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A股18家上市公司退市创历史新高后，今年退市公司数量不减，截至5月25日，已有22家上市公司退市或确定触发退市条件，退市常态化势不可挡。 分析人士指出，一个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需要有进有出、优胜劣汰。退市多元化、常态化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关键，是遏制炒壳之风，倡导价值投资，实现优胜劣汰，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键。 “新陈代谢”常态化 22家上市公司退市，再创历史新高。这其中，既有财务类、交易类等强制退，也有“出清式”置换等重组退，多元化退出渠道不断拓宽。 从具体情况看，*ST保千、乐视网、金亚科技、*ST龙力4家公司因财务指标被终止上市；ST锐电等7家公司因连续20日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另有11家公司通过重组渠道退市。 “此前，上市难、退市难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两大顽疾，但经过各方努力，去年18家公司退市整体反映平稳，今年以来又有22家公司退市或确定触发退市条件，说明退市常态化已经深入人心。”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资本市场“新陈代谢”常态化得益于顶层设计的不断落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0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强调，证监会将进一步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多元退市机制，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流程，对触及强制退市标准的坚决予以退市。 “退市是促进优胜劣汰的工具，退市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退市则是万万不能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之源，只有及时让那些失去投资价值的公司及时退出，才能提振广大投资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市场化退市卓有成效 与往年情形相比，近期退市呈现出的最大亮点是，市场化退市进程有进一步加速趋势。 今年以来，ST锐电等7家公司因连续20日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或已确定触发退市条件。对标成熟市场，市场化退市方式也是主流。据统计，纽交所、纳斯达克等成熟资本市场中，市场化退市方式占比约九成，过去两年，强制退市每年仅10家左右。当然，我国资本市场主动退市的公司较成熟市场仍然较少。 市场化退市卓有成效，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现。首先，纵观触及面值退市窘境的7家公司，大多涉及资金链断裂、财务造假、违规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经营不善，或高送转“自焚”等等。其次，注册制背景下，资本市场生态和运行逻辑发生改变，“壳”资源价值大幅下降。价值投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则是催化剂。此外，离不开制度设计安排。 潘向东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30年，退市制度也顺应市场的发展，其中最大亮点即为借鉴成熟市场，设置了包括股权分布、股本总额、股票累计成交量、股票收盘价、股东人数等在内的五套可计量市场化退市指标，以面值退市为例，上市公司股票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则触及终止上市。 近期有声音指出，应制订相关政策，把缩股或合并股份作为市值管理工具。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荣盛发展首席经济学家尹中立分析，纵观近两年面值退市的公司，可以发现，任性“高送转”导致股价“崩盘”是普遍现象。香港市场中有一类著名的“老千股”，反复玩高送转和缩股游戏，本质上是“割韭菜”行为，将高送转和缩股作为市值管理工具是不可取的，与专注主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目标背道而驰。 进一步完善退市生态 分析人士建议，配合新证券法施行，应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在全面推行注册制背景下，趁热打铁进一步完善退市生态，畅通市场“出口”，真正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作用。 一方面，在以注册制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壳”资源价值大幅下降，市场出清加速，应保持执行退市制度的定力。 “在严格执行退市机制的同时，也要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降低市场运行风险、维护市场稳定。”潘向东建议。 另一方面，市场化退市需要多方面的制度保障，例如集体诉讼制度、加强中介机构责任、提高责任人违法违规成本等，只有多方同时发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化退市的作用。近期部分A股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被移送公安机关，不禁让投资者回想起美国市场上最恶劣、也是对市场信心冲击最大的安然造假事件。值得关注的是，安然并非强制退市，而是被认定违法后引发集体诉讼，被判决巨额赔偿导致资不抵债最终破产，进而退市。 “安然是国际资本市场严刑峻法的典型个案。”刘俊海表示，是多种制度综合发力的典型，最终会计师事务所倒闭，券商等中介机构面临高额赔偿，公司被集体诉讼至破产退市，责任人被严厉追责。 “在集体诉讼制度实施之前，监管制度实际上是警察抓小偷的监管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实施后，利益当事人也将参与其中，能够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尹中立表示。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建军提出修改刑法第160条的议案，建议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纳入“金融诈骗罪”范畴，全面提高刑期和罚金额度，拓宽该罪规制范围，明确“关键少数”刑事责任。
继去年A股18家上市公司退市创历史新高后，今年以来退市公司数量不减，已有22家上市公司退市或确定触发退市条件。退市常态化势不可挡。 分析人士指出，一个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需要有进有出、优胜劣汰。退市多元化、常态化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关键，是遏制炒壳之风，倡导价值投资，实现优胜劣汰，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键。 “新陈代谢”常态化 今年以来，已有22家上市公司退市或确定触发退市条件。其中，既有财务类、交易类等“强制退”，也有“出清式”置换等“重组退”，多元化退出渠道不断拓宽。 从具体情况看，*ST保千、乐视网、金亚科技、*ST龙力4家公司因财务指标退市；ST锐电等7家公司因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而退市或确定触发退市条件；11家公司通过重组渠道退市。 “此前，上市难、退市难是我国资本市场两大顽疾。但是，经过各方努力，去年市场对18家公司退市整体反应平稳，今年以来已有22家公司退市或确定触发退市条件。这说明，退市常态化已深入人心。”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资本市场“新陈代谢”常态化得益于顶层设计不断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在2020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强调，证监会将进一步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多元退市机制，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流程，对触及强制退市标准的坚决予以退市。 “退市是促进优胜劣汰的工具，退市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退市则是万万不能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只有及时让那些失去投资价值的公司及时退出，才能增加广大投资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市场化退市卓有成效 与往年的情况相比，市场化退市进程有进一步加速趋势。今年以来，7家公司因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而退市或已确定触发退市条件。在成熟市场，市场化退市方式也是主流。据统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等成熟资本市场中，以市场化方式退市的公司占比约九成，过去两年，被强制退市的公司每年仅10家左右。当然，我国资本市场主动退市的公司同成熟市场相比仍较少。 市场化退市卓有成效，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现。纵观陷入面值退市窘境的7家公司，大多涉及资金链断裂、财务造假、违规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经营不善等问题。在注册制背景下，资本市场生态和运行逻辑发生改变，“壳”资源价值大幅下降。价值投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则是催化剂。 潘向东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30年，退市制度也顺应市场发展，其中最大亮点即为借鉴成熟市场，设置了包括股权分布、股本总额、股票累计成交量、股票收盘价、股东人数等在内的五套可计量市场化退市指标。以面值退市为例，上市公司股票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则触及终止上市。 备受关注的是，近期有声音指出，应制订相关政策，把缩股或合并股份作为市值管理工具。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荣盛发展首席经济学家尹中立分析，从近两年触发面值退市的公司可以发现，任性“高送转”导致股价“崩盘”是普遍现象。中国香港市场中有一类著名的“老千股”，经常反复玩“高送转”和缩股游戏，本质上是“割韭菜”行为，将“高送转”和缩股作为市值管理工具是不可取的，与专注主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目标背道而驰。 进一步完善退市生态 分析人士建议，配合新证券法施行，应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在全面推行注册制背景下，趁热打铁进一步完善退市生态，畅通市场“出口”，真正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作用。 一方面，在以注册制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壳”资源价值大幅下降，市场出清加速，应保持执行退市制度的定力。“在严格执行退市机制的同时，也要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降低市场运行风险、维护市场稳定。”潘向东建议。 另一方面，市场化退市需多方面制度保障，例如集体诉讼制度、加强中介机构责任、提高责任人违法违规成本等，只有多方同时发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化退市作用。近期，部分A股上市公司人士涉嫌财务造假被移送公安机关，不禁让投资者回想起发生在美国市场的安然事件。安然并非强制退市，而是在被认定为违法后引发集体诉讼，被判决巨额赔偿导致资不抵债最终破产，进而退市。 “安然事件是国际资本市场严刑峻法的案例。”刘俊海表示，这是多种制度综合发力的典型。最终，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倒闭，券商等中介机构面临高额赔偿，公司被集体诉讼至破产退市，责任人被严厉追责。 “在集体诉讼制度实施之前，监管制度实际上是‘警察抓小偷’的监管模式。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实施后，利益当事人也将参与其中，能够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尹中立表示。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建军提出修改刑法第160条的议案，建议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纳入“金融诈骗罪”范畴，全面提高刑期和罚金额度，拓宽该罪规制范围，明确“关键少数”刑事责任。
5月21日下午，宁夏悦海宾馆会议中心会议室，由宁夏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宁夏证监局、宁夏发改委举办的一场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基金）专题讲座正在进行。与会专家、企业负责人纷纷感叹：REITS基金业务的袭来，势必将改变宁夏的资本市场格局，也会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资本市场作为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活络’经济‘血脉’的过程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而证券行业是实体经济通向资本市场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宁夏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吴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开展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开展专题培训，目的就是引导证券机构助推盘活宁夏存量资产，促进回收资金用于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形成投资良性循环，从而提升地方资本运营水平，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宁夏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今年4月份，证监会、发改委联合发文，共同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工作。此次试点工作的推出正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基础设施领域为切入点，打通连接资本市场与大类不动产市场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意义重大。 宁夏证监局副局长石恩源在培训班上表示，当前，宁夏经济正面临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作为连接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桥梁，各证券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意识，积极支持宁夏企业发展。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主动加强与自治区各相关部门的沟通交流，搭建合作平台，聚焦重点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优质项目，结合宁夏实际创新产品，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 “各证券机构要发挥好窗口作用，拓宽思路，充分借助公司总部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试点项目在宁夏落地，为各企业量身打造金融产品。”石恩源强调。 宁夏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张保成表示，基础设施REITS是国际通行的配置资产，具有流动性较高、收益相对稳定、安全性较强等特点，能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填补当前金融空白，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现阶段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嘴山高新技术开发区均纳入试点，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筛选项目，推动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回收资金用于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形成投资良性循环。” 张保成进一步补充道。 谈起开展基础设施REITs业务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国泰君安(行情601211,诊股)证券金融部业务董事汪中说：“对于持有基础设施项目的企业而言，通过发行基础设施REITs盘活存量资产，无论是对于企业中长期运营模式的调整、还是短期财务指标的改善，都有着重要意义。”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贸易发展局四级调研员李红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推出基础设施REITs试点，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直很重视利用不动产进行融资，很高兴在基础设施REITs试点刚刚推出之时，就能参加这么专业的培训，收获很多，希望能参加更多类似的培训，更多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促进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进步。 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业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张凯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参加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专题讲座，不仅接收了信息，还获得了新的融资发展的方式方法。希望相关专业机构在给提供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指导服务，能尽快开展基础设施REITs业务。因为，只有尝试才能成功，我们需要把握住发展的机遇。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登新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出现了优化上证综指编制意见，这对民间扰攘经年的“沪指失真”呼声，是一次很好的反映。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对这种意见做出实质性反应，笔者希望通过此文，打消监管部门可能存在的一个疑虑。 （一）打消顾虑尽快实现指数优化 有鉴于沪指多年徘徊在3000点上下的走势，此时如监管部门对沪指编制进行调整，可能马上就会面对“换掉温度计”“手动调指数”之类的舆论质疑。在当下的社情民意舆论场中，这恐怕是监管部门投鼠忌器的一个重要考量。 其实，关于优化上证综指编制的理由，两会代表委员的表述已极为到位，无需过多重复。只是在当下复杂的言论场中，这些理性意见很容易被轻易解构，从而为改革工作制造种种障碍。 面对可能出现的疑问，我们只需要开眼看看世界，就会清楚：横向比，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实在太过平常；纵向比，历史上全球主要指数的发展脉络也非常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证综指进行优化，根本无需顾忌那些可能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议论。 （二）横向：全球指数调整优化是“日常” 近年来，多数国际代表性指数均立足所在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实际，对指数编制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以保障指数功能作用的发挥，如标普500、恒生指数、TOPIX指数等。这些指数规则的变更一般依据审慎原则，经充分调研评估，考虑市场影响后分步实施。 举例来说，2005年标普宣布对其美国市场指数（含标普500指数）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2017年将新股计入的时间要求由上市满6-12个月改为12个月；香港恒生指数于2006年起逐步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日本东证TOPIX指数于2005年起分3个阶段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欧洲STOXX 50指数于2013年变更了新股快速计入规则。 从国际综合指数编制的经验看，既有采用总股本加权的如纳斯达克综指等，也有采用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的如恒生综合指数等，加权方式的选择与指数功能定位存在关联。 （三）纵向：符合全球指数优化方向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日经225指数为代表，全球主要股票指数中，确有一些经典指数编制方法相对较为稳定，但历史地看，这些经典指数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需调整优化。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例，为适应美国市场结构的变迁，编制方曾持续对指数编制方法中的选样规则（行业限制）持续调整，以保证指数的代表性。1896年至20世纪上半叶，指数样本股行业主要为炼油、钢铁、煤矿、橡胶等化工行业；20世纪70年代开始，消费类和服务类行业公司逐渐兴起，可口可乐、强生、摩根大通等企业陆续进入指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公司陆续进入指数，逐渐占据更多权重。目前指数样本中，只剩下7家是工业制造行业的企业，剩余的23家为服务、技术、零售和创新领域的企业。 此外，日经225指数也分别于1991年和2000年分别对样本调整规则及行业匹配规则进行过调整，以保障指数对日本市场变化的客观表征。在审慎评估指数对市场的表征情况、顺应市场呼声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情况下，以稳中求进的方式稳妥推进指数优化工作，符合国际惯例。 （四）指数的生命力在于用户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上证综指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能否用其他指数来代替，用来表征沪市。对此，笔者的意见是，能否“代替”取决于用户，这并非是一个可以通过主观“用力”来改变的情况。 代表性指数是历史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历史悠久是代表性地位的重要基础。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正式公布至今已有121年历史，尽管市场长期以来对其编制方法颇有微词，但媒体和投资者早已习惯以其作为美国股市的表征。此外，代表性指数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排他性，单一市场的代表性指数往往只有一个。如英国、法国、德国、韩国、香港等国家（地区）股票市场均只有一个代表性指数。上证综指是境内股票市场的第1只指数，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30年来投资者的自然选择，主要来自其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数据。同时，上证综指定位于表征沪市整体的运行状况，不是定位于投资功能。 因此，考虑到上证综指的重要影响力及投资者使用习惯，考虑到历史与市场自然选择的客观结果，不改变上证综指的功能定位，而对其进行优化调整，是尊重历史、尊重用户、尊重市场的选择。 总而言之，在尊重历史和市场习惯的基础上，既然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上证综指存在优化调整的空间，就应迅速响应社会各界的呼声，尽快对上证综指实施优化。而对其间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声音，监管部门实在无需过度担心。国际经验充分说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非常正常，历史上全球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脉络也非常清晰。 (本文作者介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登新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出现了优化上证综指编制意见，这对民间扰攘经年的“沪指失真”呼声，是一次很好的反映。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对这种意见做出实质性反应，笔者希望通过此文，打消监管部门可能存在的一个疑虑。 （一）打消顾虑尽快实现指数优化 有鉴于沪指多年徘徊在3000点上下的走势，此时如监管部门对沪指编制进行调整，可能马上就会面对“换掉温度计”“手动调指数”之类的舆论质疑。在当下的社情民意舆论场中，这恐怕是监管部门投鼠忌器的一个重要考量。 其实，关于优化上证综指编制的理由，两会代表委员的表述已极为到位，无需过多重复。只是在当下复杂的言论场中，这些理性意见很容易被轻易解构，从而为改革工作制造种种障碍。 面对可能出现的疑问，我们只需要开眼看看世界，就会清楚：横向比，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实在太过平常；纵向比，历史上全球主要指数的发展脉络也非常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证综指进行优化，根本无需顾忌那些可能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议论。 （二）横向：全球指数调整优化是“日常” 近年来，多数国际代表性指数均立足所在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实际，对指数编制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以保障指数功能作用的发挥，如标普500、恒生指数、TOPIX指数等。这些指数规则的变更一般依据审慎原则，经充分调研评估，考虑市场影响后分步实施。 举例来说，2005年标普宣布对其美国市场指数（含标普500指数）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2017年将新股计入的时间要求由上市满6-12个月改为12个月；香港恒生指数于2006年起逐步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日本东证TOPIX指数于2005年起分3个阶段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欧洲STOXX 50指数于2013年变更了新股快速计入规则。 从国际综合指数编制的经验看，既有采用总股本加权的如纳斯达克综指等，也有采用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的如恒生综合指数等，加权方式的选择与指数功能定位存在关联。 （三）纵向：符合全球指数优化方向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日经225指数为代表，全球主要股票指数中，确有一些经典指数编制方法相对较为稳定，但历史地看，这些经典指数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需调整优化。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例，为适应美国市场结构的变迁，编制方曾持续对指数编制方法中的选样规则（行业限制）持续调整，以保证指数的代表性。1896年至20世纪上半叶，指数样本股行业主要为炼油、钢铁、煤矿、橡胶等化工行业；20世纪70年代开始，消费类和服务类行业公司逐渐兴起，可口可乐、强生、摩根大通等企业陆续进入指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公司陆续进入指数，逐渐占据更多权重。目前指数样本中，只剩下7家是工业制造行业的企业，剩余的23家为服务、技术、零售和创新领域的企业。 此外，日经225指数也分别于1991年和2000年分别对样本调整规则及行业匹配规则进行过调整，以保障指数对日本市场变化的客观表征。在审慎评估指数对市场的表征情况、顺应市场呼声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情况下，以稳中求进的方式稳妥推进指数优化工作，符合国际惯例。 （四）指数的生命力在于用户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上证综指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能否用其他指数来代替，用来表征沪市。对此，笔者的意见是，能否“代替”取决于用户，这并非是一个可以通过主观“用力”来改变的情况。 代表性指数是历史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历史悠久是代表性地位的重要基础。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正式公布至今已有121年历史，尽管市场长期以来对其编制方法颇有微词，但媒体和投资者早已习惯以其作为美国股市的表征。此外，代表性指数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排他性，单一市场的代表性指数往往只有一个。如英国、法国、德国、韩国、香港等国家（地区）股票市场均只有一个代表性指数。上证综指是境内股票市场的第1只指数，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30年来投资者的自然选择，主要来自其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数据。同时，上证综指定位于表征沪市整体的运行状况，不是定位于投资功能。 因此，考虑到上证综指的重要影响力及投资者使用习惯，考虑到历史与市场自然选择的客观结果，不改变上证综指的功能定位，而对其进行优化调整，是尊重历史、尊重用户、尊重市场的选择。 总而言之，在尊重历史和市场习惯的基础上，既然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上证综指存在优化调整的空间，就应迅速响应社会各界的呼声，尽快对上证综指实施优化。而对其间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声音，监管部门实在无需过度担心。国际经验充分说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非常正常，历史上全球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脉络也非常清晰。
文/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尚福林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近日接受证券时报书面专访时谈到了我国资管行业转型的成绩与挑战。尚福林建议，资管行业转型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守好风险底线，严格坚守合规底线，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既要保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资本市场改革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我国资本市场30年来的改革发展成就巨大。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仍是发展中的市场，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挑战仍然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还需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在融资端，一是市场建设上，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打通金融资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壮大创新资本总量，激发风险资本活性，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在长期投资和高新技术、关键领域创新活动中的优势。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形成各板块错位发展、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适度竞争格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提高优化资源配置能力和形成创新资本效率中的枢纽作用。二是主体建设上，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市场上的增量财富来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信息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要通过不断健全基础性制度，通过市场和行政力量，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在投资端，一是满足不断扩容升级的投资需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增长。需要适应金融市场变化，针对不同需求的投资者群体，提供适当的投资产品，增加有效社会投资。二是培育合格投资者。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随着注册制改革，市场包容性增加的同时，对投资者的专业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培育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为资本市场引入合格投资者和中长期资金。三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把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摆在突出位置，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市场纪律和市场秩序。 资管转型要注意三方面问题 资管行业是金融业的重要领域，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印发后，系统性制度框架已基本搭建。一方面，从前期成效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监管部门加大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领域乱象整治力度，资管行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资管行业转型有序推进，行业健康度不断提升。以监管套利、隐匿风险为特征的同业通道业务规模大幅下降，借道各类资管计划意图让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的违规问题得到重点整治。通过压缩资金空转和通道业务，累计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资产高速虚假扩张顽疾得到纠正。以往试图规避宏观调控、着眼监管套利、拉长融资链条、抬高融资成本甚至自我循环的扭曲发展方式已基本丧失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发展转型进入深水期，任务挑战异常艰巨。新冠肺炎疫情更为资管行业转型增加了不确定性。资产端收益率下行、配置难度加大，非标资产的处置与承接各方都很关注。加强投资者教育，打破“隐性刚兑”，优化资金期限结构任务还很艰巨。 资管行业的参与主体因背景不同，发展进程不一，产品各有特点，在转型中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也有一些共性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资管业务同样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为定位和根本目标。在业务发展战略的方向选择上，主动将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等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把资金流引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满足提高经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基础金融服务公平的要求。 第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由我国国情特点决定的。资管行业转型也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充分发挥各自在管理机制、经营理念、激励约束机制、投资运作和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专业特点和比较优势。提升投研能力，提高风控水平，丰富产品体系，更好实现所托管资产的保值增值，寻求在更高水平上提高储蓄转化投资的效能。为不同群体提供风险偏好、价格合理、方便快捷、成本可担的适当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是守住底线。在完善制度和推动落实过程中，重点是把住三条底线：一是坚决守好风险底线。这是金融服务可持续的基本前提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随着金融产品结构日趋复杂，资管行业更要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防范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域传染。二是严格坚守合规底线。依法合规展业是资管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三是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资产管理是受人委托，在产品销售、投资标的选择、风险承担、收益分配等方面，应当遵循委托代理的基本规律，充分揭示风险，防止因销售误导等行为引发纠纷。 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既要保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关于当前金融风险状况和形势，我想谈三个观点。 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应对风险挑战留出了回旋余地。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决策部署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点整治市场乱象，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金融风险趋向收敛。一批问题机构得到有效处置，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压降，网络借贷风险大幅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同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实，也为防控金融风险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疫情对金融业造成的风险冲击总体仍处在预期区间。这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疫情对经济生产运行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造成了明显影响。金融与经济相互依存，实体经济的困难也会反映在金融领域。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因疫情影响，短期内偿贷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有所抬头，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际疫情蔓延扩散，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率提高、幅度增大。随着我们与外部联系越来越紧密，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这些因素客观上的确增加了金融风险防控难度。总体看，目前冲击仍在预期范围内，为支持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代价是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 金融业有信心应对疫情冲击做好风险防控工作。这种信心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对巨大内需空间、雄厚产业基础等一系列中国经济内在韧性和长期向好基本面的认识判断。疫情带来的外生冲击，并未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以及国内企业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的独特优势。虽然疫情期间，金融资产质量短期承压，但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不良上升势头会得到扭转，金融体系运行也将会趋于正常，良好稳健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是基于前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当前金融政策的储备和调节空间仍然比较充足，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都为应对疫情冲击，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和实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银行业拨备能力、保险业偿付能力都处在较高水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4.5%，高出最低资本监管要求6.5个百分点，贷款拨备总额超过6万亿元。 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离不开经济健康增长作为支撑。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全球疫情未来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应当放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 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施策、全力做好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金融部门果断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实施了差异化的金融政策，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为疫情防控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宏观层面，需要更为精准地加大调控力度。继续科学稳健地运用逆周期宏观调节手段，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拉动居民消费，释放潜在需求。中观层面，需要更加聚焦重点地区、行业以及薄弱环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帮助因疫情造成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围，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微观层面，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差异化的措施手段。创新优化服务方式，运用科技手段，提供差异化、针对性、优惠性的金融服务。 二是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一方面，积极处置化解已暴露的不良。一季度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达到45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10亿元。要抓住中小银行机构等重点群体分类施策，通过多种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提高处置效率。通过债委会、市场化债转股等市场化方式，稳妥有序处置企业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持续关注全球疫情变化情况及对金融业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摸清风险底数、制定应急预案，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评估、调整、补充相关政策措施。 三是从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出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前期成果，关注中小机构股东股权、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止乱象反弹回潮。同时，要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 长远看，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手段破解体制机制难题。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培育核心竞争力，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机制保障和动力支持。继续稳妥有序打击处置网络借贷、私募股权等重点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本文原发于证券时报。
文/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尚福林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近日接受证券时报书面专访时谈到了我国资管行业转型的成绩与挑战。尚福林建议，资管行业转型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守好风险底线，严格坚守合规底线，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既要保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资本市场改革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我国资本市场30年来的改革发展成就巨大。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仍是发展中的市场，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挑战仍然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还需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在融资端，一是市场建设上，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打通金融资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壮大创新资本总量，激发风险资本活性，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在长期投资和高新技术、关键领域创新活动中的优势。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形成各板块错位发展、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适度竞争格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提高优化资源配置能力和形成创新资本效率中的枢纽作用。二是主体建设上，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市场上的增量财富来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信息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要通过不断健全基础性制度，通过市场和行政力量，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在投资端，一是满足不断扩容升级的投资需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增长。需要适应金融市场变化，针对不同需求的投资者群体，提供适当的投资产品，增加有效社会投资。二是培育合格投资者。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随着注册制改革，市场包容性增加的同时，对投资者的专业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培育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为资本市场引入合格投资者和中长期资金。三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把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摆在突出位置，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市场纪律和市场秩序。 资管转型要注意三方面问题 资管行业是金融业的重要领域，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印发后，系统性制度框架已基本搭建。一方面，从前期成效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监管部门加大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领域乱象整治力度，资管行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资管行业转型有序推进，行业健康度不断提升。以监管套利、隐匿风险为特征的同业通道业务规模大幅下降，借道各类资管计划意图让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的违规问题得到重点整治。通过压缩资金空转和通道业务，累计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资产高速虚假扩张顽疾得到纠正。以往试图规避宏观调控、着眼监管套利、拉长融资链条、抬高融资成本甚至自我循环的扭曲发展方式已基本丧失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发展转型进入深水期，任务挑战异常艰巨。新冠肺炎疫情更为资管行业转型增加了不确定性。资产端收益率下行、配置难度加大，非标资产的处置与承接各方都很关注。加强投资者教育，打破“隐性刚兑”，优化资金期限结构任务还很艰巨。 资管行业的参与主体因背景不同，发展进程不一，产品各有特点，在转型中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也有一些共性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资管业务同样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为定位和根本目标。在业务发展战略的方向选择上，主动将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等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把资金流引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满足提高经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基础金融服务公平的要求。 第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由我国国情特点决定的。资管行业转型也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充分发挥各自在管理机制、经营理念、激励约束机制、投资运作和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专业特点和比较优势。提升投研能力，提高风控水平，丰富产品体系，更好实现所托管资产的保值增值，寻求在更高水平上提高储蓄转化投资的效能。为不同群体提供风险偏好、价格合理、方便快捷、成本可担的适当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是守住底线。在完善制度和推动落实过程中，重点是把住三条底线：一是坚决守好风险底线。这是金融服务可持续的基本前提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随着金融产品结构日趋复杂，资管行业更要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防范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域传染。二是严格坚守合规底线。依法合规展业是资管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三是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资产管理是受人委托，在产品销售、投资标的选择、风险承担、收益分配等方面，应当遵循委托代理的基本规律，充分揭示风险，防止因销售误导等行为引发纠纷。 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既要保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关于当前金融风险状况和形势，我想谈三个观点。 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应对风险挑战留出了回旋余地。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决策部署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点整治市场乱象，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金融风险趋向收敛。一批问题机构得到有效处置，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压降，网络借贷风险大幅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同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实，也为防控金融风险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疫情对金融业造成的风险冲击总体仍处在预期区间。这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疫情对经济生产运行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造成了明显影响。金融与经济相互依存，实体经济的困难也会反映在金融领域。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因疫情影响，短期内偿贷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有所抬头，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际疫情蔓延扩散，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率提高、幅度增大。随着我们与外部联系越来越紧密，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这些因素客观上的确增加了金融风险防控难度。总体看，目前冲击仍在预期范围内，为支持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代价是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 金融业有信心应对疫情冲击做好风险防控工作。这种信心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对巨大内需空间、雄厚产业基础等一系列中国经济内在韧性和长期向好基本面的认识判断。疫情带来的外生冲击，并未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以及国内企业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的独特优势。虽然疫情期间，金融资产质量短期承压，但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不良上升势头会得到扭转，金融体系运行也将会趋于正常，良好稳健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是基于前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当前金融政策的储备和调节空间仍然比较充足，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都为应对疫情冲击，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和实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银行业拨备能力、保险业偿付能力都处在较高水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4.5%，高出最低资本监管要求6.5个百分点，贷款拨备总额超过6万亿元。 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离不开经济健康增长作为支撑。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全球疫情未来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应当放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 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施策、全力做好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金融部门果断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实施了差异化的金融政策，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为疫情防控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宏观层面，需要更为精准地加大调控力度。继续科学稳健地运用逆周期宏观调节手段，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拉动居民消费，释放潜在需求。中观层面，需要更加聚焦重点地区、行业以及薄弱环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帮助因疫情造成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围，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微观层面，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差异化的措施手段。创新优化服务方式，运用科技手段，提供差异化、针对性、优惠性的金融服务。 二是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一方面，积极处置化解已暴露的不良。一季度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达到45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10亿元。要抓住中小银行机构等重点群体分类施策，通过多种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提高处置效率。通过债委会、市场化债转股等市场化方式，稳妥有序处置企业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持续关注全球疫情变化情况及对金融业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摸清风险底数、制定应急预案，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评估、调整、补充相关政策措施。 三是从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出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前期成果，关注中小机构股东股权、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止乱象反弹回潮。同时，要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 长远看，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手段破解体制机制难题。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培育核心竞争力，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机制保障和动力支持。继续稳妥有序打击处置网络借贷、私募股权等重点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本文原发于证券时报。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