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危机应对政策应有别于常规金融政策 “Whatever-it-takes Policy”，直译为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这是一类不常见的政策，我最初开始接触这个问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当一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IMF都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作为条件，也会提出一些政策要求。当时IMF给亚洲危机国家的建议是减少财政赤字、提高政策利率。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就认为：“当投资者看到保守的财政政策和高利率，他们会增强信心同时回来投资。这样的政策持续几个月，经济就会走上正常的轨道。” 从经济学角度看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政策立场，因为它有助于在危机后克服道德风险。但当时亚洲一些国家对此政策建议比较反感，他们认为，本来经济已经出现问题，IMF还要迫使其采取更多的紧缩政策，这样很可能会进一步把经济推向悬崖。这也影响了在危机之后的一段时期IMF与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韩国、印尼等国在全球危机期间发生了美元流动性短缺问题，但当时它们都没有再向IMF求援，而是向美联储申请流动性支持。 IMF与当时亚洲国家之间争论的实质是应该选择常规政策还是危机应对。第一，在危机时期，克服道德风险问题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哪个更重要？第二，稳定国内经济与稳定国际收支，哪个更重要？第三，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资本项目政策？当时印尼继续维持了资本项目开放，但马来西亚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其实，对危机期间紧缩政策的批评，之前就有。比如，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就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指出， 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后，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直线下降，弗里德曼认为这是美联储不作为的证据，没有发挥稳定经济和金融的作用。因此，美联储是失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有人认为是当时新任纽约联储行长哈里逊缺乏采取果断措施的能力与条件。第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认为大萧条是对之前过度投机与资产泡沫的一种“清算”，所以紧缩是必要的过程。第三，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则认为这是由金本位制所决定的，因为要维护金本位，货币供应量就是给定的，美联储不可能无限度地印钞。 不过，到了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改变了大萧条时期的做法。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问题的权威，并且他接受弗里德曼对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政策的批评。因此，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伯南克果断地采取了很多有别于常规政策的举措，尤其是量化宽松、直接向系统重要性机构注资、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以及与外国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定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央行本来就有“最终归贷款人”的基本功能，但一般限于支持商业银行。不过联邦储备法的第13（3）款也为美联储为其它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留出了空间，伯南克据此为许多非银行机构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伯南克在次贷危机时期的政策可以被形容为“Whatever it takes”——不惜一切代价。不过正式提出这个说法并让其众所周知的是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师兄、欧洲央行的前行长德拉吉。 2012年7月26日，面对严峻的欧元区危机，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将在授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欧元。”“不惜一切代价”政策的关注点是整个系统的稳定而不是个别机构的存亡。伯南克在次贷危机期间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到周一也许美国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基本上沿袭了次贷危机期间伯南克的做法，如果要说有区别，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主要支持市场流动性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在支持市场流动性的同时，把政策重点从华尔街转向了老百姓。这种转变与危机性质的不同有关。次贷危机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一次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 危机应对政策的退出困境 从1929年到2009年，全世界用了80年的时间，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在大危机来临时政府与央行不能无所作为，在危机中首先采取克服道德风险、出清市场的紧缩政策并不合适。尽可能地积极采取措施，稳定经济与金融局势才是第一要务。市场纪律问题应该留待市场稳定之后再去解决。 如果看美联储和其它主要央行的政策，无论是在次贷危机期间，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本上都接受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精神。不过，次贷危机期间需要救助大型金融机构，政策推行受到较大的政治阻力，很难得到普通纳税人的支持，但一旦真的实施起来，则相对比较容易。而此次的救助政策，重点在支持老百姓和中小企业，在政治上阻力较小，但实施过程中的难度就很大，如何找到救助对象、如何救助，都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虽然危机时期经济政策需要超常应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成为共识，但超常政策的退出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因为在正常时期有一系列的政策规则，比如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公共债务要保持在60%以下、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等，这些规则在平时基本被人们接受。但在危机应对政策实施之后，什么时候退出、怎么退出，成为很大的问题。 其中值得反思的一点是，钉住通胀率是在脱离了金本位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的锚，相对为货币政策决策设置了一条中国要的纪律，减少超发的风险。但盯住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机制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现在没有找到好的替代方案，因为经济货币结构整体在改变。 危机前，在格林斯潘时期，CPI很稳定，但也出现很多问题，譬如次贷风险快速积累，最终酿成了一场大危机。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推高通胀率，但促成了资产泡沫。次贷危机之后，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在研究中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因此，也许钉住通胀率的货币政策机制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 关于危机应对政策的三个思考 第一，“Whatever it takes”意味着大危机时期不应过于拘泥于常规经济政策规则，以避免系统性的崩盘。全球疫情爆发期间，政策重点应发生改变，需特别关注“中小微企业”和“普通老百姓”，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保障其资产负债表的稳健，这是在疫情之后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前提条件。 据UBS分析，中国的财政刺激的发力点，第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二是减免税收，第三是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开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危机应对财政政策相比，我国支持经济活动的政策很灵敏，但社会政策稍显薄弱，例如保留就业、失业救济、现金支付等，这些社会政策在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较为活跃，在我国择优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第二，各阶段危机应对需要采取新思路。在此次危机中，应对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即抗疫、纾困和重建。一是抗疫，从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非药物干预（或管制）越严厉的州，疫情期间的死亡率越低，最终疫情对制造业活动的影响也越小。目前各国政府都想要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间两手抓，想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但从美国经验来看，适当的强制管控是有帮助的。二是纾困。我国中小微企业在GDP及保障就业中的贡献度很高。疫情期间他们收入减少，但开支没有特别明显减少，且自身资金储备较少。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财政没有无限的资金能力，央行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金融机构需要维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因此，IMF亚太部的Kang和Rhee提议，成立一个特殊目的机构（SPV），由财政、央行和金融机构共担风险，共同合作来支持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这一方案值得思考。即便我们来不及建立这样的机制，但财政、央行和金融机构协力支持企业与居民的思路值得我们认真参考。 第三，准“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新时代是否已然到来？目前，全球都在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举措具有合理性。现在要关注的是，货币政策宽松的程度已经非常高，无论是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是日本央行，都已经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过去从未达到这种程度。财政政策方面，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将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5%，甚至更高。量化宽松有利于稳定经济和金融，但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成为一大问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压力都非常大。唯一可能退出的途径是通过高通胀，这样就会迫使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也会有助于化解政府的巨额负债。然而，当前的通胀形成机制复杂程度已经超过我们的认识。高通胀是否会到来，目前尚不明朗。 如果高通胀不能如期出现，全球很可能进入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时代，即超常规量化宽松长期无法退出，最后就形成一种变相的现代货币理论实践。到那个时候，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同流合污”还是独善其身？ 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但如果欧美的货币政策对我国产生外溢效应，我们是否还能长期坚持？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探讨各国央行展开货币政策合作的可能性，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欧美国家的央行认为：其一，各国央行的职责是稳定本国经济与金融，而不是外国的经济与金融。其二，他们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国际的传导与以往并无差别。其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确实发生了危机，那是因为它们的基本面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慎重考虑我们的政策应该怎么走？特别是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管理。 因此，本轮全球疫情危机的应对政策或将长期影响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环境有可能会发生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还需要积极寻求应对之法。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本次会议听取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并强调了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已成为中国经济金融的“青春力量”，有望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为了呵护并壮大这一“青春力量”，需要从五个要点多策并举，长效化地改善金融生态。 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是中国经济的“青春力量”。着眼当前，中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稳定之基。中小微企业吸纳了全国约80%的就业，贡献了近70%的营业收入，渗透于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它们的生存与发展直系经济，关乎民生。放眼未来，中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的创新之源。中小微企业是每一个大型企业的成长必经之路。在本次疫情的催化下，在线办公、在线教育、机器替代等全新业态正在成为中小微企业的新蓝海。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视角来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小投资者的成长，两者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量中小投资者将为金融市场带来更为充裕的资金、更丰富的投资需求、更为健全的市场结构，进而从根本上赋能金融体系，使其能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不同场景、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的持续发展，也将从工资收入、资产收入两个渠道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时代红利，支撑金融市场的稳定繁荣。由此，中小微企业与中小投资者构成了良性循环，将成为高质量发展时期中国经济金融的生力军。 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亟待针对性呵护。在当前全球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良性发展循环正在面临多重挑战。第一，宏观冲击与微观风险共振。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已近陷入衰退，并对中国经济形成了供给、需求的双侧外溢。由此传递至微观层面，高租金、重人力、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遭遇飙升的现金流压力。同时，金融市场的“存量博弈”加剧，市场造假等恶劣行为更易发生。第二，长期短板与短期剧震叠加。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本身长期存在融资困难、风险缓冲不足、投资及业务高度集中等短板。2020年开年至今，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股市剧震、油价暴跌等“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信用风险溢价和市场波动性急遽跃升，进一步放大了上述短板，加剧了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脆弱性。针对这一问题，本次会议一方面推进中小银行改革，以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投资者保护，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上述举措聚焦于金融生态，从资金的来源和投向两个角度同步发力，共同指向了对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针对性呵护。 抓好五个关键，优化金融生态。我们认为，呵护经济“青春”力量，重心在于优化金融生态，关键在于五个要点，从而逐层消解当前的风险根源。 第一，从宏观面出发，加强对内外部宏观风险的审慎管理。需要进一步激活国内需求、调整供给结构，双向弥合供求落差，从而稳住完备的产业链条和充分的居民就业，从根本上拓展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生存空间。 第二，从资金面出发，充分发挥专项金融支持的作用。除对中小微企业定向降准、降息之外，建议推出更具针对性的专项应急基金，通过申请审批等规范流程，向处于财务困境的中小微企业进行政策性贷款。 第三，从制度面出发，针对近期的资本市场造假事件，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和规则设计。尤其是需要促进市场信息的透明化，消解信息不对称缺陷，从而长效化地抑制利用信息优势侵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 第四，从主体面出发，加强自律机制建设和管理协同。充分利用行会组织、征信系统等平台，引导中小微企业和中小投资者夯实风险缓冲垫、杜绝造假行为、规避过度投机，从而为金融市场提供优质的资产与理性的资金。 第五，从技术面出发，完善金融产品设计并下沉金融服务。在产品设计岗位，坚持任用和培育专业化人才队伍，守住微观风险底线。在产品研发方向上，坚持强化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输血”作用，避免“脱实入虚”、推进重心下沉。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周延礼（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健康险业务可以通过保险科技来提升保险产品的定价和风控水平，拓宽保障的范围。可以预见，在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相关、潜在的投保人士涌入到这一赛道中来，这对于健康保险在现场发生的趋势将会加快与科技的结合将会更加紧密。 保险业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为助力抗击疫情，保险业捐赠了近4亿元的物资和款项，同时也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媒体记者等提供超过万亿的专项保险保障，更是在第一时间推出了延长保险期限，取消理赔医院限制等特别举措。 目前我国的抗疫压力逐步缓解，但随着疫情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不断地扩散蔓延，仍然给经济、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在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测。 而从保险监管角度观察，监管部门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保险业的引进风控工作的统筹。一是继续加强疫情期间保险服务工作，及时做好疫情的防控。二是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应对疫情的挑战符合保险原理的保险产品。三是可以运用信息科技手段，创新保险服务方式，推进了复工复产所需要的科技赋能适应非接触经济模式发展的需要。四是简化程序，提升服务效率，督促保险公司开设理赔的绿色通道高效地满足复工复产的企业的保险的需求。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加大保险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继续为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保险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如何参与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对保险业来讲是一个新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了健全了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中央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为健康保险助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政策支持。中央政治局更是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形势，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并首次提出了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保基层运出来的“六保”。保险业要深入学习，要按照“六保”的要求开展工作。 此次疫情倒逼我们研究相关政策落实的问题。总的来看此次疫情更加凸显出保险业，特别是健康险在公共卫生管理当中作用。健康险和互联网+这种模式的融合发展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世界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而下一步，全行业在已出台政策落地、落实的基础之上，继续引导保险机构加大支持的力度，积极对接和保障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的保险服务，更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保险科技应用助力健康保险参与突发公卫事件风险管理 针对此次疫情，保险业迅速开发相应的一些保险产品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等水平，显现出重要的作用。 根据调研，1-2月份的健康险用户层面出现了三大优势，一是从用户年龄上来看，90后的群体购买健康保险的人数快速增长，老年群体对健康险的关注度有所上升。二是从职业上划分来看，物流、快递、网约车从业人员群体投保意识快速上升。三是从用户的地域分析，三线及以下的这些城市，用户投保的意识被唤醒。订单量的增长、增速已经超过了一二线城市，保险市场的下沉发展值得关注。 健康险的业务既有创新的产品形态，又注重保障功能，同时还改革支付方式。提升了健康保险产品的可能性。健康险业务可以通过保险科技来提升保险产品的定价和风控水平，拓宽保障的范围。可以预见，在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相关、潜在的投保人士涌入到这一赛道中来，这对于健康保险在现场发生的趋势将会加快与科技的结合将会更加紧密。 同时，技术发展正在为保险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契机。未来科技将进一步赋能健康保险，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渠道拓展、精准营销、差异化服务、产品设计、精算定价，运营优化、风险控制，还有医疗健康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显著地提升保险服务。 抗击疫情金融科技价值凸显 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社会各界也将目光聚焦到了保险领域，保险的意识迅速提高，参保人数也陡然增加。这倒逼保险行业进行思考，保险科技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未来怎么样实现转型发展？ 从经济管理的角度观察，保险业利用了互联网医疗技术，通过保险+医疗的模式，积极地参与了全社会的健康管理、疾病问诊、治疗。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保险产品也完善了人身保险的责任范围，尤其是健康保险产品的保障体系，将各类传染病以及相关的各类疾病的规范化，纳入了保险责任的范畴。从经营管理角度分析，此次疫情还促进了保险机构运行朝线上化转变。 今年上半年，中国保险业整体业务下降超过13%，但仍有接近3%的正增长，这得益于保险科技的发展。此次疫情对保险业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个人认为保险业的反弹会是v型反弹，预计全年的保险业务增长仍然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金融、保险科技在疫情防控期间，特别是后疫情时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刺激潜在用户对线上服务的需求。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健康保险业务的形态。此次疫情促进了保险机构向线上化的转型和健康保险长期可持续发展，打造了健康险的生态链，消除了消费者的一些担忧，更好地提供了健康保障服务。 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科技赋能保险的作用日益凸显，而对于线上线下的业务如何联动，金融产品如何快速创新，如何利用电子渠道线上服务，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抗击疫情延展服务，如何提供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一些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奇帆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思考。工业社会在最近两百年里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建立了全球水平分工的经济体系。但是，疫情的到来打破了这种看似高效率的体系，全球供应链被疫情阻断、分割，导致了大量地区的经济近乎停摆。在困难之中，互联网经济因为其非接触的特性受到冲击相对较小，从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是疫情中全球经济所看到的希望。但是，传统的互联网经济也有很多问题，仅仅依靠原有的模式无法带动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所以，即便是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在疫情中也在寻找着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经济必将进入一个与传统实体经济全面融合的新阶段。 从接入技术上看，随着 5G 网络日渐普及，互联网进入高带宽、低时延的时代。4G 时代无法支持的物联网，到了 5G 时代会成为重要的发展领域。互联网将不再只是以流量为核心的电商生态，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它还在向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新生态转变。跟得上这一潮流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其它传统产业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更多抓住产业互联网新机遇的创新企业将会在全球大量出现。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经济该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在全球取得发展优势，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疫情后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为此，这里对中国互联网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六点思考。 1 疫情后互联网经济将向所有领域扩展， 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 疫情之下，全球订单萎缩、产业链断裂，传统产业一片萧条，只有互联网产业受疫情的影响较小。因为网络跨越了物理的阻隔，互联网办公、互联网娱乐、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零售等商业模式迅速走红，成为了疫情中经济发展的热门领域，互联网经济也因为在对抗疫情时的独特优势而备受关注。任何一个企业并不只是存在于物理空间里，它也同时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这也就是数字孪生企业的概念。疫情虽然阻断了物理空间，但如果一个企业或者整个产业构建了自己的网络空间，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不受疫情影响继续经营。这个网络空间所承载的就是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 疫情让企业充分体会到了利用网络空间的价值。当员工被物理隔离在家里，企业依然可以利用远程会议、社交软件等实现居家办公，企业的基本活动也就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基于这个现状，企业必须要学会在网络空间里进行经营管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疫情已经开始迫使企业向互联网经济的新模式转变。比如电影产业，因为电影院的全面关停损失巨大，但同时我们看到互联网娱乐产业迅速兴起，传统的影视公司必须要转移到网络渠道上尝试全新的发行模式才能生存下去；再比如餐饮行业，如果没有互联网上的外卖业务，估计疫情中倒闭的餐饮企业将会更多；医疗服务行业在疫情中也开始加大互联网医疗的投入，一批互联网诊疗公司也迅速兴起；跨境电子商务自 2014 年启动，虽然每年以 50%-60% 的速度增长，但规模也才在 1500 亿人民币左右。疫情使得大量的国际贸易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完成，于是会极大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互联网经济在疫情中加快了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步伐，并因此创造出大量的互联网经济新模式。 这次疫情的影响不是短期的，欧洲、美国的感染人数还在持续上涨，印度非洲的疫情蔓延刚刚开始，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怕要持续 2-3 年。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基于网络空间的商业创新，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新的全球化趋势。 2 发展互联网经济需要克服消费互联网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创造公平、共赢的经营环境。 过去十余年来，我国消费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涌现了阿里、腾讯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但消费互联网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往往是零和游戏。不管什么行业领域、面对什么竞争对手，消费互联网竞争到最后往往是赢家独吞整个市场。因此，很多早期互联网企业不计成本融资烧钱扩展业务，意图打败对方。在形成垄断优势后，又对平台商户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因为过度关注流量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在网上的泛滥，甚至倒逼制造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第二，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网络市场形成初期所主导的自由理念，使得网络上失信的违约成本极低，于是会出现很多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罔顾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环境下进行，这些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的公司很难长期生存；第三、企业数据采集没有底线。消费互联网时代缺乏数据治理规范，很多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使用产品的时候要求用户提供个人数据，但这个过程中，有些平台采集的数据、要求的授权和提供的服务明显不对等。明明很简单的服务，仅需要几个数据，却要求用户提供几十个数据；明明只需要一项权限，却让用户把权限全部打开，从而超范围收集个人数据。比如，有的公司获取了消费者手机麦克使用权限，通过窃听客户交谈内容而获取用户习惯，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随着互联网产业不断成熟、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上述行为在未来将会很难行得通，消费互联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加以避免。 下一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克服上述的三个问题，大家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共同创造互联网经济的新规则，探索能够增加社会总体价值的互联网经济新路径。未来的互联网企业要尽量避免零和游戏，要从产业链、价值链入手，提升企业市场与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互联网企业在设计产品时要更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尽量避免那些利用人性弱点的行为；在数据获取上，要尊重日益完善的关于数据资产的法律法规，合理、公开、公平地采集和使用数据。 3 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也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 传统产业规模巨大，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空间也非常巨大。全国目前有 60 余个千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 1% 的效率，那么在未来 15 年中预计可节约近 3000 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 10% 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 2000 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够容纳几家千亿美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产业互联网是通过产业内各个参与者的互联互通，改变了产业内数据采集和流通的方式，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产业内数据、交易的可信性，进而改变产业价值链，提升每个参与者的价值。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产业内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产业价值。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等等。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的理念应用到城市方面就是智慧城市，应用到交通领域就是智慧交通，应用到工厂就变成了工业 4.0，应用到供应链方面就是智慧供应链金融。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个领域发展产业互联网，就是对这一领域的数字化改造、价值链重塑。以供应链金融为例，供应链金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供应链金融 1.0 是主办银行模式，银行和企业是点对点的连接关系，只是主办银行将供应链上下游作为整个链条来开展业务，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供应链运营中；供应链金融 2.0 是核心企业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下，核心企业可以对供应链中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仓单等信息进行有效掌控，银行再依据这些信息对供应链各类主体服务，因此可以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效益；供应链金融 3.0 是数字金融模式，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整个供应链中获取每个产业链上企业的动态、每时每刻的数字信用。此时，供应链生态圈将相互打通，交易完全透明可信，资金流动清晰可见，在这个阶段的供应链金融将是智能化的、数字化的、效率极高的，大大提高了融资便利性与风控水平。供应链金融 3.0 才是这一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生态。 4 数字人民币在未来互联网经济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是构建新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 中国消费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大量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出现，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扫码支付已经渗透到中国电子商务的每一个交易过程，大大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但是传统的移动支付也有自身的弊病，比如需要绑定银行账户、需要网络支持、非匿名性、交易额度受限等等。这些问题使得这些现有的移动支付手段大多用在 2C 层面的小额支付场景，一旦涉及到产业互联网中的大量企业间交易，目前的移动支付手段就显得力不从心了。2019 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数字人民币（DC/EP）试点以后，困扰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如何构建企业间可信、便捷、移动的结算体系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近日，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苏州相城区开始测试。从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截图来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法币也可以实现扫码、二维码收付款功能。因此，理论上中小商户可以直接打开钱包（数字货币分发机构 APP）进行收款。从收款账户来看，此次收款方为“中国人民银行（DC/EP）”，说明未来数字账户可能是直接开立在央行的数字货币账户，它的交易、流通是通过个人-钱包（支付电子工具）-央行（清结算）-个人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仅仅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分发者，不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开立者及交易者。 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阶段由三大电信运营商、四大国有银行发行，未来可能会允许其它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在使用便捷性上，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还会支持离线支付、芯片卡刷卡和手机近场通信支付等，便利性极高。传统的支付宝、微信在移动支付上的垄断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变。而他们建立在支付业务导流上的信贷、理财、保险等业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截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申请了涉及数字货币的共 84 项专利。内容涵盖数字货币生成、投放、流通、验证、兑换、回收等解决方案；数字钱包的开通、升级、密钥更换、存币、支付、查询、货币兑换、注销等方法和软件系统。目前来看，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投放、交易和回笼过程都已经实现，基于 DCEP 的新结算体系呼之欲出。DCEP 的价值不仅仅限于传统纸币的 M0 替代，其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可以参与未来国际贸易中全新的数字结算体系的构建，因此是形成互联网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5 新基建是互联网经济创新的重要基础， 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三月份以来，中央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基建”。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把新基建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无论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技术基础设施，都是为了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而准备的，投资这些新基建的价值，不只是建设项目本身的投资拉动作用，还有由这三类基础设施助力其它行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价值。 未来中国大概需要 600 万个 5G 基站，与之相配套形成的产业链规模接近 10000 亿。中国现在有大约 100 个行业，上百个行业背后是上百个产业互联网或物联网。随着 5G、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背后的企业、设备都要安装配套的数据采集、监控设备、检测设备、通讯设备等，这就形成了上万亿规模的配套芯片等软硬件产品。这些设备在与外界建立联系过程中进一步传递、放大对配套设施的需求，于是其背后又是几万亿的软硬件配套支持。仅就数据中心而言，2019 年全世界共有 180 个 10 万台服务器规模的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但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全球经济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保守估计，我国未来五年需要的服务器规模大约是 1000 万台以上，这至少需要 5000 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再加上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机房等基础设施，加起来大概又有 10000 亿人民币的规模。也就是说，仅仅从 5G 基站、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方面来看，新基建投资就至少有 10 万亿人民币的空间，这笔投资自身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 新基建虽然冠以“基建”的名字，但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传统基建的概念。传统基建如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入大、周期长，往往是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小，所以一般由政府主导来投入或者政府用 PPP 方式与民营企业共同开发。所以有人把新基建等同于这种类型的投资是错误的。新基建跟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促进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因此其组织模式也必然会不同于老基建，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大量投资。只要政府的政策得当，新基建几十万亿人民币的投入会有大量企业愿意参与其中。而新基建的商业价值也是立竿见影的，比如一个数据中心一投入运营，马上就可以带来收益，所以企业更愿意主动参与。 对于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提升，就会带来车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汽车工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汽车产业互联网的新业态，这将会是又一个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在带来能源产业成本降低的同时，也为电动车等新能源领域提供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创造能源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模式，同样也可以创造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其它如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也同样会有利于打造各个领域的产业互联网，从而带来这些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机会。 对于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是百年大计、是中国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原则上应该由政府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投入，参与这些设施的建设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性，也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领先的标志，即使仅仅从投资收益上来看，这些投入也还是有可会给企业带来长远回报的。 总之，一旦有了这些新基础设施，产业互联网就有了施展的舞台，这部分产业增值带来的价值是传统基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必需，新基建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在把握经济发展大势上的高瞻远瞩、在制定落实方案上的实事求是。 6 推动 FTA 框架下数字贸易新规则的建立， 努力扩大互联网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 疫情阻断了大部分原有的贸易渠道，这为原本就处于数字化冲击下的世界贸易提供了变革的良机。在区域自由贸易（FTA）的基本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新规则势在必行。凭借巨大的内需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中国要在疫情后主动引导建立不同的区域数字贸易新规则。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上，加快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尽快建立区域贸易数据中心；基于数字人民币等数字交易手段，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区域自由贸易中的应用，建立区域贸易主体数字信用联动体系、并基于此建立区域数字交易中心。同时在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跨境电商经营等方面也要努力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通过制定一系列数字贸易新规则，中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优势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服务出口增长点。此外，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利用 5G、北斗、国产大型数据中心等技术快速增强中国的对外服务能力，为 FTA 伙伴提供强大的算力；在新技术基础设施上，加大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出口贸易，为自由贸易区提供全方位新技术支撑。在行业应用层面，加大产业互联网的出口贸易，在电商、物流、旅游、医疗健康、家电、通信等领域开辟数字出口新机会，为海外提供一体化产业互联网服务，扩大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总额。这些机会对所有企业都是存在的，企业要抓住历史机遇，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提高自身的数字服务出口能力。 互联网经济过去 25 年的发展带给世界很多思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力，需要人类社会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并基于此为人类文明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在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等领域已经做好了布局，产业界需要努力探索互联网经济的新思想、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布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重塑传统产业的价值链、创造传统产业的数字经济新生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网络强国建设，在全球产业链因为疫情而面临重构的时刻，正是我们落实总书记指示、加速网络强国建设的好时机。只要我们总结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规律，克服消费互联网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民币所带来的机会，大力创新产业互联网，就一定会让中国的新型互联网经济借助数字化转型在世界舞台上全面领先！ (本文作者介绍：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张子旭 复工以来，各地消费券政策引发了广泛关注。一方面，消费券起到了刺激需求的作用。在供给恢复快、需求恢复慢的情况下，工业产成品库存快速上升。1季度工业产成品实际增速为15.5%，达到5年来的新高。在此背景下，各地消费券的推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撬动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消费券也对特定人群起到了纾困作用。根据官方数据，1季度失业压力加大，3月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约18.3%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向限定人群发放消费券，有的地方还规定了向困难人群提供消费券的总体金额。 但是既要实现刺激、又要实现纾困，同一项政策难免要做出权衡。对于这两个不同目标，本文并不试图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试图梳理现实：当前消费券政策的效果如何，在刺激、纾困两方面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消费券规模较为有限 根据公开信息进行统计，本文只对42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各省级单位数据通常缺乏足够的细节而未计入，截至时间为4月27日。在此基础上，对已经公布消费券发放细则的42个城市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共计已经发放各类消费券65.2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金额为19.6元，中位数为8.9元。其中仅有29%的城市人均金额在30元以上。假设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在2-3之间，则总体效应为200亿元或以下，对比35万亿左右的居民消费支出，消费券对总体消费的刺激作用可能较为有限。另外，某省的消费券金额可能较大，但是其并未给出消费券总金额等细节，且有相当部分透支了未来的节日慰问金，因此没有纳入分析。而且即使纳入，消费券的相对规模也仍然较为有限。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均消费券金额越高 数据说明：（1）人均消费券=所在城市发放消费券总额/2019城市人口数量，缺乏数据的情况以相近年份数据替代。（2）由于部分城市缺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因此使用2018年人均GDP数据进行分析，缺乏数据的情况以相近年份数据计算。（3）剔除了温州和鄂尔多斯，因为前者人均可支配收支排名显著低于人均GDP排名，而后者恰恰相反。（4）没有计入某省。因为该省发放消费券是以省级为单位，和其他城市为单位的口径不统一。另外，该省并未给出消费券总金额数据。（5）剔除了杭州，因为杭州的人均消费券达到162元，远高于其他城市，加入杭州该图无法清晰显示其他城市。另外，加入杭州后不影响分析。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新闻进行整理。消费券数据截至2020年4月27日晚。 消费券政策也有地区分化 当前的消费券政策，由各个城市分别出台，由于各地财力不同，呈现出了地区分化。总体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发放消费券的人均水平就越高。剔除温州、鄂尔多斯后的40个城市，人均消费券金额与人均GDP相关系数达到0.4。简单的线性回归，也揭示了人均GDP对人均消费券发放金额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解释力。其中，消费券人均水平较高的城市，除了武汉疫区之外，一般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这些发达省份。而欠发达省区或城市，其发放的消费券人均水平也往往较低。目前所有发放消费券的42个城市，其人均GDP的均值为9.4万元，显著高于2019年全国人均GDP均值7.1万元。这意味着，没有发放消费券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更低。 这显示出，消费券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各自为战现象突出，缺乏全国层面的协调。对于各个城市而言，依据自身财力发放消费券，可以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进行纾困，有其合理性。但是从跨地区的视角来看，中西部地区有更多的困难人群，以及返乡待岗的农民工，而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券发放力度恰恰相对较弱。因此，当前的消费券政策缺乏统筹协调，未能起到跨地区平衡、纾困的作用。 消费券发放侧重于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 当前的消费券政策使用，一般都有对行业的限定。从42个城市的消费券政策来看，主要侧重于餐饮、零售和文旅三大行业。在这三个行业投放消费券的城市数量占比，分别达到了81%、73%和48%。这与疫情对消费行业的冲击，具有高度一致性。1季度的服务业增速中，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旅游业等都受到了较大冲击。其中，前两个行业在1季度的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35.3%、-17.8%，是服务业中遭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两个细分行业。旅游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没有单列的分类，但与之相关的交通运输业也有显著下滑。从这一角度来看，消费券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从行业、企业层面考虑更多。 消费券限定使用的行业比例：42个城市的数量占比 消费券发放惠及城市居民，但农村和困难人群得益受限 42个发放消费券城市中，15个城市提出了针对特定人群发放消费券，包括特困人员、低保人员和孤儿等，5个城市还给出了对限定人群发放消费券的金额，占比最高占总金额的15.3%，最低0.9%，中位数10%。但是由于以下原因，消费券难以真正惠及农村和困难人群。 其一，消费券金额有限。前文已经提到，按常住人口计算，42个城市的消费券人均金额为19.6元，中位数8.9元。虽然有的城市对特定人群有数百元的支持，但对于困难群体来说，这仍然是杯水车薪。 其二，交通距离和成本不利于农村消费者。对已有的消费券使用细则进行观察，许多地方发放的专属消费券限定在城市中心商圈的商铺使用，从而将消费券使用区域限定在城市中心。根据不完全的信息披露，有7个城市要求必须到现场消费，不允许同城外卖与同城配送行业进入。在消费券金额有限的情况下，农村人群面临的交通成本更高，这导致消费券的发放难以真正惠及农村消费者。 其三，限制条件过多。部分城市对消费券施加了各种限制条件，例如某城市42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仅限定13家餐饮企业使用。个别城市消费门槛设置过高，例如满800减50。还有一些地方，发放消费券重点面向非基本民生行业，例如某城市的汽车消费券金额占比高达69%。考虑到以上情况，消费券的纾困作用也较为有限。 其四，各地消费券几乎都通过数字平台发放，要使用手机支付进行消费。对于老年人、没有电子支付手段的困难人群，这也构成了技术上的门槛。而这部分人群往往最需要消费券纾困。因此，需要考虑线上与线下发放方式相结合。 当前的消费券政策存在的问题 消费券政策重点以纾困重点行业为主，但总体金额小。同时，除个别地方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消费券都采用满减形式、限定具体行业，促销性质较为浓厚、价格效应多过收入效应。因此，这些政策实际能起到的刺激和撬动效应都较为有限。 在空间上，地方政府基于自身财力、各自为战。其结果是，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力度较大，而中西部、欠发达省力度明显较弱。同时由于前述原因，消费券难以真正惠及农村消费者的困难人群。不论是从空间、还是人群角度来看，纾困效果都难达预期。就业是滞后变量，失业人群在就业市场的匹配也需要时间，尤其是非正规就业人群如何纾困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消费券政策需要起到何种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汉锋、李求索 4月29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今年两会召开日期（政协/人大会议将分别在5月21日/5月22日召开），受疫情影响本届全国两会推迟逾两月进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尚属首次。结合当前的国内外特殊环境、政策背景，我们认为在两会期间主要关注以下五大看点： 1）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谋发展可能是核心议题之一。 虽然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海外疫情仍在蔓延，截止5月5日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50万例。外防输入压力仍大，且需要防范今年秋冬季的“二次爆发”风险。我们预计“重大疫情防控”、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谋求发展可能成为核心议题之一。不久前召开的政协主席会议提出将就该议题“建真言、谋良策”。 2） “六稳”、“六保”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目标。 4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等“六保”目标，今年的阶段性增长目标可能会相应淡化。在经历了极不寻常的一季度之后，我们预计今年政策重点在考虑全球经济仍在加剧下行、主要国家普遍经济负增长的客观背景在落实扶贫目标、保民生、确保就业稳定等方面。 3） 短期、长期政策组合释放内需潜力： 4月9日发改委及国务院分别发布有关进一步城镇化及要素市场改革的文件，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来助力城镇化升级。我们认为这不仅在短期对冲疫情冲击较为重要，在中长期应对外围环境的变化、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也具有战略意义。具体到今年，市场可能会关注周期性政策的力度及具体举措，包括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组合，特别是财政赤字、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等的规模，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减税降费举措，以及支持政策作用的具体领域，包括新老基建、老旧改造、医疗卫生系统升级、扶贫目标达成、生态环保、对疫后武汉及湖北的恢复与建设的特别支持等。 4） 改革举措促创新与升级。 提高发展质量、外围环境变化都在紧逼中国加快产业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国近年在资本市场、教育体系等领域做出改革以培养创新能力、鼓励创新，鼓励长期资本的形成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升级，如科创板的设立及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不动产信托基金的引入、高考制度的改革，等等。结合当前特殊的外部环境，鼓励促进创新、加快产业升级仍是两会值得关注的核心话题。 5） 十四五规划的方向：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酝酿之年，估计在两会期间的政策讨论也会涉及到十四五规划的制定。我们估计十四五规划相比十三五规划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如进一步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生态环保等方向，又需要针对新的内外部环境作出调整，如，如何在新的内外形势下更加重视内需、挖掘内需潜力，进一步加快转型升级、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等。 图表：疫情以来的政策落实：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确定今年两会召开日期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人民银行网站，中金公司研究部（注：棕色线为国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图表： 疫情进展及应对举措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人民银行网站，中金公司研究部（注：棕色线为国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图表： 2020年地方政府制定的GDP目标以及与2019年对比 资料来源：地方政府官网，中国建设报，中金公司研究部 市场在两会期间表现相对正面， 重点关注“纯内需”及“进口替代” A/H市场在两会前后时间里多有正面表现，由于投资者结构的差异，A股比港股对两会的反映更为敏感，且热点多集中在有政策预期的行业和主题中。今年疫情之下内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两会中可能涉及的政策及改革举措颇受市场关注。考虑目前国内外疫情进展及A/H整体中等偏下的估值水平、仓位水平，我们认为不宜对市场过度悲观，结构性重点关注纯内需、进口替代主题（个股梳理请参见报告原文）。 图表： 两会前后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2000年至今上证综指在两会前后涨多跌少（上）和上证综指在两会期间互有涨跌（下）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创业板在两会前表现通常较好，但两会之后多表现平淡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2000年至今恒生国企指数在两会后表现较好（上）和恒生国企指数在两会期间各有涨跌（下）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2000年至今上证综指在两会前后一个月均表现较好，恒生国企指数在两会后一个月表现较好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本文作者介绍：在中金和高盛等金融机构从事市场和经济研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衍行 中国即将推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与此相伴的是，信息披露成为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核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中提出：实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提高透明度和真实性，由投资者自主进行价值判断，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信息披露一直是股票市场心头之患，殷鉴不远，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给中外股票市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4月3日，中国证监会在声明中称：中国证监会高度关注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对该公司财务造假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不管在何地上市，上市公司都应当严格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监会将按照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有关安排，依法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坚决打击证券欺诈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4月24日，证监会发文称，财务造假严重挑战信息披露制度的严肃性，严重毁坏市场诚信基础，严重破坏市场信心，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是证券市场“毒瘤”，必须坚决从严从重打击。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2019年以来，中国已累计对22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立案调查，对18起典型案件做出行政处罚，向公安机关移送财务造假涉嫌犯罪案件6起。 痛定思痛，虚假信息披露已经成为股票市场的毒瘤，创业板注册制信息披露面临困难及挑战。 一、制度沿革：信息披露成为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核心 核心是事物中起主导或中坚作用的部分，意思是中心及主要部分（就事物之间的关系比较而言）。 注册制是通过信息披露的要求，对出售股票的价格和品质有着隐含的要求。通过市场来判断股票的价格和品质。 核准制则是由政府（证券监管机构）直接对出售证券的价格和品质做出投资价值判断，政府在其中具有选择权，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核准制之下，信息披露则居于从属地位。 注册制使信息披露上升为核心地位。注册制转变到督促企业向投资者披露充分和必要的投资决策信息上来，注册审核机关不对企业的资产质量和投资价值进行实质判断，也不对发行人“背书”。投资者依据披露信息所作的投资决策也不应由注册审核机关承担责任。注册制下审核实质信息绝非对于证券的投资价值本身作出判断，更不会基于注册审核机构的负面判断行使否决权，而是围绕实质性信息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督促企业以一种负责的方式，及时披露一切有关投资决策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这既是信息披露的核心要义，也是注册制区别于核准制、审批制的本质所在。 注册制是通过信息披露的要求，对出售股票的价格和品质有着隐含的要求。注册制之下，投资者通过市场判断的股票的价格和品质，自主进行价值判断。 注册制实行更加严格、全面、深入、精准的信息披露要求，督促上市公司以投资者投资决策需求为导向，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 判断股票的投资价值，必须基于与股票相对应的企业的资产、经营、财务等公开披露信息。因此，股票市场本质上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易市场，股票信息的质量决定着市场引导资本流动、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果。 投资者只有在获取充分信息，并对该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的情况下，才能对证券的品质和价格是否合适予以确认。因此，发行人只有提供充分信息，投资者才会做出基础判断。充分信息披露因此成为发行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信息披露制度的关键在于上市公司都应当严格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创业板注册制推出后，之前游资普遍采用的“打板”吸引跟风盘的策略有效性将大大降低，创业板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提升风险偏好，创业板主要容纳一些规模较小、投机性更强的股票，从而形成创业板市场供需双向扩容的良性互动。 二、重新界定注册审核机关的审核把关责任 主要有两点： 一是不对申报文件是否存在虚假承担责任。落实注册审核机关的审核把关责任。注册制条件下，审核工作所针对的是经过中介机构核查验证和专业把关的申报文件，注册审核机关不再需要对上市企业作实质判断，也不需要对申报文件是否存在虚假承担责任。 二是对信息披露提出更明确的要求。注册审核主要是对申报文件是不是符合齐备性、一致性、可理解性要求，进行把握和判断。齐备性主要是指注册文件披露内容的项目、范围和程度等是否符合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是否达到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所要求的充分和必要水平。一致性主要是指披露内容所反映的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状况是否合理、财务数据之间的勾稽关系是否符合逻辑、财务与非财务数据之间是否能够得到印证等。可理解性主要是指信息披露文件的语言表述，要立足于投资者阅读和使用的需要，充分考虑一般投资者的认知水平与专业能力，尽量做到浅显易懂，尽可能避免使用晦涩难懂、冗长、技术性宽泛及模棱两可的术语。 三、约束及处罚：确保信息披露核心地位不落空 一是落实发行人的基础诚信责任。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必须确保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对于信息披露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应当无条件地承担法律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或者协助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应当同样承担法律责任。落实发行人的诚信责任，一方面要大幅提升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数额幅度，让失信欺诈者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同时，要全面落实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的法律责任，实行最严厉的市场禁入措施，构成犯罪的，坚决实施刑罚制裁。另一方面，要健全民事赔偿责任制度，针对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涉及人数众多的特征，对代表人诉讼制度作出有针对性的安排，着力优化方便投资者获得民事赔偿的机制和途径。同时，要赋予监管机关责令回购股份、责令先行赔付等职权，更好地适应证券市场民事赔偿的特殊性，让投资者更为有效地获得经济补偿或者赔偿。 二是落实保荐机构监管及连带责任。加大对保荐机构监管执法力度，严惩违法违规行为。配合注册制改革，明确交易所对保荐业务的监管职责，形成高效协同的综合监管体系。扩大惩戒对象范围，将保荐机构全体项目人员、各级责任人员均纳入违规惩戒范围，做到问责的“应问尽问”。补充完善违规问责情形，建立信息披露质量与保荐业务资格挂钩机制。增加监管措施类型，强化经济约束，提高监管威慑。加大惩戒力度，扩大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资格罚”的适用范围，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三是落实中介机构的专业把关责任。确保中介机构依法履职、恪尽职守是事关注册制成败的关键所在。中介机构运用其专业知识和专门经验，对发行人提供的信息资料进行核查验证，作出专业判断，投资者往往基于对其的高度信赖作出投资决策。他们应当履行对于信息披露内容的特别注意义务，承担对于信息披露内容的专业把关责任。要在合理界定和划分参与股票发行活动的保荐机构、承销机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以及资产评估机构职责范围和责任边界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法律责任督促中介机构审慎、勤勉地履行好法定职责，对于不遵守执业规范要求、违反业务准则的执业行为，必须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中介机构违反执业规范导致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 四是落实自律和行政机关的监管责任。贯彻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审核理念，必须以强有力的事中事后监管为后盾。为此，要从强化自律和行政监管两个方面双管齐下，落实好注册制条件下的监督管理责任，监管部门要依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对造假、欺诈等行为从重处理，坚决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投资者的功能。证券交易所和证券行业协会要全面建立完善行业自律规则和自律公约制度，特别是要研究建立专门适应注册制改革要求的先行赔付、质保金和黑名单等自律管理制度。监管机关要按照注册制改革的理念与责任分配原则，全面调整并完善注册制条件下的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注册审核工作的动态管理与过程控制，确保注册审核工作的合规性和一致性。特别是要赋予监管机关必要的监管职权和充分的监管手段，建立健全专门的事中核查制度。发现发行中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立案查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纠正违法行为，严厉处罚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是增加资本市场司法供给、实行违法违规成本与危害相称原则。主要包括：推动有关方面加快修法修规进度，修改《证券法》《刑法》，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完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等。证监会、司法机关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重拳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欺诈等恶性违法行为，集中执法资源，强化执法力度，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违法责任，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对风险较高。 六提高信息披露风险较高公司风险承担成本。包括，提高声誉风险保证金额度，对高管人员实施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等。 搞好信息披露任重道远。尽管在打击虚假信息披露上已经初步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良好社会氛围，但是，面对强大的利益诱惑、强烈的作案动机，创业板市场上恬不知耻、愍不畏法者可能大有人在。“谦受益、满招损”，未来，自满和言胜也许意味着失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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