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高我国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保监会信托部主任赖秀福向今年全国“两会”提交了关于完善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议。 赖秀福此次提出降低发债主体的准入门槛、丰富债券市场的投资主体、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债券创新力度等四方面建议。 债券市场融资功能受限 赖秀福认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对发债主体的资格要求较为严格，更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单位利用债券市场融资，许多中小企业难以满足发债条件，因此难以利用债券市场融资。这实质上限制了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也未体现按照市场利率配置资金的原则。 投资主体的缺位限制了中小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壮大。赖秀福表示，银行间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受制于种种原因对这类债券的购买意愿不强，导致中小企业债券投资主体不足。 比如，根据规定，保险资金只能投资信用级别在A-1等级及以上的短期融资券；货币市场基金只能投资于信用等级为同一评级机构最高等级的短期融资券；虽然银行业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银行投资无担保的短期融资券要提取资本金，出于资本金和拨备的压力，银行也不会大比例持有。 此外，中小企业债券市场还面临着涉嫌违规的“高收益”融资工具游离于金融监管灰色地带的问题。由于债券市场进入门槛过高，市场的定价机制存在着结构性失灵的风险，资金供求严重失衡。 赖秀福指出，一方面大量有需求的中小企业进不了市场，另一方面投资者又面临资金供应大于债券融资需求的问题和主体投资者缺位的怪象。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一些民间高利贷、典当行、网贷（P2P）违规违法运作，变相向中小企业提供高利率贷款。这种所谓的“高收益”融资工具使中小企业承担高额融资成本，且经营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对投资者而言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为社会稳定埋下重大不确定因素。 四方面完善 中小企业债券市场 结合我国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存在的不足，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为完善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债券市场，赖秀福此次提出降低发债主体的准入门槛、丰富债券市场的投资主体、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债券创新力度等四方面建议。 具体来说，在降低发债主体准入门槛方面，建议进一步降低发债主体的净资产、负债率等硬性指标，多引入相对性指标，转向关注企业成长性和创新型发展的软实力，重视企业的潜在价值，投资于“潜力股”。 丰富债券市场投资主体方面，一方面，建议适度放宽对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要求，允许其购买低级别债券，同时可考虑发展专项投资基金作为高收益债券的合格投资者，如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另一方面，建议比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政策，制定鼓励中小企业债券投资的监管政策，如要求机构投资者对中小企业债券投资达到一定比例，或者在财政奖励及税收补贴方面对投资者给予一定政策支持。此外，可考虑将我国高收益债券（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投资者范围限定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并取消私募债券合格投资者人数不高于200人的限制。 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方面，赖秀福建议，改进债券评级机制，逐步取消债券发行的强制评级要求，推动评级机构评级导向的重心从发行人向投资人转变，并鼓励市场采用双评级或多评级。强化信息披露和债券市场违约处置机制建设，完善债券违约处置的相关法规制度，降低司法救济的成本，提高债券违约处置效率；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专业破产法院，发挥仲裁和市场化调解组织等机制作用，切实保护债券投资者利益，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债券风险处置渠道。 此外，可考虑从发行模式、产品形式方面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债券创新力度。发行模式方面，可借鉴银行间市场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进行创新，将多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进行整合，形成中小企业集合私募债券，统一发行。 产品形式上，一方面，可考虑在中小企业债券中引入可转股条款，明确在一定条件下债权可转化为股权，满足投资者在风险低于股权投资的前提下获得资本增值的需求，债权转化为股权可将中小企业债券市场与中小企业股权流通的场外市场联系起来，二者的紧密结合将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债券的流通性，使其具备更大的投资价值。另一方面，可考虑在中小企业债券中引入分级机制，进行结构创新，把中小企业债券与基金、理财产品、信托等产品捆绑之后，按照一定比例将产品划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劣后级。优先级风险小，仅获得固定收益；中间级风险和收益均适中；劣后级风险高，可获得高收益。这样既可保障中小企业债券的发行和销售，又可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
[摘要]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国新办“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为对冲疫情影响，交通运输部在现有项目库的基础上，新增储备了一批项目入库，预计新增投资8000多亿元，如果需要可以适时开工建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副部长戴东昌，副部长刘小明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以下为发布会要点： 交通运输部：将制定促进自动驾驶发展的相关意见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下一步将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应用，制定促进自动驾驶发展的相关意见。 交通运输部：预计新增交通项目投资8000多亿元 可适时开工建设 5月19日上午，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国新办“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为对冲疫情影响，交通运输部在现有项目库的基础上，新增储备了一批项目入库，预计新增投资8000多亿元，如果需要可以适时开工建设。 交通运输部：春节期间三次延长免费通行政策 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1590亿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介绍，经国务院同意，今年春节期间的收费公路三次延长了免费通行的政策，其中从2月17日到5月5日共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1590多亿元。 交通运输部：全力做好国际物流保通保畅保运保供各项工作 保障进出口货物“进得来、出得去”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下一步，我们还将以保障物流需要、加快系统建设、出台支持政策、研究发展规划为重点，全力做好国际物流保通保畅保运保供各项工作。我们要努力保障进出口货物“进得来、出得去”，我们要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国际物流运输体系。 交通部部长李小鹏：小康路上决不让任何地方因交通而掉队 5月1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小康路上决不让任何地方因交通而掉队。截至2019年底，已经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99.1%。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特殊之年的中国如何动用非常之举，科学合理地利用政策工具，令中国经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疫情和世界经济濒于萧条中稳住基本盘，令世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大公网采访时表示，由于疫情本身以及政策等多元不确定性的叠加，因此不宜过度强调GDP增速的数字目标，建议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强化“六保”，在分阶段达到底线目标的基础上设定较为弹性的增长区间。在保就业、保经济主体等目标分解下，建议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设定在“3.5%-5%”区间。 对中小微企业启动疫情补贴等超常规扶持政策 减税降费对于缓解疫情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冲击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而以再贷款以及普惠金融为核心的金融政策起到了辅助性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很多小微企业很难通过传统的金融工具和税收体系来获得当前的各种救助，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救助必须在目前政策的基础上启动疫情补贴政策等超常规扶持政策，以维持这些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基本运转，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萧条期，世界经济的先行参数、全球金融参数、主要经济体的一季度增速以及未来失业的规模都宣告了世界经济在全球疫情蔓延中陷入萧条。因此，疫情蔓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经济社会的停摆将对中国外部环境产生极度的冲击：一是世界总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和订单大幅度下降；二是各国生产停摆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断裂，从而导致中国外贸的供给侧冲击；三是中美贸易冲突在疫情中恶化，围堵中国、孤立中国、围剿中国的国际舆论和各种脱钩行动将导致市场预期低迷和信心不振的局面；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和汇率的动荡，将通过资金流动和汇率调整对中国外贸和金融市场带来明显的扰动。 加大内需扩展对冲外需下滑，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力度 因此，中国要改变这种外部局面的政策有：1）加大内需扩展的幅度，有效对冲外需下滑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2）进一步强化出口的多元化，开辟新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在疫情救助和无接触经济贸易方面的出口；3）加大稳外贸的力度，通过内部采购，使部分外贸企业向内部市场转变；4）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力度，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疫情很可能加剧中美贸易脱钩和逆全球化的速度，各国也必将在经济安全意识强化的作用下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关键物质和技术的再布局，从而导致世界价值链缩短、多元化和脱钩化。但必须明确的是疫情只是一个加速剂，而不会从根本上导致全面脱钩和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收益以及资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本轮逆全球化依然是阶段性调整，经济主权和国家新安全体系将部分回归，但不会从根本上替代全球化的基本体系。 新产业十分重要，特别是以5G为核心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这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但在当前疫情超级冲击下的生死攸关的关口，新基建和新经济将面临“小马难拉大车”、“远水难解近渴”等问题，因此需要一揽子刺激计划，需要新旧产业、新旧基建同步扶持和发力。 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全国各类市场壁垒 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全面升级十分关键，一方面要通过各种要素市场改革使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各类壁垒能够打破；二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全面缓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循环和再生产深层次问题；三是进一步推行结构性改革，将我们面临的很多趋势性下滑因素有一个系统全面调整。四是构建新的激励相容、权责对称的新激励体系。 本文原发于大公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应当积极将新基建成果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中，借助新基建构建的平台和基础，进一步降低网络安全关键技术、设备的依赖性，不断推进网络安全产业的进化演变。” 在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原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张野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张野看来，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统筹规划，将网络安全与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更好发挥网络安全对数字化转型后业务安全的保障支撑作用。 谈及未来证监领域科技监管的发展方向，张野认为，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果的转化运用，利用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证券期货市场科技监管能力，为资本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金融机构高度重视 数据安保力全面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您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张野：我带来一份关于提高我国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的提案。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是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术能力短期内无法弥补差距的前提下，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发现、处置能力，尽量减少网络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成为了现实而迫切的需求。 近年来，在中央网信办等安全主管部门的努力下，我国网络安全应急能力建设工作发展向好，等级保护制度全面实施，各运营单位都制定了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建立了相应的网络安全应急管理机制，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整体得到有效提升。 然而，我国目前还未构建形成自上至下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管理体系，与现有公共安全应急体系的衔接还不够紧密，在应急处置职责划分、应急指挥体系、应急队伍建设及实战性测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对此，我的建议拟从几个方面展开：完善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全国性网络安全应急管理处置平台，配套制定网络安全处置应急征用办法，研究开展必要的实战性网络安全测试。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您的提案与网络安全相关，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金融信息安全现状？ 张野：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的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金融机构在提高关键业务系统自主性、提升系统安全保障能力上做了大量投入，积极采用云计算等新技术，取得了明显效果。同时，各机构对于金融数据安全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数据治理工作，通过加强商用密码应用等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全面提升了金融数据的安全保护能力，对客户信息、交易数据等各类金融数据进行了安全有效的管理使用，保障了各类业务安全有序地开展。 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建设 可借鉴医疗卫生领域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我国目前还未构建形成一套自上至下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管理体系，背后的紧迫性及意义主要在哪里？可否尝试为我们举例说明，从宏观到微观技术层面，这套体系如何有效优化我国网络安全问题和体制建设？ 张野：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继陆、海、空、天四个疆域之后的第五疆域，网络空间也需要体现国家主权。在党中央的系统部署和全面推进下，我国网络安全技术产品取得新成就，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网络安全形势整体向好。随着我国互联网等网络应用的快速普及，对网络空间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所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也不断提升，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由于我国网络安全基础薄弱、与先进国家技术差距明显等原因，导致了网络攻击猖獗，难以实现有效的持续监控，供应链受制于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研判仍然分散，时效性较差，网络安全事件处置中资源协调调配效率较低，亟需对现有网络安全建设成果进行整合、统筹利用，建立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构建有效的网络安全防护处置体系，形成快速处置反应能力和网络威慑能力。具体的研究建设中，可以借鉴我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急体系，特别是医疗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经验。 证券时报记者：您呼吁配套制定网络安全处置应急征用办法，针对人员、物资储备、管理、使用、补偿等措施的规定，有哪些具体的想法或参考建议，可以先和我们分享？ 张野：我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急体系建设已经比较完备，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国家物资储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规章对物资储备、使用等也有明确的规定。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具有传播快、影响范围广、需分析溯源等特点，在很多方面可以借鉴传染疾病的防控措施和手段，今年抗疫斗争中医疗卫生应急体系的经验为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建设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新基建或将重建 网络安全边界 证券时报记者：伴随5G网络、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新基建将成为疫后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基建风口下，我国的网络安全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张野：伴随着5G网络、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推进，网络应用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必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诸如工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会逐步实现万物互联，届时每个家庭中会同步多个物联网设备，在给民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安全威胁。美国东部的物联网DDoS攻击断网事件、委内瑞拉停电事件，都是比较好的例证。 同时，随着大量新技术的应用，新基建的推进，会产生大量数据，如何做好数据安全工作，保证数据产生、传输、使用、存储的安全可控也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新基建的展开，网络空间会呈现新的网络生态，面临新的安全威胁，网络安全边界也必然会重新划分构建。 对于如何做好有效安全防护、确保各类设备的使用安全，就需要结合新基建的发展，不断调整网络安全防护的架构和体系，发展新理论。新基建对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亦带来诸多机遇，应积极将新基建成果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中，借助新基建构建的平台和基础，进一步降低网络安全关键技术、设备的依赖性，不断推进网络安全产业的进化演变。 证券时报记者：以科技为推动力的新基建是国际间技术竞争的核心领域，必然也是网络安全威胁发生的重要战场。加强新基建相关企业安全能力塑造，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您认为应采取哪些举措？ 张野：随着新基建的推进，现有网络生态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在进行网络安全建设时，要适应新环境、新生态，树立新思维，要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实现对新型基础设施安全的全面感知和把控，动态、快捷地进行安全策略的调整。 在新基建网络安全建设中，要有宽广的视野。新基建下的网络形态不同于过往，网络边界可能更加模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会更强，因此不能囿于单一的点、线防护，要拓宽视野、更新思维，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加强工作，构建新型网络安全架构，提升对新形态下新威胁的认识和感知处置能力，形成广域、多层次的防护体系。 数字化转型， 监管应作出框架性安排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期间的“非接触”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加快从传统网点走向线上。在您看来，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速，在技术流程、信息风险应对及管理方面，当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迎接好这场全方位再造的考验？ 张野：金融业务依托于信息系统开展，通过数据的流动、使用完成各类业务。因此，确保各类金融数据安全，不丢失、不泄露，可安全有序使用是金融网络安全工作的重点，也是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形态，发展到线上，是由相对封闭的环境走向开放环境，面对的是互联网复杂的使用环境和各类恶意威胁、攻击，这不仅对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的获取、分析、研判等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也是严峻的考验，还对信息系统自身的安全建设、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上都要求各金融机构要对网络环境进行认真分析，研判可能面对的网络安全威胁，以及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好安全架构设计，推进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把网络安全工作做实、做细。 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统筹规划，将网络安全与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更好发挥网络安全对数字化转型后业务安全的保障支撑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安全性是金融服务的重中之重。金融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对于金融监管制度设计、风险防范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可能衍生出的技术、网络、数据等新的安全风险，关于应对策略层面，您有何建议？ 张野：对于数字化转型中新的安全风险应对，监管机构要加强监管力度、以及监管灵活性，通过适当的监管制度设计，将有关风险纳入监管视野或作出相应的框架性安排。加强监管科技建设和应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丰富监管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实现快速、高效、灵活、准确的安全监管。 对于金融机构，主要是对网络安全高度重视，做好安全架构设计，加强网络安全威胁情报的收集分析，将安全防护措施做细做实。加强对客户的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客户的安全意识，这对有效防范相关风险也是很重要的。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未来证监领域科技监管的发展方向和破局点，可能在哪里？ 张野：从证券期货科技监管的总体发展来看，对现有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打通、统一，明确各部门职责边界，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共用，建立统一的大数据监管是发展的趋势。 前期，证监会对大数据等技术在科技监管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会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果的转化运用，利用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证券期货市场科技监管能力，为资本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经历去年的结构性调整之后，腾讯的发展一直呈现出加速上升的趋势，加上今年初爆发的疫情使“宅经济”快速兴起，线上业务需求增加，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迎风生长”，腾讯也没有让人失望。 5月13日，腾讯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的财报，内容显示，腾讯一季度的总营收为1080.65亿元，同比增长26%，成功延续上一季度破千亿的“神话”。随后，腾讯市值也一路攀升，并再次站上4万亿的台阶。 2020：游戏业务“逆风翻盘” 2018年对腾讯来说，可谓是游戏业务最“逆风”的一年。 一方面，国家推行网络游戏版号审批制度的改革，导致包括在线游戏、手游和单机游戏的发行都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腾讯代理的《绝地求生》未能过审对其来说是“血亏”。 据《2018中国游戏报告》，受大环境影响，整个中国游戏行业的市场销售增速创十年以来最低水平。从平均15%跌落至5.3%。 另一方面，众多游戏大厂发力，游戏市场竞争加剧。《明日之后》《第五人格》《逆水寒》等精品不断压缩腾讯的市场份额，导致包括《英雄联盟》《地下城勇士》在内的腾讯游戏玩家流失，业绩曾出现破天荒的下滑。当时《刺激战场》还处于迟迟无法变现的阶段。 经历了2018年业绩“跳水”，腾讯在2019年对游戏业务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刺激战场》转型《和平精英》，拥有了合理的变现模式，《王者荣耀》进军海外市场也“捷报连连”。 另一方面，国家对电竞的认可度提高，加快了国内游戏市场的发展，包括《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在内的众多游戏逐渐“回暖”。 去年四季度的增速分别为-1%、8%、11%、25%，但是面对游戏市场激烈的竞争，腾讯游戏的优势并不明显。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却帮助腾讯打开了局面。 2020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腾讯网络游戏业务为372.98亿元，同比增长了31%，相当于每天收入4亿元，占腾讯一季度总营收的34.5%。发展的势头已经回到两年前的慢状态。 游戏业务的增长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国内手游市场在疫情的笼罩下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Questmobile的数据，包括和平精英、王者荣耀在内的手机游戏的日活较以往平均增长30%。 另一方面，腾讯游戏在海外市场也广受好评，在去年全球最受欢迎的十款游戏中，腾讯占了五款，根据财报显示，海外游戏业务在去年第四季度已经翻了一番，在腾讯游戏板块中占比23%。 游戏板块作为腾讯的核心业务，可以视为腾讯发展的“晴雨表”，去年的回暖为今年的“逆风翻盘”打下了基础，一季度增值服务收入稳定增长的功劳一半应该属于游戏业务，疫情的催化下，腾讯游戏业务的潜力已经得到充分释放，也证明了腾讯在全球游戏市场的依然拥有强大竞争力。 多点开花 腾讯一季度的漂亮成绩单除了得益于游戏业务强劲的增长势头，还离不开一直以来多元化的战略布局。 其一，在数字内容方面，腾讯视频持续发力，视频付费会员数在一季度同比增长26%，达到1.12亿。另外，QQ音乐通过大量购买音乐版权，使付费音乐库的内容更加丰富，付费会员数同比增长50%。网络文学平台和短视频业务在大环境利好的情况下，用户规模也有明显的增长。 数字内容不仅是腾讯构建内容生态壁垒的重要一环，还是增值服务业务收入的重要来源，腾讯的作品版权收购和原创生产已经形成稳定健康的数字生态，具有巨大的衍生价值。 其二，腾讯对广告业务进行优化，一方面腾讯推出的“腾讯看点”信息流版块的广告业务效果良好，另一方面朋友圈开放的第四条广告位也为腾讯广告收入提供了新动力，能够满足疫情期间游戏、在线教育等行业在腾讯平台投放广告的需求。 腾讯通过扩充广告投放渠道，为线上广告业务收入提供了新的空间，也缓解了线下广告“冷冻”的尴尬，强劲的网络广告营收能力是腾讯总营收增长的有力保障之一，并且，以社交软件为平台的腾讯在广告业务上具有强大的吸金能力，有利于利润的提升。 其三，在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方面，腾讯加大了在支付创新方面的投入，通过相关产品对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线上行业进行渗透，已经能够为营收创造出可观的市场价值。在疫情期间，腾讯通过为企业提供线上解决方案，使其云服务和软件得到加速普及。 自从腾讯组织架构调整以来，B端已经成为腾讯业绩增长的新引擎，完善互联网产业布局的同时，B端业务发力能够帮助腾讯在互联网赛道上更加具有竞争力。 摘掉“滤镜”下的不完美 借着疫情风口，腾讯的业绩一路走高，让腾讯赚得“盆满钵满”，马化腾也因此坐稳了中国首富的位置。但是，腾讯的业绩在环比之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收入方面，虽然在第一季度同比增长22%，但是从环比上看却下降了11%。 腾讯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疫情期间受到居家令的限制，线下门店迟迟无法开门，导致线下消费停滞和提现活动减少。另外，一季度属于云服务的淡季，企业云业务项目的交付也因此推迟。 这说明金融服务在疫情的“滤镜”下，虽然收入有所增长，但是依然是承压的状态，另外云服务收入周期性的缩减也间接性成为拖累腾讯业绩的障碍。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第三方支付市场，腾讯在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收入方面的实际表现并不能让人放心。 其二，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腾讯的网络广告业务收入为177.1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但是环比之下却下降了12%。 广告收入作为腾讯重要的收入来源，从去年腾讯视频停播NBA赛事至今，腾讯在媒体广告业务上一直属于“血亏”状态，本来一季度就属于广告投放的淡季，然而疫情的影响更是让腾讯媒体广告业务雪上加霜，客户广告预算缩减、综艺节目延期拍摄都一定程度拉低了腾讯对于广告收入的预期。 虽然通过增加社交平台广告投放端口能缓解一部分的广告收入压力，但是腾讯对于在社交软件投放广告一直都十分克制，广告投放的重心依然在媒体广告，但是在疫情的阴霾消散之前，腾讯的广告业务可能依然是“头重脚轻”，媒体广告的发展依然面临挑战。 短期：游戏仍将是腾讯股市晴雨表 腾讯总体的发展在疫情的推动下已经走上“快车道”，但是去掉“滤镜”的腾讯并不十分完美，多元化战略在业绩上依然存在短板，因此，在短期之内，可能还要依靠表现“亮眼”的游戏业务来填补。 但是疫情为游戏市场带来的红利终将会过去，和平精英的“老兵”和王者荣耀的“大神”会放下游戏回到学习和工作中，腾讯缺少特殊环境的帮助，预计Q2的游戏业务可能会回归到正常的水平。 为了减小疫情之后业绩的回落幅度，腾讯已经在游戏业务提前布局，在手游方面，预计暑假上线的手游版《地下城与勇士》已经有超过3500万人预约，并且《英雄联盟》手游版也有望在今年发布。在端游方面，今年的《英雄联盟》世界总决赛将如期在国内举办，能为游戏吸引了大量新玩家。 新游戏的发布和云游戏的兴起都将成为腾讯游戏业务的新增长点，“疫情”滤镜之外的腾讯游戏依然拥有强大的吸金能力，可以预见，后面的三个季度，腾讯游戏的业绩增长依然后劲十足。 另外，云游戏市场的兴起也为腾讯游戏业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伴随而来的还有更加激烈的竞争，包括网易、三七互娱在内的众多互联网大厂正在加码，今后与腾讯在“云游戏”市场免不了一场正面交锋。 由此，短期来看，游戏业务在腾讯整体营收中仍然会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也将继续成为腾讯市值的晴雨表。 刘旷L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刘哲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一季度中国GDP近3万亿元的巨大损失，由于二季度国内需求复苏缓慢、海外需求继续大幅萎缩，上半年中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考虑到服务业在GDP占比高达53%，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60%的实际情况，且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服务业恢复速度显著落后于制造业、需求面的恢复明显落后于供给面，以及实践中观察到的大量中小微服务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由“阶段性停业”转为“止损式关闭”的情况渐增，稳增长、保就业的各项救助和经济复苏政策一定要赶在企业采取“止损式减员”和“止损式关闭”之前尽快出台，重点应该放到扶持服务业和刺激消费两个方面。 一、经济复苏计划可否等到掌握市场主体大批消失的证据之后再出台？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前些年都有一定的积累、“家底厚”，因此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不必急于出手救助。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观察到企业大批破产倒闭的证据，考虑到疫情受控后各行业早晚都将逐步恢复，“经济韧性很强 ”，因此可以到年中看看情况再说。 上述思维方式同武汉最初面对疫情的决策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我们来看一下疫情初期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12月31日公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1月3日公告“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5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1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有组织行为学专家分析指出，尽管公告措辞悄然从“现象”变成了“证据”，从“明显”变成了“明确”，体现了决策者在小心求证、谨慎决策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决策思维模式上早日变为“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就不会有“万人宴”、高调新年庆祝会等活动，也许造成的损失会小一些。 事实上“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和“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面对的完全是同一种事实情况，只是背后的决策思维模式不同而已——如果决策者听到汇报说“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很自然得出一种决策结果；反之，如果面对同样的事实，决策者听到说“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则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决策。如今面临着是否要尽快出手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家智囊们和相关决策支持部门的思维模式应该是“未发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大批退出的证据”呢？还是“未排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可能”？ 显然，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老底”就不会关闭的专家和决策者，肯定完全不了解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疫情冲击下进退两难的决策心态。就算这些企业前些年都赚过钱，都“老底厚”，现在亏损几个月也未必就会破产而倒闭，但是在连续亏钱的情况下，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就不会普遍止损吗？一般先降薪或停产放几个月假，万不得已才会裁人，如果这样还看不到好转的希望、继续亏损，很快就会有大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止损、主动退出市场。那些认为没有看到大量企业破产就不用出手的决策逻辑是脱离实际的，绝大部分市场主体退出都会发生在破产倒闭之前。 在相关讨论会上，部分专家和决策支持部门甚至认为即便真的看到疫情冲击下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也不应该“盲目出手”救助，因为在他们眼里，有些企业主动关闭退出也许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呢，就算一些个体工商户关闭了，也许过一段时间另一批个体工商户又起来了呢。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在很多决策支持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存在的普遍认识，与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的“保市场主体”的精神是完全相悖的，也是不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无论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何市场主体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和发展之后，决定关闭都是企业家最痛苦的决策，一旦做出这样的艰难决定，关闭后短时间就不会再开始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论是土地、劳动、储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是宏观上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要形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任由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主体消失，不仅打击投资和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消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旦市场主体大批量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遭受的将不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影响。 二、如何科学测算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所需的规模 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世界各国除了纷纷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之外，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政策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0%，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过的救助规模也在本国GDP的10%以上。上述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救助和稳定计划，主要以稳定金融市场、稳定消费和救助企业为主，背后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以及稳金融、稳消费救助的经济逻辑，无论是救助规模还是救助方向，对我国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直接投入相当于本国GDP10%以上的资金，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可能是负的？难道相当于GDP规模10%的救助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不是应该形成10%的经济增长吗？显然不是，就好像一个人突然生病，若不给他输液，他就会死去，但是输液的结果他也就是躺在床上而不活动——不活动哪里有GDP？ 疫情冲击下很多宾馆都无人入住，很多餐馆、酒吧都停止营业，政府如果不输入救助资金，这些企业主自己也会付房租、付利息、付工资，但是肯定亏损压力很大，一旦资金断裂或内心不想再承担更多亏损就会关闭；此时若政府提供了工资补贴、房租补贴或利率补贴后，或许这些企业主就感觉好一些，能坚持到疫情结束后、消费慢慢恢复后。因此很多救助资金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并不产生新消费和新增资本形成，只有新增最终消费或新增资本形成，才带来经济增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出台了最低相当于GDP规模10%的刺激计划而我国学者的建议一般认为经济刺激规模在5万亿（相当于中国GDP的5%）左右就够了——因为我们没有考虑疫情冲击下大规模补贴消费者，认为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应该自己“吃老本”；也没有大规模补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它们也可以“吃老本”。假设上述理念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那么疫情中这些实力已经大幅削弱的消费者主体和企业、个体工商户主体，疫后恢复原有消费水平和供给水平的力量就不能高估。 在这样的前提下，救助和经济刺激的规模一方面要从“六保”的底线思维出发，另一方面则要实事求是地评估损失，测算经济复苏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模。假定没有新冠病毒疫情，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应该是6.1%，而疫情造成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则疫情造成一季度的静态经济损失就接近3万亿元。虽然二季度制造业和投资恢复较快，出口受医疗物资出口影响也好于预期，主要受服务业和消费恢复较慢的影响，中国经济能保持同比零增长或小幅正增长，二季度静态损失也接近1.5万亿元。是否有必要完全对冲上半年4.5万亿元的静态损失才能保住市场主体、保住就业稳定？或者经济相向运动的惯性和乘数效应，仅仅对冲上半年的静态损失根本不足以扭转经济向下的局面？这是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经验来看，2009年的财政和金融扩张规模超过GDP的15%以上，如此规模的刺激力度才使中国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非都与上述经济刺激计划有关系。 所以，结合疫情冲击造成的实际损失，参考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规模，并结合我国历史上2009年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本次救助和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安排5万亿元恐怕是不够的，应以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当前中国GDP总量的10%，不高于2009年的扩张力度，以确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 有数据显示，今年1-2月全国有24.7万家企业倒闭。另有机构测算，虽然一季度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但如果考虑到因疫情冲击失去工作的几千万农民工，实际失业率毫无疑问是两位数，因此保就业的形势已经前所未有的严峻。如果此时再出现市场主体大批主动退出的情况，在保就业和基本民生的任务会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如何合理安排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的资金方向 面对疫情冲击，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救助计划无一例外地着眼于消费补贴和企业救助，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大搞新基建或老基建，而只有中国学者在新、老基建问题上争论不休？ 首要原因是来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惯性。欧美经济已经是消费主导，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小。以美国经济为例，2019年美国GDP增长2.34%，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达到75%，如果计算上政府消费，消费拉动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救助和经济刺激措施瞄准居民消费和企业救助，无疑是符合其本国国情的。那么中国呢？我们的增长结构还是2003年非典时期的投资拉动占69%吗？抑或是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在GDP占比53.3%吗？当然不是：在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7.8%，而包括新老基建、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内的所有新增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刻舟求剑地沿着老方法去扩展基建投资显然已经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 其次是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的原因。从决策机制和决策机构上看，我国在安排以项目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直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从财政部门到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具体的投融资模式，对于投资项目的删选、申报、审批、融资等都有成熟可循的操纵模式和责任机构。相比而言，在给居民发消费券或消费品补贴，或给企业发工资补贴、利息补贴、房租补贴等，虽然在实践上操作难度并不大，但是与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观念相去甚远：很多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补贴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给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等措施会“让钱打水漂”，不如老基建、新基建能留下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在与部分长期专注于地方基建项目的咨询公司联合调研中，我们发现前期地方专项债项目中，已经存在不少项目申报材料拼凑作假、通过倒算项目现金流夸大收入为项目注水、可行性研究论证走形式、资金到位后闲置或挪用等问题。以上情况的出现固然有管理方面的责任，但是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建设，有市场回报的项目越来越少，加之前期推行PPP方式，对地方的可行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彻底的梳理和挖掘，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可用于专项债投资的项目的确存在较大困难。这种情况也从微观上反应了靠扩张投资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需要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越来越少，即使地方政府再挖空心思研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考虑到传统基建的上述情况，新基建被额外重视。然而从实际可行规模测算，新基建可投资规模不过几千亿，不足以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担当大任。不仅如此，按照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的观点，新基建中很多数字基建项目公共属性不足，且不确定性高，应该由企业来投资而非政府主导。最后，不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项目从申报到发行再到形成实物投资、进入经济循环，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对于扩大内需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不如刺激消费的效果更加立竿见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及时告别传统思维定势，把握新时期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在不忽视新、老基建拉动作用的同时，尽快启动以企业救助和稳消费为重点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其中老基建规模占比高、政府主导，新基建弹性大、市场主导；在扩大消费方面，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加以引导，以尽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对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应安排万亿以上新消费补贴，给5G手机、新能源汽车以相当于总价20%的消费补贴，可带动3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在刺激新消费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的救助力度。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一定比例的贷款利息，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房租补贴方面，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直接进行房租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还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困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一定的员工工资补贴。以上补贴可以不超过之前年度一定时期缴纳的税款总额为限。 四、经济复苏计划资金来源应优先考虑财政赤字，应适当控制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规模，防止经济失衡 如前文所述，从融资结构来看，地方专项债发行过多、过快，在实践中已经遇到项目不足的问题。此外，地方专项债项目全部由政府主导，一般会带动2到3倍的银行信贷资金，这必将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融资，使原本已经失衡的融资天平更加倾斜。 有数据显示，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只占约25%；在商业银行授信额度中，民企的银行授信额度仅约为国企的1/10；在发债方面，2019年以来，国企发债融资规模是民企的13倍多。2020年以来，已经决策安排的专项债发行额度已经达到2.29万亿元，若按照某些建议进一步扩张，全年有可能近4万亿元，将带动10万亿元以上的银行信贷配套资金，如此增量巨额资金流向国有部门，必将造成民营信贷额进一步减少，导致已经倾斜的融资天平更加严重失衡。在民营经济贡献80%以上的城镇就业的情况下，进一步严重倾斜的融资天平，必将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 从融资结构和资金投向相匹配的原则看，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都有还本付息的要求，更适合扩大投资。只有扩大一般财政赤字的资金，才能够用来补贴消费者、发放企业救助补贴等，更符合中国当前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 总之，无论从融资结构平衡出发，还是从财政资金投向更符合增长结构特征触犯，都应该对2020年全年新增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适当控制，在优先次序上尽量多用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少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剩下的资金缺口，可通过加大国企分红力度、国有股权划转、国有基础设施发行REITS等方式来解决。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的经济救助和复苏计划中，财政扩张都必须有货币宽松政策相配合。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平均利率的一般原理，利息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今，受疫情影响很多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已经答大幅下降甚至为负，此时若继续特立独行、在全球全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仍然不大幅下调存贷款利率，已经严重不符合经济规律。考虑到海外新冠病毒确认感染人数依然在攀升，5月底确诊病例将超过500万，预计9月份全球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1000万，经济复苏任重而道远，建议应该尽快大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并早日推出一定规模的、与增长结构相匹配的救助与经济复苏计划。 （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哲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疫情爆发以来，快速发展的行业除了生鲜电商、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产业，还有服务机器人。 虽然服务机器人已不是新奇事物，但疫情催生出的机器人应用新场景不断涌现，消毒机器人、测温机器人等无接触、高效率、抗感染的防疫机器人“新成员”应运而生，服务机器人市场再次站上舆论风口。 相对沉寂已久的服务机器人市场再次热闹起来，一改以往“伪智能”、“鸡肋”的恶评，“高效率”、“智能”等正面评价占压倒性优势，疫情俨然成为服务机器人正名的舞台。 机器人市场方兴未艾吸引了资本的目光，短短2个月内发起了15起投资，金额高达30亿美元。天时地利人和，机器人厂商期待的黄金时代来了？ 疫情为服务机器人正名 疫情前，服务机器人是“无用、摆设、新鲜玩意”的代名词，疫情后期服务机器人被冠上配送达人、消毒能手、医师助手的荣誉勋章。 疫情期，诸如医院、工厂、写字楼、校园等复工急或人流量大的地方，紧缺高效率、抗感染、应用范围广能替代人工的防疫工具，由此催生了配送机器人、消毒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等机器人“新成员”。 配送达人。疫情期无接触配送需求暴涨，机器人被派上抗战一线，为医护、病人、被隔离人员送药送饭，分担了外卖小哥的工作量，减少了人员交叉感染的可能，俨然配送达人的模样。据华住酒店集团提供的数据，疫情期间派机器人为酒店客人累计送了24000余次物品。 而在国内疫情被控制后，高效、安全的服务机器人配送也被沿用下来，未来餐厅配送、酒店配送、医疗配送、企业园区递送等场景，都将使用配送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需求势必会激增。 消毒能手。正所谓“机器人似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疫情期消毒工作量大且劳动力紧缺，机器人厂商结合“移动、消毒”两大核心技术将消毒机器人制造出来，大大节省人力和提升效率，解决了疫情期大范围消毒难题。 同样的，在疫情彻底结束之前，消毒机器人还将进入学校、商场、酒店等地点，为消毒工作献力。据悉，目前上海浦东23000人隔离点的消杀工作都是由机器人完成，应用前景不可估量。 医师助手。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爆火之后，医疗机器人也迎来了曙光。以往受限于用户习惯、医疗体系的繁杂，医疗机器人迟迟没能突破瓶颈，是疫情创造了市场转机。预计疫情过后，普通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将快速提高，同时5G技术、AI技术、物联网等技术的成熟应用也将助力“医师助手”的升级。 总之，一场防疫战过后，服务机器人成日常生活场景标配，这也是资本再次蜂拥而至的原因。 国内外资本前来“押宝” 当人们送餐、安防、客服等生活各个场景服务都被机器人取代，人们才发觉机器人如此智能和便利，这也就激起了机器人替代人工的需求。 眼见机器人市场需求扩大，资本掀起了服务机器人投资浪潮。 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从春节后，也就是2020年2月起机器人企业融资已超过15起，总融资金额将近30亿美元。据目前统计的数据，其中服务机器人企业融资额已接近10亿元人民币。 具体来看，红杉资本中国领投国内机器人AI解决方案商梅卡曼德；源码资本领投国内餐饮机器人企业擎朗智能2亿元B轮融资；理想汽车领投无人配送初创企业2亿元；字节跳动领投工控自动化系统开发商崧智智能等等…… 在各大互联网企业裁员、降薪、缩短开支，资本市场几乎进入“冬眠”的当下，机器人市场的融资表现已属亮眼。而且，不只是国内国内服务机器人市场发展如火如荼，国外服务机器人企业同样频获融资欣欣向荣。 据悉，加拿大智能聊天机器人公司Ada获得了44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智能聊天机器人的Mya Systems获得了1875万美元的C轮融资；医疗机器人公司Diligent Robotics完成了1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种种迹象表示，在疫情与政策的促使下服务机器人爆发是大势所趋，而荣获多轮融资的服务机器人企业也随之进入竞跑阶段。 一方面，国内机器人应用市场无限大，未来增长可期。近年来，服务机器人在安防、医疗、配送、家居等场景大显身手并加速落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153.8亿元，同比增长36.1%；2013~2019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速超过30%，预计2020年市场增速超过50%。 另一方面，在市场需求、宏观政策的支撑下，布局机器人的投资机构和企业也将迎来新机遇。随着新基建的落地，5G网络、大数据中心、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服务类机器人一直以来的痛点，如不够智能、效率低等不足等问题得到优化，市场将进一步拓宽。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给服务机器人带来了更多场景落地的同时，也给服务机器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技术挑战。 市场挑战大于机遇？ 以往，囚于智能技术、用户习惯、产品安全以及成本高昂等问题，真正能够跑起来的服务机器人公司少之又少，而斥重金未见明显成效之后，资本热度也逐渐下降，机器人公司倒闭的新闻屡见不鲜。 2018年8月，博世旗下Kuri机器人宣布停产；10月MIT机器人教父创办的机器人公司Rethink Robotics宣布倒闭；12月，社交机器人鼻祖Jibo倒闭。2019年初，开发自动叠衣服机器人的公司Seven Dreamers宣告破产；4月AI机器人玩具公司Anki宣布倒闭…… 短短两年时间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翻转之快不禁让人绷紧神经，担忧2020年机器人市场融资光景仅是昙花一现，潮水退去后机器人公司又将重蹈覆辙。 而经这几年的市场验证，突破服务机器人市场发展难点的关键，在于智能技术升级和服务体验优化。 当下，大部分国内机器人公司营销而忽视专研智能技术、产品研发，所以我国机器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较多而核心零部件则依赖进口，机器人核心技术也与国外有明显的差距。加上，机器人升级和维护都需要大量资金维持，中小型机器人企业不堪成本重任。 再有，在运营、品牌、服务等因素中，用户服务体验的优化是企业发展关键所在。解放双手让生活更智能，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直接投射于机器人服务上。这也就要求服务机器人为用户提供更便利、更有趣、更智能的服务。 马云曾说：“过去是我们把人变成机器,未来我们会把机器变成人。”也正是阐述深究技术、强化服务体验对于机器人行业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疫情给了服务机器人市场一个发展的契机，也拉进了人们与智慧生活的距离。只是，服务机器人热度卷土重来是一件好事，但未必所有公司都能分上一杯羹。相反，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市场竞争加剧，赔了夫人又折兵、被淘汰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多。 刘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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