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渭南5月29日综合报道 据陕西《渭南日报》消息,5月28日下午,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任职决定:王琳同志任渭南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为渭南市人民政府市长人选。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王琳,1970年2月生,曾任宝鸡市委常委等职,2018年任西安市委常委、西安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去年8月任西安市常务副市长。 王琳简历 王琳,男,汉族,1970年2月生,山东临朐人,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1992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宝鸡市渭滨区副区长,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宝鸡市扶风县委副书记、县长,宝鸡市市长助理、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宝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兼),蟠龙新区党工委书记(兼),宝鸡市委常委,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挂职),西安市委常委、西安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兼)、航空基地党工委书记(兼)、高铁新城党工委书记(兼)、高铁新城管委会主任(兼)。 2019年8月,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20年5月,渭南市委副书记、提名市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连平、邓志超、马泓、刘璐、许珂 进入5月,我国各项宏观经济数据都显示出内需正在稳步恢复,投资、工业增加值和消费都有较大的回升,从而带动了PPI的回暖,社融、M2和信贷增速等金融指标也表明投融资活动较为活跃。随着《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对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方向,金融市场对于央行“踩刹车”的担忧基本褪去。当前CPI持续走低,特别是核心CPI指数接近历史低位,外部输入型通缩风险时隐时现。4月出口虽然好转但5月恐难维持,且进口加速放缓,人民币汇率短期仍有贬值压力。从总体上看,国内经济虽然持续改善,但外部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一、工业、投资和消费不同程度回升 工业增加值进一步向常态回归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从复工率和发电情况来看,全国工业生产正在进一步回暖,5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可能继续回归常态。截至5月1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职工复岗率分别达99.1%和95.4%;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达91%。5月的前15天发电量同比增长5.6%,是今年以来同比增长最快时期,而去年同期的发电仅同比增长0.2%。全国高炉开工率达到70.44%,唐山钢厂产能利用率达到88.09%,六大发电集团电厂耗煤量周同比加快至11.1%,上述指标均是复工以来的最高水平。 前期出台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加快落地见效,逆周期调节政策同步发力,叠加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庞大的产业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的内需市场,我国工业经济将展现出应对复杂严峻局面的强大韧性和活力。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将对“两新一重”加大投资力度,对于相关工业生产有直接促进作用。5月部分国家开始逐步解封,也将有利于我国纺企等出口订单的恢复。从目前情况来看,5月部分纺企的出口订单已有起色。来自国外的需求除了继续有口罩、医用床单、被套等疫情纺织用品外,普通生活用的家纺和面料等也随着海外国家的解封而开始回升。截止到5月中旬,纺织库存有所下降。但在目前供需缺口较大的情况下,生产端回升可能已进入瓶颈期,部分行业面临去库存压力,工业生产回升幅度或将有所放缓。预计5月工业增加值增长为6.8%。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上月加快 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11.8%,制造业投资下降18.8%,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3.3%。从3、4月的数据来看,降幅已经明显收窄。5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可能进一步恢复。进入5月以来,钢铁高炉开工率大幅上行,与建筑业活动紧密相关的煤焦钢矿、非金属建材等价格都有明显的涨幅,其中螺纹钢表观消费量达同期高水平,且在产量高企的同时钢厂库存亦稳步去化,铁矿石港口库存则创2017年以来新低。这一方面体现了地产和基建在复工后的赶工需求较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伴随着房地产和基建需求的释放,5月相关投资正在加速修复。从投资领域来看,5月1日至24日,政府新增专项债发行9499.68亿元并创历史单月新高,5月基建稳投资的力度将进一步提升。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3.75万亿专项债将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预计5月基建投资增长-5.2%,降幅进一步缩窄。考虑到国内需求逐渐回升,汽车,光伏、3C、锂电,计算机电子通信等订单开始复苏;但海外需求依旧低迷;随着5月部分国家开始解禁和复工复产,需求会较之前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预计制造业投资降幅收窄至15%以内,达到-14.5%。考虑到房地产投资平稳加快, 1-5月固定资产投资的降幅进一步收窄至-5%以内,可能为-4.8%。 社会消费品零售降幅收窄 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降幅较一季度大幅缩小。5月消费恢复情况较好,预计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降幅可能大幅收窄。5月初的黄金周对于消费的拉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商务部的统计,五一全国餐饮消费复苏指数比清明假期增长18.84个百分点,消费规模已恢复至去年同期7成;酒店行业平均入住率由4月中旬35%左右,恢复到五一期间的50%;旅游行业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实物商品销售方面,各大电商平台推出形式多样的优惠促销活动,叠加各地发放的惠民消费券等举措,使得部分平台销售增速超过40%。五一期间,全国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6.3%。5月1日—5日,全国重点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清明假期增长32.1%。此外,汽车销售明显回升,上海、重庆、浙江重点监测企业汽车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9.6%、28.5%、8.8%。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强调“生活服务业恢复。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这可能成为未来促进消费的发力点。此外,预期未来扩大“消费券”使用范围、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券”,政策刺激也将进一步推动消费回升。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会继续大幅回升接近正增长,可能同比下降1%。 制造业PMI继续保持扩张 4月官方制造业PMI为 50.8,5月制造业PMI有很大概率延续扩张态势,但环比可能不及4月。从当前复工复产的开展情况来看,制造业PMI的生产、库存和就业等相关指数会继续出现回暖,价格分项指数也会出现缓慢复苏。尤其是生产,新订单,采购量,生产经营活动预期,从业人员和原材料库存等分项指数会继续成为主要支撑要素,但回升力度可能低于上月。但受海外疫情的拖累,新出口订单与进口分项的下行风险依然值得关注。从本月出炉的欧洲PMI初值来看,均较四月有所反弹,虽然欧洲主要国家的复工复产,海外风险可能小于上月,涉及到的贸易相关指数或出现小幅回升。综合来看,我们认为5月制造业景气度会继续扩张,但增速会继续放缓,预计指数为50.3。 二、房地产行业复苏进行时 进入5月,房地产市场受多元利好因素共振明显复苏。企业复工复产助推线下售楼放开,融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房企拿地意愿积极。住房市场销售正回归正轨,房价减速。土地供应增加,货币环境宽松,开发投资反弹。 房地产销售快速回升 “五一”期间,一线城市房产成交积极,同比上涨50%以上,带动二线城市和重点三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回暖。随着降价促销、线上销售等促销行为增加,商品住房销售形势喜人。1-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同比下滑18.6%;销售面积同比下滑19.3%,降幅分别较一季度末收窄6.1个和7个百分点。销售端持续回暖将推动商品房去库存,全国商品房库存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去库速度较前月略有加快。 一线城市房价有所松动,整体增速继续放缓。截止5月中下旬,深圳新房单价环比上升1.9%,摆脱了自2019年10月开始的下行通道;而二手房价格大部分重点城市环比都有所回升。4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5.2%,较前月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0.2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 土地市场活跃下房地产投资持续反弹 自3月疫情褪去后,各地土地拍卖活跃。4月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同比下跌12%,降幅较一季度末收窄10.6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同比上升6.9%,这是自2018年12月以来首次正增长。截止5月下旬,一线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溢价率大涨,一线城市土地供应同比超过25%,并助推土地溢价率普遍达到10%-30%不等。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为房地产市场长期需求提供保障,房企在政策指引下信心增强。 在融资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各大房企拿地积极,带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回升。1-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下降3.3%,降幅较一季度末收窄4个百分点;其中,建安工程同比下降6.4%,降幅较一季度末收窄5个百分点,对应新屋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8.4%,降幅较一季度末收窄8.8个百分点。 流动性宽松环境下房企融资持续改善 5月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持续宽裕,按揭贷款放款节奏明显加快,居民部门按揭贷款利率小幅下降,房贷回暖预示着楼市将加速反弹。房企发债继续提速,截止5月下旬,房企内地信用债累计发行3169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9.1%,比上月扩大增速2.6个百分点。1-4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10.4%,降幅较一季度末收窄3.4个百分点;全口径继续回升,幅度大体相当。预计房企资金到位情况持续改善,债券融资能力强化,房企资金储备实力增强。 六月份销售持续回升、投资反弹强劲、价格小幅上涨 疫情褪去后宏观逆周期调控加码,房地产行业景气度持续回升。线下销售逐步恢复正常,建筑业复工复产情况继续好转,带动商品房销售继续回升,尤其是新房市场改善较为明显,预计销售面积和规模累计同比跌幅继续收窄。房价则在土地供给增加的趋势下,难以出现大幅上涨。考虑到二手房市场中一线城市价格有所回升,可能令新房市场价格增速下跌的步伐放缓。房地产投资增速季节性回升特征显著,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叠加大型房企融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促使房地产投资增速进一步反弹。预计5月投资累计同比重返正增长,到二季度末投资进一步提升。 三、CPI继续回落和PPI小幅回升 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回落将进一步拉动CPI走低。4月CPI环比下降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0%,影响CPI下降约0.7%,是带动CPI继续下降的主要因素。鲜菜供应量季节性增加,价格下降明显加速,5月下旬中国寿光蔬菜价格指数较上月下降31.1%,4月同期则为上涨2.2%;生猪产能加速释放,猪肉供给持续增加,4月价格环比下降7.6%。5月下旬猪肉价格较月初继续下降9.5%,价格跌破43元。5月下旬猪粮比依旧维持在13.09的相对高位,仔猪价格、能繁母猪存栏量涨幅扩大,农户补栏热情保持高涨,猪肉供给量有望呈现陡峭增长态势,带动猪肉价格显著回落。今年2月以来,猪肉价格同比增幅从135.2%降至96.9%,对CPI同比拉动从3.19%降至2.36%,同期CPI同比从5.2%降至3.3%。预计5月猪肉价格涨幅对CPI同比拉动将进一步下降至2%左右,带动CPI降至3%左右。除猪肉外,不存在其他支持CPI维持高位的新涨价因素。4月CPI同比上涨3.3%,其中翘尾因素约为3.2%,新涨价因素约为0.1%;5月翘尾因素仍为3.2%,在新涨价因素支持力度不足的前景下,CPI有望继续回落。 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应警惕食品以外领域的价格下行风险。非食品CPI当月同比0.4%,为2009年6月以来最低点;核心CPI当月同比1.1%,接近历史低位。除前期油价暴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带来的输入性通缩影响外,总需求走弱是拉低物价的主导因素。5月旅游、住宿、影视娱乐、生活服务等领域仍难以彻底摆脱疫情影响,需求恢复缓慢,预计核心CPI有进一步收缩的可能性。 房地产、新老基建齐发力,生产资料价格出现回暖趋势。4月份工业品价格继续走低。PPI环比下降1.3%;同比下降3.1%,其中生产资料同比下降4.5%,拉动PPI下降3.31个百分点。但据5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在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2个行业价格上涨,4个持平;较月初8个行业价格上涨,2个持平的情况大有好转。其中,钢铁、建材等建筑相关行业价格明显上涨;化工领域涨跌不一;石油天然气价格持续下行。短期内新出口订单指数萎缩明显,外需走弱。预计5月PPI同比降幅缩小至2.8%。三季度后随着国际油价及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全球疫情逐渐可控,全球产业链有望逐步恢复常态,而内需则可能进一步恢复,进而可能带动PPI走出负区间。 四、出口阶段性好转恐难持续 四月出口阶段性好转,进口继续放缓 4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351.3亿美元,同比-5.1%,降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4月出口2002亿美元,同比增加3.5%,超预期10个百分点;4月进口1549亿美元,同比降低5.1%,降幅比上月扩大13.3个百分点。4月以来,国内疫情在可控范围之内,不断消化1-3月积压的订单。加工贸易同比上升3.4%,前期值为-14.1%,说明加工贸易是支持我国4月出口数据好转的主要贸易方式。从具体的出口商品类别来看,纺织品出口同比增幅大,上涨49.4%。根据相关市场调研资料,目前国内面料企业的外贸订单大多来自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主营家纺产品的织造企业外贸订单多来自于美国。由于4月欧美主要国家依然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对我国防疫的物资需求大。前4月口罩和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出口增速较快,带动纺织品出口增长5.9%。但从4月柯桥纺织外贸指数来看,纺织外贸指数为168.3,虽然同比增加3.9%,但较3月小幅降低。同时,4月柯桥纺织品总景气指数同比下跌11%,纺织品整体对于出口的作用为短期性的提振,5月对出口的拉动可能出现反复。结合国内外前瞻性的指标来看,国际贸易及国际经济的领先指标增幅收窄。从国际航运指数来看,5月以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为407,同比-60.6%,5月以来巴拿马运费指数为603,同比-51.5%。虽然国内加工制造业复工后逐步增加供给,但海外疫情蔓延对外需的冲击依然持续存在,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出口国家,在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下,中国对外需反应敏感。因此,4月出口仅为暂时回升,5月出口增速可能处于负区间-4.5%至-5%,预期中值为-4.75%。 4月进口较前值有大幅的放缓,其中重点产品――汽车和底盘进口金额下降明显,同比-63.8%。除了去年进口基数较高的原因外,4月需求仍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进口。虽然目前短期海外需求较4月有所改善,但由于美国和欧盟等国有较多前期订单积压,赶工出口受到限制。因此,5月进口增速将受到海外供应能力的约束,5月进口增速可能处于负区间-11%至-11.5%,预期中值为-11.25%。 人民币可能阶段性走稳 5月人民币呈明显贬值态势。5月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4月30日的7.0659贬值1%至5月28日的7.1365。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下产生的避险情绪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主要来源。资金风险规避情绪影响下,美元指数维持高位水平,美元指数由4月30日的99.2升至5月25日的99.78。但美国维持超低利率政策、全球疫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避险情绪有所缓释,美元指数难以长期坚挺。预计未来一个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受本轮影响而过度贬值的人民币可能有序小幅升值,重返4月底略高于7的水平。 外汇储备可能小幅波动 4月外储存量规模增加,5月将总体平稳。中国4月外汇储备30914.6亿美元,前值为30606.33亿美元,环比变动1.01%,前值为-1.48%。从国际收支来看,4月贸易顺差有所回升,顺差规模为453.4亿美元。随着欧美等国新冠疫情的缓解,大部分经济体都计划在6月重启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巴西、俄罗斯和部分东盟国家受疫情扩散的影响,可能会对我国出口产生进一步冲击。5月贸易顺差在进口放缓影响下可能小幅扩大,而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可能继续净流入为主。4月美元指数小幅上涨,其他主要货币涨跌互现,欧元对美元小幅贬值,英镑对美元小幅升值,因此受到汇率估值因素的影响,5月我国外储存量规模可能整体增加。5月国际金融市场依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但由于国内疫情防控较为有效,在货币工具方面依然留有操作空间,人民币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依然较强, 预计5月外汇储备规模总体平稳,外储或环比上升0.5%左右,达31000亿美元左右。 五、宏观政策推动金融活动趋向活跃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步伐落地 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明朗,中央大力支持地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具体的全年经济增速目标,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工作。财政政策的力度明显加大。今年安排赤字率3.6%以上,赤字规模达到3.76万亿,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并将两者合计的2万亿元全部用于支持地方,通过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中央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压缩各类非急需非刚性支出50%以上。今年比去年多安排1.6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使得地方政府专项债总额度达到3.75万亿,年初至今,已经分三批提前下发了2.29万亿额度,未来六月至三季度初,债券市场可能迎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发债高峰期。而从投资方向来看,主要聚焦于“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 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方向明确 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方向明确,说央行“踩刹车”为时过早。5月中旬以来,市场开始担忧货币政策“踩刹车”。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踩刹车”显然与报告精神不符,且与国内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相悖。我们认为货币政策还没有到“踩刹车”的时候,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宽松空间,仍将针对后续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而相机抉择。未来一个时期,针对于国内经济恢复和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银行让利实体经济”要求明确,再叠加配合发行特别抗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的融资需要;同时考虑到货币政策有一定的时滞效应,政策在上半年实施可能较为适宜,六月底前央行有可能再次降准50-100个基点,MLF也可能再次调低20个基点,带动LPR报价同步下降。 广义货币和社融增速将进一步加快 5月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较高增长,企业债融资增量收缩。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65.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当月增量为3.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2万亿元。4月作为二季度初,各项投融资活动逐步启动。而考虑到刺激政策对冲疫情的延续、宏观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各地地方政府于5月前基本已经确定了今年的政府工作计划,5月各地更多新增项目将会动工,我们判断5月社融将维持高增长,增速可能在11.8%-12.6%之间,取中值为12.2%。 年初以来债券融资放量增长,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随着货币政策宽松趋势明确,好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明显低于贷款融资,企业转向债券融资的需求加强。然而,随着好企业的债券融资逐步得到满足,而资质较差企业发债依然不畅,债券发行市场两极分化下融资增量会有所减弱。进入二季度,债券融资可能依然在高位运行,但增量会有所收缩。4月,企业债券净融资9015亿元,环比下降907亿元。5月初至28日,各项企业债融资累计达7008.5亿元,预计5月整月债券融资在7500亿元左右,较4月进一步下降。 信贷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4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160.45万亿元,同比增长13.1%,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是2019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4月新增1.62万亿元,同比多增7506亿元。而支持4月信贷快速增长的因素在5月会得到延续,推动5月信贷也保持快速增长。一是卫生和社会行业贷款需求保持增长,信贷会继续大力支持社会抗疫;二是消费复苏情况较好带动批发零售业贷款需求上升;三是服务业随着消费复苏对于贷款需求得到释放;四是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贷款增长,特别是中长期贷款。预计5月信贷同比增速可能运行在12.8%-13.2%区间内,中值为13%,保持较快增长。 M2增速小幅提升。4月末,M2同比增长11.1%,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1个和2.6个百分点,增速上升较多。货币派生能力较强,4月货币乘数处于6.72的高水平,较3月的6.55进一步上升。而从新增存贷比来看,4月人民币新增存款为1.27万亿,新增贷款为1.7万亿,新增存贷比133.86%,3月值为87.98%,增幅较大,短期内可能抑制部分银行的房贷能力。考虑到去年下半年叠加今年年初的逆周期调控刺激效果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逐步产生作用,预计5月M2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或可达11%-11.6%,中值为11.3%,较4月小幅提升。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张海冰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每一单位土地在转为非农用地以后,其对GDP的贡献提高10倍以上,上述土地红利是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近年来,由于土地要素供给约束严重,土地供给成本快速上涨,土地红利迅速下降,因此去年以来,关于土地要素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相继出台,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较受关注的也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内容。 一、土地供给约束的主要表现形式 1990年代以来,城市土地市场逐步建立,但在土地公有的基本制度框架下,中国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一直相对比较谨慎,在土地要素流转制度中也留下了较多的计划经济的“沙砾”——供给约束,例如土地所有权不明确、土地使用限制以及土地转让权限制等等。 具体而言,现阶段中国土地要素供给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供给被人为限制在很窄的领域,在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只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能够入市交易,大量农村土地无法进入市场交易;二是农村土地的权利界定非常不明确;三是国有土地的供给受到严格的规划、计划限制,同时还受到繁琐的审批机制约束;四是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非常不发达,大量土地使用权被沉淀在低效产业和领域,无法通过交易实现流转和优化配置。因此,土地要素市场化的问题,本质是通过对法律、政策的修改,放松对土地要素的供给约束,释放更多的土地要素红利。 去年以来,在土地要素市场化领域,一些新的法律和政策举措正在出台,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出现再度启动的迹象,相关政策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土地要素进入市场的范围。例如,2020年1月1日,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付诸实施,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可以入市,改变了原先建设用地只能用国有土地的格局;同时,“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也已经进入法律规定。 第二,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的进度。历经五年之久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于2018年底全面结束;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也在加快,自然资源部提出2020年底基本完成这两项工作。 第三,放松土地审批的权限。例如,2020年3月12号,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省一级地方政府批准,同时试点将永久的基本农田转化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级政府批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作为首批的试点省市。4月9日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也提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 第四,加快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建设步伐。2019年7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产权明晰、市场定价、信息集聚、交易安全、监管有效的土地二级市场。 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更是提出,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以上这些措施与我们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多年来呼吁的放松土地要素供给约束,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率等学术主张也是一致的。 二、放松土地供给约束,长期难题仍待破解 近来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土地要素配制市场化的程度,放松土地供给约束,这是值得肯定的进展,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是打通现有政策落实的梗阻点,确保“好经要念好,好事要办成”。例如,在2013—2018年的土地确权过程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选择不改变既形成的土地承包权,所以未公开宣布土地承包权的确认情况,而是低调地选择与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确认土地承包情况,在有关登记系统中予以确认,而忽视了大量不合理失去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的利益。如果在这样的承包权确权基础上,开展土地流转,难免会引发更深层次的利益冲突。 又比如,尽管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已经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入市写入法律,但是在现实中还面临着利益机制尚未理顺,地方政府对此积极性不高的困局。最近黄奇帆先生就此曾做了深入的分析:按照原来的办法,低进高出征收集体用地,对地方政府发展是一个既增财又省事的方案。如果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跟城市的建设性用地是同地同价同分配,对城市政府来说就少了一块本来可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所以在这件事上,地方政府往往积极性不高。应当加快调研,尽快理顺各方的利益诉求,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加快入市步伐。 另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入市实际上还要受到规划、登记等环节的制约:入市的土地要符合规划,规划必须是工业或者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必须要经过依法登记;在每年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要作出安排。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应当呼吁适度放松土地供给在和规划、计划上的约束,增加土地投放,降低土地供给成本,提升经济的活力和增长潜力。 其次,要继续加大土地要素领域的硬骨头、老大难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力度,例如,在深圳等城市存在很多“城中村”,即当地农民利用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修建的小产权房。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城中村解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发挥过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到了今天,城中村已成为城市升级的重要障碍,城中村和小产权房导致土地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在政府、农村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复杂博弈中被瓜分,留下了大量无法拆除的“肿瘤”。 城中村改造,是土地市场化领域的老大难问题,但如果解决好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一线城市住宅供给不足、房价高企的问题。对此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尚未有地方政府推出实质性的政策来解决。已经有学者提出,借鉴国际上的“增值溢价捕获”(land value capture)的理论和实践,来实现土地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公私协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有效路径,这实际上与我们提出的“采取改革措施,增强市场在土地供给中的作用,建立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之间的协调机制,如鼓励原土地使用者以股东身份参与土地开发,引入社会资本分担开发成本,避免政府主导导致的一级土地市场垄断,可以增加土地供给,降低土地成本”的思路不谋而合。 宅基地的流转也是土地要素领域的硬骨头之一,尽管2018年就提出“我国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但目前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还停留在只能在本村流转的阶段,几乎是原地踏步,导致大量已经离开农村的农民手中的宅基地无法转化为在城市购房的现金收入。尽管相关部门曾明确“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开”,但宅基地流转也并非只有简单买卖一种方式,已经有地区在试点通过股权化的方式将宅基地转换为现金流,这样的试点应当鼓励。 第三,要重视一些创新政策的实际效果。例如有企业家反映,在某些土地供给压力很大的城市,对提供给企业的用地提出严苛的业绩要求,达不到就要收回土地,限期迁出,被称为“亩产论英雄”。有些产业园区对入园企业生命周期内的绩效评估重重加码、层层加码,不仅有“法则”还有严苛的“罚则”。提升土地绩效无可厚非,考核评估也是政府管理的有力手段,但是更应该考虑到目前因为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困境,以及大多企业的实际困难,及时调整前经济乐观时的旧指标,让考核变得更合理、更包容、更谨慎。同时,科技产业园若过短的产业培育期(比如2年)、过高的考核指标,都是不切实际、不健康的。 我们认为这位企业家的观点值得重视,在土地集约化利用的高压下,过于考核用地企业的收入、利润和税收贡献,将促使企业行为短期化,对于培育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实际上是有害的,这种做法本质上仍然是在加重而不是放松土地的供给约束。 三、释放土地要素红利,提升经济增长动力 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并不缺土地,缺的是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长期以来,中国实施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最严格的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政策,这对于保证中国长期发展的资源底气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土地作为一项基本的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这项的供给要素长期处于收紧、偏紧甚至过紧的状态,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培育是不利的。 从新供给经济学放松供给约束的原理可以看出,解除土地的供给约束,有助于提升经济体的产出。当土地供给数量不受约束时,企业对土地的需求为Q*,对应的产出为Y*;当土地供给受到约束时,土地供给低于企业的最优需求,能够得到的土地上数量为Q1,则产量也只能达到Y1;如果采取改革措施,解除土地要素的供给约束,土地的供给会从Q1增加到Q*,那么产出将从Y1增加到Y*(图1)。 图1放松土地供给约束,将提升产量 根据新供给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需要土地、劳动和资金作为要素,技术进步作为驱动力,适宜的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要素和技术的供给处于被抑制的状态,经济增长就缺乏长期的动力。 有研究机构做过这样的比较:全中国所有的城镇建设用地加起来,只有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58%。而美国2.4亿城镇人口居住的地区则占了其国土面积的3%。全世界的城市占地球陆地面积的比例是2.7%。这几个数据的比较相对粗略,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如果我们长期将土地供给约束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全球平均数的水平上,无论我们怎样精巧地设计政策,供给的紧缺和成本的上涨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多年来在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下,中国在集约化利用土地和节约利用土地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若能进一步适当放松土地供给约束,切实降低土地供给成本、提高土地供给效率,定能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创造新的红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昆明5月29日综合报道 据昆明市纪委监委消息:2019年11月1日,经昆明市委批准,昆明市纪委监委对呈贡新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李荣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荣华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违反廉洁纪律,搞权钱交易,收受工程老板所送礼品、礼金;违反工作纪律,违规插手和干预工程项目承发包、政府采购活动,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李荣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在经济上不收敛、不收手,涉嫌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昆明市纪委常委会议、昆明市监委委员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李荣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第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李俊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本身就疲弱、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风险尤其显著。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摘要 1、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受新冠疫情冲击,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其中,意大利受损最为严重。其实,在疫情冲击之前,欧洲各国早已负债累累,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再度上升。 2、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欧洲财政主权归各国政府所有,尽管欧盟出台多项措施维护财政纪律,但过去数年,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同时,统一货币的欧洲难以掩盖财政不统一的弊端,尤其是在经济遭受冲击时,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会被暴露并放大。而统一财政迟迟无法形成的关键或在于债务共担的分歧。 3、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为援助经济,欧洲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在不断升级,各国债务负担将不断加剧,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时,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主要债务到期国,而且经济较差、债务负担较重,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1 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 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欧洲各国自3月中下旬开启严格的防控措施,经济大幅受损,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下滑3.8%,创1995年有数据以来新低,同比也萎缩3.2%。从主要国家来看,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受损,而这四个国家占欧元区的经济总量高达75%。其中,意大利经济受损最为严重,一季度GDP同比下滑5.4%;法国次之,下滑5%,创历史新低。 多国政府早已负债累累。疫情冲击之前,欧元区多国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据BIS统计,截止2019年欧元区政府杠杆率高达84%,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政府杠杆率均超过欧元区。其中,希腊最高,一度超过180%。 与此同时,各国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根据欧盟委员会测算(2019),欧元区主要国家中,仅德国和荷兰在规则范围内有一定的财政空间,欧元区的财政自由度将难以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 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规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开始大幅上升。4月28日,惠誉将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由BBB下调为BBB-,与“垃圾级”仅一步之遥。同时,疫情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主权债务CDS利差均呈现走阔的趋势。其中,希腊走阔了近150BP;其次为意大利,也走阔114BP。 在整体经济将陷入衰退,主权债务风险加剧的背景下,部分欧洲国家再度呼吁发行欧洲共同债券,然而财政保守国坚决反对。那么,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2 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 财政不统一,财政纪律难以维护。虽然欧洲形成了统一的货币联盟,但财政主权仍归各国政府所有。为维护财政纪律,欧盟出台了多项措施,如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要求成员国政府赤字率不得超过3%、政府杠杆率不得超过60%等,否则要受惩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不救助条款”规定欧央行和成员国央行不得向问题国直接购买债券等。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如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前,多次出现国家年度赤字率在3%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德国和法国等在内。 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往往在经济出现问题时暴露。由于欧洲各国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整体经济相对良好时,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尚不明显。而一旦经济遭受冲击,问题国往往只能依靠加大财政刺激来援助经济,一方面,这将面临欧盟相关条款的制约;另一方面,政府债务负担加剧,使得问题国偿债能力下降,将引发主权债务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将被暴露出来。比如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及11年欧债危机时期。 索罗斯方案能实现?关于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索罗斯曾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建立欧洲财政部,通过财政部发行全欧债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毕竟全欧债比个别国家的国债信用高得多。 其实,在上一轮欧债危机时,欧洲财政部已有雏形,如欧盟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等,但这些都无法实现财政部的功能。而且,问题国也不愿意申请ESM,因为存在“污点效应”以及事后将面临欧盟严格的监管,这也是为何在前期意大利一直拒绝ESM,并与其他9国呼吁发行共同债券。 欧洲财政部迟迟无法成立的关键在于债务共担分歧。如果成立欧洲财政部则将面临共同征税的问题,欧洲财政稳健国反对为其他国家债务问题买单,认为会破坏自身财政平衡,而且德国等国家法律也禁止无限制地承担他国债务,这也是欧洲共同债券无法发行的关键因素。 例如,5月19日德法支持欧盟成立规模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通过欧盟委员会发债的方式帮助疫情严重国,但由于受援助的国家未来不需要还款,奥地利、丹麦、瑞典等国强烈反对共同承担债务,这一方案或再度搁浅。 那么,在疫情冲击下,各国无法协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哪些国家将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呢? 3 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 经济短期难以恢复。尽管,欧洲各国自5月开始陆续解除隔离,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当前各国复工复产进度较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难以修复。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下跌7.7%,远超08金融危机时期的跌幅(-4.4%)。其中,跌幅最大的为希腊(-9.7%)、意大利(-9.5%)以及西班牙(-9.4%)等国。 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债务负担将加剧。为援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欧元区不断升级货币宽松政策,据惠誉预测,2020年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6万亿欧元,扩表近30%。同时,各国也推出多项财政刺激政策,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86%大幅上行至102.7%,赤字率也将从2019年的0.6%上升到8.5%。其中,赤字率最高的是意大利(-11.1%)、英国(-10.5%)以及西班牙(-10.1%)等国。 尽管欧盟宣布不会对赤字率超过3%的国家执行超额赤字程序,但多数债务严重国在上一轮欧债危机后,债务问题就一直为“红灯”状态,此次冲击后,债务负担将更重。 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从未来5年来看,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2020年5月-12月累计到期1.78万亿美元、2021年累计到期1.82万亿美元,合计占总未偿还规模的22%。其中,2020年7月到期规模最高,达5489亿美元,占全年的30.8%。 进一步来看,2020年-2021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主权债到期规模最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5%;英国和西班牙也相对较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0%。综合各国经济状况以及债务负担来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未来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截止5月21日,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CDS利差较疫情前上升114BP和64BP;同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德国的10年期国债利差也大幅走阔至209BP和115BP。 欧元区未来或有解体风险。疫情的冲击,不仅仅是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再度考验。在全球经贸陷入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政治问题将更加复杂化、矛盾或更加激化,欧盟或面临解体风险,这在历史上也多有先例。据美银美林最新基金经理调查 (FMS) 显示,52%的基金经理认为“第二波疫情爆发”是当前最大的尾部风险,其次为长期高失业率(15%),第三为欧盟解体(11%)。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20年5月22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今年的两会时间特殊、背景特殊,举世瞩目。全国人大代表、五粮液(行情000858,诊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认真履职参会,围绕大会主题,结合企业实际,思考谋划如何担当好国企责任,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李曙光表示,作为行业龙头企业,五粮液要继续坚持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做强主业、做优多元、做大平台,努力稳增长、创一流,为“六稳”“六保”多做贡献,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双胜利”。 全国人大代表、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 履职尽责 展现国企担当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李曙光说,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彻了十九大精神及历次全会精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了各项工作部署中,是一篇求真务实、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把“六保”作为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强调“以保促稳、稳中求进”,要求“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尤其对稳企业、保市场主体作出了大量周密细致的部署安排。 国有企业是稳定国家经济水平、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李曙光说,面对复杂严峻的挑战,国有企业必须临难不避、率先作为、勇于担当,在“六稳”“六保”中发挥顶梁柱作用,在三大攻坚战中发挥先锋作用,肩负起、履行好自身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为“十三五”收好官、“十四五”开好局奠定基础。 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李曙光表示,我国法律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不断增强,我们要在实践中把法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继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立法推动高质量发展。他建议,加快制定长江保护法,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确保母亲河生态更优美。 稳中求进 坚定增长信心 当前,五粮液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去年,五粮液销售收入提前一年跨越千亿台阶。在发展质量上也进一步体现了“聚焦主业、做强主业”战略方针,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方面,五粮液积极参与抗疫战斗,在疫情防控、支援一线和防疫物资生产方面认真履行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狠抓复工复产,一季度酒业主业销售收入增长15%,利润增长19%。 李曙光说,去年底,我们提出今年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从目前市场恢复的情况来看,我们有信心在二季度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双过半”,有信心全年完成两位数增长的预期目标。 “越是重大关口,越要深化改革。”李曙光说,今年是五粮液持续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我们改革的决心不变、步伐不慢、力度不减,继续通过改革来调动主观能动性,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具备强大的实力,具备强大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李曙光说,“我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必将取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全国人大代表、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 关注民生 践行主体责任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从“六稳”到“六保”,就业问题都居首位。稳就业、保民生,必须有经济增长支撑,必须稳住市场主体。李曙光说:“就业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问题,五粮液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和四川省大型国有企业,在稳就业方面责无旁贷、理所应当。” “我们要坚持‘千方百计、难中求稳、稳中求进’,稳定并扩大就业。”李曙光说。五粮液集团横跨一二三产业,产业链长,供应链体系完整。通过满负荷生产,五粮液可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超过3000亿元产值,实现超过30万人稳定就业。 第一,稳定就业基本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五粮液在行业内率先复工复产,以公司发展的健康向上、产销平稳,确保员工岗位不裁、收入不减。同时提出“构建五粮液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针对产业链、生态圈实施一系列帮扶措施,保障供应链及上下游企业平稳运行。 第二,创造就业新增量。首先扩大投资,今年五粮液启动了超百亿的重大建设项目的投资规划,这些重点建设项目既利当前又奠基长远,必将带动就业的增长。同时加速向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发力,大力推进新零售、新业态建设和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三,提升就业含金量。五粮液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员工收入的同步增长。在完成对口扶贫任务之后,着力构建五粮液特色扶贫长效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抢抓机遇 融入国家战略 五粮液地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交汇点,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布局中具有独特区位优势。面对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历史性机遇,李曙光说,五粮液将深入研判、精心谋划,进一步优化产业和空间布局,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一是在促进区域发展上发挥带动作用。五粮液将主动融入四川省“5+1”现代工业体系的整体布局,助力四川打造万亿级食品饮料产业。加快推进在成都的新经济中心项目建设和大健康项目建设,支持推进宜宾川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在助力全域开放上发挥引领作用。落实推进四川南向开放合作中涉及五粮液规划布局的重大项目。加快合作推进长江上游国际物流港的建设、广西防城港五粮液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拓展成都—宜宾—广西凭祥五粮液公路专线物流运输。 三是在维护生态屏障上发挥示范作用。五粮液地处长江上游,肩负“共抓大保护”的责任,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建设集景观功能、示范功能、污染治理功能于一体的环保生态湿地和岷江生态修复工程,高起点规划、高质量投入、高标准建设五粮液产业园区,确保生态一流、环境一流。 全国人大代表、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 放眼世界 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白酒走出去,是李曙光长期关注思考的问题。正如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李曙光认为,当前形势下,在推动国内市场恢复消费的同时,也要关注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对白酒行业的影响和可能,坚定“走出去”的信心和决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不断完善海外市场布局。 作为中国白酒文化的典型代表,五粮液将积极参与国际性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借助世博会、进博会、达沃斯论坛、东博会等国际性大平台,利用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中国国际商会等平台资源,发挥好国际名酒联盟平台作用,持之以恒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白酒文化,让白酒成为“中国潮”的一部分,让更多国际友人爱上中国白酒。 本次人代会上,李曙光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提出建议:依托宜宾综合保税区,加强海关的国家酒类检测重点实验室和当地国家级白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合作,向国家申请建设白酒国际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基地,进一步解决好中国白酒进出口贸易中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推动制定中国白酒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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