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今年5月以来，“大循环”战略被多次提及。如何正确理解“大循环”战略？当前形势下，如何打通“双循环”？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表示，当前所谈及的“双循环”已与以往不尽相同，只有立足国内大循环，才能构建我国新的发展格局。 国内大循环地位凸显 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不但直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而且也受到外部打压以及国际市场萎缩带来的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使得部分该出口的商品出不去、该进口的商品进不来。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应对。正是为了主动应对上述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3个月内两次强调“大循环”战略。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首先，两个大循环都是中国经济所必需的，缺一不可。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国外广大的产成品市场，也需要国外的原材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供应，若缺其一，中国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其次，两个大循环中，目前强调的是国内大循环。以前中国经济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大循环比国内大循环重要。现在，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国际经济环境变差，国际大循环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利于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甚至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所以，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 最后，当下的“双循环”内容已与以往不尽相同。就国际大循环来说，以前的产成品市场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目前所说的“国际大循环”主要指的是非美国市场。就国内循环来说，同样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获取国外投入品的风险增加，中国不得不更多依赖国内投入品，同时产成品市场也要更加注重国内市场。 重塑生产及供应链 当前形势下，如何打通“双循环”？ 对此，在苏剑看来，就国际大循环而言，主要还是加大对外开放，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如果国际经济环境继续恶化，那么国际大循环将越来越困难。 就国内大循环而言，首先需要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国内统一、透明、公正、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和消费、流通，同时切实保护消费者权利，保障消费安全；其次，进一步开放非国有企业上游行业，在国外投入品供应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国内供应必不可少，引入非国有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很有必要；第三，加大科研力度，便利替代投入品的开发，比如，如果国外石油供应下滑，我们就必须用别的能源替代；第四，加强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降低成本，提高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购买力。 王尧基向记者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着建立国内大循环的独特优势。因此，我们要尽快打破各类要素在国内市场自由流动中的障碍、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切实消除国内循环中的各种“堵点”“痛点”，切实降低交易成本，使各类资源能在国内大循环中尽可能地实现优化配置，充分释放我国自身消费潜力，使更多的商品通过出口转内销而在国内大循环中消化。 王尧基认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生产链和供应链的调整和重塑。因此，事关国家命脉的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首先要通过补短板等举措予以保障。其次，对于我国推进新基建过程中一些“卡脖子”的高科技产品，要通过加快进口替代进行解决。此外，还应通过进出口进一步多元化和国别替代来缓冲外部打压。
作者简介：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摘要 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拜登领跑特朗普，其温和派立场与特朗普呈对立状态。 美国经济整体而言在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复工复产的推进下，美国经济已经呈现触底弱复苏的态势，但疫情的复燃将压制复苏速度。美联储对经济前景并不乐观，其倾向保持近零利率，同时两党正围绕新一轮刺激法案激烈博弈。 欧洲政治方面，英国与欧盟贸易协议谈判陷入僵局，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受到疫情的严峻考验。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英国经济表现虽较疫情高峰期有所恢复，但恢复较为缓慢且失业率高企，叠加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谈判并不顺利的影响，整体经济复苏进程显得相当脆弱。 德国工业部门复产复工速度超过预期，其经济在二季度末触底反弹态势明显，但后续复苏的力度和持续力关键在于外部需求能否同步修复。 国际大宗商品方面，原油价格正处于一种弱平衡状态，从需求端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压抑着油价的上升空间。而供应端方面，OPEC及其盟友的联合减产以及美国页岩油企业持续退出的预期支撑了油价的下限。黄金方面，全球经济复苏路径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全球主要央行在未来中长期内仍处于实际的宽松路径，随着实际利率下行以及通胀中枢的反弹，亚洲对实体黄金消费的逐步复苏，中长期看黄金价格仍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 正文 一、美国宏观环境 （一）国内政治 （1）拜登支持率领跑特朗普 从各大具备美国选举委员会认证资质的全美民调机构的最新数据上看，Marist College在6月22日—24日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支持率为52%，特朗普为44%。Suffolk University在6月25日—29日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支持率为46%，特朗普为37%。IBD/TIPP在6月27日—30日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支持率48%，特朗普为40%。YouGov在6月28日—30日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获得49%的支持率，特朗普获得40%的支持率。Ipsos在6月29日—30日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获得46%的支持率，而特朗普获得38%的支持率。 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大规模传播，两党候选人民意支持率从此开始拉开差距。此后数月，特朗普政府对于新冠疫情的失控，造成确诊病例急剧上升，使得差距不断扩大。目前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259万例，累计死亡人数12.5万人。在此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态度仍然十分松懈。特朗普寄希望于重启经济计划，但反复的疫情发展使得许多州不得不暂停或部分暂停这一计划，像佛州这样重要的摇摆州的选情在疫情恶化下对特朗普更加不容乐观。 同时，特朗普对于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挫伤了他的民望。特朗普采取的例如动用国民警卫队镇压暴动等强硬手段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加剧了局势的激化。基于特朗普的基本盘中涵盖大量的白人至上主义人士，预计他能对警队和种族问题做出的妥协和改变非常有限。这种局面把更多的多元年轻选民和有色族群的选票推向对手拜登，在这类选民中拜登获得显著优势。 （2）拜登政策方向与特朗普呈现对立 特朗普其执政思想是“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结合，无论是从国际经济、外交还是军事政策上都展示了其核心诉求——美国优先。即不再以追求更广泛的利益和理念为中心，特别是在贸易顺差问题上，无论是与日本还是欧盟的纠纷中都没有因为对方是盟友而“手下留情”。关税恐吓、科技封锁和金融制裁都是特朗普的常用手段。 而拜登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经济，其表达基本与特朗普呈现对立的状态，当然这也是一种竞争策略。关税问题上，其曾表示这实际上是“施加在美国人身上的惩罚”。而在外交问题上，拜登希望在盟友当中重塑信任，其多次在公开会议提到“美国不想抛弃世界或我们的盟友，不用对此有任何怀疑”。 （二）国内经济 （1）美国经济陷入萎缩，疫情重燃压制复苏速度 从宏观数据上看，2020年以来美国经济遭受了疫情的重创。美国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5%，预计二季度萎缩幅度将进一步扩大至-38%，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萎缩幅度为6.4%。随着封锁措施的解除以及企业开始复工复产，美国经济已经出现部分复苏迹象。6月份失业率降至11.1%，非农就业人数增加480万，与5月份270万的新增非农相比呈现加速。从细分上看，休闲和酒店行业的就业增长约占6月份就业增长的40%，这些行业此前都受到了经济停摆的沉重打击。美国6月的Markit制造业和服务业PMI明显回升。美国6月Markit制造业PMI为49.8，略高于预期的47.8,6月Markit服务业PMI为46.7，符合预期。同时，美国5月消费者支出录得有史以来最大反弹8.2%。 在目前的节点上看，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确实超过预期，失业率也呈现实质性拐点。但细分上看，消费者支出的反弹不具备持续性，居民收入的下降叠加对疫情二次暴发的风险预期抑制了美国居民进行超前消费的意愿。美国6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78.1，仍处于2012年以来的低位，美国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能够良好地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的消费状况的预测，其对消费支出有较好的领先性，领先的周期一般在6个月到1年。另一方面，5月居民收入下降4.2%，为2013年1月以来最大降幅。这意味着支出的涨势并不是由收入增加推动的，随着600美元的额外失业补助在7月底到期，预计收入将进一步下滑。且就业的恢复更多集中在底薪领域（临时工），美国企业对雇佣高技术人员的意愿正在降低。 企业投资方面，美国6月投资者信心指数继续上升至-22.3，投资者信心核心现状指数同步回升至-57.3，显示当前疫情对美国投资者信心造成的打击正在修复。但从具体融资情况来看，近期美国商业银行工商业贷款增速则有所回落，结束了企业纾困政策刺激下连续攀升的态势。 通胀方面仍然疲软，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0.1%，较4月下滑0.2%，核心物价指数同比增速为1.2%，较4月下行0.2个百分点。 整体而言，在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复工复产的推进下，美国经济已经呈现触底弱复苏的态势。但佛罗里达和南卡罗来纳等南部州出现了因经济过早重启而带来的新冠病例重新激增，疫情的复燃将抑制整体经济复苏的力度。同时，拜登目前在各项民意中领跑特朗普，其上台后可能会部分推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这些都导致了短期内美国投资者以及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仍持明显的悲观态度。预计美国未来经济复苏的速度将是缓慢的，2年内难以复苏至疫情前的状态。 （2）美联储倾向维持近零利率，动用多种手段支撑金融市场流动性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及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美联储今年3月紧急启动零利率和QE，宣布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100bp至0%—0.25%区间，QE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国债、2000亿美元MBS，以支持市场流动性。6月，美联储宣布保持当前接近于零的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不变，重申将动用所有范围政策工具来支持美国经济，暗示会将近零利率保持到经济复苏为止。 美国6月就业报告显示，就业人数增长放缓，失业率仍处于历史高位，这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普遍疲软。此外，如果发生第二波疫情，美国经济、就业市场会进一步受损。美联储公布的更新后经济展望数据显示，美联储官员预计的中位值为，今年美国GDP下降6.5%，但明年即2021年会增长5%，2022年将增长3.5%。今年失业率将为9.3%，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6.5%和5.5%。今年核心PCE通胀率为1.0%，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1.5%和1.7%。联储官员对今年到2022年政策利率的中位值预期均为0.1%，2022年以后为2.5%。虽然一些经济指标表明美国部分行业运作正常，但美联储认为经济活动总体上还没有好转，对未来经济持较为悲观的态度，认为未来经济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虽然如此，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负利率政策不适合美国。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尝试了负利率，但结果好坏参半。更重要的是，美联储决策者认为采取这一工具会破坏美国金融市场。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不是货币价格问题，而是公共卫生问题。另一方面，负利率将冲击美国中介机构和货币市场基金，作用弊大于利。 （3）美国新财政刺激方案蓄势待发 目前，美国国会3月份推出的刺激方案执行均已接近尾声。CARES法案截至6月底实际拨款金额达总额度60%。若维持该拨款速率不变，7月份累计拨款总额预计达到总额度80%，预计最晚8月前投放完毕。CARES法案即将到期，疫情反弹，失业率仍处高位，经济衰退促使美国国会拿出新一轮刺激方案。 新一轮3万亿美元HEROES法案已于5月份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但仍必须通过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该法案希望为家庭提供更慷慨的福利，包括为每个受抚养人支付1200美元。总的来说，民主党的法案为每个家庭提供了高达6000美元的援助。同时，将将近1万亿美元直接拨给州、地方和部落政府，其中包括向州政府提供的5000亿美元直接灵活援助，以及向地方政府和郡提供的另外3570亿美元。它还为基本工作人员增加了2000亿美元的流行病危险津贴，并为病毒检测、接触者追踪和治疗工作增加了750亿美元。 共和党人已经否决了该法案的许多内容。包括暂停对州和地方税收减免的上限，降低失业救济金金额，但可以确定新法案会包括对居民的新一轮现金援助。国会要求在8月7日参议院开始休假之前敲定新一轮刺激方案，但如果两党讨论陷入僵局，可能将新的刺激方案推迟到9月份。 参议院共和党人将新刺激措施的总支出锁定在接近1.3万亿美元的位置，而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HEROES法案总支出达到3万亿美元。虽然数字可能会改变，但最终的刺激计划可能在1.5万亿美元至2.0万亿美元之间。 二、欧洲宏观环境 （一）欧洲政治 （1）英国与欧盟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年内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 疫情期间，英国与欧盟的谈判陷入僵局。在此前的四轮常规谈判中，英国与欧盟双方僵持，进展非常有限，于是双方决定在7月开启为期5周的密集谈判。 在密集谈判开始前，英国政府表示，如果在“脱欧”过渡期内英国未能与欧盟就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将准备按“澳大利亚模式”退出欧盟，并且将不会延长过渡期1至2年。而欧盟负责英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则指责英方不遵守“离婚”协议的条款。 7月3日，谈判进行数日后，英国与欧盟仍陷严重分歧。谈判期间，由德国开始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盟和英国就未来关系的谈判进展“非常有限”，并认为有可能不会达成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则对双方可能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更为乐观，但他表示，如果有必要，英国可能会在没有达成全面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 现阶段，“无贸易协议脱欧”的风险正在加大，主要原因是英欧双方在渔业和公平竞争环境问题上的分歧。 英欧双方正针对欧盟渔船在英国水域的捕鱼权问题、欧盟各国船民在英国水域捕鱼的比例问题以及英国水域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谈判。英国政府坚持在脱欧过渡期结束时，收回其对水域的控制权，成为独立自主的沿海国家。即自2021年起，控制其海岸线周围200海里区域的捕鱼活动，并有权决定或调整“谁在我们的水域捕鱼以及以何种条件捕鱼”。而欧盟则坚持“必须维持欧盟当前对英国水域的准入权以及目前在英国水域的捕鱼比例，并与英国签署长期协议”。欧盟反复强调，除非欧盟渔民可以继续进入英国水域捕鱼，否则欧盟永远不会与英国签署贸易协定。 在公平竞争环境问题上，欧盟要求英国承诺在过渡期结束后一段时间内，从环境法规到企业补贴的各个方面与欧盟保持协同，以确保双方市场主体未来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以此换取广泛进入欧盟市场的零关税贸易协议。但英国认为，欧盟试图把公平竞争环境与欧盟法律捆绑的做法侵犯了英国的主权。 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反且态度强硬，让谈判陷入僵局，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并且约翰逊已经拒绝延长谈判至明年，届时英国脱欧后的过渡期就将结束，因此，“无协议脱欧”的风险正在加大。对英欧双方而言，如果未能在过渡期内达成协议，将重新回到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开展贸易，将导致一个“双输”局面。 （2）欧盟一体化受到疫情的严峻考验 疫情的出现并未成为凝聚欧盟力量的粘合剂，反而更多地暴露出了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4月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就亲自向意大利道歉，因为欧盟在应对新冠病毒危机方面缺乏团结。 欧洲内部的人员和货物自由流通，是欧盟的一项核心原则。但在疫情高峰期，不仅人员流通受到阻碍，货物流通也出现问题。与防疫相关的一些货物在欧盟突然紧缺起来，甚至导致欧洲国家间爆发外交冲突。例如并不生产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的瑞士的有关货物频遭德国截留，引发外交纠纷。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统一掌管了欧元区的货币政策走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了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以支撑经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央行推出的大规模购债计划得到了成员国的完全认可。德国宪法法院在5月初裁定，欧洲央行的部分购债计划违反德国宪法，若欧洲央行无法在8月初之前证明其购债行为的必要性，德国央行将停止参与欧洲央行的公共部门购债计划。关于欧盟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的争论，已经演变成南欧和北欧在是否发行共同债务或者欧元纾困基金援助贷款条件问题上的博弈。荷兰和德国疑心意大利利用此次危机重提被抛弃的“欧元债券”，让北欧为不负责任的南欧债务买单。7月21日，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在结束四天的高强度会议后，打破了在抗疫重振计划上的僵局，达成了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但欧洲议会主席萨索利称不会轻易批准欧盟峰会达成的刺激计划。 （二）欧洲经济 （1）英国经济受疫情以及谈判僵局双重压制 英国2020年一季度GDP为-1.74%，前值1.12%。细分来看，工业对GDP同比拉动-0.55%，前值-0.24%，服务业对GDP同比拉动-1.11%，前值1.09%。6月制造业PMI为50.10，自3月以来重回枯荣线上方。6月服务业PMI为47.1，前值29.0，有明显回升。生产者价格指数6月同比-0.78%，前值-1.21%，环比0.35%，工业品价格出现小幅反弹。 GFK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回升，6月数值为-30，前值-34。5月零售销售指数-13.10%，前值-22.7%。从就业数据上看，5月失业率为7.80%，前值6.33%，处于历史高位。英国出口总额自2019年12月以来始终呈萎缩趋势，第一季度商品出口同比-9.49%，服务业出口-2.68%。5月出口总额有所回升但仍处于历史低位，第二季度出口反弹的幅度不容乐观。6月CPI同比0.6%，前值0.5%，通货膨胀仍然较为疲弱。 总体上，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英国经济表现虽较疫情高峰期有所恢复，但恢复较为缓慢且失业率高企，叠加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谈判并不顺利的影响，整体经济复苏进程显得相当脆弱。 （2）德国工业部门复苏明显，但对外出口仍然承压 在全球疫情的冲击下，德国经济2020年一季度陷入小幅萎缩。一季度德国GDP同比下降-1.9%，前值为0.2%。从影响因素上看，一季度出口对GDP同比拖累1.5个百分点，个人消费对GDP同比拖累1.1个百分点。从最新数据上看，出口额5月同比下降29.7%，前值-31.1%，环比增长9%，前值-24%，出口虽然触底但复苏力度仍然较小。零售销售额5月同比增长4.6%，前值-5.2%，环比增长13.4%，前值-6.2%。二季度德国商品及服务出口额进一步下滑，将拖累经济2季度萎缩程度加剧。 6月制造业PMI为45.2，较4月、5月的34.5、36.6有明显回升，反弹至疫情前水平，但仍处于枯荣线之下。6月服务业PMI为47.3，较3月到5月的31.7、16.2、32.6有大幅度的回升，但还未恢复到疫情前枯荣线以上水平。德国5月PPI同比下降2.2%，前值-1.9%。德国6月工业信心指数-23.5，较4月、5月的-33.3和-28.9有所回升。6月IFO商业景气指数86.2，较4月、5月的74.3和79.7有所回升。5月工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23.1%，前值-29.4%，环比增长9.7%，前值-20.2%。随着德国放松隔离措施以及企业复工复产，工业部门活跃态势明显，但整体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企业投资者信心小幅回升。 德国6月CPI同比增幅0.9%，前值0.6%，呈现小幅上扬。一季度德国劳动力成本指数4.3%，前值3.0%，工资和收入指数112.9，前值113.4,5月失业率为3.9%，前值3.9%。劳动力成本虽有上升，居民收入却没有提高，失业率没有出现明显改善，仍处于近年来的高位状态。 整体而言，德国经济在二季度末触底反弹态势明显，但后续复苏的力度和持续力关键在于外部需求能否有效修复。目前德国出口贸易的反弹不及预期，且居民收入的滞涨将压抑消费预期，预计德国经济在1-2年内难以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三、重要大宗商品走势 （一）原油价格处于供需的弱平衡 受疫情以及主要产油国的减产博弈影响，2020年以来原油期价呈现剧烈的深“V”波动，北京时间4月21日凌晨，即将到期的美国原油期货5月合约出现暴跌，该合约盘中一度触及负40美元/每桶，结算价报每桶负37.63美元，下跌幅度高达约305%。这也是历史上美国原油期货第一次收于负值，受此影响当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也下跌接近7%，收报26美元/每桶。此后随着“OPEC+”减产的执行、美国页岩油产能的退出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始复工复产的影响，美国原油主力期货价格重新回到了40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回到了43美元/桶。 国际原油价格正处于一种弱平衡状态。从需求端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压抑着油价的上升空间。而供应端方面OPEC及其盟友的联合减产以及美国页岩油企业持续退出的预期支撑了油价的下限。由于解封后又遭遇新一波疫情，美国汽油消费过去三周大致持平。“OPEC+”希望尽快降低过剩原油库存以推高油价，但炼油商认为汽油和柴油需求仍然低迷，布兰特原油期货和跨月价差过去四周基本持平，炼油厂积极性较低。 （二）黄金价格中长期仍有进一步突破空间 在政治或经济不稳定时期，黄金被认为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避险资产。同时，金市对利率高度敏感，因为较低的利率降低了持有无收益黄金的机会成本。2020年以来随着各国央行大放水以及对经济前景的悲观促使COMEX黄金价格一路攀升，近期价格创新高1870美元每盎司。 但我们判断中美关系中长期仍处于紧张状态，全球经济复苏路径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全球主要央行在未来中长期内仍处于实际的宽松路径。因此，中长期而言，随着实际利率下行以及通胀中枢的反弹，以及亚洲对实体黄金消费的逐步复苏，黄金价格仍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
外资机构景顺30日就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经济展望举行网络媒体会议。该机构亚太区（日本除外）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庭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第二季度实现强劲增长，基本面日益好转，支撑A股市场走势。相对而言，美国尚未迎来大规模经济复苏。 谈及中国经济，赵耀庭说，中国经济基本面显著改善，有望成为全球为数不多、可在今年实现稳健“V”型经济复苏和正面GDP增长的国家之一。每日数据指标如煤炭使用量、交通拥堵情况以及各行各业的一系列其他关键数据，都表明中国正以2019年底的水平全速或接近全速运转，2020年企业应可实现正面盈利。 中国股市方面，赵耀庭评论称，中国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情况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而在岸股市（沪深300指数）市盈率仍较标准普尔500指数折让约40%，是自2014年4月以来的最大估值差。 “我们将中国股市的任何重大下跌都看作是买入的良机——中国将迎来十分强劲的经济复苏，一旦地缘政治事件尘埃落定，市场情绪将继续为中国股市带来支持。”赵耀庭说。 美国经济方面，赵耀庭认为，部分复苏“萌芽”已见，其中包括就业市场好转和汽车销量上升。下半年，这些早期经济复苏迹象可能会继续增加，尽管过程可能较慢。然而，其它一些经济领域仍十分疲弱，包括服务业和公共行业。而且，近期感染率增加可能会为美国经济带来进一步阻碍。 “我着实为美国疫情及其影响感到担忧，美国股市表现似乎与不断恶化的经济基本面存在严重脱钩。此外，失业率仍居历史高位，而且预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这一水平。而且，许多财政刺激计划很快将会结束，这可能掀起一波中小企业倒闭的浪潮。”赵耀庭说。 投资布局方面，赵耀庭认为，由于美国利率维持在低位，预期美元将维持疲弱，相比于发达市场股票和固定收益，更加看好亚洲新兴市场股票。未来几年，许多亚洲经济体也将受到5G引领的电子产品行业周期升级的推动。
作者：伊尹 展望未来，美元指数短期内可能受到国内大选因素、地缘政治冲突等风险事件的刺激而受到避险资金的追捧，不过中长期来看，美元指数恐因自身原因而陷入一轮贬值周期。<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与6月相比，7月的美联储FOMC货币政策声明可谓老调陈词，几乎没有任何新意。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则“鸽声嘹亮”，他表示，会延长现存所有紧急贷款计划，包括对外国央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保持资产购买速度。 尽管FOMC会议召开时，美国二季度经济数据尚未公布，不过美联储已经对美国未来经济前景作出判断，重申了6月会议上的措辞，称“大流行‘给中期经济前景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济前景难以预料，就业形势仍不明朗。即使经济重启顺利，人们重回工作岗位，实现经济复苏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此后公布的经济数据也基本符合预期。美国2季度实际GDP环比年化增速-32.9%，相比1季度的-5%进一步恶化，也成为二战以来最大的单季度经济下滑。 其中，占美国经济总量约七成的个人消费支出剧降34.6%，拖累当季经济增长25.05个百分点，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差表现。美国经济咨商局公布的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至92.6，创3月以来最大降幅，进一步印证了消费的疲弱表现。 就业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自3月底来首次上升，且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三公布的每周调查，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美国就业人数减少了约670万人，其中7月第一周到第二周减少了410万人。美国周度经济指数再度下滑至-7.1%。 正如美联储周三做出的判断：“经济活动近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见顶了。”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强调，会使用所有工具来支持美国经济，将至少以目前的速度继续购买国债、MBS以及CMBS，以及定期和隔夜回购操作。 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元指数连续3个月下跌，7月下滑幅度近5%，黄金则创下9年来的新高。结合本次会议未提的两个问题来看，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已然在暗流涌动。 美元指数难抬头 近来，黄金突破了9年来的高点，最高触及1981.08美元/盎司。与蒸蒸日上的黄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元指数的下行。昨日，美元指数再次刷新2018年5月以来低点，最低触及92.5，7月全月跌幅近5%。与2017年1月的高位103相比，美元指数跌幅已逾10%。 原因并不难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联储持续的宽松措施压制美元指数。自3月疫情在美国大范围爆发以来，美联储祭出了无限量QE。虽然6月中旬以来美联储购债规模力度放缓，资产负债表出现短暂缩表现象，但这主要是反映了美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的缓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是天量。在当前货币政策导向下，美联储将持续扩表，加之后续美国财政刺激方案的落地配合，美联储年底总资产规模将继续冲击8万亿美元以上。 此外，欧洲经济复苏略强于美国，欧强美弱的格局以及美国与9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展期都将抑制美元指数上行，在持续的货币宽松措施的驱使下，美元指数大概率将进入下行通道。 不过，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对于汇率问题只字未提。美联储似乎乐见其成，毕竟美元指数的下行有利于稀释美国政府债务，有利于其出口贸易活动。 展望未来，美元指数短期内可能受到国内大选因素、地缘政治冲突等风险事件的刺激而受到避险资金的追捧，不过中长期来看，美元指数恐因自身原因而陷入一轮贬值周期。 另一个可供观察的角度就是黄金。熟悉黄金价格的都知道，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开启了黄金的一轮牛市，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则一直在70-89作“困兽之斗”。是美联储“退出QE”的表态让黄金开启了跌势，同时打开了美元指数的上行通道。只不过，如今，美国新一轮宽松潮来袭，二者的趋势只能反过来看了。 未来两次会议更为关键 为应对疫情，美联储陆续推出了十余项救市政策，有力地支持了市场，这在此次FOMC会议声明中得到了肯定。声明称，“近几个月，金融状况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持经济的政策措施以及流向美国家庭和企业的信贷。” 不过，对于近来市场热议的收益率曲线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YCC），美联储却也未提及，令人稍感意外。这也是相比上月最大的一点不同。 收益率曲线控制本质是一种利率工具。在美联储4月会议上，美联储官员在利率已降到零的背景下，并未讨论负利率，而是首提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发市场热议。6月议息会议则进一步打开了市场的想象空间。美联储在6月会议中回顾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方面的历史和国外经验，不过对于是否将其纳入工具箱则没有定论，只是说将持续评估。然而在7月会议上，美联储不但没有披露关于收益率曲线控制的评估结果，甚至只字未提，这多少令人不解。 因为，随着宽松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吁更多的政策工具，其中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呼声最高。7月14日，美联储两任前主席——伯南克和耶伦在出席国会新冠危机委员会听证会时都曾暗示美联储进行收益率曲线控制。伯南克和耶伦认为，美联储需要更多措施确保经济恢复速度加快。二位前主席指出，前瞻指引将对压低长期利率起到关键作用。尽管目前还不确定，但美联储“可能”采取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实际上，对于收益率曲线控制，美联储并不是一个新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联储便开始控制长期利率，并在1942-1951年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在收益率曲线控制方面拥有一定的经验。而且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收益率曲线控制可以有效提高政策效率，可以减少美联储原先维持低利率所需要购买的资产量。从目前来看，为应对疫情，美联储此次开启无上限量宽，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美联储存在着开启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动机。 但是，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弊端也较明显，其中经济学家最主要的担心就是退出困难。此外，收益率曲线控制实施困难、可能拉高通胀、让联储失去对资产负债表的控制权、无法降低私人部门融资成本等问题也是阻碍。 CF40成员、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徐忠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收益率曲线调控政策的理论基础及其商榷》中曾表示，“压低长期利率相当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利于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可能损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容易挤出私人部门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中央银行政策有序退出更加困难。”在这篇文章中，徐忠还写道，“以收益率曲线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是穷尽各种政策可能后不得已的政策选择。” 从短期来看，美国金融市场基本稳定，“应急”需求下降；纾困政策正处于过渡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6月以来呈缩表态势；各个期限的绝对利率水平已经很低，且年内到期的多为短期国库券；通胀水平不高；美联储的控制力也强于当年，所以美联储当前实施YCC的紧迫性不高。 不过，下半年仍旧有诸多风险事件，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美国11月大选的结果都不可预测，若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也不排除美联储进行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可能性。 目前，市场大多认为，此次美联储对收益率曲线控制的留白并不代表对它的否定，只是把选择表态的时间节点推后，因此9月或12月的议息会议将至关重要。届时，如果美联储宣布进行收益率曲线控制，那么全球金融资产将再度狂欢。
法国经济二季度环比萎缩13.8% 新华社巴黎7月31日电(记者陈晨)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7月31日发布初步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13.8%，创下1949年以来最大季度环比降幅。 数据显示，法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19%。 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法国第二季度家庭消费、企业投资和国际贸易额均大幅下滑。不过，自5月11日以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逐步放松，法国经济活动逐步恢复，相比4月水平已有一定程度的反弹。 这一机构还将法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萎缩幅度由5.8%修正为5.9%。 法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萎缩0.1%，迄今已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延续了“技术性衰退”状态。
这些天，各省上半年GDP数据陆续公布，31个省市的上半年GDP增速最高达到5.1%，最低则低至-19.3%，可谓分化明显。下面，具体看一下上半年哪些省市表现相对较好，哪些省市拖了后腿。拖后腿的有哪些省市？目前，GDP增速不及全国平均增速（-1.6%）的省份有9个，分别是湖北（-19.3%）、黑龙江（-4.9%）、辽宁（-3.9%）、天津（-3.9%）、内蒙古（-3.8%）、北京（-3.2%）、上海（-2.6%）、海南（-2.6%）、广东（-2.5%）。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几乎所有省份的经济增长都遭到了疫情冲击，其中湖北省、武汉市牺牲很多，经济增长也受疫情影响最大。二季度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复工复产顺利推进，经济增速普遍恢复。但东部地区的多数省份中，二季度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常态，还有很多服务业领域仍未完全开放，拖累了经济恢复。我们非常粗略地将各省上半年的GDP增速与本省上半年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进行了比对，得出了下面的关系图，并画出了对数形式的趋势线。尽管拟合优度并不高，但还是能够看到GDP增速与病例数量比较明显的负向关系：病例多的省份社交隔离措施更严格，消费和服务业复苏难度大，复工复产更晚，耽误了工业复苏的宝贵时间。表现较好的有哪些省市？目前，GDP增速为正的省份有16个，分别是西藏（5.1%）、新疆（3.3）、甘肃（1.5%）、贵州（1.5%）、宁夏（1.3%）、湖南（1.3%）、青海（1%）、江西（0.9%）、江苏（0.9%）、广西（0.8%）、安徽（0.7%）、四川（0.6%）、云南（0.5%）、福建（0.5%）、浙江（0.5%）。GDP增速为正的省份绝大多数是中西部地区的，尤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复工复产更早，尤其是工业部门和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较快，近几年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正好在今年上半年工业快速复苏中用上了。西藏和新疆受疫情的直接影响很小，经济增长基本维持了正常水平。长三角地区中，江苏、安徽和浙江的经济增速也均已转正，这三个地区凭借前期一体化发展基础，复工复产效率也较高，同时也发挥了各自的产业特色，在工业制造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发力，缓解了社交隔离措施对其服务业的冲击。京沪粤上半年增速为什么大幅下滑？备受关注的京沪粤，GDP增速分别为广东（-2.5%）、上海（-2.6%）、北京（-3.2%），这三个最发达、城市集聚程度最高的省市，遭受的冲击为何如此之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表明，越大的城市中，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越大。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集聚了大量服务业，而他们遭受的疫情冲击也相较于工业更深远。相应地，由于服务业集聚，大城市的经济更依赖于消费，而疫情之后的消费复苏不像工业部门那样能够直接得益于各类逆周期政策，缺乏政策抓手，因而速度较慢。由于以上两个因素，上半年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增长和恢复遭受了挑战。这些地区逐渐萎缩的工业和制造业复苏情况更是因为农民工无法返工这一事实而恶化。另外，季度GDP的计算方法放大了省市间的复苏差距，这样的统计方法也不利于京沪粤的GDP数据表现。具体来说，GDP的计算方法分为生产法和支出法，中国每季度公布的GDP数据，是按照生产法计算的，是根据企业的生产数据统计上来的。GDP能恢复增长，源于工业恢复得比较快（比如说建筑业增长了7.8%）。若用支出法来计算（即按照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支出进行统计），则GDP的数据可能没有那么亮眼，地区间的差距也可能并不会那么大，因为各地区的消费复苏都不太理想，而部分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也暂时不会被统计到。下半年中国区域经济展望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国经济很可能在三季度进一步恢复，并逐渐回归常态化的增长。其中，上半年增速相对较慢的省市会在下半年呈现更快的经济恢复。一个重要的逻辑在于，以服务业复苏为主导的消费复苏很可能会在下半年逐步开启，在这样的结构化复苏态势下，东部地区的相关省市更受益。同时，由于基建投资在下半年依然十分重要，因此中西部地区经济在未来不乏增长动力。这样，各省市间的下半年增速可能会更平衡，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增速会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市圈建设将被进一步强调，因此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化后，这一发展战略将会被重新提上日程。在疫情爆发初期，人们看到全球范围内更加国际化的城市和人口更稠密的地区更容易让疫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开始质疑城市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脆弱性。但事实上却是，在中国，越是东部地区的城市，越是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角色相对弱化的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控制疫情的能力也越强。更重要的是，都市圈建设既符合中国当前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也顺应了全球主流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律，既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能力，又充分发挥重点区域要素集聚、规模经济以及知识溢出等效应；既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又创造了更大市场。由此来看，更多资源也可能会向这些地区集中。重点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则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发展适合当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尽管可能从总量上看增速会有不同，但同样也能获得人均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召开了主题为“中期展望：当前宏观形势与经济走向”的专题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专家学者与市场人士就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下半年经济走向、相应的对策建议等进行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煜辉做主题发言。 //主要内容 /// 01． 从汇率表现看中美关系 尽管双方关系会存在边际变化，且近期也采取了一些举动，但双方高层对短期风险的把控将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舱石，近期恐慌指数并没有爆发。 02． 目前国内的经济状态：经济下行与通胀并存 在中美关系所处的这种格局下，国内经济的变量还将取决于自身。造成经济下行叠加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即中国的潜在增长进入了非稳态时期。 03． 资本市场改革带来了社会财富观的变化 如果未来科技、新资本、技术资本等持续进行资产溢价的升级，那么家庭增量的财富就会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配置，从而转向股票资产、新资本、经济转型因素等资本的配置。 以下为发言全文 01 从汇率表现看中美关系 我认为中美之间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会长期存在，尽管双方近期存在这样那样的对立表现，但从对中美关系感知最灵敏的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全球资本的预期来看，并没有展现出二者关系破裂的风险。真实的肢体语言简化就是美元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如果真有“破”的泄露，人民币汇率会成为表达情绪的工具，目前，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尽管双方关系会存在边际变化，且近期也采取了一些举动，但双方高层对短期风险的把控将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舱石，近期恐慌指数并没有爆发。 02 目前国内的经济状态：经济下行与通胀并存 在中美关系所处的这种格局下，国内经济的变量还将取决于自身。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的经济状态做了一次很好的实证。尽管疫情期间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控制疫情，中国经济停摆了一个多月，居然没有发生一丝丝通缩。复工回来之后发现复不了产，订单断崖式下降，一方面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预期浓烈，各地地王频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别扭的共生状态，说明这不是凯恩斯的经济世界。 中国的潜在增长目前甚至更早已经进入非稳态的状态，因为我们观察得到，人口、制度成本、产业链、世界和平友好的环境这些要素供给和要素质量带着加速度变化。 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是总需求“脸着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潜在增长是不是也有可能进入“脸着地”的状态。 我们今天使用大量所谓刺激经济的政策，都作用在总需求（三驾马车），但这些政策对于躺在地上的潜在增长没有任何的作用。潜在增长和三驾马车之间的产出缺口就是通货膨胀。 我这些年对这种状态给过一种解释，经济下行周期的通胀，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的经济世界）失灵，问题在于供给侧，是因为供给侧受到某些负向力量的不断打击而下坠（长期增长动能受损），而需求被既得利益的分利结构所顶住，从而两者向下撕裂出越来越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难以遏制的顽固通胀预期。它是一种运行机制，不是一个具体时间点通胀的高低，内在于系统。 这一判断有两大支撑依据： 第一，得益于领导层的坚强领导和睿智决策，中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非常低。随着对相关领域风险管控的重视，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回首过去三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之所以能够如此稳健地走到今天，离不开中央决策层出台的诸如金融去杠杆、治理“影子银行”、“房住不炒”、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定位、硬核科技攻关等政策，离不开决策层对宏观杠杆率、系统性风险的控制。 从现有的政策信息和政策部署分析可知，下半年的政策总基调就是控制宏观杠杆率，促进复产复工复商复市。从社融占GDP的比例来看，此次宏观杠杆率上升的力道仅次于2009年，我推测未来可能将会重提控制宏观杠杆率。今年1至6月份较去年同期多增的7万亿社融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快速恢复，也一定程度上引致了通货膨胀，表现为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叠加通货膨胀。当5月份经济活动逐渐恢复，防疫政策调整后，宏观政策开始微调，之前被压在低位的利率开始迅速反弹，回归并反映真实的宏观因子状态。 第二，我们不能期待仅靠政策就可以使中国经济克服这样的宏观状态。造成经济下行叠加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即中国的潜在增长进入了非稳态时期。过去三年间很多要素的供给和质量进入了一个加速的变化窗口。通俗来说，过去给中国带来40年经济崛起和繁荣、决定中国潜在增长的两个基本面——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在近些年发生了质的变化，短期政策也难以使这两大基本面回到以前的状态。如果政策重心放在需求端，需求端迅速拉升，形成正向产出缺口，对应的只能是通货膨胀快速回升。 金融市场同样反应了中国宏观经济状态。6月份以来利率的快速反弹反映了回归的宏观政策。中国的权益市场之所以会发生结构性牛市，就是因为大家拥抱确定性从而形成确定性溢价。少部分股票走出长牛，其对应的是美林时钟背后反映的宏观象限因子的变化。必选消费品的股票类上涨代表着通货膨胀的确定性，医疗健康的股票类上涨代表着新冠疫情的确定性，科技类股票反映了硬核科技攻关的确定性。 通胀方面，从代表中国黑色周期的工业品，到民生消费再到社会服务的价格，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大幅上升。房屋交易率有所上升，奢侈品在全球衰退的格局下在中国出现了大幅度提价。 幸而中国坚强有力的决策层在过去三年中通过不断探索，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带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整套政策框架，以期尽快克服、走出当前的经济状态。 03 资本市场改革带来了社会财富观的变化 政策框架中最重要的一个框架就是科技，即以科技突破为先导。我们的战略是通过打通科学和技术，带动科学技术创造新资本去替代传统经济旧资本，这一战略自2018年年底提出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时启动。经过两三年的持续努力，基本市场的基础制度改革在今天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 资本市场的改革带来了整个经济系统财富观的变化。特别是对实心做事、实心做科研的年轻人而言，如果有靠谱的想法，按照资本市场目前的规则，三五年内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价值的实现，这就改变了过去20年受房地产所左右的惯性财富观。如果未来科技、新资本、技术资本等持续进行资产溢价的升级，那么家庭增量的财富就会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配置，从而转向股票资产、新资本、经济转型因素等资本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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