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家丰收节也适逢阿里巴巴为期一个月的丰收购物节。淘宝直播开启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农人主播大赛，将覆盖陕西、云南、湖北、广东、山东、浙江等全国多个省份。上手机淘宝搜索“我的直播致富经”，就可以测测你适合直播带什么农产品。在这些农人主播中，有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菜农、果农，也有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白领。他们在直播间里各显神通，不少已经是十里八方农产品直播的带头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统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农民、农业、农村均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化，这是社会生产三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一直以来，我们都更加注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新进步，不断地通过科技化、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和现代服务，然而却忽略了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同样也需要进行生产环境和生产力的革新。 而且，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对提高农业生产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指出，“十四五”规划将会在2025年让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5%，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将高达8000万人以上，农业就业人员比重将下降到20%。这就意味着农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将有所下降，其占用的土地等资源体量也会下降，因而为了顺应这个趋势，农业农村必须要走上一条低耗高产，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创造新农具，是农业生产转型升级的客观前提。 推进农业农村创新，首要就是要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机械化、智能化设备供给。增加机械化、智能化设备供给能够有效对目前的人力生产模式进行改进，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则主要包含网络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等等，为这些机械化设备和农民的智能化管理提供良好的网络基础和通讯条件，进一步应用现有的科技赋能农业生产，这是进行农业生产转型升级的基础。 产生新农活，是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有效替代。 在农业的生产设备得到革新、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提升之后，农业生产模式也将发生质的改变。除了机械化生产替代农民下地、智能化设备辅助进行生产管理以外，农业也将紧跟数字化、线上化潮流，实现线下与线上的融合。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阿里巴巴公布的2020脱贫半年报显示：截止目前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巴平台网络销售额已经超过2000亿。这充分说明农业线上化的广阔前景和庞大市场，未来的农业将不仅仅是在田间地头，还将包含线上销售、线下旅游体验、脱贫文旅产品等等贯穿线上线下全渠道的生产经营模式，全面替代现有的传统农业生产。 培养新农人，是转变农民生产角色，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 有了良好的客观设施基础，也有了明确的产业转型道路，接下来就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新农人投入到这个事业中来。数据显示目前淘宝直播农民主播足迹已经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的2000多个县，累计开展直播240万场，已有9万多农民主播。除了农民自身进行线上化转型以外，其他行业的佼佼者也均参与到这场变革中来。比如一年累计引导公益成交额高达4.87亿元的淘宝主播薇娅，还有联合诸多娱乐明星在四小时内实现农活销售3500万元的李佳琦，还有投入到推介当地农产品直播工作中的政府官员，比如湖北省商务厅厅长就曾带领30多位县长走进直播间，当天销售农产品超过6000万元等等。 积累新资本，是农业农村进一步升级改造的后盾保障。 一直以来，农业的产品附加值相比较其他行业来说都比较低，产业链较短，缺乏深加工，因而农业农村的投资热情并不高。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农业生产方式的革新，以及农业劳动力的升级，农业的加工产业链得以深化，销售渠道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双扩张，农产品附加值比例有所增加，投资回报率显著提升，再加上农业开始集成旅游业等其他产业共同发展，充分调动了社会投资的积极性，这为后续农业农村的进一步转型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撑。 综上，窃以为，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这对农业的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农业农村的转型升级，则需要从“人、活、具、资”四个方面入手，从资源供给、生产方式、劳动力水平、资本力量等角度全方位进行创新。
记者高若瀛9月10日，雀巢宣布在黑龙江双城增资4亿元，这是继4个月前，雀巢7亿增资天津工厂之后的最新动作。此次增资主要用于建设谷物能力中心、扩建奶牛养殖培训中心，同时强化在双城工厂的高端化生产。这也意味着雀巢进一步加码在华上游供应链的基础建设。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中国经济却表现出了强劲韧性，并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今年，雀巢也经历了同样的恢复历程。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企业的作用，为国内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尽管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但我们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积极投资中国市场。”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士德说。 据了解，雀巢此次投资，首先用于建立雀巢全球首个谷物能力中心（Nestle Grain Competence Center，简称“GCC”）。该中心功能包括谷物种植的培训、展示及科研，带动黑龙江升谷物种植、特别是有机谷物种植的发展，覆盖范围除谷物外，还包括乳品、谷物、豆类、水果、蔬菜等在内的多品类农业原料。 同时，雀巢将加大在食品加工方面高端化生产的投入，包括提升婴儿米粉50%的产能，在现有嘉宝泡芙项目基础上，增设嘉宝婴儿谷类健康零食项目；并在华首次推出增加骨密度、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能性保健食品。 此外，此轮增资项目还包括对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NestleDairy Farming Institute，以下简称“DFI”）的扩建计划。据了解，通过此轮增资，DFI扩建后的牧场养殖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增加提供A2奶源，推动雀巢生产能恩婴儿配方奶粉采用本地奶源的进程。 雀巢也确实看到了中国奶农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奶农养殖业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原来那种普通的牧场，包括一些现代集团、大型牧业集团投资的牧场，管理和产品质量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雀巢大中华地区农业服务主管诸葛耀（Juerg Zaugg）认为，雀巢作为连接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桥梁，有责任帮着消费者跟着农民以及他们的产品生产过程，继而保障雀巢的产品质量。 从小在家族农场长大的诸葛耀，在农业领域拥有超过30年的跨国工作经验。在他看来，雀巢在华30多年，过程中一直教育、培训、指导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但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这也是雀巢成立DFI的初衷，同样是布局上游产业链，雀巢有自己的逻辑。“比如说设备、遗传育种等方面不同的行业领先企业，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大家在自己的领域内贡献技术、支持和指导，我们一起携手把这个事情做好。”诸葛耀说。 以下为与雀巢大中华地区农业服务主管诸葛耀的对话内容： ：疫情之后，雀巢在布局上游农业方面，哪些方面是短期的变化，哪些变化是长期的？ 诸葛耀：这可能要分开说。从奶户、农场的角度讲，疫情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一天都没停过。从农户角度讲，他需要考虑的可能是库存的管理，比如说我得提前有一些进口的饲料药物原材料等，他可能要提高库存，就像我们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在超市多买点吃的、喝的，提前储存好，所以未来他们可能要考虑我如何良好地管理库存。 DFI受到一些影响，像原来的课程经常会在现场组织一些培训，几十个奶户到现场进行培训。受疫情影响，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比如减少参与人数、开始线上课程，通过一些网络教育来开展培训活动。实际上，很多农民也有改变，比如通过一些现代工具，如通讯工具来上网参加课程，搜索一些原材料采购信息，搜索一些先进技术等。 农民或者奶业从业者其实和其他普通人是一样的，因为疫情影响有可能我们会通过线上的渠道来取得更多的信息，取得更多先进的知识来改变自己，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好事。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一些城市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多考虑吃的食物从哪里来、如何生产出来的，他们未来有可能会参与更多这样的活动，来了解他们自己所买的食物的质量、可信赖性。 ：从您全球化的视角看，包括很多世界级农业巨头转向提供农业专业化服务，雀巢建设谷物能力中心也提到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角色，这是不是未来农业布局的趋势？ 诸葛耀：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雀巢在华30多年，过程中我们一直教育、培训、指导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雀巢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经营，这一百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可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在中国这么做，印度那么做，在美国可能又不一样。但从技术角度讲，现在很多都是很通用的，因为很容易得到这些通用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从发展趋势角度讲，其实跟消费者一样，他们也想知道我所买的食物是如何生产的，如何加工的。雀巢其实是连接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桥梁，我们也有责任帮着消费者去跟着农民，跟着他的食物及产品的生产过程，继而保障质量。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所以这也是雀巢成立DFI的初衷，比如说设备、遗传育种等方面不同的行业领先企业，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大家在自己的领域内贡献技术、支持和指导，我们一起携手把这个事情做好。 ：世界头部农业公司的农业服务已经实现商业化，雀巢在中国的DFI似乎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形式和理念又不太一样，这个中间的区别在哪？ 诸葛耀：世界太大了，可能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经营强项以及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喜欢开放、透明、能够共建。当然，我们也喜欢竞争。 从我们的理解来说，农民是有选择权的。比如说肥料，我认为这一家可能会好，适合我；比如农业机械，他可能认为这家是适合我的。农民应该有选择权，最后知道谁的方案更好。 因此，根据我们不同的需要以及不同的定位，哪种产品上哪里去买来决定做这些事情以及如何去做决定。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回家想包饺子，或者说你家里有几个月的小婴儿，你喂他谷物产品。你可能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选择。我买面粉是包饺子用的，还是为这个婴儿买的辅食，让孩子长得更好的、营养更全面，这些是不同的选择，甚至你做面条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至少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像我们即将新建的雀巢谷物能力中心，我们认为，现在在黑龙江双城成立这个中心就是很好的方案。 说到底，我们不能什么都干，这不现实。所以说我们还是关注一些重点的领域，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把这些事情做好。 ：此次增资，雀巢是基于哪些关键因素考虑扩建DFI，与疫情有关么？ 诸葛耀：这个跟新冠疫情没有什么关联。增资的想法，我们实际上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只是我们按照计划，按照步骤一点一点走。新冠疫情也不能阻止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比如我们扩展牧场，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牧场运行非常好，如果不扩建就可惜了。这也再次证明，如果有好的机构好的管理，确实对牧场的发展很有帮助。 ：中国的电商发展非常快，包括很多产业互联网的技术，但农业又是需要长期投入的产业，您怎么看电商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诸葛耀：这是一个好问题，实际上我在网上也买，但老婆买得更多。有时候甚至想，没这个东西多好，不用花钱了。 实际上，从农民或者从牧场运行的角度去讲，他们也去买很多东西，比如种子、化肥、农药和设备等。网购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更方便快捷。如果我们有一些村子，比如说十年前就卡在村里，一个村子可能就一个商店。现在他们可以从全球去买东西，农民也是受益的。 从消费者层面看，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和我们的生态加工企业或是上游的农民有更强的连接。希望将来有一天，消费者买一个产品的时候，一扫描，产品种植地在哪、如何管理和加工，都能一目了然。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20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9月22日农历秋分，我国将迎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是“庆丰收、迎小康”，主场活动设在山西省运城市。 会上介绍，运城地处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底蕴深厚。从今年开始，我国计划将每年农民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安排在不同地方，既展示中华优秀农耕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有助于为更广大农民群众搭建创业创新的平台和风采展示的舞台。 今年农民丰收节将在国家层面组织一系列节庆活动，如黄河流域9省区联动“庆丰收、迎小康”系列重点活动、2020年度“全国十佳农民”揭晓活动、金秋消费季等。其中，金秋消费季活动拟于9月在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启动，随后将在山西、上海、湖北等地组织系列活动，并持续到11月下旬，充分发挥农民丰收节的节庆效应。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十一。 改革的重大意义：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农村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转变为可流动和可配置资产；使其能够货币化，可以抵押获得信贷，可以吸引投资而获得资本流入农村。包括使人口、劳动力、购买城镇房屋资金、城镇房屋和农村宅院置换等，形成居住、消费、要素和资产的城乡双向流动和配置。使农村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有土地房屋资产和财富，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农民一样有兼业经营和就业收入。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对巨额的工业过剩产能增加新的消费需求，使国民经济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推动下，均衡中高速增长。 1． 农村所有土地资产化和货币化，废除土地实物分配制。 （1）农村所有土地，取消集体对农户的宅地和耕地等实物分配，实行土地资产和货币化改革。 （2）农村各类土地实物分配改革后，再需要耕地、宅地和其他用途土地的农户，包括村外其他居住和投资需要者，也可以通过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出租等方式获得农村各类土地的使用财产权或单纯的使用权。 （3）对农村已经分配使用的耕地和宅地不动，若有多余土地，特别是荒山荒坡，适于建设宅院的，之前多少年没有分配宅地的农户，提出绿化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应当在改革之前再分配一次。 （4）对农户已经分配的耕地、林地园地不动；集体还有多余的耕地，应分尽分，照顾未分的；未分而集体耕作经营的耕地、林地、园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所有村民折股其中，成为土地股东，形成新型集体经济——土地股份合作社。 2．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明确自然人和经济法人土地使用财产权，并延长土地使用年期。 实物分配改革为货币分配的农民宅地、耕地资产，以及其他建设用地股权资产，应当确权颁发各类土地使用财产权证。耕地使用年期应当为999年，宅院房屋应当为500年，农村办企业用地应当为300年。宅地等使用财产权明确可以继承。 理由在于目前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1）所有权是集体，但是使用财产权不明确。村集体目前绝大多数是村民自治社会组织，而不是一级权责利的经济法人组织。而土地资产，是经济资产，需要有合理的收益，要承担风险，要有股东监督，要平衡债权债务。全国各地农村，村干部偷租偷卖土地现象很多。 改革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土地资产为有经济权责利的家庭，或者股份合作社，或者委托经营的组织来管理经营，避免土地资产的闲置、贪腐和流失。 （2）使用财产权模糊，有利于地方极低成本征用农民土地和房屋。相当多地方，对于农民宅地确权不积极，耕地宅地是不是不动产，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地方甚至确权后，又将产权证收回管理。这样，在征地拆迁中，村民无法用产权证谈判，地方政府获得土地的阻力较小和成本很低，但是农民获得土地的收入太少。 从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集体低成本转移了2亿多亩土地，其中出让7100多万亩，地方政府得到出让金50万亿元，给农民的不到2.5万亿元。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交通、水利、城市等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甚至有的国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现代化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好。笔者建议，中国征地建设的步子应当缓一缓了，让农民喘口气，也带一带农民，让他们跟上时代和发展的步伐，无论怎么说，也到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土地红利多让给农民一些的时候了。 改革的意义：实现农村土地的同地、同权和同价，形成城乡统一竞争性的土地市场，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收入。 （3）土地使用年期太短，或者不明确。农村耕地延续30年，林地一般承包为40到50年。宅地虽然没有期限，但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现在居住者去世后，子女是不是可以继承。集体建设用地租给投资者和农户，也没有超过40年的，而且用途限制一般很严格。 改革的意义在于：吸引到国外投资农业的资金回流中国国内；鼓励有农村农业各产业有恒产有恒心，鼓励农场投资者投资于农地肥力、灌溉水利和田间道路这样的设施；减少农业生产补贴转移支付因所有制结构层次太多导致的纠纷，使政府支付精准地投入农业；使规模生产的家庭农场能够有克服气候风险和农产品价格蛛网波动的收益不平衡，以丰补歉，稳定地经营农业。 3．可以不受区域（异地和城乡）、身份（任何投资者）限制的市场上，与城镇土地一样，同地同权同价竞争性地交易农村各类土地使用财产权，包括农民拥有的土地合作社的股权。并且，土地使用财产权可以抵押、出租和继承。 （1）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后，本村村民上学、婚嫁、外出就业等在村外定居落户的家庭和个人，集体不得收回其土地财产使用权，但可在自愿的前提下，依法进行转让。也可以通过出租，或者委托代理经营等方式，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退出实物使用，改变为其拥有的财产权。 （2）鼓励农民耕地和宅地使用财产权交易，但是要城乡、跨区、网上等对所有的投资人全面开放，以保证交易价格的充分市场化。 （3）政府需要的非经营性公益土地，按照市价征收，农民获得的土地财产使用权收入过多，可征税平衡；一切非公益的工商金融等经营性用地，政府只是规划，由用地者和土地使用财产权所有者协商谈判，获得土地，交易收入政府征税。政府只管两头，即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交易时收税。 （4）农村耕地、林地和园地等农业用地，免征各种税收；农村其他集体所有和集体使用的土地，包括股份合作社入股土地，为了鼓励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不征收房产和土地税收，（形成农村用地和城市用地税收差，鼓励投资向农村流动）；农村宅地和房屋，本村本宅居民使用的，考虑到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很低，确定继承权和使用财产权后，不征收房地产税。但是，一是在外已经长期工作10年以上者，有稳定收入的，其农村不是自己居住的房屋宅院，已经出租的，二是改革后交易过户的农村宅地和房屋，可视当地收入水平、地价和房屋价格，适当地开征房地产税。 4． 给以农民土地的创业、投资、建设权和经营权。 其实，农民世世代代劳作和居住的土地，如果把目前各部门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诸多文件看一遍，忽然发现，城市里居民可以以资本、技术、知识、商业楼、电脑等创业，农民这方面的优势很差，但就这一点土地要素优势，规定他们只能用来种地和居住，几乎不能在他们的土地上干别的事，这极不合理。 改革的建议是：明确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农民有其土地的创业、投资和建设权。 （1）农民的宅院，可以既居住，又如加高层数（最高4层），在保证安全、生态和环境的前提下，用于休闲、客栈和餐饮，以及其他经营。农村居民的房前屋后，在不影响环境、道路、邻里的情况下给住户以种植和养殖的权力。 （2）一些村里的荒山荒坡，应当分配给村民，在保证绿化和处理好污染的前提下，用以分配宅地和各类创业用地。农村中其他现有的其他建设用地，农民有优先使用权。可以将其股份化，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租用给需要土地的村民。也可以长期出租、入股和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给村外的投资建设经营者。 （3）鼓励闲置的宅地在村内外交易，不对村民宅地进行面积限制，现在的村民可以购买邻里闲置的宅地，以扩大自己居住的面积；一般居住庭院，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层高可为三层；经营居住混合型的，可以限制在四层；在集镇和小城镇纯粹经营型客栈和餐饮等，可放宽到5层及5层以下． （4）鼓励村民利用村庄其他建设用地，以及荒山荒坡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业产品加工和其他产品的小加工厂。不纳入政府土地部门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用途管理。 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富裕的经验学习，放开和鼓励农民创业兴办客栈、餐馆、小加工厂、农业观光园、养殖场、加油站、诊所、理发店、商铺等等，清理取消其一系列有关的限制。使小镇和集市中小店小铺小厂林立，农民就近创业，农业中退出的劳动力找到就近新的就业，鼓励他们既种地也兼业其他生意和工作。 5． 农村城镇土地改革的鼓励、限制和禁止项。 农村土地改革需要设置的鼓励、限制和禁止项： （1）对于农村只有一处宅院，因赌博吸毒而欠债者，或放高利贷引诱迫使农户卖房的，设置宅院和房屋不得交易的审查和限制。 （2）根据墨西哥第二次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禁止房地产开发商到农村低价买地囤地，炒买炒卖，抬高房价和地价。严禁房地产开发进入村庄、集镇、城镇的住宅开发项目。只允许私人建房和居民合作建房项目两种方式准入村镇房屋建设。 （3）考虑目前中国居住超高层建筑太多和太普遍的情况，结合这次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居住逆高层化战略，村庄一般为一两层的宅院，住宅建筑最高不得超过3层，居住经营混合型的不超过4层；集镇住宅层高最高为5层。 （4）城镇和县城，层高分别限制不得超过7层和10层，同时鼓励一户建、两三层的住宅建设。在县城，房地产商开发住宅年比率分别不得超过年新增住宅的30%。 相关阅读： 周天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与工业生产过剩的梗阻与失衡 周天勇：中国经济循环中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出 周天勇：城乡间循环梗阻与各类经济因素的双向流动不畅 周天勇：如无重大举措，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弱 周天勇：小康国家向富裕社会转型的财富及资产梗阻 周天勇谈放开土地交易：避免货币金融体系暴发风险 周天勇：国民经济诸多问题的总症结是土地体制扭曲 周天勇：在坚持宅地公有原则的同时让农民得到公平的资产和财富 周天勇：农业粮食生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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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远不止“能买VS不能买”这么简单 近日，自然资源部近日下发文件，明确表态，小产权房等不能通过登记将违法用地合法化。紧接着，广州落实国家的政策，祭出了三条红线： 小产权房一律不予确权登记 城镇居民非法购买农村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一律不予确权登记 严禁通过不动产登记将违法用地合法化 这几天，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小产权房彻底凉了，小产权房被叛了“死刑”，买了小产权房就“砸在手里”了。首先亮明观点，由于产权的缺陷，原则上不建议买小产权房。不过，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国家的这个政策，远不止“能买VS不能买”这么简单，要看清楚政策潜藏的东西，这对我们判断政策的初衷和效果，甚至分析整个楼市，都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其实，小产权房，严厉打压、“不能转正”，一直是国家的基本态度，从来没有改变。但是，类似深圳和广州等珠三角城市，过去十几年小产权房规模不断增加。即便政策高压、每年有拆违任务（网上有很多图片，说今天政府又拆了哪里的小产权房，以儆效尤），但是广州目前有400多万套小产权房，深圳有500多万套小产权房，占存量住房的比例，都达到了50%以上。 大家都知道，过去十几年是楼市狂飙突进最猛的十几年，小产权房能占到存量住房的一半，意味着她也在静悄悄演绎着自己的繁荣（即便政策不待见）。可见，政府推动的城市化路径，与市场推动的城市化路径，并行不悖。就像调控打压下，楼市一样繁荣，小产权房也有极强的生命力。 2nd 小产权房，一个极其特殊的物业 首先，这里分析一下，小产权房的几个特征，然后看看它是怎么来的，然后才能知道未来会怎么走向。小产权房，有几个特征（以深圳为例）： 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宅基地或集体建设用地上都有。 小产权房有合法边界。一般，农民在自家的宅基地只建一栋，政府承认的面积不超过480平米（4层*120平米，以深圳为例）。但是，农民会加建或扩建，超过480平米的，就成了违法建筑（也是小产权房）；即便没有超过480平米，但卖给了城里人，也叫小产权房，也是不合法的，也不会给登记的。但是，若卖给村集体的人，就不叫小产权房了，它是合法的。 大多数是违法建筑。符合一户一栋（不超过480平米）的，是合法建筑，超过的就是违法建筑。这些年，房价上涨快，城里人知道炒房，农民也不傻，他们建了很多违法建筑。 小产权房怎么来的？小产权房的规模是怎么变大的？ 1、城市扩张快，没有财力对被征地农民及时、足额补偿。于是，绕开集体土地，扩展城市边界，出现了“城市里的村庄”。 2、农民没有变成市民（因为没有社保、没有工作，或只会种庄稼），只好种房子。 3、恰好，大量人口迁入城市，没有住的地方，或房价太高而买不起，就租农民的房子。 4、一户一栋不够了，加上房价上涨刺激，农民加建、扩建房子，就出现了握手楼。 5、城市化摧枯拉朽，村集体传统业务瓦解，也只好建统建楼（村集体的小产权房，区别于村民宅基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或者搞工业园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6、城市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仙及鸡犬，农民觉得房子要涨价，也开始建建设更多的小产权房。但没有钱加建、扩建，也没有能力建设，就联合开发商（一般是包工头）一起来建设，有一部分就要拿出来卖。 7、市民买不起商品房，见到有“兜售”小产权房的，就买小产权房。 3rd 小产权房，城市的竞争力 政策说了，小产权房是违法的，近些年确实也拆了很多，但如果计算“累计新增-累计拆除”，貌似拆的没有建的多。反而，如果回顾过去的小产权房政策，就会发现，打压政策纵容先以身试法者。 打压政策有三个特征：一是不断加压，先小后大；二是大家都建，法不责众；三是既往不咎，罚款确认（赎买）。凡是胆儿大的农民，一开始加建、扩建了很多，尽管被确认为违法，但后来罚点钱，也就没多大事了。这给大家一个信号，饿死胆小的，赶早的都没事，大家都干就没事。 后面，当城市发展没有空间了，政府不得不返回来，开始和农民掰扯，你的房子是“违法”的，想拆迁农民的房子。但是，这个时候政府面临的困境，要大很多。由于城市化一开始，对农民补偿不到位，或者没钱补偿。为了降低城市化成本，短期行为严重的政府，干脆绕道走。 事实上，避开了和农民、村集体直接谈判，客观上纵容了农民“种房子”，或者说默许农民靠种房子生存和发展，代替政府对农民市民化的成本补偿。你想，这个时候，原来已经种下的房子（大多是是违法的），还能拆的掉吗？再说了，现在房价这么高，城市生活压力这么重，再去拆的话，不管是欠账的补偿，还是拆迁的费用，或市场的预期，都让成本高得吓人。 所以，大家看到，广州和深圳拆迁成本居高不下，某某村拆迁，动不动就诞生多少个“亿万富翁”。现在，国家强调“稳房价”，高房价还要徘徊，对于新市民安居，小产权房就重要了。笔者之前写过文章，《深圳“低成本”是怎么炼成的？》。其中就指出，深圳一半房屋是区位好、价格低廉的“保障房”，深圳的竞争力能不强吗？ 4th 没有红本，也不影响它的价值 其实，广州、深圳乃至珠三角都一样，之所以成为人口流入最多的区域，就在于有海绵一样的小产权房，随时可以供出来一大批低成本的住房。经过十多年的城市更新，这些房子拆的差不多了。而且，越拆房价越高、普通人越难以安居了。所以，广州和深圳，现在的主导思想是不拆了，搞综合整治，发挥其积极作用，未来可能将是珠三角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可见，农民推进的城镇化路径，与政府推进的城镇化路径，过去齐头并进，其历史遗产是被认可的。 所以，留下来的这些房子，占据了城市比较核心的位置。当然，确权（发红本）就别指望了，但若自己住，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也有人想买，私下里交易也很多。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买、去投资，只是说，经过综合整治，这些房子尽管违法，但未来不会拆了，环境也会变好……。 最后，再回到一开始，和大家讲讲，为何国家和广州市要出这个政策，这是因为，按照国家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要求，2020年底要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近期，社会上有传言称，借这个登记的机会，小产权房可能会“转正”。大家想想，如果可以转正的话，70亿平米左右的小产权房，规模是商品房的近1/3，这岂不是高房价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所以，自然要告诫一下，别指望登记来转正了。另外，未来大城市都要旧改了，重申不能转正，旧改成本也会低一些。
建立农民退休制度，到底有多重要，又有多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学坤在今年的两会上，提交了一个建立农民退休制度的提案。他表示，将推行农民退休制度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显著标志，让65周岁以上的农民能够“洗脚上田，老有所养”，充分享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的成果。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广泛热议。特别是广大农民，看到有推行农民退休制度的建议，更是十分高兴。作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我们，当然对这个建议也是十分赞成、十分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建立农民退休制度。 只是，冷静下来以后，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因为，建立农民退休制度，确实是一个好建议，一个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好建议，更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建议。但是，实施的难度之大、困难之多、压力之巨也决不是用“行”还是“不行”就能回答的，而必须统盘考虑、全面分析。 事实上，在2018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亚忠在谈到“三农”问题时，就有过类似建议，他认为，农民作为第一产业的从事者，和其他行业类比，也宜有退休或转业。但是，这个建议没有像其他建议一样纳入到调研和思考范畴，一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在进行探索。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退休制度，却也有退休制度的痕迹。最典型的，就是养老金问题探索。要知道，近年来，围绕农民该不该拿养老金问题，已经有过很多很多争论，且争论十分激烈。尽管反对者的理由很“充足”，如农民有土地、农民有自留地、农民没有缴纳养老金等等，但更多的还是支持给农民也发养老金的。因此，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中，出台了专门针对70岁以上农民的养老金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各级财政都很困难，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更是连基本保障都难以维持，需要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来满足。同时，社会保障基金也是勉强维持，且一些地方已经面临入不敷出压力，后续支出矛盾更多。因此，所出台的农民养老金政策，不仅覆盖面不广，覆盖效率也不高，而且发放水平较低，高者200多元，低者100多元。所谓的农民养老金政策，更多的还是象征意义，离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一定差距。地方探索的现行政策下，就算是70岁以上的农民，养老“自掏腰包”的比例过高，制度的福利性不强。真正的养老保险制度，至少应当能够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所发养老金能够让他们吃饱饭、穿暖衣，而不是目前的过低水平。 所以，建立农民退休制度的建议，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也完全符合农村实际。关键就在于，按照目前财政和社会保障基金的实力，要真正把农村退休制度建立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不容易不代表不能，更不代表不应当。农民建立退休制度，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只是，需要一定时间，需要更多探索，需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而发展农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举措。因为，一旦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壮大了，手中能够掌握一部分财力，就不仅能够帮助农民，特别是困难农民，更能够鼓励、引导农民一起缴纳养老保险基金和其他方面的保障基金，从而为真正建立农民退休制度创造良好的条件、打下坚实的基础。即便不能一步到位，也能稳步推进，让农民不要年老了还要整天泡在地里，能够像城市工人一样，在家安享晚年。 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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