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银行都会推出一些收益较高的存款产品或理财产品，本以为‘薅羊毛’的时候又到了。”储户小高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近日他到某银行网点计划选购一款理财产品，却被客户经理告知，年底存款利息并无太大变化，理财产品收益率也是一路走低。 与往年年末热热闹闹的“揽储大战”相比，今年似乎动静不大。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目前银行的高息存款产品已经变少，存款产品利率普遍低于4%。 “近期监管部门对智能存款、结构性存款等产品进行规范，导致今年末银行揽储‘招数’变少，‘底牌’不多。”一位银行业人士坦言。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称，大型银行相对较好，中小银行特别是小型银行揽储压力仍然较大。原因可能是金融管理部门强化了对结构性存款等高息揽储的监管，中小银行高息揽储的空间缩小，而大型银行本身具有吸储优势，在中小银行无法通过高息大规模揽储的情况下，存款会更多地流向大型银行。 业内专家预计，在金融脱媒和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银行负债端承压可能是长期趋势，缺乏长期稳定负债成为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一大挑战，中小银行压力尤甚。 “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及金融领域的亮点不难看出，2021年银行经营依然将在‘促让利’与‘防风险’中取得平衡，这将给银行在资产负债摆布、流动性管理、定价管理等方面带来新的要求。”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表示。 年末流动性合理充裕 临近年末，市场对资金的需求量有所提升。 为维护年末流动性平稳，央行分别于12月21日、22日开展了1100亿元、13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分别实现净投放900亿元、1200亿元，两日累计净投放2100亿元。 除了投放金额增加之外，央行在时隔3个月后重启14天期逆回购。同时，在7天期与14天期逆回购期限结构配比上，也以后者为主。具体来看，12月21日，央行开展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及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12月22日，央行开展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及12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 “从近期特别是近两日R007和DR007的指标来看，都处于今年下半年相对较低的位置，说明年末整体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这与近期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来熨平11月底出现的债市违约引发的短期流动性紧张等因素有关。”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李佩珈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央行重启14天逆回购，释放了确保跨年资金面稳定的政策意图。”王一峰认为，按照过往经验，央行一般选择在春节前夕开展14天逆回购，甚至会推出一系列针对春节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本次选择年底开展14天期逆回购，与当前流动性环境密切相关。 王一峰进一步表示，今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结构性存款“压量控价”，核心存款承接力度不足，银行明显加大同业存单的发行力度，造成整个银行负债体系稳定性下降，表现为“不缺短钱，缺长钱”。另外，11月份信用违约事件发生后，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大行对广义基金资金融出的态度偏审慎。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资金面脆弱性有所增强。 高息存款产品难觅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网点后了解到，虽值年末，各大银行揽储热情不及往年。国有大行利率为4%以上的存款产品几乎难觅踪影，多家银行均表示，目前存款的最高利率只有3.85%，部分中小银行的利率更高一些，某些5年期的存款产品利率可达到4.2%。 “目前有一款10万元起存的定期存款产品，3年期，利率是3.85%。”某国有大行金融街支行客户经理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从理财产品的发行来看，“量价齐跌”的趋势也没有改变。普益标准数据显示，从12月12日至12月18日的一周内，247家银行共发行了1532款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发行银行增加5家，产品发行量减少21款。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3.79%，较上期减少0.03个百分点。 对于今年“揽储大战”偃旗息鼓的原因，融360大数据分析师胡小凤分析称，各大银行提高揽储竞争力的方法无非是加息，受疫情影响，监管要求银行把控利率，压降负债端成本，让利实体经济，再加上结构性存款规模和成本还在压缩，靠档计息产品被叫停，互联网存款产品正处于风口浪尖，所以动作不大。 “今年银行揽储的压力有所减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和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有关，表现为整个信贷投放、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反弹，M2增速和社融增速都改变了低位增长局面；另一方面，今年在理财新规之下，刚性兑付风险不断被打破，居民由此前购买理财产品转为购买储蓄存款，资金以储蓄存款的方式重新回流银行体系。”李佩珈表示。 银行稳存增存压力仍较大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于存款来源稳定的大型银行，中小银行仍面临较大的揽储压力。 “今年严格控制结构性存款之后，中小银行面对流动性紧张的问题，更依赖同业存单，12月份以来同业存单净融资额为负，也加剧了中小银行的负债压力。”娄飞鹏表示。 展望明年，业内人士认为，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背景下，明年信用体系增长有望边际收敛，加之监管对于非标融资管控的趋严，银行体系资产增速的放缓将弱化信用派生能力，2021年银行业稳存增存压力不小。 “今年底的债市违约风险导致信用体系重构，明年债券市场的融资压力会进一步显现，银行通过同业融资的风险上升，主要表现为同业存单发行面临‘量缩价升’的压力，使得银行通过同业负债的方式吸收存款面临新的压力。此外，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可能使居民资产配置、财富配置的行为更倾向于股市等高收益市场，带来储蓄存款长期面临增长乏力的局面。”李佩珈直言。 基于此，专家建议，明年银行在存款结构优化方面亟待发力，在进一步加大对高质量核心存款考核权重的同时，需要积极顺应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强对靠档计息、互联网存款等各类创新高成本负债的管控力度，着力稳定负债成本。
2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月通胀数据。CPI同比由涨转降至-0.3%，主因春节错月导致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PPI同比则快速回升至0.3%、近一年来首次转正，主要受国内需求改善，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延续上涨带动。此外，基期轮换也对物价指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年初国内CPI受短期因素扰动仍处低位，但在全球经济复苏、政策大幅宽松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海外主要经济体通胀预期已经明显抬升，这也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内PPI迅速转正，进而引发市场对全球通胀卷土重来的担忧。2021年国内通胀压力如何？又存在哪些潜在的风险点？ 基于对通胀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相比美国等海外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的产出缺口远未回正、货币供应更为克制、工资收入回升缓慢，物价预期也未出现明显反弹。2021年国内通胀大概率将温和回升，加速上行压力小于海外，但从长期来看，需关注输入型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两大风险点。 一、基本面与政策差异下，国内短期通胀压力小于美国 正如我们在文章《从供需缺口看2021年美国通胀走势》中所言，“2021年美国通胀回升的趋势较为明确，后续需关注美国通胀上升过快的风险”。一方面，供需缺口或驱动美国通胀上行。拜登政府的新一轮财政救济方案以及疫苗的接种进度加快，叠加生产短期难以扩张，有望带动供需缺口快速收敛，强化通胀预期；另一方面，本轮美国广义货币大增为通胀回升创造条件。由于本轮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大幅宽松，2020年12月美国M2余额达到19.4万亿美元，同比增幅25.7%，这背后是居民和企业部门存款的增加，形成巨大的潜在名义需求。然而，相比美国，国内通胀加速抬升的压力相对较小，具体来看： 首先，产出缺口难以回正。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值，理论上经济上行时期产出缺口为正，通胀压力上升。根据IMF的测算，由于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2020年我国的产出缺口跌至深度负区间（-5.8%），实体经济面临更大的通缩压力。受此影响，全年核心CPI同比逐月走低，12月0.4%的增速更是10年来的新低。2021年，伴随全球经济共振复苏，产出缺口将有所收敛，但仍将处在负区间（-2.6%），通胀加速上行压力不大。 其次，货币供应增幅较小。以往通胀往往与货币超发相伴，例如2011年的通胀高企，便与此前货币政策宽松，M2曾高达30%密切相关。去年，尽管货币政策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积极，但并没有出现流动性泛滥的局面。5月以来，伴随经济加快恢复，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边际收紧，主要资金利率均明显攀升，体现出决策层对于货币超发的关注性超出以往。与此同时，M2同比上升幅度十分有限，11.1%的高点仅比19年底高出2.4个百分点，三季度以来便逐步回落。基于政策面正加大稳杠杆、防风险考量，未来M2同比中枢大概率继续下降，对通胀的影响更趋于弱化。 再次，工资收入上行缓慢。工资收入通过生产成本以及居民消费，对通胀走势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与CPI同比相关性极高。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环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劳动力市场压力抬升、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中低收入群体遭受冲击等），居民收入恢复速度缓慢。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上升幅度逐季放缓（0.8%、4.5%、7.0%、7.1%），且居民消费倾向较疫情前尚存差距，这都会制约工资收入对于通胀的推动作用。 二、关注未来推升通胀的两大风险点 第一，外部输入性通胀风险。去年四季度以来，在全球需求共振复苏而生产供应依然受限的情况下，通胀预期持续改善，以工业品为主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由于供需缺口在一段时间内仍难修复，预计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态势将会延续。其中，上涨空间较大的原油是主要风险。一方面，疫情之后全球原油市场的博弈愈发复杂，供给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疫苗加快落地带来交通运输等服务业重启或进一步提振原油需求。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可能会通过进口传导至中国，即引发输入型通胀。尽管当前工业品向消费品的传导并不明显、国内通胀预期偏低，但未来输入型通胀风险依然需要重点关注。 第二，关注资产价格上升风险。面对疫情冲击，各国纷纷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多国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涨，推动广义通胀回升，但并未在现有通胀指标体系中得到体现。以中国为例，去年7月以来上证综指月均同比从未低于10%，近期部分城市房价同比也在不断攀升，而CPI同比却不断回落甚至跌至负值。因此，前期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再度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周小川、楼继伟等经济学家也都曾发表观点，建议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我们认为，在当今时代，传统的通胀指标的确不能全面反映真实通胀形势，应当通过合适的方法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胀指标体系，否则将不利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判断。 综上所述，货币供应、产出缺口、工资收入等一系列指标预示，2021年国内通胀或将温和回升，加速上行压力小于海外。预计全年CPI同比增速可能在1.5%左右（2020年为2.5%），低于政策预期目标（大概率为3%），通胀或不是今年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考量。尽管如此，依然需要关注输入型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两大风险点。 作者 沈建光：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姜传钺：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研究员
2021年经济持续复苏的挑战 2020年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评价。 我对2020年的概括是，一个好于预期，二个标志性事件。 “一个好于预期”，主要经济指标、就业、通胀率、国际收支都好于预期。 “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大台阶。这对中国经济是标志性事件。按年均汇率计算，2020年达到了14.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会达到17%左右，这是很大的台阶。我们迈过这个台阶，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二是基本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展望2021年，我认为，内外环境将继续深刻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仍面临诸多变数，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所以，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复苏仍面临挑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严峻，中国也出现多点散发病例和多地局部聚集性疫情。所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在。这对经济会产生新的影响。比如2020年12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同比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我觉得和防控疫情是有直接关联性的。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发达经济体2020年三季度强劲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缩。全球产出缺口短期内难以填补，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盖，202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将笼罩在疫情之下。多国疫情防控隔离措施收紧，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仍将增加。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规模的财务政策和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债务水平）是全球GDP的370%，这也为后期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最突出的是消费恢复仍然滞后。2020年社零总额同比下降3.9%；消费比投资增速低了6.8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这也导致最终消费下拉经济增长，全年要下拉0.5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制造业投资比2020年下降2.2%。民间投资转正了，但仍然低于预期。制造业投资市场70%以上是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低迷也反映了民间投资规模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四，就业与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行业仍没有完全恢复。而这些行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所以，就业压力依然比较大。特别是2021年就业大学生再创新高，预计达到909万人。而世界上超过900万人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瑞典（总人口）900万，挪威600万，丹麦600万，芬兰600万，也就是我们一年毕业生超过一个芬兰总人口。再加上海外留学生回流数量增加，所以2021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将明显增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的压力也在增大，产成品库存在增长，应收账款也已经连续几个月增长。小微企业亏损面还比较高，主要也是市场需求不足，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用工成本上升这几个因素带来的。 第五，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地方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明显增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还是在不断出现。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贷款延长到2021年3月底还本付息，信贷违约风险也是存在的，现在银行都在增加拨备，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会反弹。 第六，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持续，并继续与中国保持比较大的利差水平，这导致短期的资本流入压力明显增大，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还存在。如果这种资本流入压力继续，汇率上升的压力依然存在，也会增大中国资产泡沫化的风险。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2021年将要面临的挑战。从总量上看，由于2020年的基数比较低，2021年经济增速会有个强劲的上升，特别是一季度。其他宏观数字可能也会非常好看，但微观主体困难局面可能并不像宏观数据那样上扬和明显改观。所以，宏观和微观的背离现象在2021年会更趋突出。 应对挑战的政策建议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又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和健康就尤为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差异。随着政策正常化，宏观政策边际收紧，风险会加大，因此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尤为重要。政策操作上要“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是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但做起来真的需要精细化，要把握好每个时段，这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强调要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从这个基调来看，政策会有所调整，但这种调整具有渐进性。我个人理解，制度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应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缓”要针对行业差异进行分类调整。 2021年的赤字率可能要下调。“十四五”开局之年，建设项目需求比较大，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资金支撑。前些年的专项债也会陆续到期，再加上特别国债2021年肯定不会再发，专项债还是要保持适度规模。 货币政策上央行也明确了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如何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在促进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之间要做好跨周期的平衡。比如，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可否适度继续，需要相应研究，延期还本付息这些纾困政策，要不要有个过渡性的安排也需要研究。 普惠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可以适当延长，而且可以逐步地利用这个工具适当提高信用贷款的比重。当然，对银行面临的风险压力可以通过多种融资工具，多种渠道增加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本金，妥善地予以缓解这种风险压力。 因为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压力仍然存在，因此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大体稳定，也是货币政策需要把握的一个内容。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更大力度地采取积极的措施。 短期来看： （1）要稳定大宗消费。汽车消费已经开始出现反弹，要顺应这个趋势，考虑如何推进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2）要顺应90后、00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趋势，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业态，促进新型消费和扩容提质；也要控制好居民部门的高杠杆和高房价，避免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90后是消费主力军，但他们也是购房的主力军，每月的按揭对消费是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的。 当然，短期的刺激政策随着回归常态化会带来后期的补偿。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侧管理，我认为，应更多侧重于制度性安全。要促进消费稳定的内生增长机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内生增长机制，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供给端方面，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供应链断链风险依然存在，供应链调整趋势会进一步强化。所以，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可控性，也是2021年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事项。针对一些“卡脖子”的环节，要下决心推进技术攻关，解决国产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的本土化。 要利用中国的产业优势和配套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的建设。 “十三五”是消费互联网的一次浪潮，我们形成了若干全球市值可以排前二十的企业，但最近这种优势在相对弱化。“十四五”可能是工业互联网的一次浪潮，要利用工业互联网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来根本性地提高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宏观政策、需求、供给，要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还得靠改革，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越是面对挑战、风险，越要深化改革开放。我记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有个年度评价，在评价中国过去一年的表现时指出，“疫情期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这对改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贡献会逐步显现出来。” 2021年，随着经济的恢复，更要推进改革开放，包括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制度。在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方面，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还可以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本文系作者1月19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的发言）
央行昨日公告称，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9月29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2.35%，与上次持平。9月18日以来，央行已连续9个工作日开展14天期逆回购。 9月份以来，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但临近跨季时点，银行间资金拆借的紧张局面并未得到缓解。昨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多数走高。其中，隔夜Shibor上行31.1个基点，报0.913%；7天Shibor下行13.5个基点，但仍高于2.2%的政策利率水平，报2.283%；14天Shibor上行12.4个基点，报2.894%。 天风证券孙彬彬团队表示，在央行呵护下，9月资金面流动性有所改善，但仍处于“紧平衡”状态。9月后半旬，为了稳定季末流动性，央行持续开展14天期逆回购，整体数量却不大，可以看出央行虽不希望资金面过紧，但也没有大额投放的意愿。 10月资金面压力几何？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认为，10月资金面将面临“超储率低位运行+财政压力+结构性存款压降”三重压力。 明明表示，财政库款沉淀对10月流动性有负面影响。他分析称，国债供给方面，预计四季度每个月的国债发行量在6400亿元至6800亿元之间波动，整体上依旧存在一定的供给压力；地方政府债券供给方面，预计10月地方政府债净融资总额在5200亿元左右。 财政收支方面，明明预计10月财政收入是四季度高点，而10月通常是年内公共财政支出的相对低点，财政支出带来的流动性增量有限。因此，财政收支高峰的错位和政府债券的发行节奏，或使10月财政沉淀资金显著增加。 “从商业银行准备金池总规模来说，目前银行间流动性总量仍处于紧平衡。”据明明测算，8月末商业银行超储率大致处于1%至1.1%的较低水平。9月，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财政支出预计也会增多，银行间流动性将有一定改善，但超储率料将继续徘徊在较低区间。 明明表示，银行同业存单利率偏高也说明银行体系流动性结构性紧张。6月起，各类型银行缺乏稳定负债来源。在1年期国有大行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突破MLF利率后，15日央行通过超额续做MLF增大了中长期流动性投放。但目前同业存单整体的融资成本仍然没有明显下移，银行间市场对中长期流动性需求仍然很大。 此外，结构性存款压降或使商业银行间的准备金分配不均。明明称，目前全国性中小银行在压降结构性存款的同时，吸纳存款相对更多，造成大型银行准备金相对不足。同时，由于结构性存款压降，使得银行业整体负债稳定性有所下降，会对银行间资金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明明预计，10月资金面将整体维持中性，但边际上也许会出现扰动。首先，10月政府债券供给压力仍然存在，财政支出的节奏也会放缓，预计财政资金将有所沉淀，银行间流动性总量或维持紧平衡。其次，10月公开市场到期压力不大，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投放将会更加积极。
物价走势进入6月份以后有些扑朔迷离。 PPI和CPI连续两个月小幅反弹。PPI虽然同比增速为负，但是价格水平值连续两个月反弹。与此同时，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增速下降至历史最低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二季度末同比下降6.7%，PMI的从业人员分项指数6、7两个月份仍处于荣枯线下方，劳动力市场压力仍在。 当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还不是讨论经济过热和通胀的时候。欧央行曾在2011年误判通胀压力而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导致经济陷入二次衰退。中国应从中吸取教训。疫情让企业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国内市场终端需求恢复速度不尽如人意，外需压力不容忽视，总量政策方面更应重视通缩风险，避免过早政策退出带来经济二次探底。 判断通胀压力需要关注核心CPI 本轮价格指数上涨并非普遍价格上涨，而是主要集中在少部分商品。推动近两月CPI和PPI同比增速上行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食品，一是原材料价格。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并非需求突然增加，而是供给端的扰动，季节性因素叠加其他扰动让蔬菜和猪肉价格快速上涨。这贡献了CPI同比增速的主要涨幅。 PPI上涨主要受益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国际和国内原材料价格都在前期低点上显著反弹。PPI中的分化依然比较明显，中上游行业，如冶金、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的PPI改善涨幅最大，而偏下游的行业，如机械、皮革、缝纫、纺织、文教等行业的PPI几乎没有改善，有的还在继续恶化。此外，猪肉价格上涨还带动了食品行业PPI的改善。目前看到的少部分商品价格反弹主要是对疫情期间价格过度调整的修复，而非总需求过度扩张的标志。 通货膨胀是指普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CPI或PPI不能准确反映是否出现普遍的价格上涨。一般来说，判断经济是否在中期面临通胀压力需要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因为这类商品的价格波动较大，容易对指标的短期表现造成巨大扰动，拉偏对普遍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走势的认知。比较而言，剔除掉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更准确地反映了普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并受到央行的重点关注。例如，美联储最关注的是核心PCE（个人消费支出），日本央行最关注的是核心CPI。中国央行在2015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到，“货币政策并不针对个别商品价格变化进行调整，而主要是观察物价的总体水平”。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猪肉价格在2015年初开始快速反弹，市场上也曾一度出现围绕通胀压力的讨论。 历史经验表明，核心CPI比CPI更适合判断通胀压力。中国的核心CPI数据从2013年才开始公布，更早公布的数据是非食品CPI。非食品CPI与核心CPI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是否包括了能源价格的变化，而能源在我国CPI的权重中占比并不大，可以将非食品CPI作为核心CPI的近似替代。 核心CPI与CPI每次出现背离，事后来看都是核心CPI指向了正确的方向。2001年至今，非食品CPI和CPI在走势上曾出现两次趋势性背离。第一次是2005年，CPI快速下行，非食品CPI保持稳定，当时我国央行表示通胀水平或许被低估，通胀风险依然较大。到2006年，CPI快速反弹并带来了通胀压力，印证了此前央行的判断。第二次是2013年，核心CPI稳中略降，CPI明显增加，从2%上升到3%，当时我国央行表达了对通胀预期的担忧。到2014年，核心CPI开始快速下行，CPI向核心CPI不断收敛，最终CPI也出现了快速下行。 核心CPI低位表明当前产出缺口依然为负，不存在普遍的价格上涨压力。本轮核心CPI与CPI的背离始于2018年，在2019年达到极致。2018年我国核心CPI开始掉头向下，CPI则相对平稳。2019年核心CPI持续向下的趋势很明显，CPI则受到食品价格的扰动开始快速上行，CPI与核心CPI的趋势明显背离。这个期间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速、经济景气指数均在下行，说明核心CPI而不是CPI能更准确地反映总需求的变化。疫情暴发以来，CPI快速回落，核心CPI同比增速在7月录得0.5%，创下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主要面临的还是价格水平偏低的压力。 经济复苏期应主要关注通缩风险 接下来即便通胀有进一步抬头，只要不是严重的通胀，对经济是利大于弊。温和的通胀是保持经济在潜在产出水平运行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期，通胀回升能够改善企业盈利，企业收入增加会通过税收、工资和利息等渠道改善其他部门的收入状况。这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央行已经普遍把保持一定水平的通胀水平纳入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中。有的国家甚至为此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日本是最典型的代表。 中国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企业需要较长时间修复其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居民收入下滑限制了消费的扩张，政府财政压力也比较大。此时如果出现温和的通胀，有助于改善企业、居民和政府每一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有助于提升总需求。只要通胀没有演变成恶性通胀，处于央行的通胀目标范围以内，对于经济复苏利大于弊。反之，如果误判通胀风险而过早退出对经济的支持政策，经济会因为总需求不足陷入通缩，企业、居民和政府收入和资产负债表都面临巨大困境，与之相伴的是经济二次探底。 当前中国经济在总量层面上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需求不足，核心CPI的低迷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以此实现温和通胀的目标是接下来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关键保障。 本文来源于《财经》
2020年9月2日消息，近日，数字健康公司MObioInteractive（MI）宣布完成18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新加坡的Verge HealthTechFund领投，Atlas Assets、Creative Ventures以及SOSV跟投。 MI致力于开发和商业化能够用于预防、测量和治疗精神疾病的软件，此前拥有冥想APP wildflowers。本轮融资将推进其产品Am Mindfulness（Am）的深度技术研发及医疗效果的临床验证。 Am是wildflowers的升级版，他可以运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工具量化用户的心理压力等指数，为用户提供客观的压力测量指标。通过分析冥想训练前后的压力指数变化来获知最有效的减轻压力的内容，为每个用户推荐个性化的冥想课程，优化冥想练习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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