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昨日起就新起草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特别规定》）征求意见。整体看，《特别规定》借鉴科创板经验，紧扣存量板块特点，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强化市场化约束机制。 从主要内容看，《特别规定》复制了科创板的主要制度，并根据创业板实际予以优化。具体包括：将参与询价的投资者限定为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私募基金管理人七类专业机构投资者；明确以询价方式发行的项目，主承销商应当向网下投资者提供投资价值报告；允许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为不同配售对象最多提出3个报价；询价定价参考网下投资者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及优先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等“四个值”；对战略配售不设门槛，允许高管员工通过设立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对设置超额配售选择权不设门槛。 《特别规定》授权交易所制定具体的要求。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发行价格时，剔除最高报价的具体要求和比例由交易所规定；网下初始配售比例提高到与科创板一致，由交易所根据创业板实际和测算情况确定网上网下回拨比例；沿用科创板及其他板块关于向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等优先配售的制度，由交易所设定优先配售的具体比例；借鉴科创板，要求一定比例网下配售股份设置限售期的做法，由交易所明确具体限售股份比例。 《特别规定》结合创业板存量改革特点，增强了制度安排的包容度。《特别规定》保留了创业板现行的直接定价制度，仍允许公开发行2000万股（份）以下，且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IPO项目直接定价发行。同时规定，直接定价的不得超过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以及境外市场价格；尚未盈利企业也不得直接定价，鼓励发行人通过市场化询价来确定发行价格。 为应对市场出现重大变化时，因大量弃购加重包销风险的情况，《特别规定》还增加了两项备用制度：允许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要求网下投资者缴纳一定数量保证金；如果网上网下投资者弃购数量较大，可以就弃购部分向网下投资者进行二次配售。 未来，中国证监会将根据制度实施情况，对科创板发行承销制度也相应修改完善，实现各板块基础制度协调统一。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综合施策，千方百计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今年疫情发生以来，金融系统迅速行动，不断改善民营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取得显著成效。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落实落细现有政策措施，因时因势创新应对举措，帮助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综合施策化解融资难题 中国证券报：目前，人民银行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效如何？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更显困难，人民银行对此出台了哪些具体举措，成效如何？ 陈雨露：首先，应该看到，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具有长期性和必然性。这既有市场经济存在产能过剩，大多数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处于产业链末端生产经营困难的宏观方面原因，也有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生命周期普遍较短，抗风险能力弱，银企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贷款风险溢价较高等微观方面的原因。 近年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瞄准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中的“堵点”“难点”，综合施策，千方百计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创新发挥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构建“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框架，同时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 二是创新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2019年，我们推出了支持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三支箭”政策，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由人民银行提供部分初始资金，依托专业机构市场化运作，通过设立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信用保护合约等方式，为民营企业发债提供信用支持。2020年1-4月，民营企业发债约2665亿元，净融资规模达到1020亿元，发行量和融资规模均创三年来单季度新高。 三是加大应收账款融资支持。我们积极发展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推动应收账款票据化，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渠道。2019年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新注册小微用户1.7万家，促成融资8465亿元。 四是创新改进征信服务。发挥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作用，指导市场化征信机构提供多样化产品和服务，有效解决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统一的中小企业库已为全国261万户中小微企业建立信用档案，为近1.9亿余农户建立信用档案。 特别是，今年疫情发生以来，金融系统迅速行动，3次降准释放1.75万亿元长期流动性，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增加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不断改善民营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小微企业贷款实现“量增、价降、面扩”。2020年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6万亿元，同比增长25.1%，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815万户，同比增长21.9%。五家国有大型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53.9%。2020年4月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5.24%，比上年12月下降0.77个百分点。 二是民营企业融资状况有所改善。2020年4月末，非国有企业贷款余额49.2万亿元，较年初新增3.1万亿元，同比多增1.6万亿元，余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1.5%，增速比去年同期高5.2个百分点。2020年1-4月，民营企业发债约2665亿元，净融资规模达到1020亿元，发行量和融资规模均创三年来单季度新高。 三是小微金融债券和资本债券发行提速。2020年1-4月，已有22家商业银行发行2172.8亿元小微金融债券，超过去年全年发行规模；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54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46.5%。 因时因势创新应对举措 中国证券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为加快恢复经济生产生活正常秩序，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如何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全面落实复产复工要求？ 陈雨露：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的工作要求，落实落细现有政策措施，因时因势创新应对举措，帮助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一是强化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和结构引导作用，引导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保市场主体、促进就业营造有利货币金融环境。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资金重点投向涉农、外贸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重的产业。 二是创新推出新的政策措施。延长和完善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年内还本付息资金压力。对承诺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的民营企业、部分行业龙头、重要产业链企业，提供增信支持，支持低评级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提高信用贷款的占比。 三是继续完善政府性担保体系。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重要作用，扩大融资担保规模，降低融资担保费率。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 四是发挥多层次金融市场融资支持作用。加快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行小微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项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推动应收账款更多使用权责清晰的商业汇票，确保实现中小微企业全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目标。
新华社香港5月22日电（记者 周文其 丁梓懿）香港社会各界22日表示，“一国两制”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将有效打击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恶行，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保障广大市民福祉提供关键支撑。 香港民建联、香港工会联合会、香港经民联等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香港民建联在声明中指出，回归近23年来，香港未能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完成自行立法，使得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存在缺口。同时，过去一段时间，“港独”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破坏香港社会安全和法治的违法暴力活动十分猖獗，有人更公然寻求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面对这些情况，全国人大采取前述做法十分必要，也符合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 香港工会联合会在声明中强调，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有力法律保障，是全国人大的权责所在。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惯例，全国人大的举措也有充分的宪法、基本法的法律依据。 香港经民联在声明中表示，在“黑暴”“揽炒”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下，香港2020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下跌8.9%，是有记录以来最差表现，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升至逾9年来最高。因此，做好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工作，既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也有利于维护香港社会繁荣稳定，有利于更好地保障香港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 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指出，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从国家层面推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理据充分、理由恰当。“修例风波”重挫香港民生经济，旅游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均受到沉痛打击，市民人心惶惶。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有助于维护香港营商环境和业界信心。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柯创盛表示，全国人大从国家层面推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有利于阻断外部反华势力在香港从事不法活动，进一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是香港全面准确实践“一国两制”的体现，符合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香港社会未来的长治久安。 “我会在网络和社区加强宣传，向市民解释清楚相关法律对香港的益处，希望广大市民可以认清哪些人是希望香港好、哪些人是希望‘揽炒’。”柯创盛说。 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联合会会长陈晓峰指出，国家推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将更有效地填补缺失，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一国两制”。全国人大的举措既是十分重要、必要的，也是合法、合规的。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执委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强调，在外部势力干预和本地反对派的煽动下，“修例风波”呈现出“颜色革命”的特征。幕后黑手用金钱资助暴乱、利用部分媒体抹黑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然而，香港却缺乏打击分裂国家等行为的法律。因此，国家推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是十分正确的决定。 香港中国文化基金会主席石柱表示，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完善与宪法、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有助于解决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出问题，筑牢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屏障，并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香港的长治久安提供关键支撑。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庞博
据中国能源报，一份名为国资委《关于印发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第一批试点首批划转企业名单的通知》的文件显示，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中国华电、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根据《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试点方案》，将在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宁夏5个试点区域开展第一批试点。第一批试点共涉及48户煤电企业（或项目），其中，38户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划转、2户于发电项目竣工后一年内划转、8户暂不划转（5户煤电一体化项目、2户自备电厂、1户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各代表团今天（23日）全天举行代表小组会议。上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下午审查计划报告和草案、预算报告和草案。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今天（23日）全天举行小组会议。上午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下午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预算报告、民法典草案。
疫情后，如何尽快恢复经济，是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中国各地区的经济恢复状况如何？哪些行业恢复最快？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联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旗下的道口金科，利用覆盖百万量级中小微企业的税务、发票、支付、工商等多个数据源，涵盖各类企业经营数据，以2~4月期间企业真实的经营活动，测算各省区、城市、行业较去年同期的恢复比例。 在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中小微恢复数据，代表着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部分的复苏进程。这一数据涵盖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33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含直辖市）的复苏指数。覆盖了百万量级企业样本，其中97.2%为中小微企业。 而对于335个城市中被寄予复苏厚望的大都市，我们从“万亿GDP”和“千万人口”两个维度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城市复苏指数看，广州均为领跑者。从行业来看，前两名均花落成都，其中成都“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复苏指数高达792.46%。 一、5座城市经济复苏指数超100% 儋州最高达271.62% 年初，新冠疫情呼啸而来，停工、停产、限制出行……全国经济遭受重击。国内疫情虽然在2月之后总体得到控制，但其“余威”尤在，众多城市仍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艰难求索”。 2~4月，335座城市中超3成还在50%的复苏线附近奋力前行时，儋州、那曲、果洛、林芝和烟台这5座城市经济复苏指数已超100%。具体来看， 儋州市一骑绝尘，以271.62%的恢复情况遥遥领先，甩开第二名那曲市（复苏指数149.15%）120余个百分点。此外，果洛、林芝、烟台的复苏指数也分别达到121.61%、117.69%和107.79%。 超100%的复苏指数意味着什么？他意味着这些城市经济不仅恢复到了上年同期水平，甚至还在疫情之下实现了大幅“反超”。 比起承载了我们众多经济复苏“期望”的大型城市（诸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5座城市如黑马一般“突出重围”，让人意想不到，其中，以儋州市尤甚。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这5座城市呢？从行业数据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纵观儋州等5座城市的行业经济复苏指数不难看出，2~4月饱受疫情冲击的教育业、住宿和餐饮业都较少涉猎，拉动经济复苏的主要行业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建筑业，采矿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业，从18个一级行业2~4月整体经济恢复情况来看，这些行业复苏的势头相对更足。 此外，比较排名靠前的城市与排名落后的城市可以发现共同点，这些城市多数是中小型城市，均不在人口千万级和GDP万亿级的阵营。 再对比传统意义上的大城市，以GDP万亿或人口超千万的22座城市做参考，剔除本次疫情的“震中”武汉，剩下的21个城市中，除了广州排名略微靠前，为66名，剩下20个城市分布在100名至300之间。 可以粗略看出，大城市经济恢复居中，中小城市则呈现两极分化态势。 二、一线城市：广州领跑， 北上深复苏不及50% 不同于中小型城市经济复苏“两头跑”的态势，大型及特大型城市的经济复苏情况从城市排名上看相对稳定，大部分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 而作为我国经济的“排头兵”的四大一线城市，在本次疫情下的经济恢复动力尤其引人关注。 从2~4月335座城市的经济复苏指数来看，北上广深的表现并不算突出，甚至都没有挤进前50。恢复情况最好的广州，以63.9%的复苏指数位列第66位，而上海、北京和深圳，复苏指数为46.67%、42.41%和42.12%，分别位于第231位274和276位。 广州作为一线城市中唯一进入“100强”的城市，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复苏情况与他的行业复苏不无关系。针对四大一线城市的18个行业的经济复苏来看，复苏程度在50%以上的行业数量中，广州市占有绝对优势，其13个行业2~4月的经济复苏指数都超过了50%，占比超七成。而与之相比北京、上海和深圳，其超过50%的行业分布仅有2个、10个、5个。 再细看复苏指数超50%的行业，四个城市均含有金融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这两大行业；此外，农、林、牧、渔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这两大行业在上海、广州、深圳这三个城市中复苏情况均超过50%。而以上这4个行业在18个行业整体恢复水平上居前四位。 三、22座大都市： 城市复苏广州夺冠，行业复苏成都领跑 除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经济恢复情况备受关注外，作为人口上千万的“人口大市”或GDP上万亿的“经济强市”，这些城市的复苏状态也颇受关注。 在335座城市中，有17座城市GDP上万亿、16座城市人口超千万。而这其中，有11座城市既为人口大市又为经济强市，此外，还有6座城市仅入围经济强市，5座城市仅入围人口大市。 即剔除重复数据后，人口上千万或GDP上万亿的城市共22座，其中，广州63.69%领跑，武汉23.45%垫底，22座城市经济复苏中位数为48.85%。在这22座城市中，已有10座城市经济复苏指数超50%，占比约为45%。 整体上，相对于人口大市，经济强市的恢复情况略好。从极值来看，22座城市中复苏最快的五座城市主要为GDP万亿级城市；而从中位数来看，GDP万亿城市为48.9%，人口千万级城市为45.69%。 再来看看城市背后的行业数据，有意思的是，对这22座城市的18个行业经济复苏指数进行排名，前两名均花落成都，分别是“成都-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复苏指数792.46%；“成都-采矿业”，复苏指数455.83%。 而整体来看这22座城市的18个行业复苏指数，金融业的表现最为亮眼，除了天津市的金融业复苏指数32.43%外，其余21座城市的金融业复苏指数均高于50%，且南阳、苏州等7座城市的金融业复苏指数甚至超过100%。尤其是南阳市，其金融业复苏指数甚至超过400%。 紧接着的两个行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均有15座城市在这两行中恢复超50%。 此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均有超10座城市在这些行业的复苏指数超50%，分别为14座、12座、12座、12座和11座。 四、“疫中”湖北特写： 鄂州领跑，复苏指数已达57.23% 疫情之下，如果说一线城市、人口大市、经济强市的恢复情况牵动着大众的目光，那作为本次疫情“震中”的湖北省，其恢复情况更是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从统计数据来看，鄂州市以57.23%的复苏指数领跑湖北13城，相比335座城市53.32%的复苏指数中位数，鄂州市的恢复情况处于偏上水平，甚至超越了一线城市中的北京、上海和深圳。其次为襄阳市和孝感市，分别恢复了44.16%和40.65%。 此外，湖北13城中还有7座城市复苏指数超3成。恩施、宜昌和武汉恢复速度则相对稍慢，但也高于20%。 经济复苏进程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疫情较为严重，经济活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城市，复苏难度无疑也更大，进程自然也会相对偏慢。 其次，当地的经济结构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复苏的速度。比如第三产业占比高或外向型程度高的城市，其恢复起来也相对会更艰难。 这些城市，显然更需要作为城市一份子的每一个人，以更大努力来推动各行各业的复苏进程。
央视财经 评论员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冲击之际，当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挑战之时，今年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要不要设定，怎么设定？这是一段时间来，公众热议的话题。现在，悬念落地：今年不设GDP增长具体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对此做出特别说明：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是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经济形势在变，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从国内经济发展看，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今年特别是一季度，经济运行受到巨大冲击，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不设具体目标是考虑到特殊时期的经济指标与往年没有可比性；从国际看，全球疫情还在蔓延，世界经济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的情况下，不设具体目标也是实事求是、以变应变，尊重经济规律的主动之举。 不设具体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实际上，今年经济运行的目标已融入就业、物价、对外贸易、居民收入、脱贫攻坚、风险防控、环境保护、财政及货币政策等具体目标当中。这些具体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对今年和下一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 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特别是疫情之后，保就业、保民生都离不开经济增长。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增长，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 不设定具体目标更不等于可以无所作为。当前，无论是城镇新增就业，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还是防范化解风险、稳定经济运行，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新建高标准农田等等，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明确的目标任务，都需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这样，我们才能在“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2020年，守住“六保”底线，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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