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晚间,中核钛白发布2020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38亿元,同比微降0.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5亿元,同比增长14.82%。 同日,中核钛白还披露了年内的第二次员工持股计划,即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计划参加对象总人数预计不超过200人(含),计划自筹资金总额不超过1.8亿元。 主营产品产销量齐增长 2020年上半年,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国内的钛白粉产量以及出口量依然保持增长。据涂多多数据管理部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钛白总产量为162.19万吨,同比去年增长5%;2020年1月份-5月份累计出口约48.65万吨,同比增长22.19%。 中核钛白的年报数据也显示,公司的主营产品产销量较上年同期相比,均有所增长。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产品钛白粉实现营业收入16.24亿元,同比增长0.41%,毛利率为29.90%,同比增长0.53%。截至6月4日,中核钛白及控股子公司正在执行的销售合同共计金额2.47亿元。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的不利影响下,公司通过对销售渠道的拓宽,加大出口力度,主营产品金红石型钛白粉产销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增长,3月份销售量创造了公司历史最高的单月销量。”中核钛白相关负责人表示。 进入下半年,钛白粉行业迎来了旺季行情,需求的恢复让中核钛白在7月13日和8月7日分别上调了产品价格,将国内客户和国际客户出口销售价格共上调1000元/吨和160美元/吨。 中期将受益于行业集中度提升 近年来,国内钛白粉行业集中度呈提升趋势,行业内企业数量由2012年的66家降至2018年的41家。2019年国内钛白粉产能CR5达到50%,但对比全球行业产能格局,我国钛白粉行业集中度仍有提升空间。 中核钛白主要从事金红石型钛白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第一家全套引进金红石型钛白粉生产技术的企业。公司依靠金星钛白、和诚钛业和东方钛业三大钛白粉生产基地,粗品年产能已达到33万吨,成品年产能超过40万吨,已位列国内钛白粉行业第二。 建行总行研究院研究员曹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环保要求的提升以及工艺的不断进步,对钛白粉的质量标准要求越来越高。目前,我国钛白粉头部企业的技术门槛和规模效益正在提升。以龙蟒佰利、中核钛白等为代表的二级市场头部企业将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浙商证券研报认为:“中核钛白产能占比为8%,属于行业领先企业。在国家严厉的环保政策下,未来落后小产能将加速出清,行业集中度也将逐步提升,位于行业前列的优质企业将进一步受益。” “未来的3年-5年,预计行业兼并重组将进一步加速,生产企业数量将进一步缩减,最终会形成几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钛白粉制造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核钛白方面认为。 年内两推员工持股计划 同日,中核钛白披露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骨干员工,本计划参加对象总人数预计不超过200人(含),计划自筹资金总额不超过1.8亿元,不涉及杠杆资金。 据悉,此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的A股股票。受让回购股票的价格为每股4.24元/股。计划涉及受让股票数量不超过4017.42万股,约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2.52%。存续期不超过24个月,锁定期为12个月。 2019年3月22日,中核钛白首次实施回购,2020年1月21日,公司回购股份计划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18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25%,最高成交价最低成交价分别为4.66元/股和3.85元/股,成交总额为5.01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本次中核钛白的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来看,属于典型的员工激励方案,涉及到低价获得股票(4.24元/股,远低于市场价格6.2元/股)和锁定期(12个月)。因此,受激励的员工,就有动力在12个月锁定期内,保证股价不跌破获得股票的成本价,才能获得股权激励的收益。而保证股价上涨的最确定因素,就是努力提升业绩。” 此次员工持股计划是中核钛白进入2020年第二次推出员工持股计划。2020年7月初,中核钛白推出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彼时,受让股份价格同样为4.24元/股,涉及回购股票数量不超过7797万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9%。参加认购的员工总数预计不超过2000人,约占2019年员工总人数的84%,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4亿元。8月17日,上述回购股份均已非交易过户至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专户。 “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范围扩大,不仅可以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也可以激励公司骨干,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提高公司竞争力。”中银香港金融研究院经济学家丁孟告诉记者。
提及深圳,人们总会想到一个名字——腾讯。短短20来年,腾讯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公司变身为深圳的一张闪耀名片。 自1998年创立以来,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的滋养下,腾讯“小马奔腾”,至今已升腾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巨头,并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企业,犹如“万马奔腾”。 “腾讯速度”的背后,是一代新深商“创新、敢闯、务实、开放”精神的缩影。 提及深圳,人们总会想到一个名字——腾讯。短短20来年,腾讯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公司变身为深圳的一张闪耀名片。 腾讯所立足的这片热土,深圳,也在短短40年中,从一个边陲渔村蝶变为全球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第一次感受如此惊奇的速度,是在他13岁那年。1984年,马化腾随父母由海南搬家到深圳,就住在创下“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附近,每次路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牌,深深触动他的心灵。 自1998年创立以来,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的滋养下,腾讯“小马奔腾”,至今已升腾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巨头,并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企业,犹如“万马奔腾”。 潮起:时代催生的互联网“深商” 上世纪的尾巴上,腾讯在马化腾的母校深圳大学附近悄然成立。没有人会知道,这家不起眼的小网络公司在未来会急速成长为一家互联网的巨头企业。 “腾讯速度”的背后,是一代新深商“创新、敢闯、务实、开放”精神的缩影。 “对时间、效率非常看重,而且可以在公开场合谈金钱,在那个时间来说是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化腾仍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震撼,在谈及深商精神时他也以此作为案例。 在《腾讯传》中,大行业和大时代被认为是羞涩文静的马化腾成为企业家的原因之一。而与众多受益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公司不同,马化腾创立的腾讯还站在了互联网发展的潮头。 深圳是中国第一批接入互联网的城市,马化腾读大四时的第一份实习、独立开发项目的第一桶金,甚至结识到的第一批创业伙伴,也都与互联网相关。 “应该说腾讯诞生于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是非常幸运的。”腾讯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马化腾携团队初创腾讯时,深圳特区正处于向高科技产业转型的窗口期。 正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让当时所有人内心创业的烈火、发展的烈火、改革的烈火都燃起来了,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汇聚到了深圳,身处特区建设第一线的他们,日后也成为了一代新“深商”代表。 风来:技术创新与资本加持做“乘法” 姿态放得低,心却在“野望”。 你可能不知道,马化腾与资本市场的密切关联可以追溯至他的第一份实习。他独立开发出产品,实现第一桶金,也与资本市场高度相关——一款非常实用的“股票分析软件”。 22岁那年,马化腾读大四,在深圳黎明电脑网络有限公司实习。他学以致用,开发出了一套股票分析软件,当时很超前地利用了独特的图形化设计。后来,一家公司以5万元的“天价”竞得了该软件,放在当年,这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3年的薪水。 2000年,是马化腾创业最窘迫的时候,几位创始人被迫增资减薪,公司甚至一度要四处求卖。 这时,深圳创新的资本生态成为腾讯活下来的最重要因素。那些最早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如IDG、盈科等,在腾讯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输血作用。2004年,腾讯在港交所上市。 在腾讯的成长历程中,深圳有一大批企业创新求变,大胆尝新。这为腾讯等类型的企业提供了“源头活水”,也得益于它们的理解和包容,为日后互联网行业各种超前产品和项目提供了生存空间。 举例而言,2000年,万科等深圳知名企业就成为BQQ的首批试用者,QQ在企业服务上的探索由此开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万科这些“吃螃蟹”的公司,这些创新创意很可能走不出实验室。 “深圳是一座创新永无止境、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忆及这些创业细节,腾讯内部人士坦言,每到一个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企业与个人都能第一时间动起来,通过产业升级、人才牵引、创业带动,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特区精神下,实现“腾笼换鸟”和新旧动能转换,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硬件之都”和比肩硅谷的“科创之都”,这些都让腾讯深受启发。 借势:容错与狼性 创造性地去破坏并重构 一位深圳的资深学者在接受记者调研时表示:“深圳是一个从富翁变为负翁不用担心被笑话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2004年上市前夕,腾讯正处于一场被动的战略调整期。当时,腾讯接近七成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业务,而后者在腾讯上市的前一天发布了清理整顿的“通知”。 2005年,马化腾提出了“在线生活”的新战略主张,并重塑了组织架构。接下来的15年间,无论是“连接”“互联网+”“数字经济”“产业互联网”,马化腾总能第一时间抓住互联网的下一个热点,在他的带领下,腾讯的市值屡创新高,如今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 有腾讯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腾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往往在公司内部提供一些冗余度,容忍失败,鼓励内部竞争和试错。由于相对包容和多元的企业文化,使得不少中途加入的人才也能够带着创始人的心态在公司里成长起来。可以说,深圳这种“宽容失败”的氛围,给了腾讯更多内部创新的底气。 “从PC互联网转向移动互联网的快速转型中,腾讯有多个团队同时开发新的即时通讯工具,最后成功跑出了微信。良好的内部竞争氛围,是公司保证自身组织活力的关键点,更是在时代与行业变革大潮中把握机遇的重要着力点。” 腾讯内部人士揭秘称:“每一次变革,对于我们自身而言都是一次自我颠覆。腾讯想的是,与其被别人颠覆还不如自己做,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颠覆自己。现在我们再来看,QQ与微信之间,也实现了很好的互补与协同发展。与此同时,微众银行、区块链电子发票、微信乘车码等重要业务创新在深圳的开展,无不与深圳开放的金融科技行业氛围、敢于先行先试的特区精神息息相关,腾讯获益于此。” 人们可能会问,互联网公司每个人都看重创新,但为什么产品经理出身的马化腾,每次都能踩到点儿上?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对马化腾的评价,或许能让你找到答案。“马化腾对于用户的保护像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一样。约他吃个饭几天不回微信,如果和他说哪个产品出了Bug,10秒钟就回你,永远把对于用户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张磊说,马化腾对于公司的策略可能一直在演变,但他做中国最好的互联网公司的精神却从没变过。 2017年,马化腾在《致合作伙伴的公开信》中呼吁行业从零和博弈的“窄平台”向共赢共生的“宽平台”转变,从而形成一个“数字生态共同体”。2018年,20岁的腾讯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全面转型“产业互联网”,以备战下一个20年。 破浪:抓住大湾区建设的战略机遇 随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深圳正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深圳标准”“深圳设计”“深圳品牌”不断升级。 腾讯的全球总部位于深圳南山,得益于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腾讯才能不断蜕变、发展壮大。腾讯方面表示,在腾讯创业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都给予了公司很多支持和帮助。除了营商环境好,在创新氛围打造方面,深圳南山同样表现出众。在吸引全球科创人才方面,深圳市7个诺奖实验室中,南山区占了5个。政府平台搭得好,扶持资金与政策给的到位,企业招才引智就有保障。 腾讯也受益于深圳开放的人才政策氛围,公司多媒体实验室、量子实验室、AI Lab等多个前沿科技实验室的负责人,很多都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公司都是通过全球引智的方式招徕贤才,共谋深圳创新发展。 “企业对于良好营商环境的依赖,有如生命对空气、阳光和水的渴求。相信未来深圳市和南山区的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腾讯相关人士表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快涌动,为众多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和人才红利。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曾连续多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相关建议。比如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门户作用,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到大湾区设立总部,比如组建湾区开发银行,研究设立“湾区大学”,研究制订“湾区英才计划”等。 展望未来,在资金、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依托金融科技手段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优势,助力粤港澳地区证件电子化与人员往来便利化,在银行证券开户、交通出行等场景实现证件互通互认,推动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也成为腾讯的努力方向。 如今,众多出身于腾讯的创业者,也在腾讯的生态半径中,找到了自己的“南极圈”。当年的财付通产品总监肖文杰创办的乐信已在纳斯达克上市,原腾讯AI平台部负责人吴悦创办了企业级智能AI独角兽追一科技。而早期团队创始人、高级副总裁曾李青、吴宵光、陈一丹等更成为天使投资人,投资了小鹏汽车、每日优鲜等新兴独角兽公司。 马化腾喜爱天文,他的目标正是星辰大海。在他看来,相比40年前,机会比成绩更多。
经历几个月的发行遇冷后,8月17日至8月21日当周的信用债供给终于回暖,发行量和净融资量环比增幅明显。 据招商证券固收团队统计,上周信用债新债发行共3547亿元,创下4月底以来新高;净融资量也被推升至1315亿元。从债券种类来看,短融、中票和公司债的净融资量均有所增加。 上周信用债供给显著放量,缓解了过去数月的新券供给紧张局面。天风证券统计数据显示,5月初以来,单周新券发行总量连续低于3000亿元。 东方金诚评级总监刚猛表示,5月以来,流动性边际收敛,资金利率中枢抬升,部分发行人主动调整融资安排,以等待更好的利率窗口。另外,信用债违约风险仍处较高水平,市场不确定性较大,也造成投资者观望情绪升温,认购意愿下降。 在上周资金利率持续小幅攀升的情况下,信用债发行为何一反常态有所回暖?多位市场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滚续发债压力提高了企业的发行意愿。 招商证券固收团队表示,上周发行量回暖属于企业提前对冲债券到期。今年上半年密集发行的短债将在8月集中到期,规模高达2651亿元。然而,由于月末临近,资金扰动具有不确定性。前置滚续发债的操作,不失为一种防御策略。 “上周新券发行回暖,是供需双方情绪改善后的一拍即合。”天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孙彬彬表示,上半年企业发行的短融、超短融债券将于8月、9月陆续到期。同时,7月以来信用债市场的中短期净融资几近于零,企业已经积累了较高的发行意愿。 从投资者情绪角度看,孙彬彬表示,上周新券发行利率明显提升,单周3年期AA+中票发行利率的中枢提高近50个基点;二级市场信用债收益率的持续走低也间接抬高了从一级市场拿券的性价比。“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投资者的认购情绪被引爆,推动认购情绪指标创近半年新高。” 招商证券固收团队有不同观点。该团队认为,新券票面利率不具备吸引力,认购需求并未大幅改善。一方面,投标上限与票面利率差值仍在底部区域,回升幅度有限;另一方面,虽有打开认购下限的债券,但只数偏少。整体上,现阶段新券票面利率有所调整,却还不足以带动供给跳升。 上述团队认为,新券票面利率并未调整到位,供给却急剧放量并不正常。该团队猜测,一方面是发行人前置滚续发债所致;另一方面,下半年发债难度加剧,主承销商为了完成承销量考核,采用余额包销的形式“消化”新券。他们预测,本周信用债供给有望持续走高。从中期来看,投资者需求难言旺盛,因此一级市场回暖状况或难持续。
8月25日,中证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指数(简称“品牌工程指数”)收报1767.35点,涨1.70%。 32只成分股中,14只上涨、1只平盘、17只下跌。白酒类成分股集体起舞,泸州老窖上涨8.05%,山西汾酒、五粮液分别涨4.93%、4.71%,今世缘上涨3.60%、贵州茅台涨1.81%。 昨日,泸州老窖大涨逾8%,至收盘股价为138.37元,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泸州老窖涨幅已达61.64%。消息面上,8月24日,泸州老窖下发调价通知,国窖1573出厂价上调至890元/瓶。盘后龙虎榜显示,当日泸州老窖的买二、买四、买五均为机构席位,3机构席位合计买入2.93亿元,另有两机构席位卖出近1.1亿元。 此外,品牌工程指数成分股天士力昨晚发布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6.23亿元,第二季营收、利润均较第一季明显改善。 昨日,北向资金净流入17.39亿元,数只指数成分股获北向资金加仓。在昨日的沪深股通十大成交股中,北向资金净买入贵州茅台9.37亿元,净买入格力电器8703万元。
“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 南岭,1955年1月生,湖北浠水县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岭是深圳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曾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职。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期间,南岭参与过深圳市多项重大规划、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推进。卸任政府职务后,南岭仍心系深圳改革发展,笔耕不辍,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圳未来转型方向等议题,为深圳探索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建言献策。 当过深圳市体改办主任,担任过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从高校讲台走出来的南岭,身上始终带着谠论侃侃的赤诚之心和思深忧远的学者之气。 与改革开放偕行四十余载,如今,卸下公职的南岭又重回研究的角度,出任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总结深圳经验、审视深圳现状、建言深圳未来,初心未泯。 透过南岭平时办公的窗户向外望,深圳河缓缓流过,对岸就是香港的一方风土。 “我很喜欢在这里看窗外的景致。”南岭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自己平时喜欢拿起手机拍拍窗景,时见河岸春生绿,时闻芦苇晚风起,深圳河两岸的变化,仿佛都寓于这一方“画框”之中。 “不过,当年的深圳河可没有眼前的平静。”南岭笑着说,现在看深圳的发展成就,可谓举世瞩目。 四十春秋,时移势迁,沧海桑田。“闭塞渔村”变“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圳奇迹”如何写就?透过南岭深情凝望的眼神,我们看到根植深圳基因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生发播撒,立足开放新格局的“双区叠加”驱动发展正在加速推动,顺应创新发展潮涌的数字化经济大浪滚滚而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上下齐心的改革突破口 “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南岭开门见山地说。 深圳经济特区持续快速增长40年,由农业经济区一跃进入中国城市经济第一方阵,其基本共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而这一特色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当下的改革又有怎样的价值呢? 南岭认为,站在今天进行回顾和总结,意义深远。 197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深刻改变了深圳的历史命运。 此前被视作阶级斗争产物的“逃港事件”,得到了重新审视。深港两地经济水平落差是主要矛盾,这促使广东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民间经贸交往由此萌动,大量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急切回到故土,建设家乡。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一年后,“出口特区”正式改称“经济特区”,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一次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跃出地平线。 “今天看来,这一重大制度创新,远超一般性的优惠政策,为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岭评价道。 此后,更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法规文件相继落地。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出台,标志着土地流转开始从计划划拨向市场决定过渡。1983年,《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将采用合同制的范围从蛇口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特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大规模拉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国家财政拨款仅占3%,倒逼深圳在资金筹措上走市场化的路子。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萌发的同时,深圳的商品市场也破茧而出…… 南岭举了一个“高价饭”的例子:80年代初,粮食凭票供应,实行定人定额管理,如何解决部分无粮票配额人员的吃饭问题?当时,深圳一家餐馆就推出了“高价饭”:有粮票的5分一碗,没有的5角一碗。餐馆再出去买高价粮,这样一来,高价粮需求大了,供应也就上来了,竞争就充分了,饭价又重新走低,直至市场回归均衡。 南岭感慨道:“一个无法用计划手段解决的问题,市场给出了正确回答。” “如同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也是回应群众的呼声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而设立的。”在南岭看来,这种自发的、分散的创新是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生长点,经济特区的出现,属于执政者行动与民众行动的高度汇合。 粤港澳大湾区: 携手并进的发展新机遇 “地理上的湾区是自古形成的,而城市与区域经济意义的湾区则是近40年才崛起的。”在南岭眼中,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基本经验,全面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又为大湾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格局。 从历史数据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还很小:香港GDP刚越过千亿港元关口,广东全省经济总量则不足300亿元人民币,深圳经济总量甚至不足2亿元,而且各经济体联系也较弱。 开放带来的成效,表现为大湾区内“经济数据”的跨越式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1.6万亿元,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内,香港、深圳、广州三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均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 对这一令人惊叹的崛起速度,南岭总结出了十点开放性经验:一是坚持“一国”,善用“两制”;二是制定税收、用地、用工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促进外贸;三是制定涉外经济法律,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四是制定和修改出入境规定,提高服务便利化;五是降低关税,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六是丰富惠及大湾区的政策,如自由行、CEPA等;七是完善重大基础设施,如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八是建立粤港澳、深港澳政府联系机制,解决大湾区发展中的问题;九是通过粤港澳市场经济体制,为内地探索改革提供借鉴;十是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内地在开放中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总之,大湾区9+2格局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形成的,大湾区经济体的特色和优势是在40年的开放环境下竞争合作的产物。”南岭说,开放是大湾区弥足珍贵的经验,也是新发展的保证。 近年来,随着新的开放举措不断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也逐步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以服务贸易为例,南岭介绍道,香港在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物流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优势突出,广州、深圳则在信息服务上有一定优势,大湾区内各经济体间服务业市场空间大,结构互补。 “服务业的开放不只是合作领域宽了,合作机遇多了,从某种意义上看,高端服务业将构成高端制造业的支撑。服务业的开放关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未来,合作十分迫切,前景十分广阔。”南岭表示。 数字化转型: 再立潮头的时代新动能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在创新发展的浪涌中,深圳每每勇立潮头。这是时代赋予的良机,是人民奋斗的成果,也是“双区驱动”下的发展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将怎样继续做时代的“弄潮儿”? “数字化转型。”南岭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指向的道路却很开阔。“所谓‘数字化’,简要来说,即指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地应用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生产方式被生产力更高的方式所取代,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创造出来。” 当下,数字化正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生产过程、企业管理过程、物流和销售过程全面数字化,实现了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服务经济领域,数字化在金融、商贸、物流、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度介入;社会联系和交往领域,数字化逐步取代传统方式渐成主流;政府治理开始步入数字化,包括政务服务的网上办理等;产业组织和社会也因数字化而重构,生产组织向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发展。 “数字化支持下的原子型(个体化)社会正成为一种新形态。”南岭认为,分散的而非聚集的、线上的而非面对面的解决方案,未来将成为一种自觉选择。 数字化的各种应用背后,离不开芯片、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研发支撑。“毫不夸张地说,谁在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产业化、市场化上取得领先并实现良性循环,谁就拥有了未来。”南岭表示。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引进了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上世纪末,深圳将城市经济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文化产业;本世纪前十年,深圳又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建设人才聚集高地、发展风险投资和创新型金融,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深圳却化危为机,及时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划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体制机制引进和培育研发机构、创新创业团队…… 南岭直言,这就是深圳特区40年来“奇迹”不断的根源——不破不立、勇往直前。他说:“呼啸而来的数字化转型是世界性的,也是时代性的,不亚于任何一场大潮。来时的路告诉深圳,在这里,必须有一场新的蜕变!” 如果说数字化大潮涌起为深圳提供了“赶潮”的机缘,那么独特的产业、技术、社会环境则是深圳搏风击浪的“风帆”。 在南岭看来,深圳正迎来一个数字化转型的“窗口期”:一方面,中国5G的全面启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深圳具备数字化转型的竞争优势。此外,深圳还具有一定的体制机制先行先试权,大胆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 “当然,不止如此。深圳的发展,从来就超出了自身的意义。”南岭表示:“深圳特区自建立以来,就承担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排头兵’的历史使命。国家寄望深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当好示范。因此,面对着数字化转型这个最激烈的赛道,国家更期待新的‘深圳速度’。”
“没有这个时代,成就不了迈瑞。但如果仅仅依靠时代红利,没有去努力,我们也成为不了今天的迈瑞。”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中国第一台磁共振成像系统、第一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深圳,自主创新的医疗器械是深圳特区建立40年以来的重要产业名片之一,迈瑞医疗则在这张名片上占据重要一角。 “正是由于好的环境及政策,才能让一家公司真正成长起来。”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认为,深圳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与这座城市特有的电子信息技术优势、政府支持及创新创业氛围紧密相关。 迈瑞医疗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根植于深圳,汲取养分于深圳,凭借对研发创新的坚持,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领军者。 今年以来,在积极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后,迈瑞医疗又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取得良好开局。目前,迈瑞医疗的产品及解决方案覆盖国内近11万家医疗机构和99%以上的三甲医院,并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没有这个时代,成就不了迈瑞。但如果仅仅依靠时代红利,没有去努力,我们也成为不了今天的迈瑞。”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李西廷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说。 南下深圳创业的特殊情感 从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下海”,南下到深圳创业,李西廷对深圳有着极为浓厚的感情。 1986年,中国科学院与美国Analogic合资成立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安科”),主要从事大型医疗影像设备的研产销。 作为中国最早被政府认定的高技术企业之一,深圳安科也被称为深圳医疗器械的“黄埔军校”——诸多深圳本土医疗器械企业创始人、核心技术团队,大都出自于此。 李西廷便是其中之一。深圳安科成立初期,便从中科院优选人才。彼时,李西廷在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工作,研究的专业方向是超导磁体,优异的成绩让他被选中。自此,李西廷从武汉来到深圳,人生轨迹也与这座改革开放前沿之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深圳安科工作期间,李西廷发现,当时国内医疗器械技术落后,医院的监护仪等重要医疗设备基本被进口品牌垄断,价格高昂,仅有北上广等地的大型医院能够负担得起。 李西廷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一家综合性医院要想配齐全部医疗设备的话,所需的器械种类就超过1万种。这意味着,背后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 在巨大的市场机会面前,1991年,李西廷与同事徐航、成明和等人一拍即合,离开深圳安科,创立迈瑞医疗。 “我从中科院到深圳安科已经是‘下海’。当时,就是想试试能不能再往深海里走,能不能通过自主创新,做中国自己的医疗器械。如果做不成,大不了再去打工。”李西廷笑着说。 自主创新非易事。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正处于“三来一补”的加工制造快车道。如果当时继续做风险低、来钱快的医疗器械代理,那么当时的迈瑞也能“过得很滋润”。 不过,李西廷则坚持自主研发的方向。这对创业之初的迈瑞来说,支撑研发的资金问题,是个拦路虎。 “好在深圳市政府当时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成长,只要有好的项目,就提供资金支持,让你好好做产品和研发。”李西廷回忆,正是深圳科技局提供的95万元贷款支持,初创期的迈瑞才顺利推出了第一款自主研发的产品——单参数血氧饱和度监护仪。 到了产品生产阶段,迈瑞的资金仍然捉襟见肘。此后,又是深圳市政府出面协调,帮助迈瑞医疗拿到500万元贷款,生产线才得以开工。 时隔多年,李西廷依然清晰地记得公司第一款自研产品诞生并顺利投产时的情形。“那时,我们很高兴。但这种喜悦却很短暂,因为国内医疗器械市场太大,我们就像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骄傲不起来。” 李西廷很清楚,如果迈瑞想进一步做大,就必须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公司目标一直很明晰,就是要做深圳制造、中国制造。” 这片土壤的创新精神给了我们养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特区建立40年来的奇迹,其养分就来源于根植在这片土壤的创新精神。 在专注于自主品牌研发的20余年里,迈瑞医疗相继推出中国第一台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第一台准全自动三分类血液细胞分析仪、第一台全数字彩色超声……一系列产品填补了国内医疗器械领域技术的空白。 如今,迈瑞医疗的监护、除颤、麻醉、血液细胞分析、超声等产品的市占率均居全球前六、中国前三。 “你看电视节目里,无论是新闻还是影视剧,只要拍到医院的医疗设备,基本上都能见到迈瑞的产品。”说及此,李西廷颇为自豪。 更让这位掌舵者骄傲的是,迈瑞医疗在国际市场上的收获越来越多。 以麻醉机为例,李西廷告诉记者,目前,迈瑞的麻醉机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三。迄今为止,该产品尚未出现过一起医疗事故,因此获得了很多美国医院及医生的信任。 此外,迈瑞医疗的超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也在逐步提高。据了解,在美国前20大教学医院中,就有19家医院在使用迈瑞的彩超器械。 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迈瑞对核心技术的持续投入。与药品创新不同,医疗器械创新更多属于改进型创新,原创技术更迭慢,产品迭代快,因此,需要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才能保证产品的更新频率,从而不被市场淘汰。 “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较晚,很多国外医疗器械公司都有百年历史了,但迈瑞才创立不到30年。如果不做到最好,根本没人会选择你。”李西廷说。 迈瑞医疗对研发的重视从一组数据便可窥见一斑:公司拥有研发人员2000余人,坚持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创新,平均每年研发7至10款新产品。 研发的方向取决于市场需求。迈瑞医疗组建了一支六七百人的团队,专门研究市场需求以及不同地区医院、医生的使用习惯。李西廷说,市场是成就公司的根本。做医疗器械必须始终盯着市场,了解市场需要什么产品、国际上有哪些新动向,才能决定投入的方向以及调整产品的研发细节。 李西廷常以“工匠精神”自勉,并将它渗透到迈瑞的每一项工作中,尤其是对产品细节的关注。他告诉记者,迈瑞每一台超声设备探头的连接线,至少要做十几万次的弯曲试验。 “探头连接线内每一条细小的线均对应着一个小镜片,一旦转断了,就会影响超声设备的成像效果。我们只能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李西廷说。 产业集群优势让我们如鱼得水 2013年以来,迈瑞医疗连续4次登上商业战略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发布的“全球挑战者榜单”。这一榜单由全球100家来自新兴市场、正在加速全球化的企业组成。波士顿咨询认为,这些企业正在“改变世界”,为创新设立新标准,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角逐。 在李西廷看来,公司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共同作用的成果,缺一不可。 “如果不跟着时代以及当地政府政策走,一家企业再怎么坚持自主研发,都成长不起来。换言之,再好的时代,你不去努力创新,一定没有办法成功。”李西廷说。 近年来,国内医疗器械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整个产业进一步朝着国产化、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方向高速发展。 作为我国最早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的城市,多年来,深圳乘改革东风,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设立投资资金等措施,扶持产业做大做强,培育了一批医疗器械领域的优秀企业,迈瑞正是其中之一。 李西廷说,迈瑞跟上了国家战略,赶上了深圳特区的好政策,踏准了特区的发展鼓点。深圳对医疗器械企业的培育和滋养,不仅有资金、政策的扶持,更来自于这座城市的产业集群优势。 “以迈瑞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总部为原点,公司产品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元器件,都可以在方圆40公里以内采购到。这在其他城市几乎是没有的,深圳的医疗器械产业能够成长,也是因为它能够低成本地获得供应链支持。”他说。 现在的迈瑞医疗,已成为深圳医疗器械的一张名片,并且以国产医疗器械领军者的身份进入世界舞台,参与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开拓新局面。 在今年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迈瑞医疗的抗疫脚步就从国内迈向国际,不断在提速。 数据显示,从1月底至5月中旬,迈瑞医疗共计发货20余万台设备支援抗疫,其中,发往海外的数量就有近10万台。 “在这次全球抗疫过程中,中国制造实实在在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西廷感叹道,这次疫情大大缩短了欧洲医院对迈瑞品牌认知的时间,“至少提前了5年。” 如何进一步推进医疗器械自主创新,实现进口替代?迈瑞给出的答案始终如一,即创新和坚持。 “如果你看到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那是永远当不了企业家的。经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一定不能浮躁,就是要看准一个方向死磕。”李西廷说。 站在迈瑞总部大厦顶层的落地窗前,李西廷脚下的高新科技园区俯身可拾,周围环绕着TCL、长虹、飞亚达、康佳等知名企业的办公大楼。作为国产医疗器械行业领军企业,如今李西廷掌舵的迈瑞医疗市值已逾3000亿元。而李西廷的目光早已投向更遥远的风景——下一个十年,迈瑞要进入全球医疗器械供应商的前20名。 李西廷告诉记者,迈瑞将重点布局尚未实现替代的高端影像设备、体外诊断产品等。“让这些产品像我们的监护仪一样,打遍全球无敌手。”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出于看好上市公司与自身的产业协同效应,“微波炉大王”格兰仕在A股市场的首次运作便展现出“霸气”的一面。 最新披露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显示,格兰仕拟通过要约收购的方式获取惠而浦61%股权,进而实现绝对控股。不过,由于其开出的收购价格不太具有吸引力,若惠而浦现控股股东不配合,那么本次要约收购则存在失败的可能,但本次收购的“玄机”也在于此。 “大开口”直指绝对控股 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广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格兰仕”)8月25日晚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显示,格兰仕确定的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6752.78万股,占惠而浦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1%,要约价格为5.23元/股。若收购如愿完成,格兰仕将掏出24.45亿元的真金白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将变更为梁昭贤、梁惠强父子。 本次收购方案中还特别提及,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39088.39万股(占惠而浦股份总数的51%),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换言之,格兰仕本次要约收购就是要取得惠而浦的绝对控股权,否则便不会实施本次收购。 对此,格兰仕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直言,此番要约收购是基于对上市公司(即惠而浦)未来发展的信心,并看好上市公司与自身的产业协同效应,拟通过要约收购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若收购成行,格兰仕未来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业务经验,帮助上市公司提升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及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由于收购股权比例较高,格兰仕也特别强调,若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惠而浦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其作为惠而浦的控股股东将协调其他股东共同提出解决股权分布问题的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惠而浦的上市地位。 低报价源于彼此默契? 要么绝对控股要么放弃收购,尽管格兰仕“胃口”很大,但其开出的要约收购价格却不太具有吸引力。 在本次要约收购方案披露前,惠而浦停牌前股价已出现明显异动,最新股价为6.33元/股。反观格兰仕开出的要约收购价则为5.23元/股(前30个交易日惠而浦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即收购报价明显低于最新股价,如此一来,惠而浦广大股东会否接受这一要约,充满了未知数。 不过,惠而浦当前股权架构较为特殊,公司控股股东惠而浦中国的持股比例高达51%,目前也是绝对控股地位。这意味着,只要惠而浦中国一方将股份全部接受要约,达到收购生效标准,那么其他股东是否接受要约都已不会改变事件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惠而浦2020年半年报,上市公司截至今年6月30日尚有23363.9万股股份存在限售条件。上述限售股份均是由惠而浦中国持有,股份锁定期至2017年10月23日,但目前尚未办理解禁手续。而约定的本次要约收购范围则是,惠而浦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便包含上述限售股解禁后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以往要约收购案例中,如果是想从中小股东手中收购股份,收购方开出的收购价都会明显高于市价,这样才会吸引中小股东将股份卖出。再看本次要约收购,由于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达51%,仅其一方完全可以决定收购成败。加之本次收购涉及控制权变更,核心交易双方此前应早已达成了交易共识。而这,应是格兰仕方面敢于给出低报价的底气。”有市场人士对此分析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