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在国内疫情和国际金融动荡、市场低迷的双重冲击之下，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超乎寻常。特殊之年的非常之时，需要有非常举措，应当客观全面理解各方瞩目的“新基建”作为当务之急的重大意义；同时，新基建又是为我国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后劲，形成长久支撑的中长期战略选项。 在我国稳中求进、奋战新冠肺炎疫情并力求实现高质量升级版发展的过程之中，新基建的重要意义正在不断凸显。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导，与5G商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被定为新基建的具体内容。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稳定制造业投资，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基建。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严重冲击的局面下，为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的政治局常委会，在进一步强调加快新基建时，又明确地增加了其中“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而且特别指出“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新基建”不是“4万亿”等投资举措的重复，这次的“新基建”强调的是与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前沿——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紧密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吸取上两轮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经验；在资金来源上，政府债务资金、产业引导基金等会跟ppp等机制创新相结合，注重新的投融资模式。 “新基建”支持“战疫情”、打造“新经济”，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 新基建的特点和与传统基建的差别主要在何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其与新技术革命前沿——科技生态升级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高科技端发力而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全局。从经济理论视角解读这种“新基建”的功能作用，其是从经济发展的条件建设切入，形成新技术革命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形势下由相关硬件、软件合成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持诸多的创新机制与科技成果应用的结合，为新制造、新服务、新消费打开广阔的空间，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发力于科技端的“新基建”，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定背景下，对于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挖潜力的现实意义，更是十分明显。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在观察中。目前全球都出现了严重疫情，这是原预想中最坏的一种情况，一定会影响到各主要经济体，也必然在全球产业链互动互制中冲击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在二季度召开的“两会”，要给出年度的引导性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设定的研讨，必须紧密地跟踪经济态势，全面考量。 我认为，为了提出一个全盘考虑的适当增长目标，应该做好经济态势出现急剧变化后的全局应对方案，借鉴1998年朱镕基总理下决心推出的非常举措，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特别国债，启动大规模由政府牵头的投资项目，有力度地扩大有效投融资。除了现在提出的“新基建”和配套的政府投资外，关键是要有好的投资机制，其实前几年推进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建设与运营的创新模式）就是很好的尝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虽然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决不代表这种模式自身有问题而要被“叫停”。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财政已在过紧日子，但是可调动的社会资金还是相当可观的，以PPP创新而“四两拨千斤”地、绩效升级地扩大有效投资和扩大内需，势在必行。 如果投资绩效可以被较充分地激发出来，今年全年的GDP增长目标仍然能够保持在5%以上的增速。今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5%以上的增速也可以配合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立足当下加快新基础建，将助力稳投资、扩内需，解疫情冲击下的燃眉之急，不但要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且要形成发展后劲，助力2020年后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基建在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融资，在形成网络建设投资的同时，吸引国民经济各行业加大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资本投入。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在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9年已达到一万美元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这已是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如我国未来5年至8年仍可保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人均国民收入有望冲过1.3-1.4万美元的门槛而坐稳高收入经济体的交椅。但这个“冲关”从全球统计现象来看，前面70年左右时间段上，成功率仅有十分之一，是绝大多数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的一道大坎，对于追求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中国，这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考验。为使我国在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基础上，避免出现情况变化中低端竞争不过发展中经济体的低劳动成本，高端竞争不过发达经济体的高科技、高附加值比较优势的“夹心”窘境，必须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增长方式转型的高质量发展。 着眼长远，加快新基建将以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一是为万物互联奠定新基础。信息网络高速移动互联正在发展并向传统基础设施渗透延伸，形成万物互联、数据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实现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二是融合引领拓展新空间。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蕴涵巨大的发展潜力。测算表明，部分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比重已经超过50%；我国数字经济2018年名义增长20.9%，远超同期GDP增速，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三是创新驱动打造新动能。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加快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引发群体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经济增长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四是转型升级实现新变革。回顾历史，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支撑了分别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为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新型基础设施则将助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依托。 所以，新基建是以“新经济”推动和引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形成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达成“新的两步走”现代化目标的极为重大的战略举措。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中国总体而言经过改革开放时期，已从一个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十余位、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一百多位的落后大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2019年升高至1万美元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客观地评价，几十年高歌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已成“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未能具备引领科技创新世界潮流的高端能力和前沿水平，要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新境界接近，必须义无反顾地告别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奋力打开“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乘数效应的空间，使信息革命前沿的数字科技的开发和运用，逐步上升到世界领先状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以新基建支持这种发展，我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如对中国的工业化作总体评价，还只是走到了从中期向中后期与后期转变的阶段；工业化进程必然推进和伴随的城镇化，考虑到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仅为44%左右，那么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在50%上下，未来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城镇化快速上升空间，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也要走二十年才达到国际经验表明的告别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拐点70%以上。 ——与工业化、城镇化必须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市场化、国际化，将强有力地继续解放生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潜力空间的不断释放，表现为中今后数十年内国不断追赶、志在赶超的经济成长性。 ——现今时代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还必须插上高科技化（即人们所说“信息化”）的翅膀，那么在急起直追的超常规发展中，中国再也不可错失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建成现代化的未来“新的两步走”战略推进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地必须使高科技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使整个国民经济提质增效。 ——千年之交前已启动、在21世纪前20年得到强劲发展的中国高科技产业，以数字化企业平台为代表，已形成令全球瞩目的强势产业集群，如依托数字化平台的BAT+京东、苏宁、美团、顺丰、拼多多等，还出现了华为这样冲到世界同行业最前线、已走向全球的科技开发型大规模标杆企业。以腾讯公司为例，其作为全球（云计算服务模式之一的laaS）市场增长最快的云计算厂商之一，目前全网服务器总量已经超过110万台，是中国首家服务器总量超过百万的公司，也是全球五家服务器数量过百万的公司之一；目前已在天津、上海、深圳、贵阳等地拥有数座大型自建或合建数据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腾讯AI Lab通过[Ai+游戏]与[数字人]探索了人工智能领域两大重要难题：通过人工智能和多模态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医疗、农业、工业、内容、社交等领域都形成了颇有价值的应用成果。但我们也需承认，比照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新经济”发达水平和原创能力，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处于以学习、模仿为主的“跟上潮流”的阶段，比起“硅谷”的“引领潮流”，我们亟需奋起直追。而这一追赶过程中，新经济所应匹配的大量基础设施，就亟需以新基建投资来形成。中国几十年间已形成的较完整的产业链、相当雄厚的原材料和各类设备的供给能力、与全球各经济体十分广泛的合作关系，都将为新基建在本土的大有作为，提供各类必要的配套因素。 新基建必须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与“制度基建”一体化 已有论者强调：制度建设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应紧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的优化，重点放在“放水养鱼”的改革初心与“一百年不动摇”的中国特色契约精神之上，通过法治的可置信承诺，让民间投资更有信心，让企业家成为“新基建”的主导（西泽研究院赵建教授网文）。这是很有道理的。 全面地看新基建与“制度基建”，绝非“二选一”的排斥关系，但二者又明显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新基建是物质生产领域里与生产力直接相关、打造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引领力、支撑力的投资事项，“制度基建”是制度规则领域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于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任务。按照新供给经济学达成的认知，后者是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生产力解放，所以与投资建设活动相比较，其更为深刻和更为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之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还不是目的，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之所在，所以从这种“抓改革，促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来说，在改革解放生产力进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民幸福生活，才是努力奋斗的归宿。 认清这种关系，现阶段大力促进新基建，当然要充分注重紧密结合改革与机制创新“啃硬骨头”，克服现实中的阻力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产权，培育契约诚信文化，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实质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导和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共赢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弘扬，也要大力推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机制创新。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应有的“一体化”推进。 新基建中，民营企业和PPP颇有用武之地 应当指出，“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民营企业是冲锋陷阵而战绩最为卓越的领军者。我们需要承认，在“互联网+”式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BAT+京东、苏宁、顺丰等以数字化平台公司定位而在中国土地上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并影响世界，并不是偶然的。在这类有“颠覆性创新”使命的高新数字科技公司为冲过其发展“瓶颈期”而“烧钱”的艰难过程中，成功率极低，但一旦冲关成功，便可能“一飞冲天”。民企的机制特点，使它们在耐受力、决策特点、市场考验下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一般都优于国企，所以在这一领域，终于有几家企业成为“风口上的猪”而扶摇直上成长为巨头，而它们几乎清一色均为民企。这一方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企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对优势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们看清“新基建”与民企、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型民企进一步发展的天然联系：信息化新经济在中国，已客观地形成以民企为主要市场巨头而蓬勃发展的局面，新基建将极大地助力于信息化新经济的升级发展，那么由此而打开的潜力、活力释放空间，自然会为BAT三巨头和京东、苏宁、顺丰、美团……等民企而更显著地展开，并助益于它们所联系的上、下游广大的企业（既包括国企和包括民企），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其中基本为民企成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民企的这种获益前景不是单方的，与民企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包括混改中形成的产权纽带联系，也包括业务合作联系）的国企，也一定会从“新基建”中获益。 还应看到，新基建的实施，更为民企、国企以投资者身份进入项目建设领域，提供了值得高度重视的用武之地：为数不少、规模浩大的新基建项目，从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物联网等，要一直对接“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食物冷链”等大型、长周期项目，以及与它们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设，投融资要求巨大，那么在应对全球疫情冲击、国家各级财政吃紧（必须“过紧日子”）因而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制约情况之下，新基建一定是会要求政府以小部分财力“四两拨千斤”地借助PPP等创新机制，形成政府体外资金的拉动、放大的“乘数效应”，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广大企业的资金力量，形成伙伴关系来共同建设，其中蕴含着难得的企业投资发展机遇。无庸讳言，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当地方辖区内的新基建以PPP方式进行时，政府方一般首选的是国企，但中国之大，项目之多，周期之长，决定了国企肯定对这些项目是“吃不完”的，许多有实力的民企，一定会像前些年PPP项目40%以上会落于民企那样，得到做PPP开发主体的机会——这一大块“用武之地”其实就在眼前。而且，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拿下了某个PPP项目的SPV（特定项目公司）主导权之后，该项目展开中的不少子项目、合作开发项目、业务对接项目，都会既对国企也对广大民企打开合作之门。 总之，不仅新基建的成果会使许多民企受益，而且新基建还从项目建设开端，就提供了国企、民企、外企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关注。 地方政府必须“守正出奇”：力求辖区供给侧改革形成高水平定制化方案 不同城市、不同地方政府辖区发力“新基建”，既要掌握贯彻中央精神的一致性，又要充分考虑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差异性，力求在共性与特性正确结合的处理中，“守正出奇”地有所作为。其实，这正是中央所强调的实现现代化治理和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在原来强调总量为主的“反周期”需求管理的阶段上，各地决策更多是跟着流动性（银根、财力）松或紧的宏观调控走，本地结构性问题的处理虽然不容回避，但并未清晰地总结到纲领性的调控理念上，而现今作为主线的供给侧改革，更多正面展开而要形成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既包括当地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的制度结构问题，也包括当地生产力布局、产业集群培育等产业结构问题，以及一系列涉及民生、社会管理的收入分配的结构等问题，客观上要求“一城一策”、“一地一策”地形成高水平定制化的通盘解决方案。这一套系统工程式、“顶层规划”式要一览无遗覆盖本辖区所有改革、发展、稳定事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发展战略规划）水平如何，能否在历史性检验过程中交出高分答卷，是必然延续的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事项，其中的基本要领，我认为是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成功结合的“守正出奇”，以实现超常规高质量“追赶——赶超”现代化发展战略。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找到一个“通用模式”来套用。制定本地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应积极吸引专门人才的智力贡献，“引入头脑支援”，即以课题研究、国内国际专家论证等方式“购买智力服务”为我所用。 同时还应提到，在各地注重以新基建为重要内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新基建、老基建的关系需处理好。在不少场景下，概念上可区分的这两类基建必然发生重叠和协调呼应的问题。试想，已在加快发行进度的地方专项债和今年将发行的特别国债可用资金，对应的项目都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但如说这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里，完全是旧基建那可未必，有些新区、增长极区域，已经在原专项强项目上就包含着新基建的内容了。那么在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以后，更多的重点，会放在主打新基建这个支持我们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投资事项上，但也不能说它一点就不涉及到旁边的一些什么老基建，因为这些新基建可能在物理形态上跟旁边的传统基建是打成一片的。比如我们设想，中央强调的支持5G的这样一套硬件设施的建设，它集中在一个新的开发区，这里面还有数据中心，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等，这都叫新基建，但是这个开发区它一旦成了气候，周边的房地产是不是会顺应着进入一个跟着发展的向上的发展过程？这个一般配套的这些房地产，以及架桥、修路等等，被人认为是老基建，却不能否定它们有其重要的不可缺失的配套作用，那么资金上不可能截然划开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发展事项一刀两断，专项地方债就只做老基建，特别国债就只做新基建，做不到这样截然分明。新基建投资可能会带动着周边的一些项目跟进，跟进的时候也不排除调剂使用、结合使用，有的时候是拼盘项目，有的时候是打包项目，这些事情总体来说是形成一定的重点，在各个具体的场景下需要有它们一定的协调配合，甚至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将是实际生活中间要发生的具体情况。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吴晓灵 近日刘尚希院长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建议引起了议论，我想谈谈看法。 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货币银行学中并非新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是对财政的支持，也借此吐出基础货币实现信用扩张并创造货币。之所以中央银行不直接购买一级市场的国债，是希望对政府财政有一个市场约束。在非常时期央行也可直接从一级市场买入国债，只要央行的买入量不超出货币政策的目标需求，则不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各国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买入国债外还直接买入商业票据和证券，这是金融危机中社会信用传导机制不畅的无奈之举，但也不是无限创造货币，其买入量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为限。在未达目标前可声称无限买入。从上述理论看，不是财政赤字不能货币化，而是看两个问题：一是货币化必须以货币政策目标为限才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财政政策要有效率才不会伤害经济。经济危机时期财政赤字的比率不是不可扩大，此时要在挽救经济与财政纪律中做权衡。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不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也不是不可以央行直接买入国债，而是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否合适，效率如何。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央行也在通过再贷款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因而，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1）我们的财政政策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为主，还是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主；2）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是加大政府投资或政府补贴投资为主，还是救助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为主；3）财政对困难人群的救助能否精准，减少跑冒滴漏；4）当前情况下用结构性信贷政策与用财政政策调结构哪个相对更有效率。这些问题清楚了，财政赤字自可扩大，手段自可选择。 附：以下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4月27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议上的发言。 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 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现在对财政政策讨论非常多，但怎么理解当前的财政政策？怎么样实施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深化讨论。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来，要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怎么去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是不是提高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发行特别国债，就等于积极有为了？我想这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因为赤字债务是一个筹资的视角，钱从何来？我认为，按照量出为入或者以支定收的财政逻辑，应当先考虑干什么，然后再考虑钱从何来，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财政政策要以风险管理为导向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我认为财政政策的重心应当是先考虑干什么，钱花到哪里去，如何花钱？按照传统的思路是公共投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了适度扩大公共消费。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说的。有没有超越传统需求管理路径的新思路？按照政治局会议精神，在“六稳”的基础上着重要实现“六保”，我认为“六保”就是一个新思路。它摆脱了传统的需求管理的路径，实质上转向了风险管理的新框架，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共同去对冲风险、隔离风险、分配风险。政府转向风险管理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举措，而是一个长期的方向。因为我国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的发展轨道。这次疫情给经济发展的冲击，就像一个正在运行的物体受到重大的外力冲击，从而使这个物体的运行轨道一下变了，进入了一个新的运行轨道。这个新的运行轨道将是一个高风险的轨道。这既是指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包括我国的发展，直接进入了高风险的轨道。从这点来看，基于公共风险的管理应将成为今后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要以风险为导向，也就是以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为导向来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权衡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据此制定和调整财政政策。 我认为，“六保”就是经济运行面临的六大风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以对冲这六大风险为目标。如果把这六大风险实现了对冲和隔离，使之没有连成风险链，那么中央确定的政策目标也就实现了。从这点来看，“六保”的思路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思路。它摆脱了原有的需求管理的政策路径。这次提出来的适度扩大公共消费，跟以往只是注重投资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更有助于隔离民生风险，防止扩散。疫情的冲击使整个宏观经济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对当前财政政策的理解应超越传统的需求管理，应寻求一个新思路和新框架来支撑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 在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虽然我们要对冲风险、隔离风险、分配风险，在“六保”的指导下实施财政政策，但这并不等于钱从何来不重要。目前，特别国债的规模和用途去向尚未公布，我想在这里进行一些分析。 特别国债之所以称之为特别国债，在用途或是在发行方式上应该有其特别之处。当前我们面临新的条件，包括疫情，也包括全球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的新态势。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低利率，都没有刺激起通胀，表明现在的通胀机理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了，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显然，把宏观杠杆率（货币存量比GDP）的上升视为宏观风险上升，可能是一个误判。 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这次的特别国债，如果由央行直接购买，不但可以避免国债向市场发行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且可以产生和央行扩大货币供应不同的效果。通过财政定向发债，能更加有效地对冲前面讲的六大风险点。目前我们没有必要担心通胀的问题，现在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主要是受供给的影响，而不是受需求的影响，而且是结构性的。从2008年以来的观察表明，货币存量的变化几乎难以影响消费物价。现在整个货币运行状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胀的机理也发生了改变，财政、金融的结合可以考虑突破传统的财政不能透支的老思路。过去之所以强调财政不能透支，是因为担心赤字货币化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现在看起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为零。国外十多年来的量宽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需要反思现有的经济理论包括货币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实行新的组合。 从更高的层面来讲，财政赤字、国家债务以及央行发行的货币都是基于国家信用，在这点上是相同的。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规模上，根据当前“六保”的要求，既要针对市场主体，又要针对社会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对冲风险需要比较大的力度。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政策来匹配。我认为，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在适当的时候央行可以缩表，以防资产泡沫。缩表时，可以考虑将特别国债卖给商业银行。这是一个无风险资产，卖给商业银行可以调整它的资产结构，通过财政途径发出去的货币可以回收。即使有通胀问题也有办法对冲，货币发行引发通胀有滞后性，可以打时间差，不影响在一定规模、一定程度上进行赤字货币化。至于法律的限制可以由人大特别授权来解决。 这样比货币政策仅在再贷款、降准降息方面采取措施更有效。目前，货币政策传导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到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在操作上有难度。比如，商业银行如何把钱给到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成本约束和风险约束，即使靠行政命令也行不通，因为商业银行毕竟是一个市场主体，不能不讲成本和风险。把这部分钱通过央行给到财政，财政再去救助相应的市场主体，这样在操作上更具有便利性。特别国债不计入中央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这样可以解除对赤字率出现跳跃性猛增的担忧。其实，央行零利率购买特别国债，也可以视为国家货币发行收益（铸币税）的一次转移，故而可以不计入赤字。 总之，在当前条件下，要有非常规的政策思路和政策方案。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应当纳入到一揽子的政策方案中，要发挥政策的“规模效应”，以一个完整的专门预算方案体现出来，而不应零散出台政策，否则，在引导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方面作用有限。因此，我一直主张要有一个专门特别预算，用途主要是围绕“六保”，而资金来源就是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有一部分指标也可以挪到中央政府债务中。现在进一步扩大地方专项债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找项目越来越难。从控制债务风险的角度，不应一味让地方发债、让地方去对冲风险，因为地方尤其是基层的风险控制能力比较弱，不如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来做，中央财政债务从其占比和规模来讲都比地方小。在疫情冲击下，对冲风险的职责应当更多由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来承担。 财政政策要有一定的力度才能对冲疫情冲击 财政政策要有一定的力度，如果力度太小则不足以对冲当前疫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疫情的冲击，从国内来看似乎已经大大缓解，表面上看即将过去，而全球的疫情对我国产生的冲击是很大的，其影响将不是短期的。问题是，域外疫情对我们的冲击带有一定隐蔽性，不是非常直观。尤其国内疫情受到控制之后，产生了某种幻觉。其实，在这方面市场主体的感受很深，海外的订单大幅取消，海外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等都受到了限制。这种情况恐怕不是短期的，至少会延长到今年年底。要保市场主体、产业链和供应链，须要有足够的政策力度，而且十分紧迫，形同救火。 先应对生存风险，再考虑发展问题 我们现在还是仍然处在怎么样“保”的阶段，要防止资金链、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防止市场主体大量减少。有嘉宾谈到，疫情发生以来，46万的市场主体注销。要避免大面积的倒闭，还有失业的问题。我国的失业具有一定隐蔽性，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一部分失业隐性化，比如农民工回到农村老家，吃饭问题勉强可以维持，但是其收入减少了。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目前阶段对市场主体、家庭、个人、医院等等，还是把应对生存的风险摆在首位，发展的风险在其次。在生存的风险大大降低以后，才谈得上发展的问题。现在的财政政策远没有到刺激政策的阶段，现在还是要保生存，使生存风险最小化，从而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财政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发力。在具体操作上，财政政策有空间。如向企业注资，购买企业债券、票据、股权，联合金融机构向企业贷款等等。总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要形成组合，超越部门利益，形成一种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像联防联控机制一样才能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3月15日，美联储第二次紧急降息至零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23日宣布对购买的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BS）不设上限，标志着美联储“零利率+无限QE”的“王炸”组合形成。与之相比，中国央行被认为无论降准还是降息都显得较为保守。那么，美联储火力全开，中国央行要不要跟呢？ 一、美联储大招频出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从2月27日至4月8日短短六周时间内，美联储扩表1.92万亿美元，美联储总资产升至6.13万亿美元，相当于去年美国名义GDP的28.6%。无论从绝对额还是相对值看，都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峰值4.55万亿美元（2015年10月14日）和25.9%（2014年末）。然而，美联储走到今天，也是苦乐自知。 （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半途而废的后遗症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采取了“零利率+QE”组合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13年中，伯南克离任之前释放了QE退出的信号。耶伦2014年初接任后开始减少并停止资产购买、五次加息、持续缩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鲍威尔2018年初继任后连续加息四次并缩表，但2019年为应对贸易局势紧张的冲击而三次仓促降息并重启扩表，中断了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到2019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不到2%，美联储总资产与名义GDP之比仍将近20%，远高于上次危机前6~7%左右的水平，较前期高点仅降了约6个百分点。 以往每次降息周期，政策利率都是从百分之五六往下调，而今年两次闪降就已至零。在3月15日推出零利率并重启QE后，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排除了负利率的政策选项，资产负债表操作就成了美联储的不二选择。当美股四次熔断、发生股灾后，美联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证明其工具箱里确实还有“弹药”，才有可能阻止股灾演变成“信心危机——信用紧缩”的流动性螺旋。因为从上次危机的经验看，一旦出现全面的流动性危机，发生机构被挤兑乃至倒闭，则救助成本将会显著上升。 （二）与美国疫情应对政策出台的次序和搭配有关 上次危机中，美联储大举购买有毒资产，支持了经济金融稳定，促成了美股长牛和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景气。但这次疫情蔓延是新冠病毒所致，对此美联储无能为力。同时，货币政策能够刺激需求，却解决不了供应链的问题。 但直到3月11日晚特朗普总统电视讲话，发布旅欧禁令之前，美国政府对于疫情扩散风险总是遮遮掩掩、轻描淡写。这令3月3日美联储的闪电降息按下了“恐慌键”，当天美股不涨反跌。9日，与油市崩盘叠加，触发了年内美股第一次熔断；12日，因旅欧禁令又触发了第二次熔断。13日，美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才正式全面进入了抗“疫”模式，当日美股不跌反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货币政策只能缓解企业资金链压力，却不能解决企业现金流问题，后者主要应该是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而财政计划需经过繁琐的、不确定的立法程序，在国会多次被搁浅。时间不等人。美联储不得不冲锋在前、单兵突进。3月15日，美联储二次闪电降息至零并重启QE，进一步加重了市场恐慌；次日（16日）和18日，触发了美股年内第三、四次熔断；23日，宣布了无限QE的措施，但当天美股依然下跌。 随着2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顺利过会，公共卫生政策防控为主、财政货币政策对冲为辅的一揽子疫情应对措施全部到位，才缓解了市场恐慌和信用紧缩。自3月24日以来，美元指数、泰德利差（即3个月美元Libor与3个月美债收益率之差）和市场恐慌指数VIX等高位回落，美股大幅反弹，美债和黄金价格也止跌回升，无差别抛售一切可变现资产，逃向美元现金流动性的市场乱象才暂告平息。 综上，由于应对措施次序本末倒置以及缺乏财政政策配合，资本市场对美联储并不买账，迫使美联储一条血路杀到头，以免股灾滑向金融危机。美联储这种破釜沉舟的打法只适合速决战，而一旦陷入持久战，则每次政策效果不彰，都会损害其市场声誉，增加其救市成本。 二、中国央行所处环境在某些方面要优于美联储 （一）中国央行是少数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的主要央行 一是中国的政策性利率依然为正值，且离零利率较远。如截至4月20日，一年期MLF利率为2.95%，一年期LPR为3.85%。 二是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中国银行业目前的法定存准率平均为9.4%，在国际上仍处于较高水平，也高于本世纪初中国遭遇资本大量流入、储备持续增加之前6%的水平。同时，通过定向降准引导银行给民企和中小微企业放款，还进一步拓展了存准率工具的运用空间。 三是中国央行总资产与名义GDP之比较高点已回落近30个百分点，低于上轮资本流入启动之前的水平。下一步，按照 “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抓落实”的工作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结构性工具创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中国疫情暴发之初，曾有人建议，刺激政策要出手早、出拳猛。然而，这次大流行百年一遇，全球都缺乏现成经验。至少，起初我们并不清楚拐点在哪里。如果那么干了，很可能在疫情第一波冲击时，央行就已把“子弹”打光。那么，碰到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酿成的第二波，甚至还可能会有第三波、第四波冲击，陷入弹尽粮绝质疑中的央行将会被置于险境。这很难说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好。 （二）中国央行没有流动性救市之虞 美联储发射“超级火箭炮”的一个现实考虑是阻止股灾演变成流动性危机。但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出现这种情形。 首先，货币市场利率下行。2月3日起，中国央行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2月3日至4月17日，中国境内的DR007日均为1.882%，较年初至1月23日回落了57个基点。当受疫情扩散影响，股市震荡加剧时，没有导致国内流动性紧张。2月20日至3月23日，美股遭遇了七连跌、四熔断，发生股灾，但2月21日至3月24日中国日均泰德利差（即3个月Shibor与3个月国债收益率差，衡量市场流动性和信用松紧程度的常用市场指标）59个基点，低于年初2月20日日均89个基点的水平。 其次，股票市场交投活跃。尽管受海外股灾的影响，2月21日至3月24日中国股市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但同期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1.01万亿元，高于年初至2月20日的日均7844亿元。同期，上证综指跌幅3%以上的交易日仅占到17.4%，远低于道指该项占比47.8%的水平。而且，即便国内股市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却未像2015年股市异动时期那样出现大面积跌停，股市流动性枯竭。 再次，外汇市场运行平稳。自1月底暴发疫情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震荡加剧，围绕7比1上下波动。尽管如此，一季度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482亿美元，远超去年同期的顺差166亿美元。3月10日（美股第一次熔断次日）以来，美元指数飙升，非美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带动人民币汇率由升转跌，重新跌破7，但市场预期基本稳定。3月10日至4月17日，境外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平均为0.58%，略高于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1月20日日均0.38%的水平。 中国金融市场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1月底就出台了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这是对经济金融运行影响最大，但也是阻断疫情传播有效的措施。后面再出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是经济对冲措施，是给市场“糖”吃。二是抗“疫”之初适逢春节长假，中国得以用较低成本实现了居家隔离和停工停产，同时也给了金融市场较长时间的冷静期。故股市以2月3日复市首日一次性大跌，基本完成了对疫情第一波冲击的风险定价。三是全国上下一盘棋，从中央层面统筹规划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和复工复产，各项政策整体配套推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工作协调配合，形成了政策合力。这又给国内金融稳定进一步提供了基本面、流动性和信心的支持。 三、中国央行这次本已领跑全球疫情应对 长期以来，市场将美联储操作视为中国央行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但这次恐怕是落伍了。 （一）两国货币政策的节奏不同 由于疫情在中国开始暴发，故中国央行从2月3日起（春节假期之后）就进入了抗“疫”状态。而美联储直到因疫情海外加速扩散，才在美股2月底七连跌之后，于3月初开始进入疫情应对状态。 3月15日（周日），美联储宣布二次紧急降息到零，国内市场预期中国央行次日将跟随降息。但当天，中国央行MLF操作的政策利率没有下调（20日LPR利率也没有下调），这似乎令市场略感失望。其实，3月13日，中国央行已先于美联储宣布了金融普惠定向降准措施，于16日正式实施。16日，DR007应声跌破2%，到24日最低跌至1.14%。在现有政策有效果的情况下，没必要进一步加码的政策逻辑有其合理性。 （二）两国所处的疫情发展阶段不同 目前，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进入经济社会活动恢复正轨的阶段。而美国疫情扩散正处于高峰期，还在实行较为严格的社交隔离政策，限制人员流动和企业开工。 现阶段，美联储主要是要避免市场流动性危机，维持企业和家庭资金链不断。而这是2月份中国央行所做的工作。当时，中国央行出台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金融市场如期正常开市，确保金融服务不间断。 当前，中国央行主要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企业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市场化程度提高、弹性增加，给了货币政策更大空间，也给了中国央行更多底气。 （三）两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不同 从量上看，一季度中国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这些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2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是1比3.5的乘数效应；从价上看，3月份国内一般贷款利率比上年的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下降了0.26个百分点，明显超过了MLF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 相比之下，从量上看，一季度美联储投放了1.6万亿美元流动性，贷款增长是5000亿美元，大概是3.3比1；从价上看，美联储今年以来降息1.5个百分点，代表融资成本的非金融企业票据利率比去年年末只下降了0.17个百分点，降幅远远小于降息的幅度。显然，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要高于美国，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四）两国央行都在致力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零利率之后，美联储于4月9日公布的2.3万亿贷款计划中包括：向为小企业提供薪资保障计划贷款支持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通过主街（Main Street）贷款便利措施提供至多6000亿美元的贷款，确保信贷流向中小企业；扩大一级和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以及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的规模和范围，支持多达8500亿美元的信贷。 这与前期中国央行通过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和3500亿元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抗“疫”保供、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畜禽养殖、外贸行业等的信贷支持，可谓异曲同工。 四、中国央行要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和控通胀的关系 （一）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而非在金融体系空转，滋生资产泡沫 中国央行在这方面具有制度优势。中国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的优势在于集中决策，有利于逆周期调节政策的传导，不利之处在于风险过于集中。美国3月底通过的2.2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中，有3500亿是让银行向小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支付工资和福利。这立即遭到了美国银行业的普遍反对。一季度，中国M2和社融增长超预期，与近期国内股市波澜不惊形成鲜明对比。相反，美股在大水漫灌之下大幅反弹，迅速结束了技术性熊市，但银行信贷却增长缓慢。下一步，中国央行将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综合运用总量和结构性工具，引导银行向企业让利，并加大小微和民企的信贷支持力度。 （二）既要避免信用紧缩加速经济下行，又要避免信用宽松造成普遍的通胀预期 其核心在于保持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大体匹配。截至3月底， M2同比增长10.1%，增速较上年底高了1.4个百分点，为2017年4月以来新高；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1.5%，增速较上年底高了0.8个百分点，为2018年9月以来新高。这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思路。但鉴于中国面临结构性通胀压力，因此，既不让市场出现“钱荒”，也不让钱“变毛”，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关键是要拿捏好度。这是门艺术。 （三）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避免杠杆率过快上升 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宏观杠杆率毫无疑问都会上升。但中美国别风险是不同的。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霸权地位，通过杠杆挪移——私人部门杠杆公共化、公共部门杠杆国际化，对外转嫁危机。欧元区与之比较，也是相形见绌。因此，中国央行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妥善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挑战，避免疫情冲击演变成长期影响、系统性风险，又要避免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导致国家风险溢价和企业融资成本的中长期上升。 总之，与孤注一掷的美联储相比，中国央行显得更加冷静克制，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了政策余地。二者各有千秋。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表态支持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措施，并对中国经济继续展现出的韧性充满信心。 最后，谨以去年底易纲行长在《求是》杂志发表的观点作为本文的收尾。他在文中上指出：“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 本文发表于《中国银行业》2020年第5期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毋庸置疑，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今天，我想从更长的宏观角度和更细微的微观角度，来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先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中国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14.8%。但实际上，早在1820年（嘉庆25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就已经达到40%了。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也没有恢复到嘉庆年代。我们在晚清以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一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数字才开始一步步地扩大。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们逐步超越了下边这些国家：1993年中国超过俄罗斯1996年超过巴西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只想客观地给大家描述一下，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或者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了。 2再来看今天的中国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大脉络和大前景之后，接下来，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哪些别人不具备的特征。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叫做“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来审视我们的发展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1）制度特征中国恐怕是现在全世界少有的统一、稳定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大家应该不会否认吧。这里不妨做几个比较，首先看美国的联邦制，优劣势都非常明显。欧洲同样如此，只不过近年来它的劣势愈来愈遭人诟病，最为明显的就是它的货币政策统一，但是财政政策却无法统一。更要命的是，欧洲当前还面临着新的分裂，处在正在进行时的英国脱欧就是最好例证。再看人口大国印度——关于这个国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马克思和泰戈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就是印度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这几年，一些经济体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不稳定所导致的，无论土耳其、阿根廷，还是意大利，都是政局不稳诱发了国内危机。2）大国效应这个特征，我们可以拆分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相当于美国的60%，广东相当于西班牙，江苏相当于墨西哥，山东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北京相当于阿联酋。中国的年轻企业家，能在3年之内创造出“独角兽”企业，应该说大国效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沉默的市场这一块，我想用几个小数据来说明。第一个，中国目前税前月薪8000块钱的这个群体，在整个城镇居民当中的占比不超过20%。第二个，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800美元，还没有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全球大概是10000多美元。也就是说，我们离全球平均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4）后发优势这一点从移动互联网、无现金社会的形成可以看出。现在无论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在山区，大家用的都是智能手机，这是非常重要的后发优势。从统计上看，对比日本等其他国家，中国流通中的现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一个趋势。5）国人勤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我们的勤奋可能到了自己都没有觉察的地步，我们几乎是5+2、白加黑，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连科斯都讲，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还有些恐惧。这里有必要专门说一下中国的女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也是最高的。6）聪明、好学中国人边干边学、弯道超车，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虽然目前我们在技术上，同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假以时日，我相信在未来20—40年，中国在核心技术上一定是能够有一个赶超的。 3 最后，从未来的视角看中国 我一直强调，我们短期之内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从未来的视角来看，最好的机会依然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在这里我还是用几组数据来予以说明。1）小镇青年 目前一二线城市的青年人只有6800万人，可小镇青年却有2.27亿，这才是中国最巨大的市场。很多“独角兽”企业的成功，正是因为抓住了小镇青年这个群体，才得以唤醒沉默的市场。 2）高净值人群 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高净值群体，在2008年刚刚超过30万，在2017年是187万人。资产过亿的超高净值群体，2008年1万人，2017年15万人。 这些高净值群体可投资的资产规模2008年是8.8万亿，2017年是58万亿，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3）城镇化 我们的城镇化其实还没有完成，和1980年代的日本相比，距离还非常远。 我们现在的名义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8%，实际城镇化率刚刚超过42%。这个16%的差距，就是巨大的增长空间。要知道，2000年以后，除了全球化的红利之外，我们最大红利来自于城镇化。4）庞大的女性市场 中国女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统计数据上看是超过40%的。中国现在正存在着并且长期存在一个，比当年日本更大的东方女性市场，2025年这个女性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达到一万亿。 有人告诉我2025年中国人可能会买下全球超过45%的奢侈品，所以就事论事来说，没有一个全球奢侈品品牌敢得罪中国女性。5）学习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人不但勤奋，而且求知欲特别强。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1949年到现在，中国获得本专科学历以上的人刚刚超过6%。 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累计占到总人口的数量，仍然只有4%。这个学习的潜力非常之大。6）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这个领域，可能会对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不少人把人口老龄化当做一个压力，但实际上这也是机会，新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就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最后，简答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是，尽管我们短期之内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无论是从历史长河，还是刚刚过去的40年，抑或是未来，几个时间维度综合来看，未来的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增长态势，仍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若干年。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瑜 主要观点 一、4月地产销售数据的几个细节： 4月30日，克尔瑞研究中心公布1-4月房地产销售Top100排行榜。我们对此予以分析。考虑到，每个月Top100排行榜上榜的企业并不完全一样，我们选择今年1-2月、1-3月、1-4月以及去年1-2月、1-3月、1-4月都上榜的企业，以分析同比变化情况。4月销售数据值得关注的几个细节如下： 第一：4月单月地产销售金额、销售面积同比都大概率转正。这一判断来自于上榜企业4月销售数据，可比样本4月销售额同比为1.5%，3月销售额同比为-15.7%。而全行业，3月销售额同比为-14.6%。可比样本4月销售面积同比为1.4%，3月同比为-10.6%。而全行业，3月销售面积同比为-14.1%。行业销售数据与上榜房企销售数据相关度较高。 第二，头部房企增速依然快于上榜房企整体增速。以销售金额为例，前10家房企4月增速为2.9%，快于样本企业的1.5%。3月增速为-7.6%，快于样本企业的-15.7%。 第三，低能级城市的销售增速依然快于三十大中城市。3月三十大中城市销售面积增速同比为-36.6%，而全行业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为-14.1%。4月三十大中城市销售面积增速为-19.8%。大概率低于全行业同比增速。显然，低能级城市的销售情况更好一些。 第四，头部房企降价幅度更大。上榜企业中前10家房企，4月销售面积增速为10%，而销售额同比为2.9%，销售面积增速快于销售额增速7个百分点。其他房企，比如排名第11-20家房企，4月销售面积增速为-11.5%，而销售额增速为-0.3%。销售面积增速甚至低于销售额增速。降幅较大的房企如中国恒大，1-4月操盘均价9100元/每平方米，2019年全年为10589元/每平方米，降价幅度高达14%。 第五，结合第二、第三、第四的判断。不难发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能是，头部房企在低能级城市通过降价的方式促进销售以回笼资金。至于回笼资金的目的，可能是经营稳健的需要。从前4月拿地数据看，前10的房企拿地销售比低于其他梯队。前4月拿地较为积极的房企主要是保利发展、华润置地、招商蛇口等国企以及个别较为激进的房企如绿城中国。 第六，中小房企在4月销售增速回升较快，可能是通过加大推盘的方式实现销售的回升。以上榜企业排名第21-49的企业为例，3月销售金额同比为-22.7%，4月回升至6.4%。回升幅度接近30个百分点。但其销售面积看，3月同比为-26.2%，4月回升至-2%。销售面积增速甚至低于销售额增速。不太可能是降价促销。<img src=http://www.jinhaojiao.net/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二、基建数据跟踪 （一）项目申报情况：截止至5月5日，三大行业累计申报金额为12.2万亿，同比增长141%。此前，截至4月10日时，同比增长为112%。 （二）项目融资情况：专项债截止至4月30日，已新增发行12061亿，完成前两批提前下达额度的94%，同比增长65%。城投债今年前四个月发行量为1.51万亿。2019年同期为1.22万亿。前四个月城投债净融资额为8169亿，去年同期为5031亿。 （三）项目施工情况：4月建筑业施工景气较高。4月建筑业PMI为59.7%，前值为55.1%。根据数字水泥网数据，4月27日至5月1日，全国周水泥平均发货率达到91.4%，创下近三年最高水平。 三、每周经济观察 （一）需求：汽车数据4月25日当周零售同比12.3%，4月截止至25日累计同比为-1.7%。土地供应情况本周（4月27日至5月3日）大幅回落。溢价率连续两周回落至10%以内，土地市场热度有所减弱。 （二）生产：汽车批发数据看，本周同比上行，4月25日当周批发同比为15.2%，4月截止至25日，批发同比转正，达到1.0%。水泥价格继续走强，华东区域明显上行。 （三）通胀：食品价格跌幅加大，鲜菜和猪肉价格继续下跌，水果价格止跌企稳。生猪生产恢复势头持续向好。一季度末与去年底相比，全国生猪存栏增加了1000多万头，增长3.5%。 （四）资金：上周央行未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受月末及五一假日临近影响，资金利率有小幅波动。央行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贷款总体需求指数比上季提高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降低4.4个百分点。 （五）地方债：截至4月30日，年内已新增发行地方债17165亿，占前两批提前下达额度的93%，同比增长33%。其中专项债已新增发行12061亿，完成前两批提前下达额度的94%，同比增长65%，一般债已新增发行5104亿，完成前两批提前下达额度的92%，同比下降10%。 （六）进出口：国内大宗商品进口继续增长，港口货物吞吐量未见显著回落。 （七）海外：本周美元指数回落至100以下最低达到99.05，美元指数相对弱势带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中间价波动区间在7.05-7.07之间，逆周期因子则呈现退出状态，维持在±80pips的区间内，对汇率基本无明显方向引导。本周美欧日央行均召开4月议息会议，会议决议均带来货币政策边际有所放松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基建数据跟踪 （一）项目申报情况 项目申报热度依然很高。我们观测审批类三大基建类项目申报金额。今年截止至5月5日，三大行业累计申报金额为12.2万亿，同比增长141%。此前，截至4月10日时，同比增长为112%。4月项目申报情况依然维持高位。三大行业中，电热气水与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同比增长较高，截止至5月5日，都在200%以上。交运仓储邮政项目申报金额同比为48%。考虑到从项目角度，我们能够观测的更多的是交运类项目，比如轨交、高铁、公路投资等，但若交运类项目申报增速属于基建三大行业中最低的那个，那么通过观测交运类项目的投资情况，存在低估基建增速的可能。 （二）各省重点信息跟踪 长三角：4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文件指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铁路密度达到 507 公里/万平方公里（注：截止至2019年年底，长三角区域内路网密度达到321公里/万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按照目标要求，2020年至2025年，新建铁路将达6600公里。长三角地区铁路投资将持续保持高位，参见报告《【华创宏观】新基建一本通：建什么？建多少？谁出钱？谁受益？——扩内需系列一》）。 中心城市之间享受 1—1.5 小时客运服务，上海大都市圈以及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内享受 1 小时公交化通勤客运服务。铁路和水路货运量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5%。新建嘉兴、丽水、芜湖宣城、亳州、蚌埠、宿州、滁州等机场，研究论证金寨机场等建设。推进实施上海浦东、南京、无锡、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舟山、合肥等机场改扩建工程。推动大场机场迁建。迁建连云港等机场。研究迁建义乌机场的必要性。探索成立城际铁路公司，负责城际铁路投资建设，参与城际轨道交通运营，逐步实现城际铁路运营一体化。支持三省一市研究成立交通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鼓励企业跨区域投资建设和运营交通基础设施。建立债务动态监测体系，在严控债务风险前提下，加大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支持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建立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等建设资金和运营补贴分担机制。 （三）项目融资情况 专项债方面：截止至4月30日，已新增发行12061亿，完成前两批提前下达额度的94%，同比增长65%。 城投债方面：今年前四个月城投债发行量为1.51万亿，2019年同期为1.22万亿。今年前四个月城投债净融资额为8169亿，去年同期为5031亿。 企业资本开支计划方面：国家电网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调增至4600亿，年初计划为4080亿。铁路投资预计也将上调，超过8000亿。 （四）项目施工情况 4月建筑业施工景气较高。4月建筑业PMI为59.7%，前值为55.1%。根据数字水泥网数据，4月27日至5月1日，全国周水泥平均发货率达到91.4%，创下近三年最高水平。环比上周提高3.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增加6.4个百分点。水泥价格，也在本周出现明显的上行态势。 二 每周经济观察 （一）需求：土地市场热度下行，五一假期地产成交偏弱 需求端，观察地产、汽车与土地的成交。其中地产销售数据，4月Top100房企销售同比转正。五一假期前两天的三十大中城市销售数据看，有些偏弱。两天成交42万平米，2019年同期是44万平米，2018年同期是63万平米。汽车数据看，周度同比上行，4月25日当周零售同比12.3%，4月截止至25日累计同比为-1.7%。土地供应情况本周（4月27日至5月3日）大幅回落。溢价率连续两周回落至10%以内，土地市场热度有所减弱。 （二）生产：汽车批发月度同比转正，华东区域水泥价格明显上行 生产端，重点观察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汽车批发量、粗钢产量旬度数据。日均耗煤目前基本处于过去三年同期的85%左右，但这并非工业生产仅恢复到往年的85%。汽车批发数据看，本周同比上行，4月25日当周批发同比为15.2%，4月截止至25日，批发同比转正，达到1.0%。粗钢产量、螺纹库存数据未进一步更新。价格端看，螺纹钢现货低位震荡中，螺纹钢HRB40020mm上海4月30日价格为3460元/吨，4月23日为3470元/吨。水泥价格继续走强，华东区域明显上行。 （三）通胀：食品价格通缩延续，生猪生产恢复势头向好 食品价格跌幅加大，鲜菜和猪肉价格继续下跌，水果价格止跌企稳。菜篮子产品价格200指数收于122.93，环比下跌2.16%（前值下跌1.5%）。其中，蔬菜、猪肉价格上周分别下跌2.56%、1.45%，水果平均批发价上周上涨0.51%。此外，鸡蛋价格上周下跌了3.73%。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我国生猪生产恢复势头持续向好。一季度末与去年底相比，全国生猪存栏增加了1000多万头，增长3.5%。此外，为增加猪肉市场供应，上周三下午，发改委同有关部门指导了春节后第十三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共成交10917.28吨，平均成交价为20013.41元/吨。 （四）资金：资金利率有小幅波动，银行信贷力度仍保持积极 上周央行未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周四，DR007收于1.9080%，DR001收于1.8450%，较上周四分别上行52.11bp、95.75bps。1年期、5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报1.1465%、1.7886%、2.5380%，较上周分别变化+2.37bps、-4.86 bps、+1.53bps。受月末及五一假日临近影响，资金利率有小幅波动。 央行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贷款总体需求指数比上季提高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降低4.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分别比上季提高6.4和1.7个百分点。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也呈上升态势，比上季提高17.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4.3个百分点。 此外，我们对50位不同银行总分支机构信贷工作者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2季度银行信贷官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悲观，但在逆周期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目标下，银行信贷力度仍然保持积极。 （五）地方债：1-4月发行同比新增33%，第三批发行计划仍待披露 截至4月30日，年内已新增发行地方债17165亿，占前两批提前下达额度的93%，同比增长33%。其中专项债已新增发行12061亿，完成前两批提前下达额度的94%，同比增长65%，一般债已新增发行5104亿，完成前两批提前下达额度的92%，同比下降10%。4月当月地方债新增趋缓，主要由于“早发行、早使用”政策导向下，月中北京、天津等15个地区已全部完成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发行工作。本周专项债新增发行290亿，分别来自吉林（129.7亿）、内蒙古（101.5亿）、青海（34亿）、广西（19亿）与宁夏（5.4亿），主要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生态环保、轨道交通、收费公路与铁路等，再融资发行15亿。一般债新增发行368亿，再融资发行113亿。下周专项债暂无新增发行计划，再融资计划发行72亿。一般债计划新增发行113亿，再融资计划发行214亿。 此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三批1万亿专项债提前下达额度将“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我们预计5月单月专项债新增发行至少可达8000亿的纪录体量，全年专项债新增额度将于5月22日两会揭晓。投向方面，据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此前介绍，“将继续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农林水利、生态环保项目、民生服务、冷链物流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七大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时，结合疫情防控和投资需求变化等适当优化投向，将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单独列出、重点支持。增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领域资金投向，允许地方投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卫生、职业教育、城市供热供气等市政设施项目。加快建设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流、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另据第一财经报道，第三批1万亿元专项债额度已经下达至部分省市，其中山东省5月计划发行760亿元新增专项债（注：相当于1-4月发行规模的82%）。各地具体发行计划目前尚未披露。 （六）BDI指数大幅下滑，国内港口吞吐量未见明显下滑 CRB现货指数环比上周有所回升，BDI指数同比增速大幅下滑。原油价格企稳或是CRB指数回升的主因，而4月末BDI指数大幅下滑，或开始体现全球疫情发酵下的全球贸易萎缩。 国内大宗商品进口继续增长，港口货物吞吐量未见显著回落。根据中港协的数据，4月20-26日当周，国内主要沿海枢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不过由于目前国际班轮公司采取减少运力的策略，因此存在企业因赶船期而集中出货导致吞吐量增加的情况。不过进口大宗品方面，重点沿海港口的原油与铁矿石吞吐量仍在持续增加。 （七）美元指数回落，美欧日央行召开议息会议 本周美元指数回落至100以下最低达到99.05，美元指数相对弱势带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中间价波动区间在7.05-7.07之间，逆周期因子则呈现退出状态，维持在±80pips的区间内，对汇率基本无明显方向引导。本周美欧日央行均召开4月议息会议，会议决议均带来货币政策边际有所放松，其中美联储前瞻指引表示将维持零利率较长时间，欧央行放松TLTROIII的条件并推出PELTROs的新工具，日本央行宣布取消国债购买上限并增加企业债和商业票据的购买规模。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疫情终会过去，街头巷尾的火锅店会重新热闹起来，街边的喜茶店也会再次排起长队。但不管怎样，经此一“疫”，我们都应该更加懂得美好生活的可贵，更加珍视平淡背后的不平凡。 在沙漠里待久了，谁都会望眼欲穿地渴望绿洲的出现。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恢复经济逐渐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焦点。此时，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在翘首期盼一波“报复性消费”的降临——经营者好好挽回一下疫情期间的惨重损失，消费者尽情释放一下压抑许久的需求，而国民经济重回正轨似乎也要借力于此。不经意间，“报复性消费”已然成为一个时髦词，被市场寄予厚望。 然而，在期待之余，另有不少人对“报复性消费”何时兑现、如何兑现心存疑虑，甚至认为这一说法是个伪命题。 那么，究竟有没有报复性消费？它到底会不会来？我想在本文中谈谈自己的看法。 1 很多坚信报复性消费会如期而至的人，其理由都来自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往事。 从时间轴来看，非典疫情始发于2002年12月，在2003年第一季度的冬春之交逐渐蔓延开来，二季度的4月和5月达到高峰期，并于6月份逐步得到控制，三季度后疫情基本结束。在此期间，我国消费市场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变化，这从数据中可以窥见一斑。 Wind数据显示，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当月同比增速看，其数值在非典爆发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3月、4月和5月分别为9.3%、7.7%和4.3%，不过在6月之后开始逐渐回升，并重回平稳运行态势，而后来的增速更是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至于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当月同比数据，同样表现出相似的走势（参见图1）。值得一提的是，对比服务业中的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的当月同比增速可知，后者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前者，而住宿餐饮业增速在疫情结束后也出现了大幅度反弹（参见图2）。 一言以蔽之，非典疫情着实给消费市场带来了负面冲击，不过这些影响更多的表现为短期。从长期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向好及彻底过去，消费活动不仅会重回正轨，后续的增速甚至还要高过疫情之前。 如此看上去，“报复性消费”似乎真的存在。也正因为是这样，市场上很多分析人士都乐观地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会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而在朋友圈、微博以及各大论坛里，说到“疫情结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排名靠前的答案大多为“吃火锅”、“出去浪”，仿佛更加印证了大众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而人们对于后面“报复性消费”剧情上演的期待，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17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上演，无论是发现病例的时间，还是新冠病毒的起源与特性，此次肺炎疫情与非典颇有相似之处，因而非典时期的种种经历很容易被人们视为“以史为鉴”的论据。 如果把报复性消费比作一株绿植，那么它的种子必须要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然而，毕竟是时过境迁，眼下与当年虽有相似，却也大不相同。客观地讲，今天的“土壤”能否如人们所愿地让种子开花结果，我们还不得而知，只因有三大“绊脚石”在阻碍着报复性消费的到来： 其一，疫情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远胜当年。 就非典疫情而言，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中国香港1755例，中国台湾665例。不难发现，我国是非典的重灾区，某种意义上讲，国内疫情一旦根除，全球疫情基本也就结束了。事实上，自2003年6月24日我国防治非典工作获“双解除”开始，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就迅速重回正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也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反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尽管我国凭借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和执行力，仅仅耗时两个月就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形势，而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各地学校的错峰开学都在稳步有序地推进着，但海外疫情形势的严峻却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28日15时，212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超过300万例，其中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占了1/3，且并没有表现出上涨放缓的趋势，疫情何时彻底结束更是不得而知。受此影响，全球供应链和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对我国来说，这些情况显然不是好事，我们既要承受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又要面临外需长期疲软的困境，国民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肉眼可见。反映到居民身上，便是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以及对用人单位降薪裁员的担忧，进而引起消费信心下降（见图3）。此外，出于避险心理，人们往往更愿意持币观望而不是把钱花出去，而这种心理要持续多久，同样是未知数。 这就好比一个人屏住呼吸1分钟后，会报复性地大口喘气；可若是屏住呼吸3分钟，人可能会直接陷入昏迷，呼吸微如细丝，大口喘气尚且不可，还如何有心情去“报复”？ 其二，经济发展阶段大不同于2003年。 非典疫情时期，恰逢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在国内城镇化提速、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国民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整体上行，即便是受到了疫情影响，全年GDP依然完成了9.3%的实际增速。经济形势大好，民众对未来经济预期持续乐观，“报复性消费”自然不在话下，而消费市场也得以保持良好增势（见图4）。 不过，自经济新常态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换挡，近几年的GDP同比只有6%上下，与之相应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日趋下滑。原本大势就如此，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消费市场的强势反弹可谓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现今的产业结构也早已发生质变。2003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GDP比重刚刚超过42%；而到了2019年，第三产业已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占比近54%（见图5）。需知，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正是集中了餐饮、酒店、旅游、文娱的第三产业，其复苏之路更是要慢于工业，这便决定了此次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过2003年，提振消费市场的难度也会因此而增加。 其三，居民处境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改善，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距离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子已是近在咫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人的负债率也在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只有16.2%，但2018年该数值增至53.2%（见图6），这与大城市飞涨的房价房租等因素不无关系。在居民生活成本高企的同时，收入增速却在持续降低。每个月的房贷房租等大额刚性支出的“挤压”，叠加疫情之下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的降低，人们的消费自然不像2003年那般容易提振。 综上所述，鉴于眼下形势的错综复杂，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消费”恐怕没那么容易到来。 3 话说回来，我们也无需过于悲观——虽然“报复性消费”不容易发生，但“补偿性消费”总还是可以期待的，而这个“补偿”的动力来自于线下。 疫情期间，大面积的居家隔离与外出频次骤减重创了线下消费市场。尽管线上消费需求呈现出全方位井喷，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线下才是整个消费市场的绝对大头，疫情之前约有75%的零售总额都是在线下完成的。如此一来，一季度消费市场的不景气，直接原因正是在于线下的低迷，这其中有很大程度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非人们没有消费需求。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宅家高峰”之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进入稳定阶段，大部分单位复工复产，出行也越来越便利，人们在线上无法获得的服务式和体验式消费意愿已经重新开始萌发。从百度指数的搜索结果上看，自3月下旬起，与线下消费相关的KTV、电影院、旅游、餐厅等关键词的搜索频次都出现明显回升，有的甚至还要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见下图）。足以证明，广大消费者对于线下消费的诉求日趋强烈，而疲软已久的线下消费市场正在迎来恢复期。 消费意愿要想成真，首先需要消费行为能够实现。好消息是，从全国范围来看，防疫歇业政策已明显放松，许多大型购物中心、餐馆、公园、景区等消费场所都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交通方面，随着北京应急响应级别的下调，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之间的日常往来几乎都可以通过绿码验证而无需隔离…… 可以看到的是，国人线下消费的阻力正在不断减小，消费场景和路径也正逐步得到修复，曾经停业的线下消费场所正重新进入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之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二季度开始消费市场必将出现反弹性的回升，虽然未必能达到“报复性”的效果，但重回正轨不是问题。 当然，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与一切生产经营行为的终极目的，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此时，与其坐等消费市场的回暖，不如主动出击来促进居民消费，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很多城市都在发放消费券、鼓励周末2.5天休假的原因。 不过，仅靠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并不能为消费市场的增长注入持久的动力，从长期来看，促消费、扩内需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还需要从多个维度予以发力：需求端，应从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农村等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供给端，应丰富消费市场的商品品类，提升商品服务质量，从而调动民众消费的积极性；消费环境上，政府部门仍需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等。 疫情终会过去，街头巷尾的火锅店会重新热闹起来，街边的喜茶店也会再次排起长队。但不管怎样，经此一“疫”，我们都应该更加懂得美好生活的可贵，更加珍视平淡背后的不平凡。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推出和发展REITs有利于实现“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要求，应当积极尝试和有效发展。 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是指“不动产（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将不动产或房地产证券化并推动其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流通（少数属于封闭运行），从而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并增强其流动性的重要金融手段。 REITs为中小投资者及社保或养老金、保险资金等提供了投资于较大规模的房地产或基础设施的机会；由专业的信托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组合与全程管理，有利于分散和控制房地产或基础设施的投资风险；投资人还可以将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转让，提高资产的变形性和流动性；REITs与一般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不同，具有特定的设立条件和管理要求，通常只适用于可出租的商业地产，主要面向中小投资人，以租金作为主要投资回报，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 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强调基础设施REITs聚焦重点行业，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包括仓储物流、收费公路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工程，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固废危废处理等污染治理项目。鼓励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区、特色产业园区等开展试点。 这标志着研讨已久的公募与可交易REITs在我国正式开闸，将为资本市场增添新的投资和交易产品，需要配套专门的监管规则和管理要求。 这在当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超出年初预期，亟待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新基建、老基建），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的特殊时期，可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有利于盘活规模庞大的各种存量基础设施，并通过资本市场交易，更好地对房地产或基础设施进行定价，进而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房地产或基础设施的健康发展。所以，推出和发展REITs有利于实现“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要求，应当积极尝试和有效发展。 当然，REITs同样存在很大的金融风险，推出和发展REITs，还必须切实完善监管规则，强化业务全流程监管，特别是信息披露真实性要求和违规处罚力度。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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