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苹果代工厂遭遇暴力事件 根据印度媒体12月12日报道，当地时间12月11日晚间，台湾科技公司、苹果公司供应商纬创在印度开设的一家iPhone工厂发生了暴动打砸事件。近2000员工在上完晚班后大肆打砸厂内办公、生产等设施，现场一片狼藉。据悉在暴力事件中，有2万多部iPhone被毁，还有近80亿元的机器设备受损，但该说法未得任何方面的证实。 印媒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这些员工在整个工厂区间内大肆破坏，砸毁多扇门窗、破坏工厂设备、袭击高管办公室，甚至纵火焚烧厂内车辆。随处可见的玻璃碎渣、侧翻的车辆、损坏的设施……现场一片狼藉。 相关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员工打砸工厂的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得到他们在加入公司时被承诺的全额薪资。一名工会领袖声称，该工厂内的多数合同工没有“按时”领到工资，并对“许多扣款”感到担忧。 据报道，纬创的印度工厂主要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7、iPhoneSE，及其它IoT智慧装置与一些医疗装置，并为联想和微软等公司生产IT产品。工厂是苹果公司将产能从中国大陆向外转移的计划的一部分，目前该工厂正在为苹果组装工作进行大量招聘，最终目标是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 对此事件，纬创做出了紧急回应称，这起事件并非罢工事件而是犯罪，闹事者也并非员工。 根据纬创的说法，这是一起犯罪事件，因为当地治安长期不佳，所以才让新厂房成为目标。并且是外面的人跑到公司内部捣乱，并非员工罢工。 值得注意的是，澄清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外媒所说的降低工资以及拖欠工资一事。 代工厂转移至印度，也许只是梦一场 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转型，劳动成本不断增加。加上现在苹果的竞争对手相当多，销量远不如以前独大的时候，为了削减生产成本、保证利润最大化，苹果开始将代工厂由中国转移至印度，库克还向外界表示，不会再花冤枉钱。 今年年中的时候，印度有媒体曾称，苹果已有8个代工厂顺利从中国转入印度。在11月份，印度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普拉萨德指出，苹果11家代工厂已经有9家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印度，可见库克还在不断加速转移。 然而，事情可能没有库克想象的那样美好。印度工人的工作效率令苹果公司以及供应链上的企业感到头疼。甚至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下，印度工人都不愿意加班，再加上印度的物流系统实在粗糙不堪。对于一向效率至上的苹果而言，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此外，印度放弃加入RCEP协议的决定，似乎为苹果进一步开拓市场增添了些许阻力。拒绝加入RCEP就意味着从印度制造的苹果手机想要出口RCEP成员国国家时，会缴纳更高的税率。相反，如果从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在出口RCEP成员国时，税率注定会降低不少，更利于苹果打开市场。 国内上市公司或迎替代机会 暴力事件、工作效率低下，叠加印度现在疫情仍然严重，预计苹果在印度代工厂的产能将严重受阻。在此背景下，国内苹果产业链的企业或许将迎来一波替代潮。 经过不完全统计，A股中涉及苹果产业链有50家上市公司。整体来看，iPhone12的发布并未给苹果概念股的股价带来多大的上涨动能，这其中有28只股的股价已经较年内高点跌去超30%。 考虑到一些股的股价回调是因为业绩不佳，证券时报.数据宝将这些业绩亏损，或业绩下滑的上市公司排除，最后剩下34家绩优股。这34股中，有6只股的股价回调幅度超40%。东尼电子（603595）和安洁科技（002635）的股价回调幅度均超过45%。东尼电子今年实现扭亏，公司的无线充电产品通过供货富士康、歌尔股份（002241）、立讯精密（002475），间接供应苹果，专用于苹果iWatch无线充电模块。此外，共达电声（002655）、深南电路（002916）、莱宝高科（002106）和中石科技（300684）的回调幅度均超40%。 由于现在年报还未出，数据宝以机构的业绩一致预测数据作为参考可以发现，今年三季报业绩保持增长，且年报业绩有望实现盈利的同时，同比增长幅度超20%的有27只股。 机构一致预测2020年归母净利润最高的是立讯精密，有望达到71.4亿元。蓝思科技（300433）、京东方A和比亚迪（002594）的净利润预测均超40亿元。此外，深南电路、环旭电子（601231）、东山精密（002384）、大族激光（002008）等7只股的净利润有望超10亿元。深南电路制造的硅麦克风微机电系统封装基板大量应用于苹果和三星等智能手机中，全球市场占有率超30%。 从业绩增长幅度来看，机构一致预测长电科技（600584）、长盈精密（300115）、安洁科技、科森科技（603626）、欧菲光（002456）、比亚迪、京东方A、歌尔股份和东山精密这9只股的业绩有望实现同比翻倍增长。
大豪科技（603025）再度一字涨停，封单超760万手，收获6连板。
1990年，被誉为“投资界超级巨星”的彼得·林奇宣布退休，离开了他供职20余年的全球最大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同时也留下了他在管理麦哲伦基金13年间平均年化收益高达29%的投资传奇。就在这一年，随着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资本市场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发展帷幕。 三十年峥嵘岁月。如今，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在苦练内功的同时，正向全世界张开怀抱，吸引全球资管机构来华布局，富达国际便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员。2004年在上海设立代表处，2007年在大连设立中后台中心，2008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2017年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成为首家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2020年首批向中国证监会递交设立外资全资公募的申请……富达国际在中国市场的每一步，几乎都踩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 长线布局 16年潜心蛰伏 富达国际于1969年成立，原为在1946年于美国波士顿成立的富达投资的国际投资部门，并于1980年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富达国际现在为全球超过250万客户提供投资解决方案以及退休专业规划，截至2020年9月30日，其总资产达6114亿美元。作为一家投资眼光独到的老牌资管巨头，日趋庞大的中国资本市场自然是富达全球战略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004年，富达国际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办公室。彼时，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开放进程正式起步，不少外资机构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在中国“试水”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然而，注重“血统”纯正的富达却从一开始就决定只做全资公司。 在富达看来，对中国市场的布局不一定要从直接参与资产管理开始，人员、系统和工作流程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蛰伏期间，富达于2007年在大连成立中后台服务中心，为亚太地区和英国业务提供系统和运营支持，目前这一团队已从最初的500人发展到近1300人。 在外资资管公司中，富达国际也最早在中国内地培养自己的研究员。2011年，富达在上海筹建投研团队。在富达从研究员做到基金经理，一般要经过三次不同行业的轮岗，比如金融、消费和汽车，轮岗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这期间，富达会考察研究员的研究水平，如果觉得他们适合管理客户资产，便会将其选拔进基金经理学院，用富达自己的资金做实盘操作，只有成绩合格者才能最终成为一名基金经理。 除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对于采用全球薪酬体制的富达而言，上海的投研团队还需要昂贵的费用进行支撑。“从头开始”很难，但在富达的长远规划中，布局和投资中国市场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公司从未有过犹豫和动摇。 “我们是家族企业，没有外部股东压力，管理层在拓展业务时不必受限于短期考核压力，可以长线布局。”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长何慧芬称。 积极出击 向公募牌照进发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提速，富达国际的名字渐渐开始活跃在大众视野。 2016年下半年，监管层开放外资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2017年1月，富达国际获批为首家外资私募管理人，4个月后，富达又成为首家在内地推出私募基金产品的外资机构。速度之快，令业界咋舌。 在何慧芬看来，这是富达多年来在中国市场默默耕耘的成果。“发行私募产品时，大连中心已成立10年，中后台系统可以提供支持，帮助私募公司搭建IT系统和投研团队。”何慧芬称。 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于流着含有公募基因血液的富达而言，获取全资公募牌照才是其在中国市场的终极目标。所幸，这一盼望很快迎来了曙光。2019 年7 月，外资持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股比放宽至100%的时间由原定的2021年提前至2020年。 2019年11月6日，富达国际正式任命何慧芬为中国区董事长，带领公司实现从私募基金管理人向公募基金公司的战略转型。“富达国际正积极准备在恰当时机提交公募基金牌照申请，当该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时，何慧芬将出任该公募基金公司的总经理一职。”富达国际称。随着这一任命的到来，何慧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她把家从香港搬到了上海。 2020年5月，就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正式取消的一个月后，由富达国际控股的富达亚洲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便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申请，而富达国际也是继贝莱德、路博迈之后，第三家提交公募基金牌照申请的外资巨头。 投资中国 挖掘阿尔法收益 今年以来，海内外市场跌宕起伏，而在富达眼中，A股仍然具有难以替代的投资价值。 富达国际基金经理盛楠表示，A股中许多独特和优质的公司，是投资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A股市场目前对外资而言，是挖掘阿尔法的好地方。 回顾A股今年的表现，盛楠认为，今年A股市场的表现非常优秀，整体估值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修复。预计明年总体市场应该还是稳中有升。“消费、医药和科技板块今年都有很好的涨幅，整体估值水平也到了历史高点，所以估值修复在可预见的将来应该已经结束，未来的上涨需要各家公司的业绩来推动。目前建材、工业、大宗商品和个别基本面好的消费和科技公司仍具有投资价值。”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公募持有A股市值与外资再度拉开差距。在盛楠看来，短时间内A股的主力投资者还是以中国公募基金为主。但随着外资的持续流入，本土机构投资者的风格已经开始向外资风格靠拢，主要的变化是更讲究基本面、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和ESG评价。 “今后随着外资的持续流入，A股市场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盛楠称。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连续盈利42年――这是中铁宝桥之于外界的形象。这家偏居西北小城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大型国企，何以能炼成如此骄人的成绩？近日，记者进行了蹲点采访。 紧抓机遇 与中国基建同频 “企业能持续盈利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多次抓住了市场机遇，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成长。”中铁宝桥党委书记、董事长洪军对记者说。 钢桥梁产品是中铁宝桥的主打产品。在这一领域，中铁宝桥几乎参与了国内所有主要桥梁的建设，及时抓住每次机遇，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 1981年，中国第一座斜腿刚构薄壁箱型钢梁桥――汉江大桥的钢箱梁诞生于中铁宝桥；1994年，中国第一座采用整体节点焊接技术的钢桁梁桥――京九铁路孙口黄河特大桥的钢梁诞生于中铁宝桥；1998年，中铁宝桥打造出跨海钢梁桥――汕头跨海大桥的钢梁，标志着中国桥梁“海洋时代”的开端；2002年，中国第一座整体意义上的斜拉桥――南京长江第二大桥的钢箱梁在中铁宝桥诞生；2013年，中铁宝桥参建的世界最大跨度三塔两跨悬索桥――马鞍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2018年，中铁宝桥参建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不夸张地说，中铁宝桥的历史，也是见证中国桥梁飞速发展的历史。大家熟悉的港珠澳大桥，就有中铁宝桥的心血。”中铁宝桥党委宣传部、企业文化部部长赵辉说。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巨型桥梁工程，是中国乃至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标准最高、最具有挑战性的交通集群项目。中铁宝桥承担的部分包括九洲航道桥及浅水区非通航孔桥，长约2.7公里，重约4万吨。企业在紧张的工期内保证了超大产品的质量稳定性，提升了项目整体水平。 “我们有位职工休假时，专门去了一次港珠澳大桥，自拍了一张和大桥的合照，发在朋友圈，满脸都是骄傲。”赵辉说。 铁路道岔是中铁宝桥另一大拳头产品。自上世纪末开始，我国铁路部门开始实施主要干线提速战略，此后高速铁路建设迎来黄金发展期，中铁宝桥乘势而起，成为全国最大的铁路道岔制造商。 1996年，中铁宝桥率先研制出直向通过速度160km/h的60kg/m-12号、9号、18号提速道岔；2006年4月21日，我国首组时速250公里客运专线铁路60kg/m-18号单开道岔在中铁宝桥诞生；2007年10月，在充分吸收时速250公里客运专线道岔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首组时速350公里60kg/m-18号高速铁路道岔在中铁宝桥研制成功；2018年，中铁宝桥顺利完成世界首组时速400公里高速道岔――俄罗斯莫喀高铁道岔的技术开发工作，预示着世界铁路“超高速时代”浮出水面。 在掌握铁路道岔技术的基础上，中桥宝桥公司还顺势进军城轨交通，在中国磁浮轨道交通、跨坐式单轨交通、空中轨道交通领域等占有了一席之地。 今年国庆前，由中铁宝桥自主研发的世界第一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道岔，在宝鸡顺利通过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出厂验收。中铁宝桥总工程师吉敏廷对记者说：“时速600公里青岛高速磁浮道岔是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专项研究内容之一，中铁宝桥承担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道岔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任务。该道岔为单开可挠型右开道岔，全长近80米，宽近3米，转辙距近4米，直向通过速度达600公里/小时，是目前世界上通过速度最高的高速磁悬浮道岔。”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是我国基础设施大发展的时期，中铁宝桥紧跟市场变化，总部虽在陕西宝鸡，但产品和服务早已走出陕西、走向全国、全球。据统计，公司目前具备年产钢桥梁钢结构40万吨、铁路道岔1万组、高锰钢辙叉和合金钢辙叉2万组、门（桥）式起重机50台的生产能力，是中国100家最大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企业之一。 倾斜资源 产学研深度联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基建的快速发展为交通运输设备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同时，这一行市场竞争激烈，优胜劣汰异常残酷。如此环境下，企业自身“造血”“输血”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多年市场洗礼，中铁宝桥深谙“强身健体”的根本所在――践行“三个转变”、加力持续创新，实施产学研良性互动，全面推动“宝桥制造向宝桥创造转变、宝桥速度向宝桥质量转变、宝桥产品向宝桥品牌转变”。 洪军告诉记者，为了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中铁宝桥于2007年7月成立了技术中心，2014年中心被评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如今，该技术中心已成为支撑中铁宝桥创新发展的“孵化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成果从这里走向生产一线、走出国门。 据了解，中铁宝桥企业技术中心目前初步形成决策机构、管理机构、研发机构、试验支撑机构、子公司研发机构和合作开发联盟组成的完整架构。技术中心下属的三个科研研究院，拥有教授级高工4人、高级工程师59人、工程师130人，是企业名副其实实现“科技兴企”战略的“制高点”和“头脑风暴中心”。 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公司十分重视加强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多年来，由于技术中心部分技术人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理论水平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项目研发的水平。为解决这一难题，中铁宝桥与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铁道科学研究院等国内顶尖的专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展开协同合作，不断突破“瓶颈”，让企业少走了不少弯路。 在产学研合作中，技术中心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采用两方或多方合作的模式，将各方利益与成果转化的水平和取得的收益挂钩，确保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时速350公里高速道岔、250公里客专道岔、高中低速磁浮道岔等一大批代表行业最高水平的产品，就是深度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智慧结晶。 如今，科技创新是保持市场竞争力的不二法宝，在中铁宝桥已成共识，企业资源不断地向这里倾斜。中铁宝桥技术中心主任李军平对记者说，本部和各子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年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多年来都在3%以上。同时，企业还大幅度提高公司科学技术奖的奖励标准，使公司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专利技术的推广应用率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尊重人才 收入晋升双激励 依靠强大的技术力量，中铁宝桥参与的重点工程或科研项目先后七次问鼎国家科学技术奖，累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近80项，而这都源于企业“以人为本，汇聚天下英才为我所有”的战略。 中铁宝桥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彼时，人才统一由国家调配，来自五湖四海。但到上世纪末时，由于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西部、秦岭脚下，人员构成越来越局限于陕西及周边省份。更严重的是，员工因是“孔雀”而“东南飞”。那一段时间，研发某产品的核心人员一下流失四五人，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震动，也让管理层陷入深深的思索。 基于人才外流的惨痛教训，中铁宝桥着手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才引进、培养、学习、使用、激励机制，通过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等“真金白银”投入，使科技人才、技术工人感受到企业的尊重和关爱。 洪军说：“我们这儿首席专家的收入相当于大学教授的收入。”目前，中铁宝桥聘任的科技专家总数为21人。这一政策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2003年进厂的李文博是中铁宝桥聘任的科技专家之一，现为中铁宝桥轨道线路研究院副部长。李文博告诉记者，对技术人员来说，上升空间有“双通道”可选择，既能走行政上升序列，也能走技术人才上升序列。若是一心一意想搞技术，在中铁宝桥的各种福利待遇并不吃亏，“正是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我们有一大批技术人员都能沉下心来做科研，并不断取得技术突破。现在企业的主打产品，如铁路道岔，技术水平接近法国、德国等欧洲老牌工业国家水平，基本没有‘卡脖子’的地方。” 除科技人才外，技术工人的培养和储备也一直是中铁宝桥“以人为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铁宝桥为国家累计建造各型钢桥梁1000多座，跻身我国最大的钢桥梁制造企业行列。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工人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中铁宝桥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 “大国工匠”。 王汝运，中铁宝桥集团钢结构车间电焊特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多年来，他参建的10多项桥梁工程获得国际、国内大奖，中铁宝桥成立了以他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该工作室除承担技术攻关、焊接试验等任务外，先后培养高级技师5人、技师12人，高级工25人，俨然是孵化高素质高技能职工队伍的“大学”。 出生于1966年的老工人石伟对记者说，中铁宝桥在培养工人方面已经形成了从学徒到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的上升台阶，工人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要多赚钱就要多学技术，让自己的手艺精益求精。技术好的工人一年收入超过10万元，在中铁宝桥不是问题。”石伟说。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洪军说，中铁宝桥要成为百年强企，必须汇聚天下英才，让事业在一代又一代的英才手里传承下去。
“凭借金融机构的风控难以识别潜在的跑路、资金链断裂等道德风险、经营风险，是一种市场失灵表现。” “只想加点油，没想到背上了贷款。”12月初，张丽（化名）与记者聊起自己的遭遇时又气又愁。 张丽通过“享车”平台办理合约加油业务，每月“享车”平台向消费者加油卡充值2000元，次月消费者按约定向“享车”平台还款1800元。 在最开始时，享车APP显得很靠谱。“我加油站的朋友和身边的人都在用这个APP，我想着反正也要加油，就也用享车吧。”张丽称。 但好景不长。享车APP背靠深圳联合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打着“先加油，后付款，再享9折优惠”，吸引了一大批用户后卷钱逃走，留下车主背负富民银行贷款。张丽表示，8月份发现享车APP爆雷跑路，而自己为了加点油，还莫名背上富民银行2万多元的贷款。 “被注册成功” 实际上，享车的“雷”从注册时便埋下了。张丽在繁复的注册流程中，除了实名认证注册、上传身份证、行驶证、绑定银行卡等外，还有播报数字、点头摇头等录音录像、人脸识别等环节，日后想起来，这就是开通富民银行电子账户的过程，只是在当时她并未看见任何提示，甚至没有看见过“富民银行”四个大字。 更神奇的是，张丽是“被注册成功”的。“2019年12月时，我一开始是注册失败的，享车APP客服还给我打电话教我上传驾驶证，我嫌麻烦就不准备弄了。谁知到了4月份，我的中石化油卡上多了一笔油费，我竟然莫名其妙地就注册成功了。”张丽回忆道。 当时周边的不少朋友都在用这款APP，张丽也没多想。根据产品规则，用户可以选择每月500元、1000元、1500元和2000元的4种固定加油额度，协议一年一签。因工作需求，张丽选择了2000元12个月的套餐，每月油钱先打入卡里，月底张丽再还1800元，一年相当于省了2400元。 然而，这样的“好事”只享受了4个月，之后油钱再也没充上过。“前几个月还正常到账，8月份就停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疫情影响，想着过几天就好了，谁知道油卡就再也没充上。”张丽表示。 随后，张丽上网搜索发现关于享车爆雷的信息铺天盖地，她越看心里越如巨石压顶。 “飞来的贷款” “如果不是享车爆雷了，我还根本不知道竟然在银行办了消费贷，还是14.45%的年利率。”有维权者告诉记者。 享车平台失联后的一个月，张丽加了五六个维权群。车主们都陆续收到来自富民银行的短信，提示享车APP的还款路径改变，要求关注富民银行公众号，并及时还款。 “在注册过程中，我从来没看到过富民银行几个字。难道我一个人没看见，全国各地那么多车主都没看见吗？”张丽表示。 张丽称，8月份时，她在和银行方沟通时，有关人士表示已终止与享车的合作，同时该银行人士坚称富民银行的页面在注册流程中有出现，客户是知情的。 记者注意到，在车主维权材料中有一张明确提示“您正在申请富民银行提供的加油分期借款服务”的截图。这是什么情况？ 对此，有维权车主称，“出事以后，都是后期补上的”，最早注册时没这一页，后来爆雷后再打开APP补上了这图。 维权车主强调，在注册时并没有借贷的信息，也从未接收过任何有富民银行放款短信提醒的字样或任何电话，这是在车主不知情、不在场、不签字、不同意的情况下，违规办理的金融贷款业务。 目前，车主与银行双方各执一词。 张丽及其他维权者们向富民银行要来电子版《借贷合同委托代扣协议书》，上面是拼音签名，但他们表示此前从未见过这份合同，自然也没在上面签过字。 张丽表示，后来收到的《借贷合同》才有了电子汉字签名和盖章，当然她此前也并未见过这份合同。 本人未到银行，如何办理消费贷呢？富民银行工作人员曾在采访中称，用户是通过人脸识别办理银行贷款的。 “今年7月，我们收到来自一些享车APP用户的反馈，随即停止和享车平台合作，也就是不再给新的用户发放贷款，同时也上报了政府监管部门进行调查。”12月9日，富民银行客服人员称。 富民银行在客户不了解的情况下批复贷款，是否合规？对于第三方合作机构的筛选是否存在问题？就此，《国际金融报》记者致电富民银行方面，相关工作人员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事件还在调查中，目前不方便回应。” 警方已介入调查 “我们没有收到油钱，不给我们充油，我们还要还钱，这是什么道理？富民银行要自己去追享车，而不是追着我们要还这笔钱。”维权者质问。 但实际上，享车爆雷背后的逻辑相当于“翻版”蛋壳公寓，享车APP利用消费者的信息向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借贷。富民银行一次性发放贷款后，平台本应分期支付油钱却中途卷钱跑路。然而，由于实际借贷关系发生在银行和用户之间，当平台跑路后，即使用户没有加到油，仍需继续向银行还款。 距离享车APP爆雷过去了半年，这期间上万名维权者曾彻夜无眠，也曾怀揣着微微的曙光，他们中有的是滴滴司机，有的是普通打工族，幸运些的享受了10个月的优惠，也有的只不过加了一次油后便再无动静。 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奔波在银保监会、警局、消费者保护协会、征信中心等各个平台，但至今并未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 深圳市消费投诉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关于享车APP的投诉超过1300宗，按照每人一年6000元的最低金额来算，被骗金额已近800万元。而根据享车2019年底的官方数据，平台注册用户数突破300万，累计交易金额突破30亿元。 经过近120天的调查，重庆银保监局得出结论，表示并未发现富民银行涉嫌违法违规“伙同第三方骗取网民签订网贷合同”的问题，但存在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管控不到位等问题，将严格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重庆警方在9月已立案侦查，调查是否有非法集资诈骗的事实，重庆银保监局要求富民银行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工作。 监管制度待完善 “我们几个群里车主的态度就是不加油不还款，不然钱给的太冤了。”张丽表示。 富民银行客服人员此前回应称，建议用户按照合约继续按时还款。客服部门也在等待对于此事如何处理的后续通知。目前，会暂时为客户做“征信保护”。 北京中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认为，享车平台利用消费者资信获得贷款，但却把还款的责任抛给消费者。她建议消费者要求银行拿出合理的方案，保护消费者征信记录正常。 麻袋研究院研究员苏筱芮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近期，消费金融领域问题频发。一个典型的消费金融模式中包括两方，一个是资金方，通常为持牌金融机构；另一个则是场景方，通常为实体或互联网服务机构，近期案例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是场景方，例如本案中的加油场景。 “追根溯源，消费金融的问题已超越了市场化问题，凭借金融机构的风控难以识别潜在的跑路、资金链断裂等道德风险、经营风险，是一种市场失灵表现。”苏筱芮表示，需要由相应部门完善监管制度，同时加大司法打击，对恶意失联、肆意挥霍消费者预付款等违法行为严厉惩罚。
金永授、崔润海案发后，东方金诚建立健全责任落实制度机制、选优配强纪检监察力量、防控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廉政风险，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图为近日，公司纪委牵头评级作业部门，紧盯重点开展项目风险排查工作。（东方金诚纪委 供图） 近日，知名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金永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是典型的小行业、大腐败。作为国有信用评级机构高管，金永授和崔润海凭借手握的金融资源和职务便利，损公肥私搞利益输送，肆意妄为收受财物，涉案金额巨大。 今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查处该案是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举措，是金融反腐从传统信贷领域向中介信息服务领域拓展深化的积极突破。 收取“评级费”，为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 2019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在进行线索核查中发现，银保监会会管企业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崔润海与他人合谋，帮助江苏某企业调高信用评级，收取巨额好处，涉嫌职务犯罪。2020年1月3日，崔润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崔润海先后任职的大公国际和东方金诚，是两家国有信用评级机构，在国内金融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我们初步判断崔润海很可能引出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窝案串案。专案组加大办案力度，促使其尽快交代问题，并以此为契机深入了解信用评级领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告诉记者。 崔润海很快交代，为感谢在信用评级方面提供的帮助，曾送给时任东方金诚公司总经理金永授好处费。 2020年1月10日，崔润海被留置后不久，东方金诚组织召开了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警示教育大会。两天后，金永授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 经查，崔润海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营销副总裁、市场开发部市场总监，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数家证券公司介绍发债业务，收受巨额贿赂。金永授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评审委员会主任、副总裁、总裁，东方金诚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相关银行介绍工程项目，收受项目介绍人、受评企业贿赂。 随着金永授、崔润海的到案，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窝案的“盖子”逐渐被揭开。 2020年7月1日，东方金诚一名部门负责人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几天后，又一名员工主动交代违规收取“评级费”等问题……截至目前，除东方金诚4名人员外，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还涉及多名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量钱评级、“熟客”作案、人多面广，评级寻租花样多 作为国有信用评级机构高管，金永授、崔润海是如何利用评级大肆捞钱的？ 信用评级是指以一套相关指标体系为考量基础，标示出各类市场参与者及各类金融工具发行主体偿付其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度量违约风险程度的活动或过程。一般分为企业信用评级、证券信用评级、项目信用评级、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广泛运用于债券市场等金融活动中。通常，被评定机构评定信用等级越高，在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成本越低；信用评级机构声誉越高，被投资人采用的越多。因此，资本市场中发行人普遍具有获取权威信用评级机构高信用等级的动机，这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评级寻租的空间。 在忏悔录中，崔润海讲述了他第一次利用评级寻租的经历：“客户表示愿意多拿些好处费来调高信用级别。为顺利通过评审，我请求评审委员会主任帮忙，又约了主管评审的总裁与客户一起吃饭，客户获得总裁认可。我认为调高级别没有太大问题，就答应了客户的诉求，他也表示愿意拿出200万元作为酬谢。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又分别做了其他评委的工作。评级报告如愿以偿出具，客户也兑现了酬金。” “从这以后，自己发现一次级别的调高居然能值这么多钱，比做一个项目几万元的提成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崔润海说。 信用评级领域的管理宽松和级别标准的弹性，为想要捞钱的人提供了机会。其寻租过程通常较为隐蔽，多数是背靠背私下交易。 金永授在忏悔录中写道：“为怕别人发现，我对自己关注的项目，都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虽然表面上不直接介入和操纵评审工作，但我多次通过与评审委员会主任及部分评委个别交流，或借安排企业来访之机发表个人倾向性意见，以此来影响评审结果。” 金永授交代，他收受的贿赂80%以上都是身边所谓“好朋友”所送。“这些钱我不敢放在家里，也不敢去消费，大部分借给了朋友。因为收钱的事怕我爱人知道，她对自己和我的要求很高，对不廉洁的行为极其反感。”金永授说。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暴露了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的一些特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介绍：“一是论单收费、量钱评级。信用级别买卖是信用评级行业寻租的重要形式，即以调高信用级别为筹码，收受受评企业好处费。二是利益勾结、‘熟客’作案。其腐败问题难以一人成案，需要评级机构人员、受评企业和债券承销商等各利益相关方联合作案。评级机构内部也往往需要领导人员、评审人员、作业人员、市场人员上下其手，因此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三是面广人多、案情交叉。需要形成查办合力，才能查清案件。” 基层党建形同虚设，13个分公司均未设立党支部，党员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一位涉案人员在忏悔时说，作为金融高管，自己存在“以‘资格’和‘专家’自居的趋向，重技术而轻思想，重经验而轻学习。” 理论学习不够，思想未及时得到改造，这是金永授、崔润海等人被诱惑绊倒的重要原因。 金永授在忏悔录中写道―― “我博士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在外企工作4年，在大公国际工作14年。这18年间，除交纳党费时还记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时间把党员身份忘得一干二净。” “到东方金诚后，作为公司党委委员，参加‘三会一课’等活动，我明显存在刚开始认真、后来流于形式的情况。看书听课时，很多方面一知半解，没有真正学懂弄通、入脑入心。在学习总结和心得撰写上，不是结合自身和岗位查摆问题，而是更多照抄网上资料，通篇官话套话。平时工作中，明显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倾向，一岗双责履行不到位，每月主持经营会议也是只谈业务不谈党建。” 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思想就会渐趋庸俗化。正如金永授所说：“虽然我也有振兴民族评级行业的理想，但这种理想抱负始终没有与自己作为党员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相结合，想的更多的只是追求个人名利。这种理想抱负必然是脆弱的，是经不起利益考验的。” 这暴露了东方金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东方金诚，基层党建工作形同虚设，13个分公司均未设立党支部，基层党员组织关系挂在公司总部，支部成员分散，党员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金永授作为公司总部班子成员，自身要求不严格，“一岗双责”更是无从谈起；崔润海作为分公司负责人，组织关系却在总部第二党支部，长期游离于组织教育监督之外。 推动弥补信用评级领域监管漏洞和制度短板 个人出问题，组织有责任。案发后，中国东方公司党委对东方金诚党委班子进行了调整。 2020年6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到东方金诚公司，召开公司全体高管座谈会，宣讲中央对查处金融腐败的政策，指导中国东方公司党委、纪委对东方金诚党的建设、内部管理、风险防控、置业风气等进行集中整顿。 2020年6月24日，中国东方公司举办了2020年警示教育大会暨首届“廉洁东方日”活动。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分析，信用评级是一种预测服务，级别调整往往由人为确定，存在一定主观判断，企业和债券承销商因此愿意公关评级机构，有的评级机构从业人员也敢于铤而走险、买卖级别。 针对这一问题，东方金诚建立市场人员团队营销机制，要求项目承揽过程中由两名以上市场人员共同参与，单位或团队负责人介入客户管理，避免市场人员向客户私许级别等问题；建立客户回访机制，对级别调整、退款及风险项目进行抽查，排查是否存在廉洁问题。公司还探索建立外部评审专家库，对调级和违约等项目实行评级结果复评，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智能型评级系统等，多措并举弱化评级主观影响，压缩评级寻租空间。 国内信用评级行业起步晚，存在评审委员会独立性不强、未实行非控制性股权结构、重业绩轻管理等短板，有的评级机构甚至还存在“个别人说了算”的问题。着眼于提升信用评级行业的规范性，东方金诚深化公司治理，升级经营模式，优化人员管理，强化资质管控，规范职业道德，建立健全对失责人员的惩戒和禁业机制，重塑信用评级行业文化。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不仅体现了个别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暴露了企业监督管理上的漏洞。比如重招聘、轻管理；重业务知识培训，轻廉洁金融教育；对关键重点岗位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 案发后，东方金诚建立健全责任落实制度机制、选优配强纪检监察力量、防控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廉政风险，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我们这样一个国有控股评级机构的纪委，一定要结合实际，将工作精力和焦点放在监督提醒上，放在制度建设上，放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上，紧盯评审委员会成员、市场营销人员等关键人，找到符合人员配置实际的小切口，做好与能力、力量相匹配的任务。”东方金诚纪委书记付岩峰告诉记者。 “从案件查办伊始，我们就把‘三不’一体推进融入办案理念，深入剖析发案原因，聚焦突出问题，坚持边查边改，实现惩与治的同向、同步、同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表示：“虽然发生了金永授、崔润海案，但不能因此抹杀东方金诚近几年的发展成果，抹杀整个团队整个公司的成绩。金永授、崔润海不能代表整个东方金诚。这些前进中出现的问题越早暴露越早清理，就越能让东方金诚轻装上阵、奋力前行。” 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在边查边改中促进完善发展 “信用评级行业是国家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领域，行业规模虽小，但事关金融风险防控和行业稳定发展。金融的基础是信用，信用评级是信用中的信用。做好信用评级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深化金融反腐具有非常重要作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在案件查办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注重查找监管工作中存在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空白，对国内信用评级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在边查边改中促进完善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和银保监会党委全力支持下，会同驻有关单位纪检监察组、公安部门、地方纪委监委等协调一致行动，形成查办案件的强大合力，共同做好信用评级领域系列腐败案件查办和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维稳工作。 目前，中国信用债市场规模和信用评级市场规模均为全球第二。国内持牌信用评级机构主要有大公国际、东方金诚、中诚信、联合信用、新世纪、鹏元等6家机构，都有15年以上发展历史，业务量均十分可观。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培育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 为提高行业集中度和竞争力，业界人士建议，加大对国资评级机构扶持力度，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2至3家国内评级机构，推动国资评级机构提升实力和国际知名度，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目前，除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可直接对评级市场进行管理外，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都或多或少具备管理权，存在监管思路方式标准不一、监管空白与重复监管并存的现象。 业界人士认为，针对当前监管责任划分不清晰、部门间监管标准不统一、行业运行不规范等问题，有必要加强监管顶层设计，构建“防火墙”，探索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严格准入、禁入和退出标准，同时施加行业自律压力，助力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经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分别批准，国机集团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勘院”）获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平评价3星》两项市场准入新资质，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和环境工程领域相关的技术与评价服务。两项资质的获取使机勘院综合实力又上升了一个新台阶，进一步增强了工程造价咨询和环境工程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为机勘院实现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截至目前，机勘院拥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等颁发的多项资质，其中甲级资质11项，乙级及其它类资质20余项。机勘院系陕西省人工地基第1检测站所在单位、全过程工程咨询试点企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试点企业，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能为业主提供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城乡规划、策划咨询、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测绘、工程检测、工程施工、项目管理及工程总承包等全方位、全过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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