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启迪,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国际金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外审专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人民币论坛专栏作家,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荣获中央财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债券》杂志2017年“十佳文章”奖。研究方向为政府债务、利率、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曾在《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经济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中国金融》等一流期刊发表过多篇文章。已发表论文及文章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方网站收录数量超过50篇。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 摘 要:近期,外汇储备管理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外汇储备管理权过往的争论进行了回顾。之后,对外汇储备交由谁管理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储备采用哪种模式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二是货币地位的高低;三是外汇储备来源是否稳定;四是外汇储备需求的大小。当前外汇储备应该全部交由央行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前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负责;第二;外汇储备需求较大;第三,内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趋于增强;第四,外汇储备来源已经趋于不稳定;第五,有助于降低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第六,短期内央行获得大量国债意义不大。而由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生大幅不利变化;二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大幅提升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三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给央行货币发行换锚带来难题。总之,在当前国情下,外汇储备全部由央行管理更加合理。 关键词: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汇率;政府杠杆率 2019年12月17日,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地方债市场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表示,当前政府债券流动性不足,可以考虑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例如,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当前一半的外汇储备,向市场释放10万亿元左右的国债。足够规模的国债可为央行提供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改变货币政策大多需要由央行操作对冲自身到期的情况。楼继伟的表态引起了市场广泛讨论。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早已有之。2017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就曾经提出,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由此引发激烈争论。时至今日,楼继伟的观点与前期争论并无二致,表面上看是出于便利央行操作的考虑,实则是“旧瓶装新酒”,核心问题依然是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问题。外汇储备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关于外汇储备管理权过往争论的回顾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随着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也不断上升,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早期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讨论始于次贷危机前,并且仅局限于学术界。学者大都基于国际比较视角试图总结相关经验,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发展提供借鉴。诸多文献认为,基于国际经验,应该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提高收益率。唐欣、纬恩(2005)对东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主要经济体管理外汇储备时普遍采用双层模式,财政部负责运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以及管理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依据财政部拟定的原则和指引对外汇储备进行日常管理。严启发(2006)认为,可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外汇储备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更大收益。孔立平(2006)认为,中国应建立类似于新加坡模式的多元化储备经营操作机构,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积极投资。 也有文献认为,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认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导致货币供应被动增加,有碍货币政策独立性。应完善中央汇金公司架构,或者组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专门的外汇投资机构。王永利(2011,2014)认为,应该用国家财政收入或发行专项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形成国家专项基金,这样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朱梦楠(2016)认为,外汇储备由央行主导的“一元模式”约束了央行政策的自主性,使得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加剧,同时也是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外汇储备能够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连带关系。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可以考虑构建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的“二元模式”。 然而,部分文献认为,应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持审慎态度。李扬等(2007)认为,外汇储备对于新兴经济体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使货币当局更加灵活的干预外汇市场,对国际资本保持威慑,同时还可以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如果改变当前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那么必然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进而会增加货币当局调控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难度。吴念鲁、杨海平(2015)认为,从长远来看,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从现行模式过渡到财政部主导的双层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数额特别巨大,且存在特殊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的方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货币政策框架、央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宏观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在保持中国人民银行主导外汇储备管理的前提下进行部分微调是当前的最优选择。 2017年以后,关于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开始由学术界扩展到官方部门,并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2017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提出,央行独自管理外汇储备,造成“外汇占款绑架货币政策”的现象,基础货币扩大,M2不断增加,引起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同时,外汇储备收益也不高。因此,外汇储备体制需要改革,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即由财政管理大多数外汇储备,央行仅负责管理部分外汇储备,用作调控跨境资产流动与汇率的工具。此言一出,引发市场热议。2017年11月21日,央行调统司原司长盛松成表示,上述逻辑存在误解。最近几年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对货币供应已经形成掣肘,而不是绑架。外汇储备管理的基本要求是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不是盈利性。财政部持有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负债,另一方面增加了长期投资。虽然依靠投资收益可以偿还国债利息支出,但负债的增加会提高政府债务和赤字率,甚至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财政部持有外汇储备相比人民银行持有没有必然的优势。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2018)认为,对于外汇储备应由谁管理,一是取决于一国是否须倚重汇率政策,二是取决于谁负责制定和实施汇率政策。谁负责制定和实施汇率政策,就应由谁经营管理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外汇储备由谁管理没有必然联系,外汇储备的首要功能是应对危机的不时之需,而不是财政开源。并且,外汇储备由谁管理应立足国情,不能简单照搬国外。 针对上述官方层面的讨论,学术界也并未达成一致。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2017)认为,由财政部来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通过增加主权外汇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整体投资回报率;二是更好地弥补中国未来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而CF40研究部(2018)则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更多来源于外部因素,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并非是央行外汇储备,而是稳定汇率的操作。认为只要将外汇储备交由财政部管理即可获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观点,事实上难以成立。 二、外汇储备交由谁管理的决定因素分析 从国际上来看,当前全球外汇储备管理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由中央银行主导的一元模式,财政部不参与外汇储备的管理(例如中国、欧元区);二是由财政部主导,中央银行处于从属角色(例如美国、英国、日本);三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管理的二元模式(例如挪威)。具体采用哪种模式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 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是决定外汇储备由谁管理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谁负责汇率稳定职能,谁就需要持有外汇储备,并主导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财政部大都负责外部平衡,而中央银行负责内部平衡。因此,由财政部主导外汇储备管理的国家较多。而对于小型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汇率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居多。全球范围内基本上不存在只管理外汇储备而不负责汇率稳定职能的经济体。尤其是对于那些外汇储备需求较大的经济体来说,如果中央银行负责汇率稳定,但没有外汇储备管理权,或者说只有一部分外汇储备管理权,那么将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能力。只要汇率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处于较高地位,并且汇率稳定职能由中央银行负责,那么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几乎是必然选择。 (二)货币地位的高低 如果一国货币地位较高,是国际储备货币,那么这类国家一般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程度也就相对较低。由于这些国家无需通过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也并不需要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会下降。此时,由财政部主导外汇储备管理更加合理。而如果一国货币地位并不高,并且实行的也并非是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对外开放程度也不高,那么汇率稳定在货币政策目标中的地位就会较高,此时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理。 (三)外汇储备来源是否稳定 如果一国外汇储备来源相对稳定,对外汇的需求又相对较低,那么由财政部主导更为合适。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追求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运用外汇储备实施国家战略。在具体管理模式上划拨给财政部或者是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均可。最典型的案例是新加坡和挪威[①],这两个国家外汇储备主要是商品和劳务形成,外汇储备来源十分稳定(巴曙松,2006),可以划出更多的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而如果一国外汇储备来源并没有那么稳定,例如外汇储备大都来源于资本账户流入,那么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理,以稳定汇率,平抑国际资本流动。 (四)外汇储备需求的大小 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浮动程度越低,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二是外债规模。外债规模越大,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三是进口规模。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的规模越大,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四是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增长越快,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而外汇储备需求越大,由中央银行全部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越高。反之,外汇储备需求越低,由中央银行全部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也将下降。 三、当前外汇储备需要全部由央行管理的原因 (一)当前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负责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还没有实现完全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和国内金融市场影响较大。因此,汇率稳定依然是央行重要货币政策目标之一。基于国际经验和基本逻辑,既然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承担,自然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适。外汇储备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定海神针,对于稳定国内外市场预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央行持有外汇储备,一则可以随时动用外汇储备稳定市场,确保外汇供求在数量上出清,二则外汇储备本身就能对人民币汇率空头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2015年“811汇改”以来,虽然人民币汇率出现多次较大波动,但总体依然能够维持平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央行持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平稳运行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有效阻止了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因此,由央行保有外汇储备是十分必要的。而在外汇储备已经难言充裕的情况下,财政部只划走外汇储备而不承担汇率稳定职能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外汇储备需求较大 当前中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较大,甚至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依然不高。近年来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些进展,然而,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相比,货币地位依然有较大差距。这就意味着仍然需要保持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二是外债规模较大。虽然当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但同时也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债。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规模高达2.0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维持国际清偿力。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有助于保持外汇资产与负债结构相匹配,最大限度地降低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风险。三是进口规模趋于上升。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会大幅增加对美进口。根据第一阶段协议,中国自美国进口规模将以2017年为基准增加2000亿美元。经测算,预计2020年进口规模将增加至3176.8亿美元,2021年进口规模将增加至3642.8亿美元,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需要保持大规模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而财政部更适合管理“闲置外汇储备”,追求高收益和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因此,当前外汇储备由央行管理更加合适。 (三)内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当前,内外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趋于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加大。全球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等多重挑战,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国内来看,当前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二是国际资本流入增多带来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规模持续上升,由2014年初的7438亿上升至2019年底的4.36万亿,折合成美元约为6300亿美元左右。虽然短期来看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对于汇率稳定和增加外汇储备都有十分经济的意义,然而一旦预期扭转,国际资本依然有大量流出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出现“资本急停”,这种情况极容易造成汇率“超调”。三是贸易前景仍存不确定性。贸易前景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虽然短期内中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然而后续发展仍存不确定性。如果今后贸易摩擦向不利方向发展,将再度给金融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带来挑战。综上所述,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重要。外汇储备既是新形势下央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的重要保证。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既可以更好的发挥稳定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 (四)外汇储备来源已经趋于不稳定 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流入已经逐渐减少,而资本账户流入逐渐增多(见图1)。经常账户差额已经由2008年的峰值4206亿美元降至2018年末的491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为137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已经由2008年的峰值-4394亿美元升至2018年末的1111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为332亿美元。经常账户流入属于“挣来的外汇储备”,而资本账户流入属于“借来的外汇储备”。上述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使得外汇储备稳定性趋于下降。一旦出现预期转向,将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引发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因此,在外汇储备稳定性下降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要求要远高于盈利性要求。央行需要持有大量高流动性外汇储备以稳定市场预期,平抑国际资本流动。有鉴于此,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显然更加合理。 图1 1998年-2019年9月至今国际收支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五)有助于降低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 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万亿美元,外债总额为2.03万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规模高达1.16万亿美元,这就要求央行必须持有大量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以降低外汇储备资产和负债错配的风险。在外汇储备管理的要求方面,流动性要求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安全性,最后才是盈利性。而由财政部管理外汇储备性质将完全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将变为主权财富基金,在资产管理“三性”要求上将更加倾向于盈利性,这将加大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因此,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也更加合适。 (六)短期内央行获得大量国债意义不大 目前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虽然获得更多的国债有助于央行更好的实施公开市场操作,但是短期来看这并不是必须的。央行已建立了一整套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包括MLF、TMLF、SLF等工具,未来一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满足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换句话说,拥有更多国债实施公开市场操作对央行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并非是“雪中送炭”。 四、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一)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生大幅不利变化 根据外汇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万亿美元,全口径外债规模为2.0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净储备只有1.06万亿美元左右。2015年以来,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多种原因,外汇储备水平持续下降,而外债规模不断上升,致使净储备水平水平持续下降,由2014年12月末的2.95万亿美元下降至2019年9月末的1.06万亿美元(见图2)。而一旦剥离一部分外汇储备,将导致净储备规模大幅下降。例如,假设按楼继伟的建议,剥离一半外汇储备给财政部,央行净储备将瞬间变为-4850亿美元,这将对汇率稳定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鉴于净储备水平已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对于稳定国际清偿力至关重要。 图2 2014年12月-2019年9月净储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大幅提升中央政府债务水平 中央财政的政策空间一直是国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保证。如果通过发行大量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势必会导致中央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事实上,近年来中央政府杠杆率已经有所上升,由2012年的14.4%升至2018年末的16.5%(见图3)。截至2019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是16.7万亿,中央债务/GDP比率为16.8%。假设按楼继伟所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央行一半外汇储备,以当前汇率计算,大概需要发行10.7万亿元特别国债。经此操作,中央债务/GDP比率将由16.8%大幅升至27.7%。如果加上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粗略估计,政府债务/GDP比率将超过70%,这一水平已经超过了欧盟警戒线水平。目前在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三部门杠杆率中,只有政府部门杠杆率尚有一定的空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将极大牺牲中央财政的政策空间,导致未来国家应对不确定性和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下降。国际评级机构也可能会下调中国的主权评级,一方面会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发债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外资流入国内资本市场也可能放缓。此外,中央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后,反过来又会加大央行宽松货币的压力[②]。既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又会加大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 图3 1993年至2019年9月中央政府杠杆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三)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给央行货币发行换锚带来难题 目前,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是降准,通过降准释放更多外汇占款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量。而外汇占款是以外汇储备为锚。换句话说,央行货币投放的终极锚依然是外汇储备。鉴于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且商业银行全面接受了巴塞尔协议III的监管,从长期来看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至与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率相近的水平(约6%左右)。在此之后,央行必须以国债为锚发行基础货币。而一旦由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并且,财政部发行国债换取外汇储备后,国债将直接进入央行资产表成为资产,但却并没有伴随货币投放。这将极大压缩后续国债发行的空间,央行可能会面临无锚印币的尴尬窘境。届时央行只能运用MLF等工具投放基础货币,而这势必会加剧金融市场资金分层问题,给金融系统带来风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至少在未来10-15年内,由央行管理全部外汇储备更加合适。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也会不断发展。然而,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推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造成人民币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加大。当人民币汇率完全实现清洁浮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以及央行无需保有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时,或许再讨论这一问题更加合适。 参考文献 [1] CF40研究部.外汇储备的度与用[EB/OL].http://www.sohu.com/a/211459529_257448,2017-12-19. [2]孔立平.外汇储备管理体系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J].新金融,2006(09):30-32. [3] 李扬,余维彬,曾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J].国际金融研究,2007(04):4-12. [4] 唐欣,纬恩.东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中国外汇管理,2005(06):18-21. [5] 王永利.重新审视外汇储备的本质[J].中国金融,2011(09):49-51. [6] 吴念鲁,杨海平.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主导权的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2015(04):3-11. [7] 夏斌.外汇储备不断猛增给我国带来四大风险[EB/OL].http://www.drc.gov.cn/zjsd/20071227/4-4-2867472.htm,2006-09-06. [8] 严启发.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及其借鉴[J].经济前沿,2006(01):29-33. [9] 姚前.外汇储备应由谁管理[EB/OL].http://cnreform.caixin.com/2018-01-04/101193290.html,2018-1-1. [10] 张明.外汇储备到底该由谁来管?[EB/OL].http://zhang-ming.blog.caixin.com/archives/172143,2017-11-28. [11] 朱孟楠.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宏观策略与微观措施[J].财经智库,2016,1(03):38-66+134. [①]截至2020年1月20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为1.1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新加坡两家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资产规模分别为4400亿美元和3750亿美元,位列第六名和第八名。 [②]日本长期维持零利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债务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全球最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末高达204%,为全球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任何的升息举动都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造成财政崩溃。
汇丰今日宣布,自本月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寿险合资公司——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推出全新由数字技术赋能的财富规划与保险服务,在银保渠道之外,通过其新招募的私人财富规划师,提供以需求为本的财富规划与保险服务,以满足客户在财富、健康及保障方面的全方位需求。 这将成为汇丰集团在中国市场通过银行网点提供保险及财富管理服务之外的重要补充。在新服务推出的初期,汇丰人寿的私人财富规划师将在广州和上海两地为新客户提供服务。 全新的移动式财富规划服务业务是汇丰集团主导的“汇丰聆峰创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着力于开发创新的财富规划及保险产品,并在亚洲主要市场提供流畅的的客户体验,并在中国内地先行试点。 同时,汇丰表示,正在内地筹备设立一家金融科技服务公司,将从移动式财富规划服务业务开始,为汇丰旗下各公司实体提供科技、数字及数据服务。 此前,汇丰集团已宣布设立全新环球业务——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结合全球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资产管理、保险及私人银行业务的优势,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的设立,使汇丰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环球财富管理机构之一。截至一季度末,经其管理的资产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接近一半来自亚洲。 汇丰亚太区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主管欣格雷(Greg Hingston) 表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财富管理市场和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之一,汇丰不断增加相关业务投资,以把握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内地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 汇丰保险集团总经理及环球行政总裁张博思(Bryce Johns)表示,在中国内地,人们的一些相关意识在不断增加,更有意愿通过配备健康及危疾保障等方式,为潜在的人生风险事件作财务上的准备。“我们将重新定义财富规划的整体客户体验——根据汇丰集团的最佳实践,我们将首先了解客户的需求,继而开发创新的服务,在数字化工具的支持下为客户提供度身定制且以家庭为本的健康及财富解决方案。 ”
6月29日,绿城中国(3900.HK)旗下绿城管理控股(9979.HK)开启招股,招股截止日期为7月3日,并预计公司将于7月10日上市。 众所周知,绿城管理是中国最大的代建公司,近年来,绿城中国代建业务成长性加速释放。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拥有266个代建项目(商业代建项目150个;政府代建项目116个),总建筑面积为6,980万平方米,规模为第二大市场对手两倍以上。 绿城的代建业务俨然成为“白银时代”的“金牛”业务,因此行业和资本市场都对绿城管理高度关注。而作为代建行业的绝对龙头,绿城管理未来发展又值得投资者给予怎样的期待?下面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公司业务的发展情况。 一、绿城管理商业模式及业务特点简析 1.商业代建为主营业务,政府代建潜力十足 从公司的业务结构上看,公司一共分为三类业务: 1)商业代建 该业务主要是绿城管理为物业开发的整个过程中提供包括前期管理、规划设计、工程管理、成本控制、营销服务、交付管理及售后等各类专业服务。 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商业地产项目,以住宅业态为主;收费模式主要是根据管理面积及项目销售额为基础收取代建服务费。 2)政府代建 该业务主要是提供公共住房的开发代建服务,其次是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博物馆及体育设施)。收费模式一般为投资额的固定百分比。 3)其他业务 其他服务主要包括开发咨询服务、设计咨询服务以及其他金融撮合服务。投资者可以理解为这一业务是公司目前孵化的创新业务,主要通过整合产业链,提高代建服务附加值的“增值业务”。未来该业务或许能够孵化出不亚于主业的新收入来源。 从收入占比上看,截至2019年,绿城管理的商业代建业务收入占比为73.8%,依然是公司的主营。但是可以看到,政府代建的收入占比正快速提升至18%。 从收入增速上看,商业代建业务近三年收入复合增速为34.7%;政府代建业务复合增速为54.9%,其它业务收入复合增速为63.3%。可以看到,公司政府代建及其它业务都释放出不俗的增长潜力。 2.自有 VS 业务合作伙伴,“加盟模式”兴起加速轻量化 可以看到绿城管理目前代建服务的输出模式主要为两种:自有团队以及业务合作伙伴模式。其中的业务合作伙伴,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业务合作最终进行业务分成。 从股权结构上看,绿城管理占有合作伙伴最大比重的股权。通过招股书信息,可以发现这些合作伙伴具备中小型和区域化的显著特点,同时合营公司管理层多数“出身”绿城集团。 而在具体的合作模式上,合作伙伴出“人”,绿城出“品牌”、“体系标准”和“技术”。由此可见,这种业务合作伙伴模式类似“直营—加盟”的业态转变,不单单为绿城管理业务带来加速通道,还使得公司商业模式更轻量化。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整个代建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绿城管理置身于行业中的增长逻辑及投资价值。 二、代建行业与绿城管理的投资逻辑 1.代建行业的增长空间与趋势 对于目前代建行业增长的驱动因素,可以简单总结为“量价齐升”。 1)量:赛道占比虽小,但是成长空间巨大 对于代建行业,“量”指的是新订的建筑面积。根据中指院报告预计,2020-2024年国内代建市场的新订建筑面积复合增速为23.5%,预计2024年行业的新订建筑面积达到约1.94亿平方米。 上述数据的背后有两个假设:首先,2024年商品房市场销售面积维持在13亿平左右,而2019年为17亿平(中指院预计未来5年地产需求总面积达到73亿平,符合长期地产行业的“天花板”);其次,2024年代建市场对商品房总量的渗透率为14.7%(乐观预测14.7%,中性预测9%)。 也就是说未来代建领域的渗透率在10-15%区间,但是这样的市场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假设代建行业龙头市场规模达到总面积的30%,那么龙头企业2024年新订约面积总量达到5820万平。 而在2019年,行业龙头绿城管理新订约面积为1600万平,在5年间,绿城管理或将有3-4倍的增量空间。 2)价:受益流动性宽松环境,以及消费升级趋势 价格方面,代建行业受益于两个趋势:首先是全球性的流动性释放环境,对通胀及资产价格有推动作用;此外,国内的消费升级趋势,消费升级不是推动房价增长的因素,而是消费者更愿意为高品质产品及服务承担品牌溢价,推动的是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增长。 中指院预计未来,国内房地产销售均价复合增速将维持6%附近。 综合“量”、“价”两个因素,同时预计代建行业在2024年合约销售规模能达到2.5-3万亿元。但是订约面积去化周期在3-4年,同时若按照4-5%的管理费分成,2027-2029年,整体代建市场能释放出1200-1500亿的收入规模,作为行业龙头的绿地管理或将因此受益。 2.绿城管理的投资价值:增长“故事” 与“壁垒” 由于订约项目潜在的收入规模不代表企业的收入规模,中间涉及项目周期以及去化能力对收入释放带来的影响。而抛开项目去化而言,绿城管理2019年新增的1600万平的订约项目,经测算潜在的收入规模就达到55亿,而当期营收规模只接近20亿。 未来倘若,绿城管理在订约市场的市占率达到30%,那么储备项目潜在的收入规模能达到300亿元以上,即便去化速度不变,足够支撑其营收在未来5年间具备3-4倍的增长空间,这意味着30%的复合增速。如果这样,绿城管理无疑会成为地产股板块中稀缺的“小而美”的公司,十分容易形成“戴维斯双击”。 而达到这点需要绿城管理实现两个增长“故事”:在“量”的方面,把握代建未来的增量市场;在“价”的方面,提高服务溢价,增加产业链收入点。 目前看来,绿城管理在行业中具备多个竞争优势:首先是市占第一带来的规模优势;其次是十年几百个代建项目积累的经验提炼成的绿星标准。 截至2019年,绿城管理以收入计算,在行业中市场份额为22%,具备规模优势。但是只根据规模效应判断企业的优势会落入“规模陷阱”。重要的是,在规模背后是否形成“壁垒”?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打造的绿星标准是绿城管理团队最为核心的壁垒。绿城管理的团队已有10年的代建经验,而浓缩几百个代建项目的经验整合成代建4.0体系,进一步提炼成绿星标准推广至全行业。将来绿星标准得到越多企业认可,那么公司的行业地位和话语权便难以动摇,市场份额提升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公司的市场份额能否进一步提升,绿星标准对代建领域的重塑是关键。 下面我们将围绕地产行业的“长尾”市场、绿城管理的平效提升和估值重塑,对绿城管理作进一步分析: 1)瞄准地产的“长尾”市场 众所周知,当前地产行业格局下,超过80%的总量份额将集中在TOP100企业中,因此代建市场的增量无疑集中在7万多家中小地产商以及三四线的“下沉”市场中。 绿城管理精准把握这部分增量市场的可见战略有两个: a.继续下沉三四线城市,整合中小型地产企业;b.多元化代建物业类型,包括政府项目的覆盖。 代建的业务模式本身便规避了投资及债务杠杆带来的不确定风险,而利用业务合作伙伴模式,更是放大了经营杠杆,进一步加快了绿城管理对三四线城市的下沉速度。 从2018年开始,公司在三四线城市的收入便超过一二线城市,到了2019年,更是接近一二线城市收入的两倍。 2)价值链整合,增值业务推动项目坪效提升 在提供代建业务时,代建企业便是通过:a.轻资产,降低经营成本及债务杠杆;b.产品溢价,及新房市场价格的被动增长,这两个方面使得公司具备高于地产开发行业的盈利能力。 截至2019年底,绿城管理净利率为18.6%,远高于地产开发行业目前平均10%的净利率水平。 而未来,随着绿城管理持续推动整合战略:丰富价值链的服务,将绿城管理打造成综合的代建平台,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将进一步推高。 这就是未来的“溢价”逻辑,而随着绿城管理能为委托方提供的增值服务越多,那么每个项目每平米建筑面积带来的收入也就越多。 从过去的苹果,到现在的特斯拉。在线下为主的业态中,所有的品牌壁垒和产品创新离不开高效的供应链。随着绿城管理对价值链整合,公司的运营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也能带来净利率的提升。 3)高成长与高确定性带来的估值增长逻辑 由于全球金融市场加速”放水“,投资者对高成长或高确定性企业给与更高的估值溢价。而绿城管理中长期或受益于此。 首先,上文已经提及了,代建业务这种轻资产模式具备远低于地产开发行业的经营风险,同时业务伙伴模式更是将快速扩张的风险降到最低。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模式能为公司带来持续且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 其次,公司的业绩增长具备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拥有266个代建项目,总建筑面积为6980万平方米,可支撑未来收入增长。 三、安全边际充足:估值短期合理,长期有提升空间,龙头溢价并未体现 根据招股书显示,公司首发估值为42-57.3亿港元,结合2019年3.7亿元的净利润,静态PE为10.2-13.9倍。 综合地产行业上下游来看,代建行业的成长性高于地产开发,但弱于物业管理;而从估值水平来看,代建企业的估值水平处于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之间。 (数据来源:wind,公开信息整理) 对于绿城管理而言,可以看到此轮IPO募集资金的两个主要用途:1)用于透过内生式增长及对代建价值链下游的经挑选业务进行战略收购拓展其业务,通过丰富其于价值链上的服务,发展为一个综合的代建平台;2)用作开发其生态圈,其将作为一个整合全面服务的平台经营。 从中可以看到公司正加速整合上下游价值链业务,公司的其他业务方面占比较低,过去几年并未形成快速增长。随着IPO资金倒位,其他业务的业绩增长可能会超过市场预期,业务结构的持续优化,也对公司估值提升构成有效支撑。 因此,短期来看,绿城管理的估值较为合理。但中长期来看,绿城管理:1)应具备更强的龙头溢价;2)较高的成长性释放前景;3)合作伙伴制度对盈利能力形成制约,但是价值链业务的拓展也将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整体利润率能保持高于行业的水平。这些长期因素或推动绿城管理达到更高的估值水平,因此公司估值具备安全性。
东方证券作为行业内最早将经纪业务部门更名为财富管理部门的券商,2015年率先进行财富管理转型。目前,财富管理业务总部已建立了公司化、平台化的财富管理组织体系,完成了从事业部制到公司制的改革。在财富管理业务总部成立五周年之际,东方证券总裁助理、财富管理业务总部总经理徐海宁接受了上证报的专访。 “构建财富管理体系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使命,不进则退,必须坚持不懈。过去几年我们始终坚持这个方向,没有走什么弯路。”据了解,东方证券财富条线五年来实现了许多突破:客户资产规模峰值创新高,代销金融产品收入达到历史最高排名,经营业绩持续提升、收入结构健康合理,人才队伍年轻化、战斗力持续增强。“目前,算是初步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任务,我们正在思考今后几年的发展战略,现在又是一个好的时间窗口,资管新规、注册制、新证券法、资金信托新规、金融开放等多重利好的共同作用下,财富管理将迎来高光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徐海宁谈道。 回顾过去五年,徐海宁表示,公司坚持探索实践,不断进化迭代,逐渐摸索出了具有东方证券特色的财富管理商业模式。2015年,东方证券强调以交易服务为基础,把财富管理作为经纪业务的一个延伸;2016年,其以交易服务为基础、财富管理为核心,协同综合金融服务;而到了2017年,徐海宁意识到根据组织基因和资源禀赋差异化发展是形成自身品牌和优势的路径,把商业模式精炼成“为客户着想”,通过严选产品专业配置,逐步沉淀权益类产品的核心配置能力;2018年以后,财富管理的商业模式更加清晰,为“严选资产、专业配置、买方视角、完整服务,不断地为客户创造收益和价值,进一步向行业领先的财富管理机构发展”。 五年来,东方证券财富管理业务总部围绕转型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一是根据经济形势及行业发展变化,不断探索实践、迭代进化商业模式;二是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线下服务网络,网点数量从68家扩充到168家,覆盖了81个城市,不断布局完善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分支机构作为证券经纪业务的交易服务场所,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随着科技进步、市场参与主体和投资习惯的改变,营业部的传统功能正在弱化,行业需要重新定义证券营业部的内涵和外延。我们结合了自身财富管理的商业模式来呈现分支机构的业务场景,为财富客户、高(超)净值客户甚至是企业家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未来行业会出现服务不同客群的差异化分支机构。”徐海宁认为。 东方证券在今年初开展了私行业务,受到了行业的广泛关注。徐海宁表示,私行业务将协同投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围绕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打通投融资功能,全业务链条服务于目标客户。“我们希望东方的私行是具备券商特色的,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商业银行的私行。优质的私行业务,对专业能力的挑战性较高,要求客户体验更好、服务更契合,对客户的价值创造也更长期和稳定。” “过往以经纪业务股基交易量考核的方式已不适用于向财富管理转型的券商,后续的考核将强调服务客户的深度、广度,以及可持续客户服务模式。”徐海宁表示,产品线方面,私行争取做到丰富但不复杂,在行业内严选最优秀的资产管理人;而在考核上,短期将会以资产管理规模(AUM)为主,在逐步做大客群的数量和规模的基础上,深化客户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证券建立了财富管理学院和博士后工作站,研究监管法规、市场变化和财富管理商业模式。记者了解到,不同于一般概念上的课题研究导向,该博士后工作站完全围绕着财富管理商业模式研究和应用来运行。“我们认为未来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是更加国际化、专业化的,因此有必要强化财富管理业务的理论应用研究。”徐海宁称。
6月30日,望海康信“DRG精益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发布,助力医院构建DRG精益管理体系,帮助医院事前测算管理标准、事中进行过程管理与引导、事后精准核算与合理评价,不断持续循环改善,从而实现医院精益管理升级。 6月18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医疗保障疾病诊断相关分组(CHS-DRG)细分组方案(1.0版)的通知》,标志着国家医保CHS-DRG落地前的分组方案准备宣告完成。 《通知》还要求,30个试点城市需在8月31日前向DRG付费国家试点技术指导组提交评估报告,并在同意后开展模拟运行阶段的工作。这意味着谈论多时的DRG付费试点即将正式进入实施。 望海康信创始人、CEO段成卉表示,DRG改革使医院不仅要关心医疗救治,还要关心成本,关心有限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这需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思维,建立基于DRG的运营管理新模式。DRG本质上是支付工具,也是大数据的支撑工具,其标准化是一切的基础。因此,CHS-DRG分组标准的发布是DRG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也将推进DRG改革进程。 据天眼查显示,东软集团为望海康信第一大股东,持股33.32%。此外,中国平安、泰康人寿分别持股20.98%、14.97%,分列第二、三大股东。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俞卫表示,随着支付方式改革的不断扩大,医院内部科室管理方式、考核指标、医院发展战略和财务运营策略都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DRG趋势下,医院将不仅仅要关注医疗效率,还要关注运营效率,以DRG为管理标尺,“成本+绩效+医保支付结算+专科专病”将产生聚势合力,在新的支付形势下对医院管理赋予新意义。
近日,*ST索菱披露自查后的财务数据:公司在2016年至2018年累计虚增的利润总额逾10亿元,较证监会此前公布的初步调查数据还多出近2亿元。而这仅是*ST索菱所面临问题的冰山一角——这家上市仅5年的公司还深陷债务泥潭、部分生产线一度停产停工。 2019年12月,盛家方临危受命接替*ST索菱原实控人肖行亦,担任董事长一职。掌舵*ST索菱半年多来,以盛家方为首的新管理层将解决债务问题视为首要工作。 “虽然解决问题的过程比此前设想的难,但我们依然有信心。”日前,盛家方在公司惠州厂区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阐述他对纾解*ST索菱困局、重振公司主业的计划及思考。他透露,管理层已在跟监管部门沟通,并准备相关的申辩和听证资料,等待证监会相关部门最终的处罚认定。 自救:努力走出债务泥沼 2018年8月,中山乐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乐兴”)斥资数亿元入股*ST索菱(原索菱股份)时肯定想象不到,这家上市公司的经营治理乱象如此严重,且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有愈演愈烈之势。 彼时的*ST索菱及公司原实控人肖行亦相继被曝出债务危机。截至2019年末,*ST索菱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11.63亿元,公司持有的子公司股权及多个银行账户等被悉数冻结。 为挽救这场困局,2019年12月,肖行亦及其一致行动人萧行杰宣布,放弃其合计持有的公司1.46亿股股票对应的投票权。此后原二股东中山乐兴成为持有上市公司单一表决权最大股东,拟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山乐兴的实控人许培锋拟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虽然中山乐兴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公司,但其关联方实力雄厚。资料显示,除中山乐兴之外,许培锋还持有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建材”)50%以上股权。后者注册资本为5735万美元,年销售收入在百亿级别,在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286位。 随着中山乐兴入主,曾任建华建材集团总裁助理兼财务总监的盛家方成为*ST索菱新一任董事长。 “今年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上市公司的债务问题。”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盛家方多次提及这一目标。“只有债务问题解决了,公司才能恢复正常造血能力,整体经营也能够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建华建材在行业的资源、信誉及影响力,能给*ST索菱带来一定的帮助。目前公司已与债务方进行多次交流,希望能达成和解,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我们越来越有信心,也希望能得到债务债权各方的支持。”盛家方说。 优化:梳理架构加强风控 纾解上市公司困局,不仅仅是从资金上输血,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为上市公司清除痼疾。在盛家方看来,过去*ST索菱遭遇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公司内部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盛家方率领的新管理团队一上任即在加强公司管理方面作了一系列部署。除在采购、财务管理等关键岗位增配人员之外,公司还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加强对日常业务的流程控制及岗位管理。 “加强风险控制不应是流于形式,配备相应的制度是为了让各个岗位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盛家方透露,公司已把深圳总部大部分人员搬到惠州厂区,希望能强化对工厂的管理和控制。 盛家方的“空降”一度引起部分投资者的担忧——多年从事建材行业的他,能否管理好从事汽车电子设备制造的*ST索菱?面对这一问题,盛家方称,无论是建华建材还是*ST索菱都属于制造行业,尽管细分方向不同,但是管理理念相通。 “我们更多是把控企业整体经营理念以及风险控制,涉及具体业务专业领域,我们还是会请电子行业内专业人士来参与、负责相关的工作。”盛家方强调,新管理团队不会全盘否定*ST索菱原有团队的贡献,而是尽可能更好地发挥原有团队的积极性。 盛家方告诉记者,未来*ST索菱重点防范的风险主要还是在经营层面,包括采购端、生产端及销售端等等。如在采购端降低采购成本,避免形成不良的存货;在生产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及不良率;在销售端确保销售订单可执行。 希望:今年经营能够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以扭亏为盈为目标,致力于改变公司现状……”在6月初的*ST索菱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盛家方试图通过介绍管理层过去一年的工作,给股东传递信心。 公开资料显示,*ST索菱是一家专业从事CID(即车载信息终端)系统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车联网产品、汽车辅助驾驶产品、自动驾驶产品以及相关后台服务。 此前,*ST索菱在2017年年报中介绍“行业地位”时称,公司CID系统的产销量位居国内行业前列,“索莱特”“DHD”“索菱SOLING”“妙士酷”四大自主研发品牌已覆盖30多个省市,并远销欧美以及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客户包括广汽丰田、菲亚特、上汽通用汽车等等。 盛家方表示,因为前两年一系列风波的影响,*ST索菱失去了一些客户。新管理团队上任后加强了和优质客户的沟通,希望能够把之前的业务重新找回来。同时,公司将去探索新的行业机会,尽可能将厂区现有资产盘活,包括充分利用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电子信息研究所的合作契机,将公司的主营业务延伸至电子行业。 据*ST索菱近日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司2020年一季度签约海外市场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元。根据市场业务部门的预测及在谈项目,全年海外预计销售收入2亿元。目前有意向在谈的国内项目2亿元,预计增加2020年主营业务利润约3000万元。 “*ST索菱是有基础的,无论是原先的生态布局,还是制造能力,在行业里都有目共睹。”盛家方说,如果债务问题能顺利解决,希望今年能做到经营上盈利。
文章来源:央行石家庄中支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召开河北省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会议介绍了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的背景、总体要求以及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试点工作安排,并就媒体关心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要点 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按照人民银行总行的试点工作要求,建设大额现金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支撑与共享;制定河北省大额现金管理实施细则及应急预案;在全省范围内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知度、接受度和普及度;全面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现金存取业务,完善大额取现预约、存取现登记制度;指导商业银行做好宣传培训,积极引导客户规范用现习惯,推广合理用现理念,鼓励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提升大额现金服务水平。 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根据试点工作安排,7月1日起在河北省全面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请社会公众依规履行登记义务,配合做好相关工作。答记者问 Q1、为何在河北先行试点? 我国各地经济金融情况各异,部分地区先行先试是当前形势下推进大额现金管理的有效路经,有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验证最佳的操作层面方案,逐步推广合理用现理念,为建立大额现金管理长效机制奠定基础,鉴于河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现金业务管理基础较好,人民银行选择在河北先行试点。 Q2、按照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大额现金管理将先后在河北省、浙江省和深圳市试点。其中,河北省对私账户管理金额起点10万元,浙江省30万元,深圳市20万元。为何这个金额还有差异? 大额现金管理针对关键少数,管理金额起点须符合人民银行总行对起点金额以上业务笔数、金额在总业务量中比例要求,不影响个人、企业特别是个体工商户正常、合理的用现需要,对监测非常规大额用现行为有针对性,既避免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负担过重,又对客户的整体影响较小。经试点行调研分析,各地对公账户管理金额起点均为50万元,对私账户管理金额起点分别是河北省10万元、浙江省30万元、深圳市20万元,根据目前的起点金额标准,各试点地区大额现金存取业务笔数占总笔数约1%。 Q3、目前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为促进该举措落地做了哪些工作? 一是制定实施细则和应急预案。根据人民银行总行的先行先试方案和总行确定的业务规则,制定河北省的实施细则和应急预案,确保试点措施切实可行。二是建设大额现金业务信息系统。人民银行总行确定系统架构设计、业务需求、数据格式规范,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建立省级系统,做好信息系统的网络配套及管理工作。三是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根据人民银行总行政策解读内容,结合实际,加强与公众及媒体沟通,主动宣传有关政策。四是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化内部业务流程,加强人员培训,做好相关服务。 Q4、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的依据是什么? 现金管理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金融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能包括“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各级人民银行应当严格履行金融主管机关的职责,负责对开户银行的现金管理进行监督与稽核。开户银行依照本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负责现金管理的具体实施,对开户单位收支、使用现金进行监督管理”。 Q5、大额现金管理措施与现行现金管理措施的关系? 大额现金管理的措施都是立足于优化和提升现金服务水平,与现行管理措施的关系是统一的、衔接的。一是对现行措施的规范。对现行规定不明确、不统一的制度进行明确、规范、统一。二是对现行措施的补充。实施重点行业风险防范、特定行业限额以及信息交流与共享相关制度。三是对现行措施的提升。依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现金存取业务,优化处理流程,提升现金服务,形成监管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