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当新型冠状病毒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时，它并未留意到国界或特朗普口中那道“又大又美丽”的边界墙，也不会去关注随之产生的经济影响。这场疫病大流行从一开始就显然是个全球性问题，因此也需要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来应对。 在世界先进经济体中，同情心应该足以成为支持一个多边应对方案的推动因素，但是全球行动同时也有自利方面的考虑，因为只要疫情仍在各地肆虐，它就将对世界各地构成一个——同时在流行病和经济意义上的——威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国家遭受的疫情破坏要与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毕竟低收入国家的人们往往居住环境比较密集，也有较高比例的人口先前存在各类健康问题，致使其更容易感染疫病，同时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也比（运行不畅的）发达经济体更缺乏控制疫情的准备措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3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让我们得以一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未来境遇。其中一些最成功的经济体依靠出口来实现增长，而这类增长也会随着全球经济萎缩而崩溃。不出意外，全球投资流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都在暴跌，说明自然资源出口国未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而这些事态发展早就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券的收益利差上了。对于那些要借新债去偿还本年度到期债务的政府来说，想在今年以合理条件贷款可决非易事。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本次疫情方面的选项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艰难。当人们在缺乏适当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勉强度日时，失去收入可能意味着挨饿。这些国家也无法仿效美国的应对措施，该国（到目前为止）推出了总额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使财政赤字相对GDP的比率增加了约10%（加诸于疫情前5%的赤字之上）。 在3月26日举行的虚拟紧急峰会之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公报，承诺“竭尽所能，使用现有一切政策工具，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恢复全球增长，维持市场稳定并增强经济韧性”为此至少可以针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可怕状况做两件事。 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这是该机构在成立之初就被授权创造的一种“全球货币”，也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倡导的国际货币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念是鉴于所有国家显然都希望在危机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经济，因此国际社会应该设立一种无需影响国家预算就可以帮助那些最急需救援国家的工具。 一次标准的特别提款权发行（同时将其中约40%的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就能带来巨大的变化。但如果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将其特别提款权捐赠或（以优惠条件）出借给致力于帮助较贫穷国家的信托基金，那就更好了。有人可能会预期提供这种援助的国家会附加一些条件，尤其是不得将其用于救助债权人。 而债权国也有必要通过暂停让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偿还债务来提供帮助。而此举的重要性可以参考美国经济。上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宣布不会在60天内对有联邦担保抵押的房屋进行断供止赎。该政策从本质上讲就是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而对整个美国经济实施更大范围“暂停偿还”政策的一部分。既然劳动者们都待在家里，餐馆停业，航空公司几乎全面停航，那么为何还要让债权人继续积累收益，特别是在他们收取的利率本来就能和提供足够风险缓冲的情况下？除非债权人能实施这种暂停偿还措施，否则许多债务人将因无法还债而暴露于危机之下。 这类暂停措施在国际上也和国内一样重要。在当前条件下许多国家根本无法偿还其债务，如果缺乏全球暂停措施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滚雪球式违约。对此许多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将更多收入分配给国外债权人进而让更多本国民众丧命。但后者显然是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接受的，因此国际社会的真正选择就是在有序或无序暂停之间二选其一，而后一种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严重社会动荡以及对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 当然，如果我们能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那就更好了。国际社会曾试图在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当时联合国大会在压倒性的支持下通过了一套共同原则，但不幸的是该框架缺乏主要债权国的必要支持。虽然要建立这样一套可以用于当前危机的系统可能为时已晚，但未来总会有新的危机降临，这意味着在疫情后的反思总结中主权债务重组应该被列为优先事项。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写过一句不朽的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已经充分展现的那样，没有任何国家是一座孤岛。为此国际社会不能再做那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是时候正视现实了。
6月9日，以岭药业发布公告，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由公司提交的“益智安神片”新药注册申请已获正式受理。 智安神片是以岭药业根据中华通络养生八字经理论指导失眠症病机治法研制的中药新药。功能主治为：益肾健脑、养心安神。用于失眠症。 公告显示，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上述药品在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申请受理后将转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接受技术审评、现场核查、抽样检验等一系列环节，完成时间、审批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上述产品获得注册受理对以岭药业近期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6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海南自由贸易港与香港的定位不同，重点发展产业也不同，应该说互补大于竞争，不会给香港造成冲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8日综合报道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关志鸥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任命陆国强为国家档案局局长。 免去陈肇雄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职务；免去库热西？买合苏提的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自然资源副总督察职务；丁仲礼不再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免去张建龙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职务；免去张恩玺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职务；免去李明华的国家档案局局长职务。 关志鸥简历 关志鸥，男，满族，1969年12月生，辽宁沈阳人，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中科院在职博士。 1988.09―1992.09 沈阳师范学院生物系生物教育专业学生 1992.09―1995.07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生态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5.07―1997.05 辽宁省沈阳市计委农经处干部、副主任科员 1997.05―1997.08 辽宁省沈阳市花卉研究所副所长 1997.08―2000.03 辽宁省沈阳市计委农经处副处长 2000.03―2002.04 辽宁省沈阳市计委农经处处长（1998.09-2001.07，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生态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2.04―2005.08 辽宁省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2005.08―2006.07 辽宁省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06.07―2007.10 辽宁省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7.10―2007.12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2007.12―2008.07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委副书记、县长 2008.07―2010.10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委书记 2010.10―2013.01 辽宁省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局长、党组书记（其间：2011.04-2011.06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3.01―2015.07 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 2015.07―2016.01 辽宁省农委主任、党组书记兼省粮食局局长 2016.01―2016.12 辽宁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 2016.12―2017.01 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候选人 2017.01―2018.03 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其间：2017.03-2017.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8.03―2018.04 山东省委常委 2018.04―2020.05 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党委书记（2019.02） 2020.0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Chang-Tai Hsieh（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如果不实行全面债务偿还暂停，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将导致一波不可控制的主权债务违约，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控制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全球努力将会失败，而当今的经济崩溃也可能变成永久性的经济衰退。 随着企业关闭和工人失去收入，富国和穷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如此严重的衰退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长期损害，因关键的经济联系在消失。除非采取紧急措施，否则许多公司将永久关闭。为此，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2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丹麦和加拿大政府将为其本国的中小企业补贴75% 的工人工资。与此同时，中国扩大了信贷规模，取消了工资税，并刚刚宣布了一项约1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但是，COVID-19对印度和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构成了更大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经济代价会比美国和欧洲的还要高，现金储备少的脆弱中小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更大。这些国家还拥有更加可危的保健系统。支持弱势工人和企业以及治疗COVID-19患者所需的资金可能高达这些国家GDP的10%。 这些钱从哪里来？一些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可以以很少的额外费用借入更多资金。但是其中一些资金来自寻求资金安全的外籍投资者，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私人投资者清算其在外国的投资。换句话说，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所需的金融的一部分会来自于墨西哥等国家。 此外，与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不同的是，当今每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在同时间借款。因此，即使墨西哥能够发行债券，它也将与处于相同情况的许多其他国家竞争。总而言之，一个不幸的事实是，我们只能互相借款，不能向火星借款。 如没有外来干预，金融市场将选择赢家和输家。赢家将是那些有能力发行安全债券的国家。他们将能够以最低利率借入巨额资金。输家将是世界上的类似墨西哥的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将受到双重打击：它们不仅将无法筹集资金来应对这场危机，而且其现有的资本也将流失，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了。难怪已有90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财政援助。 当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资金来维持其公民的健康和经济的继续的时候，如有一连串纷乱的主权违约，将导致巨大的人力和经济代价，并大大减少人类控制当今大流行病的可能性。毕竟，要在任何地方控制病毒，就必须要在所有地方控制病毒。 为了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据 IMF估计，新兴经济体的资金需求总计为2.5万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似乎过低。无论如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目前都太有限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1万亿美元 – 这些资源应得到很大的扩充。必须积极努力增加IMF的火力。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协调广泛的债务暂停，以阻止否则即将来临的主权债务违约浪潮。债务暂停将暂停所有请求冻结债务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本应向私人和公共债权人的还款，此措施将维持到健康危机的结束。 据我们的估计，一年的债务偿还暂停可以释放约1万亿美元，或中低收入国家总收入的3.3%。 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一个有限债务偿还暂停提议 – 贫穷国家向公共债权人的借款 –可释放的数目估计（140亿美元）。这将给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在解决当前危机上提供大量帮助。 有人担心债务暂停会同时在这些国家带来私人贷款的暂停，但其实这种资本流动已经停止或逆转了。尽管暂停可能使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国际资本市场之外，因此次危机而导致的坏名声应当会较少，因为暂停是由全球大流行病而不是由财政挥霍所造成的。 IMF的认可也应有所帮助。 私人债权人，一旦了解债务暂停的替代方案是一系列不可控制的违约行为，将更有可能同意暂停，因替代方案更对其不利。如果大流行后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债务暂停可保留避免正式的债务重组。 现在，这些主权债务的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当地法律发行的，而这些法律是可以修改的。根据外国法律发行并且没有集体诉讼条款的债务则更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暂时更改美国和英国的主权豁免法律，以允许法官结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由于大流行而无法偿还债务的国家的诉讼。这样的解决方案也符合富国的社会和经济利益。 在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期间，债权人在近十年的过后才根据所谓的布雷迪（Brady） 计划开始进行认真讨论。这是一个丧失的十年。我们一定要努力让当今的危机有不一样的结局·。我们需要立即协调广泛的债务偿还暂停，以避免这个世界上与墨西哥相似的国家再度丧失十或二十年。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中新网上海6月1日电(记者 殷立勤)近日，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场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介绍，根据5月11日上海市商务委下发的《关于统筹做好举办会展活动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7月1日，国家会展中心将迎来2020年首场展会—CME中国机床展，预计展览面积将达到近9万平方米。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唐贵发表示，中国展览业在全球率先重启，国家会展中心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复展；也将通过复展，为今年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正在接洽的展会有45场左右，原定今年3月举办的上海国际广告技术展览会、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4月份的第8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5月份的2020中国国际电梯展览会、上海大虹桥美博会，6月份的中国国际磨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等延期展会均已确定了下半年档期。上海国际酒店与餐饮博览会等6个展览会因在其他展馆已无档期等各种原因，也已经决定今年搬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并已确定档期。 “7、8月份原本是展览业的传统淡季，而今年将成为国家会展中心最忙碌的时候。”唐贵发说。另外，今年下半年，国家会展中心将继续承接一批万人大会，为上海国际会展之都的建设打造一个涵盖长三角区域大会、医疗领域大会、大型商业会议、重要政务类大会的会议目的地。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国家会展中心正在加紧编制《展会防疫防控保障方案》，并结合已排期展会的特点，做到“一展一策”。目前，国家会展中心已广泛动员全体职工自愿完成了核酸检测。(完)
跨越百年的留学史，早已成为时代的注脚之一。中国留学潮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中最出名的是向美国派遣一百多名幼童。第二波留学浪潮始于20世纪早期，期间诞生的“庚款留学”先后培养出茅以升、钱学森、杨振宁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为我国近代科学等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轮留学热潮也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1985年国家开始允许个人自费出国留学；1992年国家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十二字留学方针；2001年加入WTO等，都让留学队伍人数迅速攀升，留学生增长率也在这四个年份达到四次峰值。 这些事件背后，不仅是一条条增长曲线，更勾勒出我国面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国际化趋势。 千禧年后，除了政策驱动，居民财富的增长使得留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留学梦照进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 而伴随国内科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后浪”留学生收获到更优越的创业环境。教育部先后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地方政府亦纷纷给予创业指导、资金支持，这些环境因素都吸引着留学生们回国就业，实践理想。 “大师辈出”虽再难觅，但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1999年，“60后”李彦宏启程回国创立百度，成为我国互联网领军人物之一。2004年初，“70后”王兴中断了在美国的博士学业，回国创业，几次受挫后终创立美团，如今身价已逾百亿美元。2012年，“80后”刘自鸿放弃美国高薪工作，创办柔宇科技，公司迅速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企业之一。 而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内独角兽企业中，至少有超过1/4的创始人拥有留学背景。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优秀留学生成为我国新经济创新的排头兵。 2019年，我国留学生人数超过70万，再创新高。但不能忽视的是，其增速（尤其是留美）已明显放缓。2018年，美国出台了多项限制留学生的政策，使得中美教育合作出现寒流。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本就进入下滑期的留学行业雪上加霜。 眼下的留学生们，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挫折，一些学生回国之路遇阻，一些学生无法返校继续学业，一些学生因为企业留学生招聘取消面临就业困难，等等。虽然国家在学业、就业方面对他们给予了多项帮助，但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嘲讽的声音，甚至将留学生污名化，不欢迎他们回国，这无异于“伤口撒盐”。 对于个人来说，未来作出是否留学的决定可能会变得艰难、纠结。但对国家来说，留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选择，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化竞争的人才，新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多元化背景与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人才战略是国家战略，而鼓励留学仍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长久之计。基于此，相关留学政策的支持仍然重要，社会各界也应对留学生给予更多理解与关爱。 中国的未来，需要留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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