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岸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在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议上针对三个问题发言。一是境外债务展期的问题，他建议展期后何去何从的问题要尽早研究。二是特别国债发行的问题，他建议的发行方式是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发行特别国债。同时，特别国债在使用上应与“六保”对应。三是“综合计征、汇算清缴”的问题，他认为，疫情冲击之下，是否一定要如期实施该项改革，非常值得商榷，应叫停此改革。以下为发言全文： 刚刚楼继伟部长关于特别国债发行不能与《人民银行法》冲突，以及刘尚希院长关于发行规模的观点我都赞成。祝宝良首席和纪敏主任的判断，我也认可。我想从市场角度谈谈个人观点。在商言商，我考虑更多的，是政策“会怎样”，而非“应该怎样”。 在谈财政政策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正在浮出水面的重大风险。 No.1 境外债务展期后何去何从需要尽早研究 第一轮疫情冲击发生在国内，包括社会管理、经济金融、内外舆论等。由于全球只我们一家受冲击，当时各方面压力很大。第二轮冲击到欧美国家。国内先是释然，而后开始担忧，包括订单大幅萎缩导致经济修复不利，病毒起源争论等。 第三轮冲击到发展中国家。因疫情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债务违约，社会信用链条断裂，是重大风险。发达经济体，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且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一段时期内能够通过无限制货币和财政资源供给，维系资金链。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一条件。该风险不会仅局限在有关国家国内，势必对外蔓延至国际。过去几年，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发展，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国家，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大量开展债权方式融资，我估计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疫情以来，一些国家除向我国提出抗疫相关需求外，开始普遍提出债务展期、减免要求。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心照不宣、对此乐见其成。 兹事体大。对有关国家的债务展期只是权宜之计，随后较大规模重组可能不可避免。上策是债权资产全部保全，中策是债务人民币化和股权化，下策是打折，下下策是豁免。兹事体大，关乎国民财富，关乎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推进，关乎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提前关注。 No.2 特别国债发行不应太多突破理论禁忌 当前，财政收入锐减。除股票印花税、个税外，各税收项均出现严重的减收局面。由于税收递延等因素，未来税收收入下降将超过当期。之所以需要提高赤字率、扩大专项债规模、创新特别国债“三箭齐发”有内在决策逻辑。赤字率方面，中央财政预算内赤字率多年来守3%，估计这次有突破，但也不会太多。专项债方面，其使用目前依然受到领域限制，如，土储、棚改等，都不容许使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新的财政资金来源渠道为补充，我理解这是特别国债推出的背景。 2007年发行特别国债，是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记了个1.55万亿，按7.5汇率转出2000亿美元，供中投公司多元化投资。如果参照这样方式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好处：一是发行规模巨大，不会冲击市场；二是发行成本几乎为零。坏处：一是完全非市场化；二是需要有严格的资产相对应，否则就是典型的赤字货币化；三是利率难以确定或者说根本不用确定。 我建议的特别国债发行方式，是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发行特别国债。即，“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规模约相当于两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3万亿左右），利率相当于存款准备金利率（1.6%），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由于可抵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有购买意愿。 这样发行的好处：一是没有直接对央行发行，理论上回避了赤字货币化缺陷，回避了刚刚楼部长说的与《人民银行法》的冲突问题；二是规模巨大、筹集便捷，不会冲击现有国债市场；三是极低发行利率给市场树立新的利率标杆，利于拉动社会均衡利率水平下行；四是相对市场化，未来可能因此存在特别国债的二级市场；五是解决单纯货币政策降准释放流动性大量淤积商业银行体系弊端。 这样发行的本质是：财政货币协同配合，由财政弥补金融部门无法有效使用降准低成本资金的缺陷。 至于此次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刘院长建议发行五万亿，我此前建议至少要三万亿规模。目前看，也许达不到。从市场角度谈论这一问题也意义不大，要看中央和财政部门对局势的判断以及下的决心。先确定个总盘子，而后视情况分期发行，也许更有灵活性些。 No.3 特别国债在使用上应与“六保”对应 我非常赞成祝宝良首席关于“特别国债使用上应与资产相对应的观点”，在此愿意重复、细化他的观点。 应将六保分类，并与财政货币工具精准匹配。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保住了市场主体，就保住了就业和产业链供应链。可将特别国债采取纾困基金方式投向受疫情冲击严重行业的重要企业。以股权注资，可以实现资产对应。保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领域，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可将特别国债筹集的资金下拨地方，由地方以中小企业集合基金方式注入。此外，境外债权方面，通过多边渠道，向国际组织融资，间接保护债权，仍不必可少。这类投入也有相应资产相对应。 至于保基本民生和保基层运转，对应的财政支出不存在资产对应的要求，表现为纯的政府支出，只能从赤字考虑。从这个维度看，应“以支定收”，根据支出实际需要，确定赤字率。 当然，以上分类主要体现在财务账目处理上，真正到了财政篮子里，我们也无法严格区别开来。 No.4 应叫停“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改革 我想借这个场合，说个题外话。 去年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新税法，要义不是减税，而是“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所谓“综合计征”，是要将居民的工资薪酬、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合并作为计税基础。所谓“汇算清缴”，是要合并去年的应税所得，在今年3月1日至6月30日搞出个和美国一样的纳税季，对纳税人去年的全部收入进行综合个税清缴。虽然理论上可能出现个税退还的情形，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纳税人各项收入加总后，跳升适用了更高档次的边际税率，纳税人因此需要一次性补缴可观的税款。目前，全国除北京、湖北外，其他省市该项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疫情冲击之下，是否一定要如期实施该项改革，非常值得商榷。众所周知，我国许多大资产所有者较少缴纳个税，其个人收入主要来自税率较低的资本所得，个人支出则多以机构运营成本方式列支。个税改革不仅没有针对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这一重要缺陷拿出解决方案，反而进一步将税收压力施加在劳动要素上。 该政策精准指向的人群，是收入水平较高、来源渠道多元化的知识阶层，是他们在获取劳务报酬、稿酬、特许使用费收入。目前内外复杂环境下，率先加重这部分人群的税负，非明智之举。 去年11月初，笔者曾专门撰文，建议暂缓推进该事项。1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决定“暂定两年内对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或年度补税金额较低的纳税人，免除汇算清缴义务”。意识到清缴之不妥，让人欣慰。但原本岁入12万以下的人群基本无需补税，甚至可能获得个税返还；这种情况下，声明免除该群体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清缴补税义务，有避重就轻之嫌。 面对财政减收压力，往后推出新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难度很大。这种情况下，财税政策的目标，应是尽量保证各阶层的税收负担都不出现新的增加。灾疫之年，不必因补税，去激化与特定社会阶层的矛盾。可参照此前对于一次性奖金推迟并入当年综合所得的做法，将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改革推迟到2022年。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诸建芳 程强 从现有经验看，疫情先冲击供给后传导到需求，一定程度能够解释在4月海外疫情发展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长强于进口。此外，进口增长也一定程度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拖累。向后看，在当前进出口的特征下，预计5月进出口增长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事项 2020年4月份，中国出口金额（美元口径）同比增长3.5%（Wind一致预期-17.5%），3月为-6.6%；进口金额（美元口径）增长-14.2%（Wind一致预期-16.2%），3月为-0.9%；贸易差额为453.4亿美元，前值为199亿美元。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正文 ▌ 从中国经验看，疫情先冲击供给后传导到需求，一定程度能够解释在海外疫情发展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长强于进口。4月国内出口增速为3.5%，显著好于进口增速-14.2%的增长，主要可能是疫情冲击下，对海外供给端的冲击快于需求端。国内疫情主要集中在2月份，1-2月国内进口数据显著好于出口，主要解释为停工影响国内出口，但进口活动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可以转化为库存增加。出口即为国内的供给，进口为国内的需求。3-4月海外疫情集中爆发，海外也呈现相同的情况。而海外出口弱、进口强反映到我国的进出口数据则体现为出口强于进口，同时在贸易差额上表现为2月逆差、3-4月转为顺差（图1-2）。从4月对主要贸易地区的顺差增加来看，顺差增加额度的高低基本上与该地区在4月疫情演变的严峻程度相符合（图3）。 ▌ 前期积压订单的赶制在4月也有所体现，此外也可能存在疫情演变严峻担忧下的加速出口。3月出口跌幅较前值大幅收窄10.6个百分点主要受益于国内逐步复工带来的对前期积压订单的赶制。我们此前也强调，3月出现的积压订单赶制出口并不会在月底就结束，可能对4月出口形成一部分的支撑。目前来看4月出口超预期的原因之一可能受到4月复工进一步抬升带来的积压订单赶制形成出口放量。此外，调研中也有企业反馈由于3月中旬开始海外疫情发展严峻，海外进口厂商担心贸易活动会先行受限，因此督促企业提前发货可能加速了4月的出口节奏。从主要出口商品种类的增速来看，占比较大的商品中，纺织纱线制品（预计与口罩防护服相关）出口增速较3月回升55.7个百分点至49.4%。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4月进口增速分别为10.9%和5.5%，较3月回升了18.5和14.5个百分点。而服装和箱包出口增速持续下跌，分别为-30.3%和-39.9%，较3月分别回落了5.5和17.1个百分点。（表1） ▌除海外疫情演绎严峻影响海外供给带来的进口压制外，大宗商品价格在4月的回落也拖累了进口金额的增长。上述已经解释海外疫情下对海外供给冲击快于需求冲击，因此国内的进口一定程度呈现被动压制。此外，考虑到中国的进口结构中以原材料和半成品为主，因此4月由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也是拖累进口总金额增速的原因之一。从主要进口商品种类增速来看，出现负增长的商品中，原油、成品油、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数量的下跌程度均小于金额的下跌程度；而呈现正增长的铁矿石、铜砂矿等进口金额的增长力度也都低于进口数量增长的程度。（表2） ▌向后看，预计5月进出口压力增大。出口方面，3月中旬开始海外疫情发展严峻，纷纷出现停产停工和关闭店面的情况，调研反馈国内出口企业的订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4月PMI中新出口订单也大幅回落12.9个百分点至33.5%。预计5月出口将大幅承压。进口方面，我们认为目前的进口大幅回落主要源自海外供给收缩的压制，而非国内需求大幅回落，随着海外各地区从5月初开始纷纷复工（表3），预计对国内的进口有一定的支撑。但整体来看，进口大概率难以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5月进出口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引起了各界对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关注。早期，有疫情增加断供风险，促使企业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之忧，甚至有国外高官冷血评论中国疫情有助制造业回流。近期，又是外国政府拟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或迁址到其他国家的消息满天飞。一场疫情能够动摇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吗？ 从近两年的经验看，贸易摩擦尚未导致中国产业加速外迁 从非典的经验看，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不降反升，但有人可能会强调，2003年以来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上升是得益于“入世”红利，这与当前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和贸易局势日益紧张为标志的去全球化形势不具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变化。 理论上讲，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有可能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境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然而，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即净流量口径）与商务部流量口径的数据交叉验证表明，迄今这方面的金融冲击尚不显著。或者至少可以说，有影响，也是中长期的事情。 一方面，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不增反降。 2018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13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0%（非金融类FDI流入增长2.6%）；2019年非金融类FDI流入1381亿美元，增长2.4%。 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DI）流出143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9.6%（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0.3%）；2019年非金融类ODI流出1106亿美元，下降8.2%。 另一方面，外汇局口径的数据也表明，中国近年年来并未因经贸摩擦升级，而发生大规模的外商集中撤资和境内对外产业转移。 外汇局与商务部口径数据的主要区别：一是外汇局不仅记录FDI（或ODI）项下的流入（或流出）数，还记录撤资数；二是外汇局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全口径数，商务部的月度数据通常只是非金融部门口径；三是外汇局还包括了全口径的利润再投资和关联企业贷款数，商务部口径通常不含或者只是部分包含这方面的数据。 从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看，近两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先增后降。2018年较上年增长41.7%，这显示在中美贸易纷争初期，中国FDI逆势增长。2019年，FDI净流入额转为下降33.8%。从资金来源看，股权投资（包括股本投资和利润再投资）净流入1313亿美元，下降547亿美元，相当于FDI净流入总降幅的68.7%。但这不是因为外方撤资，同期资本金形式的股本投资净流入还较上年增长11%。而是由于外方利润再投资的减少，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利润较上年减少3.6%，为过去四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也是先增后减。2018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增长3.4%。但这不是因为中方加大了对外产业外迁力度，同期对外新增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17.1%。而主要是因为对外关联企业贷款净流出多增281亿美元，远高于同期ODI净流出增加47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减少31.7%。从资金来源看，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是主要原因，同比减少24.8%，下降280亿美元，相当于ODI净流出额总降幅的61.8%。 即便讲逻辑，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下降也非必然 短期冲击难改长期趋势。从包括西班牙流感在内的经验看，这次新冠疫情将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即便有短暂的经济衰退，也不会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按此逻辑，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将既是工厂又是市场，任何企业都恐难轻言放弃。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很难有其他新兴市场能够大量承接这种产能转移，已经产业开心化的发达国家短期内也做不到。虽然沿海地区综合成本上升，但因区域发展差异，中国存在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此外， 2003至2018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由3%上升至10%，中国贡献了18%的全球居民消费增加额。贴近最终消费市场生产和销售，仍将是外国企业扩大出口之外的另一重要商业选择。 疫情应对凸显中国优势。疫情暴发之初，外界对中方的早期应对可能还颇有微词。然而，中国1月底率先进入抗“疫”模式，到3月23日宣布本土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而2月底以来海外疫情扩散却愈演愈烈。随着越来越国家和地区进入抗“疫”状态，将会越来越能够理解面对新型病毒，人类认知的贫乏和政府应对的无力，中国模式也将会获得越来越的国际理解与认同。对于生产者和投资者来讲，更现实的是，疫情大流行之际，中国是相对安全的、前景也是相对确定的。据传日本108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有2435亿用于资助日资企业全球产业链重构。然而，这并非是针对在华日资企业，而是所有海外日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同时，这也是出于在华日资企业初期对疫情暴发将仅限于中国的误判，现在已时过境迁。 国家过度干预将得不偿失。市场传闻，有些政客抛出了所谓由政府资助本国企业回迁或者外迁成本的方案。后期均有人澄清相关报道并不准确。即便属实，对于中国来讲，也不会天塌下来，因为你不来，自有别人来。反倒是这种捞政治资本的做法，企业恐不会有太多的积极响应。因为从供应链角度看，政府仅仅负担企业的一次性迁址成本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市场开拓等费用。即便做到了，短期看，人为破坏国际分工，很可能将付出通胀的代价，推高利率水平，影响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长期看，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巨大挫败。而且，当年货币战、贸易战就令全球股灾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主要结论与建议 这次大流行未必是全球化的终结，而可能是新的起点。这次疫情的跨地域、跨领域，充分暴露了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和不足。未来的全球化有必要进一步延展其内容，不仅要包括经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还要包括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化，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加强各个国际组织或平台的政策协调。 对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分析上要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将疫情导致对外经贸人员往来的暂时停滞，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短期冲击，等同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长期调整；二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主要归咎于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而忽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基本面因素；三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简单等同于该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总体地位的变化。 短期看，新冠疫情会对外商来华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不良影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全球供应链布局更是一个结构性的慢变量。除非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严重改变了经济基本面，比如疫情应对的长期化和政治化。然而，如果疫情防控常态化了，全球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而这既可能导致经贸冲突升级，也可能促成国际经贸合作，经济脱钩并非必然结果。 中长期看，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叠加经贸摩擦的持续影响，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制造业转移趋势将会进一步显现。但是，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现在市场热炒的疫情对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影响是一种“舆论战”。我们不能自乱阵脚。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为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三次产业均衡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推动产业升级、发挥集聚优势，巩固和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进一步按照“放管服”的要求改善整体营商环境，特别是内陆地区的营商环境，推动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延缓制造业的外迁。三是在稳定出口市场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支持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不断加强国内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四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证券投资。五是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本文原发于《北大金融评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莫开伟 对于中信银行应对问题的态度，公众还是比较满意，但对事件处理的措施和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让公众觉得有故意搪塞和忽悠之嫌。事件已经发生，目前来看中信银行有诸多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5月6日，脱口秀演员王越池发布微博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在未经其授权、未经任何司法机关合法调查程序的情况下，将其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提供给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笑果文化，侵犯了个人隐私。王越池通过律师函指出，笑果文化涉嫌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查看个人银行账户信息，目前自己已向公安局报案，且向银保监会等政府监管机关投诉，要求相关方进行赔偿并公开道歉。 此事在网上发酵之后，公众注意到中信银行还算反映及时，于5月7日凌晨在官方微博上发布致歉信称，“经我行核实，近期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系开户支行，要求查询其为员工王越池先生支付劳务工资记录时，我行员工未严格按规定办理，提供了王先生的收款记录。对此，我们向王先生郑重道歉！”并称该行已按制度规定对相关员工予以处分，并对支行行长予以撤职。同时表示，在客户信息保护方面，该行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及流程，但个别员工未严格按照制度操作，反映出该行个别机构在制度执行上不到位。“我行将举一反三，全面检查，加大培训，强抓制度执行，坚决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中信银行应对问题的态度，公众还是比较满意，但对事件处理的措施和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让公众觉得有故意搪塞和忽悠之嫌。 因为整个事件至少有三个地方让人想不通，一是把责任推脱给几个经办人员或者给予相关责任人不痛不痒的处罚，过于轻描淡写，不仅起不到严惩违规甚至是违法行为的作用，且简直就是一种怂恿，也是一种典型的自罚酒三杯行为，这是让人难以容忍的。银行机构网点不是路边小杂货店，有严密的内控制度，对于存款客户个人的流水账能否提供给第三方，查询需要凭什么手续，银行员工应该知道也必须知道，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或者不能坚守，或以大客户为由可以提供个人信息查询，那这个银行机构还算什么银行机构？跟路边讨价还价的小杂货摊又有什么两样？二是仅有道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整个事件都是中信银行员工人为造成的，而非科技信息技术的漏洞被黑客攻击诱发，具有人为主观违规违法性质，银行应该对自身的过失担责并给予信息被泄露人赔偿，才能真正愈合信息被泄露者受到的情感或经济损害。而且，从法理上讲，私自将公民个人银行存款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应属于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当严厉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商业银行法》第三十条及七十三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民事、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相关责任人可能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无论如何中信银行都是逃脱不掉干系的。三是当时回应客户的理由具有行业惯性的“霸王”经营思维在作怪，说是大客户可查询信息，纯粹是店大欺主、以势压人的行为；且对法纪麻木不仁，属于典型强势集团欺凌弱小个体金融消费者的行为，也是根本不把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回事的“无赖”行为。而且，监管部门也一直有禁令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中信银行的员工故意将客户信息透露给第三方不可能不知道是违法行为，基于这些思考，中信银行的行为完全是一种耍流氓行为，足以显现基层部分中信银行员工的根本不把监管部门三令五申的有关加强客户隐私保、严防泄密个人信息的禁令当回来，我行我素，这几乎成了一种顽疾，也是银行内控机制长期得不到落实，只能停留在纸上，挂在嘴上，根本没有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真正元凶，这也是公众对中信银行这种故意泄露客户信息行为表示强烈愤慨的最根本表现。对此，不让有关人员付出惨痛的代价，很难唤醒部分中信银行的经营“良知”。 事件已经发生，目前来看中信银行有诸多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其一，及时道歉需要，而积极与客户沟通协商，拿出赔偿的诚意，给客户因此带来的损失给予经济弥补，以便平息社会公众质疑，防止事件在舆论媒体的继续发酵，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相当紧迫的，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因为积极与受害人协商赔偿事宜，这才是告慰受害人最好的态度或措施，也能获得受害人谅解和社会公众的理解。其他行为都是缺乏诚意的扯谈，也不会从根本上平息事件风波。而且，在网络信息时代，对于银行机构来说，任何经营行为都来不得半点虚伪，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金融消费者权益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任何忽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银行都会在公众面前处处碰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这次事件留给中信银行也是所有银行的最大思考。 其二，及时进行危机攻关，化解社会责议与非难，避免事件对中信银行带来较大的社会负面冲击。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该事件对中信银行整体社会形象会带来严重的影响，也导致原来一些中信银行客户在忠诚度方面的下降，甚至一些客户会弃中信银行而投奔其他银行的怀抱。希望中信银行尽快采取有效的、过硬的措施来挽回这种软性的利益损失。而且，作为一家在国内149个大中城市设有1，410家营业网点，同时在境内外下设6家附属机构，目前总资产规模超6万亿元、员工人数近6万名，2019年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19位；全行一级资本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银行排名”中排名第26位的大型银行，应该放眼长远，襟怀坦荡，拿出勇气与真诚纠错，以求得当事人谅解和民众理解。因为目前事件对中信银行非常不利，据相关媒体披露，中信银行曾经发生过类似问题，这起客户信息被泄露事件不是第一次，原来亦有反映，但多半不了了之。比如2019年9月，曾有长沙客户在网上反映自己的信息被泄密，但不知最终如何处理。同时，早在2014年，北京就有客户通过网上投诉称，“办理中信银行的信用卡，却遭到了各种电话疯狂营销”，曾质疑为“银行泄露客户信息”。同时，中信银行一份发行文件中显示，2014月1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三年时间内中信银行子公司、分支机构受到银监会、央行行政处罚的案例，多达150多起，累计罚款金额为1.1亿元。这表明信息泄露事件在中信银行绝非个案，情况相当严重，中信银行确实到了该认真纠错的时候了。 其三，以此为由，及时对内控机制进行再造，在此基础上严厉追责，绝不搞下不为例和自罚酒三杯的不痛不痒处罚行为，应该让相关人员好好长长记性，目前仅仅让基层支行行长和员工背锅是不行的，应按照银保监会曾制定的上追三级责任的监管措施，至少要追溯到省分行主管风险内控的副行长的责任，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为，警醒中信银行中高管对保护信息的重视，也让中信银行一般员工增强对法规的敬畏意识，整肃全行上下行规行纪：一是中信银行上级机构对自身内控制度进行清查，彻底梳理系统防信息泄露的问题，加大违规整改力度，尽快对全行业开展警示教育，加大员工教育引导力度，增强全员对客户个人信息的保密意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二是严厉追责，仅对相关人员撤职处分太过轻描淡写，而是应该进行开除公职之处分，并对故意泄露信息背后的行为进行严查，如果发现有暗地利益输送行为，除处以经济上的重罚之外，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移交公安和司法机构处理。三是金融监管部门在介入查处的基础上，应积极提请全国人大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密法律条款。因为这起事件再次敲响了金融监管法治滞后的警钟，对于银行工作人员这种无视规章制度、故意泄密客户信息的行为，虽然《商业银行法》有所规定，但不完整，而且让监管部门感到处置棘手，难以操作。由此，必须对原有相关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与完善，加大对客户个人信息泄密尤其是故意泄密的打击力度。从现在来看，全社会急切呼唤一部新的《银行客户个人信息保密法》出台，以此来严惩这方面的故意违法犯罪行为，加大违规违法成本，增强金融监管法治震慑力。唯有如此，才能使金融消费者个人隐私在银行机构能得到充分保护，有法可据，对于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损害客户信息安全的行为做到零容忍，一经发现，将严厉依法查处和打击，以儆效尤，增强金融监管的威慑力。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钟林楠 3月份以来，中短期限的债券收益率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下，持续下行，但10年期及30年期的长期限与超长期限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反而有所上行。 在3月9日至4月30日期间，1-5年的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了至少50BP，而10年与30年的国债到期收益率却分别上行了3BP与18BP。 收益率曲线在不对称的走势影响下，持续变陡，10-1年和10-5年的国债期限利差在4月底已经升至139BP和75BP，均超过了历史75%分位数水平。 市场对此讨论较多，很多人认为这种过于陡峭的曲线很难持续，在均值回复的作用下将重新转向牛平。 我们对此不敢苟同。我们认为这种陡峭的状态还将持续，长端利率近期的调整也会继续，收益率曲线转向牛平需要时间和催化剂。 因为从现在的形势看，让收益率曲线不断变陡的核心因素依然存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无法证伪或消除。 一方面，今年利率债的供给总量和结构要和往年不同，给长端带来的压力在5月份将继续强化。 由于稳增长的需要，今年的地方债供给明显前置，加上政金债与国债，1-4月份利率债净融资达到了2.3万亿，要比过去三年同期均值多了近1万亿。 在如此高的天量供给中，10年及以上的期限比例超过了90%，要比过往年份更高大约40%。 这无疑给银行、保险等长期限利率品种的配置盘带去了更多的选择，长端的利率也因此承接了比以往更大的供给压力。 而根据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5月底前，地方政府可以再发行近1万亿的专项债。 按照今年这种拉长发行期限的做法，我们有理由相信，5月份的这一波专项债将会带来更多的长期限债券供给。长端利率所面对的供给压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 此外，5月22日即将召开两会，在两会上，财政赤字、国债供给等具体的信息将进一步明确。 虽然这对市场并不一定会是实质性的利空，但在今年这样更需要财政出手稳经济保民生的环境下，市场总会对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供给超预期赋予更高的权重。 因此长端利率除了显性的专项债供给压力外，实际也还面对着预期的“隐性”供给压力。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的期限利差理论，长端利率更受投资者对未来经济预期的影响。 在3月份，虽然海外疫情爆发对出口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内需正在逐步摆脱封锁和隔离带来的影响，经济最差的时期已经过去，投资者对3月份乃至二季度经济反弹基本是一致预期。 在这种预期下，已经处于历史极低分位数水平的长端利率显然会受到压制。 与其去做多受经济回升压制，走势具有不确定性的长端债券，不如选择受益于货币宽而具有确定性下行机会的中短端债券。这是3月9日至4月末债券市场走势的内在逻辑。 现在我们看5月，这一逻辑依然没有发生逆转。 1、两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带来的不仅是债券供给的压力，还有投资者对增长目标的制定、更加宽松的财政与产业政策的担忧。 如果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更高，那么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力度可能会大超预期；而相反，如果低于预期，那么财政和产业政策力度会偏低。 这两种结果对长端利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在两会真正落地前，市场只能猜测会是哪一种结果，每个人的预期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投资者做多长端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不会轻易押注。 2、海外主流发达国家的疫情已经能够看到峰值和初步的拐点，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开始逐步解除封锁，重启经济。 我们暂且不说这一行为的后续演变与长期影响，但至少目前，其带来的直接效果是风险偏好回升，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恢复，消费边际改善，对国内出口外需形成边际上的利好。 3、内需修复带来的经济回升动力还没有完全释放，这意味着现在即使没有政策上的刺激，经济也能在回归常态的力量下继续反弹，直至经济完全恢复常态。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数据上得到间接的印证。 一是根据商务部和工信部的统计，全国中小企业在4月中旬的复工率是84%，全国生活服务企业的复工率在5月初也在80%-90%左右，均未恢复常态。 二是mysteel统计的234家建材贸易商的日均建材成交数据，在4月份，达到了23.45万吨，是近四年来的新高。受国内疫情防控影响的项目建设进度，在疫情趋于结束后开始加快赶工。 对长端来说，现在为数不多的利好可能是依然处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但在4月3日央行宣布调降IOER后，市场一直期待的，隔夜利率向0.35%靠拢的趋势一直没有出现。 为了继续扩张信用、稳经济与保就业，货币政策现在退出宽松不太可能，由于后面国债与地方债要继续大规模发行，货币政策配合是大概率事件。 但在国内企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经营、存量债务风险已经减弱的背景下，央行是否会愿意让资金利率进一步向0.35%靠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利率互换在4月8日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下行趋势减缓来看，市场对未来资金利率的走势也开始变得谨慎。 如果随着经济现在自然的反弹，央行让资金利率波动加大，重新恢复2019年“相机抉择”的政策模式，那么本就依靠宽松预期维持震荡的长端利率将加速上行，这一轮长债调整的幅度将更大。 而如果为配合国债与地方债的发行，央行继续降准降息，那么投资者更好的选择依然会是做多更具确定性的中短端债券。 长端在经过前期的调整后，会有所下行，但会继续因为财政刺激的加码，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回升预期，而制约其下行的幅度。收益率曲线依然会变陡。 曲线要转向牛平，首先需要让现在的长端利率充分预期财政刺激的力度和经济回升的幅度，然后还要非货币宽松的因素来催化。 潜在的演变路径可能有： 1、两会结束后，财政刺激的因子落地，不及市场隐含的预期； 2、经济从防疫封锁和隔离的深坑中脱离，完全恢复常态，自然修复形成的经济反弹力量结束，经济开始进入政策效果验证期，在外需的作用下，重新停滞或下滑； 3、海外在疫情未结束前便重启经济产生了恶果，海外疫情出现二次爆发，风险偏好重新回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恢复消费是当务之急。消费和投资不一样，消费是个人为主，投资是企业为主，消费比较市场化，投资有一定的政府主导性。刺激投资，我们很有经验，从4万亿到新4万亿，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刺激消费，我们的经验并不多，或者说，本身这就是难度更大的一件事。 从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消费者的决策更加主观，刺激消费不能弯弯绕绕，最好简单明了，就像是双11规则搞的太复杂效果往往不好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消费券可能是刺激消费的不二之选。 今天围绕消费券讲三方面问题：为什么发？怎么发？发多少？ 为什么要发呢？ 第一，基于疫情对经济冲击性质的判断，4月份以前，大家最担忧的实际上是生产停挨，4月份以后最突出的矛盾还是需求下降，刚才几位也提到了。这种情况之下，启动生产必须得从需求端入手。 第二，现在其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现状是不一样的，贫困群体实际上面临生死问题，吃不上饭问题。中低收入群体无非是所谓收入缩减，是松和紧的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无非是所谓资产缩水多和少的问题，我特别同意前面几位专家讲的，这次宏观干预政策的要害其实在什么呢？守住底线思维，实现民生救助。我们对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对失业的影响，确实有点低估了，或者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冲击，目前我看过几个机构的预测，失业和亚失业人群，有人公开讲了之后很快删掉了，群体应该在7千万到1.5亿人左右，这是非常庞大规模，是及其吓人的，我非常同意陆挺讲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我们对社会脆弱性认识严重不足，今后我们面临的社会压力非常大。 怎么发消费券？ 从发放主体角度来说，其实政府也可以发，企业也可以发，政府和企业可以联合发，昨天参加了一个会，很多互联网公司做了大量这方面工作。总体来看，发放力度不够，规模是不大的，现在发放的主体基本是地方政府为主，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各地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政府、企业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发放消费券。具体说是现金？还是券？还是通过微信红包？还是动作支付宝，我觉得都可以。从发放群体角度，我觉得特别有必要讨论一下，从贫困群体角度来讲，我建议直接发现金，刚才汪老师讲的问题，直接现金收入补贴， 从中低收入群体角度来讲，我建议直接发放消费券，政府可以直接发，也可以和企业联合发打折券，有很多技术环节，有些券可能利用率不高，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大家已经探索出不同模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顺德区发放的额度和形式都不一样，鼓励各个地区试，对于高收入群体不用发了。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这次宏观干预政策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经济治理权限要果断的下放给企业、地方政府、协会。 发多少消费券合适？ 从目前情况来看，力度是不够的。对于社会冲击的估计是严重不足的，各地财力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不管叫抗疫债，还是叫特别国债，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收入补贴，用特别国债或者用抗疫债直接补贴给贫困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有的人建议1万亿，有人建议发3万亿，不约而同，这个要探讨，我没有认真测算过。但是，至少像专家提出来的，发1.4亿抗疫债用于收入补贴和消费补贴，我觉得是可行的。而中央发的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作用，假定1.4万亿抗疫债，我建议其中三分之一重点投向湖北和武汉，1.4万亿抗疫债能够起到像2009年经历的4万亿投资的效果，同时鼓励各地根据本地财力、根据本地情况因地制宜的发放现金和消费券，针对不同群体。当然，很多人马上会质疑特殊的国情是不是有很多统计数据或者特定人群底数是不清楚的？发放收入补贴和消费券可以和扶贫攻坚结合起来，总各地对扶贫攻坚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来看，你会发现贫困群体的底数我们是很清楚的，不然不会出现有些省2019年公布还有25户没有脱贫，这个底数很清楚，到基层、到县、到镇街、到村你发现贫困群体的底数比较清楚。 简单地说，我建议还是休养生息，与民休息。其实宏观政策现在的发力点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阶层属性，这次疫情的冲击，影响最大的还是贫困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政策着力点一定要把他们作为重点。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德林 这两天，关于前浪、后浪的讨论多了起来。长江后浪推前浪，“93年美女手握400栋楼”的消息，引发后浪集体惭愧，前浪集体沉默，但那毕竟是凤毛麟角。春暖花开，已经被疫情压抑了数月的房地产，也开始复苏，后浪，你们该怎么去买房？ 后浪指的是新生代的90、00后，他们很多不用担心买房的问题，70、80后的前浪们已经给他们买下了大把的房子。后浪们不甘平庸，喜欢选择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闯荡，那些在二三线城市的房子对于他们来说意义不大，就算抛售，在北上广深说不定还不够首付款。 现在后浪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房价到底是涨还是跌呢？ 国家电网说要退出房地产，国家电网旗下的鲁能地产那可是房地产大户，这是央企退出房地产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央企退出房地产影响有多大呢？央企房地产2019年营收超过9400亿，千亿俱乐部有三家都是央企，分别是保利、中海、华润，地产销售规模都在2000亿以上。 央企手上握着大量的房子，曾经是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器。现在央企退出房地产会让房价大跌吗？想多了，除了这些年央企要回避与民争利，不断从房地产市场撤离，回归他们国民经济柱石主业外，更重要的是，央企房地产在竞争中已经没有什么绝对优势了，看看每年销售排名，前10很少见到央企的影子，都是恒大、碧桂园等为首的民企。 央企退出房地产不会左右房价的天平，人口、土地和金融才是关键。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看看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链迁移就能发现，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不断地消失。城市里超过55岁还在买房的恐怕只是少数，那些有房的老年人未来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手房。 除了老龄化，新增人口同样不乐观。放开二胎政策，人口出生率并没有提高，2019年10.4‰，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出生率最低值。在出生率降低的大背景之下，未来10年城市化的人口差不多1.5亿。而房地产黄金期前夕的2000年，城市化人口超过6700万，可想而知，随着前浪们的老去，未来进城的后浪们减少，房子回不到之前的疯狂。 土地价格方面，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善，财政通过土地收入换取城市建设的速度会放缓，土地财政的需求会削弱。加上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开发，未来土地的供给量会加大，土地价格自然不会出现大幅度上扬。加上广义货币M2这三年增速连续下滑，已经降到了9%以下。 深圳出现炒房，北京立即就派出了调查组，金融的杠杆控制之后，炒房变得无利可图，资金岂会陪着太子读书呢？未来房价没有暴涨的基础。 当前，平稳健康的发展是关键，现在居民70%的资产都押在房子上，而这部分资产绝大部分又押在银行，房价的涨跌关系到金融系统的安全问题，现在居民部门的杠杆最高地区，比如北京已经超过87%。而绝大多数杠杆都是加在房子上的，一旦房价出现大幅度下跌，那么银行资产就会出现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因为各种资源的虹吸效应，依然是进城人口最多的地方，那种人口净流出的地方，房价还想涨？看看东三省，再看看大西北，几十块钱一平米的房子都有。后浪们想在北上广深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在买房这一块要等到房价大幅下跌，短期看不太乐观。 除了之前深圳出现暴涨被北京调查组调查，北京、上海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都在假期出现了报复性反弹，甚至短短几天假期就出现去化超过70%的记录。后浪们在奋斗的时候，前浪们还在囤房。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