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这两天大家都围绕着政府工作报告展开讨论和解读，报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年不设GDP增速目标。按照建国以来政府工作报告的传统，报告中要明确说明GDP增速的目标。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不设定GDP增速目标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由于疫情和经贸形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为了聚焦“六保”工作的落实，而不让各级单位在简单的实现GDP增速目标的传统做法中妨碍“六保”政策的落实，故今年暂时不设GDP增速目标。 同时，总理反复强调，不设定GDP增速目标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相反保居民就业，保民生、保经济主体等等一系列的经济目标都要求经济要有很高的增长。所以，我们解读这一做法时，要认识到今年遇见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冲击，而这个冲击力不仅仅导致整个经济增速出现回落，更为重要的是疫情本身以及应对疫情的各种政策带来了超级不确定性。如我们所看到疫情在今天展现出“超级黑天鹅”属性，谁都没有预测到，疫情会给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从1月份到现在全世界已经发生了四个史诗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超过了常规的想法和常规的操作模式。下一步疫情会怎样，以及各个国家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外部环境、内部运行发生的一些变化，依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目前世界银行、IMF、WTO、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OECD等国际机构都在不断的调整他们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的预测，于此同时，在目前结构调整、大冲击、大改革的时期GDP这种总量指标很难精准反映经济面临的风险、问题和矛盾。目前我们以“六保”作为着力点，是因为“六保”体现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体现了中央统筹的思想。我们一定要理解，在这种超级冲击下，我们的超常规的应对举措是加强底线管理，而底线管理要以“六保”作为应对核心。 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不设定GDP增速的具体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相反一下几个方面设定了目标，即在就业、国际收支、通胀、民生、风险、小康方面都设定了目标。同时要认识到不设定GDP目标不等于我们不完成全面小康目标，不设定GDP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举个简单的例子，目前对于就业目标设定的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以上，调查失业率6%，登记失业率5.5%，按照我们团队的测算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今年的GDP增速依然要达到4%左右。如果GDP增速要达到4%的水平，仅仅按照常规性的“六稳”政策就很难达到，所以，政府工作报告很明确要进一步加大“六稳”的力度，同时要将“六稳”的工作着力点以“六保”为核心。这意味着要完成“六保”就要采取超常规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增长速度方面就有一定的保障作用。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不设定GDP增长速度就是不设定目标，恰恰相反，这里面要求的更多，要求要更加凝心聚力，将各种宏观政策形成一揽子的统筹力量。 我们要从这几年整个宏观形势和宏观目标的发展来理解“六稳”与“六保”之间的关系。前年我们提出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去年三季度，我们提出了“六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中央判断我们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地抬头。因此，“六稳”在本质上是一种稳增长的分解，是在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抬头的进一步反映。今年4月份在“六稳”的基础上的提出“六保”，是应对疫情冲击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停摆的产物。“六保”本身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着眼于增长本身，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世界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同步深度下滑所带来的各种冲击、风险和超级问题而进行的布局： 第一，我国面临大规模失业，大规模民生问题，大规模市场主体破产，供应链、产业链断链，粮食和能源超级波动，还有基层运转不畅等问题。每一个问题相互联系，都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所面临的超级挑战。“六保”是我们在超级状况下所采取的精准应对的政策举措和政策目标。因此，要想达到“六稳”，必须以“六保”作为前提和着眼点。我们在政策目标和政策转换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危机救助和危机复苏过程中，第一核心就是保生存，保生存体现在：1、保证民生的基本运转。2、要保证经济主体的基本运行。疫情救助很重要的落脚点就体现在这两点。 我们今年把稳企业、保就业作为优先选项，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在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我们开展的行政性复工复产，也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把就业问题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业优先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政策都要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就业的政策是应出尽出，增加岗位的办法是能用尽用。这就更加明显地凸显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大家看到，我们的目标里，城镇新增就业9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6%，登记失业率5.5%。这里面大家没有真正地涵盖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没有涵盖874万大学生就业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按照这种测算，就业压力是超级大的。 就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次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往往会演化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们要想阻断公共危机向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进行蔓延，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和保证民生。因此，我们在保就业上面，第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必须要使复工复产加速进行；第二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必须加大稳企业、扩需求的力度，使经济循环常态化。 因此，第一，我们需要一揽子宏观政策举措，来扩大我们的有效需求，来使我们的供需循环常态化，从而稳定各个市场主体，稳定就业。 第二，我们要通过一些就业政策来缓解目前就业供需之间的缺口，所以我们采取了比如大学生招生、中职和研究生扩招等方式来解决200万就业问题，通过给予很多企业贴息贷款，各种保岗就业的补贴，使很多没有效益的企业能够稳产保岗。 第三，可以通过社会安全网来缓冲失业率上升所产生的冲击。如果我们没有把以上三个方面的轻重缓急以及工作重点把握住，我们在就业落实上面的工作就会做得不踏实。所以，我们要理解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我们目前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时强调就业优先的战略部署。 政府工作报告定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几个特点：一是规模适度，二是风险可控，三是非常规操作，四是中期可持续。 第一，规模适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曾提出今年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方案的规模应该在5.5到6.5万亿。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一揽子方案中财政资金新增规模是5.6万亿：第一，通过减税降费减负2.5万亿；第二，地方专项债新增长1.6万亿；第三，财政赤字提升1万亿；第四，特别国债发行1万亿。一共6.1万亿，与我们提的5.5-6.5万亿的区间基本吻合。根据前期的测算，这一揽子的财政刺激计划能够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的水平。 今年整个政府可支配的资金有多少？今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可能会达到18万亿。去年我国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是19.1万亿，根据财政部刘昆部长的预测，今年财政收入可能会降低8000到9000亿，所以，我们估计在18万亿左右。政府性基金收入去年是8.5万亿，今年由于我们进一步减税降费，部分基金收入会相应减少，但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核心主体是土地出让金，从目前四五月份的运转来看，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已经很快，所以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能够保证。此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方面，去年对于国企利润进行了一次性上缴，增加了一万亿，我们希望国家进一步增加一万亿。28万多亿再加上6.1万亿的新扩张规模，政府可支配的资金规模接近35万亿。这个规模应对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充分的，也是适度的。 第二，风险可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会导致宏观杠杆率出现急速的提升。目前，全世界的财政刺激规模达到9万亿美金，初步测算，导致债务水平已经上涨了百分之十几。目前来看中国的可控性比较大，债务上升的幅度并不像其他国家那么高。 第三，非常规操作。财政政策是非常规操作，即特别国债的发行，疫情转移支付的特别机制的安排，同时货币政策实际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非常规操作，要研究和创新可以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当然目前很多市场人士也在猜测，这种工具到底是什么？中央银行是不是会直接向我们的一些企业进行直接贷款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央银行法第30条规定不允许这样，但是可以向国务院批准，向特定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由特定金融机构来进行发放。前段时期，这个专项款项已经发放了3000亿，它是直接向相关企业进行发放的，未来，这一政策的力度可能会加大。当然还有一个是目前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的模式，由财政出钱，货币进行配套，再以疫情基金的这种模式直接发放给相关的主体，可能下一步会借鉴各国的一些最新的创新，对我们货币政策来进行一些操作。 第四，中期可持续。总书记在4月17日讲到，我们必须要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做好疫情应对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一揽子方案目前是疫情救助和经济复苏，但下一步要面临的问题很多，不确定性很强。因此，我们要为下一步经济复苏和应对下一步的超级不确定性留足空间，从而使我们的市场保持良好的信心。 改革扩内需，改革提信心，只有改革特别是市场化、开放化，提振综合治理能力的这种改革，才能化危为机，才能使我们的“六保”能够做得扎扎实实，能够把短期的稳定和中期的发展结合起来。 本文原发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画上句号！这项历史性的任务，成为许多代表委员们心头的关切、脚下的实践。 疫情给我们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挑战，但影响正在逐步被克服。决战决胜已经箭在弦上，时间紧迫犹如战鼓催征。代表委员们说，坚持目标任务不变，团结一心，定能如期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打赢各类问题“清零战” “仅易地搬迁就安置了36.24万群众，他们从贫困山区一步跨越到现代城镇。”云南昭通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部乌蒙山腹地，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持续努力，让当地面貌今非昔比。 “带领人民摆脱千百年来的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市长郭大进说，昭通举全市之力脱贫攻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4年末的185.07万人下降到2019年底的15.99万人，贫困村由1235个减少至104个，10个贫困县区摘帽9个，贫困发生率从34.8%下降至3.4%。 但是，“最后一公里”仍不能放松。“全市脱贫攻坚任务还十分艰巨。”郭大进说，收官之年，将全力打好打赢各类问题“清零战”、易地搬迁“巩固战”、劳动力稳定就业“攻坚战”、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突破战”，勇夺脱贫攻坚大决战全面胜利。 不停步、不歇脚，咬紧目标不松劲！各地正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在重庆市荣昌区，全区21471人贫困人口中，有3521人享受保障兜底。“围绕‘应兜尽兜’这一目 标，我们精准发力，摸清底数。”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说，区、镇、村三级书记遍访困难户，根据疾病、子女上学等实际情况，一户一策，进行扶助。 同时，“社会兜底不能‘一兜了之’，必须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曹清尧介绍，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当地采取技能培训、项目进家庭等方式，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比如，引导部分困难群众从事荣昌夏布手工制作、提供公益就业岗位等。此外，对已脱贫群众，持续跟踪监测返贫风险高的脱贫户和边缘户，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家庭，将其及时纳入保障范围。 “疫情突如其来，但我们仍然坚持目标不动摇，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曹清尧信心坚定。 “面对‘硬骨头’，要采取特殊政策实现‘三区三州’等特困地区、特困人群脱贫，攻克最后的堡垒。”全国政协委员、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彦伶说。 激活脱贫内生动力 接下来的难关如何攻克？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白加扎西认为，要更加注重提高脱贫质量，落实后续扶持政策，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 “就我们果洛州来说，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全力落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各项举措。在产业扶贫方面立足市场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和商贸旅游服务业，做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质量，不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白加扎西说。 增强造血功能，激活内生动力，让脱贫效果更巩固。 “真是旧貌换新颜！”5月1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哈电集团定点帮扶的文山市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国政协常委、哈电集团董事长斯泽夫为这里的变化感到高兴。 斯泽夫介绍，这几年，哈电集团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投入到扶贫中。在文山市，入村入户道路硬化工程、自来水工程建设、“厕所革命”、扶贫车间，见证着脱贫路上的坚实足迹。“虽然到了摘帽阶段，但我们的帮扶工作没有放松。”斯泽夫说，今年哈电集团对当地的扶贫投入还将继续加大，并致力于直接惠及农户，激活当地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重要的还是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在助力当地茶农脱贫攻坚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文新毛尖集团董事长刘文新带领公司摸索出许多办法，但最管用的是这一条。 刘文新介绍，当地茶农不缺茶园不缺产量，但技术是短板，公司就为农民培训炒茶技术；好茶叶卖不出好价钱，公司就与茶农签订收购合同，让他们吃下“定心丸”；此外，助推发展茶旅游，让茶山变“金山”，解决增收的实际问题；旅游红火了，宾馆、民俗、餐饮等一批岗位创造出来，许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人有事做、有奔头，脱贫致富动力自然足。 电商拓宽致富新路 紧要关头，脱贫攻坚如何再发力？疫情又带来哪些新的思考？许多代表委员将目光投向数字化手段。 “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上行是一个解决方案。通过淘宝直播既让农产品卖得出去，也活跃农村市场，更有利于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定远县吴圩镇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萌萌说。两会前夕，她还专门进入淘宝直播间，调研数字乡村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也注意到，疫情影响下，以数字化为支撑的电商业态更受重视。那么，农村电商发展现状究竟怎么样？霍学喜对全国苹果产业进行了大数据调研，陕西、山东、河南、河北、辽宁等主要产区均在调研范围内，但结果显示，电商销售占比仅为11%。 “我国苹果产区多分布在丘陵沟壑地区，很多都是贫困地区。”小小的苹果里，或许就藏着脱贫致富的金钥匙。霍学喜建议通过电商来盘活乡村生产要素，为农产品畅销路、通物流，并与电商平台开展品牌化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也认为，电商企业可以依托线上线下优势助农富农。但他在工作和履职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存在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等上行路径少、生产种植和销售脱节、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尚待完善、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对互联网技术的认知和应用不足等问题。 对此，张近东建议进一步统筹资源，政府、电商、农户、院校多方联动，推动返乡年轻人成为创富主体，带动形成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行政村为具体单位、以C2M（用户直连制造）模式为特色、以线上线下融合为主要销售手段的乡村生产基地。希望通过这些基地，让农产品多走出去一些，让贫困离农民更远一些。（记者 李婕 闫旭 徐佩玉）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陈燕
今日，中国足球协会公布了2020赛季三级职业联赛（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参赛名单的通知，深圳市足球俱乐部符合中超联赛准入要求及成绩要求，将征战2020赛季中超联赛。
意见领袖丨陶金（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的讲话，称美国现在“正在向伟大过渡”（transition to greatness）。 特朗普表示，这个口号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人比他更懂想口号这件事。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还宣称明年美国经济将迎来“不可思议”的复苏之年。许多专家和政客也都认为一旦放开社交封锁，经济就会恢复正常。 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给强劲复苏的说法泼了冷水，他警告说，美国可能面临严重及长期的经济衰退，这次衰退的规模和速度是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比二战以来的任何一次衰退都严重。 今年唯一问题是负增长的幅度有多大 鲍威尔的言论并非危言耸听。 实际上，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衰退。一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负增长4.8%，要知道美国直到3月下半月疫情才开始蔓延，且除了纽约市以外，整个一季度全国并未出现明显的封锁和停工现象。 从就业数据来看，4月非农就业减少2050万人，失业率上升至14.7%，显示封锁措施正在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历史性压力。 现在来看，美国和全球疫情走势以及对应的经济走势仍然不明朗，美国全年GDP的负增长几乎已经板上钉钉。根据美国经济咨商局（the Conference Board）的预测，2020年美国GDP增速在-3.6%和-7.4%之间。 具体而言，美国经济咨商局将疫情蔓延程度分为不同的场景，并根据美国政府的防控措施，对美国2020年经济前景进行预测： （1）快速复苏。4月疫情出现拐点，5月部分复工，全年GDP预计为-3.6%（此场景已经失效，因为疫情在当时并未出现明显拐点）。 （2）夏天复苏。五月出现疫情顶峰，导致二季度经济急救收缩，但第三季度强劲复苏，全年GDP为-6.6%。 （3）秋天复苏。由于疫情的持续蔓延，复工政策迟迟未能完全推行，经济的弱势状态持续到三季度，经济在全年实现U型复苏，全年GDP为-6.5%。 （4）三季度疫情重现（W型复苏）。疫情防控在秋天的时候宣告失败，再次蔓延，封锁政策重启，经济虽然在三季度有所复苏，却将在四季度再次衰退，全年GDP为-7.4%。 根据这个预测，美国2020年几乎确定陷入衰退。对于明年的美国经济，IMF等机构充满了乐观，IMF预测2021年美国经济将增长4.7%。对此，我们认为过于乐观了。下面，从短期与长期两个角度，详细阐述。 复苏存在有利因素，但限于短期 短期内，美国经济复苏存在以下4个有利因素。 1、目前的失业多为暂时性失业，复苏过程中就业数据将回升 对于4月减少的2050万非农就业，稍稍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失业中，约有1800万为暂时性失业，与一般衰退失业多为永久性失业不同。如果后期疫情得到控制，经济重启，这些暂时性失业人员重新上岗速度也会较快。 3月，美联储在2019年家庭经济和决策调查（SHED）的基础上，进行了小规模的补充调查，重点调查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家庭总体财务状况。报告中提到，13%的被访者（占2月就业者的20%）在今年3月或4月初没有工作，但很多在此期间失去工作的人仍同雇主保持联系，77%的人表示雇主之后会回聘他们，但并未告知具体返岗时间。 2、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冲动较大 由于担心失业率飙升、重启经济的民意增加以及担忧美国企业失去全球市场份额，特朗普政府的复工冲动较大。当前，美国大部分州不同程度地取消限制措施，美国政府复工指引比较激进，美国民众自身也比较抵制居家隔离，会加快复工率的回升。很多美国人认为，与其在宽松的社交隔离政策和经济重启决定之间犹豫不决，还不如全面重启经济，至少能够让更多的人重新工作。 3、短期政策对冲起到了效果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因为缺乏流动性，以及对金融市场救助的必要性的质疑，导致市场因为资金断裂而出现恐慌性下跌，进而产生螺旋式负向反馈，危机从受困金融机构蔓延到优质企业，直到美联储介入，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救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才开始出现转机。本次技术性熊市刚开始没多久，美联储迅速启动逆回购给市场注入流动性，控制国债期限利差和波动率，同时限制信用利差持续走阔，可谓非常及时。 当年美联储的刺激政策连绵了几个月的时间，犹豫不决，等到雷曼兄弟破产，危机已经成型后再大规模救市，可谓追悔莫及。此次不等危机成型，及时介入资本市场和实体信用，相信不会重蹈十二年前的覆辙。 另外，我们认为美联储离2008年的政策底线仍然有一定空间。当年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美联储开始在市场上购买高收益债（即垃圾债券），缩小信用利差，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事实上，近日美联储已经表示，主体街（main street，意在向实体企业进行贷款）贷款项目已得到财政部75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支持，将可提供6000亿美元的贷款。 4、欧美中等核心国家将共振式修复 中国的复工已经较为充分，同时欧洲也在开始逐渐重启经济，核心国家共振式修复可能要比中国修复得快。这将有助于实现足够规模的需求在短时间内扩张，这些来自全球的需求将帮助美国企业重新获得订单。 不利因素可能长期存在 长期中，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着以下3个不利因素。 1、最大的风险是疫情在美国二次爆发 现在，美国疫情的拐点正慢慢出现，复工计划预计将更加激进。更激进的复工计划意味着更大的疫情二次爆发风险。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美国经济咨商局所做的预测，如果美国的封锁措施失效，美国疫情有可能在秋天出现反复。那么，美国经济四季度必将再次出现明显衰退，也很可能波及到明年的经济复苏。 美国的防疫措施真的有可能失效吗？是的，这并非危言耸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上至联邦、下至州县的政府治理和协调能力的低下。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美国各级政府之间在疫情防控中的低效率： 3月31日，美国疫情最紧急的时候，身处疫情中心的纽约州州长科莫在疫情发布会上说： “我们从中国订购了1.7万台呼吸机，每台呼吸机大概是2.5万美元。太贵了，真的买不起了。更复杂的地方在于，加州、伊利诺伊州政府也在向中国订购呼吸机，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意大利政府也在下单。对于这么多的订单，中国出货会非常缓慢，因为需求量太大了。纽约州能确保得到的呼吸机数量仅为2500台。 看看我们现在深陷的诡异处境吧：每个州都在自己采购呼吸机，我们都想买同一件商品。所以我们有50个州都在为同一件商品竞争，最后我们都开始互相抬价。我真的遇到中国的公司打电话给我们说：‘加州出价比你们高，我们打算卖给他们了。’这就像在Ebay网站上竞拍一样，你看到竞价上涨了，那是因为加州出价了，伊利诺伊州出价了，纽约州也出价了，加州又出价了……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这也太没效率了。 然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闯了进来，FEMA又开始出价了，现在FEMA出价高于其他50个州，所以是FEMA把价格抬上去了，这完全讲不通啊！原本FEMA应该才是代表美国的单一采购部门，本该由它来统一采购，然后按需分配给各州。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你们折腾出了这么个局面……” 科莫太难了。但显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难以协调统一的治理体系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2、美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可能增加，制约消费修复 这种制约将加大政策对冲的难度，削弱刺激政策的效果。重大自然灾害、经济或金融危机都会对居民的储蓄冲动产生深远的影响。以最近的2008年“大衰退”为例，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低点的3.8%提高到了2012年底的12%，持续了4年多。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已经开始明显提升了，3月底达到了13.1%。 很显然，储蓄的背后是即时消费的减少。因此，似乎也很难指望美国消费在明年或更久的未来得到根本性的复苏。要知道，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 同时，尽管美国各州陆续开始复工，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倒闭都会有乘数效应，影响不仅仅在于短期。所以，美国失业率往往具有上得快、降得慢的特征，美国1948年以来的11轮周期中，失业率平均在11个月内快速达到顶峰，而再回到低点则平均花费58个月，最长的一次是在1991年3月失业率达到峰值后，用时120个月才完全恢复，美国本次危机可能也很难例外。 3、长期政策有掣肘 这个掣肘便是美国很难实行负利率。近日，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又“掐”了起来，特朗普称自己是负利率的坚定拥护者，但鲍威尔断然拒绝，称美国不可能实行负利率。背后的原因是，美国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和全球金融市场锚，其利率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锚定定价。 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有4万亿美元的货币基金，是企业短期融资和资金运作的重要渠道，大量企业通过短期商业票据进行融资。负利率将导致货币基金投资人流失，造成美国企业短期融资出现问题。 用一句话说，美国负利率对经济的刺激效果非常有限，但对全球货币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却很负面。 综上来看，长期存在的不利因素将使得美国经济很难在明年强劲复苏。 当所有人都遭受同样的极端灾难时，便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一些牺牲，用句白话来解释便是：面对“天塌下来了”的灾难，人类更团结了。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尽管欧美国家个别政客甩锅中国，事实上却是全球采取了较为一致的行动，以应对这场灾难。 加上人类有了改变自然的能力（或者自以为有了这种能力），使得这种团结看起来更加有效。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政府决策者和既得利益者在近两个月所做出的政策对冲，便是这种能力的体现。由此来看，短期内这种政策将有效地缓解美国的极端困境，不致崩溃。 不过，一旦这种灾难过去，不同的利益群体必会重新打起自己的算盘。到明年或者更久的未来，对于欧美国家，这种全国、全球一致的政策行动将很难再持续下去。并且之前的一致行动还会在更长的未来造成其他后遗症，当然这是后话了。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专注研究宏观经济、大类资产配置等领域)
（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受到社会广泛热议，资本市场也有所反应。我作为连续三届的地方人大代表，可能比一般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会更深入些。 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是件好事 全球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居民更关心本国的GDP增长目标了，这也使得海外媒体也格外关注我国的GDP目标。每年年末，我们都要预测下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其他目标，去年年末，我预测的GDP增长目标是6%左右，CPI为3.5%左右。如果没有疫情，我相信这两大预测结果都能应验。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突发，并蔓延到全球，尽管中国疫情得以顺利控制，但全球下半年疫情能否得到控制还不好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一定会受到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的影响，故不设目标合乎逻辑。 实际上，笔者认为全社会长期存在对GDP增长目标过度关注和过度解读问题。昨晚我与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中泰证券(行情600918,诊股)李玮董事长沟通，询问他什么时候拿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他说正式开会的时候才拿到，与媒体直播总理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间几乎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全国人大的会议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关注度过高使得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开披露的时间被严格规定。 地方开两会，通常在开幕式前一天，人大代表们就已经拿到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纸质材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是保密材料；而且，在正式报告发布以前，人大代表们和社会各界提前约一个月就《政府工作报告草案》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五六天前，一位外地朋友打电话向我咨询，说他所在的城市刚开完两会（因疫情而延迟），确定的GDP增长目标居然为6.5%，这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啊。我解释说，该城市有它的苦衷：省里的两会疫情前就开过了，确定的GDP目标为6.5%，该城市不能“拖后腿”，而全国两会还未召开，不知道会定什么目标和怎样力度的政策，故该城市只能与省里之前设定的GDP增速目标保持逻辑一致。 事实上，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通常分两类，一类叫约束性目标，另一类叫预期性目标，前者必须得完成，后者不一定要完成。 例如，十三五规划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等四大主要指标，又在此基础上分为25个具体指标。25个具体指标中，有13个约束性指标，也就是说，必须完成的全都是涉及资源环境和民生福祉方面。在民生福祉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等都被列入约束性指标。 另外12个指标属于预期性指标，如到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6%；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九成等。这表明，这些指标需要去努力完成，但不是必须实现的。 这表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早就把经济发展中的GDP增速指标列为预期性指标，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为此，我们应该去关注环境保护、教育、脱贫、居住条件等这些约束性指标的执行情况，这才是硬指标。 因此，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说不定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目标而去做一些“重复建设”等事情；不设目标则更有利于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和“六保”，从而花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小微企业、关注民生、关注就业。 从其他目标反推GDP“隐含目标”：3-4% 虽然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但报告中实际上也隐含了“目标”。一方面，报告仍然设定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900万，从往年情况来看，1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对应新增就业不断增加，2019年达到221.6万，中泰宏观首席梁中华据此认为，今年隐含的经济增长目标或许在3-4%之间。 另一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根据财政赤字率反推的名义增速约为5.4%，按照GDP平减指数在1-2%之间，那么实际增速大概也是在3-4%左右。 那么，靠什么来实现新增就业900万和对应3-4%的GDP增速呢？我认为还是靠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投资主要靠基建投资，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新基建。在今年不设GDP增速目标的情况下，更不要期待房地产政策有什么放松，而且报告也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说明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虽将比去年有所下滑，但幅度不会过大。 “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由此推测，今年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靠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估计要达到7-8%左右的增长，才能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3-4%左右的增速。 中泰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判断，医疗卫生领域仍将是建设重点。因为新冠疫情显露出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未来大的趋势将聚焦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对具体投向都做出了明确要求；（2）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尤其是“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 在稳消费方面，报告提出：“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说明稳消费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一是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二是提高社保的覆盖面和社保标准，让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敢消费。 货币政策空间大于财政：降息仍会持续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和地方专项债的规模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而且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要大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使得宏观杠杆率水平的提升大幅放缓，也为今年政府加杠杆腾出了空间，但考虑到仍有很多隐性债务存在，以及地方到期债务压力巨大，故丝毫不能放松支出的口子。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是“节约财政”，财政要“提质增效”。这在今年各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所体现，即要大力压缩政府部门的日常开支，把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中小微企业的减负和民生投入。 在两会之前，学术界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如今，抗疫特别国债和增发国债的规模之和也就2万亿，不会给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挤出效应”，只要央行继续降准和发放再贷款就足够让“流动性适度和充裕”了。因此，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高层希望财政支出能够“细水长流”，倒是货币政策的空间稍大。 之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有以下理由：自2018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就没有对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设定具体目标，2018年的表述为“合理增长”，2019年的表述为“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今年的要求为“明显高于去年”。假设今年的名义GDP为5%，M2为10%（去年为8.7%），那么M2-名义GDP高达5个百分点，相比19年的1个百分点，大幅上升。 此外，目前某些期限的存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已经出现了“倒挂”现象，适度下调存款利率恐怕也为期不远了。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报告中提及的“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究竟是什么样工具呢？应该是结构性的工具吧，旨在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或产生各种套利。 随便提一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金融和资本市场提及较少，只是分别就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分别提了一句话的要求：”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强化保险保障功能。”可见，今年经济重心还是放在重振实体经济方面。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中央支持地方，银行让利企业，富裕扶持贫困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给我的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央对地方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对稳就业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首先，在支持地方方面，“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这样的压缩中央财政支出力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又提到，“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支持地方态度之鲜明、措辞之强烈，都十分罕见。 其次，在均衡社会各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方面，《报告》的表述也十分明确：“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说白了，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在全社会经营收入构成中的占比过高，早就成为人们所诟病的现象了。以上市公司为例，所有上市公司中，银行的净利润占比接近一半。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6.8%，但金融业增加值居然达到6%。 为此，《报告》“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第三，扶贫方面的力度继续加大，因为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有一定难度，但扶贫是底线，今年必须“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说，GDP不设目标，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变，全面脱贫的目标没有变，一定要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为此，提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根据蚂蚁金服运用大数据估算，中国个体经营户的就业人数约为2.3亿人，因此，在疫情之下，确保个体经营户能够活下来，就是保就业的最好办法。据统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30次提到“就业”，2020年则39次提到“就业”，提及频率增长30%。就业改善，对于全面脱贫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存量经济导致的结果就是分化，包括区域经济、居民收入、产业和行业、头部与非头部企业这四大分化。这也给全面脱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为此，我在去年7月参加克强总理座谈会的时候，建议“当前经济改革核心是重塑利益格局，把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及部门内部关系进一步理顺和协调。”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也特别强调大型企业要支持中小微企业，要与中小微企业共生共荣，银行则要向中小微企业适度让利。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体现了总理的这一理念。 通读《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并不觉得该报告超出或不及预期，该报告实际上与今年以来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精神非常一致，即保持定力，切合实际，底线思维，意在长远。而有些市场人士总是盼着大干快上，高举高打，短期纵然可以实现翻番目标，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
延宕两个多月后，2020年全国“两会”正式开幕，在这个被疫情扰乱的特殊时期，代表委员共商国是，提醒着世人，中国正在努力回归日常，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以及个人的。 这是一次处于历史进程的“两会”，世界迎头撞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波诡云谲。中国转巨石于万仞，实力和定力，勇气和运气，彼此勾连，我们当下的每一个选择，都影响着我们未来的可能性。 人间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增长，是这次“两会”的头号话题。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已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增长尚未转“正”，中小企业、产业链、稳增长和(港股00001)保就业，全都处于转危为机的要津渡口，牵一发动全身。全球流动性洪水滔滔，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因应，赤字货币化讨论烈火烹油，争论的无非是增长几何。 疫情对中国经济是一次压力测试，我们虽然经受了测试，但全年增长，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是3%-4%。一切问题都是发展问题，这是我们渐进式改革的信条，增长不足就会触及不稳定。“两会”是否以及如何定义今年的增长目标和刺激力度，新基建和大消费怎样细化，决定着全年的市场预期。 改革，与增长如影相随，既在短期内与增长存在着消长，又在长期内护佑着增长的潜能。“两会”前，新时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万字长文公布，涉及方方面面的硬骨头和深水区，为今年注入了强烈的改革预期。“两会”将如何讨论和表决相关改革事宜，人们对此的关注不亚于增长。我们反复强调，越是“压力山大”，越是要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将对冲掉气势汹汹的外部不确定性，消弭内部的明斯基时刻。 民法，是今年“两会”的明星话题。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也是公民权利的百科全书。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和成熟，对于法治和权利的公共产品供给越是渴望。民法典是保障公民私权的国家大法，保护私权的另一面，就是为公权力划定边界。这代表着国家的态度，稳定着一个个具体的市场主体的预期。有恒产者有恒心，而恒产有赖于民法的清晰和强有力的保护。在这个外部敌意泛起的特殊时期，凝聚人心何等重要。 治理，也是“两会”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它跟新冠疫情防控有关，又不仅仅简单等同。正如中央指出，疫情暴露出我们治理能力的一些短板和不足。经此一“疫”，我们如何总结和改进，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两会”是个窗口，人们希冀从中寻找并不断强化。现代经济，预期自我实现，信心是投资和消费的函数，是增长和改革的变量。信心，不是原因，是结果。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 对处于历史进程的这次“两会”，我们屏息关注，不肯忽略每一个细节。
意见领袖丨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 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本文作者介绍：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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