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本文原发于网易研究局
1月8日，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元基因，证券代码：837344）成功进入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 三元基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131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181万股，发行价格25元/股，发行市盈率52.15倍，新股募集资金总额28，275.00万元。本次公开发行成功引入北京霍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6名战略投资者，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保荐机构。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房地产的表述备受关注，特别是没提“房住不炒”四个字，仅有“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句话，又有人对楼市调控政策放松产生幻想。实际上，此次未提“房住不炒”，不代表政策导向有变，中央“房住不炒”的决心不可低估。 今年上半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货币政策环境整体宽松，在这种背景下，部分资金不可避免地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导致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率先复苏，甚至出现房价过热、违规资金流入楼市的新情况。不过，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中央始终没有放松房地产调控，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个别地方刺激需求的政策也被叫停，显示了中央稳定房地产的决心和定力。 7月以来，中央多次开会强调“房住不炒”，释放出调控收紧的信号。其中，有两次会议共召集了14个城市“谈话”，重申“房住不炒”定位，首次强调“时刻绷紧调控这根弦”，要求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确保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与此同时，7月开始，已经有杭州、东莞、宁波、深圳、南京、长春、海口、无锡、沈阳等多个楼市热度高、房价明显上涨、出现炒作氛围的城市相继收紧了楼市调控政策，其中，深圳、杭州、东莞等地更是“堵漏”升级，对前期政策“打补丁”。 尽管在一系列调控措施下，全国房价整体降温，但近期仍有成都、深圳、西安等地新房市场火热，“万人摇号”、“众筹打新”甚至“代持炒房”，宁波也出现个别楼盘投资客较多、部分特殊群体以落户和离婚为手段投资炒房、利用赠与规避限购限售政策等问题。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成都和西安相继加码调控；深圳也表示正在研究综合调控政策，坚决打击市场投机炒作行为；宁波对此前新政“打补丁”，堵住炒房漏洞。这都体现了各地对中央“房住不炒”定位的坚决落实。 实际上，自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住不炒”定位以来，这一调控主基调至今已经深入人心，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提及。如去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字未提房地产，当时也有人猜测调控政策或宽松，但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房住不炒”定位。而今年“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这已经为未来5年的房地产调控定调。 正如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所称，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这意味着房地产金融监管将持续从严。虽然限价政策造成一二手房价格倒挂，创造出了“天上掉馅饼”的财富效应，但那些“代持炒房”的投资客们，一旦被彻查资金来源将面临银行贷款被拒的风险。因此，不应该把房地产作为炒作品种有过高期望，炒房人不要低估中央“房住不炒”的决心。中央已经明确要“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未来随着长效机制不断完善，非常规政策退出，房地产市场将趋于理性平稳，炒房者将得不偿失。
报告要点 2020年12月中旬以来，中央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研究部署2021年工作，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本文总结提炼了部委会议的重点信息，可供参考。 宏观政策更加强调“结构性”，科技创新、绿色制造、乡村建设等关注度最高 12月中旬以来，各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从科技+产业、民生+消费两条线入手，加快推动结构调整。在“双循环”格局下，部委工作以“内循环”为主体展开：科技创新被提高到显要位置，注重核心技术、科技基建等；产业层面，制造业强链补链，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是重点方向。需求培育方面，更加关注民生，如乡村建设、物流体系、住房租赁等，兼顾投资拉动和消费释放。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新型举国体制下，相关投入或全面加强。“十四五”规划，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科技创新放在重点任务的首要位置，尤其关注核心技术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R&；D支出结构中，研究性的支出占比持续提高；2019年，科研服务业投资增长近30%。根据科技工作会议，政策主要的支持方向包括基础科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基础设施等。 以科技为支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仍是产业发展主线；其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机会值得关注。政策表述延续了对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支持；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绿色制造的重要性凸显。我国发电、制造、交通3大领域，贡献了89%的碳排放，“加快风电光伏发展”、“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等政策指引下，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等相关产业，未来或受提振。 民生与消费政策中，农村是重要关注点；乡村建设、县域建设、物流建设等农村基建，兼顾投资拉动和消费释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各部委的政策均向农村倾斜。农村地区民生基建相对滞后，2015-2019年，农村网上零售额增长3.8倍、淘宝村数量增加4.5倍，对物流的基建需求也快速增加。加大农村基建，拉动投资的同时，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2021年政策“退潮”、信用“收缩”的影响，结构分化显著。传统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的领域；而代表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中已基本完成出清过程的行业龙头，受到的冲击会非常小。2021年政策“不急转弯”，旨在保护小微、民营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加大对新旧动能转化的支持力度，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风险提示：政策出现大幅调整；疫情形势变化超预期。 报告正文 2021年，主要部委的工作主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工作主线和重点任务。从2020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到2021年3月的全国“两会”，是各级政府和主要部委密集开会、部署工作的时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1年工作后，包括财政部、央行、发改委、工信部等十余个部委，已经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工作主线和重点任务。 在“双循环”格局下，各部委工作以“内循环”为主体展开，从科技+产业、民生+消费两条线入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2021年，政策着重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着眼于核心技术及科技基建等。产业层面，在数字化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背景下，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是重点方向。需求的培育更加关注民生，比如乡村建设、县城建设、物流体系、住房租赁等，兼顾投资拉动和消费释放。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新型举国体制下，相关投入或全面加强。“十四五”规划，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科技创新放在重点任务的首要位置，尤其关注核心技术与基础研究。近年来，研发支出结构中，更加侧重于研究性的支出；2019年，科研和技术服务业投资中，研发行业的投资增速近30%，大幅高于其他分项。从政策表述来看，主要的支持方向，包括基础科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基础设施等。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支出或进一步加强。 产业方向上，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仍是产业发展主线；其中重点提及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表述延续了对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支持；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呈现平稳发展趋势。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绿色制造的重要性凸显。从我国碳排放结构来看，发电和供热、制造和建筑、交通运输3大领域，贡献了89%的碳排放，相关行业或加快结构转型。 新经济中的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传统产业中的钢铁、电力等，被政策重点提及。针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约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局提出“加快风电光伏发展”、工信部提出“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2020年1-11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CR4为44.1%，较2019年下降4.4个百分点），对相关行业头部企业带来的机会值得关注。同时，“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等政策要求，对部分传统产业或形成一定扰动。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农村的发展空间值得关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进一步激发农村市场的增长潜力。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各主要部委的政策，均向农村倾斜。从潜力空间来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不到40%、但始终保持较高增速，尚有较大提升空间；2019年农村居民人口约5.5亿人，平均消费倾向超过80%、比城镇居民高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规模的增长潜力巨大。 乡村建设、县域建设、物流建设等，均指向农村基建；拉动乡村投资的同时，改善农村商务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对比来看，农村地区民生相关的基建相对滞后；同时，2015-2019年，农村网上零售额增长3.8倍、淘宝村数量增加4.5倍，对商贸物流的基建需求也在快速增加。《“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包括交通物流、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等主要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各部委会议多次强调的县域建设、物流建设等，也指向农村基建。 城镇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则聚焦在“住”上发力，包括住房租赁、全面旧改、土地制度调整等；相关政策效果或需跟踪。2021年政策在城镇居民需求释放方面，主要聚焦于减轻住房成本、改善居住环境等“住”的领域。具体举措包括，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等。从2020年旧改实施情况来看，资金绝大多来自于预算内财政；而2016年以来，受收支平衡压力等影响，财政住房保障支出（含旧改、棚改等）的投入强度持续回落。相关政策的推进效果，或需进一步跟踪。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思路下，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支出的结构性更加突出。财政政策“提质增效”，较2020年“更加积极有为”出现明显转变，部分疫情期间“非常举措”或将退出；“更可持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等，指向低效率加杠杆行为或逐步退出。同时，财政支出注重结构引导，“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等，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货币政策“不急转弯”，旨在保护小微和民营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薄弱环节，加大对“三农”、科创等支持力度。随着政策回归常态，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减弱，及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等，或带来信用“收缩”。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可能需要阶段性采取适度宽松的对冲措施，重点加大对“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经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 （1）12月中旬以来，主要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工作主线和重点任务。在“双循环”格局下，各部委工作以“内循环”为主体展开，从科技与产业、民生与消费两条线入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2）最新政策框架下，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新型举国体制下，相关投入或全面加强。根据科技工作会议，政策主要的支持方向，包括基础科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基础设施及通用科学仪器等。 （3）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仍是产业发展主线，其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产业机会值得关注。“加快风电光伏发展”、“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等政策指引下，新能源及汽车等产业，未来或受提振。 （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各部委政策均向农村倾斜，加强投资建设和消费培育。乡村建设、县域建设、物流建设等农村基建，是兼顾投资拉动和消费释放的重要举措。 （5）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思路下，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不急转弯”，低效率加杠杆行为或逐步退出，加大对科技、民生等支持力度，保护小微和民营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 研究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报告：2021年，主要部委的工作主线 对外发布时间：2021年01月11日 报告发布机构：开源证券研究所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 杨卉）随着民航业运行规模的不断扩大，运行模式日渐复杂，传统的监管模式已无法适应需求，监管模式正不断更新。12月16日，在民航局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航局政法司副司长郭仁刚表示，“十三五”期间，民航局通过建立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制度并实施信用惩戒，目前累计共有6家单位和43名个人被记入严重失信记录，已累计限飞旅客19593人。也就是说，自2018年民航局公布首批《民航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名单》以来，近2万旅客上了限飞“黑名单”。业内普遍认为，将危及民航安全的旅客限飞，能够进一步维护航班秩序及安全，更好的保障了其余乘客的权益。但也要注意，实时更新限飞旅客的最新情况，并做好各个航空公司及机场之间的信息共享。具体来看，“十三五”期间，民航局建立了涵盖供给侧和需求侧双方面的信用管理体系。“其中，供给侧约束对象为在我国境内从事民用航空活动，或者在境外从事需要我国批准的民用航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通过建立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制度，并实施信用惩戒，督促企业诚实守信，目前累计共有6家单位和43名个人被记入严重失信记录，”郭仁刚介绍，“需求侧方面，民航局对因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施九种危及民航安全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旅客限飞，截至目前已累计限飞19593人。”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5月1日，《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生效。《意见》明确指出，使用伪造、变造或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强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损坏、盗窃、擅自开启航空器或航空设施设备等扰乱客舱秩序的9种行为将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意见》生效不到一个月，民航局就开出了第一份包含86名旅客在内的“黑名单”，至今已累计限飞近两万人。不过，限飞的旅客也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能乘坐民航飞机。根据相关规定，被采取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限制期限为一年。在民航高级经济师王疆民看来，实施信用惩戒等于让违规企业和个人登上了“黑名单”，“航班上一旦出现违规乘客，会对整体航班造成影响，很可能导致飞机延误，甚至出现安全问题，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惩罚。目前来看相关的惩戒措施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限飞了不少乘客，我国旅客的总体乘机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不过，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潜在用户数量将的逐步扩大，相关部门和航空公司还应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通过播放违规广播提醒、乘机前须知事项提示等方式加大普及力度，让更多的乘客文明乘机。同时，各机场或供应商之间也应及时掌握最新情况，做好信息的对接和共享。”此外，他还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企业信用等级变的更加透明，消费者在消费行为发生前就可上网查询到相关信息，选择出行方式时也会尽量避开存在信用问题的企业，加速违规企业的淘汰速度。
1月7日，计划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库客音乐更新招股书，计划发行500万股股票，募资金额在5000万-6000万美元之间。 对于库客音乐，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陌生，而这主要是由于其toB的经营性质所决定的。但事实上，当人们走进商场，耳边传来的音乐背景，则大都来自库客音乐。在过去几年中，库客音乐带着“古典音乐版权巨头”的标签将业务拓展至高校、图书馆、航空公司等诸多领域。 尽管业务发展顺遂，但库客音乐资本化道路却一波三折，2016年8月份公司挂牌新三板，并于2017年11月份从新三板摘牌。半年后，库客音乐开始冲刺港股，曾于2018年6月份、2019年1月份两次在港交所递表，结果都未能如愿，直至2020年底库客音乐才选择转战赴美IPO。 2020年对于库客音乐来说，是业绩急转直下的一年，前三季度库克音乐净亏损5993万元。库客音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摆脱收入、版权双双依赖关联公司的困境呢？对此，记者多次拨打库客音乐官方电话并发送采访邮件，但始终未得到回复。 收入下滑 资料显示，库客音乐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古典音乐版权集团之一，集订阅授权、演出和智能教育服务为一体。公司核心业务为数字音乐图书馆，为国内知名高校、图书馆、影视文化公司、航空公司以及以腾讯音乐为首的数字音乐流媒体等服务，还布局了智能音乐教育科技和举办古典音乐现场演出活动等业务。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库客音乐是2019年中国最大的古典音乐许可服务提供商和第二大在线古典音乐订阅服务提供商，就收入而言分别占市场份额的46.6%和13.8%。 从财务情况来看，库客音乐2018年、2019年及2020年前三季度收入分别为1.52亿元、1.46亿元及3490万元；净利润分别为4046万元、5676万元及-5937万元。库客音乐表示，2020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运营成本的上升和疫情的影响。 2020年2月份，公司通过股权置换交易收购了BMF100%的股权。 由于BMF公司2019年收入达到6116万元，库客音乐招股书中描述，叠加BMF影响，公司（库客音乐）2019年收入达2.069亿元，其中音乐授权与订阅、智能音乐教育和古典音乐现场演出活动的收入占比分别为44.8%，31.0%和24.2%。 但与此同时，即便是BMF并表，音乐授权与订阅仍然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此后，受疫情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音乐授权与订阅收入占库客音乐总收入的比例，甚至进一步攀升到了86.6%。 95%曲库来自关联公司 音乐授权与订阅的基础就是音乐版权。 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库客音乐已经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古典音乐内容库，包括约180万首音乐曲目。“绝大多数内容都是独家授权给我们的。”库客音乐在招股书中称。 而库客音乐将这些内容授权给在线音乐娱乐平台（如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数字音乐服务提供商（如网易云音乐）以及影视制作公司，航空公司和智能硬件公司。截至2020年9月30日，库客音乐已向上述公司授权了大约80万首古典音乐曲目。 这一切都得益于库客音乐最大的内容提供商——拿索斯（Naxos）。资料显示，拿索斯成立于1987年，由克劳斯·海曼创立，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古典音乐唱片公司。 2006年，库客音乐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余赫开启与拿索斯的独家合作，启动了库客古典音乐数字平台的运作。库客音乐最早拿到的内容都比较集中，主要是古典音乐。它复制拿索斯的模式，在中国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推广古典音乐内容。 招股书显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库客音乐95%以上的内容是通过拿索斯提供的。 而余赫也是拿索斯的重要股东。2017年9月份，余赫通过WiseFuture与港股上市公司中国创新投资共同收购拿索斯集团100%的股权。招股书显示，截至目前，余赫仍持有拿索斯75%的股权。 一位传媒行业分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库客音乐的生意在国内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其与拿索斯的关系决定着公司收入的稳定性，目前公司大部分音乐内容来自独家授权，这意味着一旦未来国内反垄断升级，独家授权的模式被打破，可能会有外来人抢夺市场。”
12月10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的《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85097件，环比增长26.5%。从投诉反映的主要问题来看，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占比过半，达56.9%。此外，个人贷款业务和理财类业务也成为投诉较为集中的领域。 众所周知，银行是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无论是存取款还是贷款，以及购买金融产品等，都需要与银行机构打交道。由于银行服务范围广泛、涉及企业及个人客户众多，虽然各银行机构不断努力改善金融服务工作，但随着广大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服务需求的日益提升，使得银行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导致客户投诉事件的发生也在所难免，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不过，导致银行消费投诉事件不断增加的原因，更多的在于银行自身主观因素。从宣传服务方面来看，银行员工在产品和业务营销上还存在宣传不够规范的问题。有的故意夸大产品收益，没有进行如实告知义务，存在误导和欺诈宣传；有的服务质量差、效率低，引发消费者的不满，导致投诉发生；有的没有遵守将合适产品销售给合适客户的原则，超过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营销金融产品等。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个别银行机构仍然存在重业务营销、轻内部管理，重产品宣传、轻行为规范，重业绩追求、轻服务效能提升的问题。 从金融产品提供角度看，银行在部分金融产品的设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瑕疵。有的产品说明或格式条款没有做到通俗易懂，甚至让消费者存在模棱两可的认识，极易产生纠纷；有的没有达到预期收益，出现损失，甚至存在事后催收方法不当的问题，等等。在投诉的业务领域中，信用卡、理财、个人贷款仍旧是投诉的重灾区，尤以信用卡为甚。《通报》显示，今年三季度，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8406件，占投诉总量的56.9%，比二季度投诉增加14674件，增长43.5%，占比上升6.7个百分点。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占其投诉总量的比例高达82.4%。 近年来，金融消费投诉多发领域也是监管部门发力整治的重点领域。银保监会在今年6月份下发的《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中，将理财业务信息披露不到位、违背投资者适当性原则或违规销售等问题，以及信用卡方面的分期业务收费不透明、质价不符，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信息安全，违规泄露、滥用客户信息；对债务人或担保人违规不当催收等作为“回头看”整治要点，提出了加大整治和规范力度的明确要求，收到一定成效。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有多家银行机构因违规乱收费、踩雷信用卡业务等受到处罚，银保监会还对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曝光，起到了非常好的震慑作用。 毋庸置疑，监管处罚只是对违规行为事后惩戒的一种手段，还不能杜绝消费投诉的发生。随着银行新业务、新产品、新的服务手段不断推出，消费者投诉仍旧不可避免，银行消保工作任重道远。但要有效制止金融侵权行为，降低投诉案件，关键在于银行机构自身必须事先做好预防工作。 降低银行消费投诉，关键要压实银行机构的主体责任。银保监会在今年初专门下发的《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银行保险机构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处理消费投诉的责任主体。这就要求银行机构必须承担起保护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的主体责任，要根据具体业务和产品种类，明确研发、宣传、销售等各环节、各岗位人员的具体责任，并层层落实到位。严格规范金融产品营销宣传行为，用语要大众化，禁止误导宣传。要充分尊重并自觉保障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受教育权、信息安全权等基本权利。银行机构也要转变经营理念，在追求盈利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注重服务质效的提升。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发生，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遏制银行消费投诉，监管部门仍要突出抓好金融重点领域的业务监管。针对信用卡、理财和个人消费贷款等投诉较多的业务领域，监管部门要出重拳予以整治，并将投诉案件多的银行机构作为重点进行监管。对于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规行为，监管部门要立案查处，落实“双罚”，并继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通过依法监管、严厉查处，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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