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制下的科创板IPO，不再是关关停停的水龙头，而是潺潺汇入的源头活水。 在各项基础制度锚定的前提下，科创板发行端的市场化尝试，成为检验注册制决心和成色的第一道关卡。如何保障稳定的活水注入？答案是开源、通渠、不限流。 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科创板通过稳定的常态化新股发行预期，通过充足的新股供应，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发行价格。在非极端状况下，股票价格做到了由市场来决定。 发行常态化的核心是遵循市场化。随着注册制改革迈向“深水区”，常态化发行改革也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和内涵：新股发行价格、规模、节奏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决定，强化市场约束，将选择权真正交给市场…… 科创板一小步，注册制一大步。作为改革先行军的科创板，还需不断优化具体机制安排、加强市场约束，巩固现有成效并争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整体的基础制度改革。 市场化： 将选择权真正交给“无形之手” “构建科创板股票市场化发行承销机制”，短短16个字，分量十足。 结合科创板运行近一年的改革创新实践可以看到，上交所坚持市场导向、强化市场约束，围绕定价总体合理、配售权责对等、运行安全平稳目标，创新科创板股票发行承销业务安排，引导各方主体理性参与、审慎定价，保障发行有序、促进市场稳定。 机制落实，理念为本。注册制下的科创板新股发行承销工作，基础理念是新股发行价格、规模、节奏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决定，强化市场约束，加强对定价承销的事中事后监管，约束非理性定价，将新股定价权真正交给市场。相关的制度设计理念则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建立市场化询价定价机制，将新股定价权交给具备专业投资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科创企业普遍具有技术新、迭代快、投入大等特征，不确定性相比传统企业要大，难以使用统一的估值指标或体系。为此，科创板通过七类机构投资者以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大幅提高参与询价的网下发行数量占比，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专业能力。在抑制非理性报价和“搭便车”行为的同时，定价过程不存在政府干涉或信用背书，定价结果主要参照中长期投资者报价平均水平定价，充分反映一级市场真实投资意愿，从而将选择权真正交给市场。 二是引入保荐机构、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约束机制，加强市场约束。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引入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制度安排，引导保荐机构、承销商兼顾买卖双方利益，促进新股合理定价，提升申报企业质量；同时支持发行人引入战略投资者，降低采用战略配售的发行规模门槛，鼓励发行人高管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进一步从发行人角度加大买方约束，引导发行人和承销商理性定价，避免产生普遍性“三高”、长时间“爆炒”、大面积“破发”等现象，实现买卖双方的充分博弈。 三是以事中事后过程监管为导向，着力加强信息披露与违规处罚力度。在保障不干涉定价权的前提下，科创板提出了披露各类网下投资者报价明细和平均水平、战略投资者配售资格等新要求，以信息披露方式帮助投资者掌握决策所需信息。针对市场关心的主承销商投资价值报告质量，着手从事前规范、事中问询、事后评价等多维度落实事中事后监管。对于可能出现的违规情形，在业务规则中明确监管措施与处罚安排，做到风险快速响应、违规即时处置，确保定价配售过程合规透明，市场运行安全平稳，通过监管之手提供无形有力保障。 不关闸：为各方带来稳定预期 新股发行的常态化，关乎注册制试点在新股供应领域的实践，并影响着预期、价格和资源配置。 老股民的脑海里，留存着不少IPO暂停的记忆片段。据统计，A股短短30年的发展史上，共出现过9次明确的新股发行暂停，暂停时间共1930天。 在市场人士看来，9次暂停IPO是解决股市下跌问题的短期手段。通过控制新股发行节奏、规模、价格，早期在提振市场方面之所以能够收到短期效果，与当时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规模有限密切相关。 在1990年至2000年的股市发展初期，股票发行实行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审批制，主要由政府推荐企业发行上市。2001年3月起，新股发行正式实施核准制，改由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根据市场需要选择、推荐企业发行上市。 在企业上市从行政通道切换为市场通道的过程中，外界愈发认识到：通过暂停IPO来稳定、提振股市，“疗效”越来越弱，效果越来越短，“副作用”越来越大。 表现之一，“暂停”时间越来越长。1994年到2004年的5次暂停，最长182天，最短94天，平均145天。2005年到2015年的4次暂停，最长达409天，最短也有125天，平均达301天，趋势由“暂停”转变为“长停”。 表现之二，“暂停”与“重启”的制度成本越来越大。在暂停前、重启前，均需耗费大量资源。且IPO暂停发生在弱市，重启又往往发生在牛市，使得新股长期在单边环境中出现，影响了市场主体发育。 表现之三，正常的新股表现被“污名化”。由于时断时续的审核节奏，新股发行在不同阶段表现会有云泥之别，造成舆论的偏颇之词，稳定的预期被破坏。 表现之四，即为人诟病的“政策市”。政策较为频繁的调整变动，对市场形成稳定预期愈发不利。作为外生变量的“有形之手”，对市场自主、常规运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扰动。 “随着A股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控制发行节奏、规模、价格的做法，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自我发育、自我壮大、自我完善的要求。”市场人士表示，再看注册制下的新股发行，通过稳定化、常态化的新股发行预期，通过充足的新股供应，形成了相对合理的价格。只要不在极端状况下，“相对合理”都已交由市场决定。 常态化：一揽子改革带来四大变化 表面上看，新股发行常态化的核心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决定，但“如何决定”才是“常态化”的底层逻辑与制度基石，这是一项内容极为丰富的一揽子改革。 首先，还原了主角地位。注册制试点未受相关意见、舆论裹挟，坚决将定价主导权交给专业机构投资者，并同步提高网下发行比例，加大对中长线资金的倾斜。 其次，理顺了利益关系，增加了资本约束。此前的新股发行改革中，保荐承销机构与投资者近乎零和博弈。注册制试点改革则创造性地设立了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要求保荐机构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配售并设置限售期。在市场化约束发育过程中，在声誉约束、商业约束尚不到位的情况下，给保荐承销机构增加了资本约束。以资本约束强化保荐机构承担“看门人”职责，促进合理定价。 最后，加强了行业自律。即在科创板新股发行改革中首创了“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这一行业自律机构。通过在监管机构与市场之间设置议事和咨询机构，提高了意见沟通的效率，提供了缓冲带，力图避免刚性的“行政一刀切”，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尝试。 随行就市：咬定改革不放松 开源引流成果彰显。相对原有模式，以新股发行常态化改革为基础支撑，科创板新股发行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是定价包容度更高。据统计，截至5月31日，已上市的逾百只科创板个股发行市盈率区间为18.8倍至467.5倍（不含亏损公司），中位数47.89倍。在科创板新股受到市场热情追捧的情况下，其发行市盈率并未出现节节走高，整体处于“随行就市”状态。 二是新股收益随机化。新股涨幅与二级市场走势密切相关，科创板上市个股中，既有首日高涨的情况，也出现了首日涨幅收窄直至小面积破发，甚至首日破发的情况，并对后续询价情况形成了影响。 三是募资情况随机化。在市场追捧的背景下，科创板新股募资总额平均为11.61亿元/家，显示了较好的募资优势。 四是对保荐机构的资本约束效应累积。券商跟投金额逐渐增多，将对券商保荐和定价形成强烈的资本约束。同时，市场担心的保荐机构“转嫁”跟投成本问题并未出现，科创板上市公司平均承销及保荐费率与历史同规模新股相比，总体相当或略低。 整体来看，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可能受到新股供给、投资者参与习惯、“新股不败”固化思维的影响。但从运行实践看，科创板公司股价已逐步分化，网下投资者报价集中等现象趋于缓解，表明投资者参与热情趋稳，并更加注重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 但毋庸讳言，在此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面对一系列暂时性的改革成本。例如，改革初期因暂时性供求关系紧张出现高报价、“博入围”问题，一定时期内的新股上市首日涨幅过高问题等。 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化解这些问题的妙药恰是改革本身。只有新股常态化发行，才能通过稳定市场预期，寻找到相对有效的市场定价，并通过价格这根“指挥棒”，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并结合退市、交易制度改革，共同消除因管制带来的“壳价值”，终结“炒小、炒新、炒差、炒短”问题。 这，正是注册制“交给市场决定”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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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改革步履不停，注册制改革正从科创板这块“试验田”，迈向存量市场的“深水区”。 结合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实践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勤昨日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阐述了她对注册制的理解。她认为，注册制有三个原则必须坚持：尊重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 在贾文勤看来，注册制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发行人在符合基本发行条件的基础上，确保法律财务的规范性和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强调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责任义务，使投资者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对证券价值进行自主判断并作出是否投资的决策。 她尤其强调，注册制不是不审、不管。尤其是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基础制度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市场约束力量、司法保障机制等还不完善，仍然需要监管部门发挥一定的把关作用。 审核、注册环节共同发挥严把质量关的作用 科创板注册制的发行审核分为审核和注册两个环节。上交所负责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证监会负责科创板股票发行注册。 贾文勤认为，注册工作不是重新审核、双重审核，是使发行人更符合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相关要求，并不是回到行政审批的老路。 她表示，上述做法是结合我国国情，对证券发行注册制工作机制所作的有益探索。从制度设计上，现有安排有利于在注册制试点阶段，综合利用好证监会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经验，优化配置上交所的监管资源，共同保质保量做好发行审核和注册工作，防控好潜在风险，因此不存在所谓的“重复审核”。 在实施效果方面，上述工作机制运行平稳，保证了注册制试点阶段尽最大可能兼顾发行审核和注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确保了注册制改革试点平稳落地，实现了预期目标。 以北京地区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公司被上交所终止审核，2家公司被证监会终止或不予注册，约占上交所受理北京辖区科创板申报企业总数的20%，这充分体现了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注册制下企业上市条件包容性增强 科创板设置了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允许尚未盈利、同股不同权、红筹等特殊类型企业上市。贾文勤表示，科创板推出后，有相当一批按照原有发行上市条件不能登陆资本市场的科创企业，最终成功在A股市场发行上市。 贾文勤认为，现行发行上市条件的设置，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诚信环境。今后，随着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投资者逐步走向成熟，市场约束逐步形成，诚信水平逐步提高，有关要求与具体做法将根据市场实践情况逐步调整和完善。 审核、注册时限明确回复质量决定上市节奏 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设置了严格的时限，并制度化确保审核公开透明、高效和可预期。 贾文勤认为，过去一年，科创板注册工作与发行上市审核工作有序、高效衔接，在确保工作质量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不断优化工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持续提升了工作效率。 在她看来，发行人及中介机构问询回复的速度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发行人的上市节奏。 统计显示，北京辖区截至目前已注册生效的2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上市周期短至不足100天。 贾文勤说，在同样的审核程序下，也有发行人因经营数据等重要事项核查不清、对科创属性认定标准等规则理解不到位，又或者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现实困难等因素，影响了回复的时效，客观上延长了上市周期。
作为资本市场的新板块，科创板开市以来在支持科技创新、服务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看来，为进一步发挥科创板示范带头作用，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要出台完善科创板配套政策，并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 今年全国两会，朱建弟带来了《进一步发挥科创板示范带头作用和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的建议》。他建议，进一步提高科创板审核和注册环节的效率和质量，提高相关主体的违法成本，对利益相关者协助上市公司造假严肃追责。 科创板上市企业已经超过了100家。从科创板企业上市的流程看，在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发行效率更高了。 朱建弟建议，还可进一步提高科创板审核和注册环节的效率和质量，包括加强审核环节与注册环节的协调，规范审核和注册流程，着力提高透明度。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将整个审核和注册过程，包括问询和整改，及时在网上公开，进一步增强市场透明度。建立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督促相关审核人员勤勉公正。 近年，个别上市公司曝出的财务造假事件，引起了朱建弟的高度关注。他认为，提高相关主体的违法成本和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要对未勤勉尽责的中介机构加大惩戒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作为国内有很大影响力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掌门人，朱建弟建议建立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市场“声誉资本”档案记录机制，以倡导诚信执业的良好氛围。 “在证监会处罚的财务造假案例中，几乎都会看到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协助上市公司造假。”朱建弟表示，这些协助者也应被严肃追责。 朱建弟举例说，有的上市公司将货币资金以定期存款、理财产品的形式转到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其形式上是合法的。但随后，资金又按照上市公司的指令，被转给第三方，进行非法使用。在注册会计师函证时，相关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又出具虚假证明，误导注册会计师。此外，一些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和下游客户有时也是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造假的“帮手”。 朱建弟呼吁，监管机构和社会各界一定要正视利益相关者协助上市公司造假的问题。在处罚上市公司的同时，对于协助造假者也要严肃追责，使他们产生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清除上市公司造假的外部土壤。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2018年首届进博会上中央给上海的三项重大任务。 承载着国家战略，凝聚着国家意志，上海人民用激情与干劲书写了“答卷”，重塑着上海的发展空间，探索着上海乃至全国的未来。 决胜之年，三大任务也将迎来新征程。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对上证报记者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海三大任务将争取站上新台阶，获得新突破，为“十三五”规划收官和“十四五”规划开局打下更为扎实的基础。 临港新片区：从桑田到热土 “热土！”厦门姑娘叶文华向上证报记者描绘着她眼中的临港新片区：“2016年刚来时觉得这里是农村，现在是一天一个样，十天大变样，尤其是新片区建立之后，变化更快，已经有大都市的感觉了，加上空气好，公园多，学校好，工作有趣，非常适合安家立业，已经住下了，不想再回去！” 这位“85后”二胎妈妈语速极快，谈笑间溢出的幸福、自信感染了采访现场所有的人。 叶文华供职于上海旻艾半导体有限公司，这是临港新片区引进的第一家集成电路测试企业，成立于2015年10月，其母公司为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短短5年时间，集成电路产业已发展成为临港新片区的四大重点产业之一，集聚了积塔、新昇等一批集成电路企业，涉及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材料、装备等全产业链。旻艾半导体公司注册资本金也从1亿元增加到4.5亿元，拟在临港实现更大的发展。 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特殊综合保税区处副处长宋鹏霖身上，上证报记者也看到了这种笑容和自信。 近日，被誉为临港新片区“金字招牌”的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宋鹏霖和她的小伙伴们“挂图作战”，用热火朝天的干劲在50天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此，宋鹏霖在临港租了房，把儿子转到了临港的学校。而她的不少同事甚至卖掉了上海市区的房子，变身为临港人。 全国有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只有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中有“特殊”两个字。在业内看来，这里将是临港新片区探索进一步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具有想象力的区域。 身处保税区建设一线的宋鹏霖深得其“特殊”之意。她对上证报记者说，除了海关方面的一线进出境径予放行、一线可在区内检疫、二线进出口单侧申报、区内不设海关账册等监管创新政策，洋山特殊综保区还有两大特色，一个是资金自由，一个是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 “临港新片区要继续扩大开放，聚集国内外要素，进一步增强集聚度、显示度。”张兆安向记者表示。 长三角一体化：从联通走向融合 如果说临港人用速度与热情书写答卷，长三角人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则着力从外在的联通实现内部的融合。这种融合体现在交通、生活、产业、制度等方方面面。 其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在去年11月1日揭牌以来的短短5个月时间，通过凝聚各方力量，已取得重大建设进展。 在青浦西岑科创中心，华为公司投资100亿元的研发中心项目一期占地1420亩，预计6月底前开工1到2个组团。在“一河三湖”主要水体的元荡，示范区执委会正携手青浦、吴江，与长江三峡集团研究谋划元荡岸线贯通的设计方案…… 聚焦生态环保、互联互通、创新发展和公共服务等4类项目建设，长三角示范区执委会会同两区一县梳理了近100个项目，目前重点推进33个重点项目。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青浦、吴江、嘉善都在发力中。 制度方面的突破让融合的深度实现了升华。近日，长三角示范区执委会、两省一市经信部门联合印发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产业项目准入标准（试行）》，这是示范区探索一体化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之一，标志着在先行启动区内将实行“一个标准管准入”，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跨省级行政区域执行统一的产业项目准入标准。 记者还从长三角示范区执委会获悉，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即将公示，关于示范区的支持政策“22条”已启动两省一市政府会签程序，即将出台。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要按照相关规划纲要的要求，落实好各项工作，尤其要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在跨区域合作与创新方面积累更多经验，为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制度创新和政策突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张兆安指出。 科创板：高质量发展“加速器” 长三角地区的广大科创企业都有一个科创板梦：借力资本市场，实现公司发展。 一年多来，科创板这片“试验田”点燃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激情，交出了亮丽答卷：截至5月20日，上交所累计受理企业293家，其中上海46家，位居全国第3；已上市104家，其中上海16家；累计募集资金1219亿元，其中上海企业募资为209亿元。 “科创板自去年7月22日开市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推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发展的效应逐步显现。”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李军对上证报记者说。 成绩的背后，也是多方发力的结果。记者获悉，为全力配合证监会和上交所推进科创板工作，大力促进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去年7月31日，上海市推出了全面实施“浦江之光”行动的文件——《关于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促进本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作为全面落实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两大战略任务的重要服务平台，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简称基地）在上海“浦江之光”行动引导下，平台作业也在进一步凸显。截至目前，上海浦东新区已有9家企业经过基地的辅导培训，成功登陆科创板，占上海市科创板上市企业的56%。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副局长张辉表示，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持“打开大门建基地”的理念，推进多方合作共建共享，目前已与包括镇江在内的19个长三角城市结为联盟城市，吸纳近百家头部金融机构加入基地联盟成员。 张兆安认为：“科创板要围绕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扶持更多有发展前景的科创企业上市，推动科技创新和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行情601601,诊股)(港股02601)寿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建议，应允许寿险公司在上海试点开办能用外币理赔给付的保险产品，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主体设立专业科创保险公司。 利用保险理赔支付境外医疗费用 周燕芳指出，我国居民在海外经商、求学的数量在增加，部分高收入人群罹患重疾也寻求赴海外医疗，对这两类人群跨境医疗的风险保障存在缺口。跨境健康保障的供给需要通过保险业务创新解决。 周燕芳建议，首先，允许创新开发跨境人民币保险。该产品主要创新点为保险公司可以利用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政策，在离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或换成相应外币投资于外币市场，实现保险资金跨境流动，使得产品具备外币理赔功能，以满足客户境外医疗费用的保障需求。 其次，出台在上海试点跨境人民币保险的指导意见。跨境人民币保险的创新和推出需要得到央行和市政府相关政策支持及指导。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应就如何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及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开发创新型保险产品提供指导意见，尽快推动跨境人民币保险在上海的创新试点，为全国金融业改革创新积累经验。 再次，提供相应外汇管理政策支持。建议允许寿险公司试点经营涉及长期外汇管理相关的保险业务，允许寿险公司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在离岸市场换成相应的外币投资到海外市场或境外人民币市场，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保障收益，该业务资金管理金额应当不受公司的QDII额度限制。 设立专业科创保险公司 周燕芳认为，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科创企业普遍存在资金层面筹融资难、无形资产保障缺失、专业人员风险大保障低、科技成果转化难等痛点。 周燕芳建议，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主体设立专业科创保险公司，可以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我国科创行业的经营风险具有特殊性，除了保障需求更需要专业服务，应建立完善多元化的经营主体，并积极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科创保险组织。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支持、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不断提高科创保险的经营管理水平。 健全科技保险的管理体系，建立政企合作机制，搭建科创服务平台。适时建立统一领导的科技风险管理机构，统筹全国科技保险发展，加强对科技保险风险的研究，打破信息壁垒，整合各方资源，为保险产品定价提供统一数据平台。在地方层面，建立以政府牵头，科委部门、保险机构等多方联动的合作平台，将风险补偿机制与科技服务机制有机结合，建立科技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科创风险多层分散机制。构建商业再保险、资本市场资金和国家财政救助相结合的多层级大灾风险分担机制。充分调动国内外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积极利用再保险机制分散风险，同时创新风险分散机制，引导和吸引资本市场资金参与到大灾风险分散中，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商业化运作形成损失共担机制转移风险。 她还建议，给予税收优惠和完善财政补贴办法，提高科创企业投保积极性。将科创保险保费纳入企业税前扣除的范围，鼓励企业参与投保。完善财政补贴办法，加大财政补贴分担比例，实行适度差异化的补贴方式，改进研究项目资金的使用方式，将部分补贴资金转化为保险保费补贴。
又一家曾经挂牌新三板的公司转战科创板获受理。5月20日，上交所公告受理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慧捷科技）科创板上市申请。公司选择了第一套上市标准，保荐机构为安信证券。 招股书申报稿显示，慧捷科技专注于企业联络中心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及服务，主要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提供联络中心系统解决方案。 所谓联络中心是从呼叫中心发展而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仅仅接听客户电话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需要更加注重客户服务体验和数据价值分析利用的联络中心，在企业运营中承担与客户沟通联络的作用。 据公司官网披露，慧捷科技不仅是专业的解决方案供应商及服务商，也是提供云联络中心平台服务、智能语音分析、智能客服机器人等应用的智能云服务提供商。公司产品和服务覆盖了联络中心通信会话、联络管理和语音数据分析的主要环节。 在申报科创板前，公司曾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8年10月1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除了股转系统挂牌公司合力亿捷、境外公司Avaya和Genesys，国内尚无与公司主营业务完全可比的A股上市公司。 根据申报稿，公司主要采取直销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实行订单式采购，通过“以销定产”的模式组织生产和提供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来源于金融行业的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70%以上，主要客户有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其中招商银行的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4.50%、40.28%和48.40%。 数据显示，公司最近3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3年累计营业收入比例为11.10%，最近3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21.19%。截至招股书申报稿签署日，公司拥有40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此次申请科创板上市，公司计划募资投入云联络中心平台和小慧机器人系统综合升级、创新研发中心建设、营销网络扩建及市场推广三大项目，总投资合计约3.04亿元。 公司在申报材料中还披露了疫情带来的影响。鉴于公司主要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开展研发和生产工作，所受影响较小。2020年1至3月，公司营业收入为2212.92万元，同比增长33.6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5.19万元，同比增长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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