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9月，我们认为出口是我国的总量红利期——中国成为全球“生产幸存地”后，普遍份额都有所回升，所以总量红利期的研究要务是把握总量变化（出口全球份额的变化）和大类行业层面的份额（哪些行业整体份额韧性强）讨论。 从2020年10月开始随着疫苗进展有突破，海外生产后续将逐步修复向上，出口红利依然在，但会开始进入分化期。具体到二级市场的权益和转债投资者而言，出口景气度的追踪要更细化到具体商品层面，所以本报告基于此背景变化及时给予更加详细的分析，以辅助投资者更好的把握分化中的机会（出口份额对疫苗不敏感的商品，韧性较强）和风险（出口份额会相对疫苗比较敏感的商品，韧性开始有变差风险）。 我们本篇报告从商品角度回顾今年出口的主要商品份额变化情况（4-9月相比2017-2019年）。并结合各个商品的全球竞争力，分析其后续份额走势。 首先解释下189类重点商品的出处。这是海关总署每个月编制的出口月报中作的分类。这189类商品，值得关注的原因有三。其一，重要，是海关总署重点监测的出口商品。其二，相比HS的分类名称，这189个商品名称通俗易懂，与微观层面讨论的出口很接近。包括常见的商品，如手机、电脑、家电、汽车、服装、蔬菜等。其三，月度可跟踪，可跟踪意味着每个月基于此，对出口数据的理解，尤其是份额层面，可以更深入一些。 一些更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参见正文。 份额变化方面，我们主要的发现如下： 一、份额普遍上行的类别有： 0）防疫类。包括医用敷料、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纺织机械及其零件等。 1）电气类。包括低压开关及控制装置、变压器、原电池、电线电缆等。 2）家电类。细分商品中，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液晶电视机份额分别上行8.2%、5.1%、2%、4.1%、5.2%。欧盟与新兴市场家电整体份额都回落了3个百分点以上。 3）机械设备类。其中机械基础件、紧固件、手用或机用工具、通用机械设备、泵、压缩机份额基本都上行了5%左右。 4）家具及生活用品类。家具份额上行7.9%，可能替代的是欧盟，欧盟家具份额下行4.1%。灯具、照明装置及其零件份额上行10.6%。塑料制品份额上行6.9%；家用或装饰用木制品份额上行6.1%；纸浆、纸及其制品份额上行3.2%；皮革箱包及类似容器份额上行2.5%；日用陶瓷份额大幅上行9.7%；手用或机用工具份额上行5.5%。玩具份额上行8%、体育用品份额上行11.8%。 5）电子元器件类。比如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份额上行5.7%。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份额上行4.9%。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电池份额上行5.6%。 6）车辆、船舶等。份额提高幅度较大的有摩托车及自行车的零配件、内燃机摩托车、自行车、婴孩车及其零件、集装箱船、散货船等。就乘用车方面，零部件的份额提升幅度大于整车。 二、份额回落的商品有： 电脑、手机，打印机、复印机及一体机，游戏机及其零附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集装箱，合成有机染料，服装、鞋靴、帽类等。 三、份额变动不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矿产品等。 后续展望：哪些提升的份额会回落？哪些可能不会？ 如果一个商品全球竞争力非常高，同时今年份额提升幅度较大，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类商品是借助疫情提高了自己的全球市场份额。后续即便疫情消散，份额也可能不会回落。但，如果一个商品全球竞争力一般，今年份额提升幅度较大，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类商品后续随着疫情消散，海外供给恢复，这类商品的份额会出现明显的回落。 我们评价一类商品全球竞争力的方法，是计算其RCA指数排名（30个出口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参与排名）。排名越靠前，竞争力越强。 如果以RCA指数排名前五、今年份额提升幅度超过3%为界，满足这个标准的商品后续份额回落的概率较低。这类商品有：家电类（电扇、洗衣机、微波炉、电视机、数字照相机、无线电广播接收设备等）；家具日用品类；电子元器件类；车辆船舶类（内燃机摩托车、自行车、婴孩车及其零件、集装箱船、散货船、纯电动客车（10座及以上））；电气类；机械设备类（手用或机用工具、缝制机械及其零件）；塑料纺织制品类（非防疫用的有塑料制品、家用或装饰用木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 如果以RCA指数排名没有进前十，今年份额提升幅度超过3%为界，满足这个标准的商品后续份额回落的概率较高。这类商品有：电动汽车类（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光学医疗仪器类（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医疗仪器及器械）；车辆船舶类（客车（十座及以上）、汽车零配件）；电气类（电气控制装置、低压开关及控制装置）；机械设备类（泵、分离设备、机床）等。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孟丽君所撰写的《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同阶段内外两种循环的发展演变。 该文提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文章认为，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一是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二是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三是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五是加快自主创新。 关于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文章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关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文章提到，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因此，文章建议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外循环方面，文章建议，既要内向集成全球资源，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继续引进先进技术，继续进口自然资源，也要外向集成全球资源，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与此同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以下为全文内容，刊发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文 | 江小涓孟丽君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 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 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 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 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 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 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 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 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 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 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 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et al．，2015）。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 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 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 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 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 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 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 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 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 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 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 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见图8）。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接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国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主要出口产业的就业密度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 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9）。 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很长时期，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 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它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改革开放以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4）。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最近10年：要素禀赋改变、 国内市场扩大与外循环地位下降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经济总量和国内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循环的地位由升到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本节分析这些变化及原因，并与其它大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一、要素禀赋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和全球产业链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了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10）。 与此同时，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 从科技能力看，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 此时，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促发展，具备了现实条件和可能性。 同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也在进行调整，部分向发达国家回缩。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提高了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导致制造业活动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 技术进步如3D打印（增材制造）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 二、外循环地位有所下降并相对稳定 受上述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较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首先是加工贸易比重有明显下降，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高达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这个特殊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见图11）。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成本上升、国产化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呈较快下降趋势。2009~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快速下降，从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48.84%下降到32.04%；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32.04%下降到22.01%（见图11）。 同期，外贸依存度也有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从32.6%下降到18.42%；进口依存度从25.01%下降到17.26%（见图12）。 三、国际比较：大国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图13（a）、图13（b）和图13（c）分别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国与其他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1）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13中3张图显示，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2）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贸易依存度28.2%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个百分点。 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低于大国平均水平也符合规律。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四、一个概览及预测 图14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 第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 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 第三段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循环，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更多依靠国家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 完善体制和政策 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这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丰富多元，消费档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解决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根本问题。过去多年我国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大量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带动增长。现在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 以往多年，政府总是在关注企业是否经营困难、是否缺少某种资源，并较多使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补贴“困难”企业。这在特殊时期可能有必要，但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二、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国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 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李实，2020）。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魏后凯等，202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对未来预期不稳，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 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这种情形造成了这个庞大群体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郑得坤、李凌，2020）。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使之长效化。 还要加快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长期来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在大口径外循环发展阶段中的城市化，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外向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 这种机制已经改变，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成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对较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较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化的新引擎。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际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国企集团，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国有独资。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国有战略性股东，让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通过“混改”方式实现国企的资本结构调整、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是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 还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五、加快自主创新 现在，我国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之中的尖端技术，难度愈来愈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理论可分析可预测的。 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技术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之外，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杀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 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 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以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畅通高效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更符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2010年以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今后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1．继续吸引外资流入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 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FDI流动的意义远不止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寻求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江小涓，2008）。 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部外部各种资源。 从我国情况看，现在我国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5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2．继续引进先进技术 长期以来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 图16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ICT产业技术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 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术可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 3．继续进口自然资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一些可变资源方面，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6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17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二、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投资者希望提高资金收益率。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3%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 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强劲动力。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 第二，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我国过剩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他们处于我国当时这个结构转换时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用户和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和售后服务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Alyson and Assche，2010）。 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9表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以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个网络中的份额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 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20）。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21）。 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 近些年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平台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期望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避免头部平台承担过多创新负担，同时促使平台与其子平台之间保持协调和互补，强化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动力（Sturgeon，2019；Pisch，2020）。这种趋势为我国企业更多加入开源创新群体、更多加入全球创新链并不断提升位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四、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 在我国，数字产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将会全面发力，成为引导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借助国内迅速发展的数字生产平台，数字产业已经是我们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 迄今共有5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5），“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22）。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与最终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对物流绩效和运输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国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越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 物流4.0作为数字平台主导的价值链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将同时影响价值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陆华等（2020）研究表明，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会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仓储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自动驾驶汽车、仓库自动化、物联网（IOT）数字跟踪系统和大数据预测分析等尖端技术相结合不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间品向产成品转移的速度，而且可通过需求预测来提高从产成品向需求终端转移的效率。物联网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最近几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我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还将发展，我国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这种复杂情形下，不应该作极端化的选择，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 五、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1．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采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我国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 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 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 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 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 2．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 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国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国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由我国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4．加快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本文的分析表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新一线城市房价的新闻可谓是层出不穷，特别是不少新一线城市的房价都跨过了万元大关，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看？这样的上涨会带来房地产的涨价时代吗？ 一、15个新一线城市房价过万？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中国房价行情平台上15个新一线城市的平均单价数据发现，有6个城市超过了2万元/平方米，其中杭州位居第一，南京第二。中部的强省会长沙房价在15个城市中垫底，房价收入比最低。 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2020年6月发布的《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2020年15个新一线城市分别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 数据显示，15个城市中，有6个城市单价超过2万元/平方米，有2个城市超过了3万元/平方米，分别是杭州和南京，均为经济大省的省会。其中，2020年10月均价还低于南京的杭州，2个月后均价超越了南京，以33862元/平方米位居新一线城市榜首。单价超过2万元/平方米的新一线城市，全部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相比之下，中西部的城市均低于2万元/平方米。其中武汉、合肥和成都位居中西部前三位，这几个城市当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都十分不错。高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兴产业发展好的城市，往往集聚更多的年轻人才，收入也比较高，购房动力较强。 二、房地产价格上涨到底该怎么看？ 看到各大新一线城市的房价全面过万这件事我们不能一看到就说这是大规模的上涨或者说这是市场的问题，我们不能带着情绪来看待，这件事需要更加理性的对待： 首先，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这些新一线城市基本上都有一些明确的特征，大部分都是各地的相对区域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人口将会呈现出快速集聚的特征，伴随着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劳动力水平的提升，必然会有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提升，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这些年来都是非常高水平的城市化，所以在高水平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房地产市场的相对应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些新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过万也就显得非常正常。 其次，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出发，各个新一线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产业优势，这些产业优势帮助新一线城市形成了自身的竞争力，比如说杭州在互联网领域特别是电子商务领域拥有绝对的市场优势，成都是西部工业、互联网产业的中心，苏州是整个苏南地区的制造业核心基地，合肥是中部科技竞争力最强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集聚的过程中，大量的企业发展必然带动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所以当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就显得非常正常，是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第三，城市吸引力的角度出发，其实并不是一个地方的房地产价格越便宜就越好，像鹤岗、乳山这样的城市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吸引人才，一直有一个观点，这就是城市的房地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于这个城市的股票，一个城市发展的越好，来到这个城市的人才就越有可能从房地产之中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所以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如果想要吸引人才的话，需要保持一个度，这就是既不过度便宜，也不过高，一方面，让新引进人才能够买得起房子，另一方面，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三、对于我们普通人该怎么看？ 首先，在国家房住不炒理念的贯彻实施之下，各地的房地产其实将会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既不会突然暴涨也不会大跌，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房价过万的城市如果要买房的话，建议还是量力而行，找到适合自己使用的房子，这才是最关键的所在。 其次，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大家买房对于房价未来没必要过度担忧，这些新一线城市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是区域的中心，相对而言城市的优势还是很大的，所以不会出现房价大跌的现象，房价的支撑力还是相对较强的。 大家根据自身需要买适合自己的房子就行了，不要炒作，理性买房这是最关键的。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去年的不平凡，在于疫情冲击下经济发展成绩的来之不易；今年的特殊重要性，则在于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务必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从经济发展的供需两端来看，供给侧改革只能循序渐进，需求侧管理更易短期见成绩。所以，扩大内需、坚定促消费，是“迈好第一步”的重要保障，在2021年便有了特殊重要性。 稳就业是基础 促消费，收入是基础。收入问题又涉及到就业问题、薪资问题、社保问题以及收入分配问题等多方因素，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所称，“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收入问题是个长期问题，短期见效果，最核心的还是稳就业。稳了就业，才能稳住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 2020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曾短暂升至6.2%的高位，之后在一系列抗疫政策刺激下，经济逐步回暖，城镇调查失业率于2020年11月回落至5.2%，前11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99万人。 成绩实属不易，但基础并不稳固。成绩的背后有刺激政策的功劳，随着相关政策陆续退出，2021年会迎来真正的考验。 当前，企业盈利能力仍不乐观。2020年前三季度，A股（非金融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ROE算数平均值为-1.02%，扣非盈利不能回正，发展信心不可能稳固。 据经济日报-邮储银行联合发布的小微企业指数，当前小微企业绩效指数、信心指数均处于低位。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小微企业主较低的信心，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2021年稳就业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2021年仍要把稳就业放在首位，而稳就业的前提是稳企业，稳企业的前提是稳资金。 2020年疫情期间，金融体系推出“抗疫大礼包”，效果显著。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完成对6万多亿元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累计发放3万多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3000余万户经营主体，实现1.5万亿元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2021年这些政策如何延续、怎样退出？若不能稳妥退出，很容易对企业现金流继而对稳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近几个月来，债券市场波动已经对大中型企业构成实质性压力。 自2018年以来，国内债券市场违约就已呈快速上升态势，受疫情影响，2020年债券违约金额创近年来新高，达到1640亿元。尤其是2020年11月以来，40只债券密集违约，合计金额455亿元，一度将市场情绪带至冰点。 显然，企业层面还谈不上“稳”。2021年稳就业，仍应把重心放在稳企业上面，融资支持、减税降费轻易不能停。 县乡市场是着力点 稳就业、稳收入来提振消费需求，消费回升后，还需要供给侧承接。 就供需结构看，一二线市场的消费升级仍在继续，对供给侧的要求是产品升级、品牌升级；此外，县乡市场的消费空间渐次打开，对一二线市场趋近饱和的品质消费、品牌消费构成巨大承接力量。 顺应消费侧分层的新特征，供给侧需同时做好品牌升级和市场下沉两件事。一二线市场的品牌升级是个长期过程，短期来看，县乡市场才是消费回暖的支撑力量，也应是2021年政策发力的着力点。 2012年以来，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便持续高于城镇地区。事实上，这两年，把握住下沉市场机遇的产品，大都迎来了增长的第二春。 近日，商务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下称《通知》），特别指出要“更大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村地区消费结构正持续改善：食品消费占比持续下降（2019年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仅与城镇居民相差2.3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占比持续提升，对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实现快速上涨。 以空调为例，2019年末，农村地区每百户家庭空调拥有量为71.3台，是2011年的3.15倍。即便如此，与城镇地区同期的148.3台相比，仍有一倍的增长空间。 与快速释放的需求相比，县乡市场在供给侧仍面临着制约条件：线下商超分布有限，竞争不充分，正品少、价格贵的现象普遍存在；线上电子商务，则受限于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尤其是农村地区，送件取件都是难题。 《通知》提出要“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快发展乡镇生活服务”、“优化农村消费环境”，算是直指问题核心。但这些问题并非新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根源在于市场规律的主导作用——无利可图，便难以持续。 比如县镇地区人口密度小、需求频次低，流通企业难以形成可持续盈利机制，就会导致最后一公里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再比如“超市进镇”，要养活一个中型以上超市，对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等都有客观要求，不能盈利，自然是进进出出，留不下来。 所以，激活县乡消费市场是个大命题，也是个大生态，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互为条件，只能循序渐进、渐次优化，不能奢望短期内见大效果。 在交易环节添把火 打基础的工作重在谋长远，短期见效果，更适合在交易环节发力。简要言之，以造节、补贴、贷款为主要抓手。 一是造节。造节最成功的是电商平台的“双十一”大促。每年的“双十一”，消费者的最大诱惑就是面对一年得以一见的便宜，不买如同吃了大亏，于是顾不得钱包缩水，总要剁手买买买。 “双十一”的成功在于营造了一种购物氛围，而这种购物氛围的营造并非电商平台的专利。这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主导的“美食节”、“文化节”、“房•车巡展”、“节日大庆”等也屡屡见诸报端，只是优惠力度有限，造节效果难以出圈。 二是补贴。早在2007年底，财政部、商务部联合推出“家电下乡”政策，效果显著。截止2013年3月，全国累计补贴家电2.93亿台，补贴金额876.7亿元。 全国性的“家电下乡”逐步退出后，各地仍不时推出“汽车摩托车下乡”、“家装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补贴”等类似政策。疫情之后，多地推出餐饮购物消费券，也是类似的思路。站在促消费的视角，消费补贴更优于收入提升，效果立竿见影。 三是消费贷款。对于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以及装修、培训等大额消费，消费贷款仍是重要的刺激手段。 2020年，疫情和强监管加速消费金融行业洗牌，个人短期贷款余额一度跳水，之后用了近一年时间缓慢恢复至常态水平。2021年，经济回暖、消费复苏、居民收入增长是大概率事件，前期压制的消费贷款需求被释放，消费金融有望迎来低不良、高增长的一年，继而助力消费复苏。 综合来看，2021年促消费，在交易环节仍有很多文章可做。可联合多方力量，商家出折扣、金融机构出贷款、平台出场景、财政出补贴，精选重点消费品强势造节，用难得一见的“大优惠”激活消费者的购买欲，达到精准刺激消费的目的。 回归消费本源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消费具有双重属性，既能满足消费者自身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推动整个产业链创新向前的根本驱动力量。 宏观层面促消费，多着眼于消费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倾向于大开大合；落到微观视角，着眼于消费者自身，则又很难避免过度消费、过度借贷等伴生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不同的力量去调和、平衡。 若调和得当，促进消费与提倡节约并不矛盾，也不应该矛盾。2021年，期待消费重回推动GDP增长的C位，也期待消费者能够理性消费，体验“有节制的丰盛”。 附：促消费8条政策建议 1、联合财政、商户、电商平台等，多方筹资，扩大消费券、预售券的规模和范围，发挥其杠杆作用，有效撬动消费。 2、多方联合，财政出消费券、金融机构贴息、商家出折扣、平台出场景，用有吸引力的“折扣价”制造“购物狂欢节”，激活消费者的购买欲，再造几个“双十一”。 3、重视消费贷款在促消费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银行加大与非银消费金融机构合作，鼓励消费贷款业务，确保消费贷款不滑坡。 4、成立政府基金，购买合格的民营企业债券，托底优质民营企业融资市场，稳定社会预期，间接稳就业、稳消费。 5、把握“消费升级”和“消费下沉”两个市场，推动制造业品牌升级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推动物流下沉激活县乡市场消费需求。 6、短期来看，房子和车子仍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抓手，在住房调控和汽车限购的背景下，允许各地基于实际情况调整购房、购车政策。 7、中长期看，稳步推动居民财富效应动力更替，从房产转向资本市场，多策并举提升民众对资本市场信心，借力股市财富效应，持续推动消费型经济转型升级。 8、中长期看，提升消费需降低储蓄率，扭转居民高储蓄习惯需在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上持续提升民众安全感。
一边是白马股的市值屡创新高，另一边却是中小市值股票市值的跌跌不休，近期A股市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被赋予了价值投资引领者的白马股，在它们股价大幅上涨的背后，也是价值投资者的一次重要胜利。 不过，在这一轮上涨行情中，并非所有的白马股或具备价值投资能力的上市公司都可以享受到股票市值攀升的成果。在白酒、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板块龙头出现量价齐升的同时，银行、地产、保险、基建等传统价值投资行业却处于底部震荡或跌跌不休的状态。由此可见，价值投资仍需要看对象，更需要看市场资金炒作的意愿。 白酒板块，作为一个可以穿越牛熊市场的行业板块，在A股市场可以用“神一样”存在来描述。在这一轮上涨行情中，白酒板块出现了加速上涨的行情，以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五粮液(行情000858,诊股)、洋河、泸州老窖(行情000568,诊股)、古井贡为代表的白酒巨头，更是创出了历史最高的估值水平。数年前，市场对2、30倍的白酒股产生恐高症，但时至今日，市场却对60多倍的白酒股并不产生恐高意识。不过，在白酒股大幅炒作的背后，却存在着透支未来盈利增速的问题。很显然，市场在用数年后的盈利能力来为白酒股进行估值定价，对处于历史估值顶部的白酒股来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投资风险。 至于新能源汽车以及相关的产业链，则主要受益于良好赛道以及相对确定性的盈利预期。当风来的时候，猪都可以飞起，但凡牵涉到新能源汽车概念的上市公司，却很容易遭到市场资金的炒作，如同上市公司贴上了白酒的题材，股票估值也会瞬间飙升起来。很显然，赛道及盈利预期成为了市场资金更注重的炒作方向。 白酒60多倍的估值，或许用未来数年的盈利能力进行消化。新能源汽车上百倍的估值，或许也是对未来市场环境以及燃油车替代率提升的良好展望。归根到底，股票质地好坏未必是市场资金最看重的因素，市场资金更可能看重赛道、护城河以及市场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 在注册制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资本市场扩容的压力持续增强。但是，在市场持续扩容的背后，却需要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给予补充。虽然目前A股市场的单日成交量已经达到1.2万亿，但因为市场的容量已经大幅攀升，现在1.2万亿成交的影响力与撬动力已经比不上五年前的效果，分配到每一家上市公司之中，却显得分配不足。由此一来，在市场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却加快了存量资金往巨头企业、优质资产身上聚集，在大市值股票资金持续活跃的同时，却从很大程度上分流中小市值股票的存量流动性，最终也导致了大市值股票不断上涨，而中小市值股票价格跌跌不休的现象。 大市值企业多离不开优质资产的身影，所以这一轮上涨行情也让不少价值投资者从中受益。但是，对传统蓝筹股来说，却并不那么幸运。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传统蓝筹股不属于良好赛道之中，行业缺乏了想象空间以及增长前景，市场资金自然不会轻易买账。 对当前的A股市场，价值投资得到了重视，但尚未到达疯狂的状态。虽然局部白马股出现了快速上涨的走势，且估值早已上天，但对不少蓝筹股、白马股来说，目前仍处于估值合理的水平，不能够用局部市场现象说明问题，但在未来的时间内，无论是白马股、蓝筹股，还是中小市值的股票，都会存在明显的分化，但只要上市公司业绩增速跟得上、行业发展前景乐观，那么被炒高的估值也会逐渐回归至市场可承受的范围区间，当然最终还是少数优质资产取胜，市场最终还是会淘汰掉一批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以下，是对话的部分文字内容。 冯碧漪：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主要还是想跟几位聊一聊过去这一年的一些感受。过去一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得咋样。 杨天真：我就是特别的开心，因为我终于可以不做经纪人了，过得太开心了。过去一年其实在做一些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因为做经纪人是要为别人的前途负责任的，当我决定不做经纪业务之后，虽然在做一些更难的事情，但是我情绪上非常的愉悦，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就是这个感受。 冯碧漪：是什么让你做了那个决定？ 杨天真：我经常说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善于放弃的人。一般我遇到困难都不克服，绕条路走。我觉得为什么非要在这件事上死磕？总有别的路能让你活下去。我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困难，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成长得太完整了。人越完整的时候越难妥协。过去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协，觉得这没关系，我说服一下我自己就好了。然后越长大，就越觉得说服自己越难，这事你就是不想干，或者你不想妥协不想委屈。所以我觉得我就不太适合再干经纪人了。干经纪人这个工作需要承受很多委屈，我觉得我承受不了了，所以我就放弃了。放弃之后就觉得果然是个对的选择，太开心了。 冯碧漪：晃姐呢？ 洪晃：我这一年的话，差不多是在网络上混得最多的一年。原来还做杂志、开店，还写点书什么的，这一年没干别的，就在网络上头瞎混来着，所以我这一年是混过来的。 冯碧漪：混得还开心吗？ 洪晃：混得还挺开心的。我今年就 60 岁了，所以我就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应该是一个特老的网红，是那种感觉的。经常有人会说你怎么还在网上混，我也觉得这事挺不合适的，早就应该就果断下去的。但是刚才我看见‘北脱’的人，他们也不邀请我，其实我这一辈子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脱口秀演员。 然后前一阵子支持了一下杨笠，又支持了一下姚晨支持杨笠，然后就被差点被‘拍死’了。所以我现在对当女脱口秀演员开始有一些质疑，但是以后也愿意迎接挑战。 冯碧漪：冯叔呢？ 冯叔：过去一年，我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我们做企业是个连续的过程，遇到一些困难，其实在我们的预期里，也不是什么意外。比如说，20 多岁刚创业时遇到个坎，特有压力，但是现在来一两个事儿，可以想得更明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为有困难就需要解决，也就是说，面对有限的资源，你就要做减法，这个时候才知道哪些要留下，哪些要聚焦，哪些要做。而在都特好的时候往往做很多事，其实是添了很多负担。所以我觉得，疫情一来，对我们企业来说，我觉得可以更明白，而且更坚持，更聚焦。其实做对了，发展比以前还要好，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就是琢磨事特明白。因为以前不遇到一些怪事，异常的事，其实也不会触发你很多的思考。我是个好琢磨的人，我琢磨明白了，我就特别高兴。生得糊涂死得明白也行，或者倒过来，活得明白死得糊涂也行。就怕两头都不明白。我觉得琢磨出了很多可以不正常说的事。但是今天是‘正常说话’，我就不说了。 冯碧漪：三位都讲得都好快乐，我觉得你们有点太乐观了。 洪晃：我觉得不用那么乐观。我们在 2021 年，尤其是对投资房地产要特别小心。因为做房地产的人都说脱口秀了，所以你们可以知道这个产业有多难。 冯叔：晃姐说的这个，也对。传统的房地产，比如说买地、盖房、快速销售，确实是在人均超过 40 平米以后的市场，全世界都在减量，所以这个模式在放缓，或者说这个市场在减少。 但是我为什么开心？因为房地产是干嘛的？房地产是提供空间服务的，我们总是创造一些特别的空间，然后来收费，这叫房地产。我们大量的活动，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室内。人一辈子 80% 时间是在人造空间，也就是都在房子里，当然房地产一直都可以做下去。只不过是不做原来的住宅开发，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房地产，可以说人生病到医院，我们可以做医疗的房地产，你要做物流，电商，我们可以做智能仓储，你要去度假，可以做酒店。总之，我是从房地产从业角度来说，只是翻过一张，但又开启新的一页，所以我还是开心。 冯碧漪：刚刚聊的是比较乐观的事，那能不能再分享一下，去年遇到的比较大的挑战，比较难过去的坎？有没有什么能跟大家分享的？ 杨天真：我们整个行业第一季度基本上都是停摆的，所有剧组都停工了。我当时刚看我们公司第一季度的财报，是去年的 1/10，我当时是有一点压力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人，要生存，公司还要发展。 当时面对压力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事情，在公司内部搞了一个创新大赛，我关注了一下内容行业，我们上下游的一些产业，包括网红电商直播、短视频、动漫，等等，然后让我们公司的同事自主参加创新大赛。每个人去研究一个赛道，我给他们在每个赛道找了一个行业顾问，帮助他们理解赛道，然后再在全公司线上做了一个汇报。我们公司有很多艺人也来旁听了线上的汇报，最后我再从创新赛道里选了一些同事跟我一起去做了创新业务。 其实就是，在面对很难的困境时，我觉得有些问题可能像我前面说的，没有办法正面解决它，因为它是不可抗力。就像可能我内心的变化是不可抗力，外部的环境也是不可抗力。但是你拥有的或者是你要去折腾的是什么？是在每个工作中，沉淀下来的是能力。 比如作为经纪公司，我们沉淀下来的是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生态的理解，我们用这个能力继续做事情，去创造新的价值。像冯总刚才说的，房地产行业可能住房已经饱和了，但还有其它的空间。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内容象限上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制约，那我们是不是能创造出新的内容象限跟人的价值？ 我觉得去年是在这件事情上找它的突破点，所以我倒不太会有那种扛住的感觉，我属于遇到事情就马上要变化，就追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没觉得我要生扛，我就觉得那就来呗，反正不是这个事也是那个事，总归你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事情去给你冲击跟压力，你就去解决就好了。 洪晃：得说一件丧的事，是吧？疫情的时候，我开始玩抖音，然后做了一次直播。在那播了半天，有人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卖？’然后我就说，（原来）直播是要卖东西的，I see，那就卖。 我也不知道我能卖什么，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最容易卖的东西，书。因为书是自带内容的，我觉得你现在让我说口红，咖啡，说 10 分钟为什么好，我觉得我立马就（只能摊手，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书它是自带内容的，所以很容易，我就翻一翻就可以了。 还学了一招，还有人说，要想说书，就一定从中间看，然后这样大家都认为你把这本书前头后头都看过了。给你们一个卖书的窍门。 我卖书还 ok，不是像你们刚才说的大号上亿什么的，我跟他们相比，是一个中产，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中产。所以作为中产，能够在疫情期间赚点小钱的话，我蛮开心的，我的小工作室总共也就 4 个人，我们都挺开心。 然后有一个大胆的同事就说，‘咱们既然有流量，是不是卖点赚钱的东西？’我说，‘那卖什么？’同事说，‘有个叫 mcn 的东西，找到我们来了。’我说，‘mcn 什么意思？’然后说了半天他也没说清楚，我以为是一个公司的名字。然后说他们有牛排，让咱们试试卖。我说，‘行’，我说，‘别太贵，别那种有钱人吃的牛排’。我觉得我就是卖中产的这种东西比较适合。他说，‘一点也不贵，149 块钱’。 我心想还行，然后我就开始卖牛排了。我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还是我拍得最费力气的一个事情，我自己下厨房去煎牛排，煎完之后我自己尝牛排，尝完了之后我觉得牛排还不错，我推荐给大家。 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挨了一顿‘板砖’，可以说是我开抖音以来挨得最多的‘板砖’。 上面说的都是什么呢？说‘你算了，你们家喂狗的牛排拿来骗我们。’还有说，‘这样的东西你怎么可能自己吃，你肯定不吃的，你缺钱。’当时我心想，我是有点缺钱，但是没那么明显吧。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说，‘149 块钱的牛排应该还可以，而且我自己真的是尝了，我觉得还行。’ 我那同事就特别不好意思地说，‘晃姐，以后可能你得仔细看一下，是 149 块钱 10 块，还送一个小的煎牛排的锅，还送一个小的煎牛排的铲’。 当时我就‘疯’了，14 块钱一块，这是有点太便宜了。我觉得，‘糟糕，会得罪人了。’ 然后我就发了一条微博，说，‘真是对不起，我觉得真正的鲜肉的牛排如何如何，但是大家也不要把我变成一个贵族，好像我就不能吃这种东西。’ 刚冯总说‘人设’的事情，我就觉得我的‘牌坊’、人设立得有点大，这让我觉得有点丧。 冯叔：我确实很不会说‘丧’，原因就是我一直把丧事当喜事办。我觉得每天有很多事要处理，尤其是企业也有很多挑战，有很多麻烦。对我来说，我总是觉得解决问题的乐趣比成功的乐趣还大一点，就跟登山一样，可能在过程中难，对登山的人来说，过程其实更有意义，到顶上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问过王石几次，到珠峰顶上啥感觉？他说没啥感觉，珠峰顶上就 30 平米，风特大，然后待一会，拍照就走了。他讲的所有的事都是在过程中的事，而不是讲在顶上的事。 所有登山队员讲的都是在过程中的事。但是你去问登山队员，他们上山苦不苦？他们会回答一句话，‘这事就是我的使命，山在那里。’我也算老创业者了，30 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一种状态。过去 30 年里，比去年更麻烦的、困难的烂事多了，但是一直也都是这样，每天都这么样。所以我并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特别丧的一件事。所以很抱歉，这可能也叫‘凡尔赛’，是吧？ 冯碧漪：积极的‘凡学’。我觉得三位都不丧，都很积极，能给我们这些有点丧的人一点建议吗？ 杨天真：我觉得，不管是丧还是别的情绪，人这一生都是要跟自己的情绪做对抗的。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干扰你。有横向跟纵向两个思考方案。纵向，这事你往 10 年看，眼前这个事你就会觉得不是个事，就像小时候我会因为考试考不好特别难过，现在你肯定不会觉得是个事儿。你就想想未来别说 10 年，可能 1 年以后，甚至 1 个月以后还会不会困扰你？都不会了。所以何必让当下的情绪去困扰你。 横向就是你会遇到的事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这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所以你这个事儿其实也没啥。 我一般用这两种方式去把我的情绪消解掉。 洪晃：刚‘北脱’创始人说他为什么能扛？就是因为他干的事是他最爱干的事，所以对他来讲一点不感觉到扛。 有一句话叫‘穷则修身’，在困难的时候，你就开始考虑自己是谁，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了解你爱做什么，不爱做什么。当你找到你爱做的事，哪怕你的报酬等方面都不是很高，你也是挺快乐。 不要老去看着大款。想一想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最爱干的事是什么？‘北脱’的创始人扛了那么长时间，你看他还那么乐呵呵，那么时尚，所以我觉得他那是经验之谈，可取。 冯叔：我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有一个排解的方法，就是看闲书。 我一中学老师，家里书特多，我就很羡慕。后来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书给我特别大的安全感。有安全感是因为人的思想或者想法总有遗漏的地方，或者说有很多事想不明白，或者有很多无力感的时候，可是我看着满墙的书时，我在书房溜达着、翻书时，往往会突然有一种启发，而且我会觉得有很多人陪伴着我，会开窍，得到安慰，同时有安全感。 所以无论是家里，还是公司里，我都有一个书房。并不是说要表明我有文化，而是觉得有安全感。比如说，我突然想不明白的时候，看到了一本犄角旮旯的书里讲以前一个事，跟这还类似，我一看，觉得这挺好，好比我打了电话问了一个明白人一样。 另外，实在不开心时，看看这种怪书，会转移注意力，就忘了这个事。还有一些书，你会发现还有比你更惨的人，也许你心情又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如果真的要遇到丧的事，我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关一阵子，我相信就会有办法。 冯碧漪：接下来有网友的提问。先问天真姐，有一个网友问，接下来 5 年的生意要怎么做，怎么找到突破口？ 杨天真：我也经常直播，我直播间很多人也问很多这种大而化之的问题。我每次听到这种问题，我都会想能不能把问题提好，就是，谁，做啥生意，去哪做，跟谁做，把这问题问具体了，我才知道我回不回答得了你。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这种大而化之的问题。我连我自己的生意接下来 5 年怎么做，我都还没想明白，就更不知道他的生意接下来 5 年怎么做，只能告诉他诚实守信，依法经营。 冯碧漪：给冯叔的这个问题是每次冯叔参加活动都必被问的：未来 10 年的房价会怎么样？ 冯叔：差不多从我做生意，做房地产以来，这 20 多年老有人问这个事。也不知道是我回答不清楚，还是又换了一拨人。如果是换了一拨人，我再简单说一下。如果是我没说清楚，那 20 年都没说清楚，我就不说了，因为再说还是不清楚。 我假定换了一拨人，我大概说一下，我觉得，未来 10 年，稳是最基本的，但是在多数城市可能还会略降一点。稳中略降，这大概是对未来的一个可以看见的判断。 当然，在一些特别的地区，人口聚集得比较快，人口增加得比较多，经济成长比较好的，比如说一些一线的城市和二线当中特别的一些区域，实际上还会有一些涨的。但不妨碍我们说整个未来基本的住宅销售价格大概是稳中有降。 其实未来 10 年，租赁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最近中央出了很多政策都是关于租赁的，未来租赁的法律环境会更好，会保护租客，就不能把租客给撵到街上去。在业主和租客当中，会更多地保护租客的权利。 另外，大的地产公司也会推出更多集中式的高质量的出租屋，政府还会提供廉租房，等等。总之，住房的问题大家不用那么操心，相信政府，相信未来，相信你口袋的钱，最终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冯碧漪：最后，三位对今年有没有什么展望，有没有立什么 flag？然后希望今年怎样变成更好的自己？ 杨天真：本来跨年的时候，12 月 31 号那天我要考托福，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自己找这事。但是我又想去个暖和的地方考托福，我就去了三亚，因为是在线考，考托福要登一个网站，怎么都登录不上去。然后找了好几个人来修也上不去。后来一瞬间我就决定我不考了。当我决定不考之后，我实在太开心了，就觉得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个事？发现在勇攀人生高峰和瞬间的愉悦之间，觉得还是快乐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会在新的一年为自己找更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别那么较劲。 洪晃：我在新的一年里头一定要向杨天真同志学习，找更多开心的事情。 冯叔：我没什么感想，因为一年年过，过了好几十年了，每年在年头其实也没什么变化，就是说，一个叫扛住，一个叫熬，一个叫希望，一个叫前行，一个叫美好，永远是这些词，每年都是在这儿打转。但我今年又加了一个劲，我一看周围的朋友，王石快到 70 岁生日了，还有一个朋友，一个大佬，也是过 70 岁生日。我一看这些 70 岁的还这么玩命，都觉得刚开始似的，我觉得我就劲又上来了。所以今年还得折腾。 冯碧漪：好，继续折腾。
最近全球的金融市场，似乎全都在上涨，A股连续的暴涨，沪深300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高点，距离历史最高点也就一步之遥，估计很快将彻底结束股市10年不涨的诟病，创出新高。但是你以为股市大涨就能赚到钱了吗？恐怕未必！在复盘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个股竟然是下跌的。也就是说，很多炒个股的人，是赚了指数没赚钱。 再看商品方面，黄金原油都在上涨，布伦特原油已经悄无声息的涨到了54美元，纽约原油也过了50，而纽约黄金前两天又回到了1950美元上方，黄金这波是从1767美元开始反弹的，也就是说反弹了近180美元，幅度差不多10%了，很多人都觉得黄金的牛市又开始了，不过老齐并不这么看，长期来看，黄金跟美债收益率基本负相关，比如美债收益率从2018年10月开始下跌，到2020年8月截止，刚好完美的构成了这波黄金的牛市。而如今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特别是1月5号以后，还有一轮急速上升。所以我们看到黄金这两天又跌了下来。有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因为黄金只是避险资产，大家实在没得买的时候才会去买黄金对冲一下，而一旦有资产的收益能力提升，那么黄金的意义也就没那么大了，美国长期国债就是这么一个有信用度，且又相当安全的资产，一旦他的收益率上升，那么大家买黄金的必要性就降低了。 有很多经济学家都瞎解释，说什么黄金跟美元负相关，美元涨黄金跌，未来美元还要跌，所以黄金就看涨，其实这是不对的，黄金并不是美元的对手盘，黄金是所有货币的对手盘，当所有货币出现危机，没有东西可以信赖的时候，黄金才被需要。一旦世界恢复平静，大家互相信赖之后，是会优先选择货币，选择可以生息的资产。而且从全球的趋势来看，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生产力越来越高效，需要信用的地方越来越多，所以货币仍然是主流，无论发多少美元，世界也不可能再回到金本位的状态，那样会引发强烈的通缩。所以黄金是不能用来长期投资的，长期投资黄金，压根就是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 之前在9月的时候，老齐在星·球粉丝群里，就旗帜鲜明的告诉大家黄金可以止盈了，我们主要投资的是黄金ETF基金，当时的时候，ETF的价格还有4块钱以上，现在即便反弹了也才只有3.9元，所以还是那句话，之前没止盈的，赶紧抓紧再一次的机会。2020年，又是美股活久见，又是新冠病毒疫情，让大家的精神高度紧张，肯定是恐慌过度了，所以黄金才走出了这样一波大的行情，2021年，世界秩序将逐渐恢复，大家也将从过度恐慌中逐渐平静下来，所以对于黄金的需求将逐渐降低。不用考虑美元持续贬值的事，美元贬值人民币在升值，而我们用人民币投资黄金，本身汇率损耗就很大。所以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其实我们不妨看一下就知道了，10月以后，美元依旧在贬值，从94点跌到了89点，造成了铜铝锌锡这些工业金属和原油都在涨价，但是黄金没涨，10月以后黄金依然在下跌。所以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黄金我们看得懂，所以能够给你建议，还有很多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比如比特币，比特币周四大涨了11%一下突破了4万美元大关，过去一年中涨了3倍，而过去1个月就翻了一倍，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市值也突破了1万亿美元。这时候很多机构又开始跳出来看多了，比如摩根大通开始说，比特币会涨到14.6万美元一枚，所以依然可以长期投资，对于比特币这事，老齐的态度始终明确，我们就是个吃瓜看戏的角色，因为根本不了解，所以也绝对不会投资。你在上面赚钱了，我保证不眼红，还给你鼓掌，大哥真牛。但如果你赔钱了，也别赖社会。这东西赌的成分非常的大。从理论上来说，跟赌博开大小差不太多。你觉得今天手气好，一路开大就能赚钱，那你就这么干，自己对结果负责就行。但老齐要提醒一点，比特币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波动越大的资产，大家越是赚不到钱，即便未来他能上涨，真的涨到14万美元，你也很难赚到钱。因为这就是人性，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存款和国债，每个人都能赚钱，为啥，因为没波动，房子大家也赚钱了，有点波动，但是你看不到也感受不到，股票你就很难赚钱了，但其实股票也一直在涨，就是他一波动，你就慌得一笔了，最后7赔2平1赚，而像期货和外汇，这些波动更大的东西，基本上9赔1赚就不错了，比特币比这些波动都大，所以最后真正赚钱的，恐怕连一成都没有。这个大家要想明白。 我们还是要强调，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涨，2021年的市场又如此火爆，但我们自己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防守，现在已经很少有资产是便宜的了，所以平衡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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