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不设经济增速目标，优先稳就业、保民生；提出财政政策更积极，赤字率首提“3.6%以上”；强调货币政策保持宽松，强调推动利率下行；提到减税降费加大力度，重在中小微企业帮扶等，这都传递了什么重要信号？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体现八大特点： 1、首次不设经济增速目标，优先稳就业、保民生。今年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经济增速目标很难设定，过高难以达到且可能加剧内在风险，太低又打击市场信心且不利于潜力释放，不设目标增加灵活性。新增就业下调至900万+（去年为1100万+），调查失业率上调至6%（去年为5.5%），反映就业压力很大，今年各项政策聚焦稳就业。 2、财政政策积极，赤字率首提“3.6%以上”，为今年加大财政力度预留了口子。今年财政赤字增量1万亿（赤字率3.6%以上）+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专项债增量1.6万亿（全年新增3.75万亿）。3.6万亿增量全部用于地方政府，主要用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以及“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意味着下半年地方政府每月比去年多增5000亿左右的资金，地方财政比上半年有明显改善。 3、减税降费加大力度，重在中小微企业帮扶，保障就业民生。今年在2019年2.36万亿实际减税降费规模上继续增加，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其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缓至明年。 4、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强调推动利率下行。报告强调“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截至4月，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为11.1%和12%），“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今年以来LPR利率累计下调30个bp至3.85%），说明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 5、强调推动消费回升。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复工复产带动供给侧反弹，但需求回升缓慢。“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成为支持消费的发力点。此外，预期未来扩大“消费券”使用范围，并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券”，也将是推动消费回升的重要手段。 6、强调扩大有效投资。3.75万亿专项债重点支持新基建（5G、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新消费）、新型城镇化（公共设施服务、旧改）、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但房地产政策不会调整，仍然延续“房住不炒”、“因城施策”。 7、改革方面，较去年新增“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配合前期文件下发），并提及培育技术和数据市场，激活各类要素潜能。 8、民生方面，强调“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作为抗疫特别国债用途之一）、“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纳入农民工）。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又一家曾经挂牌新三板的公司转战科创板获受理。5月20日，上交所公告受理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慧捷科技）科创板上市申请。公司选择了第一套上市标准，保荐机构为安信证券。 招股书申报稿显示，慧捷科技专注于企业联络中心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及服务，主要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提供联络中心系统解决方案。 所谓联络中心是从呼叫中心发展而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仅仅接听客户电话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需要更加注重客户服务体验和数据价值分析利用的联络中心，在企业运营中承担与客户沟通联络的作用。 据公司官网披露，慧捷科技不仅是专业的解决方案供应商及服务商，也是提供云联络中心平台服务、智能语音分析、智能客服机器人等应用的智能云服务提供商。公司产品和服务覆盖了联络中心通信会话、联络管理和语音数据分析的主要环节。 在申报科创板前，公司曾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8年10月1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除了股转系统挂牌公司合力亿捷、境外公司Avaya和Genesys，国内尚无与公司主营业务完全可比的A股上市公司。 根据申报稿，公司主要采取直销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实行订单式采购，通过“以销定产”的模式组织生产和提供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来源于金融行业的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70%以上，主要客户有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其中招商银行的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4.50%、40.28%和48.40%。 数据显示，公司最近3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3年累计营业收入比例为11.10%，最近3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21.19%。截至招股书申报稿签署日，公司拥有40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此次申请科创板上市，公司计划募资投入云联络中心平台和小慧机器人系统综合升级、创新研发中心建设、营销网络扩建及市场推广三大项目，总投资合计约3.04亿元。 公司在申报材料中还披露了疫情带来的影响。鉴于公司主要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开展研发和生产工作，所受影响较小。2020年1至3月，公司营业收入为2212.92万元，同比增长33.6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5.19万元，同比增长62.21%。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专家认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有望加快推出，今年在积极推进国企混改、股权激励、兼并重组以及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等方面将着力“抓行动、见成效”。 多措并举提升改革成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表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是“1+N”改革政策全面落地的重要改革举措，是检验“1+N”方案成效和国企改革的试金石。“一分部署、九分行动”，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切忌为改革而改革，要稳步扎实地推进。 “今年‘抓行动、见成效’将成为国企改革的关键词。”中国企业研究院院长李锦表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央企、国企在“六稳”“六保”中发挥顶梁柱、压舱石作用，改革步伐将提速。在此背景下，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将加快出台。 李锦认为，混改的重心将由“混”向“改”过渡，这也是“三年行动”与“十四五”规划改革焦点。下一步，混改将分层分类推进，优先股将推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机制将加快实施，并探索建立科学高效的差异化管控模式。此外，今年将着重“两个剥离”，即剥离国企非主责主业的业务和剥离办社会职能。 央企改革进一步提速 新一轮国企改革进入全面决胜期，各大央企拉开改革大会战。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会生表示，2020年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的起步年，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环保行业发展相结合，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带动环保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他建议，加强央地合作，破除地方保护壁垒；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创建环保领域龙头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铝业（02600）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德辉认为，在铜产业领域应加快改革力度，严控铜冶炼产能盲目扩张，推动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应重点支持铜冶炼企业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坚决清除铜冶炼“僵尸企业”。同时鼓励有条件的铜冶炼企业实施跨行业、跨地区的减量化兼并重组。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不足万字，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但背后隐藏着的信息量依然巨大。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进行解读。 01 不提全年增速具体目标， 并不意味着悲观 政府报告实事求是地回应了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综合性问题，并冷静评估了当前经济面临的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由此采取充分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既着眼当前，又面向未来。总体上，这是一份令人信心增加的报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不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综合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对预期目标作出调整后达成的共识。它反映了中国对自身经济和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个客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形势是悲观的。恰恰相反，当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的节奏和力度，加上一揽子政策逐渐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正走上正轨。但任何一个经济体，从骤停到恢复常态都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设置目标，也表明了政府的认识是非常客观的。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正是从骤停到全面恢复。由于中国疫情控制的非常讯速，全国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中国GDP非但不会负增长，经济反而会将增长1.2%左右，到2021年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到9.2%。中国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如果能够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那么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我相信会远远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预期。 从经济发展趋势上是十分明显的，全年将呈现“前低后高”，随着二、三、四季度的来临，增速会节节提高。明年的增速也将恢复到7%-8%甚至如IMF预测的9.2%，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基数较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政策将发挥作用，经济将恢复到中高速发展的正常状态。 疫情造成方方面面的冲击，停工停产对于企业对于国家经济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有的无法挽回，有的需要我们逐渐消化，依靠有章法、有步骤的调整，恢复到常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02 2万亿！稳企业和保就业，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一整个部分谈“稳企业和保就业”相关的内容。不惜笔墨的原因，表达了我们沉着、真实地应对疫情造成危机的核心政策。“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更是直接地表达了政策的核心诉求。 无论是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是产业政策，以及在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的微观政策，最终都指向现阶段最主要的目的——稳企业和保就业，为经济回归正轨，留下青山，赢得未来。 这一核心政策背后有两大逻辑： 第一，企业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活动骤停，它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从企业内部看，企业若收入大幅下滑甚至为零，员工收入也必然大幅度下降；从外部看，处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们，一家的支出就是另一家的收入。如果不及时有力地应对，就容易引发“链式反应”，造成无数企业的关停和人员的失业。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企业在这次疫情冲击下，并非是企业自己经营不善，或是出现战略性方向的错误。这些企业是我们发展所需要的微观基础，必须帮助他们度过这一难关，才能留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青山”。 稳企业和保就业，听起来并不陌生，但是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以往的经济周期里，当危机发生，政策往往会采取结构性的调整政策，保的是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政策面向的是为我们的非农人口提供了70%-80%就业岗位的中微小企业，它们是真正的重点。 2万亿！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政策力度的极大普惠。非常时期，非常举措：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财政政策长期以来保持稳健，在各国表现中也属优秀。在罕见疫情冲击下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六保、六稳有着重要意义，并且我们的财政政策依然有腾挪空间。 而将2万亿元的支持转移给地方政府，深入市县，他们更接近中小微企业，能够把钱花到刀刃上，纾困解忧，留下青山，也能够保住4-5亿人的“饭碗”（非农就业总人数5.7亿乘以70%-80%）。就业稳定，收入可期，必然能带来消费上的活力，这是促使经济重回正轨的不二法则。 03 强有力的宏观政策， 必须与深化改革并行 我们应对这次危机，既要着眼于当下，又要立足长远。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我们固然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还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如何才能实现呢？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应对新技术、新需求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活力，保持高质量的强劲增长。因此，一定要处理好一揽子刺激政策和深化改革的关系。越是在经济越到短期困难的时候，越是破除利益藩篱，实现改革的良机。 今年强有力的宏观政策，与深化改革并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在财政方面，深化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政策架构调整，形成符合长远发展的财政框架。 第二，更好地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信息时代，无论是疫情之下还是恢复常态，都要建立起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形成更好的支持和服务机制。现阶段，将2万亿转移给地方政府惠及企业，政策意图明智，高瞻远瞩。但可以预期，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挑战和拖延，都需要我们有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落实。 第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中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稳定的力量，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次政府报告可以与几天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结合起来理解。前者尽管主要围绕今明两年的工作部署，但也是立足长期和未来的。而后者，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这些科学的部署和政策“红利”，一方面能帮助中国妥善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04 理性看待杂音和噪音， 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比如，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这些举措与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必须认识到，拥有什么样的全球化是各国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被动接受的结果。中国应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解决当前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管控好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乐意解决和积极应对这些问题。这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当前，面临疫情危机，短期内会出现一些情绪化的意见，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些短期的杂音和噪音，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开放。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我们提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文本中使用了“与国际接轨”等提法，非常关键。中国其实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当前再次重申中国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开放意见，更加积极地与现有国际机构的充分合作，实现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 未来，在全球化的进展中，任何因为短期的、短视的一己私利，因为短期疫情危机所发出的反对开放和全球化的种种噪音，都不应、不能干扰开放的主线。 05 社会事业这一课， 我们必须补上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高速度上，更表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发展上，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提及。 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次综合性的、全面的危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损失，也能督促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报告提出，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政府将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推进和完善与人民健康事业相关的体制机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既要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要增进人民的福祉，让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 这也是我们这次政府报告非常特别的地方：经历此次疫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这是应对疫情不可或缺的功课，也是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结三点： 1，无需悲观。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不用悲观，也没有必要悲观。世界的发展，遇到各类意想不到的罕见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都还在。在冲击面前，宏观政策共识已经体现，接下来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落实。用改革和发展促落实，困难会得到克服。 2，随着科技的发展，整个世界的繁荣仍将持续，甚至更多国家会逐渐加入到中高速增长的国家行列中，这是世界大势。但是，在逐渐的经济繁荣面前，我们要看到全球面临的风险，比如类似的疫情危机、全球变暖等各类问题。中国当然也面临这些问题，比如我们要实现的高质量增长，我们做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将在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3，疫情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冲击，将造成长期影响，包括对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身处技术变革的大时代，要看到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损失，也要看到在这些改变中隐藏的机遇，去发掘更多充满希望的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行长陈建华将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金融大数据的技术创新高地、产业集聚高地、人才汇集高地、标准形成高地、金融治理和监管创新试验区，使之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大数据中心。 他指出，构建雄安新区金融大数据中心是实现新区定位的有力保障，是实现现代金融监管的必要支撑，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陈建华建议，综合运用先进大数据理念与技术，搭建架构合理、面向应用、灵活高效，覆盖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活动的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的互融互通和关联穿透，支持数据的充分共享和深度使用，从而提升雄安新区现代金融体系效能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至于如何构建金融大数据中心发展机制，陈建华建议，一是要创新金融大数据治理体系，二是要建立金融大数据协同机制，三是培育金融大数据产业集群。“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加快发展大数据存储备份、认证评估等配套公共服务。积极承接金融机构总部、数据中心等进驻雄安新区，发挥集聚效应，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金融大数据产业集群，增强金融大数据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基础。”陈建华建议。 关于推进金融大数据中心技术应用，陈建华表示，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国家金融数据模型，实现金融数据互融互通。加强区块链基础技术、量子保密通信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研究。科学应用数据库和数据仓库搭建技术，建立架构合理，能支撑不同数据接入方式，跨机构、跨平台、跨系统的金融大数据平台。强化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算法及可视化技术应用，提升数据使用价值。 此外，他还建议出台大数据相关法律政策。从立法层面出台大数据法，对不同类型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使用、共享等各个环节制定专业清晰的法律法规，维护全链条数据权益，确保大数据安全可靠，保证大数据应用生态良好，发挥大数据最大作用和价值，体现国家治理的法治精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2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表示，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正在将“智慧”基因融入高端制造，以“硬核科技”诠释“智造”实力，以工匠精神助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智能制造、便利企业融资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功不可没。 拥抱新技术推进智能化 今年两会召开以来，科大讯飞智能录音笔、智能笔记本等“黑科技”受媒体青睐。“人工智能已从概念阶段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人工智能发展一定要以解决社会刚需为出发点。”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线教育、AI技术、在线诊疗等行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何更好满足社会需求，企业需不断思考、摸索并为之奋斗。 在疫情防控期间，红外测温是最主要的筛查“武器”。“这次疫情，让更多人了解了红外产业。”全国政协委员、高德红外董事长黄立表示，同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相比，经过十多年努力，公司不仅攻克了关键技术，而且产品性能也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与此同时，传统产业上市公司也在拥抱“互联网+”和“智能+”，推动自身转型升级，积极发挥“头雁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特变电工董事长张新介绍，围绕特高压、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领域，公司正在开展智慧电厂、智慧矿山等数字化、信息化智能示范项目建设。此外，公司还将推动5G技术与输变电装备制造相关工业网络、工业软件、控制系统融合，促进电力装备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推动智能制造资本市场功不可没 代表委员认为，在推进智能制造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功不可没。 “与外国公司谈订单，外方首先看重的是信息公开、财务透明。在这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制度较为完善，拥有较大优势。”全国政协委员、永新光学董事长曹其东指出，通过资本市场促进企业规范经营、提高信息透明度、实施员工股权激励、拓宽外延式发展渠道等，将从多方面推动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特变电工从一个总资产不足15.8万元的街道小厂起步，借助资本市场的支持，成长为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行业排头企业，让“中国智造”亮出“世界名片”。张新表示，资本市场在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结构性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代表委员认为，受疫情影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安排明确等政策红利有利于激活市场活力。 黄立表示，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信心。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将便利企业融资，经济活力将被进一步激活。 加大政策支持积累研发实力 “科学仪器历来是国之重器，不能跟风蹭热点，急功近利，需宏观规划，长期积累，要鼓励支持我国高端科学仪器的自主开发。”曹其东表示。 在张新看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制造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从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工业基础大而不强，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自给率不高，主要是因为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他建议，以产业资本形式向有融资需求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支持，保障国家重大装备制造业安全。 创新驱动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动力增强。数据显示，2019年，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达8467亿元。一季度，科创板公司盈利同比增长13.9%，展示较强韧性。5G技术应用和手机更新换代需求推动消费电子、半导体等细分行业盈利增长超五成。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高级研究员管涛牵头的《当前全球货币宽松情况、影响及建议》课题报告在“国民财富大讲堂”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在大讲堂上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如何理解货币超发？ 我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最初来自佛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其讨论了大萧条时期由于美联储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引发很多的批评。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初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货币超发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 货币政策演变在过去九十年走过了很多路。刚开始，对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美国伯克利教授巴里·艾欣格林在其历史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与大萧条》中论证了国际金本位制导致不能随便发货币，所以货币收缩了也没有办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萧条发生的一个机制就是因为金本位，货币的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引发通缩。通缩遏制投资，所以经济就开始萧条。 大萧条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脱离金本位，包括中国在1934年开始发行法币，摆脱对贵金属本位即银本位的依赖。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信用货币超发的冲动很强烈，政府总是“缺钱”的。金本位和信用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不是货币即黄金不够了，就是货币超发了。 我的理解，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试图在这中间找一个权衡——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当时增加了一个设计，允许各国不定期地调整他们的货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这样即保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又避免了黄金不够的长期矛盾。但最后没有很多国家调整汇率，主要是怕货币贬值，影响投资者信心。如果说大萧条是因为黄金不够，那么到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就遇到了美元不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黄金不够。所以1971年尼克松总统就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了，美元发行量由央行决定，这样当然就解决了货币不够的问题，汇率自由浮动。 但之后确实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货币超发，但在7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当时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不计代价地把通胀压下去。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货币供应量增长缺乏了有效的约束，从而推动了通胀。不过最后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一起找到一个新的锚——这个锚就是盯住通胀，一般发达国家盯住2%左右。今天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盯住通胀的基础上做调整，经济不好、通胀率下降的时候，货币政策宽松一点；经济好、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政策收一收。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机制相对复杂一点，但核心机制也差不多。 现在普遍认为的货币超发问题主要是在过去12年间形成的，当然日本的历史更长一些，好像是从2003年开始搞量化宽松。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开始，就接受了弗里德曼关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是不对的判断，所以当全球危机爆发时，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很积极的作为，当然其他央行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最近这一轮疫情冲击期间，几个全球主要央行都延续了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把它称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采取一些极端的政策，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会有很多问题会随之而来，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些措施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货币政策宽松的的边界在哪里？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思，过去我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把利率压到零以后，量化宽松会使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现在短期看也不见得货币政策就没有空间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央行官员和专家认为可以更大量的发放货币，把利率压到负数。所以我还需要再重新思考，零利率量化宽松以后，还有没有政策空间。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更担心的是最后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已经听到个别华尔街投资者警告大家，超级通胀时代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这当然会造成很大冲击，但我认为高通胀如果真的到来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形。如果出现高通胀，财政高负债就比较容易消化，央行也会采取积极的措施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过程不一定好受，但政策环境可以回归正常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通胀不来。通胀不来会怎么样？我认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钱没有用起来，在市场的某一个角落睡觉，那也许没问题，货币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起码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种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通胀目标可能会失效。最近我看到一个研究，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用欧洲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考虑退出的时候，常规政策机制是否还有效？还是我们应该看一些别的指标？第三种情形跟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经典研究相关，就是货币政策宽松，政策利率压得很低的时候，会鼓励投资者冒险，但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承担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很可能意味着通胀没起来，但金融风险积累起来了。 我无法清楚地回答边界在哪里，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的基本结论是两点，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总会带来后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需要修改货币政策规则或机制，用常态时期的货币机制判断应该增加还是退出宽松，也许不再合适。 我国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立足点和风险是什么？ 当前我国采取了很多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重点是对的，但在做法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从金融机构角度，如果没有能力按照市场化风险定价，钱发出去后算谁的？这是一个问题。从企业角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中小微企业贷款，但企业借钱发工资、交房租，如果经济回不来，麻烦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财政、央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它的好处就是最后由财政兜底，做法是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直接放贷，既不影响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财政可能要更多地和金融结合，发挥更多的政策性功能。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暂停，这时候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财政。另外一点，货币超发以后，大家都认为退出很困难。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甚至很高的杠杆率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或新新常态。管涛博士的报告中提到，做极度量化宽松的央行都是储备货币国家，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有溢出效应的。对于中国，假设我们判断，一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环境确实很宽松，二是在短期内退出困难。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做一些预案。 第一，如果未来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中国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像2015年那样被动接受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可以灵活一些，有进有出的时候，价格可以调整？ 第二，资本项目在一定情况下是要开放的，但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关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资本进出没有问题，但要避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国际收支危机，都是从大量的资本流入开始。一开始听起来是个好的故事，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很快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甚至货币高估。当资本一回流，金融危机就来了。我们也要做这样一个预案。 当然，如果我们有办法让人民币国际化，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货币错配的问题。我们的资本进出全是人民币，不会发生货币危机，也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但我想这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短期内，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些政策举措，面对在未来一两年量化宽松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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