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食品浪费立法在路上。12月22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上，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会议审议。草案共32条，分别对食品、食品浪费定义、反食品浪费的原则和要求、政府及其部门职责、各类主体责任、监管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此次草案定义了食品浪费行为，据此规定了食品供需双方应承担的相关法律义务，并为“大胃王吃播”等网络视频提供者标定了处罚的相关细则。 餐饮业是我国食品浪费的产业“大户”。为从源头减少食品浪费行为发生，草案对“食品”及“食品浪费”定义均作出明确。按照草案规定，本法所称食品包括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食物。食品浪费，则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 此次草案提出了食品供需双方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例如，针对餐饮服务提供者，草案规定应当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应提供小份餐等不同规格选择，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等。 当餐饮服务提供者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食品、餐饮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制定、实施反食品浪费等相关团体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 而对于消费者，此次草案也结合垃圾分类行动提出，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 南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分院院长孙文华指出，反食品浪费法使得节约粮食从道德倡议有法可依，但由于用餐的场所分散，执法难度较大，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共同遵守。餐饮场所容易形成浪费，因此除立法外，还可通过社会引导，推广餐饮“预订”业务，减少餐饮单位食材采购量的不确定而引起食物浪费；通过各单位加大“光盘行动”的宣传，强化人们对食物消费的定量意识；同时，加强食物教育，通过食物课程、营养教育等走入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大胃王吃播”视频屡见不鲜，但视频主播弄虚作假、浪费粮食的相关消息也在网站、报端不胫而走。对此，草案就同步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的，由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网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降低粮食损耗，杜绝餐饮浪费，除了正面宣传外，对于屡教不改和造成严重浪费的行为，给予合法的训诫和惩罚是必要的。执法者应及时受理举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造成粮食及餐饮浪费的行为给予相应处罚。”此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调研专家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前召开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透露，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也列入明年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由国务院提请审议。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有关粮食生产加工、储备流通等环节的节粮减损将在该法中作出具体规定。 “粮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孙文华指出，“十四五”时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在粮食生产方面仍不能放松，粮食安全问题不用担忧了，但在其他国家疫情尚未平稳控制的情况下，我国仍要抓住粮食生产的主动性，把饭碗牢牢端在手里。
自2020年8月底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后，吉峰科技的实控人变更事项便备受市场及投资者关注。然而近5个月时间过去，该事项“官宣”后却杳无声息，针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进展和近期披露的吉峰农机合伙人计划，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不久前向吉峰科技发出了关注函，要求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2020年两度筹划实控人变更事项 资料显示，吉峰科技于2020年8月31日披露公告称，四川特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驱教育）不可撤销地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新明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23.86%股份的表决权委托，拟受让王新明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6.02%的股份，并由特驱教育全资子公司四川五月花拓展服务有限公司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吉峰科技实际控制人拟变更为自然人汪辉武。如今时隔近5个月，吉峰科技未披露任何进展公告。 对此，深交所在关注函中要求吉峰科技补充披露此次权益变动事项的具体进展，是否已按协议安排推进各项工作，23.86%股份的表决权委托是否已生效，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发生变化。同时，要求吉峰科技补充披露上述6.02%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及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原因，是否已构成违约，并函询特驱教育及其子公司并要求其说明目前是否具备资金实力推进本次权益收购事项，补充披露相关协议是否已终止。 记者注意到，此次实控人拟变更的消息披露以后，吉峰科技股价曾一度飙升。从公告披露日（2020年8月31日）的开盘价5.36元/股起步，公司于2020年9月7日盘中以8.34元/股创下了阶段新高，短短数个交易日内，区间累计最大涨幅达到55.6%。然而，在经历股价勇创新高的“高光”时刻后，吉峰科技股价进入下行通道，截至2021年2月1日盘中，其股价已调整至4元/股以下。此事显然也引起了交易所的注意，关注函中要求吉峰科技说明“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炒作公司股价情形，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吉峰科技在2020年不止一次筹划实控人变更事项。2020年5月8日，公司就曾公告宣布，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经建发”）拟受让吉峰科技实际控制人王新明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总股本6.02%的股份，不可撤销地接受王新明剩余所持上市公司9.2%股份的表决权委托并现金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然而，公告披露后不到一个月，此次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便于2020年6月2日宣告终止。 主业不振 营收持续三年下滑 一年内两次筹划实控人拟变更事项，首次计划披露后不到一个月即“流产”，第二次的计划在公告后5个月内没有披露进展情况，尽管吉峰科技更换“东家”的心情迫切，进展却似乎较为波折。而在两次筹划实控人变更事项的背后，是上市公司乏力的业务和黯淡的经营业绩。 资料显示，吉峰科技全名为“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聚焦三大板块：1、农机流通与服务业务板块；2、高端特色农机具及核心零部件业务板块；3、乡村产业振兴创新业务板块。近年，吉峰科技主营业务表现疲软，公司2017年至2019年期间营业收入持续下滑，2019年，其归母净利润亏损金额高达1.43亿元。从最新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吉峰科技2020年有望以500万元至700万元的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不过，公司2020年的扣非后净利润仍为亏损状态，预计亏损额度为220万元至420万元。 从行业来看，农机企业对于补贴的依赖、产品使用周期性带来的制约等因素，被认为影响着包括吉峰科技在内的行业公司。 “国内农机行业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行业，有别于其他的工程机械企业，农机企业严重依赖政府补贴，并且具有行业使用周期的特性——建筑工程机械几乎全年都在使用，而部分农机却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内才需要使用。”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机消费者主要是农民或农业生产机构，当政府对于农机购买销售推出新的补贴政策时，板块会相对活跃，而一旦补贴或支持力度减弱，可能就会出现发展相对较慢的周期。同时，国内农机企业总体的研发实力相对较弱——机械较为粗糙、科技附加值不高，还有个别企业“蹭概念”，用农业政策、新科技热点来炒作，所谓的“科技加成”脱离了实际需求，这些都是目前农机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资料显示，我国农机行业经历了2004年—2014年农机购置补贴带来的十年黄金期，从2015年开始，行业持续下滑。信达证券曾发表研报指出，2020年农机销售开局良好，且在政策支撑下农机需求边际有望持续改善，农机销量短期内较往年有望小幅回升；中期来看，农机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仍未扭转，在农机购置补贴推动农业机械化率提高的同时，产能彻底去化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长期来看，随着持续去产能以及国内土地流转加快带动规模化种植比例的提升，国内农机行业有望逐渐回暖。“农业机械和种养殖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随着乡村振兴的发展，特色农产品，单品种种植，规模化种植，立体养殖等等将会给农业机械带来大量的发展机会。”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乡统筹委副秘书长孙文华向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有多名投资者向吉峰科技提问控股股东股权转让和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事宜。吉峰科技的实控人拟变更事项进展如何、公司如何在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环境下进一步发展，记者将持续关注报道。
12月22日，国新办召开《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发布会。国家铁路局总工程师严贺祥介绍，国家铁路局正组织开展《“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将推动时速400公里级高速铁路关键技术、600公里级高速磁悬浮系统技术储备等重大科技研发。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多名铁路方面专家了解到，十年前，高速列车就已经能跑出400公里以上的时速，且均符合安全标准。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介绍，截至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3.9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3.5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预计2020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6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3.8万公里，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9万公里。铁路复线率和电化率分别达到60%和73%。形成了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建设和装备制造技术体系。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实现时速350公里商业运营，系列化产品谱系基本形成。智能型动车组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铁路大功率机车、重载车辆、通信信号等装备水平大幅提升。 严贺祥说，按照国家有关工作部署，国家铁路局正组织开展《“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在推动铁路科技创新发展方面，推动时速400公里级高速铁路关键技术、600公里级高速磁悬浮系统技术储备等重大科技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专家委员解筱文看来，中国高铁向400公里运营时速前行，已众望所归。从高铁技术发展情况看，中国在400公里运营时速的全套技术及生产制造方面不存在问题，只是“让不让干”的问题。早在2010年12月3日，在京沪高铁(行情601816,诊股)枣庄至蚌埠间的220公里先导段联调联试和综合试验中，CRH380A高速动车组就创下时速486.1公里的最高运行时速。 衡量高铁安全性有三个重要指标，国际标准规定，脱轨系数不高于0.8，轮轴横向力不高于48，轮重减载率不高于0.8。2010年，CRH380A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跑出486.1公里时速时，这三个指数为0.13、15和0.67，分别是安全极限的16%、31%与84%，还优于350公里时速高铁的安全性。 铁路运输工程师王达水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因为铁路轨道运输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时速400公里的高速列车，是不可以直接在350高铁线路上以400的时速来运营的。“轮对的规矩变化技术，具有安全风险，不仅仅是在变换轨距的过程中，更体现在列车运行中的每时每刻。但如果以时速400公里的列车来进行350时速的运营，则将绝对提高列车全线运行速度，线路运营效率也将同步提升。这是时速400公里高铁潜在的经济效益。因为系统工程有一个80法则：系统以80%负荷工作，是最佳运行状态。” 时速400公里之上，是否还有可能突破呢？解筱文告诉北京商报记者：“2014年，中国研制的更高等级高速列车CIT500在室内轮轨实验室的静态实验时速达605公里。现在已过去几年，中国高铁技术持续得到新发展，相信在技术发展方面将更成熟和稳健。” 不过，测试时速与运营时速还有较大的区别。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21日，在山东济南举办的2019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前铁道部部长傅志寰表示，中国正在开发时速400公里级高速列车系统，开展磁悬浮关键技术、低真空管道高速列车的研究，但暂时还不能开发出时速500公里高铁。 “不是说在试验上不可能，而是在运用上有它的问题，因为高速列车的能耗与速度平方成正比，高速列车对环境噪音的影响是与速度的六次方成正比。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傅志寰当时说。
关于大国兴衰的命题，长期存在争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随着中国大国崛起，产生了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连锁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老大和老二的实力竞赛？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新洗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最为显著的事件是以中国领衔的包括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的醒目崛起，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美欧经济的相对衰落。 以中国的经济成就为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4%，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2019年中国GDP规模达到99.1万亿元（14.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6.4%，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2019年中国出口达到24995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总额13.2%（美国占比8.7%，德国占比7.9%，日本占比3.7%）；201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11万亿美元，连续14年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储备比重为26.3%（第二大储备国日本1.2万亿，占全球比重10.6%）…… 目前来看，新兴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崛起，其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相对于经济实力而言还存在很大差距。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美国军费开支为7318亿美元，占全球38%，远远超过排在其后的中国2611亿美元、印度711亿美元、俄罗斯651亿美元、沙特阿拉伯619亿美元、法国501亿美元、德国493亿美元、英国487亿美元。 新兴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引发了对新兴经济大国崛起及其后果的争论，中国威胁论、金砖四国、G2、中国经济模式、北京共识、中美贸易战等引起热议。 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调整是以战争还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从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争霸，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星球大战，广场协议，无不既是军事斗争的角逐，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地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地缘政治等领域广泛开展角逐。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等因素均将带来世界大国间的兴衰变化。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而政治和军事目前还是美国一极主导的格局。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 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 “大国兴衰”不仅是经济现象，同时是政治现象、历史现象、生物现象、物理现象、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 1、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人口、技术创新、投资、制度、财产权、社会分工、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发展规划、财政货币政策、公共物品的供给、知识产权保护、对待冒险的态度、竞争与垄断等，并形成了重商主义、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归纳出了经济起飞、重工业赶超、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标准发展型式、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1986年；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1989年；雷默，《北京共识》，2004年等。 2、生物学：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都存在从朝气蓬勃到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导致国家衰败的内部原因包括规避风险、过度消费、创新能力下降、生产率降低、政府和公司官僚增多、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适应并抵制改革等；外部原因包括战争、过度扩张、残酷竞争等。但国家跟人不一样的是，在适当的外部刺激之后通过有效的内部反应，国家的生命可以重生。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1995年。 3、历史学：过度对外扩张理论认为，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苏联到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对霸权国家而言，长期的对外扩张必将导致国力的削弱和霸权的旁落。对新兴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并非同步进行，大部分历史事例表明，二者存在“时滞差”。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 4、社会学：文明先进程度是决定一国兴旺发达的关键，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由八个主要文明板块构成，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和与自己有共同根源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差异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差异。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5、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并形成了“大陆均势说”“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陆权海权制空权”“高边疆理论”等分析世界各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方法观点；地缘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从地缘的角度，在国际竞争中保护国家自身利益，通过经济手段或经济谋略开展国际竞争并处理国际关系。人类历史上以及当下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基本处在同一纬度区域。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鲁道夫·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16年；阿尔弗莱德·马汉，《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1890年；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吉利奥·杜黑，《制空权》，1921年；基辛格，《大外交》；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6、政治学：政治科学试图研究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谁得到什么？谁有支配权力？权力如何配置？谁来监督？等等。 三、中国经验：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后果的争论。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在国际上比较流行，认为中国是出口依赖型模式，通过实行重商主义的战略，维持低汇率，低估能源、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把产能过剩向全球输出，形成了较严重的内外部失衡，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加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必须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敦促人民币尽快升值。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每一阶段经济增长引擎的切换都是沿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路径展开的，80年代的轻纺，90年代的家电，2000年以来的汽车地产，每次主导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浪潮都是在居民从“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下实现的。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开放型经济体，从动力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双轮驱动”过渡，由国际竞争力带来的外需和由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内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力量，而且两股力量都很强劲。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有效的汇改和入世等政策措施，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快速提高。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广阔市场，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2019年末），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愿望迫切，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加快，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旺盛。从过去20年的历史看，内需和外需这两股力量轮番交替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过度依赖外需的小国出口导向型模式，也不是完全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封闭经济体模式，而是典型的大国开放型经济体。 更深层次地，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就取决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比如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94年分税制改革、98年房改、2001年加入世贸、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充分释放了农民、地方政府、民企经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创造财富的活力。 四、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及后果 1、过去100年来的基本事实： 19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先是从大西洋的东岸转移到大西洋的西岸，再从环大西洋地区转移到环太平洋地区，现在正从太平洋的东岸转移到太平洋的西岸。 2、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基本原因： 一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经济霸权国最初作为最先进的工业品制造者，然后逐步把产业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到后发国家中，自己越来越成为依赖金融服务业的食利者（2008年美国房地产金融部门引发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12年银行业危机）；这个过程从经济上看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从安全和政治上看却会导致霸权基础相对衰落，其间的背离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必将导致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 历史上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首先是具有“生产性”部分的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的转移，从而使新兴国家具备了进行后发追赶的模仿学习条件、大规模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组织全球生产的能力以及调动全球资源的实力，进而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软实力。 过去100年来，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从“生产性”向“非生产性”的蜕变。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由来已久，是生产性下降、制造业萎缩、产业空心化、地区经济竞争力下降、高福利模式弊端（欧）、过度消费（美）等弊病长期侵蚀的结果，是昔日全球霸主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生动写照。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原因，正是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了内部活力，扩大了外部发展空间，很好地承接了全球“生产中心”的转移。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美欧老牌发达国家的衰落，正应了中国的古训，所谓 “成于勤俭，败于奢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带来的政治、军事后果： 霸权国家日益衰落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存，新兴国家充满活力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幼稚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存。 21世纪全球争霸出现新手段：经济战争，货币战争，地缘战争，软实力，巧实力。 4、2020-2050年世界经济重心演变的几种可能情景： 当前需要战略性地对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进行预测，描绘出到2050年世界经济的地缘格局。 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7%。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五、中国经济大国崛起的挑战与未来 1、历史经验：世界新兴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成败借鉴 历史上几次世界性经济大国崛起对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足够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自世界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霸权的争夺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锦标赛。 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霸权国的三种关系模式：竞争对抗、合作追随、韬晦孤立。 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与世界其他新兴经济大国的关系模式。 2、机遇与挑战：中国能否持续进行经济崛起？ 未来面临的主要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未来中国经济大国持续崛起面临日益复杂的地缘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能源安全、新的国际地位、新的全球责任等。中国如何适应新的经济大国角色和全球规则，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性难题？未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到哪里去寻找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如何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制度障碍，持续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如何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实现“机会公平、过程参与、成果共享”的和谐社会？如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让每个人都追求“中国梦”？ 3、“新战略”：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综合性大国？ 1）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2）制定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353战略，三大战略定力、五大改革、三大抓手）。改革开放40年，一方面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人均GDP、基础技术、软实力等方面还有很多差距，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和战略迷茫期。中国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即面对未来几十年政治经济形势演化趋势，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战略定位，类似当年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的孤立主义，中国的韬光养晦。 3）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为日美贸易战，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国企改革、创新活力、企业家信心、减税降费等问题。 只要做好改革开放，只要勤修内政，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4）清醒冷静客观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继续坚持三大战略定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是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应继续坚持三大战略：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5）推动五大改革，从国际新三角分工中突围：在当前国际分工格局中形成的新三角关系（以美国为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日德为高端制造业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为中低端制造业中心），中国如何实现从“外围”走向“中心”，从制造业中心走向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从追赶走向局部领域领跑？ 展望未来，为迈向高质量发展，从国际新三角分工中突围，五大改革亟待突破：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国企改革；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6）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增速换挡、人口老龄化等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具体以三大抓手为突破口，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 一是大力推进“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二是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是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美好未来。未来中国成为综合性大国需要加大改革开放、勤修内政、增强实力，这是根本。同时，中国如何从全球视野出发构建自身发展的战略体系，中国如何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 4、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1995年。 5、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 6、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 7、鲁道夫·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16年； 8、阿尔弗莱德·马汉，《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1890年； 9、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10、吉利奥·杜黑，《制空权》，1921年； 11、基辛格，《大外交》。 1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1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14、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1989年。 15、雷默，《北京共识》，2004年。 1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罗斯金，《政治科学（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 19、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4。 20、H．线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 21、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 22、刘易斯，《增长与波动》， 华夏出版社，1987。 23、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月30日，新兴铸管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公司2020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5亿元-19.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0%；扣非净利润13.5亿元-17.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3%。 新兴铸管表示，2020年度，面对新冠疫情、南方水灾和持续高温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巨大挑战，公司上下攻坚克难，及时调度，沉着应对；面对原材料市场大幅上涨与产品市场波动影响，公司广泛联动、精准研判，抢抓市场机遇；面对市场、政策等因素变化，公司及时调整经营思路，深化对标、提质增效，稳步提高获利能力；聚焦重点项目，坚持创新驱动，确保了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实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 2020年，由于受新冠疫情、南方水灾等影响，新兴铸管产业链上游原材料大幅上涨。在此背景下，公司如何化解风险保持业绩的稳步增长？ 对此，新兴铸管公司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2020年公司深化“产供销运用”快速联动机制，组织各单位、各专业大联动，从关键因素系统分析供需变化与价格走势。建立库存日报制度，严密监控库存风险，坚持快进快出，高效柔性生产，提高周转效率，严控库存跌价风险，如外购坯轧材周转天数控制在3天以内，确保及时变现，实现稳健经营。 “同时，优化采购模式提高采购效率与经营活力。充分把握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期货、现货两种途径的市场机遇，通过性价比测算，及时调整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的比例，四季度及时扩大国内矿占比，包括涨价前性价比较低的国内矿；通过期、现市场差价变化及未来走势研判，及时调整期现比例。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有保有压，精准把控，保持经营活力。”公司高管说道。 近几年，通过战略合作、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等多种方式，新兴铸管目前已形成覆盖国内外主要地区的球墨铸铁管产能布局。 “市政项目通常订单交付周期长、现金回收速度较慢，且生产成本的变化难以及时反应在合同价格上，企业需自行承担生产成本的变化。与民企相比，公司背靠央企新兴际华，融资获取难度小、融资成本低，能有效缓解现金流压力。”华泰证券研究员邱瀚萱表示。 对于新兴铸管2020年的业绩表现，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2020年中国钢材产量同比增长7.7%，说明国内外市场对钢材的需求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增加，而新兴铸管作为国内管业的龙头企业，受益于行业的整体表现，公司的订单量高于行业平均增幅。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来看，新兴铸管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确保了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所以净利润实现了10%以上的增幅就可以理解了。” 此外，就在业绩预告发布的前一日，新兴铸管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张同波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对于新董事长的任职，市场普遍关注其未来对公司的发展规划和布局。对此，公司高管对记者说道：“公司铸管产品作为市政供水的核心管道，未来公司将以国家水务管道领域领导者为战略定位，以铸管为核心加快建设水务生态圈，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团体标准上掌握话语权，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新兴铸管转型升级。”
华为正在不断加码汽车业务。12月22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华为首次发布了车规级高性能激光雷达产品和解决方案。 华为融合感知产品部总经理段忠毅表示，目前华为已经建立了第一条车规级激光雷达的Pilot产线，按照年产10万套/线在推进，以适应未来大规模量产需求。此外，基于场景分析，华为设计、开发了96线中长距激光雷达产品，可以实现城区行人车辆检测覆盖，并兼具高速车辆检测能力，更符合中国复杂路况下的场景。 据了解，华为激光雷达产品的研发始于2016年，经过半年的调研明确了方向，要做一款高性能、车规级、能够大规模量产的激光雷达，基于此定位，激光雷达团队启动“爬北坡战略”。 当日，北汽高端新能源品牌ARCFOX极狐HBT谍照曝光，据ARCFOX极狐官方信息显示，华为此次官宣的激光雷达，正是极狐HBT所量产搭载的96线中长距激光雷达产品，伴随华为车规级激光雷达的亮相，搭载华为3颗激光雷达的极狐HBT成为量产第一车。 由于美国的打压，今年下半年华为手机业务因为芯片短缺受到很大影响，不得不出售荣耀品牌。作为业务填补，华为加快了在汽车领域的研发。今年7月，华为HiCar正式上线，HiCar是华为提供的人-车-家全场景智慧互联解决方案。据日前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公布的数据，华为HiCar已经与超过20家车厂、150多款车进行了合作，2021年计划预装超过500万台车。 8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增多项专利信息，包括“一种机动车辆自动驾驶方法及终端设备”“控制智能汽车行驶方向的方法和装置”以及“交通信号灯的识别方法、系统、计算设备和智能车”。其中，“一种机动车辆自动驾驶方法及终端设备”与“控制智能汽车行驶方向的方法和装置”的申请日期分别在2017年6月和2017年4月，公开日期均为2020年8月。 10月底，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新品牌“HI”亮相。“HI”品牌以全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与汽车制造商们开展深度合作，包含一个全新的计算与通信架构以及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电动、智能网联、智能车云等五大系统，此外，“HI”还拥有AOS、HOS、VOS三大计算平台。 11月，华为内部网站心声社区刊出一份名为《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管理的决议》的内部决议文件，签发人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这项决议主要内容有两点：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合并至消费者业务BG，统一由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挂帅；重申华为不造车，聚焦ICT技术，做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帮助车企“造好”车、造“好车”。 在产经观察家丁少将看来，对于因手机业务受冲击而面临下滑的消费者业务来说，华为汽车相关的软硬件技术方案以及周边产品的加入，是强有力的补充，但短期来看，华为还是不太可能自己做汽车，仍是以方案商的身份与车企合作为主。
最近部分地方养老金出现“窟窿”，养老金改革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方大量关注。 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系统，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改革难度很大，往往各说各话，难以达成共识，特别考验政策制定者的经济学功底和智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很有远见地指出，中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制不可持续，此后近40年，他一直关注养老金体制的改革，《养老金改革的分析框架与路径选择》这本书是对他多年来在这个领域思考研究的汇总和整理。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国内外的案例研究，围绕养老金改革这一挑战极大的改革，周小川以化繁为简、系统思考的方法，剖析了改革的目标、路径、时机等关键问题，并给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本书既浅显易懂，又思考深邃，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凝聚共识、下决心推动养老金改革至关重要。 前瞻性给出了养老金改革的 系统性方案 周小川的政策见解颇具前瞻性。很多时候，在问题刚出现苗头甚至是尚未出现苗头之前，基于国际与历史研究，基于经济学的严谨分析，他就能前瞻性地指出问题所在。对养老金改革问题的观察和建议亦是如此。 他认为，现行养老金制度在宏观上是不可持续的，并针对这个复杂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不仅统筹考虑了养老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方方面面，而且给出了可能需要横跨数年的具体的路径设计。 第一，中国养老金制度由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型（DB）转向预筹积累的供款基准型（DC）为主，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下是必然的选择。 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涉及使用隔代的钱，假设人均寿命、出生率、年龄中位数等人口参数固定不变，那么用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既可解决当前的问题，也可解决未来的问题。 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得也非常快，现行基于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在宏观上不可持续，养老金收支缺口正在显现，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 这个重要的判断，周小川在20年前就已作出，这也是多年来这位有使命感的中央银行家坚持不懈为这个问题示警、发声并给出政策建议的原因。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从目前现收现付制的DB型养老计划转向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是必然选择。可逐步提高养老金缴费中进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同时通过税收激励鼓励个人开展养老金的储蓄和投资，发挥财富管理功能实现养老金资产的积累壮大，才能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二，养老金制度改革既要从总量上注重养老金体制的收支平衡，也要重视从微观经济角度研究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对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模式下，用不断提高缴费率的办法满足养老给付需求，导致中国养老保障缴费率属于国际较高水平，影响了企业竞争力。 事实上，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养老金缴费率一路上升，至2005年已经上升到28%（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无论与OECD（经合组织）发达国家，还是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处于最高水平之列。 持续上升的缴费率对企业来讲是不可承受的，2019年，在企业呼吁下，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由20%降至16%。但降低费率又带来了养老金体系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从全球来看，养老金对企业负担是影响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相较而言，汇率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至多几个百分点，但养老金企业承担的成本却相差十多个百分点，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很大。 第三，养老金改革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用历史还原法处理代际差异，并划转国有资本做实个人账户，可实现新旧体制的过渡。 如果就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模式取得共识，则要解决改革路径问题。在一个体制转至另一个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年代的人和不同工作岗位的个人账户空缺的问题，需要考虑代际公平。 周小川基于国内外研究，建议采取“历史还原”的方法。采用历史还原法可能存在空账问题，即个人账户里面没有钱。 考虑到旧制度下的低福利是形成庞大国有资产的重要来源，用国有资本划转的办法弥补养老金历史欠账是恰当的。 2017年，国家决定划转10%的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有专家预计，如果划转成功，养老金缴费水平可以降低3~5个百分点。 未来可以考虑以养老金缴费率作为观测划转社保成效的指标，进一步研究加大划转比例。 这个思路实际上又将养老金改革与国企改革进行了统筹。养老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通过参股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实现国企监管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同时，也有利于落实“竞争中性”的原则。 第四，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可以促进养老金改革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良性互动。 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由于强调了个人的养老责任，实现了个人养老责任和收益的良好互动。同时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成“长钱”，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 2020年中国GDP已超过100万亿元，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200万亿元。按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30%的家庭资产将用于养老，资金规模大概60万亿元。 其中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留存的资金约为40万亿元。交给专业机构运营，如果配置20%进入股权融资市场，那么资金约有8万亿元。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和企业股权融资的期限的匹配，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有利于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散户多、波动性大、炒作风气浓，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济人”，其市场地位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特别强调激励机制在改革方案设计中的 重要作用 周小川在进行改革问题的讨论时，始终坚持市场化理念，只有符合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和积极性，改革方案才能长期可持续。在养老金改革这个涉及主体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领域，在微观制度设计上更是需要特别注重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 第一，养老金改革要解决好不同目标函数的多方博弈问题。养老金涉及的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不同主体有各自目标，行为表现不同。比如，由于短期内对自己不利，政府和企业可能都不太愿意真正做实个人账户。在多方博弈的情况下，仅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很难搞好养老金改革。正确的做法是厘清这些复杂关系，然后求解多方博弈问题，找到对各方都相对公平的方案。 解决个人账户的历史问题时，是使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还是使用“历史还原法”，对于新人和老人的影响很大，其中就要特别注意公平问题。使用国有资本补充个人账户，则是综合考虑了这个做法具有历史正当性和公平性。 逐步改变片面依赖政府兜底养老体制，有利于激发各方力量促进养老体制可持续发展。从政府兜底的单一支柱转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责任共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本经验。 事实上，如果政府推动第二和第三支柱发展起来以后，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第一支柱，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第二，养老金改革要特别注重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机制。符合激励机制，不仅对于养老金可持续很重要，也关系到对经济效率的深远影响。 周小川强调要增加缴入个人账户的比例，甚至是企业和个人缴纳的部分要全部纳入个人账户，就是出于激励机制的考虑。这是因为，如果养老金没有纳入个人账户，不能作为企业对劳动者的报酬，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就没有办法体现，导致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人参与劳动积极性下滑。 过去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政策工具的理解不深，追求表面上的简单易懂，但政策的激励机制没有发挥。国际上基本都是等比例缴入个人账户，微观上可以起到激励机制作用。 第三，养老金改革也要统筹对中央和地方的激励关系。实际上，关于实行全国统筹还是地方统筹，在各个层面都有讨论。短期来看，全国统筹虽然可以增强调剂基金余缺的能力，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地区的养老金缺口，但长期来看道德风险问题比较明显，不利于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而地方统筹的模式尊重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国情，体现激励相容，更有利于维持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关于地方统筹还是中央统筹，国际上的主要经验也是维护统一大市场前提下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增强地方财政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 当前应鼓励地方在适当条件下探索不同的改革路径，创新不同的管理模式，通过地方间适度竞争，优化趋同。对养老金结余的地方，没有“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会损害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对于欠发达地区，如果预期可以将养老金支付责任转给中央政府，则会出现突击扩大领取养老金人数范围的现象。 同时，保持一个养老金投资机构，还是多个投资机构，也要在保持适度竞争与防止过度竞争增加成本之间进行平衡，可能保持一定的数量是合适选择。 有人担心地方统筹是否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就业。周小川指出，在地方统筹的框架下，为了不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设计养老金的可携带，通过电子支付发展实现N对1付款，解决跨省流动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金融科技的发展，这种N对1的支付方法很容易实现。由此，可建立“各省分散负责、跨省流动就业分段缴费、退休地累计发放养老金”的地方统筹制度。 养老金改革到了需要下决心的 关键时刻 养老金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改革难度很大，但改革拖而不决，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当前不能贻误战机，要下定决心尽早推进。 第一，养老金改革问题取得共识、下定决心是很难的。要有历史和国际的视野，对体制机制上的扭曲有充分的认识。 从全球经验来看，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养老金宏观上不可持续的现象很多，有的出现了社保体系破产，有的出现了社会动荡，也有的出现了经济陷入发展瓶颈。任何“拖”的方法都有边界约束，不可持续。 中国过去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困难更加突出。本世纪初的时候，国家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但最后没有做成，间接导致了目前越来越高的养老缴费率，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第二，改革必须勇于决断，尽早推进。改革一般都会有阻力，不能盲动，更不能求稳求全，尤其不能夸大风险，过度维稳，不敢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不敢改变现行体制机制。要有序推进改革，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改革时主要应该防范系统性风险，如果过度追求稳定，必然会使改革停滞不前，贻误改革时机并最终酿成危机。 从国际上来看，主要经济体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谁的步子走得更坚定、更扎实，谁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周小川经历过太多的重大改革，对中国的改革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中国的一些重大改革一定要论证清楚，尤其要把长远的目标想清楚，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前进，快一点慢一点关系不大，怕就怕为了短期的目标偏离了长远的发展方向，又要走回头路，推倒重来。 很多问题的改革是长期的，有些改革甚至要花5年、10年、20年去看。当前养老金改革面临压力很大，困难很多。我们一定要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推进，否则改革成本巨大。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