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潘向东 疫情冲击下地产需求的“四步走” 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是分阶段的：（1）隔离期需求被冻结。（2）复工后的修复期。3月以来商品房成交量从底部逐渐恢复，到4月恢复至近年同期六成左右。（3）疫情对需求的二次冲击。在停摆1个多月又遇海外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受到影响，这又会抑制对房地产需求的修复。（4）经济重建和宽松政策提振需求。随着疫情的过去，海外经济进入重启阶段，国内经济修复速度加快，企业与居民的预期改善，又会导致地产需求的扩张。不过，第四阶段的到来会相对缓慢。 整体而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短时间要恢复到以前水平还是比较困难。 稳增长还需房地产 房地产跟稳增长密切相关。将房地产投资周期与名义GDP、PMI、PPI、企业盈利、产成品存货等经济中的重要变量作比较，可以发现在过去几轮周期中，房地产投资周期与上述变量密切相关。房地产在经济中扮演重要一环，过去每一次经济不太好的时候，房地产一放松，然后经济就相对平稳了。 房地产为何能稳增长？其一，房地产带动相关的投资与消费增长。其二，房地产跟很多行业相关，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三，最关键的是以地价为基础扩张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房价涨主要是地价涨，地方政府不仅仅是靠卖地获取了财政收入，它可以以土地作为质押品去发债，去获取银行的贷款。全社会的资金通过房地产这个平台其实都进到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里面去了，以此去扩充它的资产负债表，实施基础设施的扩充，实现了稳增长。 房地产政策需要因城施策 目前居民没有处于过度信贷状态，房地产向上发展还看不到太大风险。中国居民杠杆率缺口在2018年以来在零附近波动，在疫情之前甚至是负值，表明居民没有出现过度信贷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指标看的话，短期中国房地产如果继续向上发展，还看不到太大风险。 未来还是要更多的警惕房地产向下调整的风险：（1）目前中国的家庭负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2）部分房企资产负债率较高、偿债能力较差。（3）房价上涨预期正在起变化。不管是从居民预期还是市场预期，过去“房价永远只涨不跌”的预期正在起变化，未来还是要更多的警惕价格的下跌。 房地产政策需要因城施策。房价的下跌可能会导致质押品、信贷、金融、地方债务方面都会出现一些风险，所以提出的政策还是因城施策，不要一刀切，避免价格往下剧烈波动，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 避免房价的过快上涨和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有区别的。我们一直都是避免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要去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包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行业确实空间比较大，城市化的进程，对未来中产阶级朝着七亿走、实现2035年目标，是起着支撑的作用。关键是行业的发展，避免价格的上涨超过居民收入的上涨，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国开行这种方式建立共有产权房。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礼辉 5月5日晚，中国银行前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清华经管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顾问委员李礼辉在人民网直播中，带来了题为“数字货币：可能重构全球货币体系”的分享。 李礼辉的分享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数字货币进行分类，包括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可信赖机构的数字货币，他在直播中详细讲解了这三类数字货币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其中对虚拟货币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他表示， 基于经济层面的因素，虚拟货币还将生存和发展，极少数可能扩张领地，大多数只能偏居一隅。未来，虚拟货币依赖的区块链底层技术创新，如果能够突破规模化应用的瓶颈，虚拟货币的运行机制更新如果能够解决价值稳定问题，才有可能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支付场景。 另一部分是现场互动环节，央行数字货币能不能进行国际交易？“到底能不能买比特币？”“未来的证券会不会代币化？”针对这些问题，李礼辉一一做出了回复，他表示，在国际交易方面，目前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安排，而在未来，证券有可能数字资产化。 图为李礼辉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都知道，2009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刚刚问世的时候，几乎都是静默无声的。2019年6月18日，由全球社交网络巨头脸书主导的数字货币Libra登场，目标是成为一个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可以惠及数十亿人的全球性货币和财务基础设施。中国央行银行的数字货币，据说在小范围内开始了试点，这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斯坦福大学教授Brian Arthur说，“经济会随着技术的进化而改变它的结构。即改变它的制度安排方式。”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数字货币到底会不会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我认为，采用数字化技术的货币形式可以称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特别关注的是，如何传承和替代传统的法定货币。我认为，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构成法定数字货币，或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早在2015年、2016年就宣布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据我了解，由于数字货币可能应用的数字技术，包括共识机制、分布式账本等区块链的技术，也包括加密算法、对等网络等等基础组件技术，这些技术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因此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价格架构，各个国家还在论证和权衡，尚未最终做出抉择。这里我们先要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评价法定数字货币？关于这一点，业界的看法相对是一致的。 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有一些潜在的好处，比如： 一是可以节省现金流通的成本。特别是在偏远、辽阔的地区，以及在跨境零售支付的场景中，法定数字货币能够有效降低现金流通的成本。同时它可以帮助防止假币，因为法定数字货币是很难造假的。 二是可以强化支付系统的公共属性，推进普惠金融、法定数字货币，能够为公众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支付工具。而且它可以不再需要商业银行的账户，甚至不再需要商业银行作为中介。 三是可以为数字资产交易提供端对端的可靠的支付工具。在未来的数字资产的市场中，我们应用智能合约和密钥技术，就能够按照约定的商业条款和适应的法律自动执行，实现价值的转移。 四是可以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长期衰退的这么一个阶段，法定数字货币是非常方便来实行负利率等特殊的利率政策。 刚才说到的是法定数字货币潜在的好处，专家学者也同时在评价法定数字货币的潜在风险和问题，有这么几个风险和问题： 第一，可能削弱商业银行初始的信贷能力和盈利能力，公众的存款它可能会从商业银行流向中央银行，这样的话迫使商业银行提高利率以获得资金留住客户，商业银行的成本就提高了。 第二，它可能更加容易促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法定数字货币的存款只要满足条件，取出存款很容易，就会引起某一家银行的支付危机，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可能会促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三，在法定数字货币这种架构下，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调控有更加直接的权力。在法定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有可能大幅度扩张的。但是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必须向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 根据央行官员披露的有关信息，对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DC/EP做一些解读。 一是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传承间接发行模式 应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采用“中央银行一公众”的直接发行模式。在直接发行模式中，中央银行可以拥有货币市场调控的绝对权力和能力，可以直接吸收公众存款，这就将限制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货能力。如果选择法定货币“中央银行一商业银行一公众”的间接发行模式，则将传承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传承现行模式的好处是节约和稳健。一是不必另起炉处再造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节省投资；二是不必除旧布新重构货币发行与管理格局，有利于管控风险；三是不必瞻前顾后衔接不同特性的货币发行模式，有利于稳定市场。 二是采用并行技术路线，坚持央行中心管理模式 有人认为，现有的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别的高并发需求，目前宜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单一技术。可以采用“赛马”机制进行技术路线的竞争，指定不同机构采取不同技术路线并行研发，通过技术竞争和市场选择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系统优化。 央行应该会坚持中心化的管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防止金融机构货币超发。央行对智能合约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但可能会支持有利于货币职能实现的智能合约技术应用。 三是采用“账户松耦合”方式，替代货币M0 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化支付工具采用“账户紧耦合”方式，要绑定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价值转移，在实名制的账户管理制度下，无法实现匿名支付的需求。法定数字货面可以采用“账户松耦合”+电子钱包的方式，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金融中介的以来，并且在央行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可控匿名支付。 目前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可能只限于替代M0，即流通中的现金，而非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这取决于对我国的M0、M1、M2实际市场需求和数字化程度的判断。 在我国，微信支付、支付宝应用数字技术，构建以信任链接为纽带的支付和生活服务平台，突破传统支付模式，已经实现十亿级的直线链接。微信支付、支付宝占领了零售支付市场，现金、ATM的交易笔数不断缩减，银行卡成为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账户卡，退守大支付市场。 我国设计中的法定数字货币理论上可以脱离网络、脱离银行执行价值转移。但最终能否替代传统货币形式，取代新兴的电子支付工具，成为主要货币形式和主要支付工具，将取决于4个关键因素：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虚拟货币 如何定义公有区块链社区的coin或 token？有的强调数字技术特征，将coin称为“加密数字货币”；有的强调金融属性，将 token称作“通证”。 我的粗浅看法是，如果认同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关于交换权的契约”，应强调“交换权”的经济依托及其金融属性。 coin或 token不仅在虚拟社区内成为价值标记和支付工具，而且可以与法定货币交易，形成交易价格，也就具备了金融工具属性。因此，将coin或 token定义为“虚拟货币”可能更为贴切。同时应该明确，虚拟货币如果没有合格发行责任主体、没有实体资产支撑、没有足够的信用背书，也就区别于法定数字货币，也区别于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 最近2年，虚拟货币大起大落，价格暴跌暴涨。有人挖矿，有人投机；有人发财，有人破产；极少数获准成为证券，大多数涉嫌非法集资。 2014年到2018年，虚拟货币市场出现了一些派生的花样： 一是ICO，也就是虚拟货币上市融资，2014年全球的ICO达0.26亿美元，2016年突破2亿美元，2017年上半年就冲高到12亿多美元，其实中国占了30%以上。ICO属于众筹融资，未经批准就可能涉嫌非法集资； 二是分叉币发行，比特币采用的是去中心化的架构和有限的区块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挖矿所需要占用的算例资源就越来越多，所以在网络里的拥堵越来越严重，交易成本越来越高，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更是出于不同的技术解决路径，所以比特币社区出现了分裂。所以2017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分叉币，包括比特币现金、比特币黄金、比特币钻石等等； 三是稳定币，刚才提到虚拟货币的价格总是跌宕起伏的，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稳定币就破土而出。市场份额比较大的稳定币是USDT，他们的公司声称，遵循1：1的准备金和美元挂钩，这是完全有美元的实体资产作为支撑。但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账户还不是那么的透明，缺乏权威性的监管，特别是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都不愿意为他们做审计。所以我觉得这里还存在一些信用风险。 业界对虚拟货币有很多批评，归纳到一个字就是“虚”，这里有很多虚拟的，又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虚拟货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得以生长，其实具有经济层面的原因，包括： 一是虚拟货币的生存土壤。“去中心化”架构的公有链本质上属于实行自规则的自组织，通行网络共识的治理机制和发行虚拟货币的激励机制，虚拟货币是参与者认可的等价物和支付工具。 二是虚拟货币的市场需求。虚拟货币交易可匿名、可跨境、难管制，既可用于公有链社区，也可用于灰黑色交易，可能成为资金非法流动的工具和投机交易的工具。全球“暗网市场”一直存在*****、枪支，色情等非法交易，规模难以计量，需要“地下”可信任、“地上”难管控的支付工具。 三是虚拟货币的投机市场。例如，比特币大账户是在少数人手里。有人估算，40%的比特币由大约1000个账户持有。这些“关健少数”位于食物链顶端，有可能操纵市场，掌控价格，使得市场上的散户被“割韭菜”，损失巨大。 虚拟货币的技术性缺陷来自“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全网验证需要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需要达标和均衡。因此，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至今仍然尚未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问题。 四是虚拟货币有造币成本，比如比特币由挖矿产生，这必须依靠特定的算法来计算哈希值，经过分布式账本系统确认一致，挖矿成本包括电费、工资、折旧费、租金和维护费。有人测算，目前你要挖一枚比特币的成本大概是3000-4000美元。 虚拟货币的经济性缺陷在于，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用背书，价值不稳定，投机性太重。2018年，比特币触底3158美元，比最高价缩水84%。全球虚拟货币总市值由年初的8350亿美元下降到1100亿美元，跌幅接近87%。2019年比特币持续震荡，9月下旬7天跌幅高达22%。 基于经济层面的因素，虚拟货币还将生存和发展，极少数可能扩张领地，大多数只能偏居一隅。未来，虚拟货币依赖的区块链底层技术创新，如果能够突破规模化应用的瓶颈，虚拟货币的运行机制更新如果能够解决价值稳定问题，才有可能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支付场景。 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 我把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称为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因为法定地位和国家主权背书而可信任，其他任何机构的数字货币要做到“可信任”，必须具备这样一些品质： 具有公众信任机构的信用背书； 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 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合； 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 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发行数字货币的金融机构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等跨国银行。数字货币 Libra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不受华尔街控制、也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金融基础设施。这就使 Libra一开始就备受监管压力。Libra协会10月14日首次理事会之前，Visa、 Master、 Stripe、eBay和 Paypal等支付巨头宣布退出项目。那么，Libra到底具有哪些颠覆性的潜力呢？ 一是行业巨霸联合创始，覆盖巨大客户群体。Libra由 Facebook牽头，现有联合创始机构还有22家，包括线上支付、电信运营商、线上旅游、线上打车、电商平台、流媒体音乐平台、线上奢侈品平台等，仍然可以为 Libra提供足够的信用背书和覆盖全球的超过20亿的客户群体。 二是应用数字技术，构建独立的金融基础设施。Libra应用联盟区块链的分布式对等架构，应用隐私计算技术保护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应用 Calibra电子钱包，提供可以覆盖全球各个角落落的点对点、端对端的交易和转账平台，不再需要银行，不再需要第三方支付机构。 三是以硬资产做支撑，维护独立数字货币的价值。Libra协会成员的投资和用户购买 Libra的法定货币，都将成为储备金，用来支撑 Libra的价值。Libra用储备金进行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与低波动率实体资产捆绑，以保持价值稳定。Libra将是锚定法定货币的独立数字货币。 去年我对他们的白皮书1.0版做的一些研究，我觉得Libra要真正达到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的门槛，必须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包括： 一是必须验证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 二是商业运行模式的可行性和透明度； 三是金融合规管控的实现的路径和可信度。 Libra在瑞士注册，能否得到世界各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认同和许可，我认为关键在美国。美国这几年在数字金融方面，迈开了一些步伐，比如美国近几年陆续发数字货币牌照和电子钱包牌照。在法律上，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简单拒绝 Libra的申请。但是面对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客们的质疑，Libra怎么样才能冲破重重障碍呢？ 我们看到这10个月以来，脸书是双管齐下，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我问大家，在法规之外，到底还有什么足以打动美国的政客和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我觉得那应该是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2019年10月23日，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长达6小时的听证会上，脸书CEO扎克伯格强调了四点，包括： 一是Libra并不是创建全新的主权货币，它只是一个全球支付系统，而且在储备金中美元的占比是最大的； 二是这将扩大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价值观； 三是如果美国不进行创新，全球的金融领导地位将没有保证； 四是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的部分支付基础设施领先于美国，美国必须建立更加现代化的支付基础设施。 这些话是很有煽动力的。我在去年10月提出，美国近几年陆续发数字货币牌照和电子钱包牌照。在法律上，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简单拒绝 Libra的申请。如果美国试图夺取数字货币全球霸权地位，就有可能对 Libra给予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行政核准，例如，要求Libra锚定的法定货币篮子中增加美元比重以符合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要求Libra循关于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法律规范。 2020年4月6日，脸书发布Libra2.0版白皮书，在满足政界要求，适应金融监管规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前进了一大步。 第一，强化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Libra将新增一类数字货币，也就是锚定单一法定数字货币，比如美元、欧元、英镑等，与此同时还是要发行全球性数字货币Libra。我认为，Libra事实上将会成为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推进美元货币霸权的工具。 第二，强化金融合规的标准。Libra宣称未来将不再采用去中心化的技术架构。Libra承诺将会制定金融合规和全网风险管理的综合框架，建立反洗钱反恐，遵守制裁和防范非法活动的严格标准，打击各类金融犯罪。 我们可以看出，如果Libra在2019年还只是一张有点惊世骇俗的草稿，那么现在它应该是一个可供建设和施工的蓝图。 超主权 数字货币 Libra对现有货币体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超越国家主权、僭越中央银行、跨越商业银行。超主权数字货币有可能从根本上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 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本质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法定”只是加强了公众信任。贝壳成为原始货币并非出于“法定”，而是公众认可的等价属性。落后国家、弱小国家如果道遇重大经济困难，主权货币就可能失去国民的信任，就可能被超主权数字货币所取代。经济兴隆的国家或联盟的主权货币一般不会退出货币舞台，也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锚定对象，但货币地位有可能主次更替。 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霸权地位。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霸权地位，将由盖范围、用户规模和实体资产规模来决定，全球有可能出现几个势均力敌的超主权数字货币系统。全球流通的超主权数字货币也许不再有明确的国别标签，最为重要的是公众认可的全球性商业信用和数字信任。 三是可能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Libra这类数字货币很有可能进化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形成可以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从而可能从支付清算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投资、保险、资产交易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全面争夺金融业的市场。 四是可能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如果未能纳入全球性的数字货币体系，就有可能削弱未来的影响力范围。 综上所述，数字货币很有可能重构金融模式和货币体系。这是现实的挑战，也是未来的机遇。我们在这里应该怎么做呢？有三点： 第一，数字货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金融业的数字化的变革。所以我们国家应该立足于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加快数字金融制度的建设，抓紧建立数字信任机制，制定发行数字货币发行、数字金融市场监管、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监管、虚拟货币监管等数字金融制度。 第二，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很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 第三，应该抓紧研发数字金融技术国家标准，加强国际监管的协调，促进达成数字金融的监管共识，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的统一标准。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我们国家的话语权。 互动环节 问：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会不会跟黄金挂钩？ 李礼辉：我了解的情况是，目前是不会的。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实际上是我们传统的货币，也就是人民币的数字化，是货币的数字化形式，它并不直接跟黄金挂钩。 问：法定数字货币会不会取代或驱逐纸币？ 李礼辉：长远来看，我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是有可能会逐步的取代、替代甚至驱逐传统法定的纸币。就像我们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之后，我们的现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认为在法定数字货币推出之后，短期比如3、5年甚至10年内，可能还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它是逐步取代或驱逐的过程。 问：到底能不能买比特币？ 李礼辉：刚才提到这几年比特币暴涨暴跌，有人投机，有人发财，有人破产，所以我慎重地提醒各位，投资有风险，比特币的投机风险更大，大家入市一定要非常谨慎哦。 问：央行数字货币能不能进行国际交易？ 李礼辉：跨境的点对点、端对端、大范围的交易，这是数字货币应有的能力。当然，我们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能否进行国际交易、跨境交易，现在央行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安排。 问：未来的证券会不会代币化？ 李礼辉：未来的证券可能会数字资产化，在未来的数字资产市场中，会有一些证券和其他金融工具，采用的数字化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研究数字市场的未来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盛松成 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经济增长的源头。因此，保市场主体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一脉相承的治本之策。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并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要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六保”是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中提出。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就业都位居首位。解决就业问题、保住老百姓的饭碗，需要保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如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是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如果市场主体因为疫情冲击而“枯萎”，那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可能从短期延伸为长期。“保市场主体”就是最大的保就业、保民生。 市场主体是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近年来，在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就是工业链条完整，能够满足研发、设计、生产、商业化各个阶段的需求，也能适应全球产业链的复杂分工。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负增长，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的降幅为9.6%，甚至超过了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这和疫情防控期间二产停摆时间较长以及国外疫情蔓延有关。疫情引发了对全球需求衰退和产业链外迁的担忧，因此，保市场主体也有助于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市场主体需重点关注小微企业。在我国众多类型的市场主体中，小微企业是最容易被疫情“冲垮”的经济单位。从就业看，应高度重视小微企业。首先，第二产业中，私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尤其是其中的小微企业。尽管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有所下降，但私营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工业从业人数比重2018年末为51.9%，比2013年末提高7.2个百分点。其次，服务业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部门，而服务业中的小微企业众多。2019年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6大传统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娱乐、租赁服务）中，个体户和大多数法人单位以小微企业为主。面对疫情，大企业也会面临挑战。由于船大难掉头，大企业比较缺少像小企业、个体户那样的灵活调整的能力，运营成本也更高，但与小微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强，资本积累也更多，抗击疫情冲击能力较强。而小微企业很容易在疫情冲击下倒闭。 保市场主体要尊重市场，放活经济组织形式。放活经济组织形式是保市场主体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是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等流动群体及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的再就业意义重大。放活经济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鼓励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缓解疫情对企业经营、就业和经济的冲击。 政府部门和市场应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优势，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可能迫使其裁员，也会抵消财政、货币政策降成本的效果。目前我国采取了临时性的社保减免措施，应根据经济恢复的情况对这一措施的实施期限予以适当延长，并在此基础上，下调或取消对小企业（如10人以下的企业等经济主体）的最低工资限制。此外，也要因地制宜地掌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之间的平衡。 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经济增长的源头。因此，保市场主体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一脉相承的治本之策。 本文原发于经济参考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首轮问询问题由平均47.4个减少至30.2个，降幅36%。 ——问询二轮即提交审核中心会议的企业占比由17.7%提高至24%,问询三轮企业占比由36.3%上升至51%，问询超过三轮企业占比由46%下降到25%。 ——招股书重大事项提示平均增加6页，增幅147%。 ——扣除补充财报和问询回复耗时，受理至上会审核端时间平均仅47天。 一系列可喜迹象说明，上交所科创板审核已迈进“2.0阶段”。 征求意见中的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制度规则，全面吸收借鉴了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经验，这标志着科创板注册制审核工作顺利完成了“从0到1”的蜕变，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试点经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和决策层的充分肯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从0到1”的基础上，上交所将继续发挥科创板“试验田”的作用，坚持“敢闯敢干、先行先试”的改革精神，秉承“突出市场导向，提升服务能力，优化审核方式，提高信披质量，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常态供给”的原则，通过推出升级迭代的“科创板审核2.0”，将注册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科创板审核2.0”的变与不变 “‘科创板审核2.0’的内容，既有不变的部分，是我们对一年来试点工作有效经验的坚持和固化，更有变化的部分，是我们根据市场吐槽集中的问题和自身总结发现的问题作出的针对性调整。”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种变化是不断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的需要，是解决试点初期审核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需要，既有针对问题的“因需而变”，也有顺应中介机构和审核部门行为模式转变发展的“因势而变”。对此，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业务负责人刘乃生表示，“科创板审核2.0”的内容很明确，审核对象能够真切感受到；“科创板审核2.0”的内容也很实惠，市场主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据上交所有关负责人介绍，“科创板审核2.0”包括了“一个不变”和“四个变化”。 一个不变，就是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增强市场包容性，不断降低隐性发行门槛，把选择企业的权力交给市场，提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便利科创企业更好利用资本市场，加快科创板做优做大。其中，精简优化发行上市条件，提高制度包容性和竞争力是核心工作，“我们试点工作的思路就是，能用信息披露解决的问题，就用信息披露解决，”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个“自动播放的录音带”，要在“科创板审核2.0”阶段不断重复、循环播放。 四个变化：一是“更精准”，审核问询突出重大性、针对性，突出为投资者判断提供有效服务，避免“题海战术”“免责式问询”，问询问题减量、提质、增效。二是“更高效”，在审核经验日益丰富的基础上，在中介机构合规意识和执业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改善审核生态，提高审核效率。三是“更务实”，严格围绕发行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提高把关质量，丰富监管手段，把关有问题的坚决处理，把关没问题的正常推进，不在明确的条件和要求之外新设关口、提高门槛。四是“更协同”，积极回应中介机构执业水平的提升，通过优化审核作风，强化服务意识，减少核查内容，帮助发行人、中介机构理解监管意图，提高回复质量，降低披露成本。特别是在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便利企业更好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发展，扎实服务实体经济。 更精准： 突出重大性针对性，首轮问询问题数下降36% “科创板注册制审核问询问题太多、太细，大问题套着小问题，问题数量太多了。” “可能是出于审核人员免责的考虑，审核问询面面俱到，有点像撒胡椒面。” “审核问询和回复篇幅太长，重点反而被淹没。问得多，回复也多，有的回复只是招股书申报稿的简单重复，没有提供新的有效信息。” 从去年11月开始，上交所科创板审核中心对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以来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就审核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广泛征求业界意见。上述意见均来自业界回复和媒体报道，问题提得不可谓不尖锐。 “试点之初我们是有苦衷的。”一位审核人员坦陈，一是因上上下下高度关注，科创板审核必须平稳开局，所以生怕一个不慎留下隐患，主观上确实有多问、问全、问了就相对免责的倾向。二是对于注册制试点下的审核，审核人员需要积累经验的过程，试点之初多问、问全是理性选择，多问才可能掌握更多线索。三是中介机构意识、行为的转变一时难以到位，“初期有些申报稿看着真是头疼”，在这种情况下，审核员不可避免要承担起帮助中介机构修改招股书的责任，客观上也需要多问、问全。 同时，试点之初，科创板面临在短期内实现开板、开市的任务，对于短期内难以满足注册制要求的申报稿，“也不能一枪头全部退稿，要高度重视投资者的利益，还要兼顾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积极性，这对一个新板块的发展都很重要。所以，尽管多问、问全事非得已，却也一时并无更好选择。” 对此，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试点之初的阶段性重点任务就是保障顺利开板、开市，“这个阶段社会舆论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定压力，但是从0到1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盯住工作重点，没有动摇和放松。同时，我们也不怕暴露问题，试点就是要充分暴露问题，暴露得越充分，越有利于下一步解决。” 科创板成功开板、开市后，审核工作逐步进入常态。2019年11月科创板过会企业近百家之际，上交所抽出精力，集中收集、研究业界针对审核工作提出的意见，突出问题导向，筹划“科创板审核2.0”。 据介绍，“科创板审核2.0”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突出审核问询的重大性、针对性，突出为投资者作判断提供有效服务，按照上述重要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精简优化问询内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减轻发行人及中介机构不必要的负担。一是强化审核问询的重大性和针对性，突出重点、直击痛点，减少“套路性”问题和免责式问询；加强行业研究，提高审核问询的精准度，减少对行业常识性问题、通用性问题的问询。二是增强招股说明书的风险导向性，对风险因素相关的信息披露问题进行集中梳理和问询；要求发行人对重大、特有的风险作定量分析或有针对性的定性描述，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揭示。三是落实信息披露的简明性和可理解性，指导发行人客观清晰地披露业务模式、行业信息等内容，删除冗余信息，力求披露内容简明易懂、客观平实，减少使用专业术语、广告语言。四是增强审核形式的友好性，问询函在题干中说明提问的依据和逻辑，并对复杂问题进行分解式问询；明确区分请说明、请披露、请核查的问题，并提醒发行人可按照规定申请对商业秘密等信息豁免披露。 据统计，自“科创板审核2.0”启动以来，审核问询问题总体上减量提质，首轮问询问题平均30.2个，较前期减少约36%。招股说明书及问询回复大幅精简，重大事项提示和风险因素披露的针对性明显增强。例如“金宏气体”首轮问询回复经要求发行人修改完善，招股说明书页数减少近50页，首轮回复页数减少90页；再如“神州细胞”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重大事项提示内容较为笼统和模板化，在多轮审核问询后相关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显著提高，发行人全面梳理并重新撰写了可能对发行人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因素，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由7页增加至25页。 对此，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业务负责人马尧评价说，“科创板审核2.0”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例如，在康希诺项目中，审核中心首轮问询仅提问23个，其中针对发行人产品管线面临的风险和竞争格局、无收入亏损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状态的条件、技术出资、研发支出资本化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重点问询，随着问询回复推进，在二轮问询中，审核中心又针对产品管线面临的风险和竞争格局、技术出资的问题提出了连续问询，在充分澄清和说明了前述重大问题后，该项目得以顺利提交上市委并获得通过。 更高效： 优化生态提升效率，最短用时37天 尽管“科创板审核2.0”并未高调推出，但科创板总体的审核效率提高和问询轮次减少，还是引起了发行人、中介机构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据媒体相关统计，3月以来44家新受理企业中，一个月内已有16家被问询，其中12家在20个自然日内即收到首轮问询，提速明显。相比之下，此前受理企业收到首轮问询时间超过20个自然日的接近六成。 同时，相关统计还显示，以2019年11月为界，此前接受4-6轮问询方可上会的企业达到40余家，此后上会前问询轮次基本不超过3轮，两轮问询即上会的企业数量甚至超过3轮问询企业数。进入“2.0阶段”后，共25家企业经中心审核会审议，其中二轮问询后即提交中心审核会的企业占比24%，平均问询3轮，问询超过3轮的企业占比25%。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审核效率的提高并非指令化的简单加码，而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各方对改革达成共识基础上的自然增长。正因为是自然增长，所以上交所的审核效率能够在显著提高的基础上保持稳定。 “审核效率和节奏的稳定，对于谋求上市的企业而言，曾经是有点‘奢侈’的，如今是确确实实可得到的。这就是搞注册制改革的目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业务负责人孙雷评价说。 那么，这位负责人所说的“发展到一定阶段”是指什么呢？ 一是审核经验的日益丰富。随着项目数量增多、案例储备增多、行业体会加深、产业链更加熟悉，高度专业化的审核工作经过实践磨炼，经验不断丰富，审核人员、质控人员、上市委委员提出的问题更有针对性，作出的结论更有底。正如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的点评：“前期审核摸索期过了，审核经验也丰富了。从问询的角度，实际上首轮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压缩轮次也是应该的，问四轮五轮不必要，三轮还答不清楚的，不应该。” 二是通过注册制试点，中介机构的合规意识、行为模式、执业质量因极大强化的保荐责任而逐步改变。随着新证券法的颁布实施，随着以“保荐+跟投”为代表的利益捆绑机制落地，随着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的措施逐步到位，作为注册制审核生态中的重要主体，中介机构内生的归位尽责动力，有助于改善审核生态，提高审核效率。 三是优化工作机制。针对业界集中反映的问题，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上交所科创板审核中心注意加强审核环节与注册环节的衔接，进一步提高审核的可预期性；同时，改进沟通方式，在确保廉政纪律和有效监督前提下，建立并加强与发行人远程会议、审核业务系统在线及电话联系等，也有效提高了审核效率。 正是由于审核经验不断丰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不断提高，审核机制不断优化，科创板审核效率有了一定提升。据统计，目前科创板二轮问询后即提交中心审核会讨论和上市委审议的企业占比，已由17.7%提升到24%。从用时看，扣除补充财报、回复用时等影响，审核端用时平均65天，“2.0阶段”之后平均47天。其中，“芯朋微”仅用时37天。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康希诺”从今年1月22日受理到4月22日发布上市委审议会议公告，全部用时仅三个月。 目前，在上交所审核端口停留时间最长的项目为九号机器人，系去年4月受理仍未上会。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九号机器人为红筹企业，涉及老股转让和用汇等重大无先例问题。近日，中国证监会就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相关安排发布公告，并积极推动打通红筹上市“最后一公里”，有利于明确红筹企业预期。 更务实： 提高把关质量，“关外不设新卡” 在审核效率提高的同时，如何平衡“把好入口关”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试点原则的关系，一直是审核机构重点考虑的问题。特别是近期瑞幸事件不断发酵，再次引发全社会对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实行注册制审核的科创板而言，社会既有期待也有疑虑，形成了多重目标，考验监管智慧。 “一方面，全社会对业绩造假、欺诈发行行为深恶痛绝，对科创板审核工作从入口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期待较高。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多次提出了明确要求。”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指出，“同时毋庸讳言，也有很多市场参与者对加强把关存有一定疑虑，担心强化把关可能提高发行上市的隐性门槛，甚至干扰市场化、法治化、以信披为核心的改革原则落实。” 期待需要回应，疑虑不能回避。这对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下的审核工作，提出了很高要求。 为此，上交所科创板审核中心通过实施自律监管，督促发行人承担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责任，督促中介机构履行信息披露核查把关责任。一是抓早抓小，针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发行人申报材料信息披露不规范、中介机构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及时采取约见问询、谈话提醒、出具监管工作函等工作措施，要求相关主体及时整改。二是事后加强监管问责，分层分类处置，传导监管压力。根据不当行为性质、违规事实的严重程度、主体责任，对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编制、审核问询回复等工作中存在的不规范、不尽责的行为，予以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今年年初以来，共发出监管工作函20份，采取监管措施12次，做出纪律处分2次。 与此同时，上交所也不断丰富把关手段，特别是针对发行人信息披露存在重大瑕疵、保荐机构对相关重大事项无法提供合理解释等情形，创造性地建立了保荐业务现场督导机制。现场督导采取前往保荐机构办公场所，通过现场问询、核对底稿、人员约谈、要求保荐人进行补充核查等方式，对保荐机构履职进行检查监督，并为审核判断提供证据线索。现场督导有效传递监管压力，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是震慑了发行人和中介机构，17个现场督导项目中，11个项目撤回了申请；二是督促中介机构勤勉尽责，守住底线红线、“不说假话”“不做假账”，确保招股说明书和问询回复达到基本合规要求；三是现场督导为书面审核提供了有力的辅助和支持，督导期间不停止审核，确保在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的同时，保持审核高效可预期。 需要指出的是，在注册制试点过程中，监管机构不对企业投资价值作实质判断，不因企业盈利能力高低、财务指标好坏而改变审核结果，但并不是不再对企业进行把关，而是将把关的重点从审出“好公司”转变为努力问出“真公司”。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说，从这样的定位出发，“把关”的边界就更加清晰，“还是要围绕发行上市条件，围绕信息披露要求，围绕努力问出‘真公司’来开展把关工作，核心是把好信息披露的质量关。” “这意味着对于把关有问题的项目要坚决处理，把关没问题的则要正常推进。我们明确，不在已经公布的发行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之外新设关口、提高门槛。”前述负责人强调。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科创板注册制试点改革以来，一面是20余家企业经过公开化审核问询和现场督导后，感受到把关压力，主动撤回发行上市申请。另一面则是，复旦张江、天合光能、秦川物联等公司在上市委会议暂缓审议后，经履行严格核查披露程序正常过会。 前述负责人表示，在“科创板审核2.0”阶段，符合发行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企业，毫无疑问会顺利通过发行上市审核；试图通过粉饰、造假、欺诈手段闯关的企业，则要面临把关工作的严峻审视，以及新证券法实施后严格的甚至难以承受的法律制裁和责任追究。 对此，王骥跃评价说，A股发行上市条件对财务规范性有要求，对发行上市条件本身的审核就是把好质量关的要求；信息披露也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审核过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就是要求、督促乃至震慑发行人披露真实情况，这是审核把好质量关的重要举措。“所以，围绕发行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严把质量关，在当前情况下是极为必要的，也是审核应尽之责。同时，瑞幸事件也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入口把关只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中的环节之一，严重恶意造假都是经过刻意包装的，暴露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无论核准制还是注册制都不可能完全杜绝恶意造假情形，全球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造假的治理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加强事后追责。” 王骥跃认为，对把好入口关要事后和事前并重，对造假、欺诈问题，严把入口关是一方面，但更应依靠司法事后惩治。如果把工作都配置在审核前端，那就会层层加码、关外设新卡、事无巨细、不断提高发行门槛，就意味着每一个做恶者都会增加后来无辜者的成本，影响资本的市场化配置效率，更可能让审核重心转向过度关注真实性而忽视了信披对投资者的有用性，带给市场的更可能是平庸无过的公司而非创意进取的公司。而如果做恶者得不到应有力度的惩罚，做恶收益远大于成本，就无异于鼓励做恶者以身试法。所以，围绕发行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加强把关，“关外不设新卡”，是应对多重目标的务实、慎重选择。 更协同： 优化作风改善体验，7项“温馨提示” “科创板审核2.0”的变化，还体现在审核机构更关照审核对象体验，与审核对象通过双向协同共同提高披露质量。 “请注意区分‘请披露’‘请说明’‘请核查’等事项。‘请披露’的事项，是审核认为有助于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应当补充披露至招股说明书中……‘请说明’‘请核查’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用披露在招股说明书中。” “如认为回复公开内容可能对发行人业务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信息披露豁免条件的，可提交信息披露豁免申请。” “在回复中，如果认为审核问询的问题与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符，无须回复的，请在回复中说明理由。”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吴学孔说，近期审核问询函有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在问询函正文前增加了7项回复注意事项，明确区分请说明、请披露、请核查的问题，提醒发行人可按规定申请信息披露豁免，除问询函特别要求外保荐机构无须单独对每个问询问题发表意见等，便于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理解和回答。 据吴学孔介绍，“请说明”“请披露”“请核查”的分类，对中介机构是实在的福利，“原来没有这个区分，特别是仅需要披露即可解决的问题，原来大部分要求核查，这给投行工作增加了相当成本。现在，通过区分披露、核查、说明事项，投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分配精力，这等于是从工作机制上保障了有来有回、正常说明、正常沟通。”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优化审核工作作风，上交所希望与发行人、中介机构建立起双向协同，共同提高披露质量的机制，因此，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想审核对象所想，减少不必要的核查内容，降低不必要的披露成本。 “审核绝对不是一个单向行为，审核工作的繁琐程度与招股书质量此消彼长，审核质量和效率与中介机构履职的质量和效率密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随着中介机构对注册制理解加深，随着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中介机构做好前端工作的动力和压力都逐渐增加，目前中介机构履职质量呈现良好态势，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券商保荐工作报告的变化。“我们在审核中发现，以头部券商为代表，保荐工作报告内容相比之前实在很多，不仅篇幅明显增加，券商合规和质控部门提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料，这说明中介机构内生的把关意识和能力明显提升。同时，一些券商总结分析审核问询情况，提前进行消化并反映在内控工作中，通过他们的工作，招股书质量有明显提高，风险揭示更加突出和明确，从而为审核机构节省了精力，自然提升了审核效率。”负责人介绍说，上交所同时进一步理清问询问题的关注点，加强当面及在线沟通等方式，帮助发行人、中介机构理解监管意图，提高回复质量，降低上市成本。特别是在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起到了便利企业更好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发展，扎实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上交所要在‘科创板审核2.0’中，继续深化与审核对象的双向协同，继续建立‘专业对专业’的良性平等审核关系，落实有温度的监管。”负责人强调。 让企业发行上市更有底 “且将新火试新茶”。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以新证券法确立证券发行注册制为标志，今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元年。国务院金融委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次会议连续对资本市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证券监管全系统也在紧锣密鼓落实“深改十二条”工作部署。“在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中，‘科创板审核2.0’是对这些重要工作的贯彻执行，是对这些重要背景的积极响应。”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他表示，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领导下，上交所希望通过“科创板审核2.0”，希望通过不断坚持深化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为市场提供更优质的制度供给，更有利于市场主体和市场激励约束机制发育的环境，更清晰和稳定的市场预期，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据悉，上交所将在“科创板审核2.0”阶段，进一步完善并公布审核标准，压缩自由裁量空间，优化审核服务。 “在中国证监会统一领导下，我们期待通过持续深化注册制改革，让企业发行上市更有底，让新股供应更常态，让投资者更有获得感，让市场主体各归其位，发挥好科创板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创企业的枢纽作用，不断提高市场活跃度。科创板注册制试点改革工作，将持续迭代，继续前进。” (责任编辑：王晨曦)
4月28日，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仪科技”)首发上会。皖仪科技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3334万股，保荐机构为光大证券。皖仪科技本次拟募集资金2.56亿元，分别用于分析检测仪器建设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皖仪科技两年一期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净利润。2016年至2019年1-6月，皖仪科技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95亿元、2.84亿元、3.26亿元、1.47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3058.99万元、4924.47万元、5203.66万元、455.94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217.22万元、1890.05万元、3247.91万元、-2135.44万元。 皖仪科技连续三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不敌营业收入。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1.76亿元、2.61亿元、2.76亿元、1.60亿元。 皖仪科技销售费用远超研发费用。2016年至2019年1-6月，皖仪科技销售费用分别为4659.11万元、6335.43万元、7528.64万元和4142.70万元，研发费用分别为3243.68万元、3076.56万元、3541.52万元和2494.04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分别为23.92%、22.33%、23.06%、28.10%，研发费用率分别为16.65%、10.84%、10.85%和16.92%。 2016年至2019年6月30日，皖仪科技应收账款原值分别为6550.91万元、8627.88万元、1.12亿元和1.09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3.63%、30.41%、34.26%和73.83%。 报告期内，皖仪科技存货金额分别为6487.81万元、1.15亿元、1.19亿元和1.68亿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0.76%、33.32%、28.66%和37.67%。 2016年至2019年1-6月，皖仪科技综合毛利率分别为55.16%、51.24%、52.64%、55.14%，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54.43%、50.41%、51.92%、54.64%。 据财联社报道，皖仪科技环保在线检测仪器及运维在报告期内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37.19%、50.75%、60.11%和56.74%。2018年，皖仪科技该业务收入1.86亿元，市场占有率约为2.56%。 皖仪科技第一大应收账款客户被列入到经营异常名录。据环球网报道，“深圳市盖洛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目前是皖仪科技应收账款的第一大欠款客户，涉及欠款金额高达1170.52万元，这宗销售业务则要追溯到2017年。2018年末该公司的实缴资本仍然为零，社保缴纳人数仅为3人。不仅如此，这家客户在2018年12月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原因被列入到经营异常名目，至今未能移除。 据资本邦，2019年11月18日，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2019年合肥市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企业名单的公示》，后标题改为《关于2019年合肥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企业名单的公示》。皖仪科技也在名单之列。 2019年12月20日，上海海关官网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关于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不实行政处罚决定书(沪浦机关缉违字[2019]0459号)。皖仪科技委托上海丹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向海关申报进口一般贸易项下货物一票，其中，第1项申报品名为不锈钢管经海关查验及审核发现，上述进口货物实际应为不锈钢丝。上述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共计人民币173395元，应纳税款共计人民币59925.31元，皖仪科技漏缴税款共计人民币6034.14元。对皖仪科技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科处罚款人民币4800元。 中国经济网记者向皖仪科技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发去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分析检测仪器生产企业拟科创板上市 皖仪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环保在线监测仪器、检漏仪器、实验室分析仪器、电子测量仪器等分析检测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光谱、质谱、色谱、频谱技术为基础，形成了环保在线监测仪器、检漏仪器、实验室分析仪器、电子测量仪器等四大产品体系，产品广泛应用于环保、化工、电力、汽车制造、新能源锂电池、制冷、生物医药、科研等领域。 报告期内，皖仪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臧牧。截至2019年12月18日，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臧牧直接持有公司5209.68万股，持股比例为52.10%。此外，臧牧通过成泽投资间接持有公司0.96%股份。臧牧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生产经营、重大决策等具有实际的控制力。 臧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72年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1995年至1998年在中科大科技实业总公司中佳分公司任销售经理；1998年至2001年在合肥众成机电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2001年至2014年在合肥皖仪生物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3年至今就职于皖仪有限及皖仪科技，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皖仪科技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3334万股，保荐机构为光大证券。皖仪科技本次拟募集资金2.56亿元，其中2.06亿元用于分析检测仪器建设项目、4937.05万元用于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经营性现金流两年一期低于净利润 2016年至2019年1-6月，皖仪科技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95亿元、2.84亿元、3.26亿元、1.47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3058.99万元、4924.47万元、5203.66万元、455.94万元。 其中2017年度、2018年度相比上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45.69%和15.05%。 报告期，公司收入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占比均在93%以上，主要为环保在线监测仪器、检漏仪器销售收入。 2017年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净利润。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217.22万元、1890.05万元、3247.91万元、-2135.44万元。 皖仪科技连续三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不敌营业收入。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1.76亿元、2.61亿元、2.76亿元、1.60亿元。 皖仪科技上市选择第一套标准，即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然而，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不到2018年全年净利润的一半。公司在招股书中预计，2019年1-9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384.85万元。 销售费用远超研发费用 皖仪科技销售费用远超研发费用，且销售费用率超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2016年至2019年1-6月，皖仪科技销售费用分别为4659.11万元、6335.43万元、7528.64万元和4142.70万元，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差旅费、市场推广费和业务招待费占比合计在 90%左右。 2016年至2019年1-6月，皖仪科技研发费用分别为3243.68万元、3076.56万元、3541.52万元和2494.04万元，主要由研发人员薪酬和材料费构成，两项费用合计占研发费用的比例分别为78.76%、80.44%、77.17%和77.56%。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分别为23.92%、22.33%、23.06%、28.10%，研发费用率分别为16.65%、10.84%、10.85%和16.92%。 皖仪科技销售费用率和研发费用率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率均值分别为15.39%、13.41%、13.13%、15.66%，研发费用率均值分别为7.19%、7.07%、6.42%、7.15%。 2019年上半年末应收账款1.09亿元 2016年至2019年6月30日，皖仪科技应收账款原值分别为6550.91万元、8627.88万元、1.12亿元和1.09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3.63%、30.41%、34.26%和73.83%。 2018年，公司应收账款增长率超营业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增长率分别为11.64%、31.71%、29.63%、-2.70%，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4.81%、45.69%、15.05%、-54.85%。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3.14、3.74、3.30、1.3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33、2.60、2.63、1.27。 公司称，尽管付款条件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公司也按照销售回款情况对销售人员进行考核，但由于部分客户原因，应收账款实际收讫时间迟于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 截至2019年11月30日的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2018年，公司应收票据金额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金额分别为1695.07万元、479.13万元、3370.16万元、3426.63万元。 2019年上半年末存货1.68亿元 2016年至2019年6月30日，皖仪科技存货金额分别为6487.81万元、1.15亿元、1.19亿元和1.68亿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0.76%、33.32%、28.66%和37.67%。 公司表示，2017年末较2016年末存货余额增加5190.40万元，增长比例77.60%，主要原因系随着营业收入规模的增长，公司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增长所致；2018年末与2017年末相比较存货余额总体变动不大；2019年6月末较2018年末存货余额增长4986.95万元，增长比例40.56%，主要原因系2019年当年度已发往客户现场暂未验收的发出商品增加，以及为满足订单生产需求已购置的原材料增加所致。 招股书提醒，公司存货余额较高、周转率较慢，若下游客户采购政策或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能按照合同约定购买公司产品，公司存货则可能面临跌价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1.43、1.49、1.28和0.45，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平均水平1.83、1.85、1.81、0.91。 毛利率波动大 2016年至2019年1-6月，皖仪科技综合毛利率分别为55.16%、51.24%、52.64%、55.14%，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54.43%、50.41%、51.92%、54.64%。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毛利率略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平均值。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均值分别为48.68%、48.55%、48.12%、48.23%。 核心产品市场占比仅2% 据财联社报道，皖仪科技营收占比最高业务为环保在线检测仪器及运维，不过该项业务却面临市场占有率低的处境。 根据招股书显示，环保在线检测仪器及运维在报告期内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37.19%、50.75%、60.11%和56.74%。根据此次补充披露情况，皖仪科技环保在线监测仪器及运维服务在国内竞争对手主要包括雪迪龙、先河环保、聚光科技、天瑞仪器、力合科技。2018年，皖仪科技该业务收入1.86亿元，市场占有率约为2.56%。 在另一项实验室分析仪器业务上，国内市场基本上被国际巨头垄断，报告期内除2016年外，均不足2000万元，市场占有率同样较低。检漏仪器和电子测量仪器业务目前则缺乏由权威机构发布的细分行业市场占有率或排名数据。 对于市场空间是否存在被同行业挤压、市场占有率会进一步降低的风险，皖仪科技表示通过差异化市场策略以及多年的技术积累、研发投入、市场开拓，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检漏仪器领域国内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产品已实现进口替代。 第一大欠款客户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据环球网报道，“深圳市盖洛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目前是皖仪科技应收账款的第一大欠款客户，涉及欠款金额高达1170.52万元，这宗销售业务则要追溯到2017年，当年“深圳市盖洛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1812.39万元的采购金额位列皖仪科技的第一大客户；同时，截止到目前，这家客户也是皖仪科技前五大欠款客户中，唯一涉及到1年以上账龄款项的客户，相比其他主要销售客户的结算政策存在很大差异。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深圳市盖洛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1年，但截至到2018年末该公司的实缴资本仍然为零，社保缴纳人数仅为3人。不仅如此，这家客户在2018年12月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原因被列入到经营异常名目，至今未能移除。 针对这家存在疑点的客户，皖仪科技在回复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销售合同中约定的验收款比例高于公司一般合同约定的收款比例，主要系合同金额较大，客户出于资金安排考虑在与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时约定。”然而，记者也发现，皖仪科技在给证监会的审核问询函回复中也提到，“深圳市盖洛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被归类为贸易类客户，而非直接产品的直接使用方，因此这家客户也并不是真正的支付方。 另据招股书披露的正在履行销售合同信息中，仅有与“深圳市盖洛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合同，是签订于2017年的，而且与此项销售业务完全相同的、正在履行的合同中，最早也是在2019年3月签订的了。对于这一宗金额也并非很大的简单销售合同，为什么在长达两年多时间里仍然未能履行完毕？ 上榜合肥“困难户” 据资本邦，2019年11月18日，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2019年合肥市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企业名单的公示》，后标题改为《关于2019年合肥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企业名单的公示》。 除了四创电子、美的集团、长虹美菱、国轩高科、科大讯飞等诸多上市公司或下属企业，皖仪科技也在名单之列。 申报不实行收政处罚决定书 2019年12月20日，上海海关官网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关于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不实行政处罚决定书(沪浦机关缉违字[2019]0459号)。 决定书显示，皖仪科技委托上海丹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向海关申报进口一般贸易项下货物一票，其中，第1项申报品名为不锈钢管，申报商品编号73065000.00(关税率13%)，申报总价FOB24476美元，报关单号为224420181001090816。经海关查验及审核发现，上述进口货物实际应为不锈钢丝，商品编号应为72230000.00(关税率16%)，与申报不符。 经海关核定，上述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共计人民币173395元，应纳税款共计人民币59925.31元，皖仪科技漏缴税款共计人民币6034.14元。 上述事实业已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对皖仪科技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科处罚款人民币4800元。 (责任编辑：张紫祎)
4月30日，沪深两市除少数上市公司不能按时披露年报外，3626家公司亮出2019年“成绩单”。整体看，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上升的复杂局面，A股上市公司整体呈现出稳中有增、研发投入驱动转型升级、分红金额再创新高等特点，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细胞，这份“成绩单”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劲。 此外，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100家，整体运行平稳，保持良好发展态势。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历时280天，从科创板首批25家公司集体上市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再迈一步。 整体业绩稳中有增 2019年，沪深两市业绩整体稳中有增，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0.51万亿元。其中，沪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1万亿元，深市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3万亿元(未包括异常巨亏的*ST盐湖)。 沪市方面，共实现净利润3.19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九成以上公司实现盈利，共计1370余家。同时，经营质量上稳扎稳打，共实现扣非后净利润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八成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七成以上连续3年为正；约半数同比增长，330余家连续3年实现增长。从产业结构来看，2019年，沪市实体类公司经营稳健，营收持续保持较快增长，经营业绩整体平稳，共实现营业收入28.98万亿元，同比增长8%，净利润1.21万亿元，同比基本持平。 沪市主板集聚了一大批优质蓝筹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作用凸显。这其中，大盘蓝筹贡献突出。上证50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19万亿元，净利润2.1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加9%、11%，占沪市整体营业收入的52%，整体利润的68%；上证180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03万亿元，净利润2.70万亿元，同比增幅均为10%，占沪市整体营业收入的70%，整体利润的85%。同样，沪市中小市值企业也表现不俗。市值500亿元以下的中小市值的公司，合计实现13.42万亿元营业收入和5227亿元的净利润，近九成公司实现盈利。 深市方面，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实现营收6.5万亿元，5.2万亿元和1.6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9.7%、10.3%和11.7%，均显著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8%的营收增速。 2019年，超过85%的深市公司实现盈利，六成公司利润同比增长，42%的公司净利润增速超过20%。2019年，深市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6320亿元，同比增长3.4%。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实现净利润3565.1亿元、2235.7亿元和519.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1%、2.4%和29.1%。不规范的减值行为明显减少，2019年深市非金融类公司商誉减值总额1035.6亿元，同比下降18.5%。 研发投入驱动转型升级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快科技成果应用，新动能快速成长。 沪市方面，2019年，沪市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约4478亿元，同比增长约14%，其中70家公司研发投入占比超10%，480余家公司研发投入上亿元，工程建筑、汽车制造等行业研发投入居前，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服务行业研发投入占比居前。 这其中，有传统制造产业通过技术革新带动新旧动能转换，致力建设制造强国，也有战略新兴产业聚势赋能，带动工业经济换挡提速。 令市场关注的科创板研发投入如何？2019年科创板公司合计投入研发金额117亿元，增幅达23%；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2%，持续保持力度；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超过三成，较上年增长10%。19家公司在上市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分享科技成果的“稳定锚”。 深市方面，2019年深市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3924.4亿元，同比增长12.8%，连续三年保持增长。研发支出超过10亿元的公司有60家，其中美的集团、中兴通讯、京东方、比亚迪等8家公司超过50亿元。高研发投入带来更多科技创新成果。2019年科创板公司合计新增专利25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100余项。 2019年深市整体平均研发强度为3.0%，其中研发强度超过10%的公司有291家，占比13.1%。战略新兴产业公司普遍重视研发投入，2019年研发投入2635.4亿元，较上年增长12.9%，平均研发强度为4.8%，超过深市平均水平。 创业板在创新驱动下展现强劲增长动力。新技术、新产业、业态、新模式企业加速向创业板聚集，目前创业板公司中，超过九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超过八成拥有自主研发核心能力，超过七成属于战略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聚集特色突出。 深交所表示，板块设立以来，平均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始终保持在5%左右，不仅远高于2.2%的全社会平均研发水平，也明显高于深市3%左右的整体水平。 分红金额再创新高 近年来，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企业职责，积极回报投资者正成为A股市场的优良传统。年报显示，两市上市公司累计现金分红金额约1.36万亿元，再创新高。其中，沪市公司分红累计分红金额1.07万亿元，深市公司累计分红金额0.28795亿元。 具体看，沪市共有约1110家公司推出分红方案，占全部盈利公司家数的81%，整体分红比例32.4%，合计分红金额1.07万亿元。 其中，810余家公司分红比例超30%，约230家公司分红比例超过50%，工商银行的分红总额最高，达937亿元，22家公司的派现金额在100亿元以上。同时，570余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比例超30%，超90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比例超50%，稳定高比例分红的群体已经形成。这其中，除长年以现金分红回报投资者的银行及采掘业龙头企业外，其他行业中，伊利股份、大秦铁路、兖州煤业、大唐发电等公司也成为长期大比例分红的典范。 深市65.4%的公司推出现金分红预案，分红金额2879.5亿元，同比上升10.5%，股利支付率为33.6%。1272家在2017年至2019年连续分红。分红金额最高的3个行业分别是房地产、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及金融业，分别为332亿元、280.3亿元和267.6亿元。 此外，2019年深市公司股份回购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共有649家公司完成回购，共有119家公司正在实施中；回购涉及金额合计739.5亿元。 科创板“满百”后再迎新机遇 4月29日，光云科技登陆科创板，就此，科创板迎来第100家上市企业。从0到100，科创板只用了188个交易日。同时，100家上市公司也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上市首年，科创板公司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共实现营业收入1471.15亿元，同比增长14%；归母净利润178.12亿元，同比增长2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158.98亿元，同比增长11%。 100家公司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和生物医药领域合计占比超过60%，分别为39家和25家，另外高端装备、新材料和节能环保各有15家、12家和9家。尤其高端医疗设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行业吸引了一批具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企业选择科创板上市。 整体看，科创板运行以来基本平稳，符合预期。 科创板首批25家企业上市的280天后，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创业板首发注册办法》总体借鉴了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核心制度安排，充分吸收了科创板相关制度。 深交所表示，坚持创业板和其他板块错位发展，找准定位，办出特色，推动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市场格局，推动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市场参与者改革获得感，努力提升创业板服务国家创新战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首次将增量与存量改革同步推进的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涉及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本次改革充分借鉴科创板改革经验，统筹推进创业板改革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一体推进试点注册制与基础制度建设。 (责任编辑：赵金博)
随着光云科技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开板九个多月时间后，科创板上市企业总数正式达到100家。 上交所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收盘，10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1.30万亿元，流通市值为2049亿元，平均市盈率为87.45倍。科创板对于创新资源、资金、科创企业人才发展等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已上市的100家科创公司合计融资1188亿元。从已上市的100家企业来看，87家企业选择了最常规的第一套上市标准，即“市值+净利润/收入”。 从财务数据来看，上交所数据显示，2019年科创板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总体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收入利润整体实现双增长，共计实现营业收入1469.27亿元，同比增长14.21%，共计实现净利润177.31亿元，同比增长24.50%。营业收入增长率中位数为19.97%，营收10亿元以上28家，1亿至10亿元以上70家。100家科创板公司净利润中位数为0.95亿元，净利润增速的中位数为22.12%。四成公司净利润处于5000万元至1亿元区间内，五成公司净利润达到1亿元以上。 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科创板100家上市公司所属行业高度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行业龙头集聚。100家公司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和生物医药领域合计占比超过60%，分别为39家和25家，高端装备、新材料和节能环保各有15家、12家和9家。从研发数据来看，科创板的“科创”底色鲜明。上交所数据显示，百家科创板公司平均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1.97%，平均每家拥有75项发明专利、58项实用新型专利、62项软件著作权，平均每家科创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合计达到201项。百家科创板公司认定的核心技术人员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共有142人，占比达到23.83%。 (责任编辑：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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