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连续调整，北上资金却逆市流入。4月份北上资金流入A股超过533亿，进入5月份后外资加速流入A股，本周前两个交易日，北上资金已经累计净买入60多亿元，前期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大消费依然是外资的首选，科技白马股也出现了一部分外资抄底的现象，但有一些科技股则被抛售。整体来看，外资在近期流入A股抢筹，说明外资对当前A股市场消费股的价值认可。据万得统计显示，从北上资金持股变动金额行业分布来看，日常消费净买入超过20亿元，位居首位，此外如医疗保健、可选消费等板块买入金额也比较多。外资流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外资流入的股票并不是价格很低的或估值很低的股票，而是一些估值并不便宜的消费白马股。据统计，本周外资流入前5名的股票清一色都是消费股，从第一名到第五名是茅台、五粮液、海天、恒瑞和伊利。消费白马股也是我一直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板块，我认为消费白马股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上最多的消费者，消费白马股特别是品牌消费品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外资在全球配置时，无疑会选择各国比较优势的股票，要买科技股首选美股，原因是美股的科技股较强，买消费股则要选A股的消费股，虽然这些消费股当前的估值并不低，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消费股的股权价值具有稀缺性，还会持续受到资金青睐。 医药、白酒、食品饮料，是消费板块三剑客，我一直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今年以来，这三个板块轮番表现，先是由于疫情的利好刺激，医药板块在今年大幅上涨，带来了很高的超额收益，一些重仓医药股的基金，业绩表现遥遥领先，在一季度占据了基金业绩榜的前几名。然后白酒板块大幅上涨，特别是以茅老五为代表的白酒龙头股股价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带动了白酒股整个板块的上涨。近期食品饮料特别是乳业板块大幅上涨，远远跑赢大盘和市场的多数股票。消费股的盈利增长稳定，股权价值较高。消费股大涨实际上代表了价值投资成为主流的投资理念。相比之下美股在最近强劲回升，美股上涨主要是靠科技股大涨。美国的科技龙头股亚马逊的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这和A股市场的茅台股价创出历史新高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美国科技行业比较发达，科技股具有比较强的投资价值，A股市场比较优势则是消费股，因此消费股的表现更佳。这本身并没有孰优孰劣，而是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同，从投资的角度，资本是逐利的，必然会选择各国不同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个股来进行配置，从而获得好的回报。不仅亚马逊，如Facebook、奈飞等美国的科技龙头股，在上周均创出历史新高。A股的茅台、恒瑞、迈瑞医疗等消费白马股也创出历史新高，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海外市场方面，周二美股大幅收高，道指涨逾500点，其中金融股领涨，主要原因是市场关注到冠状病毒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及欧美重启后的经济复苏状况。美股经过第一阶段大幅下跌之后，出现了快速回升，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均大幅反弹，纳指更是收复了今年的失地，实现了正增长。现在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海外疫情仍然在扩散过程中，周二默沙东公司宣布正研究两种潜在的疫苗和一种针对冠状病毒的实验性药物，这让投资者增强了对于疫苗研发成功的信心，从而带动了市场的快速反弹。欧美经济在二季度出现大幅回落，近期重启欧美经济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在社交隔离措施被逐渐取消数周后，美国消费者行为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改善，这对于市场的信心是一个比较大的提振，而欧洲方面，在解除封锁线之后，欧洲的病毒病例下降，意味着解除旅行限制将成为下一个目标，部分国家已经放宽了边境之间的旅行限制，这将会给欧洲旅游消费行业带来较大提振。华尔街标志性的建筑纽约证券交易所周二重新开放，这是自3月20日因新冠疫情被迫全电子化交易，关闭纽交所之后第一次重新开放，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对美股市场的反弹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高盛表示美国经济可能会逐渐重启，高盛发布的重启指数将会有缓慢回升，最终会拉回到2月3日达到100的水平，但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根据高盛的报告，美国消费者恢复的速度依然比较慢，但受益于政府支票经济刺激，复苏的迹象明显，航空业也出现了需求触底回升，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都指出航空旅游旅行需求在4月中旬触底后小幅回升，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欧美市场的回升以及全球经济的重启复苏对于A股市场的走势会形成一定的支撑，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估值也已跌到了历史底部，对于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反应已经比较充分，下一步市场可能迎来回升的机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598亿元，同比下降27.4%，降幅比1-3月份收窄9.3个百分点。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781.4亿元，同比下降4.3%，降幅比3月份收窄30.6个百分点，即4月份随着复产复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幅度大幅收窄，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4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3，446亿元，同比增长4.9%，增速较1-3月回升3.4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去年同期15.3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1-4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790亿元，同比下降8.6%，其中4月完成2，999亿元，同比增长18.2%，4月交通运输行业复工复产取得积极进展，主要指标延续回升势头，部分领域已接近或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这表明我国经济在二季度有较快复苏，这对于资本市场的表现是一个好消息。 (本文作者介绍：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孙彬彬、陈宝林、许锐翔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摘要： 5月央行“保持定力”，100亿逆回购，让市场感觉如芒在背。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可能要珍惜央行当下的选择，因为做多利率，其实就是看空央行在多目标动态均衡的“定力”，当然这不是与央行对赌，仅仅是市场在政策两难中穿梭而已。 100亿公开市场操作，并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公开市场操作更多是配合利率走廊进行资金利率区间调控的工具，按照年初以来的情况观察，央行在当前位置上是呵护而非打压。所以当前政策信号给出的资金利率位置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区间的上轨。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继续明确货币政策方向决定债市方向。贷款利率方向决定利率方向。贷款利率压降是政策诉求。那么从银行表内资产比价考虑，十年国债在当前点位具备了当期的配置价值，至少具备交易能力。 曲线不论平陡，关注下行空间。资金利率确认目前位置是下一阶段的上轨，那么我们预计曲线不论平陡，下行可期，如果适度回归正常化，则10年国债还是可以看到2.0%的位置。 5月26日，央行开展了100亿元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这是3月31日以来央行首次进行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2%，与上次持平。持此之外，5月以来央行仅有一次定向降准和MLF缩量续作（且利率持平）。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来看，5月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均未及市场预期，4月政治局会议和5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降息降准”至今未见踪迹，这引发了市场的担忧，货币最宽松的时候过去了？ 100亿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什么含义？ 5月26日央行进行100亿元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但价格维持不变，市场担心央行政策转向，应该如何解读呢？ 首先，从利率走廊的角度考虑，DR007是央行重点关注的市场资金利率，在2015年央行引入并构建利率走廊一直到2018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是其DR007的隐性下限。DR007/R007均维持在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之上，隐性利率走廊的约束非常明显。不过，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资金利率频频突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资金利率与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资金利率频频向下突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的直接原因是央行操作的变化：公开市场逆回购频率降低而降准投放增多。 公开市场逆回购频率明显降低，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作为利率走廊隐形下限约束减弱，真正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2015至2017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发挥利率走廊隐性下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的常态化操作。2016年初公开市场操作频率由每周两次增至每日操作，这为资金利率的稳定提供了条件。2018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明显下降，屡次出现多日暂停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的情形。 降准投放增多，推动资金利率下行。2015至2016年共有五次降准，除4月降准1%以外，降幅均只有0.5%。2018年以来，央行12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通过降准政策的实施，满足了银行体系特殊时点的流动性需求，降准释放的长期低成本资金对降低资金利率也会有积极的作用。 那么当前宽松背景下的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是什么政策含义呢？ 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于公开市场操作的行文如下： 市场情绪恢复稳定后，从2月中旬开始连续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并通过逆回购到期适当回笼流动性，引导流动性总量向常态水平回归。临近3月末，由于季末市场资金需求旺盛，加之境外美元流动性持续紧张带动国内市场情绪有所反复，于一季度末适量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增强市场信心，保障各类金融机构平稳跨季。 我们从行文中能够感受到资金利率在利率走廊框架下区间调控的味道。结合年初以来操作，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央行在资金利率走高（达到或者突破走廊目标利率），同时市场情绪反复时，会进行逆回购投放，而总体稳定以后继续暂停。 因此，虽然5月26日央行仅进行微量100亿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投放，价格也保持不变，但这是央行对市场的呵护，而非政策转向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我们统计了2015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间隔超过25个自然日重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后的DR007走势，可以发现：一方面，央行长时间连续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的行为全部出现在2018年之后；另一方面，在大部分情况下央行重启公开市场逆回购后DR007在一个月内都会有所下行（除了2018年8月）。这进一步说明央行连续多日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后的重启意味着央行重新开始呵护资金面，5月26日央行公告和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增“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同时继续强调“发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此前央行已经调降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至0.35%，我们认为央行“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即使没有简单引导资金利率向更低的位置靠拢的意思，但按照走廊中枢观察，至少资金利率不存在显著上行风险。 类似地，我们也发现除了2018年8月，剩余几次央行时隔多日重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后10年国债利率在1个月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行，这也应该与央行积极呵护资金面有关。 怎么看5月央行“保持定力”与近期资金面的走高？ 5月以来资金面有所收紧，除了前期央行的“保持定力”，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5月资金面收紧带有部分季节性因素。回顾2016年以来的R007/DR007季节性特征，可以发现2018、2019年均有类似的资金利率上行情况。 利率债供给增加也是影响资金利率上行的重要因素。2020年4月财政部再提前下达1万亿专项债，并指导要求5月底用完，这使得今年5月利率债发行规模远超季节性，而本周（5月最后一周）恰好是发行量最大的一周，叠加缴税缴准的影响，资金利率整体有所上行。 既然5月资金面面临超季节性的冲击，那么此前为什么央行仍“保持定力”呢？ 对于央行的行为我们还是要考虑央行的政策目标诉求，近年来央行提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那么这个多目标是什么含义？ 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总则第三条，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其实很简单一句话：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总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那么这一法定目标和职责在具体的央行运作中逐步形成了当前的双支柱框架，近期陆磊在清华五道口论坛的讲话明确： 坚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建设不动摇——货币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的需要，宏观审慎针对金融体系系统性稳定需要。 所以在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展望也明确： 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强化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强对流动性供求和国内外市场的监测，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增强调控前瞻性、精准性、主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把握好流动性投放的力度和节奏，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为有效防控疫情、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处理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间的平衡，维护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健全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重点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所以央行当前的多目标，一方面是考虑传统经济周期下的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另一方面是考虑金融周期角度的宏观总杠杆、广义资产价格和汇率，对于当前而言央行所关注的大概是如下几个方面： 支持经济增长与就业、宏观加杠杆与金融防风险、内外平衡。 我们可以从上述目标中感受央行的定力或者说“不作为”： 支持经济增长必然需要宏观加杠杆，也可以理解为金融货币条件改善的结果。 而在宏观加杠杆背景下的金融货币条件改善，在当下的特定环境中，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可能意味着金融风险，《经济研究》2020年3月刊刊发了易纲行长的论文《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其中有明确阐述： 研究发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金融资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针对这一问题，须着力稳住宏观杠杆率，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能够自我决策、自担风险并获得相应收益，由此在保持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与此同时，2020年内外平衡问题也较为突出。 3月美元出现流动性危机，美元指数大幅走强，人民币汇率被动贬值。4、5月美元流动性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全球仍处于衰退压力状态，美元指数仍处于相对高位，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5月以来，因疫情和特定区域问题，地缘关系有所恶化，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来到了7.1-7.2之间，为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 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多渠道做好稳预期工作。”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那么对于特别珍惜货币政策正常操作空间的央行而言，在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的当下，通过适度“保持定力”来稳定市场预期。 当然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这是我们对于5月行为的理解。 央行后续还会有降准、降息吗？ 4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之后，近期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但是央行5月依然“保持定力”，那么后续还会有降准降息吗？ 我们的观点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1）央行需要继续宽松来应对外部风险和工业品通缩 与国内基本面环比改善不同，海外经济形势依然有更多不确定，风险更可能来源于海外。4月出口增速超预期上行应该只是暂时性的，其受到低基数、此前积压订单的滞后生产出口、防疫物资出口支撑等因素的影响。4月PMI新出口订单再度大跌意味着未来仍然存压，《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于海外经济形势表态较为悲观——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发达经济体增速面临下跌，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将集体遭遇失速，海外经济二季度确定性下行，从而拖累我国出口部门。 对此，《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到“坚持底线思维，对可能的外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前瞻性做好政策储备，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当前在全球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油价大概率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位，5、6月PPI同比可能会继续下探，全年PPI大概率保持深度通缩状态。因此，我们预计央行也需要降息来进行对冲工业品通缩，时间点可能会出现在6月底之前。 （2）政策目标阈值需要滞后确认 稳就业是今年政府最优先的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并给出了政策目标阈值——城镇调查失业率6%，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 虽然调查失业率大概率还是能够控制在6.0%以内，但对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结合过往经验可能最早要到9-10月才能合理评估全年保就业的状态（往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政府预设目标通常在9-10月份），因而在此之前货币政策仍需要加大宏观对冲力度。 （3）中央明确要求“降息降准”以及推动贷款利率下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货币政策的表述中延续了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降息降准”的表述，，政策明确提“降息”，我们认为可能不仅调降公开市场利率，存款利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调。 然而，市场可能会有投资者存疑的是，5月26日易纲行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但没有提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降息降准”，这是否意味着就不会降息降准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过往国务院对货币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央行均有执行，例如2019年9月、2020年3月在国常会宣布（全面/定向）降准不久后央行便进行操作。 第二，虽然易纲行长没有提及，但是陈雨露副行长在接受采访时仍提到“继续通过央行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进一步下行、加强利率定价自律管理、银行让利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进一步促进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这说明在推动贷款利率下行上央行仍会有积极操作。 除了要求“降息降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更为强调“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鼓励银行合理让利”，这与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提法类似：“银行要发挥利润较多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用小成本办大事，把更多金融资源转向小微企业，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适当降低对短期利润增长的过高要求，向实体经济让利，畅通经济金融良性循环。”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可以发现，今年政府更加偏向于通过银行让利或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降成本，而去年则更加强调总量货币政策的配合。因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银行是否能够继续让利，以及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能否有效支持降成本。 降成本不能要求商业银行简单让利。今年一季度在疫情负面冲击以及存款成本继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商业银行净息差环比、同比均出现了下滑。如果后续继续要求商业银行让利实体企业，那么一方面不利于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补资本和防风险，易纲行长也表示“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另一方面，压降银行利润则无法缓解财政压力。因而，既要弥补财政，又要降低贷款利率，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低贷款利率还是要靠无风险利率下降来实现，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操作。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预计对降成本作用有限。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具体包括五大类：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从形式上来看并没有特别超乎预期的地方，而从一季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来看，其不是降成本的最重要推动力。 一季度贷款利率下降26BP，合理估计可能有6BP由政策性贷款贡献，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 5月26日易纲行长提到：“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3月为4.82%），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考虑到5月LPR没有变动，而此前前两批政策性优惠贷款基本发放了大部分，因而5月贷款利率的下降应该来源于风险溢价的下降，但预计幅度不大。 （4）货币对财政支持不可或缺 5月18日马骏明确表示：“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 经济持续下台阶和结构转型带来的收支缺口，叠加疫情冲击，当下财政的困难众所周知，因而财政与货币需要发挥合力。上文已经分析到，如果简单要求银行给实体企业让利则无法缓解财政压力。目前而言，货币政策要同时满足弥补财政和降成本目标的最直接做法就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 （5）存款成本相对刚性，利率扭曲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行为异化，推高金融风险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特别是结构性存款利率）高于企业票据融资利率，同时银行负债和资产的倒挂，可能会加大资金“空转”套利的风险，从而导致金融机构行为异化，反而推升金融风险。 虽然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均提到在资产端收益下行情况下银行会主动下调存款利率，然而至少从2019年年报来看银行存款成本率仍继续上行，说明央行提到的存款利率下调可能更多来自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活期化等方面，而活期、定期存款成本的刚性特征短期内难以改变。 央行呵护银行负债成本以及缓解资金“空转”套利问题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就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 如何看待后续利率曲线？ 5月央行“保持定力”，100亿逆回购，让市场感觉如芒在背。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可能要珍惜央行当下的选择，因为做多利率，其实就是看空央行在多目标动态均衡的“定力”，当然这不是与央行对赌，仅仅是市场在政策两难中穿梭而已。 100亿公开市场操作，并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公开市场操作更多是配合利率走廊进行资金利率区间调控的工具，按照年初以来的情况观察，央行在当前位置上是呵护而非打压。所以当前政策信号给出的资金利率位置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区间的上轨。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继续明确货币政策方向决定债市方向。贷款利率方向决定利率方向。贷款利率压降是政策诉求。那么从银行表内资产比价考虑，在当前点位十年国债具有比价优势，至少具备交易能力。 曲线不论平陡，关注下行空间。资金利率确认目前位置是下一阶段的上轨，那么我们预计曲线不论平陡，下行可期，如果适度回归正常化，则10年国债还是可以看到2.0%的位置。 风险提示 海外疫情发展超预期，经济增长超预期，逆周期政策不确定性。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连续调整，北上资金却逆市流入。4月份北上资金流入A股超过533亿，进入5月份后外资加速流入A股，本周前两个交易日，北上资金已经累计净买入60多亿元，前期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大消费依然是外资的首选，科技白马股也出现了一部分外资抄底的现象，但有一些科技股则被抛售。整体来看，外资在近期流入A股抢筹，说明外资对当前A股市场消费股的价值认可。据万得统计显示，从北上资金持股变动金额行业分布来看，日常消费净买入超过20亿元，位居首位，此外如医疗保健、可选消费等板块买入金额也比较多。外资流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外资流入的股票并不是价格很低的或估值很低的股票，而是一些估值并不便宜的消费白马股。据统计，本周外资流入前5名的股票清一色都是消费股，从第一名到第五名是茅台、五粮液、海天、恒瑞和伊利。消费白马股也是我一直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板块，我认为消费白马股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上最多的消费者，消费白马股特别是品牌消费品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外资在全球配置时，无疑会选择各国比较优势的股票，要买科技股首选美股，原因是美股的科技股较强，买消费股则要选A股的消费股，虽然这些消费股当前的估值并不低，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消费股的股权价值具有稀缺性，还会持续受到资金青睐。 医药、白酒、食品饮料，是消费板块三剑客，我一直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今年以来，这三个板块轮番表现，先是由于疫情的利好刺激，医药板块在今年大幅上涨，带来了很高的超额收益，一些重仓医药股的基金，业绩表现遥遥领先，在一季度占据了基金业绩榜的前几名。然后白酒板块大幅上涨，特别是以茅老五为代表的白酒龙头股股价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带动了白酒股整个板块的上涨。近期食品饮料特别是乳业板块大幅上涨，远远跑赢大盘和市场的多数股票。消费股的盈利增长稳定，股权价值较高。消费股大涨实际上代表了价值投资成为主流的投资理念。相比之下美股在最近强劲回升，美股上涨主要是靠科技股大涨。美国的科技龙头股亚马逊的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这和A股市场的茅台股价创出历史新高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美国科技行业比较发达，科技股具有比较强的投资价值，A股市场比较优势则是消费股，因此消费股的表现更佳。这本身并没有孰优孰劣，而是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同，从投资的角度，资本是逐利的，必然会选择各国不同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个股来进行配置，从而获得好的回报。不仅亚马逊，如Facebook、奈飞等美国的科技龙头股，在上周均创出历史新高。A股的茅台、恒瑞、迈瑞医疗等消费白马股也创出历史新高，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海外市场方面，周二美股大幅收高，道指涨逾500点，其中金融股领涨，主要原因是市场关注到冠状病毒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及欧美重启后的经济复苏状况。美股经过第一阶段大幅下跌之后，出现了快速回升，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均大幅反弹，纳指更是收复了今年的失地，实现了正增长。现在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海外疫情仍然在扩散过程中，周二默沙东公司宣布正研究两种潜在的疫苗和一种针对冠状病毒的实验性药物，这让投资者增强了对于疫苗研发成功的信心，从而带动了市场的快速反弹。欧美经济在二季度出现大幅回落，近期重启欧美经济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在社交隔离措施被逐渐取消数周后，美国消费者行为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改善，这对于市场的信心是一个比较大的提振，而欧洲方面，在解除封锁线之后，欧洲的病毒病例下降，意味着解除旅行限制将成为下一个目标，部分国家已经放宽了边境之间的旅行限制，这将会给欧洲旅游消费行业带来较大提振。华尔街标志性的建筑纽约证券交易所周二重新开放，这是自3月20日因新冠疫情被迫全电子化交易，关闭纽交所之后第一次重新开放，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对美股市场的反弹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高盛表示美国经济可能会逐渐重启，高盛发布的重启指数将会有缓慢回升，最终会拉回到2月3日达到100的水平，但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根据高盛的报告，美国消费者恢复的速度依然比较慢，但受益于政府支票经济刺激，复苏的迹象明显，航空业也出现了需求触底回升，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都指出航空旅游旅行需求在4月中旬触底后小幅回升，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欧美市场的回升以及全球经济的重启复苏对于A股市场的走势会形成一定的支撑，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估值也已跌到了历史底部，对于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反应已经比较充分，下一步市场可能迎来回升的机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598亿元，同比下降27.4%，降幅比1-3月份收窄9.3个百分点。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781.4亿元，同比下降4.3%，降幅比3月份收窄30.6个百分点，即4月份随着复产复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幅度大幅收窄，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4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3，446亿元，同比增长4.9%，增速较1-3月回升3.4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去年同期15.3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1-4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790亿元，同比下降8.6%，其中4月完成2，999亿元，同比增长18.2%，4月交通运输行业复工复产取得积极进展，主要指标延续回升势头，部分领域已接近或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这表明我国经济在二季度有较快复苏，这对于资本市场的表现是一个好消息。
全国人大启动订立“港区国安法”程序，得到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赞同与支持。今天，香港长和集团李嘉诚发声支持：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 至此，香港四大地产商新地集团、长和集团、新世界(行情600628,诊股)集团、恒地集团近日均表态支持国家安全立法。 从港股市场来看，港股近日呈现触底震荡回升行情。 香港文汇报今日报道，香港富豪、长和集团高级顾问李嘉诚就“港区国安法”表态，主要有三点：1.任何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问题都有权责，大家不必过分解读；2.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3.特区政府责无旁贷，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 据香港文汇报昨日报道，李嘉诚长子、长和集团主席李泽钜表示，目前香港正处于政治纷乱及营商环境不明朗的氛围中，他期望“港区国安法”能稳定香港的局势，恢复社会及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 包括李泽钜代表的长和集团在内，香港“四大地产商”均表态支持“港区国安法”，认为其能够稳定香港局势，将为香港建构起更安定有序的投资、营商和社会环境。 香港恒基兆业集团主席李家杰则表示，现在香港“当务之急是要不遗余力地去保就业、护民生，……这一切都必须在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得到保证的情况才能进行，否则任何努力亦属徒然。”新地集团主席郭炳联称，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订立“港版国安法”可有效缔造香港安定有序的投资、营商和社会环境，保障市民大众的利益，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世界集团主席郑家纯指出，对于一切可以保障国家安全，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和促进特区长远发展的法律及政策表示支持，相信有关法规会为本港建构更平和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气氛。 港股市场波动加剧 上周，全国人大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有关决定。消息一出，港股市场波动加剧。 上周五，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港股5月22日大幅跳水，时隔两个月后再度跌穿23000点大关。香港恒生指数当天收盘报22930.14点，下跌1349.89点，跌幅达5.5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也下跌423.29点，跌幅达4.30%，收报9426.78点。 随后在周一、周二强力反弹，恒生指数两天暴涨近500点。 不过，今天，港股表现再次呈现疲软状态，收跌0.36%。 私募看好港股：吸引力在增强 南下资金抄底超100亿 而对于港股，私募普遍认为，港股的吸引力在增强。 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邓晓峰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港股一直是以外部的欧美资金为主，容易有比较大的折价。但未来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发生改变，有两大原因。第一，未来更多的公司会在香港上市，尤其是很多中概股回归，会让香港的资本市场结构上变得更合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增强；第二，通过港股通，南下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地参与港股市场，分享这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带来的成长机会。 我们已经看到了北上的资金对国内投资风格带来的改变，下一步南下的资金也会逐渐改变香港市场的风险收益特性，而且这会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状态。当港股通完全打通了之后，港股上市公司更丰富、更多元化了之后，港股市场能更好地反映经济体的长期发展结构之后，可能比目前国内的市场机会更好。 凯丰投资首席经济学家高滨表示，近期事件性因素对香港市场冲击巨大，导致股票市场深度低迷。未来政治环境安全度的提升，会大幅减少经济不确定性，加之一些优秀的中概股的回归，会趋势性提升港股的吸引力。 朴石投资创始合伙人向朝勇认为，本次会议对深化改革与加大新基建的战略布局更加强调，包括全国人大提出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发布涉港草案7条措施，这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长期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与发展。总体来说，这些政策措施与法规出台都是有利于构建中国长期竞争力，朴石投资也会观察这其中的长期战略性机会。 而从港股通的数据来看，5月22日、25日、26日，南下资金3天抄底港股超100亿港元，分别为44.14亿港元、27.21亿港元、42.11亿港元。 对于港股的波动加剧，西部证券(行情002673,诊股)分析称，中国香港“国安法”议案推出。拟“打通”内地与中国香港法律系统，在中国香港《基本法》基础上共同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并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与制定执行【机制】，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等，切实防范和惩治分裂、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等活动行为。 《决定（草案）》对市场的短期冲击影响。一）对于部分利益冲突者或因担心未来触及法律界限提前撤离中国香港；二）倾英、美的富商或因局势变化不得已撤资中国香港；三）部分海外机构投资者，或因中国香港局势尚不稳定撤离投资；四）市场担忧美国或取消中国香港特殊关税地位；五）市场担忧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定位动摇，或导致大批外资“玩家”流失。 西部证券研报中给出了《决定（草案）》中长期影响及港股趋势研判： 首先，港股基本面受到的冲击或较为有限。“港股A股化”过程中基本面更受到国内经济增长影响，且近五年期间港股与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正相关性已上升至0.75以上，倘若国内经济于2020Q3呈现“NIKE”形改善，将从基本面对港股形成有力支撑！ 其次，良币驱逐劣币过程中，港股估值中枢有望逐步抬升。在“国安法”及相关制度、措施落实的影响下，将大大降低频发的“社会事件”对港股估值的压制，有利于估值中枢抬升及市场波动率水平下降。 最后，中国香港M3或呈现“先降后升”态势。过去5年港股与M3的正相关性高达0.8，资金成为驱动港股市场表现的核心动力之一。 不可否认，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自由贸易港地位倘若遭到削弱，必然会对港股市场的资金增量及活跃度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如此不堪一击？ 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海外机构“玩家”大量流失令中国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削弱？或仅是一个不尽合理的猜想。 二是中国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驱动力正发生着重要变化。 再看美国取消中国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最后一张“王牌”是否会轻易打出？ 我们判断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走向极端化之前，美国或因“利益关系”与“牵制战略”继续保留最后的“王牌”。那么，M3如何才能再次回升？ 我们预判港股M3显著回升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国安法”推出之后中国香港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二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显现，流动性剩余向新兴市场溢出；三是中国经济率先筑底，中美经济预期差趋于扩张。这意味着在美元走弱、人民币走强及全球流动性剩余的叠加影响下，港股占MSCI新兴市场指数20%以上或再次受益于全球资金布局人民币资产。 广发港股策略也分析称，造成周五港股大跌的直接催化剂为“港版国安法”审议： 海外机构和香港本地投资者担心去年本地社会事件重演，对香港局势不确定性的疑虑再度增加；也不乏有人担忧香港独立关税地位被取消，导致资金持续大量撤出。短期内，资金流出的风险客观存在，但我们并不认为中长期的“悲观情形”会出现。 另外，短期内港股面临资金面和情绪面的双重“逆风”：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快贬、Hibor利率跳涨；另一方面，风险溢价和波动率上行，市场做空比例提升。一个低斜率级别的“外资抽离”逻辑可能再度强化，但充裕“北水”下的“南下逆势增配”仍会形成对冲。 广发策略称，短期可能面临多重压力，但中期内基本面积极因素可能增加，而流动性宽松的逻辑很难出现逆转，因此若市场继续显著回调，“估值下跌、盈利上调”的错配将吸引更多海外和国内长期资金的流入。假定经济环比改善后EPS增长预期趋稳，若估值继续回调6%-7%，恒指动态股息率可能升至4%以上的极端值。 部分综合香港文汇报、北京日报
过去几年，冯柳在为数不多的几篇访谈中阐释了自己的投资体系和核心方法，引来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盛誉之下，“冯柳概念股”备受关注，很多人想要“抄作业”。但在记者看来，很多人没有读懂冯柳，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此，近日上证报记者特地与冯柳沟通，请他对自己以前阐述的一些观点作进一步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投资要义或许不在于走什么“道”，而在于明晰“道”的使用前提和边界。我们不仅要理解观点和原则的真谛，更要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因道而化用之。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只能启迪。 上证报记者：不管是以前个人做投资，还是如今在机构做投资，您的投资业绩都非常抢眼，但超额收益不一定是靠市场主流品种取得的，您是如何做到的？ 冯柳：我把投资风格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买大家都知道它好的公司，投身大势之中，核心是把握宏观、把握牛熊，参与到风格牛市之中去。这种能力最难得，要求也最全面，需要在考虑多种因素多个变量后作出判断，回报也是最高最快的。但难点在于稳定，毕竟因子和变量太多了，需要具备大师级的能力才能驾驭。 二是买别人不知道它好但你知道，或者是别人都知道它好但你知道其实更好的公司，这需要对个股有深入的研究，能做到这点的通常是专业人士、资深基金经理等。这种能力需要积累和机缘，其回报高且效率也不低，但难点在于积累与机缘都是高门槛，且不容易重复，毕竟你懂这个公司不代表也能懂另一个公司。 三是买大家都不知道它好的公司。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好，所以它就没有相应的定价。如果它还是不好，那也亏不了多少钱，而万一好了却可以挣到不少钱。这种方式从整体上看回报不高且效率最低，好处就是没有门槛，只要把心气放平就可以了，完全是一个碰运气的体系。如果是一个经常会发生变化和有意外发生的增量世界，那么采取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有意外之财；如果是一个固化的存量环境，就会很沉闷且没有惊喜；而如果是一个减量的环境，那就会有点危险。 我过去主要采取第三种模式，找到几个有增量的好行业成体系地去碰运气，未来可能会增加对前两种模式的探寻。 上证报记者：如何理解“经常会发生变化和有意外发生的增量世界”？如何区分增量、固化和减量这些概念？ 冯柳：就是看行业是否处在扩容和发展期，是否分出了胜负，有没有变局和反复的可能。如果有，那就找到有利基支撑之处去等待可能性。这个阶段研究的准确性会降低，因为条件值会经常变，比较适合博弈。固化就是座次已定，无法博弈，但研究的可靠性升高，可以投资于结构化的机会。减量就是泥沙俱下，研究和投资的价值都不复存在。 上证报记者：在选择个股时，很多人通常会看基本面等因素。你运用定量选股方法选出标的后去做进一步研究时，主要关注哪些因素？ 冯柳：理论上，大家看的方面我也会看，只不过权重不同而已。在操作中，我把市场是不是有机会看得最重。打个比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都在研究淑女有多好，用各种标准去评判，而我首先考虑的是她有没有嫁人？有几个人在追？光研究她好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掂量一下是否有机会，有机会她的好才有意义。 很多时候，对我来说，不到位的研究还不如不研究。当时重回A股市场的时候，我在底部选出了很多日后成为大牛股的标的。但我跟我的助理讨论后，大部分标的都被否掉了，没有买。包括后来表现抢眼的科技龙头股、游戏龙头股，都是先选出经讨论后被放弃了，在它们涨了很多后才理解，代价极大。事后我也在反思，为什么好票都被研究后否掉，不好的票反而留下来了？其主要原因是留下来的票大家都不熟，就没人提反对意见，而熟的票在底部往往伴随着理直气壮的偏见与负面信息。我尽量要求在研究时只做框架性分析，因为如果你对它的认识没有达到非常高的层次，很容易被信息牵引，成为被信息驱动的低等生物，那还不如回避信息，只做框架覆盖，利用方法论和体系去参与。 记者：因为被否掉而没有买入，那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判断呢？ 冯柳：我不太强调判断，我是让市场推着我去做选择的。我筛选个股比较快，但会跟踪很久。我不是很喜欢用坚持这个词，真正想明白的东西是不需要坚持的，它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行为。 上证报记者：对于价值股和成长股，您是否有偏好？ 冯柳：如果成长和价值可以预定的话，那肯定是成长股好，因为成长才是最大的价值，但难点是它们有时会转换。如果你错判成长并以成长股的价格买入了价值股，那应该就是股市里所能碰到的最大风险了。 所以，成长股投资是需要锐度保护的，你得识别出成长的锐度，同时还需要对它不断跟踪与验证。前者我偶尔能做到，但后者需要付出一点精力，所以在有更省心机会的时候，我可能会优先采取其他类型。而投资价值股的好处是你可以期待它变为成长股的可能性。不过，如果仅是出于价值低估去关注它，这是我不赞成的，我不愿意占市场便宜。你可以要求估值保护，但不能寄望于估值回归，因为这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信息看，您也偶尔会选择那些在基本面或商业模式上不是公认的好公司。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情况的？ 冯柳：我买的公司偶尔会有点瑕疵，但利润也来源于瑕疵消失。其好处是我通常买在低位，即使错了也不会亏大钱。我觉得，不能太教条地看待商业模式，股价在低位时最重要的是竞争力与格局，股价在高位时商业模式才会更重要些。 上证报记者：如何做到买错了也不亏钱？ 冯柳：买错了肯定会亏钱，否则怎么叫错了呢？无非是尽量少亏点，别亏伤筋动骨的大钱。这就需要有安全边际和操作纪律。根据我的体系，价格大幅向下变动后就必须无条件地行动起来，要么加要么减，不加就要减，没有中间状态。如果加了，自然就摊低了成本；如果减了，那就降低了仓位。所以，我一般不会在重仓股上出现很大的亏损。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行为机制，主要是强迫自己去面对和解决，不使自己陷入被动和丧失行动力。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往往是拖延和麻痹使自己陷入深渊。犯错不重要，哪怕一动就错也远比丧失行动力要好，因为后者会令人无力且自欺欺人，越陷越深。 上证报记者：您以前说过，靠天赋、靠品质都走不远，一定是靠科学的训练、系统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最终形成恰当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上述“无条件的行动机制”，您是如何训练出来的？ 冯柳：对专业的投资者来说，得出结论和判断不是件太难的事，但人总是不愿意面对痛苦，总希望在更舒服的状态下去解决问题，而市场一般都是在不如意的位置上让我们作出选择，这就容易造成拖延和回避。所以，得给自己设定一系列的机制，同时把难度分解掉，大的行为做不出来那就做小行为，先获得行动力最重要。心动即行动、随心所欲这两点是我非常重视和强调的，要有心理建设的能力，把自己从对错得失中抽离出来。 上证报记者：之前介绍过您的弱者理论，重常识而轻能力，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能再补充一下吗？ 冯柳：打个比方吧，平地走路人人都会，这并不难，但如果把他们放到高楼的边缘去，大家可能都会紧张到无法迈步，这是因为得失巨大到足以令人动摇心性。我不是说能力不重要，会跑的自然比只会走的要快，但很多时候大家还没到赛跑展示能力的阶段，而且真到高楼边缘，会跑和会走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被恐惧控制得无法行动。所以，只要你要求的回报不是特别高，大部分时候回归本能与常识就很好了，关键是清明心性，不被得失牵引。 上证报记者：清明心性也是一种能力啊，要做到并不容易。 冯柳：这是向内的能力，只需要求自己就能获得，向外的能力需要资源和机缘，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 上证报记者：您的弱者体系或源于此前没有好的研究支持，如今到高毅以后，可以有业内一流的研究作支持，投资策略跟以前有变化吗？ 冯柳：基于“弱者体系”的投资策略基本没有变化，人还是有路径依赖的，加上也习惯了过去那种较为闲适的工作生活方式。我不是事业型的人，也不要求自己做优等生，所以大体框架基本没变。 近来，我偶尔会接触券商分析师，科普些基础知识，不要求传递信息，主要是了解相关行业的背景、商业模式和发展趋势等，这些还是蛮有帮助的。另外，我与助理的工作关系是分工而非协作，我很少会对他们的工作内容做审核，一般是直接选择是否采信。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极大地节省时间和精力，养成他们独自对结论负责的态度，可以胜任比其他方式更大的工作规模；坏处是容易导致混乱和遗漏，毕竟大家的倾向点不同，这就要求培养非常稳定默契的关系，它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上证报记者：从您的最新持仓情况看，也有一些股票是在涨幅较大之后买入的，而且仓位还不小，这与您之前强调逆向投资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冯柳：看下跌股票的好处是可以有很多时间去思考，不至于被市场催促着去行动，且在风险暴露的情况下不容易有意外。但如果对那个股票之前有深刻理解，那么在它上涨后买入其实是提高效率和准确度的正确方式。当然，其缺点是不容易买够量，除非它未来空间足够大，可以支持你边涨边买。有时候可能之前研究过但错过了，后来被时间和市场教育后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介意追涨的；而如果没有之前的跟踪做铺垫，我就不太会去追，主要原因是避免冲动，不想把自己放到陌生环境中去面临诱惑。但如果我了解它，我是不介意追涨的。事实上，我在加入机构之前做投资时也追涨买过很多股票。很多人说我只买跌，这是误读。 关键是你得清楚是运气体系还是实力体系。在实力体系中，要善于集中突破，放胜负手，毕竟好不容易有了几个了解的机会，不全力抓住就太浪费了。有的股票，我持有了较长一段时间，天天感受它的涨跌逻辑，这是在培养强者体验，在合适的机会就进行模式切换，这并不冲突。当然，考虑到我的能力和积累不够，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遵循运气体系，不去追涨。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数据看，您的持仓调仓换股相对频繁。如果对业绩归因的话，交易和选股对业绩的贡献情况如何？ 冯柳：利润一定是来自于选股，交易是实现选股的方式，它是成本项。换股主要和自己的知识积累不够有关，看到机会又担心错过，那只能先上车再慢慢思考、学习。利润一定是来自正确的选择且持有不动，动就意味着纠正和改变。换仓频繁说明存在错误，犯错的部分怎么可能还贡献业绩呢？ 当然，交易可以平息内心波动。没买的时候渴望拥有，思考的客观性难免受到影响；得到后，怕被伤害的担忧又会产生，这样可以平息内心的波动，在反复中认清自己。我不是个很理性的人，极度情绪化，所以交易有时也是平息情绪的方式，先满足一个无法克制的贪婪与恐惧，然后再找到真正的需求，进入“贤者时间”后才能知道是否是真爱，这是我需要反省的地方。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披露的资料看，您很多重仓股票都卖在了高点，您是如何做到的？ 冯柳：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是大家的误读。我是长时间满仓的人，有卖就有买。如果你看见我卖在高点，那很有可能另外一只股票也买在了高点。我从来不会预先设置好卖出操作，而是让自己的主观性降到最低，永远是迭代它。有些明明不好的持仓，为什么没有处理？因为有比它更需要优先处理的股票。所以，大家看到有的股票我卖了之后会跌，但也会看到更多的股票我反复“坐电梯”，甚至还有卖掉后翻好多倍的股票。这些情况在过去几年的公开信息里都能看到，总体来看，卖了后继续涨的次数多于卖在高点的。 上证报记者：您是如何进行迭代排序的？ 冯柳：很快，每天花十分钟把持仓看一遍就行。谁多谁少内心会有感觉的，就跟着心情走，随心所欲，把念头放大，决不隐忍它。很多人说守股如守寡，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与坚持，我恰恰相反，有一点不舒服就会去处理掉它。如果你现在就不舒服了，市场有无数种办法让你更不舒服，隐忍和坚持只能让你在更被动的时候去放弃。跌10个点你不舒服了，却告诉自己还能忍，然后跌30个点甚至50个点后忍不住割了，那么，这种痛苦的意义何在呢？我觉得，好的持仓应该是很舒服的，是一种很愉悦、放心、可理解的状态。如果产生焦虑和不安，那一定出现了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那就降低它的配置直到恢复轻松愉悦，哪怕减在最低点也没什么，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不该你挣的钱错过了也没什么好难过的。不怕犯错是获得行动力的关键，更可以帮助你从负面情绪里跳出来。 上证报记者：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2018年下半年以来，您管理的产品出现在多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上，调仓换股也比较频繁，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冯柳：我之前持仓主要是港股，2018年下半年A股大跌后，有战略转移的想法，所以将资金陆续转向A股市场。由于基金的规模不小，要在很短时间里承接主仓位转移，就会面临同时买入几十只股票的情况，有点仓促，来不及精挑细选。事后来看，确实买了一些不太好的标的，导致战略选择对了但没有很好地落地，反而给2019年上半年投资制造了隐患。后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19年二季度后陆续调整了持仓，一个个地去处理，慢慢地优化，在这个过程中就给大家留下了调仓非常频繁的印象吧。其实主要是犯了错，那自然要去纠正。这次的经历也给了自己一个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强制给自己一个必须完成的要求，否则很容易被要求牵引而导致变形与迷失。越是紧迫的时候，越要从容，越要规范好每一个动作。 另外，由于我满仓换股的风格，会造成每当我有新主意的时候都得卖一点老股才能买入，所以会给人持仓变动频繁的印象。其实，我每一次操作都着眼于长期投资，无奈主意太多钱太少。另外，由于我很少调研，对有些信息的变动不能及时掌握，所以选择在赔率高的阶段去承担不确定性，但在股价已经部分演绎后，就需要更多假设以应对意外，由于我不紧密跟踪去消除这种意外，所以很容易在股价还会有很大表现前离开。 我的投资理念本来就是要勇于承担现实风险，同时要怯于面对理论风险，所以就会经常出现买了就跌、卖完了又涨的情况。但盈亏同源，因为放弃了这些，组合也就相对更稳健些。 上证报记者：您现在管理规模很大，不少持仓是中小市值公司，会否对市场造成扰动？你的选股会偏好于小市值公司吗？ 冯柳：我大部分持仓品种都是在公司遭遇利空或下行趋势时买入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容易买到足够的量，有的公司我都买到临近举牌线了，但从开始买到建仓结束，通常只会波动10个点左右。价格是抢出来的，只要没人竞争，资金与筹码其实干扰不了市场。价格只是通过资金与筹码来反映，真正影响定价的是人心与情绪。 我不是风格型选手，对行业和市值大小都没有偏好，现在的持仓品种，市值从几十亿元、几百亿元到上千亿元乃至万亿元的都有。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有一只超过万亿元市值的大蓝筹一直是我前几大重仓股，只是大家在公开信息里看不到而已。小市值公司更容易进入前十大流通股股东而为外界所关注，实际上的持仓占比往往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加上披露出来的持仓品种是不完整的，有不少重仓股未被披露，所以参考价值不大，无需太过重视。 仅仅通过外部渠道来推算我管理的基金规模不是很准确，因为公开信息以外的持仓也是有一定规模的。 上证报记者：网上有很多人研究您的持仓，很多粉丝学习并模仿您的投资策略，您觉得“抄作业”这种方式可行吗？在您看来，学习运用您的策略，要注意哪些方面？很多人说看不懂您的持仓，原因是什么？ 冯柳：“抄作业”这种方式肯定行不通。毕竟大家看到的公开信息是延迟很久的，而且我是从一个组合以及流动性上综合考虑的，未必完全是个股逻辑，很多时候的增减操作可能只是应对临时的仓位或资金调动需求。并且我有多种打法，有的是投资模式，有的是碰运气模式，有的只是很简单，怕忘记就先买来再研究，更有的只是为了满足高仓位需求的填仓而已，非常随心所欲。因此，看不懂很正常，毕竟大家的出发点和需求不同。 每个人的自身条件和积累不同，可以借鉴参考，但很多话是有语境和条件的，不能仅仅从直观上来理解。比如我说不太做研究，并不是什么都不看，基本的几个框架点还是要把握的，无非是尺度放得比较宽而已。并且，这种不研究是相对于资深的机构投资者来说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和他们的差距有多大。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毕竟我还是个有价值信仰和基本商业判断力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借鉴市场观点才会更有效一些。 另外，逆向投资不是去找冷门股和垃圾股。我以前也常说要找高关注度低买入度的股票，意思就是要拥抱人群，到群众中去，和而不同就可以了。当然，有人会说我也买过很多冷门股，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冷门股和垃圾股，这是我视野不够宽广与知识积累不够造成的，是需要弥补纠正的地方。我是一个有很强框架认识但知识积累很弱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会因为知识与信息掌握不充分而产生扭曲，旁人照着我做的去模仿肯定是会有大问题的。很多人讲“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我不赞成这句话，因为对真诚的人来讲，“言”是反映内心的理想追求，“行”却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影响。 上证报记者：对不少投资人来说，规模通常是业绩的敌人。随着管理基金规模的增加，您如何保持良好的业绩？接下来投资策略会如何进化？ 冯柳：其实，恰恰相反，规模是有助于保障业绩的持续和稳定的，市场中不乏“规模小更容易做”的说法，其实未必尽然。小资金对人的心性和运气要求更高，因为机会变多，诱惑也随之变多，更容易诱发出内心的贪婪与恐惧，也更容易陷入侥幸从而作出违背原则和纪律的事情。另外，在小规模的时候你面临的是存亡生死而不仅是荣辱盈亏，这是完全两种性质的压力，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和体会。此外，小资金的外部资源更少，更容易暴露自身能力的不足。 “规模小更容易做”往往是错觉或只是与某种特定打法适配而已。对逆向投资者来说，规模大才能更好地发挥体系的作用，避免运气不佳和情绪冲动的偶然性影响，更容易贯彻自身意图。就我来说，我没有感受到过规模对投资策略的影响。我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规模，明显感到，随着规模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轻松自如、更不担心意外了。在策略方面，就更没有感受到差别，几百亿元跟几十亿元甚至几个亿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多买一些股票而已。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机动仓位操作风格的人，没有利用过小规模的灵活性。我的工作强度也一直很低，产能始终有富余，经常处于想法多过资金的状态，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挺无聊的。这个市场这么大，没有觉得规模大会带来什么影响，虽然买卖的冲击成本提高了、业绩的弹性也降低了，但变得更稳定、更持续了，还降低了意外发生时造成的伤害。这很公平，有补偿就不能算损失，本来我们的目标就不是追逐暴利的高波动，稳健持续自然更好。事实上，近几年如果没有规模的保护，我很可能会因为一两笔错误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我是欢迎规模变大的，这也符合客户的长期利益。 上证报记者：在您持仓中，有一些在A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公司，您没有买折价很多的港股，而是选择贵很多的A股，是如何考虑的？ 冯柳：每个市场有其风险偏好和运行机理，我很难去穷尽理解并阐述清楚，只能按照自己的原则与框架进行，不占市场的便宜是我的信仰。毕竟我不是来纠正宏观市场差异的，占便宜是需要支付对价的。这个对价也许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但因为它的隐蔽导致我不容易判断，所以就干脆不纠结它。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市场卖不同的价格不是很常见吗？为什么到了股市就不能接受呢？相对贵一点说明这个地方更能体现它的价值，这没什么毛病。况且从我过去的多次经历看，选贵的带来的回报反而更多。我很庆幸在这方面抵御住了低价诱惑而没有放弃自己的体系与原则。 上证报记者：过去几年来，市场经历了多次极端时刻。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您都在大幅调仓。您如何做到“不畏逆势，知止有定”，果断调仓？ 冯柳：我就把自己放到框架原则和常识里去，绝圣弃智，让环境推着我行动。谈不上勇敢和果断，就是顺其自然而已。不这样做可能才需要勇气吧，因为在人群之中是更恐惧的状态，它需要更加坚定和智慧判断。 上证报记者：您每次讲投资理念，经常会提到“不争、绝圣弃智”等道家哲理，您也曾表示受二十四史影响很大，在投资经历中它们是如何启发您的？ 冯柳：我读过很多年的古籍和历史，里面有很多人生与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和命运真的很重要。同样的事情，相同的选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相反的却也可以有相似的结果。所以，个人的判断是很微不足道的，要习惯把自己交给命运，要善于把自己托付给信仰和信念，有一个适应巨复杂体系的世界观，但也要找到简单而坚定的信仰或人生观、价值观作依托，这样才不容易陷入焦虑、迷惑与自责之中。 上证报记者：不少投资人会为市场波动而焦虑，遇见风险会想尽办法从身边切割出去才会舒服。您说过，从做投资以来，并没有真正焦虑过。您如何做到与风险相伴而安然？支撑你免于焦虑的东西是什么？您很少接触外界，这是为什么？ 冯柳：市场波动时也会心情不好，只是没有达到焦虑的状态，这里涉及词义的界定。我认为，只有陷入了无法面对和解决的状态才能称之为焦虑，如果只是不愉快和情绪起伏但能很快意识到并解决，那只能说是情绪化。我是一个高度情绪化且不太有自制力的人。很多人以为我压力会很大，甚至有传闻讲还可能抑郁。那怎么可能，我一向是零压力，因为有问题发生就去解决掉它，不会有问题和情绪的积累。如果解决不掉呢？那更没有压力了，说明这超出了你的能力，已经不适合面对这个事情了。人没必要为自己配不上的事情而焦虑，如果你不配这个金钱与名声，那越早放弃越好，想得到和维持自己不应有的东西是很不明智的行为，这就是贪婪和恐惧。我们最绕不开的是自己，要善待自己，要令自己感到轻松、幸福、愉悦，为了某些并不本质和重要的方面去勉强，导致自己失去了喜乐，这就太想不开了，太执迷于物了。 现在大家对我评价很高，我否认就被说成是谦虚，但我身边亲友却是相反的评价。其实，无非是我更了解自己，知道客观的自己是怎样的，在拒绝过高或过低评价时就会给人造成完全不同的感受吧。我工作不忙，大部分时候都比较悠闲，接触外界一般在现有的熟人圈，公开场合就很少。偶尔会接到去做分享的邀请，这种情况一般会拒绝，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都是依据常识在做，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就像一个人去讲课，如果总是去说1加1等于2之类的正确但无意义的话，那听众肯定会觉得极其无聊。你问到我可以回答，但是你让我说，我不愿意专门去说。 上证报记者：在您的操作中，我们感受到两点非常突出：愿意主动承担风险、敢于全部托付给市场。但您强调自己是极度情绪化的人。我们感受到的您，和您的自我认知，差别为什么非常大？ 冯柳：这不矛盾，因为风险无处不在，你不想承担不代表就没有承担，无非是从看不见的风险转移到看得见的风险上去。对我来说，看见风险反而会更心安些。另外，正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所以我才不信任自己，转交由机制去行动。也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次情绪摇摆，我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失控、什么情况下不会，那就事先找到能让我情绪波动后还能恢复平静的力量后再去介入，这可以是基本面的强劲也可以是赔率上的补偿。就像很多影视剧里描绘的某些人含着泪告别家人去做一些很艰难痛苦的事一样，含着泪的痛苦那自然表明情绪上不想去，但机制或者信仰迫使你去。所以，情绪和行动是两码事，这就是机制以及信念和价值观的作用。 上证报记者：您经常提到淡化宏观，但从现实操作情况看，不管是2016年初的南下，还是2018年下半年的北上，您对宏观大局做到了前瞻取势，对市场的感知也很敏锐。您是如何感知市场的？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冯柳：我头脑里没有宏观的概念，当然不是说宏观对我没有影响，而是即便有影响我也处理不了，所以我不会去分析和判断环境，能少操心就少操心。但我只是淡化日常的判断，主要的方向还是会关注的。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投资生涯中对主要的风险和机遇区间的感知还是比较到位的，但这更多的来源于我不参与对这些的利用和把握，就更容易体会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否则你的心可能会随着得失对错而剧烈摆动。这就是个测不准的市场，你参与了就不容易看清楚，你不参与看清楚又没什么帮助。所以我更强调的是应对而不是预判，让风险与机遇推动着你去前行，而不是你去无限地追逐，该去哪该怎么换都是被动应对，不去操太多心。 （声明：本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于受访当时的分析、推测与判断，所依据信息和资料来源于公开渠道，并含有前瞻性陈述，不保证其准确性、充足性或完整性，相关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广告、销售要约，或交易任何证券、基金或投资产品的建议。本内容中引用的任何实体、品牌、商品等仅作为研究分析对象使用，不代表受访者及其所在机构的投资实例。）
从去年底以来，市场一致认为港股是全球市场估值洼地。截至5月21日，恒生指数最新市盈率为9.86倍。在当前低利率市场环境下，具备低估值高股息的港股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关注。早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通过配置港股基金布局港股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而在5月18日，恒生指数迎来的这一次重大变化，可能成为它脱离全球市场估值洼地的转折点。当天下午，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宣布了有关指数编撰方法的市场咨询结果，其中最主要的议题是要将阿里巴巴、美团和小米等重要的中资科技股纳入成分股。 截至2019年底，在恒生指数的50只成分股里，有11只金融股，其总权重占恒指近50%，远高于欧美市场16%的均值，而目前引领全球股指风口的信息技术行业在恒生指数中只占1.4%。恒生指数是一个容纳香港和内地诸多企业上市的资本市场计量器，在其50个成分股中，中资公司占据了一半。这些中资公司的主要业务与经营活动都在内地开展。由于不少中资科技股在香港上市，所以恒生指数的编制问题不只是拖累了香港市场指数投资者的回报问题，而且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经济与科技水平。 为什么恒生指数成分股没有纳入诸多内地企业，即便这些企业已经是互联网行业龙头、消费行业翘楚及新经济骄子？其主要原因是，纳入恒生指数成分股的企业需要满足一些比较严苛的条件，比如必须主要在香港市场上市、同股同权等。目前很多内地企业属于在港交所二次上市，并且有同股不同权的股权架构，以及存在非流通股的问题。 据透露，在这次对纳入恒指成分股的咨询总结中，超过90%的回复人士表示支持改革，具体时间可能从8月份开始逐步实施。 那么，这次恒生指数成分股的改革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由于新加入的新经济代表企业估值相对较高，显然会提升恒生指数的市盈率。第二，恒生指数不再是价值投资的代名词，其成长属性也会增加，并会提高各类投资者对恒生指数的使用以及资金流入。目前香港与恒指挂钩的强积金规模达80亿美元，全球23只挂钩恒指的ETF总值超过200亿美元。第三，指数的盈利增速可能提高，股息率下降，同时股指的波动性也会放大。第四，恒指的估值上升有助于港交所上市企业整体估值的提升。H股股价被港股整体低估值长年压制的现象可能会得到些许改善。 当然，更关键的是，恒指成分股改革的时点是港股估值处于最低区域的时刻。如果它成为一个拐点，那大概率是由低位向高位走的拐点，而不是反过来。基于此，港股具有中长线投资价值，布局港股基金仍是不错的选择。（傅雯）
作为资本市场的新板块，科创板开市以来在支持科技创新、服务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看来，为进一步发挥科创板示范带头作用，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要出台完善科创板配套政策，并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 今年全国两会，朱建弟带来了《进一步发挥科创板示范带头作用和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的建议》。他建议，进一步提高科创板审核和注册环节的效率和质量，提高相关主体的违法成本，对利益相关者协助上市公司造假严肃追责。 科创板上市企业已经超过了100家。从科创板企业上市的流程看，在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发行效率更高了。 朱建弟建议，还可进一步提高科创板审核和注册环节的效率和质量，包括加强审核环节与注册环节的协调，规范审核和注册流程，着力提高透明度。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将整个审核和注册过程，包括问询和整改，及时在网上公开，进一步增强市场透明度。建立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督促相关审核人员勤勉公正。 近年，个别上市公司曝出的财务造假事件，引起了朱建弟的高度关注。他认为，提高相关主体的违法成本和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要对未勤勉尽责的中介机构加大惩戒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作为国内有很大影响力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掌门人，朱建弟建议建立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市场“声誉资本”档案记录机制，以倡导诚信执业的良好氛围。 “在证监会处罚的财务造假案例中，几乎都会看到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协助上市公司造假。”朱建弟表示，这些协助者也应被严肃追责。 朱建弟举例说，有的上市公司将货币资金以定期存款、理财产品的形式转到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其形式上是合法的。但随后，资金又按照上市公司的指令，被转给第三方，进行非法使用。在注册会计师函证时，相关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又出具虚假证明，误导注册会计师。此外，一些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和下游客户有时也是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造假的“帮手”。 朱建弟呼吁，监管机构和社会各界一定要正视利益相关者协助上市公司造假的问题。在处罚上市公司的同时，对于协助造假者也要严肃追责，使他们产生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清除上市公司造假的外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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