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淮北5月29日综合报道 据安徽淮北市政协官方网站消息，5月20日，市政协举办第十期“助力转型崛起大讲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朱浩东受邀作题为《以人民为中心 加快转型崛起》专题报告。据了解，这是朱浩东首次以淮北市委副书记身份公开亮相。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朱浩东，1971年11月出生，2018年起任淮北市常务副市长。 朱浩东简历 朱浩东，男，汉族，江苏淮安人，1971年11月出生，199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8月参加工作，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1989.09--1993.08 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电厂热能动力专业、经济管理及决策科学系技术经济专业学习 1993.08--1998.03 省电力开发总公司工作（承担电厂投资管理工作） 1998.03--1999.04 省能源投资总公司项目处主任科员,挂职任淮北国安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9.04--2000.03 省能源投资总公司经营部副主任、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部副主任,淮北国安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挂职） 2000.03--2001.06 省能源集团公司（皖能股份公司）经营部副主任 2001.06--2006.07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公司副总经理 （其间: 2005.11-2005.12参加省委党校第一期厂长经理培训班学习） 2006.07--2006.11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皖能股份公司）经营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安徽淮南洛能发电公司副总经理 2006.11--2007.03 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安徽淮南洛能发电公司副总经理 2007.03--2010.01 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2006.09-2009.03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10.01--2011.02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主任兼电管（股份）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 2011.02--2012.09 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其间: 2011.09-2011.12挂职任省信访专员） 2012.09--2012.10 淮北市政府副市长 2012.10--2013.08 淮北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13.08--2015.04 淮北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兼任淮北临涣工业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5.04--2015.11 淮北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兼任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5.11--2016.11 淮北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兼任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6.11--2017.06 淮北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兼任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管委会主任 2017.06--2018.01 淮北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18.01--2020.04 淮北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2020.04-- 淮北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经济下行期，政府要逆周期调节，而不管是新基建，还是刺激消费，这些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是一个自古以来的难题。作为最大的两个“金主”，财政和央行自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首当其冲的是财政。这几年财政一会在辛苦的“找钱”，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高，2014年的赤字率只有2.1%，2020年已经提高到3.6%。疫情之后，财政压力进一步凸显，收支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经济活动受到影响后，各省一季度公共财政收入增量全部为负，超过20个省份降幅超过10%；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却在不断攀升，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科技研发，对地方政府的抗疫相关转移支付，对中小企业的补贴，对居民发放的消费券等，增速均超过10%。 为了稳住赤字，财政先是不断扩大地方专项债，然后又推出1万亿的特别国债，所谓“专项”和“特别”，和普通政府债券最大的不同是不列入财政赤字，为的是尽量守住财政的资金平衡，不给政府增加持续的债务负担和风险。但即便如此，财政的钱似乎还是不够花。 于是有人把目光转向了央行，甚至直接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就是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给政府融资。从历史经验来看，央行直接给政府融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种放水方式太容易、太任性，而放水越容易，覆水越难收。 第一，容易滋生资产泡沫。央行这几年已经在很勤勤恳恳的放水，先是酸辣粉麻辣粉轮番上阵，然后又数次降准降息，钱放出去容易，但管好这些钱可不容易，首要的就是要管理好这些钱不去炒房投机，就像总理说的，放水是为了养鱼，但放的水如果多了，可能就会带来泡沫。2014年我们正是吃了这样的亏，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导致了股债房商品市场的巨大泡沫，迫使中央在2016年转向挤泡沫，金融市场爆雷不断。 第二，容易导致通胀失控。财政赤字货币化中看似无成本的融资，也是有代价的。没有节制的货币宽松，势必会推升物价，全国人民不得不为此买单。对此，80年末到9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当时财政、货币不分家，财政不断向央行借款透支，结果导致物价高企，1993-1995年食品价格均超过10%，最高一度超过50%，多地商品被哄抢，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容易削弱货币的购买力，威胁汇率稳定。财政赤字货币化通俗点讲就是央行直接印钱购买国债，这样势必导致货币超发，当经济增速赶不上印钱的速度，就会使得钱越来越不值钱，购买力持续下降，纸币信用受到损害，进而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严重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开始容易退出难。财政赤字货币化一旦启动之后，财政刺激就会倒逼货币宽松，并容易形成路径依赖，面多加水，水多加面，这种惯性思维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等问题接踵而至时，想要退出就需要更强力的紧缩政策，还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难度较大，风险较高。 第五，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只是将问题推迟。原本羸弱的经济根本经不起放水再刺激，之前货币宽松催生的泡沫还在出清过程中。更残酷的是，仅靠放水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不能有效刺激实体，最多是靠制造价格幻象来维持经济，目前最急迫的是改革和创新。鉴于留给我们的窗口期不多了，一旦选错，可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最后，虽然西方央行直接购买国债十分常见，但我们的国情完全不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量化宽松的主要内容就是央行购买国债，但这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西方国家财政资源不太富裕，另一方面，他们的基准利率为零甚至为负，常规的货币宽松也基本没有空间。但中国明显不同，法定准备金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基准利率显著高于零，降准降息都还有空间，没必要如此激进。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法律一直严令禁止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既是保证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是避免上述潜在风险。 当然，这并不是说央行不应该放水，央行完全可以避开直接购买国债，通过多种相对独立的政策工具进行操作，间接配合财政赤字的扩张。比如2008年货币宽松是为了配合“4万亿刺激计划”，2014年连续降准降息是配合地方政府债务置换，2018年以来货币转向是为了配合专项债扩容。接下来，货币政策除了直接购买国债依然有很多配合操作的空间： 一是降准降息，尤其是定向降准和非对称降息。从两会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来看，大方向还是宽松，降准降息还会继续推进。目前货币政策仍处于宽松周期，不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并直接提出“降准降息”， M2和社融增速目标明显高于去年，表明降息降准还会有，只是后面的节奏和步子会更稳。2014的那轮货币宽松共有4次定向降准、4次全面降准和6次降息。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降了165个BP，存款基准利率降了150个BP。从2018年至今的货币宽松也有8次定向降准、3次全面降准和5次改革式降息，降准的次数更多，但是更多是精准宽松的定向降准，降息更多是小幅度、非对称的，1年期LPR降了46个BP，5年期LPR只降了20个BP，LPR未来还有下行空间。 二是存款降息，降低银行负债端刚性成本。推动利率持续下行，不仅包括LPR为基准的贷款利率，还有存款基准利率，也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预计越来越近。2月底刘副行长就表示“适时适度调整存款基准利率”，因为降LPR只是降低了银行从同业拿钱的成本，而占比高达60%的存款成本依然没有降，不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也就不利于刺激经济，简单来说，降了存款利率，可逐步降低银行负债端刚性成本，银行能更有意愿和空间去放贷款，有利于进一步引导LPR利率下行。 三是重点宽信用，引导资金直达实体。经过前期的货币宽松，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已经相对充裕，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表明下一步货币政策的主要精力是宽信用，流动性已经从量的宽松转向质的宽松，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刺激实体经济的需求，比如给困难群体直接发钱，给中等收入群体发消费券，给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总的来说，央行是流动性的源头，主要责任是放出适量的水，财政是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管道，主要责任是把流动性引导到经济的薄弱环节，让实体经济的鱼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两者之间不应该混在一起，而应该相对独立、相互配合。
据环球网消息，针对英澳加三国家跟着美国发共同声明，干预中国内政，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今日（29日）在脸书发文，呼吁香港官商民与国家共同反制西方的恫吓。他还在文章中提到汇丰银行，他说，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汇丰银行还未就国安法表态。汇丰的利润主要来自中国，这家自称英资的银行万万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 以下为梁振英贴文全文： 英澳加三个白人英语国家跟着美国大佬走，发共同声明，干预中国内政。这些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在香港或经香港转到内地的市场庞大。 国安法因香港而起、为香港而立，因此香港必须和国家一起反制， 真真正正做到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我们要清楚向这些国家表明，香港不是他们的殖民地。 我们把反对派中的“港独”、恐怖分子、暴徒和其他人士区分看侍，同理，西方国家要所谓经济制裁中国，我们既要还手，也要把外资包括几家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有重大业务的英资区别看待。 在中国收回香港过程中，部分英资做了不少背弃香港的事，回归后，中国政府宽宏大量，既往不究，有些还继续享受特权，汇丰银行是其一。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资源是市场，而中国包括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汇丰银行还未就国安法表态，英国政府跟着美国政府走，汇丰会不会跟着英国政府走，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根据彭博报道，彭定康已经公开声称“中国是他们的敌人（China is an enemy to us now）”， “中国必须付出代价（Chinamust pay a price）”. 我想告诉英国人，中国也会 draw a line in the sand，看谁付出的代价大。 汇丰的利润主要来自中国，但董事局和高阶管理层几乎全部是英国人，在政治问题上，这家自称英资的银行万万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中国和香港都没有欠汇丰，汇丰在中国的业务，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银行完全可以隔夜取代。英国要和中国较量，持有汇丰账户的特区政府，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工商界，尤其是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要马上自保，避免成为类似华为一样的人质。 我们要让英国政府、政客、汇丰这类的英资机构知道whichside of the bread is buttered。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刘楠崔莹 2020年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以下简称《新绿债目录》）征求意见稿，该目录的修订不仅实现了各类绿色债券评估标准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绿色金融（如绿色信贷）标准的统一，同时也兼顾了国际绿色项目判断标准。征求意见之后，《新绿债目录》的尽快出台将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纵深发展，并实现与国际标准的更大程度接轨，将极大地便利绿色项目判断和绿色金融实践。 一、《新绿债目录》的尽快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统一定义和适用范围，解决绿色债券市场标准不一的难题 我国债券市场长期处于多头监管的局面，在绿色债券的界定和认定方面不统一，特别是绿色企业债所采纳项目标准与其他类型绿色债券所采纳标准不统一，一直是困扰绿色债券市场的难题。根据《新绿债目录》征求意见稿，将绿色债券统一定义为“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活动，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并将该目录适用于所有类型绿色债券的评估认证，解决了支持项目标准不统一的难点问题。 （二）对接其他绿色标准，便利市场主体顺利推进绿色金融业务 从征求意见稿来看，《新绿债目录》不仅统一各类绿色债券评估认证的标准，还进一步与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各部委出台的《绿色产业目录》（以下简称《产业目录》）以及人民银行公布的《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2019年版）》实现了大部分内容的对接，使得市场上对于绿色项目的判断和认定得到了基本统一。这一改变会使不同主体对绿色项目可以做出基本无差异的认定，不仅便利了我国绿色项目的判断和绿色金融实践，还初步实现了绿色金融业务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三）提高统计监测质量，有利于相关部门出台有效的约束激励政策 《新绿债目录》的出台可以有效解决绿色金融监管部门由于不同绿色金融工具认证标准不统一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管部门可以依据比较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建立监督和评价机制，统一数据统计口径，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防范金融风险，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协调发展。 此外，各级政府可根据统一的标准对绿色产业实行鼓励性政策，运用贴息、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推动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有效地为相关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引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融资工具的支持，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流入绿色发展领域，促使提升具有较高环境效益的企业或项目的数量。 （四）兼顾国际普适性，进一步实现中外绿色债券的“共同语言” 绿债目录在修订上不仅考虑了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同时也兼顾了国际上对于绿色项目判断的普遍适用标准，在《新绿债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将煤炭清洁利用、火力发电等国际争议比较大的类别剔除，这一举措将提升我国绿色债券国际化水平，有效推动我国绿色债券与国际接轨，吸引更多国际资本，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 二、《新绿债目录》征求意见稿与2015年版本的差异 此次《新绿债目录》征求意见稿将绿色项目涵盖范围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做出了较大调整。从分类上来看，虽然《新绿债目录》与2015年版本同样将绿色项目划分为6大类，且二、三级目录也沿用了之前的基本思路，但是各个类别的划分依据以及涵盖范围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新绿债目录》在原目录基础上进行了项目的整合、删减与补充。具体表现如下： 从项目类别的删减项来看，《新绿债目录》删除了煤炭清洁利用、火力发电等国际争议比较大的类别，不再包含原目录中2.3煤炭清洁利用和4.5清洁燃油项，4.1铁路交通部分将客运铁路建设进行了剔除，5.6水力发电删减了部分水利项目，仅保留大型水电项目。 从增加项来看，《新绿债目录》中纯新增产业类别有装备制造、绿色服务及产业园区升级，此外清洁能源、可持续建筑和绿色交通等产业类别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如下表所示： 三、《新绿债目录》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异同 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以下简称《产业目录》）不同，《新绿债目录》增添了新的二级分类，《目录》的二、三级分类则分别降为《新绿债目录》的三、四级分类，且在原有基础上对部分类别做了调整，具体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新绿债目录》第一、二、四、五、六类别相较于《产业目录》的主要变化在于类别的重新梳理归类，删减和增添项目较少。具体变化为第一类，节能环保产业类别中，删除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综合利用装备制造”，将其一并含入“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装备制造”类别；第二类，清洁生产产业类别中，删除了“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项内容；第四类，生态环境产业类别中，删除了“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类别项目；第五类，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类别中，新增“农村地区清洁取暖”项目类别。 第三类清洁能源产业类别则变换较大，删除了与煤和油等化石能源利用相关的类别，新增了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类别。具体表现在《新绿债目录》中删除了“非常规油气勘查开采装备制造”、“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制造”、“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清洁燃油生产”、“煤炭清洁利用”、“煤炭清洁生产”及“燃煤发电机组调峰灵活性改造工程和运营”等涉及化石能源的类别。新增“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工程建设和运营”这一气候效应显著的类别。 四、对《新绿债目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新绿债目录》征求意见稿致力于统一绿色产业项目判断标准，并实现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标准涵盖范围和内容都较为全面。但还存在需进一步说明和完善的内容，以及下一步还需推动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完善或出台更具操作性的绿色项目判断“说明/条件”。《新绿债目录》征求意见稿中“说明/条件”的内容较为概况，尤其是“节能环保产业”和“生态环境产业”两大类，一些条目的内容比较宽泛，缺乏具体的指标和标准，容易造成多种理解。建议完善或新增指引性说明文件，使目录更具可操作性，便于对绿色项目的准确判断，减少差异性理解。 第二，为新目录执行设置缓冲期。目前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对于在发布前尚未获得核准或未完成注册程序的债券，适用《绿色债券目录》（2020年版）”，也就是新目录出台后立即适用，这将影响市场上一些已经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但还没有完成核准或注册程序的债券，可能会造成发行人财务和人力成本上的损失。另外，一般的国际惯例也是新标准的出台会给旧标准的适用留出一定的缓冲期。因此，建议新目录出台留出1到2个月对于旧目录使用的缓冲期。 第三，各监管机构统一信息披露、评估认证等绿债发行规则。在完成对绿色产业项目判断的目录的基本统一之后，监管机构还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协同制定统一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文件，统一信息披露、评估认证等绿债发行规则，并提供披露和报告模板，明确环境效益计算指标和方法，以实现绿色债券体系的整体统一。 第四，探索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绿色项目纳入。如“客运铁路建设”，在所有国际标准中，“客运铁路”均被列入绿色项目，但该类别目前没有列入我国《绿色产业目录》和《新绿债目录》之中，建议探索将此项类别纳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玉溪5月29日综合报道 据最高检官网消息，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委原书记姜兴林（正处级）涉嫌受贿一案，由云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姜兴林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王宇哲、高欣弘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年初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急剧滑落入负区间，金融市场也出现巨震，“情绪杀”和“盈利杀”接踵而至。短期看，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尽管市场在宏观当局前所未有的救助行动下有所平复，但实体经济复苏前景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长期看，疫情也按下了快进键，在全球经济羸弱的大环境中，经济转型充满想象的新赛道脱颖而出，也为长线资本提供了逢低布局的结构性机遇。5月22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在时隔近20年后首次没有明确经济增长目标，而将政策关切进一步投射于民生、科技、金融领域。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大健康和大消费、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改革开放深化构成了三角形的顶点，而三条边则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ToB和To C的均衡发展、普惠金融和传统基建的再平衡。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且在历史上缺乏同类型、等量级的可比经验。在此情形下，政府工作报告近20年来首次没有明确经济增长目标，短期的“六稳”和“六保”也成为两会定调的全年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着眼未来，“民富国强”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目标和主方向，而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也发生了系统性变化。本世纪以来，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年任务的分类占比可以管窥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和抓手的变迁（详见附图）。绝对比重看，民生问题是两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其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占比近20%。相对比重看，十九大以来，民生、科技、金融三大领域任务总计占比均值达41%，明显高于2000年以来的历史均值34%，凸显出政策关切的进一步聚焦。在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两会历史首次大幅延期的情况下，民生相关任务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4%，对于科技、金融领域也出现了诸多新提法和新举措。 资料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ICBCI 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中，三个顶点分别为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而三条边则是以上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详见附图）。以要素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为驱动，以信息科技和产业互联网为支撑，当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将渐次惠及更为多元的参与主体，为下一个四十年的长周期繁荣奠定基调。 资料来源：ICBCI 民生优先推动平衡而充分的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消费和医药是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民生问题的核心关切。稳定消费不仅对于疫情冲击下托底经济至关重要，消费升级也通过扩展内需对冲相对疲弱的外需。报告强调要稳企业、保就业，意味着保障居民收入成为稳定消费的起点，而通过消费券等措施积极提升边际消费倾向也助力提振行业。短期看，服务类和耐用品消费回暖将成为亮点，食品价格稳定也将推动通胀率渐次下降。长期看，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消费基础设施和线上渠道的普及将继续推动消费重心下沉趋势，老旧小区改造、体育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推广等政策也将催生结构性机会。疫情发生以来，医疗卫生行业不仅事关防范疫情全局，更是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意味着行业重心逐渐从从“量”到“质”、从“治”到“预”，行业整体进一步向好趋势明显。考虑到中国医疗卫生相对支出不足、资源分配非均衡等特点，基层、预防投入有望大幅提高，互联网医疗、医保谈判集采支付、鼓励研发转型等也是改善医疗科技性、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的关键，医疗器械、疫苗等子板块将直接受益。 新基建领衔“两新一重”建设，强化底层创新硬实力推动国产替代加速。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新”是关键词：一方面要增强发展新动能，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而新基建作为其中的第一新，其落脚点在于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强调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和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预期后续将有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落地，尤其在半导体等底层技术领域关键器件自主可控成为技术攻关的重点。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了新基建七大领域，而2020年4月发改委也确定了新基建三大内容，即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借此契机，以5G产业链为代表的投资机遇正在涌现，特别在基建阶段5G主设备厂商、模块和器件类厂商将成为发展重点，加快支撑起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赋能传统行业的智能升级。从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看，中国加速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是以科创能力的提升跨越全球化的退潮，实现沿价值链上移和国产替代。国产化推进需要上中下游全面配合，形成一体化协作。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国产化进程将率先发力于当前的薄弱环节，设备、制造、材料有望成为政策和资金重点支持的方向。 金融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反哺实体经济，也受益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持续红利。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蹄疾步稳，外资金融机构数目提升、股权占比不断增加，也对内部金融改革带来了积极的“鲶鱼效应”。适应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实际，金融改革开放既作为其中一环不断深化，也回归本源合理让利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从短期政策基调看，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流动性投放积极引导贷款增长和利率下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度延期，近来支持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等措施也在短期稳增长的同时缓释金融风险。间接融资方面，新的LPR报价机制打破了贷款利率的隐形下限，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继续推进，净息差将继续收窄，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也会形成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直接融资方面，资本市场在改革和开放的双重加持下迎来跨越式发展，不仅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保险等长线资金配置约束松绑，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也将更多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的高效率领域，综合实力强劲的头部券商凭借投研、定价、风控等能力优势强者恒强。 疫情催化“互联网+”固化为必需品，在线生活模式迎来加速发展新契机。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标志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新冠疫情也固化了数字经济模式与日常生活的直接互动，在线办公、教育、娱乐、医疗、餐饮等领域新一轮的消费红利正在兴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政策的持续扶持，中国居民在线消费将延续两大趋势：一是电商网购重心下沉，尤其表现为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渗透率提升，同时农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也将在电商直播等新兴业态的帮助下迅速提升。二是线上消费由实体产品向服务迈进，在线服务的渗透率逐步提升。其中，互联网医疗的政策红利有望推进线上“医疗+医药+医保”的三医联动，提高医疗资源可及性；在线教育技术近年来进步明显，在疫情期间也迅速成为中国学生最主要的学习渠道，线上线下融合（OMO）的教学模式将迎来加速发展。 金融与科技互相加成，存量进阶、增量补缺开启金融科技下半场。当前，金融科技正在迎来适度监管、ToB与To C并举的良性竞争环境。其中，疫情的特殊场景提升了客户需求与模式创新的适配程度，催生数字经济一次新的路径跳跃，ToC业务由流量红利的争夺进阶为新生需求的挖掘。而B端对金融科技服务缺口仍然较大，一方面产业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将催生大量的To B服务需求，另一方面普惠服务小微企业、激发实体经济活力需要供给侧加码。近来，金融科技的监管基调也出现明显变化，行业正从杜绝风险的强监管时代，逐步迈向包容审慎的开放式监管时代。总体上看，面向个人的金融科技生态格局已基本形成，占据综合金融服务高点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将进入业绩兑现期，但DCEP发行后，以支付为重要入口的互联网企业在数据商业化运用和盈利方面存在压力。相较而言，企业的金融科技服务需求存在较大缺口，且兼具产业浪潮与监管善意加持，因而发展潜力较大，市场价值也有待重估。 稳定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传统基建投资着眼于区域平衡和融资结构优化。考虑到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显著冲击，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举措。从政策方向看，重申“房住不炒”意味着房地产投资难以出现大幅反弹；从政策传导看，减税降费等措施拉动消费回升有一定时滞。因此，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加大推动关键区域和特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短期对冲经济波动、长期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优化融资结构是基建投资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地方专项债及广义财政赤字率上升有望带动基建融资总额实现10%的增长，而基础建设REITs试点启动也有助于拓宽长期资金来源渠道。从重点投资方向看，受益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铁路建设资本金增加1000亿元所带来的杠杆效应，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从重点投资区域看，两会前刚颁布了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文件，以特高压投资为支点的西电东送也有望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项目。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体现在多个层面，由于上证综指权重主要集中于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好处是上证综指较为稳定，波动小于创业板和深成指，但是缺点是不能完全反应所有公司的变化，往往出现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背离现象，因此，一是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几类指数，除了上证综指外，也关注中证500、创业板指数等综合来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其次对于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 目前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中国A股市场市值也达到了57.8万亿元，占经济总量的将近60%，无论是A股市值还是经济总量占比均出现显著增长，对于上证综指长期徘徊的问题，主要跟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有关系，上证综指的成分股大多数是权重股，成长股比例较低，因此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指数。 关于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匹配问题，其实早就通过实证结果得出过结论：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因此我们会发现A股市场资本回报率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而且上证综指的波动要远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上证指数均创出新高之后出现大幅度回调，因此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我们会发现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匹配，例如选取2005年至2008年危机前，上证综指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此外，上证指数计算过程中将大量的非流通股份包含在内，也影响了上证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 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垃圾股波动比较大，流动性差，还容易受操纵，指数编制应该剔除垃圾股。不过，这只是表面行为，重要的是，完善退市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提高股市指数质量。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一方面，上市公司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国新经济不断成长，而一些新经济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没在国内上市，就无法纳入指数，这也导致了指数中金融股、周期股比重偏大。另一方面，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因此，B股并不是股市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否剔除影响不大。 虽然上证综指具有诸多不足，但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而且已深入民心，具有重大影响力。目前重要的是完善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而不是代替它。另外，中国还存在诸多其他成份指数，这些指数在资本市场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上证综指互补，构成了中国完整的股市指数体系。综指和成份指数各有千秋。纳入成份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但成份股的选择容易被操纵，而且有时成份股变更不及时，不能有效反应股市的情况。另外，欧美股市兴起比较早，当时选择成份指数是囿于计算能力，中国股市开市时间比较晚，计算机已普及，不存在计算困难，因此，中国是上证综指作为代表性指数，而国际上代表性指数基本上都是成份指数。 境外代表性指数一直处于调整中，整体上体现了指数的代表性、连续性。境外代表指数基本上以成份指数为主，纳入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境外代表性指数往往以流通股份为权重进行加权，如果以总股本为权重，容易导致指数和市场偏离，以及指数被操纵。境外代表性指数调整还注意指数的连续性，避免指数的大幅波动，进而防止以股指为参考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 面对目前的沪指编制进行调整，一方面来自舆论的不理解，因此需要加强与舆论的沟通，尤其是做好指数构建方面的普及；另一方面与指数挂钩的ETF产品以及衍生品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也需要跟市场做好沟通，以克服上述的困难。 上证综指的编制，还可以参考海外经验，在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下，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同时建议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因此指数编写要降低对市值的依赖，改善权重的合理性，尤其是降低大市值股在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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