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工股份在刻蚀用单晶硅材料市场占有率在15%左右，是这一细分领域内的龙头企业 出品 | 每日财报 作者 | 刘雨辰 芯片制造工艺繁多复杂，其中薄膜沉积、光刻、刻蚀是芯片制造三个主要工艺环节。薄膜沉积是在晶圆上沉积一层待处理的薄膜，而后把光刻胶涂抹在薄膜表面；光刻是把光罩上的图形转移到光刻胶；刻蚀是把光刻胶图形转移到薄膜，去除光刻胶后即完成图形到晶圆的转移。薄膜沉积、光刻、刻蚀至少完成数十次循环后，相关图形逐层转移到晶圆，芯片方能制成。 据了解，硅材料是最重要的半导体制造材料，按照应用场景划分，半导体硅材料可以分为芯片用单晶硅材料和刻蚀用单晶硅材料，半导体硅材料产业规模占半导体制造材料规模的35%以上。 5月12日，《每日财报》推出了《二级市场的红人——光刻胶》一文，重点讲述了光刻胶板块的投资机会，本期重点谈谈硅材料的投资前景。 刻蚀用单晶硅景气度上升 各种硅材料中，刻蚀用单晶硅材料是晶圆制造刻蚀工艺的核心耗材，重要性不言而喻。 《每日财报》注意到，刻蚀过程中硅电极会被逐渐腐蚀并变薄，当硅电极厚度缩减到一定程度后，需用新电极替换以保证刻蚀均匀性，因此硅电极是晶圆制造刻蚀工艺的核心耗材。刻蚀用单晶硅材料通过加工制成刻蚀用单晶硅部件，主要用于制成刻蚀设备上的硅电极。 2018年，全球半导体硅材料市场规模为121.24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1.8%，超过半导体行业整体增速。2019年，随着半导体行业整体景气度下滑，硅片出货量也出现同比下滑，但2020年5G手机将会陆续出现换机潮，有望带动整个行业的景气度上行。 除此之外，物联网、汽车电子也会刺激IC设计公司新产品的放量，从而从需求端刺激硅片投资加速，随着行业景气度回暖，硅片市场规模有望触底回升，刻蚀用硅材料与硅片具备一定配比关系，也将带动刻蚀用硅材料需求回温。 典型公司：神工股份 神工股份也就是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的研发生产，是国内极少数能够实现大尺寸高纯度集成电路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稳定量产的企业，市场占有率在15%左右，是这一细分领域内的龙头企业。 2016-2018年，随着物联网、智能汽车、人工智能等市场逐步崛起，5G商用进程不断加快，全球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处于行业周期上行阶段，行业景气度较高，下游终端市场快速发展，带动了半导体集成电路材料特别是硅材料市场需求增长。公司作为具备核心技术的刻蚀用硅材料生产龙头受益显著，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均高速增长。 根据《每日财报》的统计，2016-2018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达到 0.44亿元、1.26亿元、2.83亿元，三年复合增长率为153%；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11亿元、0.46亿元、1.07亿元，三年复合增长率为216%。 2019年，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整体下行。神工股份的产品主要销售市场为日本、韩国、美国，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反复，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整体需求受到抑制，中国芯片生产线新增投资受到抑制，行业景气度整体下滑，公司于2018年5月关闭美国市场，同时日韩贸易摩擦也对半导体行业景气度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智能手机、数据中心、汽车等终端需求增长乏力、5G 普及未及预期等因素导致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整体下滑，公司产品销售与半导体行业景气度高度相关，导致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出现一定程度下滑。财报显示，公司去年的营收为1.89亿元，归母净利润7695万元，分别同比下滑33.15%和27.80%。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公司的毛利率持续向好，成本优势叠加产品结构优化助推毛利率逐年攀升，2016-2019年，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分别为43.73%、55.10%、63.77%和 68.99%。 从各项业务的发展来看，2016-2018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主要来自于14-15英寸和 15-16 英寸的产品，合计毛利贡献率分别为 71.97%、77.85%和 85.94%，但自 2017 年以来 14-15 英寸产品毛利额占比开始出现回落，2019年的时候，16-19 英寸产品销量上升，对毛利率的贡献率提升。一般而言，单晶硅产品直径越大，对应的技术壁垒越高，单位售价越高。公司大直径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控制良好，良品率较高，对应的毛利率水平较高，随着大直径产品销售占比提升，也相应带动了整体毛利率提升。 整体格局和市场前景 半导体行业发展迅速，不断有先进制程研发成功，具体表现为芯片线宽不断缩小，硅片尺寸不断扩大。芯片线宽已经从65nm逐步发展到45nm、28nm、14nm，目前已实现了7nm 先进制程的技术水平。由于硅片的大小能对集成电路的性能和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因此硅片也沿着大尺寸的趋势发展。硅片已经从4英寸、6 英寸、8 英寸发展到 12 英寸，未来向18英寸突破，技术的不断进步带动新材料需求增长。 目前主流的硅片为300mm（12 英寸）、200mm（8 英寸）和 150mm（6 英寸），其中300mm硅片自2009年开始市场份额超过 50%，到 2015年的份额已经达到78%。根据SEMI的推测， 2020年将占硅片市场需求大于 84%的份额。刻蚀用单晶硅材料尺寸必须大于硅片尺寸，12 英寸集成电路所用硅片对应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的尺寸一般大于14 英寸。硅片尺寸越大，技术难度越大，对生产工艺的要求也就越高。 2019年以来，终端市场需求有所放缓，导致半导体材料行业市场规模增速放缓或有所缩减，但长期来看，全球半导体行业仍处于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 自 2019 年6月开始，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环比从下滑转为增长，同比跌幅不断收窄。台积电、中芯国际等半导体制造龙头企业单季度收入规模环比恢复增长趋势，半导体行业景气度逐步回暖，由于下游需求传导至上游原材料市场需要一定过程，因此半导体材料市场将略滞后于终端市场出现改善。SEMI预测，随着存储市场投资复苏和大陆新建及扩建产能，2020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额将增长 12%，达588亿美元。 刻蚀用单晶硅材料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多为硅电极制造商。CoorsTek、SK 化学等部分企业同时具备单晶硅材料制造能力和单晶硅材料加工能力，其他硅电极制造企业不具备单晶硅材料制造能力或单晶硅材料制造能力较弱，需要从专业单晶硅材料制造企业采购单晶硅材料进行后道加工。 纯度和尺寸是刻蚀用硅材料的重要参数指标，目前神工股份生产的集成电路刻蚀用单晶硅材料纯度为10-11N，量产尺寸最大可达19英寸，产品质量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满足7nm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刻蚀环节对硅材料的工艺要求。与国外可比公司同类产品相比，公司产品纯度标准高于韩国厂商，其他指标基本一致，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数据来源：神工股份公告 神工股份及有研半导体为专业集成电路刻蚀用单晶硅材料制造企业，细分领域内竞争对手较少。机构预测2020年国内半导体刻蚀设备市场规模将达到33.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30亿元，预计同比增长近 30%，神工股份作为参与国际产业链、拥有全球先进技术的刻蚀用单晶硅材料龙头将显著受益，可以简单的说，如果行业整体反弹，那么神工股份的业绩大概率会反弹。 声明：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为庆祝北京大学122周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面对疫情重袭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内外各领域顶级专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围绕全球治理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热点话题展开了一场深度理论探讨。以下是林毅夫教授在该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自1月初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以后，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分享疫情信息，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疫情3月份已经到了收官阶段，并为世界各国防范新冠疫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时间窗口期。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将新冠病毒正式确认为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和采取得力措施，疫情在国际间迅速传播，多国进入暴发期。目前全世界已经有211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确诊的病例。截止到5月4日，海外累计确诊人数达到348.4万人，为中国累计确诊人数8.4万人的41.5倍，并且海外确诊人数还在继续快速增加。新冠肺炎是百年未见的大疫情，作为经济学家我想就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应对以及全球治理的完善来谈谈一些看法。 一、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 一种传染性高的疾病在还没有防治疫苗可用之前，当疫情在一国扩散之后，最好的应对办法是社会隔离和封城、封国措施。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伊朗、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际已经采取了和中国一样的封国、封城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影响生活，而且，也会对生产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已经多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各国的增长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石油价格的闪崩，导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在三月份的两个星期内出现1988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5次熔断中的4次，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 新冠疫情带来的隔离或封城措施，对已经在下滑通道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率已经是零利率或是负利率，虽然除了采用非常规的数量宽松甚至无限量数量宽松，和高达GDP10%甚至20%的财政援助计划，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已经是必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可能下滑5.9%，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7.9个百分点，欧元区今年经济下滑7.5%，比一月份的预测下调8.8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下滑3.0%，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6.3个百分点。 不过，目前新冠肺炎病毒尚未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许多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具有传染性，并且，只要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会有输入性的风险，可能一波已平一波又起。如果新冠疫情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合作一道齐心协力防控而至疫情蔓延至明年，甚至像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那样在许多国家出现更为严重的第二波暴发，那么，发达国家及全球经济陷入像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非不可能。 二、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应对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今年的增长率至少需要达到5.6%，到2030年以前我国的年增长潜力还有8%，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目标本来不难达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我国采取了有效的封城封村居家隔离的防控措施，2月份全国处于停工停产的状况，3月份防疫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开始复工复产，然而许多出口企业面临订单骤降或被取消的困境，并且为了防控输入性的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的蔓延，防疫工作常态化，生产生活仍受到一定影响。统计局4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这是1992年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贸易组织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滑13%到32%之间，下跌幅度可能超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贸易下滑幅度。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出口国，今年我国的增长将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需求。考虑到为了防控输入性的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的蔓延，防疫工作需要常态化，二季度即使全面复工，经济增长可能只是缓慢复苏，全年增长主要依靠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反弹，如果增长能达到10%，那么，全年的增长率会在3%-4%之间。从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以及政府的执行能力来说，要全年达到5%或更高的增长并非不可能，但那样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需要达到15%左右，考虑到全球金融经济有许多不确定性，需要为未来一两年留下一些政策空间，今年勉强去达到5.6%以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在全球经济下降3.0%增长的预期下，我国若能达到3%-4%的增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而且，明年也只要维持3%-4%，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在明年就能实现，何况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复苏，我国经济恢复到正常6%左右的增长的可能性很大，在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大疫情和经济衰退中，10年前定的目标延后一年完成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过去金融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需求面，这次新冠疫情则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农村和城市，国内和国外。受到国内需求锐减、国外订单骤减，许多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更是困难，根据清华大学的一个调查，有85%的民营企业难于熬过3个月，企业破产倒闭会带来失业的增加。 我国政府过去应对危机冲击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措施对创造就业和需求会有一个延后期。这次除了已经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时支持家庭消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城市的贫困户、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口可以发放消费券，在农村提高低保的标准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这样才能启动消费需求，保住中小微企业、保住就业，保证全面脱贫目标在今年实现。同时，在保企业上可以延缓企业贷款本金和理性的偿还，增加给予企业贷款，减免税收和五险一金的缴纳，减免或代缴租金等等。 相信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经济一片肃杀声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仍可以像2008年以来一样，未来每年仍为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 三、 全球治理的思考 现在新冠疫情已经扩散到211个国家，波及到贫穷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许多城镇几乎没有任何测试设备、任何呼吸机，政府的财政也捉襟见肘，难于投入大量资金来增加必要的防护投入。英国皇家理工学院的疫情专家预测亚洲国家至少会有90万人、非洲国家至少会有3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同时，经济下滑也使得许多高负债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到期难于偿还到的危机。 面对这种人道主义的危机，我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的经验，利用强大的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出口支援其他国家遏制新冠疫情，发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主义精神，尽量助力其他国家减少疫情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同时，作为大国倡导和支持二十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和延缓债务偿还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提醒人们在二十一世纪物资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同时，面对像新冠肺炎这样致命的传染病，人类生命和经济、社会组织的脆弱性。除了新冠肺炎之外，在将来人类社会还会面对许多其他致命的传染病以及像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自然灾害，当然，还有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挑战。在这些灾害和挑战面前“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措施，既以邻为壑也难于自保，必须各国通力合作才能避免灾难的产生或是将危害降到最低的水平。希望新冠疫情的教训提供了改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减缓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危机的契机。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本报记者 杜雨萌 “随着此次疫情全球蔓延，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大幅下降，这也使得今年我国对外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在5月1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将全力做好包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稳外贸工作。 譬如，针对当前外需疲软致使许多企业因没有订单而被迫停产现象，钟山称，外贸企业原来多数属于单一做出口，但现在出口受阻后，政府也在支持他们出口转内销。数据显示，仅4月份，出口企业内销额就已增长17%，这说明优质的外贸产品同样受到国内消费者欢迎。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以及今年以来宅经济的蹿红，已有不少外贸企业瞄准“线上”商机，发力内销市场。 以国内最大内贸批发平台阿里1688为例，阿里巴巴中国内贸事业部运营总经理洛轩介绍称，为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迅速转内销，阿里巴巴利用平台优势采取了包括帮助工厂获得线上营销资源，集中清理库存，开发新品，打造自有品牌等多项措施。仅就东莞市而言，上个月阿里1688平台帮助其外贸工厂转内销实打实地卖出了9亿元。 不仅如此，以阿里1688做主场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线上展（下称“线上加博会”）也于5月13日正式启动。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称，参加展会是外贸企业争取新订单的重要方式。商务部鼓励举办线上展会，鼓励政府主办的线下展会率先在线上开展，探索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有机融合的办展新模式。通过举办“云展览”，有利于助力企业抓订单、保客户、拓市场。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打造线上“云展会”等新平台，推进展会业态创新是当前抗疫复工形势下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对于外贸企业来说，虽然此次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销售从线下逐步转至线上，借此契机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整体上看，都是一次转型升级的新机遇，特别是在当前国外订单锐减的背景下，外贸企业借力“云展会”有望助外贸企业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拓展新的市场和空间，而这也是产业数字化的宗旨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4月13日商务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展会服务模式，培育展览业发展新动能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就已明确提出要积极打造线上展会新平台，推进展会业态创新，积极引导、动员和扶持企业举办线上展会。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体上看，这次疫情对外贸企业的冲击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突发性使得外贸企业缺乏反应、协调和应对的时间，导致短期库存难以消化、流动性中断、固定成本陡增等困难；不确定性是指何时恢复的主动权不在中国的外贸企业，需要持续观察海外疫情的变化情况，这使得企业的预期不稳定，很容易做出错误或短视的决策。在此背景下，一些外贸企业借力“云展会”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并通过线上替代线下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特殊时期的外贸企业的市场拓展效率。 但刘哲也提醒，外贸企业在借助“云展会”进行自救时，亦需综合考虑疫情导致的短期需求和经济恢复之后的常态需求，综合评估市场规模和持续的客户需要，避免盲目跟风。
今日聚焦 【高鸿股份：拟与百度签合作框架协议 深度参与百度Apollo计划】高鸿股份公告，公司拟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百度Apollo智能交通生态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作为百度Apollo智能交通生态合作重要伙伴将深度参与百度Apollo计划，共建围绕智能交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领域的技术、商业生态。此次合作有利于促进公司车联网业务发展。 【未名医药澄清：新冠疫苗的研制单位与公司无股权关系】未名医药发布说明公告称，据公司了解及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官网显示，新冠疫苗的研制单位为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公司无股权关系。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谨慎投资。近日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的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深圳科益医药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公司无股权关系。 【南京新百澄清：媒体报道中提及中国信达将向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提供规模近百亿元的流动性支持 该合作未有涉及南京新百相关事宜】南京新百发布澄清公告称，媒体报道中提及2020年5月13日上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在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中国信达将向三胞集团提供规模近百亿元的流动性支持，三胞集团债务重组启动在即。经公司书面函证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及实际控制人袁亚非，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回函明确表示，该战略合作协议未有涉及南京新百相关事宜。 定增&融资&回购 【智度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16.92亿元 用于直播电商生态平台、央行数字货币(DC/EP)场景化开发建设等项目】智度股份发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6.9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智能化广告内容生产和场景精准营销平台建设项目、直播电商生态平台、IP生态平台及MCN内容生产平台建设项目、区块链基础设施、应用平台与央行数字货币(DC/EP)场景化开发建设项目、营销业务数据中台建设项目。 【一品红：拟公开发行可转债募资不超过5.3亿元 用于生产车间升级改造等项目】财联社5月12日讯，一品红公告，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3亿元(含5.3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生产车间升级改造项目、创新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博通集成：拟定增募资7.61亿元 用于智慧交通与智能驾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博通集成发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发行股票数量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最终询价确定的发行价格计算得出，且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1.39亿股的30%的发行上限，即不超过4161.41万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拟用于智慧交通与智能驾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宁波联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被否】宁波联合公告，公司于5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不予核准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定》。根据申请材料，并购重组委认为，公司未能充分说明并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并购重组委会议以投票方式对公司方案进行了表决，同意票数未达到3票，方案未获通过。依法对公司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 减持&增持 【起步股份：股东邦奥有限拟减持公司不超6%股份】起步股份公告，公司持股9.92%的股东邦奥有限公司，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845.44万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6%。 【宏盛股份：持股3.519%股东常州中科拟清仓减持】宏盛股份公告，常州中科持有公司股份351.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9%，拟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519%。 【平治信息：股东陈国才拟清仓式减持不超过总股本3.03%】财联社5月12日讯，平治信息公告，公司股东陈国才拟清仓式减持不超过3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3%。 【蓝色光标：股东北京领瑞计划减持不超过2%公司股份】蓝色光标公告，公司股东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75%，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930.04万股，即不超过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的股份数量的2%。 【优德精密：实控人曾正雄计划减持不超过1.63%公司股份】优德精密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曾正雄，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通过昆山曼尼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18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63%。 【*ST林重：实控人郭现生之子郭浩拟增持公司股份1000 万元-3000万元】*ST林重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现生之子郭浩拟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为1000 万元-3000万元，增持期限为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 业绩数据&公司经营 【华英农业：2020年4月份鸭苗销售收入同比下降96.62%】华英农业公告，2020年4月份鸭苗销售数量为843.15万只，销售收入238.13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32.11%、-96.62%，环比变动分别为-4.93%、-74.07%。主要原因：受产业链下游需求影响，鸭苗价格低迷。 【中飞股份：孙公司拟委托先导先进材料加工 保障“红外光学与激光器件产业化项目”顺利实施】中飞股份公告，为满足相关产品的生产需要，公司控股孙公司安徽光智拟与关联方先导先进材料签订《委托加工协议》，委托加工产品金属总量不超过40吨，委托加工费总额不超过2500万元。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安徽光智“红外光学与激光器件产业化项目”相应产品投产前的过渡性安排，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未来对关联方存在依赖。 【红宇新材：拟在公司经营范围增加“智慧城市的相关服务”等内容】红宇新材公告，拟在公司经营范围增加“智慧城市的相关服务、规划、设计；智慧城市与智慧楼宇的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智慧路灯销售；智慧路灯制造；智慧路灯设计；智慧路灯运营；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集成系统的开发建设、运行维护服务；项目投资；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安防监控制造；安防监控设计；安防监控销售；安防监控运营；安防系统工程施工；工程咨询；信息系统工程的咨询、规划；数据中心产品与系统的销售；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的销售；计算机硬件开发；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硬件、通信设备的销售；互联网科技技术开发、科技技术转让、科技技术咨询、科技技术服务。” 【中简科技：签订约2.65亿元销售合同】中简科技公告，近日，公司与客户A签订《产品订货合同》及对应的《订购合同监管协议》，合同标的：碳纤维、碳纤维织物；合同金额：约2.65亿元。合同总金额为约2.6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112.88%，公司具备履行合同所需的业务资质。公司长期发展过程中坚持“技术领先、专注应用”的发展策略，在航空航天高端产品应用牵引下，ZT7(高于T700级)系列碳纤维及织物产品率先稳定批量应用于国内航空航天领域，具备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该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凯利泰：双极射频电极系列产品欧盟CE认证获批】凯利泰公告，于近日获得欧盟公告机构德国莱茵TÜV同意核准双极射频电极(译文)的CE认证，欧盟CE认证名为“Bipolar Radio Frequency Electrodes”。该产品经公告机构审查，符合欧盟医疗器械市场准入规定，准许注册，有效期至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中京电子：拟在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建设半导体产业项目】中京电子公告，公司与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拟签订《投资协议书》，通过公开竞拍获得相关土地使用权的形式建设“珠海高栏港经济区中京电子半导体产业项目”，主要用于生产消费型及先进封装高阶IC载板等产品。同时，公司拟以1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中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深大通：控股子公司取得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深大通公告，控股子公司华云金鑫于近日取得了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公安局核发的可种植面积为5000亩的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另外，华云金鑫洱源分公司原可种植面积为500亩的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到期后，公司取得了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公安局核发的可种植面积为2000亩的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 收购&转让 【华锦股份：控股股东拟将5%股份转让至中兵投资】华锦股份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华锦集团的通知，华锦集团与中兵投资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7997.21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给中兵投资，占公司总股本的5%。转让价款合计为3.54亿元。 【华懋科技：金威国际拟协议转让9115.37万股 控股股东拟变更为华为投资】华懋科技公告，2020年5月4日，金威国际与上海华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投资”)签署《关于转让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框架协议》，约定金威国际拟向华为投资指定的受让方,转让股份数量为9115.37万股股股份、比例为29.35%，转让对价为人民币14.775亿元；前述股份转让完成后，金威国际仍持有上市公司8%股份(2485.40万股)，金威国际及其关联方将不会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前述交易完成后，华为投资将取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 【腾邦国际：控股股东与中科建业签署表决权委托解除协议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为钟百胜】腾邦国际公告，2020年5月13日，腾邦集团及钟百胜与中科建业签署了《表决权委托解除协议》，经各方同意，解除中科建业在原《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享有的标的股份所对应所有权利。表决权委托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钟百胜。 其他 【兰太实业：拟变更证券简称为“中盐化工”】兰太实业公告，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公司中文名称由“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由“兰太实业”变更为“中盐化工”。 【*ST百特：拟变更证券简称为*ST雅博】*ST百特公告，公司拟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323”。公司名称变更后为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变更后为*ST雅博。 【山鼎设计：变更证券简称为“华图山鼎”】山鼎设计公告，2020年5月11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证券简称并修订相应条款的议案》，同意公司证券简称由“山鼎设计”变更为“华图山鼎”，英文简称由“CENDES”变更为“HUATU CENDES”。 【佳讯飞鸿：圆满完成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相关保障工作】佳讯飞鸿公告，公司收到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感谢信》，公司自主研制的三款产品在此次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中表现良好、运行稳定，圆满完成了此次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的相关保障任务。 【国电电力：法院裁定宣告控股子公司宣威公司破产】财联社5月12日讯，国电电力公告，公司收到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0381破1之3号，裁定宣告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综艺行业寒冬，灿星文化也难独善其身，业绩连年下滑。 为了能扭转颓势、成功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战略上联合阿里、抱紧优酷，经营上继续All in综N代，降低产品风险，管理上一边裁员，一边降薪。 但是，电视综艺大势已去，掌握了核心渠道的腾讯视频、爱奇艺不断进击内容生产，此前依托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制作商日渐凋零，如何与优爱腾甚至是芒果TV相抗衡？ 裁员、降工资保业绩 5月8日，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灿星文化”）更新IPO招股书，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募资15亿元，全部用于综艺节目制作。 灿星文化是中国最具实力的民营综艺节目制作商，主营业务为综艺内容制作及产业链开发运营，代表产品包括《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蒙面唱将猜猜猜》、《这！就是街舞》等。 不过，由于限娱令、娱乐圈查税、电视广告下滑等原因，公司近年业绩下滑较为明显。 2017年-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0.58亿元、16.53亿元、17.33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52亿元、4.53亿元、3.45亿元。 在公司2019年初披露的上版IPO招股书中，公司2015年、2016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4.62亿元、27.06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06亿元、7.32亿元，下滑趋势更为明显。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6.86%、45.26%、36.83%，2019年毛利率下滑近10个百分点。 收入下滑、毛利率爆降，为了稳住盈利，公司全方位控制成本。对于轻资产的内容公司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力资源。 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公司员工数量分别为611人、550人、490人。其中，近3年公司主动裁减的人数分别为19人、19人、28人。 灿星文化还在招股书中披露，2018年8月起，公司总监以上员工共12人降低了自身薪酬，下降幅度在30%-50%不等，12人合计月薪从115.50万元下降至75.40万元。 即便如此，公司2019年的归母净利润还是下降了23.68%。与此同时，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呈下降趋势，报告期内分别为8.48亿元、1.89亿元、3.84亿元。 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7.07亿元、8.81亿元、10.36亿元，占公司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63.28%、67.18%、58.12%。 应收账款高企乃是行业顽疾之一。华录百纳(行情300291,诊股)（300291.SZ）旗下曾拥有综艺节目制作商蓝色火焰，是灿星文化的直接竞争对手之一。2018年该公司因投资亏损、计提资产减值等原因亏损超30亿元，其中，仅坏账就计提近10亿元。 因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收视率不达预期，赞助商金嗓子拒绝向灿星文化支付剩余广告费5167万元好几年，公司不得已于2019年计提坏账损失。 16亿商誉压顶 灿星文化核心业务为综艺节目制作，因《中国好声音》等拳头产品在行业立足。 但是，8年之后，公司业绩仍然重度依赖《中国好声音》。该产品实现的营收长期占公司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一直未有其他作品能达到这种火爆程度。 不过，这档节目做到第8年，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一直在下降。2015年-2019年，该节目收入分别为11.43亿元、10.10亿元、6.65亿元、5.45亿元、4.62亿元，2017年-2019年，该节目实现的毛利分别为2.20亿元、2.64亿元、1.72亿元。 为了降低对单一业务、特别是单一节目的依赖，公司试图在产业链上下游布局。 2016年初，灿星文化收购星空国际及梦响强音100%股权，前者以1.03亿元作价，后者以20.80亿元支付对价。 收购星空国际，公司取得了与节目广告运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减少关联交易的同时提高了公司的资产完整性和生产经营独立性。 收购梦响强音的目的相同，该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音乐制作及授权、衍生品开发及运营、演出活动、艺人经纪业务，本就与灿星文化形成协同——歌手通过灿星文化旗下节目出道，大多成为梦响强音的签约艺人，比如张碧晨、吴莫愁、周深等。 被收购前，星空国际2015年的净利润为819.01万元，2017年盈利1742.55万元，到2019年却亏损1870.99万元。 灿星文化+梦响强音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也并没有带来公司“造星”业务的飞跃。2016年-2019年，公司签约艺人数量分别为145人、144人、146人、162人。梦响强音2017年的净利润1.80亿元，2019年为1.8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灿星文化收购星空国际及梦响强音，均为关联收购。梦响强音由灿星文化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田明间接持股100%，而星空国际被收购前的股东构成与灿星文化几乎一样，主要包括田明及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田明一举套现超20亿元，却给公司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因梦响强音对外收购及合并梦响强音，截至2019年末，公司合并报表商誉账面价值为16.36亿元。2016年，公司曾计提商誉减值3.48亿元。 2016年引入投资者之前，公司两度现金分红，分别分配2.90亿元、9.56亿元，作为主要股东的田明，同样获利不菲。 版权纠纷频繁 即便是灿星文化的头牌节目《中国好声音》，其实也是命途多舛。 公司从荷兰引进的“the voice of……”模式打造《中国好声音》，大获成功。后来，该节目版权方荷兰Talpa公司要大幅上调版权费用，与灿星文化谈崩。唐德影视(行情300426,诊股)趁虚而入，2016年1月以高达6000万美元的代价，拿下《中国好声音》第5-第8季版权。 灿星文化将该节目改名为《中国新歌声》继续播出，唐德影视的正版《中国好声音》迟迟无法推出。于是，双方陷入持续多年的诉讼之中。 再后来，唐德影视拖欠Talpa公司4000多万美元版权费用无力支付，双方闹掰，Talpa索性放弃了中文“中国好声音”的商标，灿星文化便又将节目名改回《中国好声音》。 除此之外，公司作为被告的版权相关诉讼多达十余起。 例如，因未经许可公开传播现场表演，公司被蜂鸟音乐及邓诗颖（邓紫棋）提起诉讼，索赔经济损失1300万元及合理费用48.4万元。 因《中国好声音》选手未经授权演唱了《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公司被版权方北京华乐成盟音乐有限公司起诉。2018年底，法院判决该期节目停播，公司等相关方赔偿数万元。 版权纠纷频繁，突出了中国综艺行业原创度低的顽疾。现存的绝大多数综艺节目，为引进版权，甚至是直接模仿、抄袭。2019年热度靠前的综艺节目，几乎只有《乐队的夏天》一档是原创作品。 甚至，长期缺乏节目创造能力，中国综艺行业长期被综N代（如《中国好声音2019》、《奔跑吧》第三季等）占据。 灿星文化同样如此。《蒙面唱将猜猜猜》脱胎于韩国MBC的《蒙面歌王》，一度灿星文化买了授权却没给钱，被韩方起诉。《出彩中国人》跟《中国达人秀》有什么区别吗？《爱情找对门》对相亲节目有何创新可言？《一起乐队吧》，多少有点像《乐队的夏天》“升级版”…… 综艺行业寒冬 近几年综艺行业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多重因素叠加疫情影响，行业几乎处于冰冻。 《2019腾讯娱乐白皮书》披露，2017年-2019年，中国市场综艺节目播出数量分别为219部、217部、184部，收视率也呈现整体下滑趋势：收视率突破2%的综艺节目，2017年-2019年分别为2部、0、0，收视率突破1%的，2017年-2019年分别为25部、8部、13部。 整个电视广告大盘在不断缩小，综艺节目能分之羹，也变少了。2018年全国电视广告收入958.86亿元，同比下滑0.98%，连续五年出现下滑，相较于2013年的高点已经下滑了160.4亿元，下滑幅度达到14.33%。 同质、低质竞争的格局短期内无法扭转，存量搏杀愈演愈烈，这种艰难的局面还将持续。 而且，综艺节目市场的天平早已向网综倾斜。2017年-2019年，网络综艺的播出量分别为113部、124部、105部，而电视综艺的播出量分别为106部、93部、79部。 渠道做强之后，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等主流视频网站，纷纷进军内容环节，企图挖深护城河。 优爱腾，再加上以湖南卫视为后盾的芒果TV（芒果超媒(行情300413,诊股).SZ），已经成为灿星文化等内容生产商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2019年收视率第一的《奔跑吧》第三季，浙江卫视制作，但首播为爱奇艺；现象级的综艺节目《创造营》，则直接由腾讯视频制作…… 在这样的行业趋势下，传统综艺节目制作商日子都不好过：华录百纳无奈剥离蓝色火焰；华策影视(行情300133,诊股)（300133.SZ）旗下综艺板块2019年营收腰斩，毛利率仅10%；北京文化(行情000802,诊股)参与投资《高能少年团》等多档综艺节目，但2019年综艺板块营业收入不到2万元；完美世界(行情002624,诊股)旗下综艺及艺人经纪板块，营收下降近九成。 于是，2018年，灿星文化低价吸引杭州阿里创投等产业资本投资，与优酷等达成战略联盟。公司旗下《这！就是街舞》等多款节目，均是与优酷共同打造。 不过，在这场综艺渠道商的内容大战中，优酷本就处于下风。2019年，四大视频平台自制及独播网综数量分别为：腾讯视频45部，爱奇艺17部，芒果TV17部，优酷12部。 灿星+优酷的组合，如何逆风翻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彭文生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01 数字经济的微观效应 在讲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之前，数字经济的一些微观效应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简单来讲，数字经济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经济互动的模式。那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和影响经济结构（包括就业、收入等方面）？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活动有何不同？其实有很多的技术进步都会影响经济活动，为何单独强调数字经济呢？这些其实都与数字经济特殊的微观层面特征有关。 非竞争性 数字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即数字服务、数字资产或数字商品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征。传统经济不一样，比如有一个苹果，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但数字经济不同，比如ZOOM软件开发出来后，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也不增加其他人使用的边际成本。有人说数字是当代的石油，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话既有道理也没道理。数字、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投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经济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数字类比石油是对的。但数字和石油还是有着根本性差异，石油开发出来了，我用了一桶，世界上就少了一桶，别人就用不了了。而数字不一样，它是可以重复地几乎零成本地使用。所以非竞争性使得数字经济实现了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 从供给端看，数字经济能实现零边际成本。经济学教科书讲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反而下降，效率越高。数字经济尤其特殊。当然传统经济活动也有规模经济，比如一家汽车制造厂，从年生产10万辆车到年生产100万辆车，分摊到每辆车的固定成本可能会下降。但传统经济的规模效应是有限的，一个机器的使用率也是有限的。要多生产汽车，就必须要增加更多的厂房，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而数字经济不一样，比如微信能同时服务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它的规模效应非常大。这就体现为所谓的零边际成本。传统经济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产量和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不太可能降到零，规模效应也就因此受限。 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有网络效应（可以服务双边市），使用的人越多，对大家越有利，效率就越高。还是用微信举例，我们使用微信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同事、亲人都在用，联系起来方便。如果开发一个软件很少人用，即使免费你也不会用，为什么？因为它对你没有价值。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范围经济 还是举微信的例子，微信的用途越来越多，从一种服务扩展到另外一种服务，带来了不同的业务线、产品和服务。这种相互协同可以提高效率。 机器替代人还是赋能人？ 关于数字经济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讲，数字经济是否会带来机器替代人？我们是否要担心大规模失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否意味着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面临下行压力？比如美国这次总统大选，有个华裔的民主党候选人叫杨安泽，是搞IT出身的。他认为，特朗普上台的原因在于其抓住了美国贫富差距加大这一主要矛盾，但特朗普发现了症状却诊断错了病因。特朗普责怪外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杨安泽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机器替代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让很多人担心，现在看起来很习以为常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被技术替代。这些问题对我们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历史上，经济学家其实一直有这样的担心，从两百年前的李嘉图到一百年前的凯恩斯，都担心机器替代人。经济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即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失业。所以这种担心是贯穿于历史的，很有争议。 在当下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次疫情中的无接触经济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机器赋能人。机器既可以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机器增加我们的能力，提高我们生产的效率。 02 无接触经济启示一： 机器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 机器对人的赋能，体现在很多领域。比如餐饮外卖行业，如果没有数字技术、智能手机、GPS定位等技术支持，那外卖员的配送效率就会非常低；再比如这次疫情下的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等无接触经济，它并不是替代老师，不是替代我们这些还在办公的人，医生也没有被替代，这其实是一种赋能。数字技术使得我们在疫情冲击、社交隔离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它和人是互补的。当然机器也可以替代人，比如无人物流、无人配送、正在发展的无人驾驶等。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短期来看机器赋能人，长远来看取代人？这种想法似乎有道理，但也没那么简单。其实无论是在近期还是在远期，机器既可以赋能人，也可以替代人。 数字经济：中美之别 来看一下中美数字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中美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我把它总结为中国是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美国是资本友好型数字经济，也就是说，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替代人，资本深化替代就业。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和劳动力互补，对劳动是友好的。美国的劳动力替代型数字经济体现为，常规性、简单重复的工作比如一些制造业流水线能被机器代替，同时甚至有一些不是很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也能够被机器替代。中国的劳动互补型数字经济则体现在一些非常规的服务上，比如说外卖、快递、送货员、专车司机、视频主播等等。 为什么有差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供给端来讲，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很多。即使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力成本、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道理很简单，同一个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是可贸易的，在套利行为驱动下，机器人在全球的价格会趋同，但劳动力的可贸易性要低得多。因此在美国，更多地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具有合理性，而在中国，这种成本收益比反而不具有经济性。所以在中国，机器与劳动力更多是互补关系。 从需求端来讲，中美两国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人口数量和密度。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些利用数字技术做劳动力的服务很容易就达到合适的成本收益比。以外卖为例，在美国可能要开车半小时以上才能送达一单，成本收益比并不划算，但在中国，一个外卖员或者快递小哥服务一栋楼，可能就足以覆盖他的成本，甚至还能挣他的工资。所以人口密度高、大城市多，也是中国数字技术和劳动力互补的原因，机器可以跟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中国：数字经济偏向劳动 中国的数字经济偏向劳动。中国的人口密度高，实际上就是中国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大。同样一个劳动力，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服务更多人，提高效率，这就是平台经济模式。一份关于2015年全球独角兽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1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独角兽有176家，而中国占到了64家，数量排名第一。数字技术跟劳动力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这其中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很多人认为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技能，才能够不被淘汰。这种观点肯定有道理。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不完全是这样。 其实我们说机器赋能，实际上是机器降低了对人的技能的要求，不需要特别高的技能，人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外卖员、快递员，或者做一个网红销售。 过去对出租车司机要求的技能其实是蛮高的，因为没有GPS定位，没有通讯效率高的智能手机，要成为一个好的出租车司机，必须熟悉城市里的街道，才能快速地把旅客送到目的地，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把一座城市彻底摸清楚。但现在不一样了，数字技术的赋能降低了对出租车司机技能的要求。 所以我们发现，反而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有了新的就业机会，不容易被替代。有些所谓的有一定技能的工作，却被替代了。因此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这其实不是新现象。工业革命之前织布纺纱、做木匠，都是需要技能的，需要跟着师傅学习好多年。后来技术进步后，反而对技能的要求降低了。所以纺纱织布在工业革命前是一个高技能的工作，工业革命后没有受过太多培训的劳工阶层，都可以在大规模生产的厂房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体现，其实是为技能较低的人群提供了就业机会。当然这不代表低技能的人有工作之后收入就高。在工业革命早期，因为一些社会保障、公共政策跟不上，贫富差距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有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西方国家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这样使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对社会公平的冲击就会小一些。同样地，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这个问题，比如零工经济——劳动者不是和某个单位签订正规的长期合同，而是以计件等方式获得收入，这可能会为一些人提供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但它也带来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在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中美数字经济差异之宏观含义 中美之间数字经济的差异，在宏观上的一个含义是什么？美国的数字经济多是替代劳动力，所以对劳动力不利、对资本有利。中国的数字经济多与劳动力互补，所以对劳动力可能反而是有利的，对资本不利。我们可以从宏观数据来验证这一判断。 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美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但资本回报率是上升的，当然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因素导致其间有些波动（图2-3）。所以过去20年美国股市大牛市其实是有基本面因素支撑，也就是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在上升。 在过去20年的前半段，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也是下降的，但在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却转而上升。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效率的提升以及中国劳动与技术的互补性等。与劳动报酬上升相对应的，是中国过去十几年资本的回报率下降，所以从长远的趋势来讲，过去20年尤其是2007年以来中国的股市为何没有美国股市表现的那么好，和资本回报率的趋势性下降是有关系的。 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含义，它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和就业。总体来讲，机器替代人带来的失业问题，其实没有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严重。机器在某些方面赋能人，就算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技能较低的人来说，机器也不一定都是坏事。这还要看具体的技术模式、技术形式的发展。 03 无接触经济启示二： 服务业可贸易 服务业可贸易 在经济学里我们谈到国际贸易，通常会把商品和服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贸易品，另一类是不可贸易品。一般来说商品是可贸易的，所以制造业是可贸易的，比如中国制造的冰箱、空调、手机出口到美国，美国制造的飞机可以出口到中国。 但服务业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因为服务业的活动往往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而人是不能自由跨境流动的。 这次疫情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什么？就是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了人员流动，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措施达到的效果类似于国家之间移民的限制，这时我们通过无接触经济、数字经济的应用，使得过去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完成的工作或消费，在无接触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所以数字经济克服了人员不能流动的障碍，意味着服务业可贸易，使得未来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我们过去的传统认知。 这几年英文的文献里有一个时髦的词，叫Telemigration，我把它翻译成“远程移民”。这个词的意思是，虽然没有移民，但达到的效果实际上类似于移民。比方说，你人在中国，线上被美国的一家公司聘用。远程移民以及所谓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的。我们用ZOOM共享 PPT的时候，就达到了类似现场的效果，大家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就能看到我共享的PPT。 现在的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共享PPT，还能够使得不同的人同时控制一个PPT。比如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远程办公并在线上共享PPT，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可以同时在PPT上改动。这样就类似于在一个办公室现场工作的情景了。线上的通讯与面对面的交流差别之一是延时问题，信号延时会使得线上交流可能没有在办公室交流效率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5G的应用，延时也会降低，线上交流越来越接近现实，这就使得我们的很多服务性工作，不需要从北京飞到上海，或者从北京飞到合肥，也能够完成。所以不可贸易性，它不仅体现于国与国之间的跨境，也体现于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因为空间距离所带来的障碍，而数字技术能够克服这一点。在过去，服务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是不能交易、不能互通的，但现在也可以互通了。 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 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从我们经济学的历史来看，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是看不起服务业的。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他讽刺嘲笑乐手、牧师，认为他们不能生产粮食、面包，也不能织布、纺纱，因此是无法创造价值的。再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说生产活动涉及到服务业、生产需要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虽然他承认生产需要服务业，但即便到了后来，大家仍然把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讲的就是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书中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后来被广为引用，就是虽然过去几百年技术在不断进步，但音乐会的四重奏还是要4个人，并不是2个人或3个人，由此鲍莫尔认为服务业的效率低。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与其非贸易品的属性有很大关系。那制造业为什么效率高？因为贸易品的生产效率提升快，效率提升快又是因为竞争充分。在中国生产的华为手机要卖到全世界，那产品的竞争对手就会增加，想要取胜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才能赢得更大规模的市场。与此同时，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率高，那么它就会领先，也就能享受规模经济。 因此对于可贸易品的行业来说，贸易会带来技术外溢，带来新的思维、理念和技术，其成熟业态可能会趋于头部集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市场规模小、竞争有限，效率提升比较慢，也没有规模经济，技术外溢也有限。比如在北京的服务业，就只能服务北京当地，甚至只能服务北京某一个小区。所以，如果服务业从不可贸易转变为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增强，那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数字经济：服务业是劳动生产率的新增长点 过去我们说农业、工业发展提高了效率，服务业效率很难提高，所以服务业很难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如果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将会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 公共政策在这其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推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措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这次疫情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可能是会促使各国政府加大宽带、5G等数字基建以提升效率。同时公共政策还应促进竞争、降低垄断。这可能会极大影响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比如 Facebook、谷歌，中国的腾讯、阿里等等。这些企业现在已经占据垄断地位，未来他们会是创新者还是成为创新的阻碍，就要看公共政策如何引导。 经济发展模式之辩 在过去，中国等东亚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制造业和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带来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高，就能够吸收非技能劳动力并推进城镇化，同时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外溢和技术转移。 在未来发展上，前面我提到数字经济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数字经济也可能会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如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环节能够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企业不需要搬迁到中国或者越南，在本土就可以用机器来生产，因为通过节省运输成本，制造业生产离消费者越近效率就越高。所以数字经济发展可能的一个颠覆性影响，是制造业可贸易性的下降。 关于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想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但短期看不会因增加关税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就能轻易实现。然而如果我们看远一点，二三十年以后，如果整个制造业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制造业回流了。所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颠覆性影响，在于颠覆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认知，制造业变得不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下降，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上升，进而对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重大挑战。 现在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有两派观点，一派是比较悲观的，认为机器替代人或成为趋势，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制造业将会回流。这也就意味着非洲、中东等落后国家或地区，想继续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实现了。这些落后国家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低收入陷阱的问题。当然也有比较乐观的一派，认为虽然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可贸易性下降，但是服务业可贸易性上升，那些落后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仍然有优势。印度就是靠低劳动力成本提供服务出口的，未来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可以学习印度经验，靠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其实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也一样，如中国内部的上海和贵州，东部和西部。我们过去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把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但如果未来机器替代人了，制造业就可以放在东部。那西部靠什么来发展呢？答案是服务业。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大的宏观议题。 04 生产率与收入分配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我们继续讨论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的含义。关于国外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从图6可以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过去10年甚至20年来都在下降，这和我们直观的感觉是不一致的。现在大家都在讲数字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通信的改进，人工智能、机器替代人，那效率肯定是提高的。为什么美国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放慢的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Solow在1987年讲过一句话，“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statistics．．．”那为何微观感受和宏观数据会有偏差？一般有三种解释。 低生产率的三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GDP的统计误差，在数字经济时代，GDP作为反映我们生活水平、价值创造、速度提升的指标，它的误差越来越大。因为GDP统计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些市场交易行为没有价格，或者说价格是0即零边际成本。我们用微信或ZOOM，基本都是零成本。这些活动因为没有市场交易，没有货币化，就很难被统计到GDP中。尤其是一些无形资产创造的价值，例如知识产权、创新、品牌和新的商业模式，也很难被衡量。在传统经济中GDP比较容易统计，如厂房、机器设备、交易、制造业等显然都是以货币来衡量的。 第二种解释是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通用技术影响经济、渗透经济需要时间。过去人类发明电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渗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在数字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可能还没体现出来，未来才能观察到。 还有第三种解释，认为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这个听起来有点悖论，不同于我们的直观感受。这就是前面提到的Baumol Disease。Baumol 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由于不是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能提升，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说汽车制造行业，机器替代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会出现剩余的劳动力呢？如果这个部门生产的产品需求是无限的，那这个部门的效率再提高，也没有剩余劳动力。但一般来讲，人们对某种商品或产品的需求总是有限的。需求有限就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部门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流向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因为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这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在整个经济里的重要性反而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工作，这样我们在计算宏观的劳动生产率时，发现它反而是降低的，这就是Baumol Disease。 Baumol Disease： 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 技术进步使得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但其实是有合理性的。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由此就导致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过去人们在用机器织布前雇佣了很多人，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织布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其他部门。农业生产也一样，过去中国农村需要大量劳动力在田里耕作才能解决全国温饱问题，后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了制造业。但制造业也一样，冰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人们对冰箱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剩余劳动力就继续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所以我们说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与收入分配是有关系的。 我们前面讲对就业的担心，其实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到底未来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地受益？数字经济提升的效率，到底哪些人能够享受，哪些人不容易享受？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就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可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比如说，冰箱、汽车生产的效率提升很快，但不代表冰箱或者汽车制造业的工资就能上升，反而是那些效率低的部门的工资上升。因为它效率低，供不应求，我们效率提升，业务收入增加，人们就增加对所有商品的需求，那些效率低的商品价格上升会更快，进而效率低的行业工资会上升。 哪些行业/人更受益于数字经济？ 哪些行业或人群更多受益于数字经济？这并不是说技术进步行业就不会享受数字经济的福利，它享受数字经济的前提是供给有限，即垄断。比如说专利权或者关键的技术人员，人的角色不能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这类垄断要么是技术垄断，要么是自然垄断，本质上受益于效率提升。 有一些行业产品需求无限或者近似无限，譬如攀比消费、时尚品牌。作为品牌的著名设计师，每人每年能设计的时尚服装有限，效率不可能高，攀比消费使得产品价格上升，时尚品牌就此受益。 至于零和经济活动，它不创造经济价值、不增加供给，主要在于分配。比如说警察和罪犯就是零和经济，在此并不是诋毁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但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讲，警察和罪犯的行为是相互抵消的。至于网络诈骗、比特币交易，关于这方面我的观点可能存在争议，我认为比特币交易和一些衍生的金融交易，包括一些期货交易，其实都是零和经济活动。因为一个人受益了，另外一个人就受损，整体上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还有利益集团游说，离婚律师，数字技术、大数据的应用，虽然可以帮助离婚律师打赢官司，挖掘对方隐瞒的财产，但并不创造价值，离婚的双方一方受损一方受益，还是属于零和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它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新的供给，所以它的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不断把资源投到这些领域。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房地产？ 数字经济时代，房地产既面临有利也面临不利的因素。 有利因素是指土地不可贸易、不可再生，生产效率很低。其他部门生产效率提升，用创造的收入去购买效率较低、供给跟不上的土地，这会对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房价有推升作用。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远程提供服务成为可能，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销售等工作生活方式，使得人们不需要住在市中心，从这个角度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市场是不利的。 数字经济对房地产的影响，取决于有利和不利因素哪个驱动力更强。同时，它也面临着公共政策的问题，假设有利因素更强，土地供给有限、生产效率低，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都投入土地中，继而导致上海、北京的房价不断上升，这能否被社会接受？能否被公共政策接受？此时公共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也是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这次疫情下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无接触经济，它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促使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行为改变，也会激发私人部门增加对数字经济投资的热情。公共部门、数字基建等也会因这次疫情而增加未来的投入。当然它也会带来问题，尤其是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 这次为了控制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个人隐私实际上是严重侵犯的。现在大数据能把每个人的行踪都记录下来，为了控制疫情无可厚非，但疫情过后能否退回原点，如果不退回，会对大家的生活、工作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可能就是社会学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技术进步创造的收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进步部门从业人员所享受，它更多的是一种垄断租金收入。以明星为例，明星收入高一些是可以接受，但是网红效应带来的收入效应，真的合理吗？而谈及专利权，专利的保护应该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次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专利会收费吗？我相信不会。救援疫苗的专利不应和传统的专利一样，但如果是其他的药品或者其他的技术进步呢？假设中国或美国的公司这次研发出疫苗，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专利的收益。那为什么其他的专利要有收益？当然专利对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有利的，但任何事情都存在程度是否合理的问题。 还有刚才提及的房地产，随着技术进步如果收益都投入房地产，社会能否接受？是否会拉大贫富差距？整个经济学可能都会面临挑战。过去上百年，经济学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称其为政治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涉及到政治、社会、人文，实际上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包括技术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财产税是否应征收这些问题。 05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货币 无接触经济呼唤数字货币 这次疫情加速了数字货币的发展。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现金交易都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替代了，而这次疫情就显示了其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减少因接触带来的可能感染。这次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财政支持，一开始也有人提议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行货币。所以数字货币也是此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所带来的新现象。 货币金字塔架构的演变 传统的货币金字塔，最高层是央行或财政部发行的货币，安全性最高；第二层是银行信用货币，企业和居民在商业银行存取款，或者在银行账户之间用信用卡、支票和借记卡转账；第三层，即便不是银行存款，某些非银行信用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起到流动性资产的作用，相对较安全，比如以未来现金流为抵押品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货币架构会发生变化，在中间层次商业银行外出现了数字平台，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Facebook酝酿推出的Libra等，这类数字货币依托社交平台或电商平台发展支付模式，在零售层面并不通过银行。 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现在，在商业银行、数字平台之外，央行可能也会发行数字货币。近期有媒体报道，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推出数字人民币体系（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s， DC/EP）。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主要是电子支付，类似于支付宝、微信支付，作用是替代现金M0。至于是不是匿名？可能是一定程度的匿名，但不可能完全匿名，因为央行肯定了解数字货币所支持的支付行为。 由于现金没有利息而数字货币起着替代现金的作用，所以数字货币也是零利息。未来可能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都有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和实物钱包一样，里面不可能也没必要放很多现金，因为现金和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都是零利息，是有机会成本的。 但实际上数字货币起到的替代现金作用并不会特别大，反而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可能有挤压。因为除了偏远地区可能有些老年人还是用现金，现在国内现金基本已被替代，大部分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已不使用现金。当然一些人在参与某些活动时，因为不愿意被他人知晓可能还是使用现金的。 央行数字货币为什么会挤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呢？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没有察觉，但商户实际上要给支付宝或者微信以一定的比例付费。而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收费，那么未来有可能商户会提出消费者用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就可以打折，或者商户更愿意收取央行数字货币。 对此我认为未必是坏事，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什么要对商户收费呢？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不是会促使支付宝、微信支付减少甚至取消对商户的收费呢？如果能免除收费对消费者还是有利的。 当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不应被完全取代，或者说央行的数字货币不应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产生过大挤压。因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支付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微观层面而言，蚂蚁金服、腾讯的金融服务都与大数据有关。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不存在了，这些数据全部汇入央行手中，央行作为公共部门、政策部门，又能利用这些数据创造什么价值呢？当然这涉及到另一问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创造这些数据后，该怎么来保护隐私和促进公平竞争？会不会因为这些海量数据形成自己的垄断市场？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 数字货币发展的大趋势，会挑战很多公共政策问题，包括隐私、垄断、公平竞争等，这些需要市场和政府部门协同，来创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介绍：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原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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