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本身会形成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5G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 ◆在加快新基建“硬”投资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以新基建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软”环境，以产业繁荣和创新活力来衡量新基建的实际成效 ◆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背景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影响，还将为疫后经济复苏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创造条件。理解新基建的经济性质、把握新基建的重大机遇、培育基于新基建的新产业是加快新基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月27日，山西阳煤集团新元煤矿，井下设备产生的各类数据通过5G网络实时传输到地面 梁晓飞摄/瞭望" data-link=""> ▲ 5月27日，山西阳煤集团新元煤矿，井下设备产生的各类数据通过5G网络实时传输到地面 梁晓飞摄/瞭望 与传统基建有四个不同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给出的定义，新基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涵盖了通信、算法、算力等方面；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形成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试验平台等。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有以下几方面不同： 一是从服务的对象看，老基建如机场、铁路、公路等针对的是人流、物流，为人员流动和货物贸易提供极大便利；而新基建如 5G 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更多针对的是信息流、资金流，不仅为人们提供点对点即时信息服务，还通过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金融支付工具便利资金流动，也为基于网络的服务贸易提供极大便利。 二是从投资的经济性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 100 公里的高速公路投资规模至少 40 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二三十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回报期相对较短。 三是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由政府投资，有的虽然采用 PPP 模式，但往往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则一般由市场主体自主投资，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在投，前几年组建的铁塔公司也是以企业形式存在。 四是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万亿级投资 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 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规模达到 6.4 万亿元，在 GDP 中占比达 7.1%。预计 2020~2025 年期间，我国 5G 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 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 3.3 万亿元。其中 5G 基站将会有 500 万~600 万座，每座 20 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 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大型数据处理中心 180 个。一般 10 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处理中心算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全世界就有 1800 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 5 年将会增加 1000 万台服务器。这 1000 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 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 5 年将至少有 30 亿~50 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 2 万亿~3 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 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 5G 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智移云”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人类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基因，经过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地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颠覆性改造传统产业 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或经济形态结合就会产生颠覆性改造作用：比如，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 4.0，跟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 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 60 余个万亿美元级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 5 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 15 年中预计可节约近 3000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 200 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 10% 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 2000 亿美元以上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推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自 1760 年代至 1840 年前后，标志是机器替代人力，那个时候的清朝还处于沉睡状态；第二次工业革命，自 19 世纪 90 年代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灭亡前后的动荡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自 20 世纪 40~50 年代至 2010 年前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其中。 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中国赶上了，但只是参与。 2010 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新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2009 年，华为开始布局 5G 领域的研发和投资，随后的突破奠定了中国在 5G 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而 5G 正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2010 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并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2011 年，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到全球总量的 1/4；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上升至世界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全面超过国外在华数量。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重在应用重在规则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有所值，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一方面，这些新基建项目本身是否有其经济性？比如云计算的数据中心能否做到成本足够低、服务足够好？功能足够强？一些地方既不是电力丰裕地区，也不是客户集中的区域，也没有有效降低能耗的手段和办法，这样的地方也搞数据中心就需要三思而行。 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普遍有软件付费意识和习惯，换言之，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能否形成现实的购买力。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云市场的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别：中国云市场以 IaaS 为主，公有云 SaaS 占比仅为 33%；而美国云计算市场以 SaaS 为主，占比达到 64%。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软件使用付费的意识和习惯有关。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尽其用，还取决于在此基础上的产业互联网发展水平。与美国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于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进入缓慢增长期，已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 20 位的上市公司，7 个产业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 20 个上市公司市值的 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 中国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总之，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基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引领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战略依托。要遵循市场规律，避免一哄而上，在加快新基建“硬”投资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以新基建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软”环境，以产业繁荣和创新活力来衡量新基建的实际成效。
夏天的一个上午，中国证券报记者再次专访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投资经理高波。与去年那次见面时相比，高波清瘦了些，眼神中是一如既往的朴实和沉稳。2019年以及今年以来，沣京资本的业绩均大幅跑赢指数，公司构建的“新实业投研体系”效果显著，投研团队取得长足发展，管理规模再上台阶。 回顾五年来的历程，成立于A股上一轮牛市高点的沣京资本，挺过市场反复巨震的艰难期不断发展。凭借优异的成绩，沣京资本在第十一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选中，斩获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奖项，这也是沣京资本连续第二年获得三年期金牛公司奖。 强调投研实业经验 回顾过去一年沣京资本的变化，除了保持一贯的优异业绩，构建“新实业投研体系”是一大进步。 “我一直在思考，市场环境不断变化，沣京资本需要什么样的进化，才能在日趋复杂且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争得一席之地？沣京资本能否培养出自己的投研人才？”高波告诉记者，“‘新实业投研’的一大特点是重视实业背景。作为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他们对于资本市场各个行业的研究虽然都有自身优点，但非常容易固化，所以从今年开始，沣京资本新进的研究员必须有实业背景，而不是把投研经验当成唯一指标。” 为了强化研究员的实业背景，高波“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当前金融行业普遍招“高材生”的背景下，沣京资本更喜欢从产业里走出来的研究员。“今年是我们招的第一批具有产业背景的研究员，相比于学历要求，实业背景这一加分项更重要。”高波说。“招聘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希望你能带着沣京资本向前跑，而不是由我来推着你们往前走。”高波说，“他们都能接受这个要求。” 为了让新研究员尽快融入投研团队，降低团队间沟通成本，提高研究效率，高波十分重视标准化建设，力争将投研过程打造成精密的流水线程序。“标准化流程特别关键。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培养研究员，最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让研究员按照公司研发提炼的研究模板来开展工作。即使是一位中等水平的员工，按这个流程模式，也能很快成为熟练的研究员。”这也是高波颇为自豪的一点，“新来的研究员按流程模板做一遍研究，逐渐就能推荐股票，与基金经理沟通时也能用行业语言表达得更清晰、准确。” 投研团队注入了新鲜血液，自然要加速运转。沣京资本的投研讨论十分高频。“除了例行的晨会、周会等，每个周末还要进行行业和公司的研讨交流，一开会就是大半天，越讨论越深入。”高波说。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深度交流和激烈碰撞，激发研究员去做更加深度的调研和分析，沣京资本的投研团队因此也显现出更大的合力。“团队成员彼此间融入得很快，研究员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调研，现在我们的投研会常常只能通过腾讯会议召开。从效果看，这些有实业背景的研究员进入沣京资本后，都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引导和启发，形成良性正反馈。” 除了通过标准化流程提高效率，沣京资本继续朝人机结合开拓，丰富细化了IT系统。“IT系统包括宏观、行业和公司的基本研究框架、产业数据和财务数据，也可实现研究报告的撰写、审批、存档，还具备股票池维护、管理功能，研究、投资、风控环节等全在线上实现，同时还能保留团队的研究成果。这种持续地打磨、改进和积累，时间越长，沣京资本的投研内功就越深厚，效果也会越好。”高波介绍。 多维度严控回撤 连续两年获得三年期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奖的背后，是沣京资本成立以来经历了2015年下半年股市大幅回调、2016年年初的熔断及2018年的整体下跌，每年仍然能够盈利或几乎不亏钱。 优秀的业绩背后则是较低的回撤和波动。沣京资本是由一群保险资管出身的投研人员组成的团队，与简单的投资收益率相比，高夏普比率是他们更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并不能靠一时的灵感，而是要打造一整套投资策略体系。 “这就像建高楼，也是多层次构成的。”他表示，第一层根基是严格把握上市公司质地，具备良好治理结构、合理估值保护的优质公司是绝对收益的第一道防线；其次，适当分散风格，过于集中某个板块或某种风格，可能会放大短期业绩的波动；第三则是尽力规避趋势性风险，坚持以流动性为核心，以风险偏好为参照对中期市场趋势进行研判，若判断市场在较长时间内不具备投资机会，会严格控制仓位，以防较大幅度的回撤和损耗；最后是以交易纪律作为客观约束，例如内部更为保守的净值预警线和止损线、建仓期的特定限制、个股与组合回撤的风控限制等等。 “我们对于本金的安全非常重视，包括最大回撤、绝对收益、净值波动等都有严格的风控标准，在此基础上追求收益。这也是对保险资管理念的传承，即追求绝对收益。方法和纪律是一种约束，但最重要的是团队对这种理念的认可，是关键时刻的果敢判断，是多年绝对收益资金管理经验所形成的条件反射般的意识。”高波说。 得益于丰富的保险资管经验，高波很早便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分析思路。在他看来，评估周期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会判断宏观环境和市场处所的位置，分析市场处于卖点概率是否加大。同时，沣京资本的风格稍‘右侧’，能容忍一小点的净值回撤来进一步确认卖点的成立与否。” 回顾今年的市场，高波从四个周期维度详细分析了疫情发生前后的宏观环境变化：疫情未发生前，从经济周期看，中国经济处在产能周期和库存周期的相对低点，是一个向上爬升的态势；从金融周期看，宏观杠杆率有所稳定，货币政策在狭小区间内波动；从政策周期看，以稳为主，保持经济增长不失速的情况下致力于结构性改革；从市场周期看，整体估值并不高，也没有非常严重的杠杆风险，市场越来越多地关注那些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行业和公司。因此，疫情前的A股市场是相对良性和健康的。 高波认为，疫情发生后，以上述四大周期为框架，一些情况发生变化，但也有一些现象还在继续。经济周期方面，一季度经历了停摆式的严重冲击，但中国是全球经济体最先恢复的，从微观看，二季度已有很多行业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即便如此，沣京资本对经济的总体看法仍是低增长环境，需求、债务、效率等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疫情并没有完全改变这种节奏；金融周期方面，央行基本结束了疫情期间特殊环境下应急式的货币政策，仍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从宽货币到宽信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策周期方面，政府没有急于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更为强调稳就业的基础上，深化改革、提升产业活力仍是鲜明的政策方向；市场周期方面，低增长和低利率环境所带来的超额流动性支撑了市场行情，同时疫情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长期变化，市场对具有中长期增长潜力的行业和公司的追逐进一步强化。 高波表示：“低利率的环境或延续一两年，因为全球央行都很难在经济复苏基础还不扎实的时候就急于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整体低增长、产业大分化、资金面宽松，这些市场特点对我们的投资将带来很大挑战。一方面，要去寻找那些具有长期发展逻辑、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和公司；另一方面，还要关注这种低增长、低利率环境下风险偏好带来的市场波动，市场情绪极有可能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快速切换。” 看好创新药投资机会 时间的沉淀，是投资经理职业中最宝贵的财富。虽然已有26年行业经验，但高波始终对市场心存敬畏。他坦承：“投资挺难的，最后挣的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钱。只有不停地改进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把握得更好。” 价值趋势投资风格强调的是，在方向确定后，不过多被市场所干扰，这点与投资大师彼得·林奇颇为相似。在高波看来，做好投资，关心的不应仅仅是市场和个股本身，还有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进。基金经理如何改进和完善自身价值观？高波直言，只能靠不停地读书和慢思考，光看上市公司报表和股价肯定是不行的，要想做得更好，就必须把个人世界观建设的维度拉长，思考问题的角度也要拉长。 工作之余，高波的爱好就是读书和锻炼。他列举了最近看过的书带来的启发：“投资和其他事情一样，其实没有那么多确定性可言，比如《八月炮火》里描述的一战，实际上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并非后人分析的那样理所当然。曼德尔·布罗特在《大不列颠的海岸线有多长》一文中明确指出，海岸线的长度是一个依赖于测量所用标尺的量，50公里的海岸线如果以厘米为量度单位，海岸线就要长很多了。放在投资中也一样，专业机构是非常强调研究的深入和对细节的把握的，但是掌握到哪一种程度就是关键，这个层面上生物学思维更有启发性。”高波笑着说。 回到A股市场，尽管今年以来食品饮料和医药生物涨幅较大，但高波表示，从社会发展进程看，“奢侈品”和真正“必需品”仍是不错的长期投资标的。“任何一次市场大跌都可能是买入奢侈品龙头的机会。此外，创新药也拥有比较确定的长期发展趋势。随着中国人口基数出现老龄化趋势，在工程师红利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国医药行业在创研方面具有后发优势。” 高波还指出，短期看，景气行业内的分化程度将有所弥合。“当市场流动性较强时，对财务报表的要求会有所放宽。过去对财务报表的要求除数据真实外，还尤其强调现金流匹配，而在当前流动性宽松背景下，景气产业上下游均较容易获得资金流。” 除此之外，高波认为，目前存在预期差的还有地产板块。“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品牌效应越来越重要，部分龙头企业的资金成本低，拿地能力强。”他对于地产板块中的部分公司非常看好，认为短期地产板块可能发生估值修复。
摘要 【李迅雷：四大分化趋势蕴含新投资机会 金价明年将创新高】目前正处在全球货币泛滥的时间窗口，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突破7万亿美元。黄金价格的波动往往是间歇性的，从2011年至今，走了一个U型，2018年在1200美元/盎司的平台上突破，2019年在1500的平台上突破，2020年有望在1900的平台上突破，创出历史新高。（巴伦） 6月18日，《财经》杂志和《巴伦周刊》中文版联合举办了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新机遇”为主题的“财经·卓见”线上论坛。与会嘉宾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分享了他对于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以及大类资产配置问题的看法。 在全球经济复苏形态问题上，李迅雷不认为全球经济会在疫情后迎来强劲复苏，中国政府也没必要追求一时一地的“V型”、“U型”复苏，更多还是应该考虑通过改革来解决那些基本的结构性问题、社会问题，把GDP“V型”反转当作一个目标本身就是不明智的。 在谈到大类资产配置时李迅雷表示，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分化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量主导变成存量主导，并出现四大分化趋势，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一趋势来进行大类资产配置。他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权益类资产投资回报率提升，而黄金作为应对货币泛滥、经济动荡的投资品和避险工具，价格明年可能创历史新高。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李迅雷发言实录： 我讲的主题是“分化时代的资产配置策略”。 对于这一轮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的基本结论是，它不仅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下行步伐，还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分化趋势，虽然近期美国股市涨得很好，但我不认为全球经济会出现一个很强劲的复苏，它只是一个反弹而已。 没有疫情之前，全球经济是怎么样的，之后还会是怎么样，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在诸多问题没有因为大量印钞而解决的背景下，疫情只是影响了趋势的斜率。现在有些乐观的观点认为，只要疫情一结束，全球经济似乎就重振旗鼓了，这从逻辑上讲是不成立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疫情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拉美、南非、印度等国也还是在失控当中，疫情形势比大家预期的要更加严峻。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全球化供应链受阻，产业链也受阻。我们可能在传统制造业方面遇到了压力，但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线上服务增加了，所以也是出现了新旧动能的剧烈分化。 另一方面，我看中国政府在拉动经济的刺激政策方面也远不如美国政府豪爽，说明我们对待经济增长的态度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政策上面更加注重细水长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追求一时一地的“V型”或“U型”复苏，更多还是应该考虑怎样来通过改革来解决那些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社会问题，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政策的着力点所在。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把GDP“V型”反转当作一个目标，本身就是不明智的。 从总体来说，全球化的进程肯定是要告一段落，即使没有疫情的话，全球贸易的拐点在2008年就出现了，我是用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全球化水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出现了不平衡，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由于一位黑人被过度执法导致死亡，引发了骚乱，这个事件从表面上看是种族歧视问题，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贫富差距过大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美国的财富分化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如美国1%的人拥有的财富占比接近全国家庭财富总额的40%，10%的人手中拥有的财富占到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70%。 这些问题使得了社会不平等，社会矛盾加剧容易导致了动乱。所以未来全球经济终究步入到一个低增长、高震荡的状态，这种状态要改变很难，因为分化问题很难改变，就像王忠民理事长所讲的全球分工是不能逆转的一样，同样道理，分化现象也很难改变，除非发生战争。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全球长达75年的和平期，长期和平期意味着长期以来游戏规则不变，阶层被固化，经济结构扭曲，而且也固化了，这些问题使得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结构性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但改革会触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所以分化现象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反过头来我们再说说中国，我觉得中国也是处在一个分化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量主导变成存量主导，我看到了四大分化趋势。 一是区域与人口分化。区域与人口分化反映了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结果，所谓的生产要素，是指人口、资金、土地、技术、信息等等。人口的流向变化和区域的分化还是比较市场化的，对投资或资产配置来讲也是机会所在，如中国居民家庭的第一大类资产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涨得多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人口净流入的地方。 比如说浙江，2019年人口的净流入量达到85万，首次超过了广东，同样，杭州人口净流入量超过了深圳。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基本都是北方为主，像山东、黑龙江，简言之，就是东北、西北和华北，整体都是净流出的，故从分化角度看，可以对房地产投资有指导意义。 第二，收入分化。收入的分化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对于消费主导的经济体而言，会导致消费不振和扭曲。前段时间总理也讲到了，后来国家统计局也进一步作了解释，即中国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分五等份，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占家庭户数的40%，对应6.1亿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左右。在居民总收入相对稳定、增长率确定的情况下，低收入者的收入越低，高收入者的收入就越高。 这就导致我们消费增速下降，因为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阶层，此外，还导致了消费品消费量的分化很大，奢侈品非常热销，可选消费品不振。从去年到今年，食品饮料行业中的一些名牌类的上市公司涨幅还是非常惊人，这从收入的分化中也可以获得与之一致的逻辑。 第三，产业分化。前面王理事长也讲到了，像特斯拉、苹果产业链等相关公司都在高增长，中国呢，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压力非常大，而新兴产业，主要还是以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主，像华为产业链，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如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成长势头很猛，今后还会发展会很快。 这种分化会促使投资者在资产配置结构中加大配置新兴产业的权重。 产业分化在美国也一样显著，美国股市虽然涨得很多，但是它主要是靠成分股中的头部企业股票在涨，它的综合指数，即所有行业的全体上市公司指数其实并没有怎么涨。以美联储6月10日发布经济预测后两日的跌幅为例，能源、耐用消费品、金融、汽车、资本品(包括航空业)、运输等盈利受疫情影响明显的行业跌幅居前，而食品零售业等必需消费品行业在欧美股市全线暴跌的行情中，跌幅中位数仅为-2.8%。相对稳定的盈利预期为股价提供了较强的安全边际。 在经济恢复的不确定下，企业盈利预期的波动性加大也会拖累美股市场表现。从中长期来看，美股分化仍将加剧。我专门统计过过去11年美国纳斯达克2800家上市公司，涨幅前10%的公司，过去11年累计涨了20倍，市值也达到了50%的占比，所有股票按涨幅排序，其涨幅中位数只有36%，即一半股票在过去11年当中没有什么上涨。 标普500也是如此，每年在标普500成分股中选取对指数收益率拉动最大的10只股票，2015年至今前10大股票对指数的合计拉动每年均在40%以上，即标普500成分股中2%的股票贡献了指数至少40%以上的涨幅。且每年的10大股票名单是高度重复的，亚马逊、微软、苹果等公司反复上榜，马太效应明显。 所以说新兴行业崛起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要做资源配置，我觉得还是配新兴产业，因为我们不排除未来全球经济会发生衰退可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但就新兴产业的成长性而言，它可以覆盖这种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估值下滑。 美国股市在3月份出现技术性熊市，在3月份以后大幅反弹，又是技术性牛市，你会发现涨得多的都是新兴产业，那些受影响大的，像航空、酒店、餐饮、服务业根本没怎么涨，这个现象表面上看起来是印钞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上涨，实际涨跌幅上看，还是理性的，上涨的大部分都是新兴产业，如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了，传统服务受疫情影响较大，跌幅也较大，股票市场还是体现出产业的分化。 第四，企业分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优胜劣汰。在增量经济时代，船小好掉头，所以小公司给予比较高的估值，今后来讲的话，小公司机会越来越少，因为行业的集中度在提升，头部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高，比如说像家电行业，现在三大巨头，工程机械行业现在也是三大巨头，房地产行业四大龙头企业的份额在疫情后提高了10%，这也是非常惊人的现象。 故资产配置应该向头部企业集中，抓大放小。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行业的集中度还是偏低，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是远远不够的，今后还会进一步提高集中度。这对我们权益类资产配置还是有帮助的。 最后，我简单来概括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全球经济还是在往下走，而且不排除发生信用危机的可能性。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欧美也好，都要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一个避险类资产，贵金属黄金作为准货币资产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明年的黄金价格有可能创历史新高，无论从投资角度也好，从避险也好，黄金具有投资和避险的双重的特性，它作为一个投资品用来应对货币的超级泛滥。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规模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只增长2.7倍，黄金只增长了1.1倍。同时，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则用来应对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巨幅波动。 目前正处在全球货币泛滥的时间窗口，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突破7万亿美元。黄金价格的波动往往是间歇性的，从2011年至今，走了一个U型，2018年在1200美元/盎司的平台上突破，2019年在1500的平台上突破，2020年有望在1900的平台上突破，创出历史新高。 第二，宽信用政策虽然合乎逻辑，但实际操作的难度较大，在经济增速下行是大趋势，松货币还是会继续，故利率还是会往下走，需要降息，债市慢牛行情就没有结束，还是可以继续配置。 第三，房地产随着人口分化，也会发生一二线城市房价走强，三四五线城市房价走弱的现象。追踪四大流的变化：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如果这四大流均强的城市，其房价一定非常坚挺。四大流变化带来的是房地产投资的结构性机会。 今后几年，中国房价估计不会出现系统性、大规模的下跌，一是高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因城施策，防止房价大起大落；二是在货币政策上，还会继续用宽信用和维持M2高增长作为支持，降息空间仍在。 第四是权益类资产，如何配置呢？我前面讲到的四大分化趋势，应该根据这四大分化趋势来配置资产，从产业趋势看，寻求高成长行业的投资机会，从企业分化角度看，要寻找头部企业，从政策导向看，可以配置政策扶持的行业。(文中所用PPT由李迅雷先生提供)
粤泰股份发布2019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8,401.6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9.95%，报告期整体转让嘉盛大厦项目结转收入24.7亿元。2019年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7,996.25万元，同比减少37.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9,939,144.51元，同比增长7,329.03%。上年同期扣非净利2,287,501.69元。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亦将催生全球金融新格局。伴随这一历史性转变，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料将顺势加速，中国经济金融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亦将持续提升。得益于内外联动的双向加强，居于枢纽位置的上海已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如果能够针对性地因时制宜、取长补短，上海有望迈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刺赛道。 机遇之一：疫情扭转全球经济轨道，中国经济的高水平开放将提速应变 对于全球经济，本次疫情并非一次性冲击，而是从根本上拆解了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健增长）。一方面，疫情的长期化正在持续抑制资源、人口、资本等要素供给。另一方面，疫情以及其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逐步导致国际贸易阻滞、经济活动停滞、产业链条疏离，进一步拖累生产效率。两者交叠之下，再考虑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已近极限，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枢料将长期下行，慢增长、强博弈、高风险、多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已经到来。 为应对外部环境的长期挑战，中国经济金融料将加快高水平开放的步伐，从多个维度进一步提升开放层次：从出口中低端产品为主到更多出口高端产品，以适应并促进产业升级；从扩大出口为主到进一步扩大进口，以改善整体福利、解决国际贸易摩擦和纠纷；从货物贸易为主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以增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改变其长期以来的逆差状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经常项目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循序渐进完成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后一公里”，以助力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足进步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从特区开放到更多区域开放，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从以开放为“特例”到以开放为“惯例”，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以顺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将开放从政策变为文化。 机遇之二：疫情重塑全球金融格局，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将持续巩固 在全球疫情乱局之下，中国经济为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成长基础。在经济增速层面，本次疫情的短期冲击虽然不容轻视，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枢。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纷纷下调全球增长预期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先控制疫情、实现重启的经济体，增长的长期韧性相对凸显。 在经济增质层面，在最具活力的新经济领域，中美仍将是最主要的全球领跑者。据CB Insights和WIPO数据，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科创集群数量仅次于美国。并且，中国在创新质量指数上较高收入国家均值超过40%的同时，所需的研发投入更少，具备“产出/投入”的效率优势。 从长期来看，2020年既开启了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期，又迎来疫情下的全球大变局。立足于多重历史拐点之上，中国将政策关切进一步投射于民生、科技、金融领域，改革深化保持稳步推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中，三个顶点分别为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而三条边则是以上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 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全球经济羸弱的大环境中，中国经济转型充满想象的新赛道脱颖而出，将为国际长线资本提供结构性机遇。 根据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上海目前已升至全球第四位，排名仅在纽约、伦敦和东京之后。在近年来排名稳步上升的同时，较之于前三，上海仍在金融制度、市场基础设施、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如何把握上述的双重历史机遇，因时制宜地补上短板、发挥优势，将是上海未来冲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以下三方面举措将在这一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目前，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呵护民生的能力，要求上海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动引导，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在金融中心建设整体规划基础上，对标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对投资贸易、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国际化新人才、产业新业态等多个方面出台创新政策和优惠政策，为新的金融市场或金融业务营造更加公开、透明和法治化的发展环境，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国金融机构，并提升教育、医疗、商业健康保险等方面的国际化服务水平，为国际金融人才在沪工作、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政策红利，主动与“一行两会”对接，深入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争取更多的金融业开放措施在上海率先落地，并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为上海建设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奠定政策基础。 第二，进一步丰富金融业态，建立多元化金融市场。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依托上海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鼓励发展新型金融业态，推动符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其中，随着芯片、5G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主赛道，以及数据、技术上升为新一代生产要素，上海亟待立足全国半导体产业中心的特殊优势，重点推动相关的金融资产和产权类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及国际上的互联互通，进而在国际要素市场形成有效对接，一方面增强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为“中国智造”注入金融活水。 第三，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流合作。在冲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上海要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金融权益和大宗商品等市场内外有效流转，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等方面构建长效沟通机制，提高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和金融体系安全性，这些有助于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且，要在市场定位、产品设计和竞争优势方面与亚太地区其他金融中心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6月19日，港股三大指数午后拉升上涨，截至收盘，恒指收涨0.68%，报24632.38点，国指涨0.75%，报9990.65点。南下资金流入20.89亿元，大市成交额1176.47亿港元。 从盘面上来看，个股方面，港交所股价创造新高，腾讯，阿里巴巴，网易均收涨。中资券商表现亮眼，成为港股午后上涨主要主力。阿里概念股、零售股表现亮眼。旅游、电话设备及原件板块表现低迷。 个股异动方面 药明康德获多家大行唱多大涨4.25%，报96.90港元，总市值2252亿港元。中泰证券首次覆盖并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104.1港元。 中集集团大涨8.96%，报6.57港元，总市值135.335亿港元。该公司旗下中集来福士设计建造的海洋牧场平台“长渔一号”正式交付，该平台率先搭载了5G通讯基站，成为全国首个示范应用5G技术的海洋牧场平台。 港交所涨1.49%，报300.40港元，股价创历史新高。港交所于2000年6月27日以介绍方式上市，上市价为3.88港元，按现价计，累涨76倍。大摩最新研报维持香港交易所“增持”评级，目标325港元。 沛然环保崩盘暴跌70.73%，报0.048港元，总市值0.634亿港元。该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根据券商持仓，本次卖出最多的是交银国际、新富证券等。 行业来看： 阿里概念股领涨市场，阿里影业、阿里健康大涨7%，中金公司、海尔电器、高鑫零售涨幅均超3%。 收租股异动拉升，九龙仓置业、九龙仓集团涨幅超6%，太古股份公司A、太古地产、鹰君涨幅超2%。 消息面上，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自6月19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有助于带动整体零售市场的气氛及销售表现。 中资券商股大涨，鲁证期货大涨8.62%，中信建投、光大证券涨幅超5%，其余个股纷纷跟涨。主要原因在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下券商投行业务扩容，头部券商因投行能力较强、项目储备丰富将受更大利好。 旅游观光板块走弱，瀛海集团大跌超8%，香港中旅跌4.24%，其他个股跟跌。主要还是受疫情二次爆发的担忧预期。 电话设备及原件板块表现低迷，中国优通大跌11.71%，阿尔法企业跌8.59%。前几日表现强势的中兴通讯回调跌2.52%。 港股通方面，截至收市，南向合计净流入21.24亿元，其中港股通（沪）净流入6.58亿元，港股通（深）净流入14.66亿元。
百大集团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离境退税”与“免税”是不同的概念，离境退税的税种为增值税，是针对非免税店的普通消费退税；而免税的税种为进口关税、增值税等进口环节税，是针对免税商店购物消费；受益人群也不同。鉴于上述离境退税政策主要是税务部门退还所购买商品中包含的增值税，因此对公司利润无实质影响。同时，杭州百货大楼以杭州本地及周边地区客户群为主，仅适用于境外顾客的离境退税政策对提升商场销售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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