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岳 1月26日，一则“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的消息搅乱了市场。笔者仔细阅读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的发言全文后，发现他的观点其实还有后半句，即“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市场放大了马骏观点的前半部分，对后半部分则直接选择了无视。 此外，马骏提出“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去年我国几个主要的股市指数都大幅上升，接近30%，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并以之作为“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的一个论据。这一点招致了市场人士的集体“拍砖”。 笔者认为，资本市场承担着枢纽功能，股市的涨跌自然与货币政策密切相连。如果A股的这点涨幅就可称为泡沫，那么迭创历史新高的美股恐怕就只剩下泡沫了。 当日下午，央行行长易纲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时强调，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确保采取的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而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 易纲的表态算是及时去除了货币政策的“杂音”。 其实，从决策层释放的政策信号到央行制定的执行策略，货币政策不会转向，也没有转向的基础。所谓经济领域的局部过热，及时精准施策即可。 中国经济在去年取得了增长2.3%的优异成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仍比较复杂，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在决策层定下政策基调之后，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层面创造性地落实好“四不原则”就可以了。“四不原则”是笔者在1月20日刊发于《证券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是对今年货币政策执行原则的概括，即不急转弯，不让市场缺钱，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 但股市可不管这么多，既然有人提供借口，不拿来用就太可惜了。于是，市场借势货币政策“杂音”进行调整。截至1月25日，今年上证指数已经上涨了4.35%，但26日一天就下跌了1.51%。 市场为什么需要调整呢？笔者认为，一是今年涨得太快，二是机构“抱团”太紧。 对于第二个理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机构“抱团”太紧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一段时间可互相取暖，二是时间长了就会“手酸腿麻”，三是时间再久点儿就会有窒息的感觉。所以“抱团”的机构需要喘口气，有的“退团”，有的“入团”，大家有一个重新组合的契机，以待再战。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政策出现的“杂音”只不过是给“抱团”的机构找到了换个姿势的借口。 （编辑 才山丹）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相关问题答记者问2020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以下简称《认定规则》）。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认定规则》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1.制订出台《认定规则》的背景是什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具体认定规则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另行制定”有关要求，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制定了《认定规则》，明确标债资产和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以下简称“非标资产”）的界限、认定标准及监管安排，引导市场规范发展。2.《认定规则》的起草思路是什么？第一，坚持法治化原则，根据《指导意见》对标债资产给出的较为宽泛的定义，从历史经验和市场实践出发，确定了除现有依法公开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固定收益类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外，其他标债资产应明确为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的私募债券的基本思路，并借鉴国内外私募债券发展经验，在《指导意见》框架下对五项标债资产认定标准进行细化。第二，尽量避免由于标债资产认定造成市场大幅波动，是否进行标债资产认定充分尊重相关市场参与者及基础设施机构意愿，并规定在过渡期内保持对存量资产的监管要求不变，推动市场平稳过渡，有效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3.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如何？经国务院批准，《认定规则》于2019年10月12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征求意见过程中，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关注。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对各方反馈意见进行了反复研究，充分采纳其中合理意见，对相关条款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在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以下简称“标债资产”）的信息披露标准方面，《认定规则》明确“发行文件对信息披露方式、内容、频率等具体安排有明确约定”，避免对发行文件签署方产生额外影响。《认定规则》还明确，“发行文件中明确发行人有义务通过提供现金或金融工具等偿付投资者，或明确以破产隔离的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以避免资产支持证券的偿付依赖发行人主体信用的歧义。在标债资产的定价与流动性机制标准方面，《认定规则》明确“买卖双方优先依据近期成交价格或做市机构、承销商报价确定交易价格。若该资产无近期成交价格或报价，可参考其他第三方估值”，进一步支持应用第三方估值。4.标债资产认定的范围是怎样的？具体如何操作？《认定规则》充分考虑市场需要，为各类债权类资产提供了明确的标债资产认定路径，提升债券市场的普惠性和包容性。具体看，《认定规则》第一条已明确为标债资产的各类债权类资产，无需进行标债资产认定；《认定规则》发布后新增的其他各类债权类资产，均可按相关程序进行标债资产认定；若通过标债资产认定，资管产品可投资该类标债资产以置换存量的非标资产。《认定规则》充分考虑标债资产认定的可操作性。为债权类资产提供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基础设施服务的基础设施机构（如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有限公司、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作为申请主体，向人民银行提出标债资产认定申请。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认定规则》第二条所列条件及有关规定对相关债权类资产进行认定。后续，人民银行将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动态公布通过认定的债权类资产名单。5.如何理解交易市场与申请标债资产认定的基础设施机构的关系？《指导意见》中明确的五项具体条件中包括了“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其中,交易市场是一个综合性、包容性的概念，是由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参与者以及金融产品工具等共同组成的集合。具体来说，如果某类债权类资产通过标债资产认定，提出申请的基础设施机构将成为银行间、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债券市场其他基础设施协调配合，相关业务也需要遵循债券市场的法规制度。6.如何理解《认定规则》中的过渡期安排？在《指导意见》过渡期内，对于《认定规则》发布前存量的“未被纳入本规则发布前金融监管部门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统计范围的资产”，可豁免非标资产投资的期限匹配、限额管理、集中度管理、信息披露等监管要求。对于发布后新增的，不予豁免。7.市场机构关注的部分资产，如银行间、交易所债券市场中的政金债、铁道债、中央汇金债、熊猫债、永续债、可转债等品种，以及固定收益类公募资管产品是否属于标债资产？《认定规则》将标债资产定义为“依法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证券”，并列举了部分标债资产。市场机构关注的部分债权类资产，如在银行间、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的政金债、铁道债、中央汇金债、熊猫债等品种，属于《认定规则》中所列固定收益证券的细分品种，属于标债资产；对永续债、可转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发行机构会计归属等明确其资产属性为债权的，属于标债资产，资产属性不属于债权的，维持现行监管要求不变，且不按照《指导意见》有关非标资产监管要求处理。此外，考虑到其他固定收益类公募资管产品在投资范围、信息披露、估值方式规范性等方面，与固定收益类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仍有一定差距，因此《认定规则》仅将后者纳入标债资产，这也与《指导意见》精神保持了一致。8.如何理解《认定规则》中的非标资产除外类别？《认定规则》将非标资产界定为不符合前三条所列条件的债权类资产，但“存款（包括大额存单）以及债券逆回购、同业拆借等形成的资产”除外，主要考虑是：上述资产既不符合标债资产认定标准，也不符合原先非标资产特征，不宜简单列为标债资产或非标资产。鉴于金融监管部门对这类资产已有较为系统、严格的监管规定，并且这类资产也不是《指导意见》规范的主要目标，故纳入非标资产除外类别，维持现行监管要求不变，不按照《指导意见》有关非标资产监管要求处理。后续，除上述已明确为除外类别的资产之外，其他债权类资产若不符合标债资产的五项具体认定标准，均应属于非标资产。（完）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0〕第5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现予发布，自2020年8月3日起施行。附件：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 监 会外 汇 局2020年6月24日附件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为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强化投资者保护，促进直接融资健康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要求，现就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认定制定本规则：一、本规则所称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是指依法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证券，主要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国际机构债券、同业存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固定收益类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等。二、其他债权类资产被认定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等分化，可交易。以簿记建档或招标方式非公开发行，发行与存续期间有2个（含）以上合格投资者，以票面金额或其整数倍作为最小交易单位，具有标准化的交易合同文本。（二）信息披露充分。发行文件对信息披露方式、内容、频率等具体安排有明确约定，信息披露责任主体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发行文件中明确发行人有义务通过提供现金或金融工具等偿付投资者，或明确以破产隔离的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并至少包含发行金额、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或利率确定方式、期限、发行方式、承销方式等要素。（三）集中登记，独立托管。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债券市场登记托管机构集中登记、独立托管。（四）公允定价，流动性机制完善。采用询价、双边报价、竞价撮合等交易方式，有做市机构、承销商等积极提供做市、估值等服务。买卖双方优先依据近期成交价格或做市机构、承销商报价确定交易价格。若该资产无近期成交价格或报价，可参考其他第三方估值。提供估值服务的其他第三方估值机构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有效处理利益冲突，同时通过合理的质量控制手段确保估值质量，并公开估值方法、估值流程，确保估值透明。（五）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为其提供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基础设施服务的机构，已纳入银行间、交易所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统筹监管，按照分层有序、有机互补、服务多元的原则与债券市场其他基础设施协调配合，相关业务遵循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统一规范安排。三、符合本规则第二条第五项所列相关要求的机构，可向人民银行提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申请。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规则第二条所列条件及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四、不符合本规则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所列条件的债权类资产，为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但存款（包括大额存单）以及债券逆回购、同业拆借等形成的资产除外。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有限公司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的信贷资产流转和收益权转让相关产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债权融资计划，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收益凭证，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以及其他未同时符合本规则第二条所列条件的为单一企业提供债权融资的各类金融产品，是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未被纳入本规则发布前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统计范围的资产，在《指导意见》过渡期内，可豁免《指导意见》关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投资的期限匹配、限额管理、集中度管理、信息披露等监管要求。过渡期结束后尚在存续期内的，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理。五、本规则自2020年8月3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指导意见》及本规则相关要求不一致的，以《指导意见》和本规则为准。整理：债市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逐渐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港股00737)规划纲要》印发，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1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条件在国内最成熟 粤港澳大湾区由“9+2”组成，即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面积合计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9年经济总量12万亿元，占全国的12.1%；常住人口7267万，占全国的5.2%。 湾区经济是大国发展标配，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知名的有三大湾区：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纽约湾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和以现代制造为核心的东京湾区。中国自北向南主要有渤海湾区、胶州湾区、杭州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区等，实力最强、基础条件最成熟的则是粤港澳大湾区。 1.2粤港澳大湾区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酝酿已逾10余年，从2005年明确“湾区发展计划”，到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签署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再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逐渐落地。从发展历程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14年），湾区经济进入地方构想。2005年，广东省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明确划分“粤港澳跨界合作发展地区”，并要求把发展“湾区”列入重大行动计划。之后，湾区发展陆续写入2008年国家发改委《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9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参与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跨区域合作初现雏形。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湾区经济，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优势。 第二阶段（2015年至今），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等，要求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7月1日，值香港回归20周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3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1）港澳繁荣新保障：深化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和新动能，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化与内地互利合作。在改革开发初期，香港、澳门凭借其产业、技术、资金等优势，引领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发展。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香港、澳门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香港一段时间经济低迷，亟需内地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通过构建协同机制，消除影响要素便利流动、产业合理分工的制度性障碍，打破行政地域壁垒，推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 2）对外开放新门户：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引领对外开放。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博鳌讲话中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粤港澳大湾区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区位优势突出，具有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纽带，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整合发挥其港口、金融、贸易、制造业等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且，粤港澳大湾区将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求制度创新，探索制定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3）区域发展新布局：在北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大湾区将发挥优势区位，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区域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南接东南亚、南亚，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台湾，北接长江经济带，西接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可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形成北有雄安新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有长三角领衔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带动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1.4发展关键：最大限度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深化合作，涉及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交通能源等，如何在不同的制度与城市之间，最大限度地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便捷地流通，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关键。在大湾区内部，存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自由港，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并且，由于经济体量相当，广州、深圳、香港有可能出现的“龙头”之争，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分工、七大合作重点领域 2.1城市分工：产业布局协同互补，实现“9＋2＞11”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世界级湾区都是外向型，面向全世界的，粤港澳三地须深度融合，发挥“9＋2＞11”的效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相关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大湾区内部分工为： 1）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广州以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深入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佛强强联合、发展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深圳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继续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海洋经济、数字创意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同时，继续发展金融、航运等现代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化。东莞和惠州依托深圳研发资源，集中产业制造优势，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中心。珠海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家电电气、精密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和电力能源业为主导产业，重点打造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港澳深度合作，拓展在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等领域合作。肇庆积极承接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经济，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 2）香港侧重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航空枢纽职能，澳门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澳门作为全球四大赌业之一，旅游业、酒店业和娱乐场吸引着全球游客，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2七大重点合作领域：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划定七大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1）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内地与港澳交通联系，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优势，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各种运输方式综合衔接、一体高效。强化城市内外交通建设，便捷城际交通，共同推进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等区域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便捷区域内交通圈。建设稳定安全的能源和水供应体系，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扩大网络容量。 3）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 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5）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6）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进一步优化珠三角九市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7）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迎来大湾区时代 3.1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国际一流湾区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湾区依赖于自身资源和港口群，抓住了三次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相继形成并崛起，分别以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主要特点。其中，一战到二战期间，纽约湾依靠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贸易通(港股00536)道成为第一个世界级湾区，并且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二战后，旧金山湾依靠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贸易通道、教育和人才优势，成为第二个世界级湾区，位于湾区南部的硅谷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60-90年代，东京湾凭借科技制造实力成为第三个世界级湾区，先进制造优势突出。三大湾区的发展路径可总结为四个阶段：单级城市、都市区、城市群、世界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在人均水平、研发投入、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层面仍存在不小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达到1.68万亿美元，已经超越旧金山湾区，并且与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世界湾区之首；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国际人才优势，澳门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综合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人均发展水平上，粤港澳大湾区远远落后于国际三大湾区，人均GDP只相当于纽约湾区的1/4、旧金山湾区的1/5、东京湾区的1/2，差距明显，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于国际三大湾区的3/5左右； 研发投入少，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缺乏足够数量的全球创新知名企业，世界500强公司不及国际三大湾区的一半。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的潜力无限。 3.2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聚焦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通过对国际三大湾区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现状的对比分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实力，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有望打造成一个融合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以及先进制造的综合湾区。 1）深化港深金融合作，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纽约市政府通过与临近州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曼哈顿华尔街资本优势，将狭长的岛屿转变成商业中心。至今，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已有三分之一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岛，全球7家大银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证券等机构以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都在此设立，并成立了纽交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大型金融交易中心。此外，花旗财团、摩根财团等本土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也给湾区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香港和深圳分别为国际、国内金融中心之一，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合作在于推进湾区内金融机构协同，进一步完善深交所和港交所的互联互通，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挥好香港和深圳创业投资、私募融资的优势，并与实体经济作充分的对接，借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资本进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2）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旧金山湾区的技术创新得益于在硅谷聚集着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包括公立大学34所，私立大学49所，五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健全相关法律和基础设施为风险资本培育成熟的创投环境，打造产业资本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进一步留住人才。同时，除了联邦建立的保护创新的法律体系外，加州政府还推出学徒计划、职业培训，严禁企业限制员工合理流动，为湾区内人才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粤港澳三地大湾区拥有多所研究机构和学校，聚集了众多科技公司，具备国际水平的创新基础。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香港、广州、深圳三个中心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周边城市的引领和外溢作用，尽快推进形成一批能够媲美BAT的新产业和新企业。加大力度引进更多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所，加强高校间、校企间以及与国际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落实港澳居民在创业、就业、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同等待遇，聚集更多科技创新要素在湾区内生长、发展，促进湾区科技创新，以区域融合推动产业的特色化、多元化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3）培育高端产业集群，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二战后日本依托优质的六大港口和大量的产业专用码头，大量进口海外能源和原材料，在临海地区建立京浜、京叶工业区，这两大工业带集中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同时又与在腹地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能源等功能紧密互动，最终发展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这是东京湾区能够成为世界综合性湾区的一大成功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大湾区时代将迎来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全面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通过有力措施明确各市在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培育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各市应重点发展和培育的优势产业或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长效协作机制，并且帮助高端制造业与国际市场、国际分工有越来越快速、频繁的互动，增强核心竞争力，抢占世界高端制造业制高点。
（ID：PIAOYOU_Bill）2015年7月，梨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制浪潮，成立农商银行。然而多年过去，这家联社迎来的最大变化只是更换了两次法定代表人，农商银行的梦已经化作泡影。改制梦碎起源于一起巨大骗取贷款案。2020年6月30日，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披露一起骗取贷款案的判决书。这起骗贷案涉案金额超过5亿元，主体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担保公司。5.59亿元贷款被轻易骗出 联社内自上而下大开绿灯判决书显示，荣桦担保公司实控人为韩某，法定代表人为李某蝻，副总经理为范某莉。2015年8月，韩某在荣桦担保公司已欠梨树农信联社保证金账户1461万元，在外欠债务5500万元的情况下，由荣桦担保公司提供担保，范某莉具体负责，指派业务经理编造虚假贷款申请书、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虚开自有资金证明等，利用多名自然人顶名贷款，向梨树农信联社申请贷款。梨树农信联社三农部经理万某按照联社理事长杜春伟的指示，部署联社下属6家信用社办理121笔贷款，以上6家信用社主任在明知借款人不具备贷款条件，贷款档案有虚假的情况下，指派信贷员到荣桦担保公司与范某莉对接，配合荣桦担保公司办理贷款。据判决书披露，里应外合之下，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荣桦担保公司共计骗取贷款115笔，金额5.59亿元；2016年8月11日，骗取贷款6笔，金额2650万元，其中2016年8月的6笔贷款用以偿还此前部分骗贷资金。综上，利用上述手法，韩某等人共计骗取梨树农信联社贷款5.86亿元，在归还4270万元后，贷款造成逾期，共计5.42亿元未能收回。直到2019年3月，李某蝻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韩某和范某莉被传唤到案。超过5亿元的骗贷案，联社理事长大力支持，信用社主任心知肚明，这对于梨树县农信社来说绝对是一件巨大的案件，它代表了联社领导风控意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随着案件深入，司法机关发现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还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为改制农商银行 联社党组成员一致同意违法放贷案件的开始，要回溯到2015年。彼时，梨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制浪潮，成立农商银行，主导改制的便是该农信社法定代表人杜春伟。梨树农信联社改制之路颇为坎坷，时年七月，梨树农信联社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当杜春伟踌躇满志的将改制农商行申请报送四平市银监局后，得到的答案却是拒绝。原因则在于四平市银监局审查梨树农信联社改制时，发现该联社发放给吉林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的3.95亿元贷款存在贷款集中度问题。贷款集中度是银监局对银行业机构的一项监管指标，一旦银行对单一客户的贷款余额与银行资本的比例过高，将导致银行遭受贷款损失的重大风险。近4亿元的超标贷款成为了梨树县农信社改制的拦路虎，此问题如不化解则改制无望。杜春伟以及梨树农信联社领导班子一意推进改进，正是这个念头，制造了这起令人震惊的骗取5亿贷款案。2015年7月，杜春伟多次与韩某、李某蝻等人协商，最终决定有韩某控制的荣桦担保公司为借款人提供贷款，以个贷的方式化解贷款集中度问题。具体方式就是利用上述手法，借用个人名义从梨树农信联社贷款，再用以填补贷款集中度超标集团的资金，借此达到降低集中度，达到改制要求。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9月7日，杜春伟组织召开党委会议并提出以荣桦担保公司担保的方式，使用个人贷款刑事偿还该集团贷款的方案，得到了党委会成员的一致通过。不过，此案的判决书揭示了后续的结果：5.42亿元亿元贷款未能收回，荣桦担保公司三人身陷囹圄。判决书显示，在经历一审和上诉之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韩某等人骗取贷款一案，并最终判处韩某巍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范某莉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李某蝻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万元。而梨树农信联社理事长杜春伟等人在判决书中也有提及。杜春伟等多名梨树农信联社涉案人员均已另案判处。天眼查显示，时至今日，梨树农信联社仍未能改制，工商登记名称仍未梨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而最大的改变，则是在两年时间更换两名法定代表人，杜春伟已在2018年4月12日卸任。
张歆 1月下旬，虽然京沪粤的气温相差悬殊，但是其金融“热力图”却十分相似。在三地各自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资本市场是三地金融关键词的“最大公约数”。 笔者注意到，北京“两会”的部署“单刀直入”，直接提出“推动新三板改革”，这也是北京市连续数年的坚定表态；上海“两会”从制度建设和企业培养的中观、微观两个维度入手，表示“加快培育一批‘硬科技’企业科创板上市”“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广东“两会”对于资本市场建设的规划涉及最广，包括“抓好广州期货交易所建设，支持深交所完善上市制度、开展‘新三板’转板试点”。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都迫切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肩负着资源调配的枢纽职责，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功能的发挥，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增效和产业引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成份股”，其质量提升也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京沪粤可谓各有侧重，但同时也共性颇多。2020年，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2.9万家，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居世界城市首位；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累计增长56.9%和58.5%；金融、科技、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升。去年7月27日，新三板精选层设立，全国共有32家企业作为第一批精选层企业集体挂牌，北京市占据6家，挂牌数量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的精选层45家企业中，北京市企业为8家，占比18%，仍排名第一位。 上海市去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40%；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2%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值增长6.2%；日均新设企业1665户、增长12.8%，这些数据一方面体现了“硬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也正是上海市支持“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底气。 广东省2020年GDP已经超过11万亿元，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56.1%、31.1%；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64.7%；金融业增加值近1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广东省肩负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其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将更为直接、高效。 此外，京沪粤作为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市场的“地理意义”所在地，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内部的重要枢纽，自然需要更多的肩负起推进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一流交易所的区域职能。其中，由于转板制度即将开启，新三板的承上启下作用将得以进一步发挥，因此，新三板市场改革被北京和广东“两会”直接点题，被上海“两会”纳入题中应有之意。 笔者认为，对于京沪粤而言，未来三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同频共振，同时应充分发挥其对于各自经济发展辐射区域的引导、带动作用，让资本市场“热效应”在更大范围、更深广度充分发挥。
张歆 于音律而言，弦外之音，往往最打动人。 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并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易纲同时表示，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消费、内需驱动，这是非常健康的趋势，未来还会持续下去；另外一个趋势显示，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开始略有下降，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证明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 笔者认为，从易纲行长所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导向和经济结构健康态势，可以体会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负责任、可预期、有成效，且调度有序的“弦外之音”。 首先，中国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保障，也是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持。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2020年有力应对疫情并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货币政策不仅对我国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会通过其对于中国产能、中国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向世界经济传导支持力量。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保持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非常必要，既向世界经济展示其实现“动平衡”的能力，也展示其可预期的方面。 其次，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与实现“动平衡”可谓是“硬币的两面”，彼此依靠又对立统一。 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可谓态度鲜明。“稳”所谋求的实际上是总量方面，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方面，精准滴灌并支持重点领域；开放方面，利率汇率改革稳步推进。 “动平衡”的核心因子是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因此，变量主要在于经济复苏的进度、对于风险的预防和应对。实际上，“动平衡”恰恰体现了“为稳而动”“为预防风险而动”“为政策真正转化为实效而动”。 此外，易纲行长关于“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的表述，也表达了与“稳字当头”和“动平衡”组合相似的含义。 第三，从消费端、储蓄端变化，检测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务实性。 笔者注意到，易纲行长提到了两个健康的趋势，分别是经济对消费依赖度增加和储蓄率有所下降，且这两个趋势相互关联。去年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消费，成为动辄触发逾10个部门协同发力的政策领域，因此对其依赖度提升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效果的水到渠成。 储蓄率适度下降，则可能有两种成因，其一，消费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其二，直接投融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对于两者，笔者均乐见其成。第一个原因意味着消费力提升，也折射出“六稳”“六保”成效明显；第二个原因则显示出资本市场强化枢纽功能，引导投融资更高效的对接。可以说，无论哪种成因，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增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于音律而言，弦外之音，往往最打动人。 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并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易纲同时表示，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消费、内需驱动，这是非常健康的趋势，未来还会持续下去；另外一个趋势显示，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开始略有下降，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证明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 笔者认为，从易纲行长所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导向和经济结构健康态势，可以体会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负责任、可预期、有成效，且调度有序的“弦外之音”。 首先，中国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保障，也是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持。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2020年有力应对疫情并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货币政策不仅对我国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会通过其对于中国产能、中国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向世界经济传导支持力量。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保持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非常必要，既向世界经济展示其实现“动平衡”的能力，也展示其可预期的方面。 其次，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与实现“动平衡”可谓是“硬币的两面”，彼此依靠又对立统一。 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可谓态度鲜明。“稳”所谋求的实际上是总量方面，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方面，精准滴灌并支持重点领域；开放方面，利率汇率改革稳步推进。 “动平衡”的核心因子是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因此，变量主要在于经济复苏的进度、对于风险的预防和应对。实际上，“动平衡”恰恰体现了“为稳而动”“为预防风险而动”“为政策真正转化为实效而动”。 此外，易纲行长关于“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的表述，也表达了与“稳字当头”和“动平衡”组合相似的含义。 第三，从消费端、储蓄端变化，检测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务实性。 笔者注意到，易纲行长提到了两个健康的趋势，分别是经济对消费依赖度增加和储蓄率有所下降，且这两个趋势相互关联。去年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消费，成为动辄触发逾10个部门协同发力的政策领域，因此对其依赖度提升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效果的水到渠成。 储蓄率适度下降，则可能有两种成因，其一，消费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其二，直接投融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对于两者，笔者均乐见其成。第一个原因意味着消费力提升，也折射出“六稳”“六保”成效明显；第二个原因则显示出资本市场强化枢纽功能，引导投融资更高效的对接。可以说，无论哪种成因，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增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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