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牛士 4月26日消息，据券商中国消息，日前，互金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联合召开了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指出，全国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持续收敛，各项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截至2020年3月底，全国实际在运营网络借贷机构139家。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累计已有近5000家机构退出。
从光学镜片生产销售向大数据金融科技转型，到“康旗股份”更名为“旗天科技”，这家上市公司一直在为自己贴上“科技”的标签。 日前，A股上市公司旗天科技（300061.SZ 原康旗股份）在同一天对外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财报显示，旗天科技2019年取得营收12.3亿元，较上一年同期下滑46.5%，相比净利润为5223.7万元，较2018年亏损7.9亿元增长106.58%。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第一季度，旗天科技获得营收1.76亿元，同比下滑40.99%，净亏损达3059.4万元，同比上年同期骤降153.65%，且亏损程度超过去年盈利一半。 在这样业绩下，柒财经旗下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注意到，子公司上海旗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旗沃信息”）去年净亏损1.19亿元，该公司推出过信用分期借款平台串串钱包。 而聚焦互联网精准导流业务的另一子公司——霍尔果斯旗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旗发信息”）去年盈利1798.6万元。据公开报道显示，该公司关联产品为贷超“秒白条”，现已关闭。 01 商品邮购分期为核心业务 收入占比超五成 公开资料显示，旗天科技原名为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其于2010年3月在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为“康耐特”，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树脂镜片、成镜等，曾是全球眼镜市场上中国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2016年11月，康耐特与上海旗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旗计智能”）完成重组，于2017年7月更名为“康旗股份”，并逐步介入金融科技领域。彼时正是现金贷最为火热时候。 值得一提的是，康旗股份在2018年财报中提到，剥离眼镜眼镜片业务相关资产与负债，整体向金融科技服务公司转型。 时至今日，再次更名并成为“旗天科技”后，其在2019年财报中提到，从事业务包括银行卡增值营销业务、数字商品营销业务、旅游消费数字业务、保险经纪业务、金融科创服务等。 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注意到，在营收结构中，按行业分，电话销售行业去年取得9.2亿元收入，总营收比重达74.57%，信息科技服务行业仅占比3.85%。 而根据产品分类，商品邮购分期2019年获得7亿元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达56.82%。相比，互联网流量增值分发业务、金融科创服务产品收入占比分别为10.12%、3.85%。 另2019年，商品邮购分期、互联网流量增值分发业务毛利分别69.08%、35.59%。 回归到具体业务，银行卡商品邮购分期是指客户通过电话下单，旗计智能根据订单开具销售发票并发货，商品在已经送达客户指定的交货地点，在客户确认签收并满七天后确认收入。 而对于互联网流量增值分发服务，旗天科技在财报中仅称，随著行业政策与下游业态变化，主动收缩并关停了该项服务。 另外，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注意到，提供金融科创服务的公司是上海旗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旗沃信息”）。 02 串串钱包主体去年亏损1.2亿元 旗天科技2019年财报显示，子公司旗沃信息2019年取得营收4747.4万元，净利润-1.19亿元。据天眼查，旗沃信息推出一款信用分期借款平台——串串钱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苹果手机APP Store，还是应用宝，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均找不到串串钱包APP下载渠道。 另外，除了旗沃信息外，孙公司霍尔果斯旗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旗发信息”）主从事业务是互联网精准导流。天眼查显示，旗计智能持有旗发信息83%股份。 2019年，旗发信息实现营收1.25亿元，净利润达1798.6万元。相比，2018年，旗发信息取得4.25亿元收入，净利润达到2.5亿元。而2018年，康旗股份（旗天科技）亏损近8亿元。 据公开报道显示，旗发信息开发一贷超名为“秒白条”。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在秒白条官微注意到，其认证公司主体同样为旗发信息。另“秒白条”APP目前也无法下载。 据2019年8月新京报报道，秒白条违规收集近60万个人信息，其运营商被罚10万元。而另有报道显示，旗发信息2018年营收中贡献近七成的前5大客户，有3家目前状况为“决议解散”、或已“注销”。 在21CN聚投诉上，秒白条投诉量达到2697条，主要集中在收取会员费、服务费及砍头息等问题。（文 / 南木）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消息，翼龙贷运营主体北京同城翼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立案时间4月23日，执行标的13.6万元。 官网介绍显示，北京同城翼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翼龙贷”）是联想控股成员企业，是专注“三农”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目前，翼龙贷业务已覆盖全国1200余个区县及数万个村镇，帮助近48万户次“三农”家庭、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 运营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翼龙贷累计借贷金额641.75亿元，借贷余额121.96亿元，累计代偿金额18.69亿元，逾期金额及笔数均为0。 2017年央行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提及要实现互金从业机构数量及业务规模双降。2018年12月，北京市副市长殷勇提出让北京地区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降余额、降人数、降店面“三降”。在“三降”大环境之下，从中国互金协披露的数据来看，翼龙贷近几个月借贷余额环比下降在0.5%上下。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官网显示，联想控股（天津）有限公司为其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33.33%。此外，西藏达孜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2.32%，西藏达孜万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4.12%。 据天眼查，信德投资由翼龙贷创始人王思聪控股，其同时为同时为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秘书长等，万融投资大股东赵洋为翼龙贷监事会主席。2019年2月，达孜万融持有的部分股权被出质，出质股权数额999.96，质权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状态仍有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梁建章、黄文政 近日，越南总理阮春福批准通过第588号决定，要求地方政府要以实现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为目标，鼓励夫妻生育二胎。具体措施包括，对于正在怀二胎的妇女或家庭，要给予减免个人所得税的福利，并对二胎家庭在购房和租房上都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在教育经费上也给予优先补贴。588决定还建议，应发展各类婚恋俱乐部，婚前体检咨询等业务。并鼓励青年男女30岁以前就结婚生子，鼓励二胎，并建议妇女在35岁之前生育二胎，以确保人口质量。同时也要加大育婴行业的发展，如在各地方开展接送孩子、托管所、月嫂等行业的试点工作，并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努力减少不婚及晚婚现象。总理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大指导和宣传二胎政策。对于生育率低的地区更是应该加大鼓励，党员干部要在其中起到带头示范作用，生足两个孩子，更好的教育孩子，建设进步、幸福的家庭。 过去，越南和中国是世界上唯二实施过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的国家。和中国一样，越南都在五六十，六十年代还有很高的生育率， 越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超过6，在1970年代超过5。从1988年起，越南实施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购房、孩子入学、就医等方面可得到优惠，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则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违反政策规定的公务人员可能失去职位。以后随着生育率下降，其限制生育的政策逐步放松，取消了强制罚款和失去公职的惩罚。 近年，越南生育率在1.9左右，远高于中国。但是越南政府已经意识到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危害。越南要成为亚洲制造业的基地，维持人口的年轻和稳定尤其重要，所以这次越南政府首次明确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把人口政策的目标调整为提高生育率。这样中国成为世界仅存的还限制生育的国家。而令人唏嘘的是，虽然近两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1.5左右，但如果扣除二孩堆积生育效应，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这个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也实施过“计划生育”。但是所有其他国家，在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都无一例外地很快扭转方向，把限制生育改为鼓励生育。下面简要介绍泰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的人口政策转变过程。 【泰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泰国的生育率很高，平均每对夫妇生六个孩子。泰国政府从1971年起在全国实施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泰国生育率快速下降，1990年降至2.1的更替水平，2015年进一步降至1.4，是东南亚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泰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新的人口政策，包括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给予税收优惠以及与孩子相关的福利等政策。 【新加坡】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限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新加坡国会于2013年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要在2030年前将新加坡人口增加30%至690万。为此，新加坡对内加大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配套奖励，对外增加引入移民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2018年新加坡的平均生育率为1.14，其中华裔生育率仅为0.98。 【日本】生育率在1945~1948年超过4.0。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抚养补贴以抑制人口增长后，生育率从4.34降至1974年的2.05。到1974年，《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白皮书，将政策目标从节育过渡到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到1988年却进一步降至1.66。1989年，生育率跌至1.57的消息成为日本头条新闻。在1990年建立部际委员会，营造友育环境。1995年，日本实施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的“天使计划”，并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2014年，政府公布的人口中长期目标为“人口在2060年维持在1亿左右”，将生育率从2012年的1.41提高至2.07。近几年，日本生育率在1.4左右的低位。 【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从1996至2004年，政府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 相比上述几个国家，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首先，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9年，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节育措施更持久。其次，中国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严厉。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而且二孩占了出生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靠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如果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1.1的生育率，就是平均每个妇女只有1.1个小孩，意味每代人会将近减半。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未来几年将会断崖式下降到1000万以下，中国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和创新规模效应的削弱，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才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乃至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选择。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但仍然没有全面放开生育。过去，中国和越南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实施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但随着越南人口政策的转变，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仍然实施限制生育的国家。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必须限制生育。”然而，从人口密度来说，中国的人口密度排在全世界第80位以外，许多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包括本文提到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但凡是华人圈或者中华文明圈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属于全球最低水平。限制中国人生育的政策，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这篇文章中我们论述了几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生育政策的转变历史。这些国家过去都曾实施过限制生育的政策，但随着人口形势的改变，这些国家又陆续取消生育限制并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来分析这些国家逆转生育政策的时机，平均是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十年后，开始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自然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按照这个推算，中国应该至少在十多年前就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直到如今我们非但没有鼓励生育，竟然没有完全放开生育。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世界错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 这次疫情的冲击力度非常大，有些程度上可以跟1929年相比，美国股市的调整，下调速度之快已经破了记录，一周时间内美股下跌30%。跟1929年和2008年不同的一点，下调30%之后，美股又反弹25%，从大的熊市又反弹到牛市，速度之快，绝对创下历史记录，之前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这也反映了这次冲击的性质还是有点不一样。这次的衰退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之后再引发大萧条？至少在美国市场上相对比较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也是相当乐观的，表示明年会反弹，会不会演变成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多争议。 第二，中国表面上比海外更早地控制了疫情。对中国来讲，要过三道槛：第一道槛指疫情下阶段性的供给冲击，现在已经结束了。1、2月份很多地方停产，中国生产受到很大冲击。第二道槛指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外需冲击，海外订单被取消。很多人认为二季度反弹的可能性很小的原因就在于海外出口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面临的是这种冲击。第三个冲击还没看到，疫情之后全球会出现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中国各个行业进出口依存度非常高，特别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它们都跟全球疫情密切相关。 当然，美国真的要去中国化也是非常难的。第一，中国进出口在全世界占比非常高。第二，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前十大商品中，大部分商品的比重非常高，例如手机占比70%，笔记本电脑占比90%，玩具占比84%，如果取代中国的商品，比如自己重建产业链，本国生产，甚至从其他国家进口，也要非常长的时间，但是，这个风险不得不防，尤其医药产品。 现在来看，财政货币政策调整力度也非常大，研究发现，现在谈论的特别国债，3万到5万亿规模的国债要花到哪里去，一方面当然是保民生、保就业，最低限度要保证这方面。另外一方面，这笔钱可以在经济建设上投入，另外就是消费券。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刘哲 张海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短萧条”，各国纷纷推出了相当于本国GDP总量10%到22%的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中国在防疫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建议尽快推出规模不低于10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根据中国经济最新增长结构，再沿用十多年前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方式已是刻舟求剑，考虑到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占比已达60%，本次中国经济复苏方案应该以稳消费为重点，其中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能力最强。 一、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10万亿为宜 面对疫情造成企业短期收入剧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必要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出手一定要快，要赶在大批企业倒闭之前出台足够力度的对冲措施，减缓经济衰退，助力经济早日复苏。通过静态和动态评估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参考发达国家的救助力度、以及对比2009年的历史刺激规模，建议中国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不应少于10万亿。 首先，本次疫情造成的静态损失大，推动复苏需破冰之力。从全年总需求情况看，出口、消费、投资形势都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下降11.4%，考虑到4月海外疫情的迅速扩散，二季度出口仍不乐观。消费受冲击的情况也很严峻，从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0.5%的增速情况看，不仅可选消费受影响严重，甚至很多必选消费也受到明显影响，如果没有足够力度的消费刺激计划，即便疫情受控之后，消费需求复苏的速度也会显著滞后于供给恢复速度。 从投资情况看，中国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4.5%，即便考虑政府基本建设加力，全年投资增速也将大幅下滑。综合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的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静态经济损失近5万亿元。考虑到在巨大的经济下行趋势中救助企业的巨大消耗，以及恢复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复苏的实际需要，所需救助与刺激的总规模应更大。 其次，海外的救助规模平均不低于本国GDP的10%，有其背后的合理逻辑。为了对冲疫情的冲击，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提供无限量的货币流动性，所出台的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规模都在本国GDP总额的10%到22%之间，这既体现了各国对疫情影响的重视程度，背后也必然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和救助规模的经济逻辑，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历史上财政金融刺激规模曾达到GDP15%以上。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曾推出了“四万亿计划”，占到了当年GDP的12.5%，加上金融扩张，总体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应在GDP的15%以上，迅速将中国经济增速拉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不是因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所致。 结合本次经济衰退的救助和对冲的实际需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救助规模，并参考我国历史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建议本次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应在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2019年GDP的10%，不高于2009年的财政加金融扩张的力度。 以上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不应该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某个特定数字为目标，而是以稳就业等“六稳”为底线，以减少企业倒闭、对冲损失、启动市场为重点，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救助对象，以新消费领域为主要发力方向，辅之以符合实际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配合以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中国经济尽快复苏。 二、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构成建议：救助企业和稳消费为主 （一）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 由于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收入减少、短期资金链断裂、人工冲击等方面的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倒闭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大规模失业，企业救助计划应以受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为主，救助方式可包括贷款利息补贴、房租补贴、工资补贴、减税减费等。 1、贷款利息补贴 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的一定比例，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201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3.11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9万亿。若根据受影响时间，免除3个月到6月的贷款利息，总补贴额度不超过1万亿。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2、房租补贴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按房屋租金的50%进行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3、为困难企业代发部分员工工资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在企业承诺被救助半年内不解雇合规员工的前提下，按员工工资的50%进行补贴。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加大国有强现金流龙头企业分红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为2.63万亿元，如果要求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烟草等坐拥巨额现金流的龙头国有企业进行大比例的现金分红，可筹集非税收入2万亿元。 4、减免企业税费 建议进一步减免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员工个人所得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进行筹集。若将财政赤字提升1百分点，能筹集1万亿左右的资金。 5、减免员工的五险一金、停止缴纳住房公积金 建议根据企业实际困难情况，进一步酌情减免小微企业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对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社保的方式来弥补社保缺口。当前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总市值约为26万亿，如果将其中10%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即2.6万亿划转社保基金，将大大充实社保的资金实力。此外，还可以考虑暂停缴纳住房公积金，并将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发还给个人。 （二）以新消费为主的消费刺激计划 可以通过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加大对“老消费”的补贴，同时用价格补贴的方式进行刺激“新消费”。 1、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1万亿消费券，加大老消费补贴 中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一般较低，抗风险能力差，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对刺激消费的效用最大。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直接给居民发放消费券要兼顾公平与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原则，更好地起到提振消费的效果。从带动效果来看，消费券优于无使用限制的现金补贴，可以更好地推动消费尽快恢复到原有增长水平，但是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不能期待有恢复原有增速之外的的增量消费。 2、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补贴新消费1万亿 而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领域，直接针对产品的价格补贴还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增量消费，对经济起到倍数拉动效应。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兼顾电脑、家电，按照10%到30%的价格补贴消费，1万亿消费补贴预计可带动消费总额2-3万亿元。 比如，以消费电子领域中的5G手机为例，假定每部5G手机均价5000元，补贴30%，假设每部4G手机均价2000元，补贴10%，如此补贴力度有望带动智能手机出货量从2019年的约3.8亿部回到2016年的高点5亿部，可带来智能手机新增消费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智能手机5G手机对下游智能穿戴、智能音响、移动视频、游戏、影视等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上游天线、射频前端、机壳、电路板、被动元器件等的拉动作用，其对于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更大，总的杠杆有望达到3倍以上。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也是重要的新消费产品，与消费电子类似，新能源汽车也具有高增速、产业链长、空间大的特点。如果按照新能源车的售价30%进行补贴，预计新能源汽车2020年的销量有望从2019年的120.6万辆，提升到500万辆，预计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约为5000亿元，带动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增量约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新能源汽车对锂电池、充电桩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其对经济将会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 此外，2018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达到8104亿元，以2018年销售额为基数，假定给家电10%的价格补贴可提升35%的销量，总补贴额为280亿，预计可带来2800亿元的消费增量。 新老消费所产生的财政资金缺口，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盘活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或探索将国有房地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的方式进行筹集。 （三）扩大投资：老基建占比高，新基建乘数效应大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从结构上看，老基建占比较大，新基建占比较小；但从乘数效应看，新基建更大。 除了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在城市地下管廊、环保、公共卫生、物流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还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空间。 媒体上流传的新型基本建设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个领域，但其中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名为新基建，实际上是已经持续多年的老基建投资领域，还有提高空间；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是未来重点的新基建领域，虽然只有千亿规模，但对新消费的带动作用更大；其余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更适合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投资，严格意义上并非政府可直接投资的基建项目。 符合实际需要的新老基建投资，在原有的财政预算基础上，可通过提升专项债发行规模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为2.1万亿，建议将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提升至4.1万亿，新增投资2万亿资金用于新老基建。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是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复苏计划中，货币政策也应该解放思想、释放充足的流动性，并尽快降息，全力配合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和经济渡过难关。相对于已经降低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欧美等国而言，中国降息空间最大，不应该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事实上，无论是为了救助企业、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降息都是各国必须和首选的政策工具：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可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大规模发型特别国债、专项债的时期，降息也可以极大地降低政府稳增长的债务成本。只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密切配合，“授人以鱼”的救助政策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刺激政策并重，并加大以释放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为核心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措施，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早日步入复苏之路。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莫开伟 5月6日，脱口秀演员王越池（艺名“池子”）发布微博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在未经其授权、未经任何司法机关合法调查程序的情况下。 将其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提供给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笑果文化，侵犯了个人隐私。 池子通过律师函指出，笑果文化涉嫌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查看个人银行账户信息，目前自己已向公安局报案，且向银保监会等政府监管机关投诉，要求相关方进行赔偿并公开道歉。 此事在网上发酵之后，公众注意到中信银行还算反映及时，于5月7日凌晨在官方微博上发布致歉信称： “经我行核实，近期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系开户支行，要求查询其为员工王越池先生支付劳务工资记录时，我行员工未严格按规定办理，提供了王先生的收款记录。对此，我们向王先生郑重道歉！” 并称该行已按制度规定对相关员工予以处分，并对支行行长予以撤职。同时表示，在客户信息保护方面，该行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及流程，但个别员工未严格按照制度操作，反映出该行个别机构在制度执行上不到位。 “我行将举一反三，全面检查，加大培训，强抓制度执行，坚决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中信银行应对问题的态度，公众还是比较满意，但对事件处理还是不尽如人意，而且一些回应的理由也让公众有一丝不满。 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 一是仅有道歉是不够的，尤其把责任推脱给几个经办人员或者给予相关责任人不痛不痒的处罚，过于轻描淡写，不仅起不到严惩违规甚至是违法行为，简直就是一种怂恿，这是让人难以容忍。 银行机构网点不是路边小杂货店，有严密的内控制度，对于存款客户个人的流水账能否提供给第三方，查询需要凭什么手续，银行员工应该知道也必须知道。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或者不能坚守，或以大客户为由可以提供个人信息查询，那这个银行机构还算什么银行机构？ 这一点值得中信银行深刻反思，平时的教育引导哪里去了，平时的监督又哪里去了？ 同时，还应该及时向信息被泄露人池子所形成的后果或损失进行沟通，积极与受害人协商赔偿事宜，这才是告慰受害人最好的态度或措施，也能获得受害人谅解和社会公众的理解。 2 二是仅仅对相关员工或当事行长进行撤职或其他处分也远远不够，应对此违规违法行为应进行严查，看看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 从法理上讲，私自将公民个人银行存款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应该属于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应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而且《商业银行法》第三十条及七十三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民事、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相关责任人可能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最后要做的是对银行制度进行再造，要将责任上追三级，上级负有管理失职之责。 据过往一些情况反映，中信银行发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这不是第一起，以往就有反映中信银行的信息泄露问题。 但一些得不到妥善处置，希望银保监会介入，以此事作为契机，对中信银行内控制度进行清查，彻底梳理系统防信息泄露问题，加大整改力度，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现象。 3 三是监管机构也应该对此事引起足够重视，并果断采取措施对中信银行进行严厉处罚，不能让这种损害银行社会声誉的形象事件再发让，真正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同时，以此事为契机，开展对所有银行机构个人信息保密系统的检查，做到查漏补缺，完善相关制度，尤其是加强员工的信息保密教育，提高对客户信息保密意识。 因为，近年来，银保监会印发了一系列监管政策文件，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认真贯彻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客户隐私保护。 但目前看来，银行机构还远远达到要求，不少制度依然停留在纸上，挂在嘴上，根本没有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对此，金融监管机构应积极提请全国人大出台专门个人信息保密的法律条款，使金融消费者个人隐私在银行机构能得到充分保护，有法可据。 对于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损害客户信息安全的行为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一经发现，将严肃依法查处，严厉打击，以儆效尤，增强金融监管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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