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张德礼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民粹主义夹持下逆全球化思潮被逐步付诸行动。2020年新冠疫情后，有关逆全球化的讨论愈演愈烈，逆全球化可能是中长期里影响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关键变量。 1 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方法多样。比较权威的是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Jan Sturm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发布的KOF全球化指数，由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个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KOF全球化指数开始于1970年，最新数据是2017年的。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全球化进程慢了下来，而经济全球化基本停滞。 一些研究，如Peter A.G． Van Bergeijk（2017）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可以用进口占GDP之比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法国智库CEPII 将全球进口额占全球GDP之比，回溯到了1827年，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观察更长时间范围的全球化进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动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进口额/全球GDP 从1842年的低点5.4%，一路上升到一战前（1913年）的高点15.6%。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萧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1945年全球进口额占GDP之比只有3.7%。 二战结束后，在跨国企业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是两个重要时点。全球进口额/全球GDP，虽然有阶段性的回落和震荡，但从1946年开始整体是在上升的，2008年到达历史高点26.3%，此后震荡回落，2018年该比例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 因此，从全球贸易额占GDP之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2008年是全球化的顶峰。2009到2020这12年间，我们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根据Global Trade alert的统计，2009年到2018年全球贸易干预次数持续上升，2019年短期有所好转。由欧盟28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发起的贸易干预次数，趋势和全球的基本一致。 Global Trade alert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到2019年受贸易干预影响次数前10的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均为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认为发达国家是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挑起者，也是主要受影响者。 这12年间除了经济全球化倒退外，政治层面上的逆全球化呼声也越来越汹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退出欧盟，成为首个退欧的国家，这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开倒车事件。欧盟内部除英国外，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元的政党，有些还相当有影响力，比如勒庞此前领导的国民阵线党。美国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则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随后开启退群模式、向多国挑起贸易争端。 理解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根源，本质上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由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率先由它们自己来反对和逆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美欧国家目前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政治精英屈服于民粹主义，通过逆全球化行为来转移国内矛盾。 经济层面上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多扮演消费国的角色，进口低价消费品维持了低通胀。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凭借着资本和技术优势，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全球，赚取海外利润。 低通胀方面，张步昙（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9国）的超额供给，带来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9国）通胀的持续低位运行。同时，进口价格因素对工业化国家的通胀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廉价产品出口使得发达国家享受了温和而平稳的通胀。 赚取海外利润方面，在美国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达到542.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25.6%。 反观美国企业经存货计价调整后来自于本土的利润，2019年为1580.9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高点下滑了18.2%。1580.9亿美元的利润规模和2006年的水平接近，而2006年到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增长了1.1倍。 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均衡惠及每个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经济精英享受跨国生产和跨国销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产业外迁导致失业等原因。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选择性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将自身经济出现的问题甩锅给全球化，煽动民众反对和逆转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强化。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超出主流预期的是特朗普最终获胜。《华盛顿邮报》使用每个郡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2年和2016年的投票数据，分析后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对比2012年，看2016年哪些郡变红（共和党）、哪些郡变蓝（民主党）时，发现五大湖地区的锈州地带明显转向特朗普。这些州的工业衰退，反全球化思潮相对更为汹涌。在制造业产值占比超过15%的州中，希拉里只赢得了俄勒冈州的支持。 二是各个郡“没有大学文凭白人”的比例，和该郡2016年共和党得票率的变化，有很明显的正相关性。特朗普在低教育白人选民中更受欢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称，是“是美国乡村白人族群把川普推向总统宝座”。 特朗普当选，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也被视作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17年3月22日，知名投资机构桥水基金发表了一篇61页的报告《Populism： The Phenomenon》，在这份报告中，桥水基金称它们创建的衡量全球冲突的指标——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当时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 近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2018年美国向中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在就贸易问题向欧盟、日本等国施压。2020年新冠疫情后全球贸易接近停摆，逆全球化的声音也多了起来，比如4月9日白宫经济顾问Larry Kudlow称“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等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的成本买单。” 一些知名学者，比如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3月17日撰文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担忧。哈佛大学教授Stephen M． Walt称，新冠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而全球知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Robin Niblett直言不讳地称“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2 民粹主义的兴起 和以往一样，我们所担心的逆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政治精英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向民粹主义屈服。那为何民粹主义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广为肆虐呢？ 我们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因全球化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让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变差。加之全球化红利并未平均惠及发达国家的每个参与者，在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扩大、资产价格泡沫后贫富进一步分化等压力下，全球化成为这些问题的背锅侠，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而政治精英的有意曲解，让反全球化思潮变成逆全球化行动。 第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降低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前面分析过，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技术、资本，整体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提升。2000年到2018年，金砖国家GDP全球占比从7.7%跃升到23.1%，同期美国GDP占比从30.5%下降到23.9%，欧盟GDP占比26.6%下降到21.9%。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后，在全球政治中的参与度也在提升。2008年后要求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呼声不断，这让全球化的主导者——欧美国家感到威胁，降低了对全球化的认同感。 第二，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由于产业变迁等原因一些行业所受影响也相对更大。但全球化只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因素，不应该当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理由。 近20余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扩大。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8年的0.49。 考察美国1967年到2018年的住户收入分配数据，发现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将住户按收入五等分，1967年到2018年只有最高收入的那20%的住户收入占比提升，从43.6%到52.0%，其余四种收入水平的住户收入占比都在下降，其中收入最低的20%住户收入占比从4.0%降低到3.1%。 在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中，这种收入集聚效应更加明显。1980年到2014年，美国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从10.7%提高到20.2%，占比接近翻番。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 全球化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一，对发达国家而言，部分制造业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既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也是本土产业进一步升级的要求。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20.5%下降到2018年的8.5%，同期制造业GDP占比从20.0%下降到11.0%。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对部分州比如五大湖地区的冲击更大，全球化更容易被当成替罪羊，2016年制造业占比高的州也更支持特朗普。 第三，债务泡沫和资产价格膨胀，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政治精英通过逆全球化来转移国内矛盾的诉求更加强烈。 相比于收入分化，财富分化的速度更快。2009年到2018年主要国家中除法国外，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提高。而且这些国家的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60%以上，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这意味着财富分化问题本身就比收入分化更严峻。 贫富分化扩大，除了收入分配不均外，更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整体维持了低利率环境，债务持续扩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2019年三季度全球债务上升到252.6万亿美元，和GDP的比率达到322%，创下历史高点。显然低利率环境和债务扩张，无论是从融资还是投资的角度看，对富人和有产阶级都更为有利。 低利率环境下，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在今年大跌前，美股整体是在创新高。在美国10%的人持有了84%的股票，这部分人群财富增长远快于其他居民，这导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 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国大多数的财富集中于出生于1946-1964年的老龄人口手中。对于年轻人而言，资本市场入场时机已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这加剧了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这也是为什么低学历白人更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之前，全球本身就面临着缺乏一个新兴的、能够加杠杆的大型经济体的问题，经济和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新冠疫情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的稳定市场和重启经济的措施，将会使债务扩张、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等问题进一步积聚，可以预见民粹主义将更进一步盛行。对中国经济和市场而言，需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风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过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余永定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否定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种观念必须纠正，必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好的。自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不到2%。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实际财政状况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差很多。例如，世界银行提出了“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IMF把许多在中国并不作为赤字的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一些预算项目的收支差额算作赤字，从而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10%左右。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概念大大夸大了中国财政的脆弱性，中国在决定财政预算时完全没有必要受这一指标的束缚。 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对GDP比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低，更是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显著低于欧盟（包括低于德国）。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比较高，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但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对GDP比仍不超过50%，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债务对GDP最低的三十多个国家之一。 第二，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根据约定偿还债务，不再继续提供融资，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其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国债余额。有谁会怀疑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国债券呢？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第三，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GDP增速。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个途径降低杠杆率的。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就是因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财政赤字对GDP比和国债余额对GDP比都有显著提高。原因何在？是财政支出过快吗？不是。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5.7%。结果，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显而易见，中国2020年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财政状况就没办法改善。靠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毫无顾忌地增加本国的杠杆率，中国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增加政府杠杆率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中国要犹豫不决呢？ 第四，尽管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但中国企业杠杆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高杠杆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因此而避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呢？中国不少企业之所以杠杆率很高是经营不善，而又缺乏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首先，中国企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是股市发展不够健康，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资本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其资本金要求同私有企业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我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高，因而对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财政赤字是否应该突破3%这一门槛存在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相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抗疫纾困，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对此我们抱有充分信心。 本文来源于网易。
百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全部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或按要求以上市公告书形式披露了2019年主要经营数据。总体来看，科创公司上市元年首份“成绩单”符合市场预期，展现出科创板上市公司群体鲜明的科技创新风貌。 首先，科创板聚集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年报财务指标呈现出明显的“新经济”特征。例如，核心竞争力更多体现于未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的智力资本、数据资源等“新经济”要素。 其次，研发投入持续加大。2019年合计投入研发金额117亿元，增幅23%；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2%，持续保持力度。其中，微芯生物、赛诺医疗研发投入占比接近50%；中微公司等11家公司研发投入占比超过20%。虹软科技等5家公司连续三年研发投入占比超过30%；金山办公等22家公司连续两年超过15%。 最后，科技创新成果喜人，高研发投入带来了更多科技创新成果。2019年，科创板公司合计新增专利25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100余项。同时，13家公司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华润微参与的“高性能MEMS器件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安集科技的钨抛光液技术已应用于3DNAND先进制程，产品线从逻辑芯片拓展到存储芯片；长阳科技已成长为全球光学反射膜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完成了反射膜的全面进口替代。 (责任编辑：赵金博)
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一降一升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2020年4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2020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对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进行了解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向好形势进一步巩固，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改善。2020年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荣枯线以上，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8%，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和服务业分别为59.7%和52.1%，比上月上升4.6和0.3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4%，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截至4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98.5%，较3月调查结果上升1.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为99.7%，上升1.0个百分点。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落 4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继续改善，但扩张力度有所减弱。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汽车制造、石油加工等9个行业PMI指数高于上月，纺织、化学原料制品、造纸印刷等12个行业PMI指数低于上月。本月主要特点： 一是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生产指数为53.7%，低于上月0.4个百分点，制造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复苏势头。从劳动力需求看，从业人员指数为50.2%，企业用工量连续两个月增加。截至4月25日，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已复工企业中，77.3%的企业复产率达到正常水平的八成以上，高于上月9.4个百分点。 二是大中小型企业均保持复苏态势。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1.1%和50.2%，比上月回落1.5和1.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51.0%，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生产活动看，大、中、小型企业生产指数分别为54.1%、53.3%和53.4%，生产均继续回升。 三是需求恢复弱于生产。新订单指数为50.2%，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低于生产指数。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纺织、纺织服装服饰、化学原料制品等15个行业新订单指数低于生产指数，行业需求复苏滞后于生产。调查结果显示，反映订单不足的企业占比高达57.7%，部分企业反映市场需求疲软，产品销售面临困难，订单回补尚需时日。 四是进出口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国外疫情加速扩散，全球经济活动剧烈收缩，我国外贸面临较大挑战。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33.5%和43.9%，比上月下降12.9和4.5个百分点。部分制造业企业反映新签订的出口订单锐减，甚至已开工生产的订单被取消。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上月 4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2%，高于上月0.9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和服务业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建筑业活动加快恢复。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9.7%，较上月上升4.6个百分点，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高于总体。从劳动力需求和市场预期看，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57.1%和65.4%，比上月上升4.0和5.5个百分点，在复苏传统基建、加快新基建等政策推动下，建筑业复工复产明显加快。 服务业稳步复苏。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在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增加公共消费等政策推动下，服务业多数行业业务活动稳步恢复。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4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50.0%。其中，与居民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零售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位于60.0%以上，企业经营活动恢复较快；近期各地餐饮消费活动重启，餐饮业较上月明显回暖，商务活动指数升至60.0%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及技术服务商务活动指数上升明显，新动能进一步助力我国经济复苏和消费增长。 虽然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但部分行业复工复产仍然比较滞后。住宿、文化体育娱乐、居民服务等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45.0%以下，相关企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 三、综合PMI产出指数小幅回升 4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4%，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恢复。构成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3.7%和53.2%，环比一降一升。
4月30日，央行发布公告，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鉴于今日无逆回购到期，故实现零回笼零投放。 据证事听君梳理，整个4月份，央行都没有出手进行逆回购。央行最近一次开展逆回购还是在3月末——3月30日及31日，央行分别开展了500亿元、2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均2.2%，较此前操作下降20个基点。 虽然没有开展逆回购，但央行在本月却有着其他“大动作”。 4月3日 央行宣布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0.72%下调至0.35%。 4月15日 央行针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第一步落地，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 同日，央行还开展了1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值得一提的是，操作利率较前次操作下降20个基点至2.95%。 4月24日 央行对当日到期的2674亿元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进行了续做，续做金额为561亿元。 Tip一方面，央行进行了缩量续作；另一方面，操作利率也较前次操作的3.15%降低20个基点至2.95%。。 “近1个月以来，伴随央行先后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短端资金利率再下一个台阶。其中，截至4月29日，DR001和DR007月内均值分别降至0.95%和1.44%，较上月均值分别大幅下降34和40个基点，各期限Shibor也全线下行。”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事听君表示，当前市场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是央行本月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对证事听君分析道，自2月份以来，由于对冲疫情影响的降准、降息、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宽松，银行间流动性始终维持在非常充裕的水平，DR007今年以来不断下降，至4月底已经降至历史最低位。在银行体系内部的流动性十分充裕的情况下，目前并无必要继续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 不过，证事听君注意到，今日Shibor全面上行，其中隔夜Shibor更是大幅上行122.7个基点。央行是否会在五一假期后重启逆回购，在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的背景下，逆回购操作利率是否可能进一步下调？图片来源：央行官网 “长假前一个交易日资金利率上行属正常现象，并不代表节后资金面会持续收紧，因此央行假期后马上重启逆回购的概率依然不大。”王青表示，逆回购利率是当前政策利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往往会和MLF招标利率联动调整，因此其在5月是否会继续下调引发广泛关注，预计5月份下调逆回购利率的可能性较低。 从原因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经过前一个时期的持续降息、降准及流动性注入之后，央行在近期的公开市场交易公告中确认，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因此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第二，当前短端利率已下行至历史低位。 而最需要注意到的第三点是，央行刚刚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显著高于上个高点即2009年二季度的57.2%。图片来源：《2020年第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图片来源：《2012年第2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 “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王青认为，接下来的宏观政策侧重点有可能出现微调，即会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由此判断，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将会重点发力，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幅度将受到一定控制，资金利率进一步下行的空间也将较为有限。 陶金则有不同观点。“假期后，银行间的流动性不会立即出现大规模的收缩。但由于4月份原本的集中缴税时期被一定程度延后，并很可能在5月份或6月份开始陆续出现缴税期。”他指出，银行流动性可能会在未来被抽走一部分，因此逆回购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有所加大。另外，地方债发行、财政加码等动作均大概率在5月份加快节奏。这些都指向了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逆回购利率调降的概率也将加大。
本报记者 苏诗钰 4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发文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等决策部署，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国证监会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标志着境内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试点正式起步。 发改委指出，REITs能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良性投资循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杠杆率。同时，REITs作为中等收益、中等风险的金融工具，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安全性强等特点，有利于丰富资本市场投资品种，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前期，中国证监会、发改委联合有关单位，对境外成熟REITs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组成联合调研组，对运用REITs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进行了广泛调研。在此基础上，证监会与发改委共同研究形成了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了试点业务模式。 《通知》明确了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基本原则、试点项目要求和试点工作安排。根据《通知》要求，中国证监会与发改委将加强合作，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依托资本市场，积极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优质基础设施项目开展REITs试点。发改委将就判断项目是否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政策、是否符合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法规，以及是否形成良性投资循环等方面，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中国证监会已同步就《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公开征求意见。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建立专门的业务受理、审核、备案等工作机制，专人专岗负责，提高工作效率，落实各项监管要求。 《通知》发布后，中国证监会和发改委将协调相关单位明确工作标准和工作流程，在此基础上尽快推出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切实落实好《通知》要求，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编辑 孙倩）
本报记者 包兴安 4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先后部署出台多批税费优惠政策，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7428亿元，其中2020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3182亿元。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一季度减税降费规模超过市场预期，特别是针对疫情，今年新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对保障医疗物资生产、增强疫情防控能力、稳定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这也是在此前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减税降费落地效应，加大企业税费减压力度，促进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中国区域经济合理布局，有效挖掘市场经济潜能，努力激发投资、消费、外贸活力，为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起到了托底助推的关键性作用。”张依群说。 蔡自力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国家聚焦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稳外贸扩内需等四个方面，先后部署出台多批税费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付树林指出，这些政策落实时间紧、涉及税费多、受益主体广，为应对好这些挑战，全国税务系统聚焦“四力”要求，会同财政、人社、医保等部门，畅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红利及时惠及广大纳税人、缴费人。 蔡自力介绍，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7428亿元。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一是2020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3182亿元；二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2020年继续实施形成的减税降费4246亿元。最近，国家还陆续出台了扩大汽车消费、延续实施普惠金融和西部大开发优惠等税收政策，多措并举帮助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19年我国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再次减税降费7428亿元，有助于降低企业负担，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今年出台的多批税费优惠政策，不仅具有增值税、所得税等减税的普惠性，也有行业、地域减税的针对性，实现了减税降费和金融、产业等多项政策的协同联动。”张依群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减税降费稳定经济的托底助推作用将会发挥得更加充分。 上海圣安达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安达”）财务负责人钱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次税费优惠算下来，将会为我们省下5万多元，再加上政府针对防疫工作的补贴，在整个酒店行业都陷入萧条的时期，减税降费政策实在是为我们免去了很多的后顾之忧。” 据钱萍介绍，自今年1月31日起，为应对疫情，圣安达运营的锦江之星酒店真北店被政府应急征为防疫集中隔离观察点。圣安达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其自身也背负着沉甸甸的运营压力：进入1月份以来，酒店营业额大幅减少，疫情发生后营业收入更是近乎为零，仅50%的酒店员工复工在岗，内部运行人手短缺，员工成本亟待解决，亏损状态持续发生。 在了解到圣安达面临的困境后，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普陀区税务局为企业“速配”优惠政策。锦江之星真北店属酒店行业，主要提供餐饮住宿服务，根据有关政策，疫情防控期间，对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免征增值税。另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对房产或土地被政府应急征用的企业可申请减免相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据统计，圣安达公司一季度享受增值税减免2.3万余元。目前，圣安达已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了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申请，预计可享受减免税额近3.2万元。 张依群表示，下一步，要将减税的重点放在现有政策的落地实施效果上，确保减税政策不打折扣，让纳税主体确实有真实的获得感；同时要对减税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对阶段性减税政策进行有效评估和必要调整，确保减税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此外，加快推进税制改革，从经济结构、区域发展、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不同角度对现有税制进行减并归类，减少税种，提高税收和征税效能。 郭一鸣表示，经历了集中性的减税降费之后，建议把重点放在“精准实施”上，比如，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倾斜；针对保民生的具体工作和服务，出台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措施等。（编辑 张伟 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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