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2小时内用水量低于0.01立方米，系统将自动报警，居委会干部或社区志愿者会立刻上门探视。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为独居老人安装智能水表，网友纷纷点赞。 “非常有安全感”，独居老人最怕“一旦有闪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智能水表根据用水量预警，既不影响老人日常生活，又能及时发现险情，着实是“妙招”，更是贴心之举。据悉，这只是上海推行的智慧养老试点项目之一，智能门磁、烟感报警器、红外监测器同样成为不少独居老人的“守护人”。 暖心之余，也值得深思。 一是关爱老人要“走心”，养老服务要务实。“居家养老”仍是主流，地方管理者更应关注社区服务有哪些不足、可以做出怎样的改进。安装智能水表、一键呼叫等设备是为了应对“突发状况”，开办社区食堂、提供家政服务则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从老人角度出发，努力破解老年人生活中的难点，减少老人的后顾之忧，养老服务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二是科技理当以人为本，技术需要“适老化”。生活中，许多老人面临“数字鸿沟”，没能享受“科技红利”，这一问题不容小觑。智能水表的“创新性”在于，不是让老年人“适应”新技术，而是让新技术“适配”老年人。这种转变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更是人性化思维的进步。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适老应用”空间将会进一步拓展。 三是智慧养老是“朝阳产业”，有望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能。从“智能家居”到服务网络，可形成新产业链、催生新业态。 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是全社会的责任。为老人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和工作人员，也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为何创新要只争朝夕？ 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创新中可能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创新的重要性、战略性不遑多论。但像近年来中国这样，举国上下、方方面面、万众一心、刻不容缓推动创新，则是罕见的。 如在缺芯之痛下，2014年9月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第一期总募投1387亿元，累计有效投资项目70个左右；2019年10月成立的第二期，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 再以资本市场为例。2018年11月5日国家领导人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9个多月后就开市了，首批25家登陆。截至2020年12月23日，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已达208家，累计募资近3000亿元。 科创板创下了多个资本市场的新记录，如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药企业上市，红筹企业上市，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红筹企业上市。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股中芯国际，从受理到上会仅用时18天，创下最快上会纪录。可见为了给创新开路，相关各方都在超常规、打破常规地工作。 两期大基金有3400多亿，科创板一年零五个月已融资近3000亿，而2019年中国所有企业的研发经费不到1.7万亿，可见对科创的重视和投入之巨。 中国强调创新，既有内生的动力，也是受外部环境的倒逼。这一轮自主创新的提速，与特朗普政府的技术打压、限制高度相关。 如果往前回溯，也能看出，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1986年中国出台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背景就是四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看到1983年美国出台了“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倡议），1985年欧洲出台了“尤里卡计划”（欧洲研究协调机构），1984、1985年日本在酝酿“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他们因此提出“应该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邓小平看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2002年十六大提出“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此后经过3年多努力，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16字指导方针。其中对自主创新的定义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2001年中国刚刚“入世”，深度融入全球化，为何很快就酝酿自主创新方针？有一个例子颇能解释。2003年12月，时任总理温家宝访美，美国提出平衡贸易逆差，温家宝说“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不是我们不愿意买你们的产品，是许多产品你们不允许卖给中国，我们不能老是买你们的飞机和农产品。 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尖端科技领域，国外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卖给你。如果始终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将继续“出口1亿双鞋或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1架空客380”，只能一直向外企缴纳昂贵的专利费。当时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20%，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30%，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20%至40%。 一旦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外企的产品售价就可能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下降。典型的例子是程控交换机，中国80年代刚开始引进时每线价格是500美元左右，自研成功后，外企把价格降到了每线几美元。 2005年，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他说，“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他在幻灯片上引用了美国兰德公司1980年一份报告中的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最后才有政治独立。 近年中国创新的强力启动，既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方针的延续，又被美国制裁中兴、封堵华为等一系列事件所加强。而且和以前比，这一次被逼，一些企业到了攸关生死的地步，最为紧迫。 不少人应该还能记得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5月中兴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在付出惨痛代价后，美国商务部才“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压制越厉害，中国被逼反弹的力度就越大，而且不再抱幻想。 创新何太急！因为不急不行，没有更好的出路，除非甘愿成为“依附型国家”。 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先把结论说出来： 1、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尽管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中国企业正处在创新革命与创新演进的伟大征程之中，未来可期。 我每年实地调研几十家企业，常规问题包括：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差在哪里？能不能赶上？如何赶上？所见所闻让我知道差距，也知道差距正被压缩。 从工业和信息化这个角度看，主要差距还是“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新四基”（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众人皆知的差距是芯片。全世界10台手机8台在中国生产，但在华为之前，所有芯片都不能自给。计算机、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装备、存储设备、显示及视频系统的核心芯片也主要靠进口。生产智能手机的贴片机、双轨印刷机，生产面板的曝光机，生产OLED的真空蒸镀机，生产芯片的顶级光刻机，生产汽车的多轴机器人，生产风电基材的高性能数控机床，这些关键设备基本靠进口。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方面，从重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高端传感器到机械设备中的高性能轴承，乃至极为便宜、但一颗坏了就会让电路板报废的电容，基本都靠进口。中国一年能生产10亿吨粗钢，但高端的轴承钢、用于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都要进口。 在材料方面，无论高端化工材料还是高端电子材料，大部分靠进口，如生产芯片用到的光刻胶，生产液晶面板的偏光片以及偏光片上游的TAC膜、PVA膜，生产显示器用到的大尺寸ITO（氧化铟锡）靶材，生产手机和汽车用到的结构胶，等等。 在操作系统、高端3D CAD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方面，中国没有一家在全球有地位的企业。科学仪器也如此，全球Top20公司没有中国的，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国内几乎是空白。 我在企业经常听到的是，在很多高精尖、核心、基础方面对外依赖性很强，高性能的制造设备（如数控机床）还不行，很多东西用国产设备、材料、工艺也能做，但强度不够，精度不够，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不够。 其实都不是新问题。我几年前提出，中国经济要从博大走向精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距呢？ 第一，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就一直走在创新前列，我们起步太晚了，他们领先很正常。 第二，精深化的工业能力需要积累，是系统工程，是时间的朋友，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现代产业发展的很多标准、专利、路径基本由西方制定，我们也是这个大体系中的成员，要超越或突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 最后，是创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如基础科学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教育、人才、创新环境和体制机制等等。 中国创新已经走了很远 既然有这么多地方的差距，为什么说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前路可期呢？ 卡脖子让我们很痛，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再不卡，他们就要领跑甚至制定规则了（如华为5G），所以现在的霸主国家采取行动。 我在调研时发现，如果把技术创新高地比作珠峰，中国很多领先企业都越过了五六千米，正朝着七八千米攀登，有些已经接近顶峰。几乎所有企业所说的追赶对象，都是这个行业的全球佼佼者，个数已经没几个了。 “四基”还有差距，但也走过了千山万水。2012年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首次披露全球156家供应商名单时，中国大陆厂商仅有8家，2019年已上升为40家左右（含香港）。由于台资厂商（46家）和一些外企工厂也建在大陆，我们在电子消费产业整个链条上的供给能力已有巨大飞跃。 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方面，这一两年的北斗系统、5G、超级计算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嫦娥五号轨道器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国创造的力量。 像嫦娥五号轨道器，要经受从摄氏零下200多度到最高时1300多度的考验，其背后是一体轻量化热设计理念、错峰补偿控温策略和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等等的突破。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涉及131个经济体），中国排第14位。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 即使被热议最多的芯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最近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从1325亿元增长到381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6%，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的近6倍。中国往前赶的速度非常快。魏少军说：“沉下心来再干10年，中国芯片设计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少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中国空白或短板的地方，不用太长时间就被突破了。 比如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占世界总产量的80%，但造笔芯的笔尖钢和设备都要进口。我问过晨光文具的创始人，笔尖钢以前从日本进口，但太钢集团花了5年时间钻研，在几年前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又如最近很多人担心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必须在摄氏零下70度保存和储运，所以很难普惠。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传出的消息是，当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临类似挑战，必须存储在摄氏零下80度以下。该疫苗使用了Arktek冷藏箱运输，这是一种采用高科技的绝缘箱，无需外部电源即可维持超低温长达一周，所以埃博拉疫苗在非洲武装冲突期间也能送到农村地区。Arktek冷藏箱是青岛澳柯玛生产的，技术是和盖茨基金会旗下机构合作研发的。 再如光刻胶，是《科技日报》2018年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最近宁波南大光电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ArF光刻胶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的使用认证，可用于90nm-14nm甚至7nm技术节点。 我前不久到深圳工业富联参观，看到一个创新产品——智能化钢轨铣刀。也是《科技日报》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它用在养护高铁钢轨的铣磨车上，是最核心的部件，可以对钢轨轮廓及时铣削整形、消除各种缺陷。这种养护方法比砂带打磨要高效的多。 在以前，铣刀只能从奥地利博瑞特公司进口，工业富联看到《科技日报》的报道后组织进行攻关，突破了材料、结构设计、涂层、高端装备、精密传感、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凭借纳米级的切削工艺和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维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切削品质预警、刀具负载预警、过载判断、切削参数判断及处理等智能化操作。 最近中国正在针对互联网巨头展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审查整顿，这是必要的，但不少评论批评这些公司没有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贡献，则很偏颇。“新兴中国”（高盛提出的概念）是最近10年中国创新的亮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有非常多突破，有些地方是国际领先的，让亚马逊、脸书都感到压力。有人觉得电商、外卖、社交、网课、网约车、智能推荐、物流配送都很简单，但几亿人同时在上面活动，要保证高效实时可信赖，服务个性化精准化，并延伸到整个生态中，其实是极高难度的技术挑战。千万不要把创新的英雄当作狗熊。 而且，中国实体经济和社会服务、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中，互联网公司也是好帮手。现在到处都在讲一网通办、智慧城市，互联网公司是重要的推手。中国抗疫全球领先，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也功不可没。 在海尔中央空调的智能工厂，我看到从下订单到成品检测的19个环节，都开放给用户，可以实时可视化掌握，不用再到现场验货。在海尔举行的产业互联网论坛上，有嘉宾介绍了广西的一家智能化养猪企业扬翔股份。过去母猪配种靠配种能人，资深的查情员年薪要六七十万元。扬翔耗时三年开发了一套智能设备——查情器，全天24小时在线智能查情，自动采集母猪的行为、声音、气味、体温等等，确定最佳配种时间，提高母猪受孕率，增加产仔数，这样就用智能硬件重构了养猪价值链，企业也向着“科技改变养猪”的服务平台转型。 还有朋友介绍了制伞行业的“智造”。以前做外贸订单，样品要来来回回快递很多次才能确认，之后再量产。现在用动图软件，工厂设计好图纸，数字样品3D预览，订货商通过互联网在软件上直接反馈意见，如同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工作。图纸确认后，服务器端的智能制造系统迅速进入下一个流程。速度快了，成本低了，效率高了。 抬头看，离最高标准和顶尖高手还有差距，回头望，已经走了很远，超越了很多竞争者，还摸索出了不少有自己特色的创新路径——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 从自主创新到为人类创造价值 最后谈一下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认知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1、把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对立起来。 在坚持自主可控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开放式创新仍有很大空间，国际分工合作仍然广泛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识产权上的竞合与交叉授权很普遍。所以不能搞关门主义，不能放弃甚至排斥国际合作，也没有必要一切都重起炉灶，为自主而自主，谁都不能完全靠自己包打天下，都有对外依存性。 2、政府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中过深过度介入。 近年不少科创企业在各地投资，都是政府欢迎的香饽饽。某些项目，在资本金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占到百分之八九十，政府还直接为企业担保。政府支持创新的积极性应该肯定，但企业毕竟是盈利性组织，不是公共服务机构，政府给企业投资打包票，有违政府定位，且很容易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个别地方政府的“风投成功”究竟有多大可复制性，应慎重评估。政府过度介入，也诱导一些科创企业（包括伪科创企业）为了圈资源、拿补贴，撒胡椒面地投资，这在管理上肯定不是最优。一窝蜂上马的历史教训不应继续重演。 3、把自主创新标签化、概念化，忽视技术改造、工艺改善、管理进步等价值创造活动的重要性。 现在打着高科技自主创新的项目和投资很多，好像从0到1指日可待，其实正如不少学术研究所指出的，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revolution）本质上更是工业演进（evolution），很多技术早已存在，但这些技术的工厂化、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才是关键，从1到100，更多靠演进。类似地，大量中国企业正在通过与市场相结合、与用户相结合、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以及精益化、个性化、柔性化等方式，日拱一卒，日积月累地演进，在演进中实现创新升级。他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概念化的创新则需警惕。 4、把创新和高成本、大投入等同。 研发确实需要资金支持，但从边际增长的角度看，中国的投入已经不少，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GDP）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并不是钱堆出来的，而是和好奇心、对知识创造的兴趣、长期专注的研究积累、解决人类问题的持久热忱联系在一起的。 我曾经去过东京的旭化成公司参观，该公司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在锂离子电池研发方面的成就。吉野彰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班级导师建议他读一本书，里面有蜡烛为何燃烧、蜡烛火焰为何变黄等内容。他从此迷上了化学。1972年毕业后加入旭化成，开始摸索锂电池开发的门道，但产品出来后最初3年完全卖不出去，精神压力很大。不少创新是少数人苦心孤诣坚持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大兵团、高投入的结果。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钱更重要，或者说，没有好奇心和探索欲，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 5、把自主创新“泛政治化”。 我在各地调研，发现在政府投入、政府采购、金融资源供给等方方面面，有一种“只要是自主创新就该支持，甚至不计成本支持，哪怕失败了也是正确的”潜意识，有一种“现在被卡脖子，等突破了将来卡你们脖子”的悲情。我们需要看到，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居创新的前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展开，和我们作为后发者，通过开放，迅速把世界先进科技浓缩式地引入是分不开的。 对于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创新技术，我们在内心要深怀感激。我们固然付出了引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代价，但获得的收益比代价要多的多。所以自主创新眼下是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但长远看，还是要激发“创新造福世界”“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更博大追求，有为人类做贡献的情怀，如此才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新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把竞争对手都打垮，而是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 由于外部压力意想不到的突然触发，导致我们在自主创新问题上，不由自主会被一种追求完全自主、希望快速解决问题、过于焦虑和急躁的情绪所影响。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压低中国创新的价值，而是希望在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真实的信心，并提醒方方面面，既要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推动创新，但在具体行动中，不要太着急，动作不要变形，要走出过度焦虑，坚持长期主义，遵循客观规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主要牵引，以在全社会普及科学文化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为长远基础。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 欲速则不达。合乎规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汇纳科技拟斥资6000万元至1.2亿元回购股份 汇纳科技公告，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以自有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6,000万元-12,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区间为不超过35元/股，回购股份用途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完成后所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出售。 视源股份拟20亿元投建“视源股份智能制造及中试基地项目” 视源股份公告，2020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约20亿元建设“视源股份智能制造及中试基地项目”，开展显控产品中试研究、电子显示新材料及新工艺研发及生产业务，并打造智能主控板卡及交互智能整机等产品的智能化示范产线；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于近期与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局签署《视源股份智能制造及中试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据悉，马政府将扩大新冠疫苗购买规模。13日，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表示，已指示马相关部门进行交涉，大幅增加新冠疫苗采购量，以确保能覆盖六成到七成的马来西亚民众。 据马新社报道，穆希丁当日在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透露，此前马来西亚已和“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及辉瑞公司达成协议，所采购的疫苗约可覆盖三成马来西亚民众。 穆希丁还曾在11月26日于社交媒体上表示，对中国将向马来西亚提供新冠疫苗“表示赞赏”。 这位总理坦言，马来西亚还需要“很长时间”来压平疫情曲线。他表示，马来西亚希望能尽快获得新冠疫苗。 来自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截至13日12时，马来西亚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29例，连续4天维持单日新增确诊在千例以上。截至目前，马来西亚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475例，累计死亡病例415例。 针对马来西亚近期确诊病例增加，负责协调疫情管制措施的马来西亚国防部长伊斯梅尔·萨布里·雅各布12日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进入12月以来，马政府加强了对外籍劳工的检测。他称，马来西亚近日增加的病例大部分都非社区感染，只要避免蔓延到社区，疫情依然在可控范围内。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栉风沐雨，三十而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的时间，跨越了全球资本市场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领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十四五”时期，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对资本市场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三十年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如何以史为鉴，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如何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 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 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时间走过了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张望军：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拓荒努力，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建成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和全球领先的商品期货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是从“看”和“试”到“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改革的帷幕正式拉开。市场建立之初，社会上一度对股票市场的性质存在分歧，出现了“姓资姓社”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对证券、股市明确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思想障碍。30年来，党中央始终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明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等。资本市场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引导经济社会预期等方面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 二是从重点支持国企脱困到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资本市场在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助力国企脱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摆脱经营困境，推动了国民经济战略性重组。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断丰富，服务覆盖面显著拓展，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优秀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畅通科技、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是从早期单一、分散的市场向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转变。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在内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蓝筹市场持续做强做优，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加快推进，各个市场定位更加明晰，各个板块之间错位发展，有机联系，相互补充，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融资服务。交易所债券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品种工具日趋丰富，成为服务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步发展，品种数量不断增多，已经形成覆盖能源化工、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金属、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的期货市场体系，在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服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从“老八股”、“老五股”到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沪深交易所设立初期，只有“沪市老八股”“深市老五股”进行交易，当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10亿元。30年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群体日益扩大，目前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涵盖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数量超过4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近50%。新三板挂牌企业超过820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超过3.2万家，上市公司和挂牌企业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主力军。与此同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在规范中不断发展，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 五是从建章立制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治监管体系日益健全。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健全再到持续完善，在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以及规范性文件近1200件。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监管由早期的分散监管、多头监管逐步转变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自我约束相结合，构成了统一有序的市场监管体系。持续监管、精准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不断加强，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监管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监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六是从探索试点到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从市场建立起就坚持开门办市场，上世纪90年代建立B股市场，推动境内企业以H股等方式到境外上市，同时相继建立QFII、RQFII制度，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近年来，沪深港通相继落地，沪伦通正式启动，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突破性进展；QFII、RQFII制度不断完善，额度逐步扩大，直至今年全部取消额度限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取消；期货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稳步扩大。上述制度变革为境内资本市场引入了长期资金、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升，促进了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截至今年11月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约4.8%。A股纳入明晟、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认可。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注册制试点为 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回顾过往30年的发展历程，资本市场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让您印象深刻？ 张望军：我国资本市场因改革而生，以改革而兴，30年来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资本市场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有几件大事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变革，从2005年正式启动，2007年基本完成，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确立了股票市场的全流通格局，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市场创新发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为之后开展的以强化市场约束为核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并购重组改革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市场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承载力明显增强。 二是综合治理让证券行业“脱胎换骨”。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方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历时三年，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行业发展三管齐下，过程艰辛，成效显著，平稳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在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集中开展风险处置和综合治理，证券公司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规模实力、业务类型、内部治理和社会形象发生显著深刻的变化，多项风控指标大幅超过监管标准线，为证券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是法治建设为资本市场保驾护航。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市场，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法治不健全，风险事件频发，“庄股”、“黑嘴”等问题一度较为突出，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证监会秉承依法治市、依法监管理念，不断加强市场法治供给，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市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效改善资本市场法治环境。特别是近年来，证监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证券法、刑法修订，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了一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市场生态持续改善。 四是注册制试点为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证监会把握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遵循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再到全市场施行的分步走实施步骤，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以来，各项制度机制运行良好。今年前11个月，科创板和创业板新上市公司合计176家，IPO募资合计2592亿元，分别占总量的52%和61%，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证监会统筹推进交易、退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关键制度创新，改进各领域、各环节的监管，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创造良好条件。 证券时报记者：过去两年多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改革顺利实施，资本市场全面深改取得显著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些进展？ 张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些年来，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2019年3月以来，证监会成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形成了“深改12条”的总体方案。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注册制试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长期资金入市、监管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逐步落地，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9项政策措施基本落地，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不断优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下，资本市场坚定理性正常开市，保持了常态化运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有效发挥，维护了整个金融市场顺畅运行，释放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信号，对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市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经受住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考验。 资本市场对于 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创新？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对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第一，加快科技与资本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引领的效率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着力改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创新体系的效能和整体能力，促进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市场具有对创新要素的引领、带动、定价、激励及风险缓释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在内的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投融资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同时，在引导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转移集聚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资本市场具有独特优势。 第三，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制度基础和市场条件。近年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实施，新三板改革稳步推进，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加快优化，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和私募基金减持反向挂钩政策实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实现了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的重要突破。通过利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科技企业的市场化并购重组日趋活跃，资本市场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未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举措有哪些？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资本市场在这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完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一是优化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结合科创类企业特点和融资需求，推进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再融资、并购重组、分拆等制度，健全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制度安排，更好满足科技型企业多元投融资需求，支持优质上市公司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和科技资源。推动完善财税支持、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进一步发挥好企业在产学研创新链条中的带动牵引作用，共同优化创新资本形成的政策环境。 二是完善全方位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进一步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市场体系。坚持科创板定位，强化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促进创业板和科创板优势互补。强化新三板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平台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加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指导、协调、监督，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 三是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才作为支持创新第一资源的关键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制度，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市场包容度，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对于科技型上市公司人才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型上市公司创新发展。 四是借鉴国际成熟市场制度创新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进股权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丰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增加支持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性和适应性。
图片来源：微摄 近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同意以下企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文件。
12月23日，由上海证券报社主办的“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金质量’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勇出席会议并致辞。黄勇表示，投服中心作为投资者保护公益机构，促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职责所在。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面临新挑战、新机遇，投服中心为助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投服中心主要从两个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首先，立足股东身份定位，持续发挥持股行权作用。目前，投服中心已全面持有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股票，既是公益机构，也有股东身份。黄勇表示，投服中心持股行权业务以践行人民性要求作为基本政治站位，持续聚焦上市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和规范治理，紧紧围绕中小投资者权益“痛点”问题，作为积极股东，示范引领中小投资者充分行使质询权、建议权等股东权利，参与公司规范治理，力促上市公司提高质量，以更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 具体来看，投服中心紧盯并购重组。针对高估值、高商誉、高业绩承诺等“三高”重组，通过参加媒体说明会、公开发声等方式，建议上市公司规避“质次价高”的收购行为。紧盯突出问题。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未及时清收应收账款、未履行公开承诺等问题，以股东身份质询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各项问题，督促整改。紧盯公司章程是否合规与董监高是否勤勉尽责。通过参加股东大会、发送函件提出质询，配合其他股东发起提案等方式，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紧盯现金分红事项。针对上市公司章程未明确现金分红规定等问题，开展专项行权，提出相应完善建议。 黄勇介绍称，截至2020年11月底，投服中心共持有4084家上市公司股票，共计行权2677场，行使股东权利3482次。从开展行权工作以来，日均行权3.1场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上市公司董监高缺席会议、计票监票不合规、会议记录不完整等“三会”规范运作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上市公司均采纳吸收，行权有效率100%。二是向1913家上市公司发函，建议其修订完善公司章程中投资回报机制、中小投资者投票机制及取消限制股东权利等章程自治条款，其中66.3%的公司修订完善不符合立法精神的条款。三是针对资产重组的行权中，在行政审核、交易所问询及媒体监督的合力之下，53项终止重组，49项修订重组方案。四是针对31项未实现承诺业绩且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承诺义务的事项行权中，督促上市公司追回业绩补偿款，其中5家公司已追回全部补偿款，1家公司追回部分补偿款，11家公司采取了仲裁、诉讼等司法手段。 其次，丰富民事赔偿诉讼实践，营造良好法治环境。黄勇表示，投服中心自成立以来，坚持“零容忍”和“追首恶”原则，通过提起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追究相关责任主体民事责任，加大其违法违规成本，积极营造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截至目前，投服中心共提起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32起，诉求金额1.2亿元，投资者获赔总金额5556万元。同时，投服中心正在积极贯彻落实新证券法关于投保机构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的规定，切实做好特别代表人诉讼准备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集体诉讼制度尽快落地。 展望2021年，投服中心将从三个方面助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首先，深化持股行权工作机制。黄勇表示，投服中心将聚焦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严重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突出问题，发挥股东作用，研究开展股东的刑事案件举报或提起股东诉讼。审慎遴选合适标的，适时公开征集股东权利。重点关注“三高”重组中的评估行为，督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 其次，推动特别代表人诉讼落地。黄勇表示，投服中心将选取典型重大、关注度高、示范性强的试点案件，适时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推动投资者保护机构代表投资者提起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尽快落地，形成良好的市场示范和震慑效应。同时，开展理论研究，探索股东代位诉讼，丰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司法实践。 此外，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黄勇表示，投服中心将强化与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司法机关等沟通协作，完善工作机制，凝聚各方力量，致力维护资本市场的良好生态环境。 在黄勇看来，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投服中心将认真贯彻“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和“大投保”理念，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着力提升工作效能和质量，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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