验室能力进行升级。第一家在塞尔维亚，实验室已经建好了，对方总理出席线上仪式祝贺。我们预计，我们给国际上捐建或者升级的实验室，至少20家。 现在再想想，疫情控制住了以后，猛犸基金会想在中学、大学做这个实验室，可能不止基因测序，是更综合的实验室了，有没有响应？这都可以想象。我想说的是，发生的任何不确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
意见领袖丨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 我分享两个观点： 一是产业链会不会转移？大的方向是中国肯定还是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现在奠定的基础，中国现在就是全球产业链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最后的一个生产基地。而且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是会使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因为全球跨国公司必须要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当然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对它们是有利的。 我们也研究了全球直接投资，2016-2019全球跨国公司FDI都是非常疲软的，特别是2017年、2018年在全球投到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两年平均下降20%-30%，但是唯独投到中国没有下降，虽然增长不像以前。去年中美贸易战情况下，全球投资中国的金额还在增加，这其实就是最后的结果。不管中美贸易战也好，产业链转移也好，全球新的FDI投到各个国家是上升还是下降？只有中国在大国中保持上升的态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我的文章还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登过。 我非常同意报告中的一点，其实我们能不能维持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很大一块取决于自己，FDI能不能来，产业链会不会转移，我们能不能更多吸引外国投资，一个政策取决于我们自己，就是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我仔细看了所有投资中国的大的项目，为什么过去两年直接投资在全球下降幅度很大，而在中国上升呢？总书记博鳌论坛发言取消了外资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额，从50%上升到100%。刚宣布，特斯拉就宣布投资500亿人民币进来。也取消了石油制品，炼油在中国投资比例的限制，从50%上升到100%。世界三大石油公司雪弗龙、壳牌、巴斯夫相继在中国各投资100亿美元，3家300亿。我们只要维持开放的形态，海外公司还是把中国作为重要的一环，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没必要很悲观，这是取决于自己。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特别对出口行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中国各种不同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这个能拿出的结果就是数据，结果非常明显。从2015年-2017年，贸易战前中国总体占美国市场份额是上升的，出口美国的商品占所有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上升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在下降了。全球产业链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行，产业链转移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纺织品、玩具、鞋类。2015年开始是东南亚取代了中国，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产品。中国份额虽然还是很高，但是比以前低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在美国产业链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说明海外的产业链高端的部分向中国转移。 但是再看2017年-2019年，自然的经济规律已经被美国关税政策打乱了，中国出口美国15大主要产品有14项比重都下降了，不管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在美国市场上清一色下降。这说明关税影响对我们出口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企业要转移，不能从中国出口，或者觉得关税成本太高。从这个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出口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了。一方面我们有巨大市场，还是可以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在中国设厂，但是主要销售对中国市场，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基本上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产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这方面确实我们要提前考虑。 关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和位置，我补充两点： 一是我们观察到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开放。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领域对外资有限制，我们逐渐开放过去限制的领域，比如汽车、石化行业，外资限制一放开就马上看到外资的响应，他们把很多产业链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自己还是有开放空间可以做。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面，要保住，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这对吸引外资，包括开放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跟我工作有关的，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发展。京东叫数字科技企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走在领先地位的。如果是美国的制裁增加了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成本，美国只不过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还是增长不错的，对“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对欧洲，比如现在中欧铁路通道最近表现都不错。在美国之外，全球还是有很多领域中国可以提高竞争力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这个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这当中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大数据的手段，很多可以重构产业链，把国内产业链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是很关键的。而且这块儿的技术，包括5G的技术，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领先，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压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华为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及，但是还是没办法达到目的。其它领域我们要多一点技术科技，国家在新基建的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基建就是数字基建。 例：中国过去在数字基建，在高铁各方面投资，我们现在疫情期间，京东送货12小时没有改变，还是需要下单，12小时全国大部分地方可以送到。但是在欧美，疫情期间，世界最大的电商公司亚马逊，特别在亚洲，限制居民购买，只能购买像食品这些的品类。而且时间拖到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以上才能送货。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使我们在这次对抗疫情当中也大大提高了疫情抗击能力，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产业链的生产、物流方面的效率之高，这确实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继续巩固这方面的成果的话，最终全球跨国公司的选择还是要看在你这边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提高效率。但是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已经世界领先，如果继续加大领先的步伐，继续投入AI等等新一代的技术，使我们的传统产业都能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话，我们的竞争力可以不断提高，这也是对抗逆全球化，甚至美国要把产业链转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对抗手段或者是我们的解决之道。
意见领袖丨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 我分享两个观点： 一是产业链会不会转移？大的方向是中国肯定还是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现在奠定的基础，中国现在就是全球产业链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最后的一个生产基地。而且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是会使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因为全球跨国公司必须要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当然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对它们是有利的。 我们也研究了全球直接投资，2016-2019全球跨国公司FDI都是非常疲软的，特别是2017年、2018年在全球投到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两年平均下降20%-30%，但是唯独投到中国没有下降，虽然增长不像以前。去年中美贸易战情况下，全球投资中国的金额还在增加，这其实就是最后的结果。不管中美贸易战也好，产业链转移也好，全球新的FDI投到各个国家是上升还是下降？只有中国在大国中保持上升的态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我的文章还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登过。 我非常同意报告中的一点，其实我们能不能维持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很大一块取决于自己，FDI能不能来，产业链会不会转移，我们能不能更多吸引外国投资，一个政策取决于我们自己，就是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我仔细看了所有投资中国的大的项目，为什么过去两年直接投资在全球下降幅度很大，而在中国上升呢？总书记博鳌论坛发言取消了外资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额，从50%上升到100%。刚宣布，特斯拉就宣布投资500亿人民币进来。也取消了石油制品，炼油在中国投资比例的限制，从50%上升到100%。世界三大石油公司雪弗龙、壳牌、巴斯夫相继在中国各投资100亿美元，3家300亿。我们只要维持开放的形态，海外公司还是把中国作为重要的一环，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没必要很悲观，这是取决于自己。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特别对出口行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中国各种不同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这个能拿出的结果就是数据，结果非常明显。从2015年-2017年，贸易战前中国总体占美国市场份额是上升的，出口美国的商品占所有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上升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在下降了。全球产业链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行，产业链转移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纺织品、玩具、鞋类。2015年开始是东南亚取代了中国，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产品。中国份额虽然还是很高，但是比以前低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在美国产业链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说明海外的产业链高端的部分向中国转移。 但是再看2017年-2019年，自然的经济规律已经被美国关税政策打乱了，中国出口美国15大主要产品有14项比重都下降了，不管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在美国市场上清一色下降。这说明关税影响对我们出口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企业要转移，不能从中国出口，或者觉得关税成本太高。从这个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出口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了。一方面我们有巨大市场，还是可以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在中国设厂，但是主要销售对中国市场，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基本上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产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这方面确实我们要提前考虑。 关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和位置，我补充两点： 一是我们观察到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开放。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领域对外资有限制，我们逐渐开放过去限制的领域，比如汽车、石化行业，外资限制一放开就马上看到外资的响应，他们把很多产业链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自己还是有开放空间可以做。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面，要保住，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这对吸引外资，包括开放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跟我工作有关的，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发展。京东叫数字科技企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走在领先地位的。如果是美国的制裁增加了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成本，美国只不过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还是增长不错的，对“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对欧洲，比如现在中欧铁路通道最近表现都不错。在美国之外，全球还是有很多领域中国可以提高竞争力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这个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这当中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大数据的手段，很多可以重构产业链，把国内产业链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是很关键的。而且这块儿的技术，包括5G的技术，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领先，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压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华为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及，但是还是没办法达到目的。其它领域我们要多一点技术科技，国家在新基建的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基建就是数字基建。 例：中国过去在数字基建，在高铁各方面投资，我们现在疫情期间，京东送货12小时没有改变，还是需要下单，12小时全国大部分地方可以送到。但是在欧美，疫情期间，世界最大的电商公司亚马逊，特别在亚洲，限制居民购买，只能购买像食品这些的品类。而且时间拖到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以上才能送货。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使我们在这次对抗疫情当中也大大提高了疫情抗击能力，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产业链的生产、物流方面的效率之高，这确实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继续巩固这方面的成果的话，最终全球跨国公司的选择还是要看在你这边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提高效率。但是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已经世界领先，如果继续加大领先的步伐，继续投入AI等等新一代的技术，使我们的传统产业都能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话，我们的竞争力可以不断提高，这也是对抗逆全球化，甚至美国要把产业链转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对抗手段或者是我们的解决之道。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孙不熟 6月1日，中央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这个中国最年轻的省，再次走上巅峰时刻。 这一次，中央支持海南建设全岛自由港，要求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自由港之于海南，是继1988年海南脱离广东建省、设立经济特区，2009年获批国际旅游岛、2018年建设全岛自贸区之后，又一次巨大升级。 01 海南自由港是一个怎样的区域？ 它是一个实施“零关税”政策的“单独关税区”，而且要在2025年之前适时启动“封关运作”。 “封关”之后，海南将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政策，国家在海南和境外之间设立“一线”关，负面清单之外的货物可零关税自由进出。在海南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立“二线”关，货物从海南自由港进入内地，原则上按进口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照章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从内地去海南，会有一道“海关”，类似当年深圳和珠海的“二线关”。在此意义上，海南成为中国内地最特的特区，开放力度之大，远超前海、浦东、南沙等自贸区。 更令人兴奋的是，和开发区、保税区、自贸区的“高冷”不同，海南自由港不仅仅有大量面向企业端（To B）的优惠政策，更有大量面向个人（To C）的政策利好，普通人也能直接享受到国家的政策红利，这个突破不是一般的大，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1、零关税。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制度。 2、低企业所得税。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企业（负面清单行业除外），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 3、低个税：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其取得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按照3%、10%、15%三档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4、岛内消费免税、离岛免税：实行正面清单管理，允许岛内免税购买。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10万元。 5、免签入境。放宽外国人申请免签入境事由限制，允许外国人以商贸、访问、探亲、就医、会展、体育竞技等事由申请免签入境海南。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15天免签。 6、安全有序开放增值电信业务，逐步取消外资股比等。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设立国际通信出入口局。 7、金融开放。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落实金融业扩大开放政策。支持建设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等交易场所。加快发展结算中心。 这些政策中，首先是企业所得税的巨大利好。要知道，即使是上海、深圳这样的政策高地，也只有特定区域（比如前海）、特定行业（比如高新）才有机会享受到15% 的所得税。而在海南，15%是全省、全行业均可享受，当然，负面清单行业除外。 至于个人所得税就更给力了，内地普遍采用“7档超额累进税率”，税率分别是3%、10%、20%、25%、30%、35%、45%。海南则简化为三档，最高只有15%，这差不多和香港一样优惠了，足以让所有内地城市羡慕。当然，海南对此项优惠有严格限定，明确要求纳税人每年在海南居住满183天，想钻政策空子是很难的。 免签入境、岛内消费免税等政策，则是直接瞄准香港，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特别是免税购物额度达到每人每年10万元，更是核武器级的利好，远远超过香港的5000元。 这意味着中国内地巨大的购买力，将从中国港澳、东南亚、日韩转移到海南，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要知道，中国大陆游客每年在境外的消费总额近3000亿美元。 当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已经独占鳌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消费对全国GDP的贡献率达到57.8%。可见，抓住消费这个引擎，就等于抓住了经济增长的利器，海南的未来可期。 当然，消费是一个复杂度很高的经济现象，不是说仅靠税收优惠就能做大做强的，它还需要强大的消费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比如高水平的消费空间营造、专业化的商业运营团队、高素质的商业服务人员、开放友好的城市文化。中国香港、泰国、日本、韩国在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值得海南借鉴。 02 总的来说，零关税、低税率、免签入境等优惠政策，有助于吸引人、钱、物大规模涌入海南，这和互联网行业的“流量经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家知道，互联网行业有两个常见的商业模式，一个是收费模式，一个是免费模式。互联网发展之初，还存在收费和免费的模式之争，但现在，免费模式早已打败收费模式成为主流。因为大家知道，网络时代，流量才是最值钱的。 如果用互联网来比喻现实社会，高税收地区就是收费模式，而自由港就类似于免费模式，前者赚的是当下的钱，后者赚的是未来的钱。自由港模式，短期内会损失大量税源，但只有流量做大了，就可以不知不觉地其他地方赚钱。 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为例，虽然实行零关税、低税率，但以此为诱饵，吸引到全球大量货物、资金与跨国公司进驻，让两地坐享“流量经济”的红利，财政方面大大增收。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自由港的特殊优势，全球货物、资金有什么理由非得去这两个弹丸之地？ 在国内城市，杭州西湖也常认为是被“流量经济”的典型代表。本世纪初，旅游经济兴起，各大旅游景区纷纷上涨门票，赚得盆满钵满。但杭州逆势而为，拆掉西湖的围墙，让其成为全国第一个免门票的5A景区。 杭州不按常规套路出牌意图是什么？不以门票收入作为直接赢利点，而是以旅游业作为导流的入口，发展其他产业。西湖免门票十年间，游客数量增加2.1倍，旅游总收入增长3.7倍，达到上千亿元，这还不包括因为西湖免费而带来的城市宣传效应。 所以，自由港时代，海南的区域价值会发生一个本质性的变化，从一个普通省份变成特殊功能区，对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能产生虹吸效应的流量池。包括民航、商业、贸易、高新产业、旅游都会有巨大的发展红利，海南和内地的路桥基础设施也有望提速。 至于金融，相信海南会发展出自己的特色金融，但很难成为和上海、香港、深圳相提并论的大金融中心，毕竟金融中心首先需要强大的经济腹地来支撑，海南在这方面和港沪深相比，没有优势。 03 那么，如何看待海南的房地产？ 我的看法是，这个问题取决于海南的发展定位。过去，海南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人口特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旅游岛，岛上的房地产开发也大多主打旅游概念。 而我一向认为旅游地产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类房子，只存在一手市场，缺乏二手市场。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不等于小业主也能跟着吃肉喝汤。 这个现象，几乎是所有旅游地产的宿命，因为没多少人愿意去一个旅游目的地看房200套，然后和中介斗智斗勇、和房东讨价还价，买一套二手房，然后不厌其烦地装修……一句话，旅游地产不存在二手房市场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你的买房目的是纯消费，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随着海南步入自由港时代，海南的产业结构、人口特征，都可能出现一个本质性的变化，特别是个税优惠政策要求纳税人在海南每年实际居住183天，这有望给海南引入大量常住人口，这就是房地产的机会。放眼全球，自由港的流量经济一般都会带来高地租现象，所以海南的不动产价值是长期看好的。 不过，在“房住不炒”的主旋律下，估计海南一定会对楼市严控，不会允许房价异动，而且海南楼市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经历过一次狂欢，教训深刻，这次搞自由港，说不定会去房地产化。所以，现阶段千万别指望能去海南买房赚个快钱。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未来决定在海南长期发展，现在去海南置业，是个不错的契机。如果不是，最好还是坚持“买房不出圈”的基本原则。这个“圈”指的是都市圈，因为只有在大都市圈，才会有显著的人口增长和源源不断的住房需求，你的房子才不会担心二手市场。 (本文作者介绍：城市规划与房产专家，自媒体城市战争创始人，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
意见领袖丨苏宁金融研究院 诸神黄昏，用来形容今年几位投资界传奇人物的境遇再合适不过。 孙正义，诸神之一。 日前，孙正义主掌的软银集团公布了2020财年业绩，净亏损高达9616亿日元，约合636亿人民币，与上一财年1.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亿元）的净利润相比，净利润自由落体168%。 风暴眼中的孙正义，何去何从？ 孙正义的成功史 软银的历史，是一个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传奇史（见图1）。PC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孙正义均挺立潮头，他对行业发展的深邃洞察，远超同侪。 孙正义的出手式就不同凡响。1977年，当他还是加州伯克利一个在校大学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专利——口袋翻译器卖给了夏普，价格是100万美元。这件事点燃了孙正义创业创新的热情，成为支撑他一生事业的原动力。 1981年，当日本人认为PC机只是一个玩具时，孙正义回国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主攻PC软件销售。 公司成立之日，他站在包装箱上，对两位兼职员工发表了创业宣言：“5年内，我们将有1000家销售分支机构，销售金额达到7500万美元。” 员工视之为妄语，双双辞职，但孙正义吹的第一个牛实现了。 对于PC时代的成功，孙正义没有一丝留恋，互联网刚刚萌芽，他就全力投入。 1996年和雅虎合作成立日本雅虎，在雅虎风流星散的今天，日本雅虎——门户类网站日本第一的地位稳如磐石。 2000年，2000万美元注资阿里巴巴，2014年阿里巴巴登陆美股，2000万美元暴涨3000倍至600亿美元。 2000年后，软银在互联网战场三箭齐发：一是投资互联网基础设施；二是投资互联网平台公司和内容提供商；三是拿下苹果的日本独家专营权，把住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2010年后，孙正义双轮驱动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一方面，通过累积的人脉、口碑联合其他机构成立创投基金，包括愿景一期、二期和拉美基金，募资、融资达2000多亿美元，软银成为这笔巨量资金的管理人； 另一方面，基金为孙正义提供源源不断的金流，投资头部前沿科技企业，包括优步、滴滴、Wework、波士顿动力、ARM等等。 孙正义由此成为在人工智能行业呼风唤雨的标杆人物。 孙正义下的注 孙正义看好互联网和AI对现有行业的颠覆和重塑能力，这种颠覆和重塑当下集中在零售、广告等行业，未来可能是房地产、交通、健康科技和金融科技。孙正义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干的。 我们汇总了软银及其三只基金（愿景一期、二期和拉美基金）的投向，总共100多家公司。从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和拉美地区；从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物流运输、消费娱乐、金融科技、健康科技、AI、半导体、房地产等行业（见表1）。 孙正义在今年3月曾表示，受软银财务收缩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愿景基金投资的88家公司中可能有15家会破产。与此同时，软银投资的一些明星企业业绩和估值也大幅滑坡。 孙正义说：“就像台风过境一样，这是我创业以来从未有过的亏损。”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软银踩雷案例包括WeWork、Brandless、Compass、OneWeb、Uber、Vir等等。其中，软银（包括愿景基金）对WeWork的投资超过100亿美元，2019年WeWork估值暴跌，软银累计亏损达82亿美元；软银投资达34亿美元的卫星通信领域的明星公司OneWeb今年3月也宣布破产；此外还包括Uber和Vir的股价暴跌。 孙正义面临的坎 在软银和愿景基金业绩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孙正义还面临一系列麻烦。 首当其冲的是，两位重量级大佬退出软银董事会。 2019年12月迅销（优衣库母公司）CEO柳井正、2020年5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先后宣布退出软银董事会。 两位大佬的退出，引发资本市场两大疑问：一是重量级董事可能因不认同目前软银的做法而退出董事会；二是因重量级董事退出，现有董事会缺乏制衡孙正义的能力。 其次是AI估值泡沫破裂。从2013年开始，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例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开始吸引资本市场的眼光，资金不断流入，估值泡沫越吹越大。从2018年开始，形势逆转，大批标杆型的AI企业估值剧烈下跌，资金开始撤离，参照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的进程，AI挤泡沫可能才到中途。 再次是愿景基金的融资模式。愿景基金规模巨大，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各大LP的注资；二是通过公开市场发行债券融资；三是一些夹层资金。债权和夹层资金对公司短期业绩表现的要求较高，一旦公司业绩有大幅波动，风险就会随之而来，评级下调、融资成本上升、资金链断裂均有可能发生。 最后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外部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新冠疫情的发展；二是中美可能的科技脱钩。这两大因素对软银和愿景基金旗下公司的业绩和估值均可能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风雨飘摇之中，孙正义能否冲出重围，续写神话，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介绍：宏观、行业及个股的走势分析，大类资产配置。)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在4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讲到，“在疫情，也包括全球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新态势下，是否可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等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迅速引起各界关注，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各方观点相互激辩，愈演愈烈并呈现扩散趋势，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加入论战。 当一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通常会寻求以借债的方式解决支出问题，这笔借入的钱就是赤字。通常情况下，政府债券的买主都是企业和个人，而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则买债的主体就变成了国家央行，这样的债政府卖政府买，一般都是零利率或负利率。同时，政府本就缺钱，央行只能通过“印钱”的方式买债，可见，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央行通过印钱，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务，那债务就变成了货币。 一听政府要开闸印钱，短时间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理论上来看，现代货币理论说债务和货币是等价的，现代银行体系下的货币是法币，法币可以没有任何价值归因，所以就可以让财政赤字无限度地发展下去，而这一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并且还混淆了货币和政府债务的概念。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用来反周期的，发行货币在萧条的时候可以起作用，但不能无节制的发行货币，同时政策抉择的对错最终都是由时间来回答的，而不是哪个理论能够预先回答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很难对争议做出判断。 从目的上来说，目前各方的观点，无论对财政赤字化持什么态度，都一致认为应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矛盾的焦点存在于是否允许央行直接“印钱”。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新增1万亿财政赤字和1万亿特别国债，各级政府非刚性支持压减50%，可以说政府真的缺钱了，而从3.6%的赤字率来看，对比美日等国家6%以上的赤字率真的不高，在还有其他刺激手段和空间的前提下，直接“印钱”的举动确实还需细细斟酌。 再从风险上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大的担忧就是通货膨胀。直接“印钱”对于政府来说基本不用还，兜底的还是老百姓，一但打开这个闸门，能否收得住就很难说，再加上“印多少”、“用在哪”都是很难考量的问题。货币超发的结果不仅仅是物价上涨，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到时候央行再想通过抽出流动性来抑制通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会动摇社会的基本稳定。再加上过去十年地方债务的快速上升，各地都迫切想通过各种手段来弥补财政压力，如果放开这个口子，各地会搭配怎样的经济刺激手段也十分令人担忧。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贸易战、大国关系、香港动荡、逆全球化等叠加对我国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特殊时期各种应对手段和措施的出台都容得不得半点闪失，和平稳定发展仍是第一要义，“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极具争议的手段是否能实施还需更多的研判以及配套措施的制定完善。 从长远来看，寻找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和深化改革才是度过危机的根本手段。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大幅增长，变从下往下刺激经济为上下协同刺激；加快市场化改革，更好地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发挥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激发关键行业科技领域的产品开发，推动生产力的全面提升。 短时间内的困难是难免的，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是必然选择，在关键时候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选择“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才能创建长久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施懿宸杨晨辉赵炜 一、中概股信用危机事件背景 继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之后，2020年4月8日，好未来自曝在例行内部审计中，发现部分员工的不当行为，审慎性怀疑存在员工伙同外部供应商在“轻课产品线（Light Class）”业务上营收造假行为，好未来盘后股价下跌17.77%，对应市值蒸发19.54亿美元。2018年6月至7月，浑水曾连续发布四次做空报告指控好未来财务造假。2020年4月14日至5月7日，做空机构香橼（Citron Research）连续发布三份针对跟谁学的做空报告，指控跟谁学存在多个未披露的关联方，捏造营收数据，存在刷单行为。 本文将站在ESG视角，从中概股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说明ESG评价体系在帮助投资者甄别企业质量和促进企业加强自我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一些中概股运用ESG评价体系的实践性建议。 二、ESG评价体系的现实意义 目前，市场亟需一套合理的信用与风险评价体系，一是以供中概股企业内部参考并有效提升企业的治理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二是协助投资者甄别企业质量、规避风险。与此同时，ESG评价体系能够很好的满足市场的现实诉求。ESG评价体系涉及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三个层面，通过结合舆情监控的相关负面新闻披露，能够定性、定量地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有关信息。运用ESG评价体系分析企业品质，既能帮助中概股企业及早发现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层面的薄弱环节，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增强应对做空的能力，又能帮助投资者甄别企业质量，规避不必要的投资风险。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许多文献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向作用。Jan Endrikat等（2014）通过对149个研究的结果进行元分析整合后发现，认为公司环境绩效（CEP）和公司财务绩效（CFP）之间存在正向和部分双向的关系，特别是当企业环境绩效（CEP）的战略方法是主动而非被动时，这种关系会更加牢固。Zhang等（2013）运用GMM方法和交互跨度效应，对2007年至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上一期的社会责任会对当期的财务绩效表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当期的财务绩效表现又会对当前的社会责任有积极影响。 ESG表现影响企业价值，而ESG信息的披露行为还能发挥调节作用。李正（2006）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企业的资产规模、负债比率、重污染行业因素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情况显著正相关。Fatemi等（2017）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提高公司价值，而ESG表现不佳则会降低企业价值，此外，ESG信息的披露行为可以减弱企业劣势方面的负面影响、弱化优势方面的正面影响，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二）案例分析：“好未来”的ESG表现水平 下文将采用中财绿金院ESG评估体系对好未来进行案例分析，旨在让读者更直观的认识ESG评价体系在甄别企业信用品质上的实际应用。 1、环境（E） 从环境维度来看，“好未来”的表现一般。《2019好未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1]中，好未来仅披露绿色办公的相关信息，而没有涉及绿色环保宣传、环境量化数据等内容。在绿色办公方面，好未来披露在日常工作中坚持节能环保原则，倡导绿色办公理念。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数据显示，好未来未受到过环境保护违规行政处罚。 2、社会（S） 好未来在扶贫、慈善、员工、消费者等层面上都有详细的披露，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然而，供应商层面，好未来没有建立完善的程序和机制用以防范员工与供应商之间的不法交易，也为员工伙同供应商进行业绩造假提供了潜在空间。 截止到2019年年底，好未来员工累计参与志愿者超过5，000名，公益服务时长为18，668小时。员工层面，2019年第四季度，好未来邀请外部专家开展相关培训，致力于打造公平合理、无歧视、无性骚扰的工作环境。 供应商层面，好未来尚没有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机制来防范员工与供应商之间的不法行为。根据好未来的公告，员工与供应商通过伪造合同的方式夸大业绩。针对这种行为，好未来却没有及时防范，最后被迫自曝业绩造假，这直接损害了公司声誉并将负面影响扩散至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 3、治理（G） 企业内部组织架构不完善，内控体系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好未来此次主动自曝业绩造假无论是出于审计和做空压力，还是基于应当对投资者、客户负责的本质要求，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员工通过与外部供应商合谋，伪造合同的方式虚增销售收入，员工的上级及内部控制体系却未能及时发现这一问题并制止这种行为，最终导致在中概股遭到信任危机的敏感时期自曝业绩造假，都足以反映出好未来内部组织架构和内控体系的问题。 三、中概股运用ESG评价体系的实践性建议 （一）国内政府部门应采取措施鼓励中概股企业增强ESG建设 ESG评估体系的发展亟需国内政府部门在宣传ESG理念、推进ESG评估体系的落实等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企业与投资者提供有效指引。政府部门可以针对ESG绩效优异的企业提供诸如税收、招标、融资、采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对ESG表现极为恶劣的企业拟定一定的约束措施，从而促进国内企业重视ESG能力建设，改善市场环境，综合提高国内企业的ESG表现水平。“自上而下”的ESG建设框架将会直接正面影响中概股企业的决策体系，不仅提升了企业信用品质，同时增强投资者信心，逐步构建良好的“中国企业”口碑、声誉。 （二）投资者应当将ESG评价体系纳入对中概股企业的投资策略 ESG评估体系是在财务数据的基础上，以非财务数据的绩效表现综合衡量被评估企业的可持续性。因而，将ESG评估体系纳入投资策略，不仅有助于甄别企业质量和信用品质，筛选出优质中概股企业，从而规避不必要的投资风险，还能增强应对市场下行冲击和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投资者对ESG评估体系的实质性认可，能够正向促使中概股企业重视ESG建设，推动整个市场的良性发展。 （三）中概股企业应自发增强ESG信息披露意识，提高ESG能力建设 具体而言，中概股企业应当注重自身ESG能力培养与建设，有意识地储备人才，逐步加强企业内部治理能力，提升企业信用品质，增强抗风险能力。综合而言，旨在面对海外机构的做空行为时，能够多元化地以非财务绩效表现有效应对非议，增强投资者信心。基于中国境内ESG市场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对ESG相关内容的了解仍相对匮乏，因而有关自我评估与能力建设的需求可以适当开放与第三方机构的紧密合作，通过出具第三方ESG咨询评级报告等方式，多角度实现内部自省与审慎监管原则。 注：更详细的文章内容请参考中央财经大学绿金院ESG双周刊08期。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讲座教授，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验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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