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6日上午在京召开，关涉中国未来发展航向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展望“十四五”时期，以科技创新缔造新发展动能，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仍是重中之重。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加快科技创新，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更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 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在总结“十三五”成就的基础上，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要努力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集中优势力量，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解决核心难题。 第二，以市场投入为主，改善科技创新生态。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要给企业、给民营资本更大的发展空间，推动大规模的创新。同时，要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让广大民营企业或者民间力量参与到科技创新的涌流中，进一步壮大科技创新实力。 第三，适度管控，建立责任制。防止科研项目毫无秩序一哄而上或大搞拼盘。在攻坚克难、发展顶尖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国家的有组织、有规划的统一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也要明确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夯实数字基础。当今的中国，已在逐渐成为数字经济的全球领导者。新时代的数据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只有正确认识数据的生产价值与重要性，有计划地安排、使用好数据，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可能。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必将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新动能。
数据支持 | 钛禾产业研究院 2019年8月，开电子零配件厂的黄实，在福田区购置了来深圳打拼十年后的第一套大户型，但却一点没有苦尽甘来的感觉。 四十岁不到的黄实，在朋友眼中看起来应该到了退居二线，去过光鲜亮丽生活的时候了，但是黄实自己清楚，生意越做越大的同时压力却也越来越大。 「我是接1000万的订单，要备4000万的钱」。 黄实的压力，也是当前许多供应链上中小企业的普遍困境。尽管公司已初具规模，却依然在供应链的两端承压：库存备货的量越来越大，但跟上游供应商拿货要求现金付款，为下游客户发货又要被拖延帐期。 应收账款账期，成了套在中小企业主脖子上的一根隐形绳索。一个数据是，全球中小企业的平均账期大约是66天，美国是51天，英国是53天，但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账期却高达92天。 为了保证饭碗，中小企业往往会在帐期上让步，但是假如账期超过了承受限度，那这根绳最终会变成足以让中小企业窒息的绞索。 这种供应链上强弱博弈，带来了一个纠结且矛盾的命题——是优先帮助核心企业做大，还是优先照顾勉力生存的中小企业？ 金融专家给出的一种解题思路是，通过引进新技术来优化当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以此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例如通过将区块链技术引入供应链金融体系，盘活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快速融资，压缩帐期。 新技术或许能成为破题的钥匙，但是真正解开中国当前的供应链融资难题，还需要基于新的技术工具，搭配完善的游戏规则，建立一套全新的金融生态体系。 1 矛盾：帐期的博弈 对于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来说，账期就像是在现金流上修的一座坝，帐期拉长，资金流出慢，就可以蓄水自己发展。 更强的帐期谈判能力，能极大改善核心企业的现金流，推动规模增长。目前国内一些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相对于国际巨头在此方面就更具优势。 例如制造一台蚀刻机设备，原材料占了成本的95%。国内设备商中微半导体对上游的话语权更强，在资本市场看来，这在和国际巨头拉姆研究、应用材料的竞争中就是个潜在势能。 中微半导体和拉姆研究、应用材料的账期对比 数据显示，2016-2018年，中微半导体的对上游材料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分别为1.47亿元、4.46亿元、4.37亿元，占成本的比率为42%、75%、41%，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分别为151.43天、178.95天、150.34天。相比国外同行，中微半导体的帐期是其数倍之多。 这种隐性优势有利于核心企业储备更多的发展资金。但问题是，大企业常常关注的是自己资金池里的蓄水量，而一旦控制不好水坝的闸门，流域内的中小企业就可能面临干旱。 这就需要调水引流，来帮助中小企业及时获得水资源。 早在1998年，中国就引进了供应链金融服务，以此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它的运作模式是，让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对接，收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订单、仓储等数据，以此为据，为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然而，受限于技术和政策，22年来供应链金融的实际落地多受掣肘。 2012年，黄实开始进军汽车配件市场，为了争取新客户，将自己的工厂从不到3000平米的老厂房，搬进了占地2万多平米的新厂房。 场地扩张后，新客户来了，新问题也来了。购买新设备至少要2000万，资金成为眼前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黄实带着总值600万的应收账款和新订单，跑遍了各大银行，希望能贷到一笔款用于购买设备，但结果是一分钱都没贷到。 黄实所在供应链的核心企业是整车厂。银行可以通过整车厂确证核实到其上游一级供应商，或下游一级经销商的数据。黄实这类中小规模的汽车配件生产商，往往处于供应链末端。整车厂不直接掌握相关数据，银行核实成本太大，风险也更高，往往不贷了事。 彼时的中国供应链金融还在初始阶段。技术工具落后、政策不完善、人为因素阻滞、沟通成本巨大……都是阻碍黄实这类中小企业融资的巨大障碍。 如果把供应链看作整体，信贷资源在供应链上的投放，就是加杠杆的过程。对于正在爬升期的产业链，核心企业很乐意将自身信用输送给上下游，协助上下游企业融资，一起做大市场，例如小米公司推出的供应链金融。 但对于那些下行周期的行业却不一定。核心企业没有扩张的动力，为保证自身利益，可能会先进一步压榨上下游企业。直至触发供应链风险，动摇了自身利益，核心企业才可能做出相应调整。 黄实对此深有体会。从2018年起，国内高速增长的汽车市场开始进入微增长阶段，竞争日趋激烈。一二线城市趋于饱和，一些整车品牌开始开拓下沉市场，生产价格更低的汽车，对上下游的压榨也更甚。 同样一个汽车零配件，价格要比做日本、德国等中高端品牌再低10%到20%。同时还要遵循汽车行业的行规：每一款新车的生命周期是5年，接单生产后，供应商每年要降价3%，连续3年。应付账款的帐期被延长到180天，是中高端品牌客户的2倍。在这一背景下，黄实不得不因此放弃增长的下沉市场： 「算下来是亏本做买卖，我们接不了。」 而在另一些事情上，黄实连选择权都没有。2018年开始，黄实工厂从客户接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已经接近4000万，占全年营业额的1/3。原本用来减轻中小企业压力的票据变了味道：合同上的应付账款到期，客户再开出汇票替代现金支付，这意味着帐期被人为延长了一倍。 面对这样的刁难，黄实不得不低头，因为得罪了上游客户就意味着丢了饭碗。在强弱博弈的供应链上，黄实也只能把资金压力往外传导，找最弱的设备商开刀。工厂每年购买的自动化设备多、总价高，设备商不能拒收银行承兑汇票。黄实在账款到期后也用汇票代替现金给设备商结算： 「他们也必须低头。」 2 求解：大河有水，小河不干 引入供应链金融的本意是要用金融手段来支持产业链发展，让强者更强，弱者不弱。 这其中的基本逻辑，一方面是用金融工具加杠杆「强链」，帮助核心企业扩张和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核心企业的信用传导、低成本融资来为中小企业借水解渴，缓解资金困境。 但是当供应链金融刚进入中国时，一边是大量中小企业望着眼前的胡萝卜却吃不到嘴里，另一边却是少数人在游戏规则上钻到漏洞，骗取银行数亿甚至千亿的巨额资金。 2011年，轰动一时的上海钢贸危机爆发，波及全国，涉款总金额高达2000亿，直接让整个上海钢贸业遭受灭顶之灾。 上海钢贸危机至今让业内谈「虎」色变 钢材属大宗商品，垫款金额巨大。为解决海量资金难题，沪上钢贸大佬牵头成立担保公司，为钢贸中小企业融资借贷做担保。有了实力雄厚的担保公司和钢业大佬的兜底代偿，银行态度立刻变得热情。贷款容易了，钢贸企业开始勾结仓库，利用虚假仓单反复质押套取银行资金。 钢贸商将钢材放在一个仓库里，开具仓单后，向一家银行贷款；再将这批钢材运送到另一个仓库，开具新的仓单，向另外一家银行贷款……如此反复。 钢贸危机的5年后，全国各地又爆发了多起银行票据大案，金额从数亿到数十亿不等。 票据是供应链金融中常用的支付工具。例如，由核心企业向开户银行申请，委托其开具延期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最长6个月），用来支付上游供应商的货款。到期了供应商拿着票据到银行，银行见票即付。 如果收款企业着急用钱，可以支付一定利息，提前到银行贴现成现金，也可以转让债权，或是将银票质押贷款，获取流动资金。 推出这一工具，本意是减少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将合同上的应收账款变成格式化的权利凭证，方便在企业或金融机构间流转，转换成流动资金。但传统的纸质票据不能拆分，容易造假甚至被盗取。 2016年1月，价值39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锁在农行北京分行的保险柜里，就被票据中介盗走，变成现金后，非法投到了股市。 技术和游戏规则都不成熟，供应链金融又成了风险高发区，让银行不得不更加谨慎，这类金融业务的规模更难扩增。 中小企业的贷款，依旧是年年喊难年年难。 在珠海华润银行的首任行长宋群看来，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是应该回到供应链上，宏观看待中小企业的金融生态，关注应收账款帐期。 宋群认为，如果能帮助中小企业快速融资，把账期缩短到全球平均水平66天，40%以上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都将得到解决。他因此离开传统银行业，创办了一家用区块链技术做供应链金融的公司。 如何通过供应链金融实现大河有水，小河不干？这是一项牵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 监管部门也深知这一点。仅2017-2019年，在央行等多个部委下发的文件中，涉及到供应链金融的文件就多达14个。在这些文件中，控制风险、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是屡屡出现的高频词。 2019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就提出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供应链金融业务特点，提高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到了2020年，中国各行各业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供应链金融更成为「稳链」复苏经济的重要手段。9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出台《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把原本就被行业高度关注的供应链金融再一次推上了头条。 八部委发布的供应链金融新规 这份《意见》，不仅对供应链金融的定义、科技工具的使用、风险防范等做出了进一步明确，还对供应链票据、标准化票据、供应链保险、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核心企业和第三方供应链平台等都做了指导和规定，可以说非常系统和全面。 3 扬帆：技术乘风，规则破浪 中国当下正迎来金融科技的新风口。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甚至卫星遥感等新技术都开始乘风而起，赋能传统金融业。 蚂蚁金服区块链技术总监闫莺曾透露，在供应链金融中应用了区块链技术后，可以将应收账款拆分流转，小微企业融资时间能从3个月缩短到1秒，极大提高融资效率。 原来不能拆分的传统纸质票据，在应用区块链技术后，可以将核心企业的应付账款转变成一种电子债权凭证，拆分流转，整个过程都可以追溯，而且数据无法被篡改。 举个例子，一级供应商收到核心企业支付的100万电子债权凭证后，可以将其中的70万拆分出来，支付给二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又可以将其中的40万拆分出来，支付给三级供应商……如此层层传导。只要这一电子凭证获得核心企业的确权，整个链条上的中小企业，都可以拿着凭证向供应链上合作的金融机构融资贷款，享受和核心企业同样的融资成本与融资效率。 2016年传统纸质票据风险集中爆发后，国家也在大力推进电子票据：要求各银行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单张出票金额100万元以上，都要办理电票。 区块链技术兴起后，央行和票交所也受启发，直接将电票系统和新兴的供应链金融平台连接，推出了供应链票据。核心企业开具的供应链票据可以裂变成最小面值为1元的票据，让应付账款能逐级拆分流转。期限等性质相近的票据还能聚合起来，组建基础资产池打包后在债券市场流通，联通票据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中小企业打开新的融资渠道。 在银行负责企业贷款的陈今荣乐见供应链金融技术上的突破——普惠金融的单一借款人额度一般在1000万以下，如果一笔一笔贷，要办多少笔？而区块链等新技术能快速将核心企业的信用传导分解到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相当于批量贷款。 曾经成为引爆钢贸危机火药桶的仓单质押问题也有了解决方案。腾讯和佛山的钢聚人供应链服务平台合作，打造了一套可信任的仓单体系，将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融入其中：云视频直播车辆进出仓库动态，抵押物周围安装了电子围栏，一旦移动，系统立即告警，不需要银行人员到场监控。仓库各项数据都实时上传到区块链上，交叉验证，不可篡改。在这套系统下，原本要花一周审核的仓单质押，现在可以做到实时放款。 按照业界的畅想，供应链金融将进入新阶段——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的全数据模式。核心企业数据和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订单、运单、融资、仓储等经营性行为都完整呈现在系统中，同时引入物流、第三方信息等企业，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在这个系统中，核心企业起到增信作用，使得各种交易数据更加可信。 腾讯金融云总经理胡利明曾撰文指出，预测中国2020年的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或将达27万亿，增长率超过25%。 2020年6月，全国首单应用了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票据落地，从中小企业提交申请开票到贴现资金到账，只用了一天时间，贴现利率仅3.6%，低于市场利率1.9个百分点。比起中小企业寻找的民间借贷，成本更是大幅下降。陈今荣认为： 「新技术能明显提升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但是改变不了供应链上的商业本质。」 新技术带来破解难题的可能性，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对此忐忑。 黄实认为这一措施或许能带来长期利好，但他本人当下依然谨慎观望，中小企业大多薄利走量，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对接新系统，又要额外支付银行一笔利息，这笔账他算不清。 黄实的另一个担心是，像他们这类供应链上的长尾企业总是弱势，即便可以通过新技术拿到对应份额的应收账款融资，但信息从核心企业开始在供应链上层层下达，到了他们这一层，和他们直接对接的客户会不会重启谈判：可以帮你融资缩短帐期，但必须降低货价，或私下给出返点折扣？ 黄实认为这里面门门道道太多了，在一些客户的不合理要求面前，中小企业有时候也不得不低头： 「因为他们直接决定我们的生死。」 监管部门正有意改变这一现象，通过新的法治条例来保障中小企业的利益，在各方博弈中寻求一种相对平衡。2020年9月1日起实施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就被民间称为中小企业的「尚方宝剑」。 条例中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利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也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 有了乘风而起的新技术保驾护航，还需要完善的规则来破开浪阻。虽然还需要更细化的制度设计让条例落实到位，但监管层已先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4「最后一块银元」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在价廉物美的日本车进攻下节节败退，只能依靠压榨供应商来获取利润空间，结果导致大批供应商破产或宣告破产保护。其残酷程度被比喻为「烤银元」——土匪抓住农民后，用烧红的火炭放在他们脖子上，炼得人油吱吱响，逼农民交出身上的最后一块银元。 在这背后，隐藏着的是日本和美国汽车厂商两种不同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和今天的中美关系一样，在打败美国本土汽车巨头后，日本汽车同样面临美国人的政治倾轧。今天扣在中国头上的帽子，美国早在四十年前就挨个送过一遍给日本人。但私底下，日本汽车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却让美国人争相研究，相关的书籍出版、研究一座图书馆都装不下。 但问题是，学了二三十年，美国的汽车业还是深陷泥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本土汽车行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为什么？还是因为供应链。 旅美供应链专家刘宝红曾经撰文描述，美国企业能模仿到日本供应链的硬件，例如生产线的布局、JIT交货、精益生产等，但是没法模仿其软件，例如供应商早期介入、长期关系、供应链伙伴之间的协作互助等。 没有历史包袱、一张白纸起家的日本车企，核心企业和供应商可以在全新的供应链条上友好相处。而将老底盘强行升级的美国车企，却陷入了压榨盘剥供应商的怪圈。 如果综合来看，供应链金融本质上也是供应链管理的工具之一。而这种工具演化到了今天，一方面有整个产业的范式转换作为大背景，另一方面有新技术加持，让原来受限于技术条件的各种设想具备现实可能性。 从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福特范式」，到70年代取而代之的「丰田范式」，再到如今的数字化转型，范式转换给中国各行各业带来换道超车的机会，同时带来供应链重塑的种种挑战。 而如何在强弱博弈中寻求一种相对平衡，既能帮助核心企业强化竞争优势，让大河有水，又能兼顾中小企业的利益，让小河不干，是个有趣又考验各方智慧的命题。 越贵的车越需要好的机油。建立一种创新形态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或许正是中国制造这辆八成新跑车的润滑油。 参考资料： [1] 段伟常\梁超杰《供应链金融5.0：自金融+区块链票据》，2019 [2] 桂睎《票据产品在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2019 [3] 刘宝红《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一个实践者的角度》，2019 [4] 上海塔坚信息科技《科创沉思录：洞见科技产业估值逻辑》，2019 [5] 胡利明《金融科技如何解决供应链金融痛点问题》，2020 [6] 孔燕《供应链+金融科技赋能，推动应收账款票据化》，2020 [7] 宋群《构建供应链生态圈，科技助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2019 本文涉及所有一手素材，均来自于钛禾智库的真实调研记录；文中黄实、陈今荣为化名；转载请联系主编授权（ID：taizhubian）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站在从业者的角度，这个意见有哪些关键点？供应链金融将如何发展？且看本文细细道来。产业链和金融加速融合《意见》中指出，要提升产业链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推动金融机构、核心企业、政府部门、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各方加强信息共享，依托核心企业构建上下游一体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系统、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动态把握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建立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之间更加稳定紧密的关系；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产业链提供结算、融资和财务管理等系统化的综合解决方案，提高金融服务的整体性和协同性。点评：这条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和产业链融合，联手打造产业链金融，但是难度不小。这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要打造一个一体化的、数字化的、可用于信息传递、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整体系统，这点难度很大，很多产业链根本不具备做这个系统的人才、数据和科技基础，好多耳熟能详的产业链，连分销商的数据掌握维度都很少，所以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需要尽早进行；二是要鼓励金融机构为产业链实体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这对于金融机构难度也较大，实体企业分布在全国，开户、尽调等方面都有较大难度，现在企业开户检查的严格程度超过以往，在企业开户严监管的前提下，做企业的综合解决方案，是不容易的。支持核心企业定向用途的债券融资《意见》提出，要加大对核心企业的支持力度；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综合运用信贷、债券等工具，支持核心企业提高融资能力和流动性管理水平，畅通和稳定上下游产业链条；支持核心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支付上下游企业账款，发挥核心企业对产业链的资金支持作用；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贸易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及关键领域的核心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债券管理部门可建立绿色通道，及时响应融资需求。点评：核心企业对于产业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条规定对于属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贸易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核心企业是利好。这些领域的核心企业，可以通过信贷和债券两条腿走路融资，稳定产业链资金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债券融资要用来支付上下游企业账款，这个未来监管将重点关注，重点检查债券融资用途。先进制造业有数控机床、轨道交通、海洋工程装备、航天装备、航空装备、生物制造、微纳制造等产业。现代服务业有个人消费服务、通信服务、信息服务、金融、物流、公共卫生、教育等产业。贸易高质量发展包含高端服务外包、文化、数字服务、中医药服务等产业。打击无经营许可的供应链助贷《意见》要求，要加强供应链金融业务监管；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应严格遵守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不得以各种供应链金融产品规避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各类保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应严格遵守业务范围，加强对业务合规性和风险的管理，不得无牌或超出牌照载明的业务范围开展金融业务；各类第三方供应链平台公司不得以供应链金融的名义变相开展金融业务，不得以供应链金融的名义向中小微企业收取质价不符的服务费用。点评：这条对于第三方平台模式的供应链公司有较大影响。现在供应链金融有一种第三方平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第三方平台公司不掌握核心企业的产业链，也没有金融牌照不掌握资金，但是他号称掌握供应链的数据，做产业和资金的撮合业务，是一种TO B形式的助贷。未来第三方供应链平台这种助贷模式将受到监管的重点关注。保险入局，能让供应链金融更安全《意见》要求，要增强对供应链金融的风险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应积极嵌入供应链环节，增加营业中断险、仓单财产保险等供应链保险产品供给，提供抵押质押、纯信用等多种形式的保证保险业务，扩大承保覆盖面，做好供应链保险理赔服务，提高理赔效率。点评：这条是鼓励保证保险在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作为为企业增信的重要手段，保险机构将分摊供应链金融的风险。实际上，在消费贷款领域，履约保证保险已经做的比较多了，受消费者诟病也比较多。那么多履约保证保险，有没有做风险调查？消费者违约，就该保险公司替消费者赔付金融机构？所以，在B端，信用保险真不能走过场，还是要真实履行好和金融机构并行的独立风险调查的职责，必须构建保险生态对于企业主体的信用履约约束，让企业主体不敢随便违约，让合作的金融机构敢贷愿贷。小微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平台将加快建设《意见》要求提高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效率；鼓励核心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行确权，为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提供便利，降低中小微企业成本；银行等金融机构应积极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对接，减少应收账款确权的时间和成本，支持中小微企业高效融资。点评：确权是个很悠久、很复杂的话题。大型企业有的时候不想确权，因为确权要核查每笔应收账款对应的销售合同、出库单、运输单、验收单、回款单以及相关审批记录、明确应收账款金额，大型企业会觉得增加了自身业务运行的复杂度和成本。尤其是一些具有很强优势的国有大型企业，很多中小企业都是跪着求他们做业务的，根本不具备要求国有大型企业确权的资格。现在国有企业且AA+级别以上，一些银行是免确权的，但是其他主体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必须获得差异性可控的确权函。如果应收账款融资平台想提供这种确权的服务，还是要和核心企业的系统做充分的对接的，工作量不小。如果有很多核心企业需要对接，那么平台就需要做到高度的标准化以降低对接成本。这个确权关键点在于通过什么方式，可以降低核心企业确权的时间和成本，从而提升核心企业确权的积极性。现在有很多区块链应收账款流转平台，实际上这不是关键之处。关键之处在于，要打造一个由权威机构开办、公信度较高、能长期稳定运营的供应链交易信息电子化平台，通过提供工具或者SDK的方式，通过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方式，帮助核心企业（比如那些国有特大型企业）的产业链应收、应付信息和明细数字化，最好在发生真实交易的时候，就自动化将一些单据全部电子化和上传。互联网和产业链融合才能实现融资线上化《意见》要求，探索提升供应链融资结算线上化和数字化水平；在供应链交易信息清晰可视、现金流和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银行可通过供应链上游企业融资试点的方式，开展线上贷前、贷中、贷后“三查”；支持探索使用电子签章在线签署合同，进行身份认证核查、远程视频签约验证；支持银行间电子认证互通互认。点评：监管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供应链融资结算线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核心企业的产业链数字化程度较低，金融机构做融资线上化还是有困难的。本文认为，供应链的信息化、数字化以及和实际生产流程的合一，是未来数年产业链迫切要做的事情。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一种趋势，具有较强数字化基因的互联网企业将加速和线下产业链的融合，一方面增加互联网服务的内涵，另一方面提升产业链运行的效率。苏宁零售云、美团、滴滴、美菜网都是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的典范，这将催生产业互联网。未来的“三查”线上化，也将提升金融机构对于远程KYC、线上自动化尽调报告、线上审批、线上风险预警等金融科技的需求。结尾供应链金融是产业链特征最深的金融生态，一些重大问题至今都解决不了，比如账实相符、核心企业信用传递、确权、风险预警评估等，还处于1.0发展阶段。而且，因为成本因素，科技融合生产流的应用还处于非常皮毛的水平。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绝不仅是金融机构的事情，开发应收账款产品、货物质押产品并不是关键的，产业链规范化、数字化才是最重要的。《意见》的出台将推动金融机构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链互联网化浪潮出现，供应链助贷行业将面临调整。
“在科创板强大助力下，公司加速创新资本形成，拥有更为雄厚的实力聚焦前瞻性、智能化技术的研发创新，坚定地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近日，中国通号董事长周志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中国通号是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掌握着全球最核心最前沿的高铁列控技术。公司的高速铁路控制系统核心产品及服务所覆盖的总中标里程居世界第一。按照国内高速铁路控制系统集成项目累计中标里程统计，公司中标里程覆盖率超过60%。每天，中国通号为超过2000列高铁动车组安全运营提供智能指挥和综合调度。同时，中国通号的核心城市轨道交通控制系统产品和服务覆盖了我国近110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周志亮告诉记者，2013年以来，中国通号开始了高铁列控技术的完全自主创新，全面攻克了高铁、地铁、中低速磁悬浮、有轨电车、货运编组站等轨道交通核心自主技术的重大突破，彻底实现了我国高铁、地铁全套列车控制系统技术的完全自主化和装备的100%国产化，将高铁列车运行控制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为我国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而登陆A股市场，无疑让中国通号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2019年7月22日，中国通号成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企业之一，净募集资金103.54亿元，是科创板募集资金最大的一家。中国通号表示，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先进及智能技术研发及制造基地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通号的员工也享受到了上市的红利。周志亮告诉记者，公司在科创板上市发行，572名核心员工和技术骨干参与了战略配售，享受到了首发价格。“我们将继续研究、探索适合中国通号情况的股权激励方案，让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将核心人才的价值潜能充分激发出来，加快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周志亮表示，未来，中国通号将借助资本市场力量，继续把握行业的有利趋势与机遇，发挥产业链一体化优势，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实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战略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高铁标准与产业输出的国际化突破，同时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不断提升现代企业管理水平。 光大证券分析师陈佳宁在研报中指出，轨道交通控制系统作为轨交建设的组成部分，将直接受益于“新基建”带来的新造需求增量。随着轨交“新基建”的增量拉动，中国通号未来成长空间仍然巨大。
物价走势进入6月份以后有些扑朔迷离。 PPI和CPI连续两个月小幅反弹。PPI虽然同比增速为负，但是价格水平值连续两个月反弹。与此同时，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增速下降至历史最低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二季度末同比下降6.7%，PMI的从业人员分项指数6、7两个月份仍处于荣枯线下方，劳动力市场压力仍在。 当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还不是讨论经济过热和通胀的时候。欧央行曾在2011年误判通胀压力而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导致经济陷入二次衰退。中国应从中吸取教训。疫情让企业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国内市场终端需求恢复速度不尽如人意，外需压力不容忽视，总量政策方面更应重视通缩风险，避免过早政策退出带来经济二次探底。 判断通胀压力需要关注核心CPI 本轮价格指数上涨并非普遍价格上涨，而是主要集中在少部分商品。推动近两月CPI和PPI同比增速上行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食品，一是原材料价格。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并非需求突然增加，而是供给端的扰动，季节性因素叠加其他扰动让蔬菜和猪肉价格快速上涨。这贡献了CPI同比增速的主要涨幅。 PPI上涨主要受益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国际和国内原材料价格都在前期低点上显著反弹。PPI中的分化依然比较明显，中上游行业，如冶金、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的PPI改善涨幅最大，而偏下游的行业，如机械、皮革、缝纫、纺织、文教等行业的PPI几乎没有改善，有的还在继续恶化。此外，猪肉价格上涨还带动了食品行业PPI的改善。目前看到的少部分商品价格反弹主要是对疫情期间价格过度调整的修复，而非总需求过度扩张的标志。 通货膨胀是指普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CPI或PPI不能准确反映是否出现普遍的价格上涨。一般来说，判断经济是否在中期面临通胀压力需要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因为这类商品的价格波动较大，容易对指标的短期表现造成巨大扰动，拉偏对普遍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走势的认知。比较而言，剔除掉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更准确地反映了普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并受到央行的重点关注。例如，美联储最关注的是核心PCE（个人消费支出），日本央行最关注的是核心CPI。中国央行在2015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到，“货币政策并不针对个别商品价格变化进行调整，而主要是观察物价的总体水平”。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猪肉价格在2015年初开始快速反弹，市场上也曾一度出现围绕通胀压力的讨论。 历史经验表明，核心CPI比CPI更适合判断通胀压力。中国的核心CPI数据从2013年才开始公布，更早公布的数据是非食品CPI。非食品CPI与核心CPI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是否包括了能源价格的变化，而能源在我国CPI的权重中占比并不大，可以将非食品CPI作为核心CPI的近似替代。 核心CPI与CPI每次出现背离，事后来看都是核心CPI指向了正确的方向。2001年至今，非食品CPI和CPI在走势上曾出现两次趋势性背离。第一次是2005年，CPI快速下行，非食品CPI保持稳定，当时我国央行表示通胀水平或许被低估，通胀风险依然较大。到2006年，CPI快速反弹并带来了通胀压力，印证了此前央行的判断。第二次是2013年，核心CPI稳中略降，CPI明显增加，从2%上升到3%，当时我国央行表达了对通胀预期的担忧。到2014年，核心CPI开始快速下行，CPI向核心CPI不断收敛，最终CPI也出现了快速下行。 核心CPI低位表明当前产出缺口依然为负，不存在普遍的价格上涨压力。本轮核心CPI与CPI的背离始于2018年，在2019年达到极致。2018年我国核心CPI开始掉头向下，CPI则相对平稳。2019年核心CPI持续向下的趋势很明显，CPI则受到食品价格的扰动开始快速上行，CPI与核心CPI的趋势明显背离。这个期间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速、经济景气指数均在下行，说明核心CPI而不是CPI能更准确地反映总需求的变化。疫情暴发以来，CPI快速回落，核心CPI同比增速在7月录得0.5%，创下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主要面临的还是价格水平偏低的压力。 经济复苏期应主要关注通缩风险 接下来即便通胀有进一步抬头，只要不是严重的通胀，对经济是利大于弊。温和的通胀是保持经济在潜在产出水平运行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期，通胀回升能够改善企业盈利，企业收入增加会通过税收、工资和利息等渠道改善其他部门的收入状况。这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央行已经普遍把保持一定水平的通胀水平纳入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中。有的国家甚至为此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日本是最典型的代表。 中国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企业需要较长时间修复其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居民收入下滑限制了消费的扩张，政府财政压力也比较大。此时如果出现温和的通胀，有助于改善企业、居民和政府每一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有助于提升总需求。只要通胀没有演变成恶性通胀，处于央行的通胀目标范围以内，对于经济复苏利大于弊。反之，如果误判通胀风险而过早退出对经济的支持政策，经济会因为总需求不足陷入通缩，企业、居民和政府收入和资产负债表都面临巨大困境，与之相伴的是经济二次探底。 当前中国经济在总量层面上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需求不足，核心CPI的低迷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以此实现温和通胀的目标是接下来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关键保障。 本文来源于《财经》
相比于国外消费品行业的关店潮、破产潮，国内的快销品行业体现出了更强的战斗力。根据尼尔森8月发布的快消市场报告显示，整个二季度，快消品各月销售增速均在7%以上，完成V字反弹。 突如其来的疫情颠覆了金融业原本的经营模式，在此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正迎来一次全新变革。以网商银行为例，疫情正显著加速消费品行业拥抱互联网的速度，超过100家消费品品牌接入无接触贷款，通过这一方式向上下游的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经销商稳定了，青山就在了。”妙洁业务本部总经理张振文说，妙洁一方面加强线上渠道的销售，另一方面引入银行无接触贷款，以应对线下需求回暖，经销商整体信贷通过率提升了20%，经销商所拿到的无接触贷款，只能定向用于采购货品，保障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不过相比于目前金融机构都在开展的供应链金融上游业务，金融机构在开展针对下游经销商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时如何精准把控风险至关重要。 供应链金融升级 手续繁琐、需要抵押担保、效率较低、个人名义贷款、利率较高、地域不同政策不一。此前，经销商在贷款方面障碍重重。 “最后导致，资金成为制约经销商发展的主要原因。”五得利市场公关部总监刘子琦谈到。 受疫情影响，中小微企业生存环境恶化，金融机构纷纷针对核心企业特点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核心企业对于上游相对更好把控。”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对指出，一是上游大多是核心企业占款，核心企业依托自身信用解决上游企业资金难题是合理的；二是上游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大多按照核心企业要求提供，对核心企业依赖度高，经营风险主要取决于核心企业，所以做核心企业上游的风控更多是是在做核心企业的风控；三是核心企业对于上游的情况更了解，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欠款情况，通过绑定核心企业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网商银行消费品数字供应链金融负责人王志誉认为，对于小企业来说，由于在资金、资源整合、抗风险等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弱，受疫情冲击更大。但所有小微企业都在某条或某协调供应链上，对他们的支持，能够让整个链条“活”起来。 基于此，网商银行将供应链金融作为面向未来五年的战略任务。9月1日，网商银行公布“数字供应链金融升级计划”，正在实现和钉钉的全面打通，未来五年，预计将与1万家品牌合作，通过供应链金融方式服务1000万小微经营者。 立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欧健峰表示，从2019年开始，网商银行帮助立白下游生态链进行了2.08亿元的网商贷产品落地，为342个立白集团下游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运营资金支持，该行为企业发放的1410笔贷款平均额度为14.72万元，有力支持化解日化行业的金融风险，也帮助稳定立白品牌产业链上近5万人员的就业。 打通产业链下游“堵点” 相对传统金融，供应链金融更依赖核心企业。从目前来看，核心企业是金融机构向整个供应链条提供金融服务的关键因素，金融机构开展线上供应链金融业务主要是针对核心企业以及核心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展开，产业链下游仍存“堵点”。 记者从某国有大行普惠金融部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金融科技颠覆了传统供应链融资的业务模式。目前该行线上供应链金融业务从最初的2条供应链发展到近200条，是所有小微信贷业务中风险最低的，不良率均在1%以下；从提高效率来看，通过与企业的系统对接，线上申请贷款时间可以按秒计算；从尽职调查来看，供应链金融存在跨区域现象，金融科技解决了异地用信、异地授信、异地贷款问题。 这一逻辑也在业内得到验证。 刘子琦举例称，上游供应商往往资金压力并不大，农户、小麦供应商，在五得利全部是小麦预付现款，小麦没有卸到粮仓里款项就打到卡里了，没有什么资金风险。但经销商层面，对于下面食品厂是有赊帐的，有的一个月账期，有的一个半月才拿到资金，资金压力更大。 “（供应链金融业务）更重要更有挑战和难度的是在下游，下游的分销体系和小微企业的分布也是非常非常广的，因为上游供应商相对集中，但分销商遍布全国。我们今天选择了一个离零售、离流通领域小微企业更多，金融机构服务不充足、挑战更大的一个领域进行金融服务供给。”王志誉表示。 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开展针对下游经销商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如何精准风险控制是一大核心。 陈文指出，下游往往是经销商等，其生产经营情况更多取决于自己的销售能力，与核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相关度不大，经营风险更多在自身。此外核心企业对于下游数据的真实性很难把控，信息不对称更大，无法通过简单绑定个别核心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需求和痛点，网商银行与阿里经济体内的钉钉、阿里云等资源打通，把供应链金融嵌入企业数字化运营的场景之中，探路供应链金融下游业务，解决经销商、分销商的经营难题。 “有3000家品牌已经在钉钉完成了企业认证，而这些品牌的经销商，也已经通过钉钉在进行采购订单管理、数据分析、与品牌商线上沟通互动等工作，如果金融服务可以与这些环节充分融合，无疑可以极大便利这些小微企业主”，王志誉表示说。 陈文指出，往下游去，一是精选特定行业，下游跟核心企业利益绑定程度高，例如茅台经销商；二是更广范围的数据打通以及对于数据真实性核验，下游可能对应多个核心企业，包括下游如果存在进一步的下游，其数据全量上链（如用区块链技术）；三是强化对于下游企业的独立信用审核。
在今年主题为“展望未来十年：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将正式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美联储寻求在一段时期内令通胀平均达到2%，在过去数年通胀持续低于2%之后，货币政策将寻求令通胀保持在略高于2%以上一段时间。 此前，美联储宣布将维持目前0-0.25%的利率到2022年，而新的政策目标下，维持这一低利率水平时间更长的可能性加大。新政宣布后，美股继续上涨，美元继续下跌，是正常的市场反应。 其实，美联储将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早就在市场预期之中，诺亚研究就多次强调过，美联储将引进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过去政策的不足。那么过去的政策到底有哪些不足，为什么要使用“平均通胀目标”来代替？ 美联储最初设立的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最大化就业，稳定物价，以及调整长期利率，后来美联储的任务逐渐扩展，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控制金融市场系统性的风险；为其他机构和美国政府，外国官方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等等。但归根到底，美联储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就是前两个，促进就业和稳定物价，这被称为双重目标。 对比一下日本央行和欧州央行，他们更多的是单一政策目标，也就是促进就业。过去实施量化宽松，实现了降低失业率的目标。由于这些年通胀一直低迷，所以也就没有与三大央行的政策目标发生冲突。 众所周知，量化宽松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泡沫，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以及全球民粹主义的崛起，但是这些问题超出了央行的政策目标，他们并不需要为此负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恰恰是由于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都受到约束无法扩张，才不得不采取量化宽松，造成今天的困局。投资者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只能继续寻找与风险匹配的投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疫情之后经济数据很不理想，但资本市场反而在央行的宽松下不断上涨的深层逻辑。 到底参考哪一个通胀指标？ 2009年美国启动量化宽松救市之后，美国经济的表现在发达经济体中较为强劲，明显好过欧盟和日本，但是通胀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准。2012年美联储首次引入2%的通胀目标，也就是说，要在通胀达到2%时开始加息，但普通人并不清楚这里的通胀水平到底是如何衡量的。事实上，常见的通胀指标有多个。既有我们常说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也有“个人消费支出PCE”，还有所谓的“核心通胀率”，也就是去掉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消费物价指数，因为这两项的价格波动较大。 简单来说，计算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比较固定，可能和时代发生脱节，而个人消费支出PCE通常会根据消费习惯的变化进行调整，更能够反应消费者实际支出的物价水平。而且不同商品的权重在CPI和PCE中是不同的，特别是住房在PCE中的权重要小于CPI。 美联储考虑的政策指标考虑的是核心通胀率，核心PCE绝大部分时间小于核心CPI。例如，最新美国七月的核心PCE是1.25%，而核心CPI是1.57%。由于核心PCE的波动性明显小于核心CPI，因此，不仅市场普遍认为以“稳定物价”为政策目标的美联储使用的通胀指标就是“核心PCE”，在美联储的官方文件里，也指明了这点。当然，美联储也会参考其他通胀指标来理解物价变动的趋势。 美联储之所以把通胀目标定在2%，是基于学术研究，历史上，当通胀水平高于2%时，往往意味着经济过热，需要加息对投资和消费进行抑制。2%的通胀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及石油危机期间。从1990年开始，美国经济进入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阶段，但美联储仍然在沿用过去的通胀水平作为政策目标。1996年之后，绝大部分时间核心PCE都低于2%。 美联储的加息与减息充满争议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美联储从2015年到2018年的九次加息和2019年的三次减息充满了争议，而且新的“平均通胀目标”政策框架也存在很多模糊性。 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进行了三轮量化宽松，2014年退出后，在2015年12月进行了首次加息，但其实这一次加息是美联储不得已而为之。此前，核心CPI和核心CPI的走势高度一致，但在2015年全年却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见上图）。核心CPI不断上涨，在11月超过2%，而核心PCE却不断下降，到11月也只1.19%。按理说，美联储不应该在12月进行加息，但由于之前美联储高估了经济回暖和物价上升的速度，使得市场多次预期美联储将加息，美联储一再推迟就十分有损信誉。于是，12月看到核心CPI已经超过2%就进行了加息。当然，这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美联储即使以核心PCE为指标，也会参考核心CPI，但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看到美联储加息的参考通胀目标变得模糊不清。 从2016年初到2018年底，美国又进行了8次加息，分别是2016年1次，2017年3次，2018年4次。但实际上，美国的核心PCE只是在2018年3月才开始出现超过2%的水平。因此，严格来说，以核心PCE作为政策目标的美联储从2015年底到2017年底的5次加息，其实都不应该，这段时间欧盟和日本都没有加息。 如果说美联储从2015年12月就改用核心CPI来作为加息指标，那么美国2016年从1月到12月的核心CPI都在2%之上，理应加息2-3次，但实际上，美联储却分别以英国6月脱欧投票和美国11月大选将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为理由而没有加息，只在12月加息一次。 2018年底，美联储给市场的预期是将在2019年加息1-2次，而2019年全年的核心CPI有11个月在2%以上，因此，如果用核心CPI作为政策目标，美联储即使不加息，也应该维持利率不变，但实际上，美联储反而在2019年进行了3次降息。 现在大家就知道，美联储过去的加息和减息决定引来很多争议，被认为是过度保护华尔街的利益，以及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干预，失去了政策独立性。这在2019年的3次降息上体现的很明显，特朗普就反复强调欧盟和日本都没有加息，美国也不该加息。 如果承认2019年3次降息的合理性，实际等于承认之前的9次加息或者太早了，或者太多了。如果回到核心PCE这个通胀目标，那么美联储应该只在2018年核心PCE超过2%时加息2-3次，这样的话，即使核心PCE在2019年持续低于2%时，也可以维持利率不变，而不是先加上去再降下来。 “平均通胀目标”政策的模糊之处 现在，美联储宣布“平均通胀目标”政策，市场的理解是要等到将来的通胀水平和过去的通胀水平的平均值达到2%，才开始加息。但是，现在记不清楚过去的通胀率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以及到底会采用核心PCE，还是核心CPI为标准。 前面说了，核心PCE从1996年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就低于2%。假如美联储从2010年算起，到现在的平均值是1.6%，这就意味着要等未来几年核心PCE的平均值达到2.4%，才能够实现平均通胀2%的目标。 可是2000年以来，核心PCE超过2.4%的月份只有3次，而核心PCE持续高于2.4%的水平要到1994年之前才能找到。由此可见，在经济结构不出现大的变化下，未来要实现2.4%的平均核心PCE，困难是非常大的。除非经济发生重大变动使得通胀快速上升，如果通胀继续像过去那样不温不火，那么要等来加息，不要说2022年，可能再过10年都没法实现。 如果美联储之后更加重视核心CPI，又会如何？2010年到现在核心CPI的平均值是1.83%，这就意味着要等到未来几年核心CPI的平均值达到2.17%，才能实现目标。这一目标倒没那么难以实现，2018-2019年的平均核心CPI就有2.18%。但2020年的疫情冲击使得平均核心CPI只有1.6%，必须等到经济恢复常态之后，才有可能出现高于2%的CPI。这样来看，美联储之前说的2022年前不会加息，倒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平均目标通胀”政策背后的逻辑 说了这么久，大家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平均目标通胀”这样一个政策框架似乎并没有任何理论根据，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过去20年的低增长、低通胀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认为央行具有很强的控制通胀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担心高通胀。恰恰是这种“低通胀预期”导致了实际通胀很低，也导致了经济增速很低。 反过来说，假如大家都担心高通胀，都去抢购商品和服务，就可能快速地推高通胀，这个过程中也会相应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平均目标通胀的目的恰恰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形成未来可能出现高通胀的预期，来刺激通胀和增长。 平均目标通胀的政策也可以刺激消费者多投资。过去的低增长和低通胀与全球的“过度储蓄”有密切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各种原因（老龄化，贫富差距，投资回报低，安全资产缺乏等等）导致了大家宁愿储蓄，而不是投资。即使“名义”利率降到零，大家的投资意愿也很低，这样就形成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恶性循环。 要刺激大家少储蓄，多投资，就需要实行“负利率”或者推高通胀，这两种政策都可以使得储蓄获得的“实际”利率比现在更低，从而愿意增加投资。这样，高通胀的预期就可以带来投资和增长，由于美联储现在还不打算效仿日本和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采取“平均目标通胀”来推高通胀预期就成了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 “平均目标通胀”政策能否有效？ 然而，就像旨在压低长期利率，促进投资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降低了失业率，并没有解决“过度储蓄”，低增长，低通胀问题一样，“负利率”政策在日本和欧洲的的实施效果同样不理想（可能是利率负得还不够多），平均通胀目标也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结果。 美联储内部的研究（如David Reifschneider和David Wilcox）通过对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平均通胀目标”政策难以解决经济面临的难题，原因就在于推高核心PCE需要的时间可能很长，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经济再次面临衰退，美联储就缺乏有效的工具应对（历史上，美联储通常需降息5个百分点来应对衰退）。另外一方面，维持零利率的时间越长，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但这些也不是美联储可以解决的。 归根结底，要解决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财政政策来解决“过度储蓄”这一根本难题，例如需要进行税收改革来降低居民和企业之间的贫富差距，让低收入的家庭和企业增加收入和消费，高收入的家庭和企业（特别是科技龙头）减少储蓄，增加投资。 美联储内部的研究特别强调，要想“平均通胀目标”政策有效，美联储必须清晰和市场进行沟通实施的细节，例如究竟以什么时间段开始来计算平均通胀？究竟用哪一个指标？研究还指出，光靠平均通胀目标政策不行，但如果同时进行量化宽松，购买长期债券，有效的机会就会加大。研究还反复强调了“承诺”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恰恰是对过去美联储并没有依据规则行事，而是深受华尔街和白宫的情绪影响的一种委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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