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王鹏）由中宣部、中国记协等组织的第七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首场巡讲活动16日在京启动。由37位巡讲人组成的3路巡讲团面向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北京市新闻单位讲述了他们的采访经历和故事，分享他们深入一线的深刻感悟。 据介绍，12月18日至24日，巡讲团还将分赴山西、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重庆、陕西、甘肃等地，为当地新闻单位和高校新闻院系师生作报告。他们也将走进党政机关、厂矿企业、居民社区等，与当地观众开展交流互动，注重深入基层，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
指数早盘宽幅震荡，午后集体上涨，深成指涨逾2%，沪指、创业板指涨超0.5%，乳业概念股全天领涨，猪肉、白酒、半导体、航运等涨幅居前，煤炭、汽车股领跌，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涨停近百家，跌停30余家，成交额超1.26万亿元。 盘面上看，伊利蒙牛等基础白奶产品将涨价，乳业股持续上涨，板块整体涨7%，熊猫乳品（300898）大涨20%，鹏都农牧（002505）、新乳业（002946）、天润乳业（600419）等多股涨停；科技股午后发力走高，晶方科技（603005）、士兰微（600460）、深南电路（002916）等尾盘涨停；白酒概念延续强势，今世缘（603369）、水井坊（600779）、迎驾贡酒（603198）、大湖股份（600257）等多股涨停；航运概念拉升走高，南京港（002040）、宁波港（601018）涨停；煤炭板块全天领跌两市，辽宁能源（600758）、大有能源（600403）跌停。 两市成交额二日突破万亿 北向资金净卖出44.44亿元 成交量方面，两市合计成交金额12661亿元，相比上一交易日明显放量。北向资金成交量为1538.96亿元，占比A股总成交量的比重为12.16%。东方财富（300059）成交量139.8亿元，排在两市第一。 具体来看，北向资金当日净卖出44.44亿元，其中沪股通净卖出21.69亿元，深股通净卖出22.75亿元。 同花顺复盘： 涨停复盘：原料奶涨价乳业掀涨停潮 猪肉走出持续性行情多股二连板 透视龙虎榜：外资机构唱反调海康威视成焦点 时代变了！机构主导成趋势 “牛市”要来了？ 这些现象值得留意！ 今指数探底回升，深成指涨逾2%，两市成交额二日突破万亿，沪深300指数突破2015年牛市时期高点，收于13年高点。不过盘面上，仍然有些现象值得投资者注意。 第一点是，北向资金全天实际净卖出44.44亿元。指数两连阳，两市成交额连续第二日突破万亿元。一向聪明的北向资金两日竟然都是流出的，昨天小幅流出，今天卖出了44亿。这一点或许值得关注。说明牛市预期的持续性在北向这里有待观察。 第二点，个股上，市场高标泉阳泉（600189）、豫能控股（001896）等个股重挫。 此外，趋势抱团股如金龙鱼（300999）也出现了18%的巨震，市场情绪有所回落。 这些现象暗示着短线情绪开始走坏，部分高位资金开始出货，走势也较为极端。同时金龙鱼为首的抱团资金开始松懈。投资者都知道金龙鱼这个走势，从基本面上看泡沫很大，金龙鱼的2019年年报中显示毛利率只有11%，利润率只有3%。相对那些高景气的优质白酒来说，最低门槛也得是毛利率30%。这和当年的中石油没什么区别。 详情：乳业已迈入涨价新周期！8年前这家龙头率先涨价 当年净利大增85%！ 乳业已迈入涨价新周期！上轮提价龙头净利大增85% 今日乳业板块集体大涨，盘中板块大涨7%，板块内熊猫乳品20%涨停，皇氏集团（002329）、鹏都农牧、光明乳业（600597）、新乳业、天润乳业等集体掀起涨停潮。 消息上，近期，受需求回暖及奶牛存栏数下降影响，鲜乳奶价持续上涨。安信证券复盘2013年奶价大幅上涨，伊利在2013年下半年对部分产品进行提价，带动盈利能力显著提升；2014年公司毛利率同比增3.87pct；反映到收入/净利润增速端，2013/14年收入增速13.78%/12.94%，净利润增85.61%/30.03%。 安信证券认为，此轮周期将不同于2013年：在消费升级、健康意识提的背景下，白奶的生鲜乳使用量高于酸奶，加速供需不平衡，奶价预计将大幅提升。安信证券判断，由于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以大包粉为原料的乳品消费占比下降，未来乳企倾向于进口液态奶平滑国内奶价上涨，但是运输成本较高，国内外奶价联动性或许没有上一轮那么强(取决于两者价差，两者价差可能更大)。 详情：两市成交额二日突破万亿 “牛市”预期？ 这些现象值得留意！ 3日暴涨94% 新年首只“妖债”横空出世 2021年，可转债首只“妖债”出世。 1月5日，康隆转债一度触及熔断，收盘大涨15.84%，报300元，事实上，这已不是康隆转债第一天上涨了，2020年12月31日至今，短短三个交易日，该转债已经暴涨94.52%，几近翻倍。 而值得一提的是，康隆转债正股康隆达（603665）却已经跌停6连板了，前三个交易转债走势与正股保持同步，而到了后三个交易日，在炒作资金的狂欢下，康隆转债已经完全走出了独立行情。 截至收盘，康隆转债转股溢价率高达161%，也就是可转债已经比正股贵了1.5倍不止，市场分析人士表示，按照正常逻辑，在高价位上，正股和转债定价不会存在太大定价差异，转股溢价率在零值附近波动，康隆转债则是属于明显的资金炒作行为。 详情：太疯狂！无视正股6连跌停 这只转债3日暴涨9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从全球百年强国竞争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比拼是关键，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是推动我国科技纵深化改革，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途经。建国至今，我国开展了一五计划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863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决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科技赶超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战略科技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2017年十九大战略科技力量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标志着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提法，是从地位、作用、贡献等多个维度来定义科技创新机构的，与传统的组织、职能维度定位不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在战略全局、战略领域、战略能力、战略影响的指导下，开展创新性研究，必须在国家安全、综合国力以及国际民生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做出重要的贡献。 世界发达国家，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设立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国家研究中心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比如美国国家发展实验室，大多是基于曼哈顿工程等国家战略任务设立的，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研发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还有德法等欧洲国家，均有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的国家实验室或者研究基地，从事高校、企业等研究机构难以进行的研究。 可以看到，虽然各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具体载体有所不同，但各个国家均是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度培养和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并且在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产业科技力量、区域科技力量等基础科技力量形成互补，实现国计民生的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将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强科技战略力量的重要举措，并不意味着要在现有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外新建一套完全独立的体系，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载体，具有战略导向，战略引导、战略继承和不可替代的特性，除了基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研究，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鼎新革旧，在现有的科技创新格局基础上优化存量，创新增量。 具体而言，增强以国家实验室为重点的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必须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首先是博纳贤才与专心致“志”。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需要博纳贤才组建基于战略科技目标的优势科研单元，建立战略科技研究基地，专心解决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以国计民生为导向的，一系列“瓶颈”式的科技与创新难题，在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在战略性国家科技项目上取得创新型和突破性科技成果。 其次，学科的“百流汇川”与“源远流长”。提高认知深度需要“知识分工”，拓展认知广度需要“知识整合”，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有利于知识创新价值链的整合，其和其他创新主体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为大学、科研机构等基础科技创新力量提供学科交叉、集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保障了科技创新知识的源头创新，又促进了各个学科边界拓展和延伸。 最后，“无旧无新”与“旧识新交”。国家实验室汇聚顶尖科技人才，是为了国家重要战略发展服务，需要根据国家战略进行状态调整。同时，为了保证国家实验室的活力与创新力，除了稳定的骨干研究团队，引入流动的人才队伍形成竞争机制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我国先进战略科研力量持续性。比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除了核心的骨干科研团队，还有一支流动的科研队伍，一方面有利于科技人才力量联合，攻克科研学术难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创新科技人才储备形成激励与监督。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创新驱动合力，可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举国的制度优势，但强化科技力量的具体方式路径仍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比如：如何创造促进科技力量提升的制度、文化、技术、设施等生态环境；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增强科技人才的创新力；如何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引导下，促进科技要素的流动，提高创新科技的共享；如何激发各个战略科技力量活力和创造力，实现不同科技力量间价值链的整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重塑世界，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崛起的关键。增强战略科技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力、增加保障力、注入战斗力，打好科学技术攻坚战，不仅是实现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本质所在。
2020年12月5日，携手摩根大通在金融年会季期间揭晓了“2020·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榜单。 2020年，·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在年度主题书籍、年度榜单书籍和年度推荐书籍三个奖项下共计为读者推荐了54本好书。 年度金融书籍启动于2009年，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被财经专业人士推崇的财经书籍推荐榜单。书籍的评选宗旨是“全球视野、远见卓识”，经历专家推荐、公众投票和评委会评估等环节，于每年年底推出国际和国内最被推崇、最具专业水准和独特视角的金融财经类书籍，并举办年度金融书籍品鉴会。 （研究院院长杨燕青；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 研究院院长杨燕青表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好书“丰收”是意外的收获和补偿。今年的书单不仅包括人工智能、光刻机、太空竞赛、气候变化等前沿，也覆盖了瘟疫、危机、剧变这些异常沉重然而极度重要的话题。同时，一如既往，经济全局、金融市场、政策组合、金融科技，无一缺席，所有议题都值得密切关注和细细研读。展望2021年以及未来，病毒和大自然（包括气候变化）、因疫情推出的“战时政策组合”（非常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科技力量，以及中美关系将是关键变量。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表示：“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让全球经济和社会前景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榜单上的书籍对全球热点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这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中国是摩根大通和我们的客户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2021年，我们即将庆祝扎根中国100周年，我们希望继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期待在华投资、发展的下一个百年。” 10本佳作获选“年度主题书籍” 20本佳作获选“年度榜单书籍” 24本佳作获选“年度推荐书籍” 在12月5日下午举行的年度金融书籍品鉴会现场，政策制定高层、金融业内人士、经济学家、科学家和及获奖作者通过现场演讲和视频的方式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书籍和观点。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出席书籍品鉴会并展望2021年及未来。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高尚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艾明，微众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马智涛，微众银行首席人工智能官杨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等获奖作者及专家出席了下午的闭门会议，并分享了对于“后疫情”经济学、金融新秩序、科技与治理等话题的真知灼见。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徐忠，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德勤中国副主席、德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管合伙人吴卫军，和逸金融创始人兼董事长林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联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副秘书长安国俊等获奖作者出席了品鉴会。 （现场发言嘉宾） （视频发言嘉宾） 同时，一些国际作者和无法到会的国内作者通过视频方式分享了书背后的故事和他们的看法。通过视频分享的作者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局副主管斯梯恩·克雷森斯（Stijin Claessens）、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家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专业客座教授威廉·布伊特（Willem Buiter）。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对被告人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时，法院判决，对赖小民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对贪污所得财物依法发还被害单位。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8年，被告人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获得融资、承揽工程、合作经营、调动工作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索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2009年底至2018年1月，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伙同特定关系人侵吞、套取单位公共资金共计人民币2513万余元。此外，赖小民在与妻子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并育有子女。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赖小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赖小民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在二十二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三起受贿犯罪数额分别在2亿元、4亿元、6亿元以上，另有六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4000万元以上。同时，赖小民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和为他人职务调整、提拔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等从重处罚情节。赖小民在犯罪活动中，利用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的职权，违规决定公司重大项目，越级插手具体项目，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赖小民目无法纪，极其贪婪，大部分犯罪行为均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虽然赖小民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12月14日，国促会数字科技发展工作委员会（下称"国促会数科委"）与零壹财经联合发布了《2018-2020年全球AI专利排行榜TOP100》，通过分析专利呈现过去3年间AI技术的发展情况与趋势。榜单显示，位列前3的企业分别是三星、IBM和平安集团。其中，平安集团凭借9255件专利位列全国第一、全球第三。 国促会数科委表示，以平安集团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在近3年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研究和自主知识产权掌控，每年在AI领域申请了大量专利。这些专利主要分布在制造、汽车、医疗等传统行业，为我国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体系提供了技术基础。 2017年12月，为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工信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推动了我国AI领域的加速发展。 榜单显示，过去三年，我国AI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2017年底的32.48万件增加至2020年11月底的66.77万件。从技术分布来看，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识别技术是我国申请的AI专利最集中的领域，每年申请的专利占比均超过40%，并持续上升，2020年这一比例已突破50%。从行业分布来看，2020年与医疗相关的AI专利占比最高，达到6.6%，远高于汽车、制造、金融等板块。智慧医疗有望成为发展新趋势。 近年来，中国平安本着"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理念，积极投入科技研发，深化"金融+生态"战略，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平安拥有近11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超3,000名科学家的一流科技人才队伍，建立起8大研究院和57个实验室。平安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研发和自主知识产权掌控。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科技专利申请数较年初增加6,654项，累计达28,037项，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占比近96%、PCT及境外专利申请数达6,908项。其中，金融科技专利申请数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位，数字医疗科技专利申请位居全球第二位。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荣获大奖。 榜单指出，平安在2020年1月至11月期间公开了超过3100件AI专利，涵盖金融、医疗、零售、支付、教育、法律等近20个板块。其中，金融、医疗和零售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3个板块，专利数量分别为233件、207件和166件。 平安将领先科技广泛应用在金融、医疗及智慧城市等领域，全面支撑"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智慧城市"等生态圈建设。在金融板块，2020年上半年，AI驱动产品销售规模达1763亿元，同比增长104%。平安打造的智能机器人已覆盖超2000个场景，平安产险运用AI机器人将保单服务线上化率提升至99.3%、无纸化率达99.8%。寿险方面，平安在业内首创智能拜访助手，"AI会客厅"2020上半年累计使用772万人次。AI零售银行方面，上半年平安近90%的信用卡通过AI自动审批，智能客服占比达到88.5%。 在医疗健康板块，平安好医生为用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健康服务，平安智慧医疗已覆盖超1.7万家医疗机构，提供包括一体化监管、智能疾病预测、智能影像筛查、辅助诊疗工具AskBob等全方位服务，自主研发的AI辅助诊疗系统获得全球最大的家庭医生组织WONCA的最高级别认证。 国促会数科委表示，平安集团不仅是一家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同时还是一家先进的科技公司。在近几年，平安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以科技赋能，打造其核心竞争力，为其5.60亿互联网用户提供金融、医疗、汽车和房产等服务，是一家多元化、综合化服务平台。 除中国平安外，榜单中前10强的企业分别是：三星（12786件）、IBM（9874件）、平安集团（9255件）、腾讯（9022件）、百度（8000件）、谷歌google（7401件）、微软Microsoft（7226件）、英特尔Intel（5725件）、OPPO（5723件）、国家电网（5608件）。
本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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