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欣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到底如何设计？对于公司中小股东，合伙人制度会带来怎样的影响？A股实施注册制后，应如何规范此类公司治理制度？ 2020年4月17日，淘宝、天猫总裁蒋凡的妻子在微博控诉网红电商如涵控股（RUHN.NASDAQ）的二股东张大奕，引发社会热议。4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BABA.NYSE）公布了蒋凡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调查组就阿里对如涵电商的投资，以及张大奕所有淘宝、天猫店铺的入驻、活动、引流、交易等进行了内、外部调查，确认无利益输送行为。 然而，因蒋凡对个人家庭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严重舆论危机，给公司声誉造成重大影响，阿里巴巴决定：取消蒋凡阿里合伙人身份和上一财年所有奖励，并对其进行记过和降级处分。此时，距蒋凡首次被披露进入阿里巴巴合伙人名单还不到一年。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到底如何设计？对于公司中小股东，合伙人制度会带来怎样的影响？A股实施注册制后，应如何规范此类公司治理制度？ 港交所纠结双重股权架构 2013年9月10日，马云以内部邮件形式，正式公布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伙人制度。该制度的设计目的是，马云等管理层需要在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同时又能避免因直接采用双重股权架构而违反香港当时要求的“同股同权”标准。 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证监会该年9月就召开董事局会议，对阿里巴巴上市的问题进行商讨。然而，由于担心实施合伙人制导致少数高管拥有过大控制权、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香港证监会最终拒绝了阿里采用合伙人制在港上市。 阿里巴巴进而转向在美国寻求上市，在2014年5月向美国SEC提交了IPO招股书，并于6月首次正式公开由马云、蔡崇信、陆兆禧、彭蕾等27人组成的“阿里巴巴合伙人”名单。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以92.7美元的开盘价在纽交所上市交易，相较68美元的发行价，上涨超过36%，总市值达到2383亿美元。 面对阿里巴巴在美上市后的优异表现，香港方面开始反思其拒绝阿里巴巴上市的决定。港交所于2017年12月决定，将于2018年4月30日之后允许创新型公司采取双重股权结构上市，改变了其坚持多年的“同股同权”理念。随后，立即吸引小米集团（01810.HK）、美团点评（03690.HK）等内地大型科技公司赴港上市。2018年1月9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马云提出，香港在金融制度上有所创新，欢迎阿里巴巴再来港上市。 2019年11月，阿里巴巴正式启动在港上市，公布将以不高于188港元每股的价格公开发售5亿普通股新股，最终IPO价格被定为176港元，筹资约880亿港元。11月26日，阿里巴巴（09988.HK）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抢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222.Tadawul）之前，成为了当时2019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 合伙人权力内部集中 2010年7月，马云和阿里巴巴其他创始人决定，以其创立公司时所在的湖畔花园住宅小区“湖畔帕特纳”来命名其合伙组织。马云曾提出，阿里巴巴合伙人既是公司的运营者、业务的建设者、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又是公司股东。 阿里管理层合伙的人数并不固定，表决机制为一人一票，但其核心权力由不少于5名合伙人组成的合伙委员会掌握，负责组织合伙人选举事宜以及分配年度现金奖金池中所有管理层合伙人的相关部分。 据2019年招股书，阿里合伙人由38人组成；合伙委员会成员包括马云、蔡崇信、张勇、彭蕾、井贤栋及王坚。合伙委员会成员为3年一届，可连任多届，但其中有一至两名长期成员可无须选举而留任。目前，马云和蔡崇信担任合伙委员会长期成员。合伙候选人需要“拥有正直诚信等高尚个人品格”、在阿里巴巴持有相当数量股份、为公司或其关联方连续工作5年以上并作出重大贡献，经至少75%的全体合伙人批准，方能当选。 阿里巴巴每年按其税前营业利润的一定百分比计提管理层年度现金奖金池，合伙人享受在奖金池内进行分配的待遇。长期合伙人如果不再作为公司员工，即使仍担任合伙人，也不再有资格获得年度现金奖金池分配。但合伙委员会可将达到一定年龄和服务年限后退休的合伙人指定为荣誉退休合伙人，使其继续获得奖金池中延付部分的分配，作为退休后款项。 合伙人在入选后的前三年内，必须至少保留其入选时所持有股权的60%；三年后也必须至少保留40%。此外，若合伙人违反了包括未能积极宣扬其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等合伙协议标准，或存在欺诈、严重不当行为或重大过失，合伙人会议可经出席的简单多数合伙人表决，对其予以免职。 一般来说，合伙人必须在60岁退休，但长期合伙人可工作直至70岁，并可由多数合伙人表决延长。马云和蔡崇信作为长期合伙人，在面临退休时还可指定继任的长期成员，以保证公司控制权的传承。 对该制度进行修订较为困难，必须在3/4以上合伙人出席的合伙人会议上、经3/4以上参会合伙人批准。 合伙人控制复杂精巧 一般来说，双重股权结构公司将股权区分为A、B两类股票：一类（比如A类股）仅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权；而另一类（比如B类股）则每股享有多票投票权（比如10票），通常由公司创始股东及其核心管理层团队持有。这样，即使创始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也能通过较高比例的投票权控制公司决策。 阿里巴巴并未直接采用同股不同投票权的分级设计，而是选择通过《公司章程》允许合伙人提名或委任董事会中的简单多数成员，虚化了外部股东的投票权利。同时，公司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精巧的治理安排，确保合伙人的控制权难以被挑战。 比如，阿里巴巴合伙提名的每位董事人选，名义上必须经股东大会上投票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一半以上支持才能当选。但即使未能当选，阿里巴巴合伙有权委任他人担任临时董事替代原有人选履职，直至下一届股东大会选举结果出炉。 对于持股比例高达25.2%的软银，阿里巴巴合伙人与其签订协议，要求其在持股15%以上时，必须支持阿里巴巴合伙提名的董事人选；而且即使软银增持股份至30%以上，也需将超过30%部分的投票权委托给马云和蔡崇信。合伙人通过协议限制软银在持股超过15%的情况下，仅有权向董事会提名一位董事。这样可以避免公司大股东干涉管理层的控制权。 阿里巴巴的《公司章程》还采用了具有交错任期的分层董事会，公司董事会被划分为三个董事组别：第一组董事为马云、孙正义和郭德明；第二组董事为蔡崇信、Michael Evans、井贤栋和Börje Ekholm；第三组董事为张勇、董建华、杨致远和Wan Ling Martello。三组董事均为3年任期，将分别于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到期。这也是常用的防御性反收购公司治理设计，防止一次性替换多数董事威胁管理层控制。 此外，阿里的《公司章程》中规定，控制权变更或合并，也不改变阿里巴巴合伙的提名权，必须经股东大会95%以上的投票同意方可修订——而马云一人就持有6%股份。阿里巴巴还无需股东大会授权，就允许其董事会创设优先股并决定其任何条款和权利，这样的“毒丸计划”使得外部控制权争夺变得毫无意义。 通过这些安排，阿里巴巴的董事和高管在公司赴港上市后共持股约8.8%（其中马云持有6%、蔡崇信持有1.9%），却通过合伙组织提名了目前董事会11名董事中的5名，还有权提名或委任两名增补董事，牢牢地控制了公司的决策权。 再加上阿里巴巴采用的是VIE架构，其可变利益实体由经遴选的中国籍阿里巴巴合伙或管理团队成员持股。 在如此制度设计下，阿里巴巴合伙的控制权几乎无法被取代，其实质是公司控股股东，因而仍被港交所视为不同投票权架构。 被豁免采用较高治理标准 作为在美国上市的外国私人发行人（FPI），阿里巴巴得以被豁免部分纽交所上市公司通行的较高治理标准。比如，阿里巴巴并不需要由独立董事完全组成其薪酬委员会或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员会，无需遵守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多数的规则，也不必要定期举行非管理层董事管理会议或每年举行独立董事管理会议。 尽管阿里巴巴按《美国证券交易法》要求，安排3名独立董事组成了其审计委员会，但还被免于遵守《美国证券交易法》的部分要求，比如关于提交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及其内容的规定、《公允披露条例》中有关重大非公开信息选择性披露的规定、以及第16节中的高管、董事和大股东报告和短线交易收益及追缴的规定。 根据阿里巴巴《公司章程》，召集股东大会所需的最短通知期为10天，可能导致公司的美国存托股（ADR）持有人无法行使其表决权，这将授予阿里巴巴自由裁量权。 此外，阿里巴巴在港交所上市时也同样得以豁免《香港上市规则》中部分对投资者保护有利的条款。比如，《香港上市规则》要求，审计师的委聘、辞退及薪酬必须由多数股东或监事会等独立于董事会的机构批准，但阿里巴巴审计师的聘任、辞退及薪酬无需经此批准流程。 《香港上市规则》要求，少数股东有权发起特别股东大会及在会议议程中加入议案，在一股一票的基准下，对发起方少数股东投票权的限制最高为10%。然而，阿里巴巴《公司章程》规定，可以请求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最低持股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使得外部股东难以发起特别股东大会。 外部股东面临较高代理成本 按照马云在纽约进行首站IPO路演时重申的“投资人第三”原则，阿里巴巴若将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置于外部投资人之上，中小股东则面临较高潜在代理成本。 一方面，此类代理成本可能体现在公司与董事、高管等人的关联交易中。例如，马云家族投资的云锋基金与阿里巴巴之间存在多项关联交易。阿里巴巴和云锋基金共同投资了北京居然之家，阿里巴巴还收购了云锋基金为股东的大麦网。阿里巴巴同意承担马云、蔡崇信和Michael Evans作为董事、高管因公使用私人飞机所产生的有关维护成本、机组人员成本和运营成本。阿里巴巴还以加强战略业务合作的名义，在2015年向公司创始人之一及其可变利益实体（VIE）的股东谢世煌提供了69亿元贷款的质押担保，并直接借款16.2亿元帮助谢世煌偿还上述贷款的本息。 另一方面，阿里巴巴对其高管及员工也可能提供了过高的收入与股权激励，减少了中小股东可分配的利益。 2017年和2019年5月，公司分别批准了不超过6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这两年当年分别回购普通股132亿元和109亿元用于股权激励。 阿里巴巴的股权激励费用数目惊人，2017-2019财年公司股权激励费用分别为160亿元、200亿元和 375亿元，分别为公司当年净利润总额的38.8%、32.6%和46.8%。 2017-2019财年，董事和高管团队的薪酬福利总和分别为5.5亿元、5.9亿元和5.0亿元；此外，分别授予限制性股份单位（可发行8股普通股）64.4万份、42.7万份和34.5万份，3年还共授予8百万股普通股买入期权。从2013年起，阿里巴巴合伙人总共被授予以14.50美元（2016年前）和23-26美元（2016年之后）购买限制性股份单位的权利，一共涉及1.44亿股普通股。2017-2019财年，和阿里巴巴合伙人相关的股权激励费用分别为2.4亿元、4.4亿元和4.1亿元。 此外，过去3个财年，蚂蚁金服给阿里核心员工提供的股权激励导致阿里巴巴分别确认21.88亿元、22.78亿元和128.55亿元股权激励费用。尽管未获披露，阿里巴巴的董事和高管可能在蚂蚁金服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阿里巴巴本身并不需要为这些股权激励直接付出任何现金或成本，但公司对此确认费用，可能意味着公司放弃了本可获取的资源为其高管及员工个人换取利益。 股东回报难以匹配优异基本面 自2014年9月在美国上市以来，阿里巴巴的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增长迅速。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从2014财年的525亿元和231亿元增长至2019财年的3768亿元和876亿元，分别增长了618%和279%。 截至2019年末，阿里巴巴2020财年的前三季度营收已达395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46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更是高达1784亿元。仅前三季度就大幅超出了前一财年的数据，可谓增速惊人。 表：阿里巴巴过去五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5月4日收盘，阿里巴巴的股价为191.15美元，当前市值近4万亿元人民币，对应市盈率（TTM）仅有21倍。美股投资者从阿里巴巴上市开盘起持有其股票超过5年获得了约106%的回报，年化回报率不足14%，完全不能匹配公司优异的基本面表现。 长期以来，阿里巴巴通过经营活动产生了惊人的现金净流量，仅2017-2019三个财年就达近3600亿元。由于资本开支并不大，期间公司自有现金流惊人，共计2758亿元。阿里巴巴并未选择以现金分红的形式回报外部股东，而是将这些资金对外投资，近3财年通过投资活动净流出3145亿元现金。 阿里巴巴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设计，将公司创造的利益向其合伙人为核心的管理层倾斜。这种做法固然激发了管理层巨大的工作动力，但作为一家崇尚“正直诚信等高尚个人品格”的公众公司，业绩如此高速增长却估值低迷，其利益分配可否更加平衡值得深思。 如何约束阿里巴巴合伙人？ 对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外部股东如何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呢？ 一种潜在的治理机制是道德和声誉。为缓解外界对阿里巴巴合伙制度和剥离支付宝事件的质疑，马云未在云锋基金的投资顾问及管理实体中控制表决权，同意将其在云锋基金可获得的全部业绩分成和股息捐赠给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或其他慈善机构，并表示他有意逐渐减少且限制他在蚂蚁金服的持股与利益至较低水平。 此次，阿里巴巴对蒋凡事件的快速处罚，也是其约束自身行为的一种姿态，表明其合伙人应“拥有正直诚信等高尚个人品格”。 第二种潜在的治理机制是法律惩罚。阿里巴巴合伙制度对内部人的保护，更甚于一般的双重股权结构。然而，美国法律制度对于公司及管理层乱作为的处罚严厉，具有较强约束。 2015年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举办的午餐会上，马云曾表示，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获得的资金及透明度都有所提高，但苛刻的美国股东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仅2019财年，公司就计提了2.5亿美元美国联邦集体诉讼和解相关费用。这也恰恰是阿里巴巴愿意回港上市的原因之一。 A股应如何约束双重股权结构？ A股实施注册制后，不管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都允许实行双重股权结构。2020年1月20日，公有云计算公司优刻得在上交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688158.SH），成为A股首家双重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 即使是在对投资者保护较为充分的美国，双重股权结构对于中小投资者也可能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市场往往给予较低的估值作为回应。大量学术研究表明，在IPO之后采用双重股权结构的公司溢价会随着公司不断成熟而消失。 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15年中有157家IPO公司采用双重股权结构，在IPO之后的两年，具有“落日条款”的71家公司估值变得显著高于其余86家采用永续双重股权结构的公司。 而在投资者保护仍较为不足的情况下，A股市场投资者并未意识到该制度可能带来的潜在代理成本。A股实施注册制，监管层尤其应考虑如何在制度上约束此类治理结构对中小投资者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 一种做法是，将违法违规与取消双重股权结构挂钩。当具有特别投票权的股东具有信息披露违规等侵犯中小股东利益行为时，可取消其特别投票权。 另一种做法是，采用国际成熟市场较为通行的“日落条款”，规定在特定期限后，由全体股东以同股同权形式表决是否继续采用双重股权结构。这样，可以督促享有特别投票权的股东向投资者证明，其控制性地位并未被滥用于为自身攫取利益，而是更有利于为外部股东创造价值。 本文原发于原子智库公众号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瑜 经历疫情大动荡，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波动剧增，纷繁复杂的数据指标使得宏观的判断容易陷入“盲”海，在波涌大海中什么是相对值得关注的灯塔信号？笔者认为金融、基本面、跨境资本流动三大领域中分别有一个细节需要投资者关注——脱实向虚的重燃（决定了货币政策所处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变化）、基建投资的统计核减（意味着一定的基建增量投资可能带来更高的同比增速）以及出境游政策的变化（出境游政策已经不仅是一个行业政策，其对跨境资本流动会有显著影响）。 一 金融领域：需要关注脱实向虚的重燃 特别需要提示的是目前脱实向虚和金融杠杆的个别衡量指标已经突破历史极值位： 脱实向虚而言，三月下旬AA一年期中短期票据利率（3.2%）相对一年期理财收益率（3.8%）出现倒挂且仍在加剧中，倒挂幅度已堪比2015年最深处。也就是说企业发债买理财（同期限，根本没有期限错配风险）已经有了确定性的套利空间，且套利空间仍在扩大中。 金融杠杆而言，三月下旬以来，随着超低短端资金利率的出现（低到1%以下），通过隔夜回购交易量占全部回购交易量比例所衡量的债市加杠杆行为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表明债市加杠杆成为了其主要的交易策略，而非资质下沉与加久期。 以上二者都表明，货币政策需面对的金融环境已经复杂化。三月中旬之前，货币政策的任务是“救死扶伤”，避免经济出现休克、流动性危机甚至金融危机，因此可以不顾一切的“宽松”。但是当下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货币政策需要在控制脱实向虚、继续降低融资成本以及系统性杠杆的稳健性之间取得平衡。2015-2016脱实向虚的后果直到今日仍未完全处理好，当年的一些疯狂行为仍历历在目，因此，央行需要做好全社会的宽松预期的管理和引导。 二 投资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核减可能造成基建增速超预期 基建投资2020年的同比增速=2020年基建增量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在这个公式中，分子是明确加码的，预计2020年新增基建投资资金有望达到2-4万亿（专项债3.5万亿左右，70%用于基建；特别国债5000-8000亿用于基建），分子虽有分歧，但至少的清晰的，目前的关键在于分母的不清晰。目前整个资本市场都在用18万亿这个数据来代表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但是2018、2019年连续两年统计局都停止公布了行业投资规模细项，只公布同比增速，这个数据是根据2017年最后一次公布的投资规模乘以两年同比推算出来的。 但是2018、2019年连续两年最大的统计环境就是挤水分（即核减）。按2017年固定资产规模63万亿，2018年5.9%的增速，2019年5.4%的增速，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应该为70.5万亿，但是实际公布仅为55.1万亿，也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总计核减掉了15万亿，那么基建核减掉了多少？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 这个细节有什么影响？其实对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核减了（它占GDP权重就低了），同比增速必然要高（一样的增量资金分子，分母变小了），但是二者相乘才是对于经济的拉动，这一点可能变化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全社会和舆论对此并不会了解这么详细，如果因为分母核减，而出现了一个超预期比如20%左右的基建增速，这可能对社会预期的引导有偏差，相关部门和学者应该提早吹风和解释，避免不必要的舆论波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三 跨境资本领域：当下跨境资本平稳的重要缓冲池是禁止出境游带来的 疫情发生后，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缓冲池——由于暂停出境游所带来的旅行逆差缩窄达600亿美金/季。 中国的服务逆差每个季度近800亿美金，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旅行逆差600亿美金，（即中国人出去旅游所花在国外的钱，本质是资本流出），出境游的暂停等于每个季度额外多了一个资本缓冲池（600亿*7约等于4000亿人民币左右），这是疫情严重但是我国一季度整体跨境资本、结售汇以及外储大体平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三月上旬全球离岸美元流动性危机的时候人民币相对贬的幅度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常时期，外汇储备的季度波动大概就是200-400亿美金；2019年外资史诗级大幅增持中国资本市场，平均一个季度流入600亿美金左右；因此可知600亿美金体量不小）。 因此，对于出境游的放开或停止，这并不单单是一个文旅部的事情，这对金融市场也有重要影响，有两种考虑。 1、求稳。在海内外经济和资本市场动荡完全消退之前，虽然所有的疫情管控措施都将随着疫情缓和而逐步放开，但最稳健的做法是最后放开出境游，这样为国内争取跨境资本平稳的时间稍长一些。 2、尊重规律。另外一个视角，如果疫情早已消退但最后很迟才放开出境游，很可能造成出境游的报复性反弹，从而加大的前后一个季度的资本波动，可能达到千亿美金幅度，因此出境游的放开不应太迟。 政策到底选择哪一种，需要综合评估当时的国内外金融环境，但无论如何，出境游放开已经不是简单旅游行业的事了，需要纳入金融考量。 四 未来一个月，两大关注点 第一，5月22日的两会定调以及重要的逆周期参数的确定。目前的市场预期比较清晰的是赤字率3.3%-3.5%左右、专项债3.5-3.6万亿左右，特别国债的预期分歧较大。赤字率和专项债的数字如跳出预期区间将会产生预期差效应，特别国债主要是预期落地； 第二，6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review释放的中美关系信号，如能展期和结构变化（两年增加2000亿美元进口总量不变，但今年少买一些，明年多买一些）都算是非常难得的情绪利好；如不然，恐有表态上的情绪利空。基于今年美国大选+疫情冲击经济的交织背景下，特朗普可能的做法是在贸易协议上积极推进（做的好的需要成绩单——稳定经济外需同时获得中美两年谈判的阶段成果来助力大选），同时疫情问题上对华施压不断（做的不好的需要撇责——民粹主义下的政治泄压和撇责动能增强），弱市之中更关注利空，因此下半年仍有风险偏好受中美关系压制的担忧。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经历“五一”长假的发酵，沸沸扬扬的中行“原油宝”穿仓事件似乎也出现了新的转机。 5月5日，中国银行发布“关于回应‘原油宝’产品客户诉求的公告”，称“已经研究提出了回应客户诉求的意见”。随之，一份“和解”方案浮出水面：原油宝穿仓部分损失由中国银行承担；1000万元以下客户，有机会从中行拿回20%的保证金；1000万元以上的大户，需自行承担全部保证金损失。5月6日，中行已开始联系客户协商和解事宜。 应该说，中行为化解纠纷表现出了一定的诚意；但投资者心态各异、风险承受能力各异，和解的路也未必坦荡。毕竟，“原油宝”穿仓事件背后尚存有太多的匪夷所思。笔者在此无意去评说孰是孰非，仅就整个事件的始末，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探究，并应以此为契机，加快构建中国版的监管沙盒。 其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问题。 在投资理财领域，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则，即“卖者有责，买者自负”。在实际投资风险事件中，或许人们最直接的思维是“买者自负”，却往往忽略了前半句：卖者有责。既然风险由买者自负，那么卖者有何责任？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营者是否落实投资者适当性原则。所谓适当性，是指“金融中介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求、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程度”，其核心要义就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按照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发行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坚持“了解产品”和“了解客户”的经营理念，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向投资者销售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适应的资产管理产品。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据澎湃新闻对120位“原油宝”的投资者的调查，其中有92%是新手，有65%不知道“原油宝”和期货合约挂钩，而真正接触、了解过期货的投资者只占5%。尽管中行APP原油宝（大宗交易）在与客户签约前的确也需经风险测评，但风险测评的有效性值得斟酌。笔者注册登录后发现，原油宝风险测评需要等级平衡型以上才可以签约交易；当测试结果为稳健型时，系统会发出建议重新测评的提示，直到为平衡型，显示测评有效，即可进入下一签约环节。 那么问题来了：投资者既然可以反复测试，那么风险测评环节是否形同虚设？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如何真正落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对于原油宝这样一款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曾在中国银行微银行APP上被宣传为“无杠杆、低风险、稳健收益、适合小白投资者”的理财产品。 其二：投资理财产品营销宣传的合规性问题。 按照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在发行资产管理产品时，应当向投资者主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资产管理产品募集信息、资金投向、主要投资风险等内容。在进行营销活动时，不得有虚假、欺诈、隐瞒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等行为，非保本投资型金融产品营销内容不得使金融消费者误信能保证本金安全或者保证盈利。 中行“原油宝”产品营销中是否合乎上述监管要求？从互联网的记忆看，有关“原油宝”的宣传显然具有一定误导性。如，2018年中国银行在某电视节目宣传片中，以客户经理之口告诉投资者，“原油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您日常消费的对冲工具。因此，如果您持有一定的原油头寸的话，是可以在油价上涨的时候，这个费用是可以对冲掉的。”实际上，投资者参与的不过是在中行系统的模拟原油期货投资，跟所谓的原油头寸没有半毛钱关系，更不用说“原油宝”能帮助投资者对冲油价上涨的费用了。在同一宣传片中，中行宣称“原油宝业务是没有杠杆的，相对来说风险性不是特别高”。现实情况是，投资者累计亏损额将近300%，不仅血本无归还要倒贴！ 其三：投资理财产品风险外溢性与审慎性问题。 “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充分披露”是金融机构开展理财类业务需遵循的基本原则。中行原油宝产品是否符合这一原则？是否对产品风险进行过充分评估？ 中行的原油宝业务推出于2018年1月。当时，基于对原油历史波动的认知，中行认为这是一项风险不高的业务，并把它包装成理财产品向投资者推送。现在看来，“原油宝”产品无论是本身定位、风险评估还是风控方面都存在问题。 首先，产品定位比较模糊。只要对“原油宝”这款产品的操作模式稍加了解，就不难发现，其实质并非真正的理财产品，而是一款场外期货交易品种。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的界定，理财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接受投资者委托，按照与投资者事先约定的投资策略、风险承担和收益分配方式，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但在中行原油宝模式中，中行并不存在“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行为。中行原油宝的运作模式，实际上是中行在自己的系统平台上搭建了一个虚拟的原油期货交易场景，投资人进行的是模拟交易，并没有真的、也不可能真的跟芝交所交易。 其次，对“原油宝”的风险评估欠审慎。中行对原油宝定位是R3级别产品，意味着该产品风险大多是保证90%本金不会亏损。但现实情况是，“原油宝”客户的亏损已经超过三倍了，说明其在产品风险评估上不够审慎。实际上，原油市场价格波动巨大的风险，已大大超越银行对客户的风险等级要求，属于高风险产品。 第三，对“原油宝”的风控管理存在缺陷。且不论其在合约移仓操作上的合理性，单就对负油价反应的而言显然欠审慎， 既然芝交所发出了重新编程、允许WTI原油期货出现负油价的警示，就表明存在负油价出现的可能性，中行为何没有警惕，不做预案？ 或许，作为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创新溢出的风险，中行原油宝事件露出的仅是冰山一角，其他银行的原油宝是否存在同样的隐患？其他类似的金融创新产品是否存在同样的隐患？这不仅亟待各金融机构警醒，去及时排查，同样给监管部门也是一个警醒。可以预见，中行“原油宝”事件之后，金融衍生类创新业务将迎来严厉的监管。 但是，我们的监管不应沦为“消防队”，而应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对于监管规制尚未能覆盖、监管能力尚难以做出风险识别与判断的金融创新，我们该如何应对？简单的否决、禁止，显然与潮流相悖，那么构建监管沙盒则是当务之急。 因为一项金融创新产品推出的时候，无论是监管者、经营者还是市场对其风险均缺乏充分认识，这就需要通过限定投资者范围，将风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以内。这其实也是“监管沙盒”理念的体现。 监管沙盒的存在，一方面能给监管部门提供了一个应对创新的缓冲，在测试观察期尽管补齐监管的制度缺漏，避免因监管规制滞后出现的监管真空；另一方面，有助于减少金融创新产品面世的时间和成本，避免了以往创新产品因监管的不确定性而被一再延迟面世的状况，部分消除了投资者对创新方案的不确定性的疑虑。 因此，对于一些目前监管规制难以覆盖、风险特征及程度尚难以识别和评估的金融创新，应纳入监管沙盒，并要求入盒企业（金融机构）在消费者（投资人）保护等方面做出承诺。借鉴英国FCA监管沙盒的构建原则，中国版监管沙盒至少应包括： 1．完整的测试计划。包括测试时间表、确保测试成功的措施及消费者保护和风险评估措施，应将消费者保护嵌入全流程，以避免市场隐患。核心是要体现投资者适当性原则、风险审慎性，强化消费者保护意识。 2．具体的消费者补偿机制。申请入盒测试的须制定消费者补偿计划，并作出承诺公示。只有消费者知晓潜在风险及可获得的补偿并同意参加测试，企业才能对消费者测试其创新产品。若项目失败或企业倒闭，需依据补偿计划对对消费者的损失进行补偿。 3．项目退出机制。监管部门应根据企业的测试计划确定实时退出，不成功的项目要及时退出，成功的项目可以颁发符合新业务特点的金融牌照/许可，正式推向市场，同时纳入正常的监管框架。 4．监管豁免机制。监管沙盒存在的意义就是缓解监管制度创新滞后于金融创新的矛盾，因此核心在制度创新。因此，需提高对创新业务的风险容忍度，允许一些业务和制度在一定范围内突破现行法规，才能更好推进金融创新。 中行“原油宝”事件所暴露的金融机构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风险审慎性方面的缺陷，既是当前诸多金融乱象滋生所在，也恰是金融创新的隐患所在。 因此，为金融创新提供一个“安全空间”，在实施包容性监管的同时，进行风险测试，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消费者保护措施，以最大可能降低创新推向市场后的负向冲击力，这正是构建监管沙盒的使命所在。 长按二维码关注中行原油宝事件最新进展 查看实时原油价格
网贷天眼讯，4月15日，新疆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发布第三批自愿退出且网贷风险已出清机构名单的通知 。第三批名单公布的2家P2P平台为：克拉玛依广盛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和新疆中钧互联网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中说明，公告发布30日后，相关地（州、市）按属地管理原则，将机构名单移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信管理部门等，督促做好机构网站及移动互联网程序（APP）的关闭、经营范围变更成企业注销等事宜。 据了解，目前新疆发布的名单中已有21家P2P清退，其中19家为业务清零类，剩下的新疆校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僵尸类，新疆国泰万富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取缔类。
财联社（深圳，记者 覃泽俊 吴丹）讯，去年一口气发出6条高管招聘通知的爱建证券，如今迎来了新任总裁，而这位新总裁，正是较早时候券商网金圈的风云人物。 5月6日，上海证监局正式批复了马刚的证券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知情人士称，马刚将担任爱建证券总裁一职。爱建证券官网显示，目前公司总裁、副董事长均为祝健。 2019年8月，爱建证券曾发出纳贤贴，一口气放榜6个高管岗位，包括四个业务条线的分管副总裁或总裁助理，合规总监兼首席风险官和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从证券公司分类评级结果来看，爱建证券2017、2018年评级均为CC级，2019年回升2级至B级。 网金风云人物出任爱建证券总裁 2020年5月6日，上海证监局核准了马刚的证券公司经理层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据悉，马刚将出任爱建证券总裁一职。 公开信息显示，马刚2004年6月加盟国泰君安，历任互联网金融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14年6月进入中山证券担任副总裁，分管互联网金融业务；2016年1月离开中山证券后，马刚暂时告别了券业，直到2019年12月成为爱建证券总裁。 作为当时券商互联网化的风云人物之一，马刚参与建立呼叫中心和网站、构建服务体系等工作，主导了国泰君安“君弘一户通”、"君弘金融商城"的建设。 在中山证券期间，马刚建立了公司互联网金融中心，决心将公司打造成互联网券商，主导推出“惠率通”、“小融通”、“互联网财富管理合伙人”等多品种的互联网券商产品。中山证券当时对转型成为互联网券商，从而发展壮大赋予了极大的期待，曾与 腾讯、 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合作引流，又从当时70亿元的募资额中抽出60多亿元用于中山证券增资扩股等发展。 有业内人士称，当时马刚加盟中山证券与时任中山证券总裁徐鹏不无关联。进入中山证券前，徐鹏曾在国泰君安担任零售客户部担任总经理，不过徐鹏很快从中山证券淡出。对此，当时有评论认为，中山证券控股股东锦龙股份对高管团队的成绩并不买账，徐鹏随即被架空，其带来的高管团队也逐一离开。 值得一提的是，爱建证券现任董事长黎作强曾在国泰君安工作多年。今年2月份，爱建证券也内部提拔了一位高管。 去年大力招高管谋发展 相较于马刚此前工作的国泰君安和中山证券，爱建证券是一家成立时间稍短的券商。 公开资料显示，爱建证券于2002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经过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后，目前注册资本为11亿元。 2019年报显示，爱建证券在全国设有8家分公司和39家营业部，形成了包括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证券投资、资产管理、固定收益等业务体系以及风险管理、研究咨询、信息技术等业务支持体系。 从股东背景来看，爱建证券第一大股东是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占比51.14%；其次是上海 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比40.45%；上海方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比8.41%。虽然背靠陆家嘴金融和 爱建集团两家上市公司，但是爱建证券近年发展不容乐观。 据爱建证券2017年-2019年报表显示，公司投行和在管业务均呈下降趋势，其中2019年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实现收益2,176.51 万元，同比2018年下降50.17%，资管业务管理费和报表收益合计收入588.24万元，同比下降 53.99%。 据中证协公布公布的券商排名，2018年爱建证券总资产约43亿元，排名第91位；净资产约13亿元，排名第96位；实现营业收入约3亿元，排名第90位；净利润亏损约10万元，排名第83位。 去年8月，爱建证券曾一口气对外发布6条高管岗位招聘通知，包括分管四个业务条线的副总裁或总裁助理，合规总监兼首席风险官和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由于股东对爱建证券现状的不满而要求的一次高层大洗牌。爱建证券方面则对媒体回应表示，公开招聘高管是出于三点考虑：广纳行业贤才、推动转型发展和提升品牌价值。
日前，三六五网(SZ300295)发布2019年财报。财务数据显示，其2019年营业收入4.72亿元，同比增长5.88%；净利润1.01亿元，同比增长4.27%；扣非净利润6861.65万元，同比下降8.46%。如按包含小贷公司利息收入的总收入计算，其2019年营业总收入5.44亿元，同比增长6.81%。 财报显示，三六五网是国内房地产家居网络营销服务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旗下平台包括“365淘房”、“365金服”、“365租赁”等。其中，“365金服”主要是基于房地产交易场景为广大网友在存量房交易、生活消费改善方面提供金融服务，构建了以互联网小贷公司为资金平台，收入主要为利息收入。 三六五网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网络营销服务、互联网金融及平台服务业务、研究咨询及其他。从收入构成情况来看，其超八成营收来自房地产网络营销服务，此外互联网金融及平台服务业务收入7166.94万元，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13.23%，同比增长11.76%。 三六五网旗下互联网小贷公司为南京市三六五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三六五网直接控股83.34%。财报显示，2019年小贷公司累计放款额超过85亿，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14.15%，期末贷款余额8.11亿元，较期初增加了25%。报告期内，365金服实现收入7259.49万元，同比增长14.82%，实现的净利润2629.79万元。 自2013年起，三六五网即开始试水互联网金融，旗下曾布局P2P平台安家贷、国元网金等。目前安家贷已完成注销，国元网金股东名单中三六五网已退出。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3年末三六五网即在其“365淘房”APP上推出互联网金融产品“安家福贷”，2014年1月试运行互联网金融平台“365金融超市”。365淘房网显示，金融超市主要经营的是车贷、房贷理财产品。 2014年11月，三六五网公告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家贷。2019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三六五网响应国家相关政策，完成了安家贷的清算和工商注销工作。财报称系因政策原因主动结束此项业务， 安家贷运营期间经营正常，在三六五网营收和净利润中占比较小，2018年10月份后已基本未开展业务，本报告期只是完成必要手续，结束此项业务对公司影响不大。 据新浪安徽报道，2015年5月，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安期货、A股上市企业三六五网全资子公司安家贷等股东共同发起成立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即“国元网金”）。 据天眼查信息，三六五网2016年1月1日从国元网金股东名单中退出，目前其大股东为安徽国元投资，持股42%。截至3月31日，国元网金借贷余额1.92亿元，逾期金额及笔数均为0，累计代偿金额1.15亿元。
证券时报e公司讯，深圳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4月21日公布了第九批13家自愿退出且声明网贷业务已结清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名单。涉及的存量债权未结清的出借人可在通知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网贷机构所在区金融工作部门申报存量网贷债权。根据清理整治进程，后续将不定期发布声明网贷业务已结清的网贷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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