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歆 对于资本市场“病从口入”最好的预防,无疑包括加强监管维度的事先“质量抽查和测评”。 2月3日晚间,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保荐业务现场督导》(以下简称《现场督导指引》)。 笔者认为,《现场督导指引》作为科创板保荐业务现场督导的“操作指南”,是对实践中监管经验的制度化建设、是注册制改革推向深入的市场“生态基础”,也是监管力度和方向以一以贯之的深刻体现。 首先,从相关规定的完备性、可执行性可以看出,《现场督导指引》是上交所在评估总结前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制度建设。 据笔者了解,保荐业务现场督导已经进行了近两年,实施了多轮次,对于督导中发现的集中问题,上交所也有针对性地做出监管举措。本次发布的《现场督导指引》可谓“集经验之大成”——主要指向保荐机构,但预留了对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现场督导的制度空间;对涉嫌有意规避现场督导的项目,预设了直接启动现场督导的触发机制;与现场检查设计了高效衔接的制度安排;对“屡犯”的中介机构强调从重处理…… 事实上,将实践经验制度化,正是一线监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系统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监管方针的重要工作环节。 其二,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是在全市场推进注册制的重要“生态基础”。 随着注册制先后在科创板、创业板落地,注册制“三步走”即将迎来向全市场推进的“关键一步”。而迈出“关键一步”的前提,自然是良好的市场生态。 对于资本市场生态建设而言,上市公司提质、投资者结构优化都是重要环节,同时,中介机构发挥“看门人”职能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但是,目前A股市场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良莠不齐,部分中介机构责任意识不强、也有少数机构存有侥幸心理,因此需要一线监管部门通过现场督导对中介服务进行指导、监督乃至惩处。 第三,《现场督导指引》近期发布,并不意味着监管存在“松紧弹性”,而是监管方向和力度一以贯之的体现。 现场督导是注册制下审核问询的协同机制,目的是问出一家“真公司”。笔者认为,作为协同机制,其威慑力所能发挥的对象,并不是全部申报企业,而主要是“带病闯关”企业;近期市场出现的IPO撤材料、终止家数较多的客观现象,并非是监管收紧的信号,也不是监管的目的,而是监管部门“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与市场申报主体质量交集后的自然展现。 事实上,如果申报企业自身质量过硬、中介机构把关尽职尽责,现场督导并不会影响到申报企业的数量和进度。笔者认为,通过各类动态监管措施,防止资本市场“病从口入”,正是注册制所匹配的市场化、法治化监管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互联网企业争讼不断。笔者认为,它们的争端,表象是平台、渠道之争,核心是利益驱使,本质则是赢者通吃(指垄断)理念在作祟。赢者通吃理念是制约平台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 平台经济是指由互联网平台协调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互联网平台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和撮合下交互,以此形成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大家最熟悉、感受最深的互联网平台就是网购平台。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受到巨大冲击的传统企业也“穷则思变”,纷纷试水平台模式。 活跃市场、促进消费和科技创新等是平台经济的最大卖点和优势。所以,“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并且提出了在一些行业需要有效发挥平台企业在要素配置中的优化集成作用,比如教育、医疗、快递物流、在线办公、网上办事等。 这些年一些互联网企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平台模式的价值尤其是在创新方面的开拓精神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同,但随着其规模的扩张、对行业领域的渗透,对利益无尽的索求让其走上了垄断道路。互联网企业之间或其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诉讼,往往是由垄断引起的。 2020年1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目前已经完成公开征求意见。制定这份指南的初衷很明确,就是为了预防和制止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降低行政执法和经营者合规成本,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成为互联网企业诉讼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去年1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曾就《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目前正积极推动该法的修订工作;2019年6月份,该局细化反垄断法律制度,出台了《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三部《反垄断法》规章;去年9月份该局发布实施《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之路虽然艰难,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19)》显示,2019年共立案调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5件,做出行政处罚4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平台企业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给予充分肯定,但平台企业也要在利益、情怀、创新、社会责任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总之一句话:平台经济不是赢者通吃,合作共赢才能绘就同心圆。
对于资本市场“病从口入”最好的预防,无疑包括加强监管维度的事先“质量抽查和测评”。 2月3日晚间,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保荐业务现场督导》(以下简称《现场督导指引》)。 笔者认为,《现场督导指引》作为科创板保荐业务现场督导的“操作指南”,是对实践中监管经验的制度化建设、是注册制改革推向深入的市场“生态基础”,也是监管力度和方向以一以贯之的深刻体现。 首先,从相关规定的完备性、可执行性可以看出,《现场督导指引》是上交所在评估总结前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制度建设。 据笔者了解,保荐业务现场督导已经进行了近两年,实施了多轮次,对于督导中发现的集中问题,上交所也有针对性地做出监管举措。本次发布的《现场督导指引》可谓“集经验之大成”——主要指向保荐机构,但预留了对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现场督导的制度空间;对涉嫌有意规避现场督导的项目,预设了直接启动现场督导的触发机制;与现场检查设计了高效衔接的制度安排;对“屡犯”的中介机构强调从重处理…… 事实上,将实践经验制度化,正是一线监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系统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监管方针的重要工作环节。 其二,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是在全市场推进注册制的重要“生态基础”。 随着注册制先后在科创板、创业板落地,注册制“三步走”即将迎来向全市场推进的“关键一步”。而迈出“关键一步”的前提,自然是良好的市场生态。 对于资本市场生态建设而言,上市公司提质、投资者结构优化都是重要环节,同时,中介机构发挥“看门人”职能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但是,目前A股市场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良莠不齐,部分中介机构责任意识不强、也有少数机构存有侥幸心理,因此需要一线监管部门通过现场督导对中介服务进行指导、监督乃至惩处。 第三,《现场督导指引》近期发布,并不意味着监管存在“松紧弹性”,而是监管方向和力度一以贯之的体现。 现场督导是注册制下审核问询的协同机制,目的是问出一家“真公司”。笔者认为,作为协同机制,其威慑力所能发挥的对象,并不是全部申报企业,而主要是“带病闯关”企业;近期市场出现的IPO撤材料、终止家数较多的客观现象,并非是监管收紧的信号,也不是监管的目的,而是监管部门“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与市场申报主体质量交集后的自然展现。 事实上,如果申报企业自身质量过硬、中介机构把关尽职尽责,现场督导并不会影响到申报企业的数量和进度。笔者认为,通过各类动态监管措施,防止资本市场“病从口入”,正是注册制所匹配的市场化、法治化监管的应有之义。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自本月1日起正式施行。《管理办法》对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标准、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交易主体,以及监管和违约惩罚等方面做出了清晰规定,代表着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正式开放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正式启动,中国谋求实现碳中和愿景也因此迎来了一支强大的中坚驱动力量。 中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中国还是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于化石能源的需求还将增加,因此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不可能彻底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也正是如此,落实《巴黎协定》减碳控排的国际倡议,中国政府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提出“零排放”承诺,而是确定了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愿景目标。 形象地说,碳中和是指生产与生活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就要通过相应的手段消除多少二氧化碳。照国际经验,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方法除了扩大森林植被和增加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供给以及启用氢能等新能源产品外,更为重要且极具经济价值的工具就是碳市场,甚至可以说碳市场是碳中和的标配。所谓碳市场也可称为碳交易,就是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供需方之间进行转让买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控碳任务格外间艰巨和减排责任非同小可的大国来说,碳市场未来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会更加显著而强烈。 首先,碳市场可显著放大碳交易的实际规模。《管理办法》落地前,中国已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八省市开展了为期10年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最终共成交4.55亿吨,成交金额累计105.5亿元,如此之小的总交易量显然与我国动辄百亿的年度碳排放量不相匹配。有了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中国的碳市场盘子就可以越做越大。 其次,碳市场可极大提高碳交易的运行效率。从试点地区看,不仅各地碳排放交易标准与规则千姿百态,成交价格也是天壤之别,而且碳价持续萎靡不振,缺乏盈利的条件下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试点地区地方政府存在着“囚徒博弈”,误认为推进碳市场会掣肘当地GDP的发展,因此,除广东等极少数试点省份外,其他省市的碳市场基本都是有场无市。但建成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后,不仅各地的碳排放权可以跨区域流动与配置,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选择空间增大,标的数量增多,成交率与市场活跃度随之会大大提升,同时,因政策区域差异所导致的碳交易价格失真可得到根本扭转,企业从碳成本高地区转移到成本低地区的漏洞也会被封堵,最终倒逼其进入规范的碳市场交易轨道上来。 再次,碳市场可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低碳转型步伐。碳交易通过“污染者付费”原理将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同时那些出售碳排放权的企业获得了外部性收益,并且这些企业还可以通过碳金融产品融资,比如将手中配额质押融资,从而获取增量资金,在此基础上增强技术研发与加快设备升级改造,迭代出更强大的清洁能源以及碳排放权生产力;不仅如此,CCER(自愿减排量)也是我国碳市场中最重要的交易产品之一,指的是企业可以用增加清洁能源投资所产生的减排量与碳配额等量互换,如企业在自己的楼顶上布局建设光伏,以此用于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或者对外出售因此富裕的碳排放配额,这种激励机制无疑将导引更多企业加入到低碳产业的投资中来,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非化石能源使用占比,加快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已多达21个,覆盖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0%,尤其是欧盟的碳交易市场,从主体构造到产品设计以及标准创建和运行机制等许多方面,都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 经验之一是要引导碳价上升走高。碳价越高,意味着购买碳排放配额的成本越大,从而倒逼更多的企业自觉与自我减排,同时较高的碳价也是对领先控排减碳企业的回报与肯定,并会激励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与落地能够产生碳排放权收益的高级产业结构。 经验之二是适当进行碳金融创新。目前中国的碳市场主要是现货交易,但参照欧盟的成功做法,下一步碳期货发展将成为必然。碳期货可以长期持续地给予投资者稳定的价格预期,标准化的期货产品也可以降低法律风险,及时发送市场信号。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期货市场,一方面有利于投资者预判交易价格,从而提高交易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能够促进中国形成独立自主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机制,争取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经验之三是丰富碳市场主体。欧盟碳市场上不仅有企业交易主体,也有自然人交易主体;不仅有机构组织参与,也有个人参与,最终动员全社会资本支持碳市场,使得碳市场产生出持续的活跃度。克服国内交易活跃度低、交易量小等问题,要在建立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风险管控机制的同时,逐步扩大交易主体范围,尤其要提高金融机构的参与度,包括培育碳资产管理公司和专业机构投资者,同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机构积极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碳金融投资基金。 经验之四是增强碳市场相关能力供给。欧盟碳市场上除活跃着撮合碳交易的经理人员外,还衍生出了碳核查、碳会计、碳审计、碳资产管理等专业市场人才,而这些人才在中国目前奇缺。为此需要加强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能力培训,同时基于强化市场需求与学科建设间联系的目的,建议推进与加强高等院校财经金融与环境保护学科的嫁接合作,支持与鼓励创建碳金融专业,为碳市场的扎实运行和碳中和愿景的圆满实现提供充分而强大的智力衬托。
在中国,长期货币过度充裕的状态让市场对高通胀一直抱有高度敏感的警惕心态,2020年一季度时的高CPI运行态势,使得市场一度担心猪肉价格上涨会引发消费价格的全面上涨。2020年11月物价公布后,市场又担心通缩再来。笔者认为,即使从CPI角度观察,短期的“通缩”也没有改变中国物价将进入长期低增平稳运行期的趋势;这段长期的物价平稳,将与过去40年期间的物价高波动和高增幅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从CPI定基指数上看(1978年=100),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物价高涨幅,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0年期间物价水准翻番,由1990年的216.4上升到了1999年的432.2,之前和之后的物价上涨则相对平稳。显然,正是市场经济导入和间接型税收体制这两大改革因素,导致了那段时期中国物价的持续快速上涨。 过去中国物价上涨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领先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本身带来市场化和商品化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3/4的人生活在半自然经济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很多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的价格是显著偏低的——很多生产要素并没有在售价上得到体现,农民将剩余农产品出售时,他只要求获得边际成本,通常是他额外的几近于零的劳动力价格,农产品中的土地要素、资本投入等,都没有在售价中得到体现。随着中国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扩展了对要素回报的要求,原先商品成本的货币计算中没有被考虑进去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随着生产要素对商品售价渗透率的提高,农产品等商品越来越完整地包含了价格形成的要素;只要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吸收过程在继续,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就不会停止。 1993年之前中国的增值税体系还没有全面铺开,1994年后中国在经营中间环节征税的增值税、营业税体系全面建立。施加在生产、流通环节的各类直接和间接税收,增加了经营成本,经营者必定要求在售价中得到弥补,于是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和货币贬值。生产和技术的进步,投入中工业品比重不断增多,比如农业投入中的化肥、农机具等相对于劳动和土地的大幅提高,投入要素的工业制成比重增加,意味着其中的税收比重也上升,这就进一步带来了成本的上涨。尽管由于国家经济生产力进步带来了单位产品税率的下降,但工业投入比重的上升,还是导致了税收比重的增加。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繁荣,但在间接型税收体系下,也带来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建议,中国建立直接型税收体系的未来税改方向不变。随着直接税体系的建立,间接税比重下降,税收对物价的影响将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助涨转为助跌。 中国物价 长期平稳趋势形成 当前中国物价走势的分化态势,表面上看很复杂:货币宽松环境下CPI高波动中相对高位,核心CPI持续低位运行,PPI持续收缩。但按照笔者观察通胀的三阶段划分,未来物价的长期趋势取决于经济体系中成本要素的变化,长期视角中货币因素已退居次位,中国未来30、40年的物价运行,将显著比过去改革后40年的物价低一个台阶。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方向是服务化和信息化,工业化阶段已基本结束,信息化提高了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使得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相对于工业化进展带来的税收纳入增加,相对于工业化,服务化的税收纳入增加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即使没有税收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会再现上世纪90年代产品成本中要素成本和税收成本扩展的现象。未来的物价增长,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体系本身的技术进步,仅仅因工农生产力进步“剪刀差”而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很缓慢的,未来的农产品涨价态势将长期放缓。 未来货币环境或面临两个不同发展前景: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货币政策目标转向金融平稳。在人类货币发展史上,信用货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打破了物价长期稳定的历史;未来如发生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那么物价的稳定将重又提高,届时物价的变化可能又需经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能看出来,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感觉不到变动,物价变动最重要意义成了经济历史研究者的统计数字。即使货币替代没有发生,货币政策重心也将由截至当前为止的经济和物价,转向金融平稳,这意味着新世纪以来货币过分宽松状态的终结趋势。 中国物价 运行波动性显著加大 经常引发市场对中国高通胀预期的重要基础,是农产品价格高涨推高CPI。伴随着越来越多小品种农产品期货上市,农产品期货交易规模扩大,农产品价格日益脱离真实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显著加大。 在农产品资本化的早期阶段,挂钩农产品的金融商品品种和交易量均比较小,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几种金融工具,主要发挥了平稳市场的作用。在农产品期货市场中金融类交易占比成为主流之前,农产品自身供求关系和季节性供求规律仍对价格发挥着主导作用。农产品资本化对市场的稳定影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具有显著的“结清”特征,即金融商品价格会迅速对各种信息做出反应,这种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噪声”。 在西方,由于生产经营模式主要为大农场、大资本模式,供给端的生产、经营者不仅抗波动能力较强,且对现货市场有着基本的定价权,因而农产品资本化对价格波动影响的“负作用”,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实践中农产品资本化的价格稳定作用,要表现更明显一点。与海外世界不同,中国农产品生产仍然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农户模式仍然是主要经营模式,即使农户联营的合作社等合作组织,也大多是松散型的,以信息共享、风险分担为主要目的合作组织。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中间商对市场的价格控制力不断上升,生产环节的农户日益成为农产品市场上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农产品资本化条件下,中国农产品经营的农户既对农产品金融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力,对农产品现货市场也没有定价权。因此,随着近几年农产品资本化的发展,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性有着上升趋势。 属于大宗品的农产品期货还有着国际市场产品“锚”,因此国内农产品市场资本化后波动程度要受到国际市场限制。但是对于属地化、区域性的农产品,资本化后的波动性上升就极易呈现。2013年9月,中国鸡蛋期货上市;2017年12月,中国苹果期货上市;2019年4月、8月,红枣期货和粳米期货上市。2019年3月后,中国CPI突然跃升并在高位运行,食用品价格也打破季节性波动规律,原因就在于鲜果农产品期货炒作带高了现货市场价格。 大概是国人的好打麻将习性,各类农产品期货推出后市场交易也一直较为活跃。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结构——生产端分散、中间端集中、消费端分散,决定了中间商对现货市场价格有着重要影响力。这种结构决定了农产品资本化对价格波动,有着明显的助推作用,使得未来中国通胀走势的复杂性上升,客观上也增加了物价部门对通胀管理的难度,使得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力下降。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3日,2021年以来共有143只基金成立,发行规模达到5332.79亿元,其中一月份的权益基金发行规模超过4500亿元,创下了权益类基金单月发行规模的新纪录。2月以来,新发基金降温苗头悄然显露,部分基金认购情况都不及预期,“二八现象”较为明显。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投资者通过基金入市、新发基金为市场注入增量资金,应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新发基金维持在适当节奏,对中长期投资和行业发展,会起到“细水长流”的效果。 ● 权益类基金发行受捧 Wind数据显示,仅1月份就有122只基金成立,发行规模为4901.40亿元,是仅次于2020年7月的历史第二高单月发行规模。而在1月份成立的122只基金中,有105只权益类基金(32只股票型基金和73只混合型基金),发行规模为4502.76亿元,是权益类基金单月发行规模的最高水平。 从单只基金来看,在春季行情助推下,1月新成立的基金当中,出现了12只发行规模在百亿元以上的爆款基金。其中,广发均衡优选A、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A、博时汇兴回报一年持有、银华心佳两年持有期这四只基金的发行规模更是超过130亿元。 进入2月,新发基金的势头依然强劲。2月1日和2日,资金继续追逐南方兴润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基金、嘉实品质回报混合型基金等热门产品。Wind数据显示,自2月3日之后,已排上档期的待发基金还有55只,募集起始日排到3月22日,募集截止日更是排到5月4日。上述55只待发基金中有27只公布了募集上限,有15只基金的募集上限定在了80亿元以上,其中有3只基金(易方达悦弘一年持有、国富兴海回报、易方达远见成长)的上限规模定在了100亿元以上。 汇成基金表示,2020年以来,公募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专业性得到了各方认可。从中长期来看,权益类基金发展前景广阔,在中国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与制度逐步夯实下,未来权益市场投资将迎来较大发展空间。 德邦基金也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以居民理财为首的增量资金有望大量入市,将成为主要投资力量,公募基金发行规模将持续处于高位。 降温苗头出现 2月以来新发基金依然维持火热态势,但降温苗头已悄然显露。Wind数据显示,本周(2月1日至5日)的新发基金数量为30只,其中有15只集中在了本周一(2月1日),但从当天情况来看,除了上文提及的寥寥几款热门产品外,其余大部分被寄予高预期的产品(如拟由杨锐文管理的景顺长城成长龙头混合基金、由李巍管理的广发聚鸿六个月持有混合基金等),认购情况都不及预期,“二八现象”较为明显。 “新基金发行的热度确实出现了降温,无论是单只基金认购的规模、‘日光基’的数量还是营销热度,均所有减少。”天相投顾资深基金研究员杨佳星表示,降温现象或许与基金公司对市场的判断、对新基金建仓节奏考量等因素有关。1月以来新成立的大型基金,不少都面临着在市场相对高位建仓的挑战。汇成基金表示,当前权益市场上涨动力不足,权益类基金发行火爆的现象短期可能难以延续。 南方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权益投资官史博指出,从收益率角度看,2021年投资者需要降低预期收益率。从历史上来看,长期的权益基金年化平均收益率大概在15%左右。2020年公募权益类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中位数大约是58%,2019年大约是40%,连续两年累计下来,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0%的回报率。 但史博也认为,降低收益预期并不代表不看好未来市场。他表示,优秀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会有一定的超额收益,长期看基金的收益水平依然非常可观,而且有望跑赢其他大类资产。 警惕“大干快上” “历经2020年的基金大年后,公募基金正迅速崛起,有望持续满足居民储蓄往资本市场转移的投资需求。但是,这一趋势将会是缓慢而渐进的过程,没必要也不可能通过短时间发行新基金达到‘毕其功于一役’。”深圳某市场分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21年开年以来,在春季行情节节攀升背景下,基金公司趁机密集发行新基金,“甚至有些公司表示,争取春节前完成全年新基金发行计划。”但是,基金发行只是运作环节之一,发行过快并不利于后续建仓,也会对市场行情预期产生一定影响。国内公募基金发展只有20多年历史,与“大干快上”相比,“细水长流”或许更为重要。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胡立峰认为,2019年、2020年股民收益率明显低于基民,大量存量股民转为基民。预计2021年股票方向基金发行募集会达到2万亿元,持续销售会达到1万亿元,投资者认识到公募基金长期投资的价值后,预计有更多资金通过公募基金流入股市。 盈米基金研究院院长杨媛春表示,基民追逐业绩出色的明星基金经理无可厚非,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在五年以上的时间维度里,去看待基金经理在不同市场风格下的真实表现。业绩出色的评判标准不仅仅是冠军,更应该关注长期排名能在同类型基金经理中占前三分之一位置的选手。
90吉瓦 “十四五”期间,年均新增装机规模预计可达70吉瓦到90吉瓦。 ● 在2月3日举行的光伏行业2020年发展回顾及2021年形势展望线上研讨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王勃华预计,今年全球光伏市场规模将加速扩大,总计新增装机在150吉瓦到170吉瓦,海外规模将创新高。国内今年新增装机规模将达55吉瓦到65吉瓦,整个“十四五”期间,年均新增装机规模预计可达70吉瓦到90吉瓦。 去年国内新增装机超预期 “2020年,我国累计装机、新增装机规模继续保持全球首位,这一成绩是在全球疫情严重、经济倒退的情况下取得的,可以说是逆流而上,预计今年还会继续往上走。”王勃华说。 王勃华表示,去年国内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增幅达到60%,装机量会这么高,业内都没料到。他预计,今年新增装机在55吉瓦到65吉瓦,预计整个“十四五”期间,国内年均新增装机规模可达70吉瓦到90吉瓦。 从全球角度看,王勃华分析指出,去年全球光伏市场继续保持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光伏市场的恢复性增长,体现了行业发展韧劲。2020年,全球新增装机规模达130吉瓦,同比增长13%。美国保持全球第二大装机市场,越南跃居第三大市场,印度、西班牙市场则受疫情影响回落较大。 王勃华预计,今年全球光伏市场规模还将加速扩大,总计新增装机将达150吉瓦到170吉瓦。其中,海外光伏装机规模预计在100吉瓦左右,有望恢复增长并创历史新高。 “对行业来说,现在变化最大的是光伏行业的社会关注度迅速提高,一夜间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包括金融市场的支持也前所未有。去年,整个光伏板块的融资规模空前高涨,有两只光伏基金陆续发行。”王勃华说。 据王勃华透露,现在各大银行纷纷表态要大力支持光伏发展。前不久,人民银行专门组织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各大银行都表态要大力支持光伏行业发展,“可以说,金融市场已完全变过来了,光伏行业成为了‘香饽饽’。” 王勃华指出,随着技术推动,国内光伏电站投资成本继续下降,2020年系统价格同比下降12.3%,组件价格同比下降10.3%。 产业链矛盾仍突出 王勃华还指出了产业链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王勃华指出,不止表现在一个环节,包括硅料、玻璃、背板胶膜均紧缺,各大企业开始纷纷签订长订单,以保障产品供应。 值得一提的是,2月2日晚,保利协鑫就签订多晶硅采购协议的业务发展最新情况发布了两份公告。其中,公司旗下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隆基股份的7家附属公司、中环股份附属公司天津环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多晶硅采购协议,共计涉及44.14万吨多晶硅产品。 在对2021年光伏市场展望方面,王勃华表示,从全球市场来看,根据IEA预测结果,2021年光伏将占据可再生能源增量市场的半壁江山。2020年,全球电力需求同比下降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近7%,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20%。2021年,IEA预测全球电力需求将同比增长3%;可再生能源装机同比增长超10%,光伏新增装机占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一半以上。 在此背景下,全球光伏市场规模将加速扩大。王勃华预计,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加速驱动,2021年国内电站大基地开发将成为趋势。产品方面,大尺寸、高功率产品将进入快速放量阶段。210、182等大尺寸硅片占比将加速提升至50%。这其中,供应链的把控能力将成为企业竞争制胜的关键。 此外,王勃华还提到,尽管目前各地政府开始纷纷要求新能源配置储能,但储能盈利模式仍然单一,市场身份仍不明确,经济性仍有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