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经济学家李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人口过多，导致发展面临的短板难以补齐。”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其貌似专业的观点极具误导性，我们很担心类似观点有可能继续拖累整个人口政策改革的进程。 李铁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议和在相关领域的贡献非常值得认可。但是他在人口经济方面的论述却似是而非，近几年多次发表“中国人口过剩”的观点。比如他说中国还有“八亿农民，人均耕地一亩多，所以还有很多过剩人口”，其实最近几年去过农村的人都知道，农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早已在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大多是老人。 李铁说因为这些（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导致中国就会有长期过剩的人口。言下之意，如果人口少了，这些人的就业就解决了。实际上，这种把就业和人口关联起来的思维，是非专业人士经常犯的错误。人口既是劳动力，但同时也是消费者，会创造需求和就业机会，这是经济学的常识。照李铁的逻辑，地广人稀的俄罗斯还会有失业问题吗？至于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韩国，就要普遍失业了吗？如果研究一下人口和失业的经济理论，再研读一下各国的数据，不难得出人口和就业率高低基本无关的结论。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面临着过剩，因为它会出现技术替代”，这个观点是非专业人士非常容易因想当然而犯错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对此的观点是，技术进步会取代一部分工作，但是又会创造很多工作。一百年前，大部分人还在从事农业，后来大部分人从事制造业，现在大部分人从事服务业。未来有更多的人从事创新、文化、娱乐、医疗和护理的行业。技术越进步，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就越小，人口多的负效应也就减小。技术越进步，人口多所带来的创新和需求的规模效应就更加明显，人口的正面效应就越大。所以人口在当代会成为财富而不是负担。随着技术进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在逻辑上，各方更应该珍惜人口规模带来的正面效应，担心人口萎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李铁还说，“老龄化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何况我们现在离日本还有20年的差距，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李铁对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判断完全错误，中国现在老龄化程度跟日本差20年，但是任何人口政策改革的效果往往会有20年的延迟性，因为多生一个小孩，或者少生一个小孩，要小孩长大工作了才会对经济有影响，所以经济的影响有二十年的延迟。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今后20年有多少年轻工作人口，二十年后我们已经必然面临和日本现在一样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所能做和必须做的，是防止这种趋势恶化下去。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很多，日本的生育率1.4，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未来的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得多。面临如此悲观的形势，李铁怎能轻描淡写地认为还有几十年时间来解决问题。其实，现在还有任何理由不完全放开生育吗？中国生育率几乎是全球最低，我们还是极少数限制生育的国家，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还在吃减肥药，居然还有些人对此丝毫没有紧迫感。 李铁又说，“（中国和日本老龄化问题）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的话，可能不是20年，可能是30年到50年的差距”。言下之意，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低生育率就不是问题。但是主流经济学观点是，老龄化指标是指每个年轻人口所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跟人口基数没有关系。人口基数大，年轻人固然多，但老人的数量也多了。只要人口抚养比上升，中国就不得不大幅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大幅度加重税负，来弥补养老社保基金的巨大亏空。 总之，李铁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据是错误的，论证过程很具误导性，结论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错误以外，李铁还忽略了人口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多带来的创新和国力的规模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国力。尤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得益于美国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中国和美国两国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几乎碾压世界其他国家（详见后文）。中国的发展短板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相反，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的有利因素，更是中国的核心优势，我们应该尽量维持而不是消减这种优势。 目前的现实是，中国过去三年出生的人口正在以每年3%的惊人速度递减，未来随着现在这批年轻人面临更高的房价、工作和子女教育的三重压力，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将面临无比严峻的低生育率危机。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点可谓是“谬以千里”。 附录： 以下，我们再详细论述一下几个和李铁完全相反的观点：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从李铁的表述来看，他似乎认为劳动力过剩是因为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工作机会而言的。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超过欧洲和美国的总和，但中国人口总量也更大，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更多，因此工作职位也多于欧洲和美国的总和。 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在人少的地方，一个有表演才华的人，因为观众太少也许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到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再者，人口多的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教师、售货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类唯有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 这种关系可从数据中得到印证。下左图显示，在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里，人口密度越大的国家失业率明显更低。其中，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和俄罗斯，失业率分别为10.6%和4.3%，远高于地少人稠的日本（2.3%）和德国（3.1%）。而下右图显示，在中国27个省区里，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关系微弱。如果不考虑因为人口密度太低而情况相对特殊的几个民族自治区，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呈明显负相关。 图1：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各国失业率来自维基list of countries by unemployment rates，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中国各省区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各直辖市归入最近的省份一并计算，以避免直辖市拉低图中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失业率。 那么我国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有何影响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已经连续八年下降，平均每年减少340万人。由于现在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都是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而且不断走低的年代，除非中国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会长期延续下去，甚至可能不断加速。 从李铁的言论来看，他可能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有助于缓解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人口众多并不意味劳动力过剩，人口减少也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我们从来不认为劳动力短缺是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理由。 在长期低生育率下，由于年轻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萎缩先于消费市场萎缩，人口锐减在初期可能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新技术和技能的行业。但长期更可能造成劳动力过剩。因为低生育率除了弱化人口的规模效应外，还会减少孩子在未来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旺盛的未来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其中包含的一切消费需求，都能成为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的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适应性越好，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进而促进充分就业。 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萎缩，恰恰降低了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与此同时，客观上又加大了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特别是那些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家庭，目前往往生育更少，导致情况更为雪上加霜。 举例来看，东北的生育率在中国几大区域中长期垫底，人口已经开始处于加速萎缩状态。根据《中国就业景气报告》，从有数据的2016年开始，东北的就业景气指数在每个季度都在中国几大区域中垫底。在最新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列的55个城市里，沈阳、长春和大连的就业景气指数分别为倒数第2、第7和第10。当然，就业市场的不景气，应当与近年来东北经济不景气有关，但同时也印证了，人口萎缩恶化并不会缓解的就业形势。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李铁在文中提到：“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完全不支持李铁所说的中国人口太多的结论。 技术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让人们可以投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赢得更多的闲暇。更多的闲暇会创造更多的需求。更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并催生新的行业和就业。比如，汽车的出现，固然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和供给，因此技术水平程度越高的社会，整体上就业可能越充分。一个数学天才在现代社会可能成为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但在农业社会却可能是村里的游手好闲之徒。 虽然技术升级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和整体影响是正面的，但也可能产生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中，各个行业高度专业化，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该行业从业者长期积累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这些人会面临如何转型从事新行业的就业困境。如果人口相对年轻，这种新技能的转型会比较顺利。反之如果人口老化，这种转型会变得很痛苦，就会使得产生比较高的由于技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失业，也会使得老龄化国家在这些新行业中的国际竞争失去竞争力。 有人会说，如果有一天所有工作都可由人工智能胜任会怎么样？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就意味着人类无需劳动就可获得物品与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社会的主要问题将变成如何把商品和服务分配给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技术的变化最终促使人类回归其更基本的意义，即生存、繁衍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还会限制多胎吗？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李铁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低要素支撑的‘世界工厂’时代翻篇了。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即使在加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发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倒退到几十年前，靠人海战术进行各种大生产。” 李铁的言下之意是认为人口规模不再重要。其实在技术升级时代，虽然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但人口规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的意义不只是劳动力，优势也不只是低技能劳动力，更是市场需求的细分和多样化。经济和科技发展最根本性的动力来自于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众多的人口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 近年来，美国极力阻碍华为设备进入西方通讯市场。对此，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澳大利亚市场还不如广州移动大，新西兰市场还不如我的老家益阳大。华为连广州移动都没有提供产品，少几个国家也无所谓。”徐直军的直言，充分体现了巨量人口规模给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底气。得益于众多人口，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东南亚等国家，但巨大的市场规模及产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会让很多高附加值的产业仍然选择留在中国。 李铁似乎认为技术和资本比劳动力更重要，但他恐怕忘了技术和资本有赖于人口规模的重要支撑。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中国。这是因为，美国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美国过去就仰仗在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人口及全球最大的市场规模，成为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中心，突出表现在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互联网市场。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如此大量的数据、大规模的计算和应用场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而老牌的科技强国如西欧国家和日本在这一轮的科技竞争中却落后了。 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时代，少数杰出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李铁也提到：“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但质量与数量是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源的总量与数量成正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数量多一倍，总体力量多一倍还不止。 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会越优秀。在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要更优秀。未来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在这个要素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各国到底会出现多少天才，根本上将取决于其年轻人口的规模。年轻人越多的国家，将越多出现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天才科学家。 人口规模效应是通过人力、物品、资本的需求和匹配来实现的，所以在一个体系内，交流和交往越密切，人口规模效应越大。到信息时代，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使得交流和交往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也就是说人口多一倍，交流和交往会多不止一倍，这更加凸显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而且高科技行业里，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人口规模带来的市场和人才等综合优势更为重要。 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内部的语言、法规、市场壁垒越小，通讯和交通越发达，信息和人员流动性越大，规模效应越能体现。主权国家是现代世界框架下的主体单位。主权国家内部交流和交往的流畅性一般要远好于国家之间，至少决策的权力和责任能够维持一致。所以在西方体系内，美国凭借其内部语言文化一致和政治统一的优势，尽管人口总量不及欧盟，但科技尤其是新兴科技却远胜于欧盟，使得美国人均GDP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高之列。 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十多亿人口。数倍于美国并超过整个西方体系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美国在1960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而中国高铁建设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同样，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在被美国制裁后，依然可以顽强发展，就是因为中国有更大的市场，以及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 相比之下，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全球最高。但俄罗斯仅有1.43亿人口，除非整合到更大经济体，与中国、美国和欧盟完全不是一个体量。也因为如此，俄罗斯除了能源和军事工业外，几乎在任何行业都没有竞争力。即便其军事工业，主要也是依靠之前人口规模更大的前苏联时期留下的底子。 虽然目前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四倍多，但实际人口优势却没有这么大。首先，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与美国在语言、文化、安全上是一体的，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上更密不可分。这个体系的人口资源至少有4.5亿而不只是美国的3亿多。其次，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显著放大了美国实际可利用的人口基数。目前，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里有1/3左右是移民，如果再计入第二代移民，这个比例可能上升到1/2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人口规模上的优势的很大一部分，却被美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一体化，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纳精英的能力所抵消。更关键的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远低于美国，按目前的趋势，如果无法大力提升生育率，两三代人以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就将跌至美国的水平，中国将彻底丧失对美国，更不用说对整个西方的人口优势。李铁作为能影响决策的官方智库重要学者，面对这样令人痛心的趋势毫不在意甚至乐观其成，实在令人遗憾。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李铁说：“我们现在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口过多，严重影响了未来可能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这也是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短板。” 李铁似乎在说，因为人口太多，中国才有那么多贫困人口。但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人口众多，中国才有这么多富裕人口。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贫困人口的占比，或者整个国家的人均GDP。这方面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虽然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却不是很高。其实，但更恰当的表述是，中国还只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就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 也就是说，人口众多可以说是中国GDP总量巨大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均GDP依然不是很高的原因。这种表述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GDP衡量的是经济活动，即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其中人均GDP反映技术水平，即需求与供给匹配的效率。而GDP总量反映的是匹配的价值总量。这意味着，一个社会技术和经济效率基本决定了其人均GDP水平。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下，人口越多，GDP总量就越高。比如，在欧盟内部，除了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和东欧外，其他国家的人均GDP都差不多。人口多一倍的国家，GDP总量差不多也多一倍。 其实，根据我们上节的分析，更准确来说，如果其他基础条件相似，人口更多的国家，人均GDP甚至应该更高，只是欧洲内部较高的流畅性，弱化了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效应。但在欧盟内部，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人口密集的都会区，即使在国家人口密度不大的北欧，情况同样如此。 这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在一个国家内部能更清晰地呈现。比如，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区（不含直辖市）分别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除河南外，其他4省也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几个省。当然，影响经济发展的除了人口这个基础因素外，还有历史轨迹、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等因素。 那些相信人口太多拉低人均GDP的人，潜意识中把GDP视为存量。对于固定的存量来说，参与分配的人越多，自然平均到每人就越少。但GDP其实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我们所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几乎都是在过去几年或几十年内创造的。宏观上的存量如果不通过积累转换成长期创造流量的能力，那么很快就会被消耗掉。 由于GDP是单位时间内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经济体的富裕程度，也就是人均GDP的高低，取决于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够实现多少匹配。每达成一次匹配，生产和消费同额增加，社会财富增多。那么人口对这种匹配的作用如何呢？ 首先，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现有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因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很稀奇的物品和服务都可能有商家和机构愿意提供。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需求和供给更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大城市的优势将来会越发明显。 其次，人口越多，现有的需求和供给越可细分，专业化越高，劳动效率越高，匹配效率越高。比如，珠三角制造业各种专业的技术工种不计其数，相互关联，零配件的种类和型号更是数以千万计，这种专业化和综合化的优势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复制的。 再次，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复杂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孕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达成新的匹配。比如，中国的航天、高铁和印度的电影，都是中小国家难以支撑的。 也许有人会说，发展经济需要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是存量不是流量。但从使用价值来时，自然资源其实也是流量，因为资源的使用价值是随着人类科技发展不断变化的，100年前很少人能认识到石油和稀土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自然资源占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比例整体不到5%，而且会越来越低，远不到人口聚集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创造的价值。经济活动是围绕人进行的，有人的地方才有需求和供给，而资源永远是为人服务的。 总体来说，广义的交易成本占GDP比例远高于自然资源的贡献，因此，只要发挥得当，人口众多的规模和聚集在节省广义交易成本上的优势，很大程度可以弥补甚至超越自然资源相对较低的不足。如果把财富看成存量，分享的人越多，人均当然越少。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财富是流量，是经济体内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的匹配。参与经济循环的人越多，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效率越高，循环越顺畅，人均创造和享用的财富也可能越多。 认识到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就知道人口萎缩对人均GDP提升的影响是负面而非正面的。这点能从东北的发展得到印证。东北资源丰富，人口在全国占比不断下降，近年更是进入绝对负增长。与此同时，东北人均GDP增速却大大低于全国人均GDP增速。从1980年到2019年，东北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01%降至7.71%；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9年的比全国低34.1%。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 实际上，这种人均GDP增长更慢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江苏如东和湖南常德这些当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这种结局也印证了所谓“少生快富”的口号，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臆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少生不仅不会快富，反而是致穷。 人口萎缩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发展的萎靡，更是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基础设施也会因为需求和财力的不足而难以更新，最终不断地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着人口减少而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地关闭，让居民的选择越来越少。 结论：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把人口规模优势当成劣势来消减，把人口看作负担的错误观念也一再延误了人口政策改革的时机。中国人口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才能实现长久的繁荣。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中国人口固然众多，但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罗汉堂全球疫情经济曲线（PET）PET项目，基于可公开获取人流、经济和疫情数据分析整理（截至2020年6月20日）。 过去一周全球疫情进一步加速，单周确诊人数增幅创纪录。同时全球层面上经济仍处于低谷期，各国疫情经济的表现也益发多样和复杂化。处于应对期和低谷期的59个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为55.5%，平均经济活跃度水平也在上升，从91.12%提升至91.69%，幅度不到0.6个百分点。 英美是发达国家中少数仍未进入可持续恢复的国家，大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深陷低谷期已经近三个月，在付出大量的生命和经济代价之后仍不能走出低谷， 导致了广泛的社会矛盾甚至在一些地区引发地缘政治风险。 除巴西外，印度是目前全球最瞩目的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更大，人口更多，感染人数同样在快速上升，这对世界对抗病毒的影响也会更大。印度相比其他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其累计经济损失和百万人口死亡率都排在前列。目前根据PET数据的估测，印度进入疫情经济以来，累计遭受的经济损失已相当于2019年GDP的4.2%，而印度2019年的GDP增长也才5.3%。 全球GDP占比超过55%的地区仍处于低谷期 罗汉堂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共覆盖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总人口的87%，总GDP的97%。截止6月20日，这些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63个，相比上周数目增加了2个；同时有59个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这些国家大多为疫情爆发较晚的亚、非、拉国家，也包括美国。 当前，恢复期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42.5%，平均经济活跃度从上周的92.65%提升至93.72%，上升1.1个百分点。这些经济体累计确诊人数为172.4万，其中30.6万为尚未康复的活跃病例，这一数字相比上周减少了约1.7万，同期这些经济体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562人。 处于应对期和低谷期的59个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为55.5%，平均经济活跃度水平也在上升，从91.12%提升至91.69%，幅度不到0.6个百分点。当前这些经济体累计感染人数达到612.3万人，现存感染人数仍过半，为324.5万人，是恢复期经济体的十倍以上。相比上周，现存感染人数增加了29万人，对医疗体系的压力进一步上升，死亡人数相比上周增加了近3万。 印度：疫情拖累经济复苏，信贷评级跌落谷底 新闻事件 6月18日，全球三大信贷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印度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将该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评级定为“BBB-”，是投资级别的最低级。惠誉解释下调评级展望的原因：受疫情影响，印度经济增长前景疲软、公共债务负担沉重，以及面临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 PET解读： 说明：基于可公开获取人流、经济和疫情数据分析整理（截至2020年6月20日）；分析、比较更多国家的PET图，请访问PET互动仪表板– www.LuohanAcademy.com/PET。 印度相比其他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其累计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都排在前列。目前根据PET数据的估测，印度进入疫情经济以来，累计遭受的经济损失已相当于2019年GDP的4.2%，其百万人口死亡率（DPM）也达到7.3，两方面都大幅高于泰国、越南等东南亚控制疫情较为有效的国家。 相比该地区其他经济体，斯里兰卡的累计经济损失程度与之相仿，但百万人口死亡率仅0.5。印度尼西亚的百万人口死亡率超过印度0.9人，但经济累计损失仅2.4%。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和生命损失都超过印度的国家是菲律宾。惠誉已于2020年5月7日将菲律宾的信用评级前景从积极下调为稳定，这是过去15年以来菲律宾首次遭遇下调。但菲律宾评级仍高于印度，这是因为菲律宾公共债务负担还明显小于印度，仍有一定的财政和外部投资的缓冲。 英国：一度群体免疫，疫情、经济损失双创记录 新闻事件 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英国4月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20.4%，创史上最大月度降幅。 PET解读： 说明：基于可公开获取人流、经济和疫情数据分析整理（截至2020年6月20日）；分析、比较更多国家的PET图，请访问PET互动仪表板– www.LuohanAcademy.com/PET。 4月英国GDP下滑20.4%，这与英国4月约80%的平均经济活跃度口径基本一致。同是英语国家，英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构成一组鲜明的对比。后两者较晚些进入应对期，但疫情控制水平遥遥领先，确诊人数翻倍天数已经拉长至接近80天，其百万人口死亡率（DPM）也仅仅是英国的不到1%，相对2019年的累计经济损失分别为2.1%和3.2%，显著小于英国的4.2%。相比美国，英国尽管确诊病例增加幅度有所降低，但死亡率更高，且经济活跃度只恢复到正常时期86%左右（美国接近94%）。一度鼓吹群体免疫的英国是目前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经济受损最大的主要经济体。 巴西：确诊总数破百万的新震中 新闻事件 巴西新冠确诊人数在不断赶上西欧国家后，于5月下旬超越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6月19日，巴西的确诊人数当日新增数量创纪录地超过5万，总人数达到103.8万，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确诊人数过百万的国家。巴西和其他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疫情扩散最严重的区域，和美国一起，整个美洲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均已占到全球总人数的近一半。 PET解读： 说明：基于可公开获取人流、经济和疫情数据分析整理（截至2020年6月20日）；分析、比较更多国家的PET图，请访问PET互动仪表板– www.LuohanAcademy.com/PET。 除了属于高收入国家的乌拉圭，拉美地区的主要经济体都深陷在疫情和经济的痛苦权衡和抉择中。阿根廷初期行动较为迅速，11天内经济收缩了超过20%，但在此之后的经济重启的过程并不平坦。其确诊人数翻倍天数一度上升到20，疫情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此后随着经济活动率的提升，疫情出现明显的反复，PET曲线向上再向左折头，而不是向着更理想的右上方推进。巴西是拉丁美洲抗疫最消极的国家，总统博索纳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风格接近，把新冠肺炎与常见的感冒相提并论，反对隔离和戴口罩，在疫情远未有效控制的时候就执意重启，结果是疫情和经济的两条曲线都不能被压平，政府和社会内部的分歧不断加大。目前巴西的百万人口死亡率（DPM）高达232，且仍在较快攀升。为缓解疫情，6月中旬以来，巴西快速通过了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疫苗临床试验试点，甚至还启动了已经被多方证实无效的羟氯喹的临床实验。考虑到巴西远低于美国的经济和国家治理能力，未来其总确诊人数和死亡率均有可能超越美国，其经济也将遭受无可挽回的重创。
截至北京时间6月22日16点，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8963439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上周（6月14日-6月21日）全球新增确诊病例1040002例，首次破百万，累计确诊病例周环比增速结束了连续11周的下降。 上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周新增病例均在增加，其中发展中国家新增病例818636例，占全球新增病例比连续两周维持在80%左右；发达国家新增病例221366例，较前一周多增32348例。发达国家新增病例反弹主要与美国有关，上周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85821例，较前一周多增36072例。 图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确诊病例周环比增速（数据截至当周日） 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分类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的分类。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表2 全球累计确诊前十国家确诊病例及相关指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表3 全球累计确诊前十国家死亡病例数及相关指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截至6月21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279879例。上周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85821例，连续两周上升，周新增确诊已经恢复到5月初的水平，彼时美国部分州才刚刚开始复工。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上周美国13个州新增病例较前一周增长超过20%，随着经济活动的恢复，未来美国的防疫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德国部分地区疫情形势有所恶化。上周德国新增确诊病例3754例，是前一周的2倍多，新增病例多来自一家肉联厂发生的聚集性感染。20日德国疾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预计全国范围的新增病例数量不会增加。西欧其他主要国家疫情仍在好转，上周英国、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新增病例有所减少。6月21日西班牙国家紧急状态结束，同日已向申根区国家民众恢复开放边界；22日英国首相办公室也表示，英国首相将在本周二公布放松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俄罗斯疫情趋于缓和。上周俄罗斯新增确诊病例55612例，较前一周少增5582例，确诊病例日环比增速均值较2周前下降约0.6个百分点，已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截至6月21日，俄罗斯累计确诊病例为583879例。 巴西是目前疫情蔓延最严重的国家，上周新增病例215717例创新高，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单周新增病例数第二高，仅次于美国截至4月12日当周的水平（218944例）。邻国智利确诊病例也在快速增长，上周智利确诊病例增速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截至6月21日智利确诊病例达到242355例，排名全球第8，而且智利每100个人中已经有1.3个人确诊，在全球确诊最多的10个国家中最高。 沙特是上周中东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新增确诊30071例，较前一周多增4444例，连续3周上升。上周伊朗新增病例17525例，虽较前一周有所增加，但从日环比增速看，近两周增长基本保持稳定。 截至6月21日，印度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25282例。上周印度新增确诊病例92858例，新增病例较前一周增加24%，这可能与印度病毒检测能力的提升以及政府逐步放松出行限制有关。另一方面，南亚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疫情仍在快速蔓延，上周两国确诊病例日环比增速均值都在4%左右，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南非是目前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疫情蔓延的速度仍是最快的。上周南非新增确诊病例27264例，较前一周多增5511例。尽管如此，6月17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将在维持三级“封禁”基础上，进一步放松对部分行业的限制。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数据，上周31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5例，176例为本土病例，其中157例在北京；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0例，16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6月欧美主要国家经济进一步恢复，根据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欧美主要国家经济景气指数已经升至金融危机以来的高位，尽管从现状指数来看，经济复苏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复苏，欧盟成员国领袖将于本周五讨论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 图2 ZEW经济景气指数 来源：Wind 国际金融市场的紧张态势也有所缓解。6月中旬主要央行开始减少美元货币互换规模，可以说3月下旬开始的美元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已经趋于缓和。6月19日欧央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日本银行更一起宣布，下月起7日美元流动性提供操作（7-day maturity U.S. dollar liquidity-providing operations）的频率将减少，从目前的每日1次降至每周3次，这意味着国际美元融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图3 美联储央行货币互换总额 来源：美联储纽约银行、FT 疫情数据图表 全景 图4 确诊病例到达100例后主要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变化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5 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00例后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增长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6 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00例后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增长14日均值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7 死亡病例到达10例后各主要疫情国家死亡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8 死亡病例到达10例后各主要疫情国家死亡病例增长3日均值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9 国际确诊与新增确诊人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0 国际确诊与新增确诊人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研究院计算 图11 国际新冠确诊死亡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2 国际新冠死亡与治愈人数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欧洲 图13 申根区确诊与新增确诊人数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4 欧洲主要疫情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图15 欧洲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6 欧洲主要疫情国家确诊死亡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美洲 图17 美洲主要疫情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图18 美洲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9 美洲主要疫情国家确诊死亡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亚太 图20 亚太主要疫情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图21 亚太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22 亚太主要疫情国家确诊死亡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非洲 图23 非洲主要疫情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24 非洲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中国 图25 中国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图26 中国新增确诊及疑似病例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研究院计算 图27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症状感染者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2日半导体板块开盘大涨，截止发稿，帝科股份、瑞芯微、捷捷微电涨停，斯达半导、北方华创、全志科技涨超7%，北京君正、长电科技、华微电子等跟涨。 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二期正式开工 消息面上，6月20日，由长江存储实施的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二期（土建）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开工。据悉，该项目由紫光集团、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湖北省科投集团和湖北省集成电路基金共同投资建设。 据紫光集团兼长江存储公司董事长赵伟国介绍，该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3D NAND闪存芯片工厂，一期项目规划产能每月10万片，二期将达到20万片，总体投资240亿美元。 2016年底该项目一期正式开工建设，目前32层、64层存储芯片产品现已实现稳定量产，并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128层QLC三维闪存芯片，已在多家控制器厂商SSD等终端存储产品上通过验证。 存储芯片有望加速半导体国产化 财信证券认为，长江存储的产线处于产能爬坡过程中，尚存在较大的产能空间，在其产能扩张过程中将有力拉动国产半导体设备厂商释放业绩，从产业趋势上看，半导体产业的技术跃进已经出现了点点星火，长期看好我国半导体国产化进程。 华创证券指出，存储器是信息系统的基础核心芯片，最能代表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先进制造工艺，也是中国进口金额最大的集成电路产品。近些年内存、固态硬盘、显卡价格屡现上涨，根源在于存储芯片掌握在少数国外厂家手中。国产化将降低国内半导体产品成本，并提升上游设备公司订单。 根据日前IDC公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级存储市场调查数据，中国外部存储市场整体出货量3.4万套，同比下降18.4%，销售额48.1亿元，同比下降7.9%。 IDC表示，疫情期间中国存储市场有所下滑，但是另一方面疫情促使机构加快采用有助于优化IT基础架构资源的技术和IT交付模型，互联网医疗、数字政府、远程办公、数字教育、无人售货等显示出更强劲的需求，增加对IT基础架构的采购，预计将带来存储市场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北方华创的刻蚀设备、PVD设备、清洗设备此前已获长江存储订单，公司也获得国家集成电路基金股份投资，后者持股比例位列公司第三，占总股本比例为9.94%。公司Q1 实现营收9.38 亿元，同比增长32.49%；归母净利0.26 亿元，同比增长33.01%。
今年国家广电总局将继续安排一般公共预算2.1亿元用于扶持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少儿节目、公益广告等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 编者按：近日，财政部官网公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0年部门预算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比去年减少9.8亿元，“三公”经费预算比去年减少1489.36万元，报告中13次提及因过“紧日子”而减少相关支出。 据了解，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外交支出438.00万元，占0.11%；科学技术支出6558.23万元，占1.70%；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50437.31万元，占90.9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098.96万元，占2.88%；住房保障支出16751.00万元，占4.35%。 此外，今年国家广电总局将继续安排一般公共预算2.1亿元用于扶持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少儿节目、公益广告等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同时向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无偿提供电视剧、动画片片源，推动少数民族电视译制事业发展，丰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供给。 以下为全文：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有“缩减”有“增加”，一图看懂国家广电总局2020年预算“账本”）
>>免税消费迎密集政策红利 千亿空间待启 我国免税消费正迎来扩围提速，相关支持政策也在密集研究推进。记者从业内获悉，近期，海南免税消费政策推出升级版，同时多地推出市内免税店，相关企业也在加速布局。 >>乡村振兴这件大事，国家要立法来促进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如何通过立法来促进乡村振兴？ >>2020年保能源安全路径图敲定 2020年保能源安全路径图敲定。6月18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做好2020年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着眼应对我国能源供应体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要大力提高能源生产供应能力、积极推进能源通道建设、增强能源储备能力、加强能源需求管理等。其中，煤矿数量控制在5000处以内，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达到2.4亿千瓦左右。 >>6月以来全国发电量增速加快 记者近日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全国发电量继5月增速明显回升后，6月正以更快速度增长。6月上旬全国全口径发电量同比增长约9.1%。 >>国际油价18日上涨 由于欧佩克与伙伴国积极推动实现100%的减产执行率提振市场信心，国际油价18日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美元，收于每桶38.84美元，涨幅为2.3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0美元，收于每桶41.51美元，涨幅为1.97%。
香港货币金融体系强健，且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健全货币制度、审慎财政政策，银行体系具有充足资本、大量流动资金及低杠杆运作模式，都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香港进步的关键要素。 6月16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0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排名前四位分别是新加坡、丹麦、瑞士、荷兰，香港由去年排名第2位降至第5位，原因在于经济放缓与社会动荡。美国由去年排名第3位跌至第10位，中国由第14位跌至20位。原因在于贸易战破坏中美经济，扭转正面增长的轨道。 3月27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纽约、伦敦继续占据前两位，长期排名第3位的香港降至第6位，而东京、上海、新加坡分别由去年的第6、5和4名变成第3、4和5名。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由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声誉五个大项20个细项综合加总得分计算。最新排名前6大金融中心的得分都相对去年下降，而香港得分下降最多。如果说社会动荡对香港金融中心的负面冲击属于意料之中的话，香港在金融发展水平这一关键项上排名落后于纽约、伦敦、新加坡、苏黎世、法兰克福，恐怕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了。 每当媒体报道上海和深圳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迅速，而香港的国际排名下降时，金融业的专家学者都会出来强调香港的一个独家优势：香港法律属于的“普通法系”（也称“英美法系”、“海洋法系”）相比国内实习的“民法系”（也称“大陆法系”、“成文法系”）更加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表面来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数据支撑，例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的前6名有4个实行普通法。部分持有这种观点的专家反复强调，光靠这一区别，上海和深圳在短期内无法超越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他们却很少告诉我们“短期”到底是多短。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句话换成“长期”还成立吗？ 这样的观点在去年香港社会持续动乱时期就被人反复强调，立论基础来自于哈佛大学主导的一系列关于“法律与金融”的研究成果，我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有所耳闻。但他们或者不清楚，或者隐瞒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早就遭到同行，特别是来自法学界的深度质疑。事实不彰的后果就是绝大部分金融业从业人员和普罗大众都深信普通法的优势。我早就计划梳理清楚这段学术公案，诸事繁忙延拓至今。开篇先阐明我的核心观点： 普通法与民法的确有着多方面的区别，但他们并不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国际金融中心随着历史进程和政治博弈而此起彼伏，纽约、伦敦和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原因在于美国、英国和中国成为二战胜利国，并在全球化潮流下拥抱开放与竞争，香港尤其得益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崛起。 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竞争力排名和保持优势的核心要素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法律与金融”研究的兴起 1997年开始，哈佛大学教授Andrew Shleifer与长期合作者Robert Vishny带领两个哈佛毕业的学生Rafael La Porta和Florencio Lopez-de-Silane（他们四人以姓的首字母排名被称为“LLSV”）发表了一系列“法律与金融”的论文。他们先将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起源分析，归类成“英美普通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四大类（后三者均属于“民法系”下的分支），再利用大数据统计分析，声称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在多个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见下文）上相对民法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些听上去并不那么让人激动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在短期内如同龙卷风一样获得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有着特殊的原因： 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高度数学化，造成社会科学界交流的巨大障碍。而宏观经济学重点强调的三大要素人力、物资资本以及科技进步，无法解释国家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以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和发展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成功。由于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几百年前非常小，随后不断扩大。于是，经济学家开始把焦点放到寻找类似物理学的“第一推动力”上，也就是不同国家原始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宗教、社会组织和制度差异。LLSV探讨的法制起源与金融成为其中一个突破口； 经济与金融发展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今天我们观察到的所有经济现象都是内生而成，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类“因果关系”极其难以分析。而法制是一个少见的外生变量，绝大多数随着国家的征服和殖民而主动移植或者被动引入，其影响具有相当长的持续性，变化缓慢，因此可以把法制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清晰地分离出来； 主流的金融学同样高度数学化，但股票和债券在价格上的差别并无法仅仅用现金流、风险等因素来解释，不同证券赋予持有者不同的权利才是他们本质的区别。理论上，债券持有人拥有公司财产分配的优先权，而股票持有人享受公司“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和控制权（因为契约无法将未来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一列明）。但现实中，权利的保障来自于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以及诉讼过程的难易与成本等因素。当时，“不完全契约”理论（2016年获得诺奖）在哈佛取得重大突破后，急需实证研究来验证其结论； 德国、日本等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和美国、英国等国以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在经济发展、行业结构、危机爆发、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别。过去学界对背后具体机制的研究重视不足，法律制度差异从来没有被系统研究过。偶尔的研究也没有尝试过量化不同法制的差别，更谈不上大数据层面的跨国比较； Shleifer教授是当时（以及今日）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也是我本人最佩服的经济学家），他与Vishny合作，构建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其贡献远远大于已经获得诺奖的三位行为金融学专家。他们在政治经济学、国家和公司治理、制度和转轨经济学上面都有着首屈一指的成就，而“法律与金融”（Law and Finance）是这对黄金组合在跨学科研究上最新成果，自然是万人瞩目。法制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对金融发展，对其他人类活动同样存在巨大的影响，LLSV把研究扩展成为“法系起源理论”（Legal Origins Theory）。 此外，“法律与金融”、“法系起源理论”研究启发了一大批后起之秀重点研究跨国制度差异，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计量历史学”相继崛起，他们与旧学科的差异体现在运用博弈论和大数据，对制度和历史的经济影响进行严格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些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反过来影响政治学，历史学和法学研究。 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区别 在LLSV看来，普通法和民法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处理原则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沿袭了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传统，以支援个人或市场带动的活动为主，以“排难解纷”为目标，支持“无先诀社会条件的私人契约活动”；后者以国家意愿高于个人和市场，以“政策执行”为重点，强调“具先诀社会条件的私人契约活动”。近代法国和德国的民法体系分别由拿破仑和卑斯麦制定，但更早的起源则是罗马法。 各种法制之所以对当地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除制订的具体法规以及背后的思想和信念模式之外，还涵盖整个司法架构，处理新问题所应用的法律风格和程序，与法制有关人员的任职、培养和训练制度（例如普通法国家的司法部门更独立于行政机构，法官任职期更长，对解雇的限制更多等）。普通法与大陆法移植至世界各地之后，这一切大多被后世承袭，变动缓慢。 近10年来，国内和香港关于诸多问题存在重大分歧，相互误解很深。除了具体和表面的触发因素之外，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两地不同的法制传统。香港普通法制度下，社会、经济、政治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国内的民法制度则一概自上而下。 普通法的诠释认为凡是没有被法例所禁，以及未经证实或未经定罪，都应视为合法和无罪，民法则不然。在国内人眼中，香港社会中的生活常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香港人眼中，国内的生活显得事事皆由国家控制。双方都不完全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误解由此不断产生。 在寻求化解社会问题之道的过程中，两套法制都力求在社会秩序失衡和国家括权之间取得平衡，民法系较为关注的是前者，而普通法系更侧重处理国家扩权。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经济系教授王于渐曾经告诉我们，当普通法未能维持市场稳定，阻碍经济破坏行为之时，规管和国家控制措施在恢复秩序上相对奏效。在制订战争或反恐策略方面，任何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民法风格的策略。 从法系起源的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澳门回归过程较为顺利，因为澳门人早已适应经由葡萄牙殖民统治引入的民法传统，与国内接近。王于渐教授敏锐地指出，有朝一日，也许台湾终能认同国内的做法，因为台湾的民法传统其实与国内同属德国法系，而德国法制源于法国民法。而且，历时半个世纪的日治时期未有对台湾造成重大影响，皆因日本的法制亦源于德国法系。 为什么说普通法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具体到金融发展水平，LLSV认为，相比民法系，普通法系对公司内部控制人享有的权利有更多的限制，对外部投资人，无论是股权还是债权所有人的保护更好；这样就使得实行普通法的国家的公司控制权更加分散，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更大；分红比例和公司估值水平都更高。综合来说，就是普通法更加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 在金融市场之外，LLSV发现，民法系下政府对商业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更加严格。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里的指数编制方法就来自于LLSV与合作者的研究。许多国家从中获得启发，修改管制规定，鼓励市场准入和加强市场竞争。 有意思的是，LLSV的研究显示，普通法比民法更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一样成立。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普通法比民法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样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民主制度比独裁制度更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加上在其他几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让Shleifer成为经济学界引用率和影响力都最高的学者。 具体来说，LLSV编制的衡量不同法系下对公司董事限制程度的“反董事指数”（董事代表内部控制人，指数越高代表对外部投资人的保护越好），成为后来跨国比较发展研究的标准变量，必须引用和纳入分析。 金融发展“大逆袭”背后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博弈 首先对普通法有利于金融发展进行质疑的是精通金融发展史的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Raghuram Rajan和Luigi Zingales（以下简称RZ），他们发现LLSV的结论只是基于特定时间点（主要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如果把时间扩展到历史上不同的年份，原有的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背后道理很简单，当宋朝的开封，清朝的山西，民国的上海，以及工业革命前的阿姆斯特丹等成为所在国或者地区的金融中心时，纽约、伦敦和香港还没有半点金融中心的影子。而他们最终成为三巨头的原因，当然与美国、英国和中国是二战胜利国密切相关。 RZ通过挖掘24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历史数据，令人惊讶地发现，大部分国家在1913年的金融发展水平（储蓄占GDP比重、股票市场规模占GDP比重、上市公司数量占人口比重、股票公开发行融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要高于1980，甚至1999年，这四个指标的低点通常出现在二战结束时。 以股票市场规模占GDP比重衡量，1913年排名第一的，是古巴，而且比重是并列第二名的埃及和英国的一倍以上，排名接下来依次是比利时、法国、奥地利。除了英国，其他国家均属于民法系。当时，美国这一比重不到古巴的五分之一。 下图显示了这一指标对应的法系随时间的变化。很明显，普通法系的优势开始于二战的胜利，并持续至1980年。民法系国家的股市发展经历“大萧条”和二战的打击，并持续多年低迷之后，也从1980年开始了“大逆袭”，至少在1999年前，德国民法系国家的股市占GDP的平均比重要高于普通法系国家。<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综合考虑四个指标，会发现在整体上实行民法的欧洲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在1913年远远优于美国，而英国的得分也落后于多个欧洲大陆国家。 RZ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战后30年时间普通法系相对于民法系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并非来自于法制本身的差异，而主要来自于前者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和鼓励竞争，特别是支持贸易和资金自由流动。在随后出版的名著《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他们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历史上，民法系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公司内部控制人（即“资本家”）如何为了个人利益，反对市场开放和竞争。他们想到的办法是煽动劳工阶层，以保护就业，排外等“民粹”口号，来影响立法。 受到RZ的启发，后续研究发现，国家在立法议员选举制度上的差异更加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相比简单多数制，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保护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相对忽视外部投资者的权益。而采取比例代表制和民法系的国家有很大的重叠，事实上，只要在分析中把政治博弈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国家所属法系的差异，已经无法解释他们在金融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1980年开始，全球化升级，开放与竞争，国退民进成为潮流，打着保护旗号的民粹主义退场，这就自然而然地促进金融发展。不管实行哪一种法律制度（通常是变化缓慢），金融发展都出现了同步的“大逆袭”，香港金融市场也在这段时间快速崛起。 类似的，一些学者发现，如果把其他一些可能的“第一推动力”，例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原始自然地理环境，考虑进来，就会发现法制的差异不再具备解释力。以香港为例，靠近内地，受益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宜人，港英政府愿意把英国包容型的制度引入。在不适应殖民者生存的地方，英国只会掠夺自然资源，无意于制度建设。 对LLSV的另外一个批评来自于加州洛杉矶分校的两位经济史学家，他们指出在19世纪中期，美国和法国同时进入工业革命，更加具有可比性时，美国的法律在经济契约活动上的灵活度，应变性，自由度，商业组织选择多样性上都落后于法国。实际上，美国的法律直到20世纪后期才在这些维度赶上当年的法国。 顺便说一句，历史因素在金融中心形成上的影响，也可以解释香港和澳门居民对待内地相当程度的差异。澳门和香港分别在1966年和1967年发生暴动事件，不同的结局使得社会形成“亲中”和“反中”的情绪，并延续至今。 来自于法学界的批评 面对RZ的质疑，LLSV以金融历史数据的可靠性作为回应（例如1913年古巴和埃及的股票市场规模可能包括了债券的价值，以及在古巴和埃及上市的最大公司来自美国和英国）。但他们没想到更大，更难应付的批评来自于法学界。 法学家自然要比经济学家更了解普通法和民法各自的优缺点，以他们的学识，他们并不认同LLSV关于普通法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更多保护的观点，针锋相对地写了不少文章（说起来香港法学界热衷于强调普通法相对民法的优势，就显得不够客观）。法学家认为法律的功能是多元化的，而LLSV只是强调了其中一派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虽然“法律起源理论”研究已经进展了20多年，但其实只算开了个小头，遗留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相比于经济学家批评LLSV过度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法学家认为他们对于法律的认识过于“单薄”（thin），以及太不严肃。 一个具体例子就是，LLSV一系列论文里最重要的“反董事指数”由6项指标加权计算，但在6项指标的具体赋值和权重上，LLSV并没有咨询法律专家，而是采取了自己的判断，法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指标的定义模糊，赋值并不准确（其中一些数值来自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宣传材料），而权重也并不合理。 不过，这些法学家的论文仍然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写成，缺乏经济学家习惯的表达和数据分析，因此并没有对经济学界带来太大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依然以LLSV为尊，把他们构造的“反董事指数”在跨国比较分析中用得不亦乐乎。 哈佛法学院的Holger Spamann想到一个新的办法，他对“反董事指数”的6个指标进行清晰的定义，然后找到原始研究覆盖国家的顶级律师，来进行判断，再采取一致性的方法进行赋值和加权。他首先发现新的“反董事指数”与原始指数在相关性上只有0.53，在46个国家的样本中有33个国家的指数需要纠正。 Spamann接下来重复了LLSV和其他学者的大数据分析，采取一模一样的方法，他发现数据不支持“法律和经济学”领域三个影响力最大的观点：普通法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要强于民法；更强的投资者保护（即反董事指数越高）会带来更加分散的公司股权和更高的估值；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货币贬值更加严重。当然，部分结果在新旧“反董事指数”下保持不变，如更强的投资者保护对应更加有效率的市场，也就是资产价格波动更小，交易成本更低等等。 有趣的是，Spamann早在2005年就完成了这份研究，但却一直难以发表。LLSV看到批评意见后，在后续研究中修改了“反董事指数”的编制，包括一些项目的重新定义，并聘请一家独立律师事务所来给各国打分。修改后的指数与他们原始的指数相关性只有0.6，随后他们称之前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但Spamann指出LLSV修改后的指数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虽然一些结论可以挽救，但并非全部。Spamann的文章直到2009年才得以发表，他遗憾地指出，许多后续研究者依然在使用原始的指数，让他对这些研究的结论持有怀疑态度。 现有研究对香港的启发 就我目前的知识，很难相信普通法更加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这样的结论。Spamann指出跨国研究使用量化指标存在诸多的困难与不严谨，为了结论修改指标编制，其实在经济学界内部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即使LLSV声称结论可以挽救，也依然只是针对一个特定时间段的数据。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现实世界，所属法系都不是促进或阻碍金融中心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我更加相信金融市场的发展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政治博弈和历史进程在决定国际金融中心上的影响力更大。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用大白话来描述Spamann的结论，就是即使纽约、伦敦、香港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益于普通法，那么遗憾的是，其他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并不比实行民法的国家有明显的优势。在英国Z/Yen集团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上海和北京的排名在27年里不断上升，也可以看到排名前20名的金融中心，所属普通法系和民法系几乎各占一半。 毫无疑问，上海，北京和深圳在短期内都无法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可以高枕无忧。借助历史形成的地位，香港可以凭借所属普通法系的共性，与纽约 伦敦相互促进以维持甚至扩大优势，但也可能重蹈法国高举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旗号排斥外部竞争，阻碍贸易与资本流动，最终导致优势地位丧失的覆辙。社会动乱导致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世界竞争力排名上的下降，值得警惕。 不过，香港货币金融体系强健，且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健全货币制度、审慎财政政策，银行体系具有充足资本、大量流动资金及低杠杆运作模式，都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香港进步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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