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栗战书委员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紧紧依靠人民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为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5月24日晚间，韵达股份和德邦股份同时发布公告，对外宣布了双方的战略合作计划：韵达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杉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福杉投资”)拟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德邦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总金额不超过6.14亿元，认购完成后，韵达将成为德邦第二大股东。 韵达与德邦什么时候看对眼了呢？这从双方目前面临的处境来分析，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来看韵达，韵达已经连续多年稳坐“老二”的座次，坐二就会望一，但目前其与中通的差距仍然不小，想要更进一步还是有些压力的；另外，快递行业严重同质化的服务，价格战问题频发，韵达想要更进一步开辟新业务(比如零担快运、大件物流)，就不得不思考策略问题。 零担快运是德邦赖以起家的重要业务，德邦在这个领域做的就非常有优势。而德邦在上市后也开始进军快递，开始与主流的物流公司争抢快递市场的份额。 但由于起步较晚，其物流业务所占份额一直不高，面对巨头围困，德邦面临着更大挑战，这些都促使德邦改变策略，选择与韵达联合，互取所长也就不能理解了。 韵达遭遇瓶颈 作为国内快递行业的龙头企业，韵达一直保持着行业前两名的地位，但是想要更进一步，似乎也没那么容易，中通这个“拦路虎”的影响依旧不可忽视。同时，同质化的快递竞争，让快递企业始终摆脱不了“价格战”的血海搏杀，急于开拓进取的韵达也面临诸多瓶颈，战略投资合作无疑是一种较为稳妥的战术。 首先，中通稳坐“头把交椅”，地位愈加稳固。从近四年各家年报披露的数据来看，中通已经连续四年摘得行业桂冠，并且其各方面优势还在逐渐放大，跟第二名韵达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从各家公开的财报资料来看，中通在2016年首次以14.4%的份额夺得冠军之后，此后其在快递市场的份额不断提升，逐渐上升到了2019年的19.1%，渐次拉开了与韵达之间的差距；而其年份额上升速度也在加快，2017年-2019年中通的市场份额分别上升了1.1%、1.3%、2.3%，这让本就拉开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中通行业第一的宝座愈加稳固。 从两家的包裹量来看，其差距也显而易见。2019年全年中通包裹量实现了同比42.2%的增速，总包裹量达到了121亿个，据公开披露的相关数据来看，快递总包裹量依然位居行业第一。 作为行业内第二家总包裹量突破百亿的韵达，也是刚刚突破百亿包裹量，但两者之间相差21亿，2016年末行业第一的中通与第二名的圆通之间相差仅3800万票，现在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了十亿级别，马太效应进一步凸显。 从市场份额来看，韵达目前的市场份额为15.6%，与第一名中通的19.1%之间还有3.5个百分点之差。以目前各家年市场份额扩大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速度，即便是中通原地不动，韵达想要赶上目前中通的水平，需要两年的时间，更何况中通继续在增长呢？ 中通除了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其盈利能力也是行业第一，这是韵达比不了的。财报显示，2019年韵达实现扣非净利润为24.14亿元，而中通为52.92亿，为韵达净利润的2.2倍，当然韵达利润低是“价格战”的结果，但价格战这把剑让韵达越来越如履薄冰。 同时，盈利能力更强的中通则将更多资金投入末端物流研发，进一步压缩成本，进入良性循环，进一步放大其竞争优势，从而对韵达形成更强的挤压，因此面对中通这个“拦路虎”，韵达的焦虑可想而知。 另外，顺丰、京东物流等纷纷入局，申通、百世等奋起直追，价格血战愈演愈烈。韵达想要在护住基本盘的前提下，仅仅依靠自己开拓新业务难免有些吃力，从相关数据就可以看出。 2017年10月，韵达开启快运业务，从2018年其快运营收就实现了同比增加了2200%，但开局良好的韵达快运，在2019年却陷入营收减少的境地。显然，韵达低估了快运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而改变策略，选择与快运巨头德邦合作，对于突破韵达目前的瓶颈至关重要。 德邦成本难控 德邦快递以零担物流起家，快运一直以来是其主营业务，而快递则属于其他业务。大件快运一直是德邦的优势业务，占其营收过半。 然而，曾经顶着“A股第一快运股”的德邦，却在近年来迎来“进退两难”的境地。首先，行业阵痛加上外部竞争，原本的快运优势地位不保；其次，转型大件快递，又面临成本管控难题，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局。 本质上来说，这与快运市场的特点有关。一方面，需求主体相对分散、行业门槛较低，对价格又比较敏感；另一方面，快运市场规模大，但各家企业运力集约化调配能力不足、市场集中度低，普遍存在低价竞争、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德邦快递近些年来的毛利率下滑，就跟快运市场的这一特性有关。2019年快运业务毛利下滑到14.3%，较上一年减少4.6个百分点。 作为业内较为知名的“快运巨头”，德邦的快运一度冠绝业内，但这个优势随着德邦进军大件物流之后反而落后了。行业竞争之下，德邦快递在营收被顺丰超越，在货运量上被安能物流、一米滴答所超越。因而，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势在必行。 实际上，德邦从2013年进军大件快递之后，业务增长很快，到2018年其营收首次超过了快运成为主要营收来源。但其采用的直营模式，使得其营收规模增长同时，成本管控的难题也愈加严重，其毛利不断下滑。 如何降低成本，提升快递业务毛利成了德邦的当务之急。而韵达在物流信息化、数字化方面具备相应的经验，这让其成为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联合韵达，抱团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规模协同、资源共享，对两家而言都有好处。 韵达、德邦抱团取暖，但变数仍存 根据合作公告来看，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后，韵达将持有德邦约6.5%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同时公告约定双方合作将以网络优化、市场拓展以及集中采购这三种方式进行。这意味着，两者之间进入深度合作的阶段。 实际上，回过头来看两者合作存在共同基础。两者在业务上都存在短板，各自又有自身优势，业务上方面彼此交叉，这就使得彼此之间存在共同合作的基础。 从目前的处境来看，合作势在必然。德邦转型快递却困于成本难题，随着其快递业务日益增长，这个问题变得愈加严重，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快递业务在2018年就成为主营业务，但2019年德邦的快递业务增长不及预期，快运业务也出现了下滑。与此同时，公司为提升战略业务大件快递的竞争力，加大了在运输、分拣、末端物流方面的投入力度，这让其企业毛利率急速下滑。而在智能化分拣等方面有丰富经验的韵达可以帮助德邦解决快递营业成本的问题。 而在快运方面，德邦的快运业务虽不及之前，但是较韵达等“后起之秀”，还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有业内人士认为，双方合作的最大看点正在于双方在快递、快运品牌和网络上的合作，以及双方在成本方面的优势叠加。 公告中称，双方认购完成后，将通过整合彼此在业务领域的资源和优势(比如供应链)等，实现优势互补，实现规模效益，共同提升市占率，实现规模效益，提升盈利能力和品牌价值。 不过，这其中的变数依旧很大。例如，在强大的菜鸟物流面前，此前拒不接受菜鸟投资的韵达也做出了象征性的“让步”(出售2%的股份给菜鸟物流)，还有顺丰、京东物流这些咄咄逼人的巨头步步紧逼。 它们两者的结合到底会擦出多大火花，尚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的合作仍然改变不了与巨头相撞的命运，而在未来的竞争中是否能如其合作意愿依旧是未知之数。 文/刘旷公众号，ID：liukuang110 刘旷L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苏宁金融研究院陈嘉宁 图：壹图网 近日，克强总理在考察中称赞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地摊经济”一跃成为当下最接地气的风口之一，获得了无数创业者的追捧。当然，不可能14亿人全部都去摆地摊，除了地摊经济，中国经济还有哪些风口呢？ 政策风口：34万亿下的“新基建” “新基建”，根据官方的解释，是指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 关于“新基建”各领域核心技术，以及国内龙头企业的情况总结如下表： 提到“新基建”，相信许多人会习惯性的将其与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行对比。本轮“新基建”计划的亮相，似乎也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而紧急推出的又一轮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实不然！理由有三： 一是时间上，“新基建”早在2018年底就已经提出并执行。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已经首提“新基建”的概念。要求“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接着，2019年1月的各地两会上，各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当地版的2019年“新基建”工作计划并予以落实，如四川省就表示，2019年，将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完成技改投资增长10%；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商用步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示范基地等。显然，彼时疫情并不存在，“新基建”早已被提出并处于实施状态。 二是内容上，“新基建”是对“老基建”的衔接与发展。一方面，“老基建”为“新基建”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很难想象脱离完善的交通和公共基础设施，到荒芜的原野上凭空去建设5G基站、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项目。另一方面，“新基建”在“老基建”的基础上为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在很多地区“老基建”趋于饱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新基建”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引导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是资金安排上，“新基建”是自下而上，给地方和高新企业更高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安排的“自上而下”。本轮“新基建”计划中，地方政府和高新企业发挥了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截至2020年3月1日，全国13个省市区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这份投资清单共包括10326个项目，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万亿元。除此之外，高新企业也纷纷宣布加码“新基建”， 4月份阿里云宣布，未来3年将投入2000亿元，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腾讯则宣布未来五年将投入5000亿元，用于新基建的进一步布局。 相比之下，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这个规模要小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时中央的投资拨款。 如此安排也是市场化的表现，一方面，让地方政府能够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特点布局“新基建”建设。另一方面，放手让高新企业参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更加有利于高科技项目的孵化和推进。 综合以上分析，不能简单地将“新基建”项目理解为应对疫情冲击经济而推出的新一轮“4万亿刺激计划”，而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即使没有本次疫情，“新基建”仍然会被提出，并不断推进。而在本次疫情对经济产生冲击，以及中美贸易战，美方刻意对高新技术进行封锁的大背景下，“新基建”的稳步推进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区域风口：“西部大开发战略” 3.0版 和“新基建”一样，“西部大开发战略”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了。从1999年9月的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已超过二十年时间。 二十年的持续投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经济实力方面，西部12省市的GDP从2009年的1.5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20.5万亿，年均增长1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扶贫攻坚方面，截至2019年底，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3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90%以上的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在基础设施方面，交通运输网不断拓展，截至2019年底，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5.6万公里，其中高铁9630公里，已经连接西部大部分省会城市，和70%以上的大城市。 在生态环境方面，截至2019年底，西部累计退耕还林还草1.37亿亩，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提高。 从发展规划的角度，“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十年为一个阶段持续演进，已经经历了1.0版和2.0版，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迈入第三个阶段。具体来说，“西部大开发战略”三阶段发展状况如下表： 随着西部大开发由过去“建设为主”的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如何去转变思路，拥抱变化，切实利用好西部地区“一带一路”走廊的地理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以及中央在财税、金融方面的特殊支持，为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是每一个准备布局西部的企业和投资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需求风口：新零售、互联网服务扶摇直上 如果说前面介绍的政策风口或者区域风口，还是有一定政府参与和推动的成分，需求风口则源于每个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更加的稳定和持续。 早在1943年，心理学家马斯洛就将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了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沟通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尽力满足低层次需求的基础上，逐步的追求更高层次价值的实现。 下面，让我们逐层分析各层次需求中蕴含的机会： 首先，在生理需求方面，“吃、穿、用”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日常需求。当14亿人的日常需求被汇聚起来，自然形成一个巨大风口。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传统的“逛街、餐饮”需求转化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零售”需求。以苏宁为例，财报显示，一季度苏宁易购线上平台商品交易规模达到610.4亿元，占整体销售规模比例攀升至68.64%，同比增长12.78%。借助“线上下单，一小时送货上门”的家乐福到家服务模式，苏宁快消百货类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167.99%。在方便百姓生活的同时，拉动了消费，获得新闻联播点赞。 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后，人们开始关心自身的安全。口罩、酒精、呼吸机等防疫用品成为需求风口。一方面，国内疫情虽有所缓和，但全球超过300万的现有确诊病例数，说明疫情结束尚需时日；另一方面，即使疫情结束，大量的医疗防疫物资仍然被需要，作为战略储备，预防下一次疫情的侵袭。 除了保障自身安全，作为社会性动物，人们还有沟通和交流的需求。受到疫情的影响，这种沟通交流从线下走到线上，也带来了无限商机。在线上教育领域，对比去年春节，2020年春节学生学习类APP的平均日活增幅和新增用户增幅分别为100.05%和238.79%。在视频娱乐领域，QuestMobile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假期，头部视频网站的月活跃用户均已破亿。其中，爱奇艺APP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5.95亿人，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2.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春节期间观看了爱奇艺。 总之，14亿人的生活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他们的需求却无法被消灭，只是换个形式表现出来。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抓住风口的人，自然会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尽信“风”不如“无风” 前面对近期可能出现的一些“风口”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很多人会问，“风口”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跟每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有关： 对于投资者，参考“风口”选择投资标的，更容易取得较高的胜率和投资收益率。 对于创业者，“风口”行业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资源，更多的国家政策倾斜和扶持，更容易“活下去”。 对于择业者，“风口”行业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 对于正在填报专业的高考生，“风口”和“非风口”意味着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最后，找准“风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因为市场在变，政策在变，风口也一刻不停地在变。今天“猪都能吹上天”的大风口，明天可能一点风也没有，留下一地摔死的猪。 所以，尽信“风”不如无“风”，如何在利用好“风口”的同时，避免对于“风口”的迷信和过度依赖，如何在风停前，迅速成长，积累经验，建立壁垒，更好地“活下去”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旗下专业研究机构。研究领域涵盖宏观经济、消费金融、银行业发展、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毫不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智慧法院，大力加强过硬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深响原创 · 作者｜夏晓茜 5月20日，寒武纪最新回复上交所第二轮问询时披露，公司预计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约达6亿元至9亿元……这个5月，AI芯片独角兽寒武纪很忙。 一方面是旗下云端人工智能处理器芯片思元270，与百度飞桨旗下高性能的轻量化推理引擎Paddle Lite正式完成兼容性适配——这也标志着寒武纪端云一体的人工智能芯片生态，与百度飞桨代表的深度学习框架生态的成功融合，从而进一步推动世界AI生态的完备及进化。 但另一方面，寒武纪也忙着回应首轮问询函。除了常规的发行人股权结构、主营业务、核心技术、财务信息等问题，其中关于大客户A(华为)的问题格外引人注意。 在2017年9月，华为发布“全球首款手机AI芯片”麒麟970，寒武纪的AI模块寒武纪1A就是其中重要构成，但就在2019年，华为推出的新款手机芯片麒麟990、麒麟810全面采用了华为自研AI模块，与寒武纪正式分手。 失去华为，对于当下的寒武纪来说无疑是个损失，但这放在更为长远的时间轴里或许是一件好事。去掉华为加持的光环，寒武纪走出了认知迷雾，在成长的关键期更加明确地聚焦自身建设。 作为国内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首个龙头企业，寒武纪的上市之路注定不会平庸。而喧嚣之后，人们对于这家公司的关注点或许应该回归到其本来拥有的技术能力和真实的市场价值上。 快速迭代产品 寒武纪原本是一个地质学的名词，指的是距今5.42亿年前生命多样性大爆发的时代，从那时起，地球进入了生命的新纪元。取名“寒武纪”，是因为希望人工智能也能像生命一样出现大爆发。 而寒武纪的产品如同起名字一样，在成立后的短短四年时间里出现了大爆发。 2016年3月，中科寒武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随后，寒武纪推出了全球首款商用终端智能处理器IP产品寒武纪1A，面向智能手机、安防监控、可穿戴设备、无人机和智能驾驶等各类终端设备。这款处理器后来被集成到华为海思的麒麟970芯片中，并于2017年-2018年，有了升级版寒武纪1H、寒武纪1M。 2018年5月，寒武纪还推出了第一代云端AI芯片思元MLU100，和搭载MLU100的云端智能处理卡，是中国第一家同时拥有终端和云端智能处理器产品的商业公司。一年后，2019年6月，寒武纪推出第二代云端AI芯片思元MLU270及云端智能加速卡，速度更快、功耗降低到75w，与英伟达(Nvidia)发布的Tesla T4基本持平。 2019年11月，寒武纪发布了边缘AI系列产品思元220芯片及加速卡产品，在云、边、端实现了全方位覆盖，形成了完整的智能芯片产品群。截至2020年2月29日，寒武纪已获授权的专利有65项(境内50项，境外15项)，正在申请中的专利有1474项。 一家硬核创业公司崭露头角。 思元220芯片 而沿着时间线可以看到，寒武纪产品迭代速度很快，而和寒武纪的产品对应，提供芯片及加速卡产品、终端智能处理器IP授权、智能计算机集群系统构成了其三大主营业务收入。 2019年，寒武纪云端智能芯片及加速卡销售收入7888.24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17.77%；智能IP收入6877.25万元，仅占到主营业务收入的15.49%；智能计算集群系统2019年实现销售收入2.96亿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66.72%。 创业四年的寒武纪已经成为了少数实现AI芯片规模化应用的公司之一。 寒武纪在其对问询函的答复中提到，寒武纪1A、寒武纪1H分别应用于华为华为麒麟970、麒麟980，已集成于超过1亿台智能手机及其他智能终端设备中；思元系列产品也已应用于浪潮、联想等多家服务器厂商的产品中；同时其下一款产品思元290已处于内测阶段，主要面向人工智能云端训练任务，预计2021年实现规模化收入。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快速迭代背后是资金与人才的支撑。众所周知，无论是传统芯片还是AI芯片，能够持续投入研发进行产品迭代才是保持芯片竞争力的关键。“同行”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曾明确指出，“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说，其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这方面，寒武纪的招股书披露得很“通透”——招股书显示，2017年-2019年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2986.19万元、24011.18万元和54304.54万元，研发费用率分别为380.73%、205.18%和122.32%，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连续3年超过 10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寒武纪拥有研发人员680人，研发人员在团队占比79.25%，其中，70%以上研发人员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核心研发管理团队一直保持稳定，公司核心技术与研发团队进行了早期的学术研究和产业化工作。 在芯片行业，这种量级的研发费用并不罕见，不管是设计，还是流片，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要从花钱的效率来看“研发投入”，而非花钱的绝对值来看。 成立于1993年的英伟达，首款产品推出后便遭遇了市场失败，1996年的营收只有400万美元，但到了1999年1月，英伟达全年营收突破1.5亿美元。而根据英伟达2020财年财务报告，截至2020年1月26日的2020财年里，英伟达的研发费用高达28.29亿美元。 相比之下，寒武纪的研发投入效率相当之高了。 而国家发改委在4月份新闻发布会中，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包括的三大内容：即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其中，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就属于信息基础设施。 寒武纪是业内较早布局智能计算中心业务的企业之一。在“新基建”的背景下，其将面向重点城市数据中心、科研院所和行业客户推广已经建成的智能计算集群系统示范项目。如此一来，快速迭代产品和高效研发投入的基调叠加市场利好，寒武纪的未来可期。 慢速施放长线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如果再拉长观察寒武纪的时间轴，你会发现，这家AI芯片独角兽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浓缩了中国芯片整体的发展历程。 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国内芯片发展经历了六十余年。目前，国内芯片产业仍然相对落后。在寒武纪列举的主要芯片公司中，国内企业有两家，即联发科和华为海思；外企占据绝大部分席位，如英伟达、英特尔、AMD、NXP等。 寒武纪也正在加速追赶。从寒武纪的回复函来看，它已在技术研发、性价比、独立性等方面奠定了优势。 简单与英伟达相比，寒武纪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芯片架构针对人工智能应用及各类算法进行了优化，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功耗比和性能价格比；产品可以针对国内客户的生态和需求进行优化，并且为客户提供快速响应、灵活的技术支持服务。 不同于“来钱快”的互联网行业，芯片公司即使投入研发，长期烧钱，做出来了产品，还需要客户的Design-in(客户送测)，通过客户响应与现场支持，与客户的研发产品团队磨合好后，才有希望进入大规模出货的营收创造阶段。 前期的测试、导入周期一般在6个月-12个月，在此期间公司需要不断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产品调试服务。量产投入巨大的前提下，芯片产品要想持续下去，就必须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产品使用量大，分摊成本就会更低，价格就会更便宜，竞争力就更强。 因此，芯片行业的另一大特点是“成本前置，收益后置”，占据市场份额之前，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和巨额的可持续的投入，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从业者和投资者拥有更多的耐心，“放长线钓大鱼”。寒武纪近来的亏损，也正印证了芯片行业的发展特点，同时，为了持续研发，快速迭代产品，寒武纪短期内仍然需要更大的投入，这份投入，充分且必要。 幸运的是，这是一条足够长的赛道。根据市场调研公司Tractica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人工智能芯片的市场规模将由2018年的51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726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6.14%。另根据Gartner预测，2022年全球AI芯片的市场规模将从2018年的42.7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323亿美元，2019-2023年平均增速约为 50%。 AI芯片是人工智能的引擎，也是技术要求和附加值最高的环节，产业价值和战略地位远远大于应用层创新，其将对智能互联网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这也是科创板重点鼓励的行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三网融合、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集成电路、以云计算为代表的高端软件。与其他典型的PPT公司不同，寒武纪作为AI芯片行业的头部企业，有技术积累，有落地案例，高投入也能换来高回报，这样的后来居上，更具想象力的“年轻”公司，也正是科创板寻觅的。 没有人会怀疑人工智能的未来，也没有人质疑AI芯片的产业根基地位，历史进程中的寒武纪当然有其发展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赶考”科创板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加充裕的资金，另一方面也是在公开市场上得到进一步的认可与监督。 作为即将登陆科创板的“AI芯片第一股”，寒武纪正在快与慢之间坚持着自己的节奏。 深响
作者丨范迪 年初一场疫情令冰洗空大家电市场销量跌至谷底，小家电市场却因单价低、体积小、免安装等特点，受冲击较小。加之疫情期间宅家下厨和网购的需求提升，小家电品类基本实现了线上销售对线下重创的回补。 然而，不同于小熊电器、九阳股份等其他小家电企业年初至今股价一路上扬的走势，苏泊尔的股价不升反降。截至发稿，苏泊尔报收66.70元/股，较年初77.89元/股的股价跌去14.36%。 股价走低的背后是持续走低的营收与净利数据。2020年一季度，苏泊尔销售收入下降34.57%，扣非净利润下滑41.21%，超过小家电市场的整体下滑水平。对大股东存巨额的应收账款，也拉低了苏泊尔的资金回收率。 某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4月，苏泊尔小家电类目的销售额已被九阳赶超，增速也在美的、九阳和小熊之后，市场份额正遭竞品企业蚕食。 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表示，“苏泊尔近年来在中国市场新产品创新及推出力度都显不足，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而小熊、新宝等都是小家电的新军，由于市场份额还比较小，目前正处于市场上升期，看起来成长性比较好”。 市场份额遭竞品企业蚕食 2020年一季度，苏泊尔销售收入下降34.57%，扣非净利润下滑41.21%。苏泊尔在财报中表示，本次新冠疫情对公司第一季度销售和利润产生了短暂而显著的影响。 然而纵观国内及全球各行各业，苏泊尔所在的厨房炊具及小家电行业属于受冲击较小的行业，一季度受疫情冲击的整体影响较小。 据奥维云数据，2020年一季度，冰洗空调等大家电的整体零售额降幅约45%，而小家电因单价低、体积小、免安装、轻服务、易配送等特点，实现了线上销售回补线下重创，有些品类甚至出现全渠道销量的增长，整体零售额降幅在23.7%左右。 苏泊尔近乎35%的销售额下滑，显然已经超过了小家电市场的整体下滑水平。相较竞品企业而言，苏泊尔的表现也难言乐观。 奥维云网数据显示，去年美的、苏泊尔、九阳三家合计占到小家电领域91.2%的线下市场份额。今年一季度，九阳股份一季度销售收入只下降5.37%，扣非净利润只下降6.60%。美的集团未披露小家电业务的数据，整体营收下滑23%，扣非净利润下滑21%。 除营收增增速下滑外，苏泊尔的市场份额也在被竞品企业蚕食。某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美的、九阳、苏泊尔、小熊的厨房小家电类目的销售额分别为 6.74亿元、4.36亿元、3.77亿元、2.1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9%、54%、36%、89%，其中苏泊尔的增速最慢，销售额也被九阳赶超。 苏泊尔的行业竞争表现，难以让投资者放心。反映在股价上，不同于其他小家电企业自年初以来一路上扬，苏泊尔股价不升反降，年初至今已跌近15%。 截至发稿，小熊电器报收131.63元/股，较年初股价涨幅超85.87%。九阳股份报收31.90元/股，较年初上涨29.94%。新宝股份报收34.65元/股，较年初股价涨幅达94.77%。 而小家电次龙头苏泊尔的股价从年初的77.89元/股，跌至发稿前的收盘价66.89元/股，跌幅14.12%。 针对这一股价走势的原因，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向搜狐财经表示，“苏泊尔近年来在中国市场新产品创新及推出力度都显不足，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而小熊、新宝等都是小家电的新军，由于市场份额还比较小，目前正处于市场上升期，看起来成长性比较好”。 随着消费群体发生变化，消费需求也逐渐细化和升级，摩飞、小熊、九阳等企业纷纷推出各自的网红产品，围绕破壁机、绞肉机、面条机、面包机、多功能锅等多种细分产品发力。 此外，苏泊尔近年来频繁爆出产品质量问题，对用户信心也是一个打击。在某投诉平台上，苏泊尔产品屡屡因突然爆炸、开裂等问题遭消费者投诉。 去年关联交易额超48亿 苏泊尔的营收净利的增长疲态在去年已有所显现。2019年，苏泊尔营收增长11.22%，增速三年来最低；扣非净利润增长14.65%，为五年来最低。 与此同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在2019年出现下滑，从上一年的20.14亿元减至17.33亿元，同比减少13.9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8.67亿元，导致当期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流出1.67亿元，同比减少130.45%。 除了具备绝对体量优势的美的集团，苏泊尔的营收在小家电企业中处于次龙头地位。然而，其居高不下的应收账款却被业内疑为“营收掺杂水分”。 截至2020年一季末，苏泊尔的营收账款高达12.99亿元，占营业收入的36.27%。截至2019年末，苏泊尔的应收账款高达17.97亿元，占当年总营收的9.05%。 而2019年苏泊尔17.97亿元的应收账款中，对大股东SEB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达10.46亿元，占应收账款期末合计数的55.23%。此外，对SEB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达5231万元。 反观九阳股份，截至2020年一季末的应收账款为3.60亿元，占营收的21.15%，2019年末该比例仅为2.20%；小熊电器一季末应收账款0.86亿元，占营收的11.62%，2019年末该比例为3.90%。 SEB集团及其关联方系苏泊尔最大的海外OEM采购客户。自2013年起，两者间的关联交易比重居高不下，业内甚至产生了苏泊尔或成SEB集团廉价代工厂的说法。 4月28日，苏泊尔公告，2020年公司将继续依托SEB集团在全球的营销网络进行产品销售，促进公司销售收入的增加。预计2020年的关联交易总额为47.18亿元，2019年度实际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48.35亿元。 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对搜狐财经表示，自从被法国SEB集团收购之后，苏泊尔的品牌美誉度、知名度和口碑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据最新公布的一季报，SEB集团对苏泊尔的持股比例高达81.19%，为苏泊尔的实际控制人。苏泊尔生产的炊具和电器产品，通过法国SEB集团销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某业内人士表示，苏泊尔此前主要依靠线下渠道的优势，来实现销量增长。随着小家电品类线上渠道的市场份额反超线下，苏泊尔逐渐受到来自小熊、九阳、摩飞等网红产品的冲击。 2019年报虽未披露线上线下渠道的市场份额，但谈及未来，苏泊尔也表示，2020年将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提高与主要线上零售商的合作效率和资源投入，创新推广模式，持续提升线上的销售规模和市占率。 今年初，苏泊尔部分董事和高管开始减持苏泊尔股份。1月3日，苏泊尔披露高管减持公告，公司董事苏显泽、总经理苏明瑞、财务总监徐波、副总经理和董秘叶继德拟减持所持苏泊尔股份。 2018年以来，苏显泽、徐波、叶继德等人也多次减持苏泊尔股份。其中，苏显泽为苏泊尔创始人苏增福之子，自2016年一季度后退出苏泊尔前十大股东行列。 与此同时，苏泊尔也在展开社会股份的回购。据6月2日披露的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报告，截止5月底，公司已回购股份数量为359.6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支付的总金额为2.41亿元（不含交易费用）。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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