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12月20日刊文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大肆传播，再加上“疫情最初起源于中国”这一说法的推动，亚裔美国人受到的偏见也愈发严重。 文章指出，一些初步的证据显示，病毒源于蝙蝠，之后又感染到其他动物，进而可能使得武汉一处生鲜市场的人受到感染，类似的市场除了售卖普通鲜肉、鱼类和蔬菜之外，还销售活禽等。这些信息很快就在美国被曲解，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表情包，把中国人描绘成食用蝙蝠、传播病毒的人，甚至将“亚洲食物肮脏不堪”这类老套说法重新搬上台面。而现任总统特朗普一再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说我们吃狗、蝙蝠还是老鼠，这些歧视又老套的传闻依然存在。”以反种族歧视内容为主的烹饪杂志《捍卫中国食谱》（Chinese Protest Recipes）创办人克拉伦斯·关（Clarence Kwan）说，这种错误的成见在疫情期间又迅速出现，反映出亚裔遭受歧视的情况的改善极为有限。 文章称，尽管武汉市场检测出的33个病毒样本有31个来自出售野生动物较为集中的区域，但无论是亚洲国家还是美国，食用野生动物都不是现代亚洲主流饮食。然而，错误的信息带来的后果却十分严重。 “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Stop AAPI Hate）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该组织3月创立以来，已收到逾2500件仇恨和歧视攻击；在经过分析后，这些主要的攻击来自国内47州的民众，其中高达46%来自加州，14%来自纽约。 此外，亚裔中小企业也在疫情期间受创惨重；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报告，自2月至4月期间全国中小企业的商业活动下降22%，但亚裔中小企业下降幅度高达26%。克拉伦斯·关表示，许多撑下来的企业都被污名化，“餐厅都被破坏，对亚裔企业的仇恨威胁逐渐加深，好像疫情还不够严重似的”。 本月，真人秀《厨艺大师》的参赛者菲莉·阿米蒂奇-马丁在其社交媒体Instagram的个人简介中使用了“肮脏食物精致化”等字眼，宣传自己是亚洲美食专家。由此所引发的关于亚洲食物被污名化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 克拉伦斯·关在Instagram上写道：“在这一年中，中国和东亚地区被指责成了导致疫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还被说‘脏’，这样的说法令人完全无法接受。”后来，阿米蒂奇-马丁修改了自己的个人简介并道歉，但她坚称自己无意伤害任何人。 然而，克拉伦斯·关认为在如此特殊的时期和环境下，用这样的措辞是非常危险的，“用这样的方式谈论亚洲食物，十分轻率、无知且不明智的”。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吴（Ellen Wu）指出，将亚洲食物称为“肮脏或携带疾病的食物”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而“中国人吃老鼠肉或狗肉”的错误观念植根于白人工人的排外观念中，他们把来自中国的外籍工人当作自身经济困境的替罪羊。“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这些新移民的不同之处让他们感到威胁，他们害怕‘他人’的不同。” 美国迈阿密大学英语系教授阿妮塔·曼努尔（Anita Mannur）表示，当前的危机让她想起了19世纪晚期与亚洲人食用啮齿动物有关的种族主义漫画，而其他一些诸如“华裔美国人社区或唐人街是罪恶之地”的错误说法依然存在。“亚裔的房子外被写上‘吃狗的人住在这里’之类的涂鸦”曼努尔说，“他们被殴打，被吐口水，被骂滚回中国去。” 洛杉矶川菜馆“怡园饭店”（ Yang Chow restaurant）的所有人本尼·余（Benny Yun）说，虽然自己的餐馆没有被疫情打垮，但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有人刻意用亚洲腔调询问他们是否提供狗肉或猫肉餐点的恶作剧电话，“最糟糕的是，当他们听到你说的英文跟他们一样时，他们就随便点一些东西然后不来取餐，简直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金钱”。 克拉伦斯·关认为，抗议自己所受到的对待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很重要，继续通过崇尚自己的饮食和文化，来抵制偏见和种族主义的冲击。“我们不需要改变，”他说，“我们可以完全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呼吸、吃东西，而不必去适应白人至上、白人的目光，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烹饪传统感到骄傲。”
2020年，中国因出色的疫情防控，经济率先恢复，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6.5%，全年增长2.3%，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2020年经济恢复最超预期的是出口，12月出口同比18.1%，全年同比3.6%。然而去年二季度，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中国的出口能扛起增长的大旗，当时大家都觉得经济增长得靠基建。 但实际上，出口比想象得好，基建比想象得弱，基建市场预期的是当月增速怎么都得两位数以上，但最高的当月同比是6月的8.3%，到了年底降到了只有4.2%。 正是因为出口的强势，才降低了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因为出口好了，带动和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好了，所以制造业投资也恢复得比较快，经济就有顺周期动能了。 这就提高了政策的回旋余地，在融资需求端，可以加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可以控制房地产有息债务增速；在融资供给端，可以持续压降影子银行的规模，比如加强对融资类信托的治理、比如资管新规截止日可以定在2021年等。 出口之所以好转，有两方面的原因：1）需求端有防疫物资、线上办公、改善住房的刚性需求，但更重要的是海外直升机撒钱，财政货币化极大的提高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购买能力；2）供给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产能是停摆的，所以只能依靠中国产能输出。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国内的新出口订单已经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下滑，去年11月新出口订单是51.5，是去年的最高点，随后就开始下降，到了今年1月就只有50.2了。现在PMI的需求端主要靠在手订单做支撑，可能是去年排得过满的出口订单还没来得及消化。显然，没有新订单，需求端的好转是没有持续性的。 为什么会出现出口新订单的下降呢？现在来看，美国还在加码财政刺激，房地产复苏的势头也在延续，所以，当前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供给端发生变化，海外产能似乎在加快恢复。 从美国的PMI数据来看，PMI产出分项在加速复苏，但进口分项在12月却出现下降了。从越南的出口同比数据来看，越南出口在加速上升，今年1月越南的出口已经高达46%。 这表明：不仅发达国家的自有产能在恢复，新兴市场产出端的竞争者产能也开始恢复了。 海外产能恢复，一方面是疫情对经济的边际影响在下降，更重要的是，海外现在疫苗接种的速度在加快。分国别来看，以色列接种比例已高达55%，英国接种比例也接近了14%，而且接种人数近期有加速的趋势，拥有3.32亿人口的美国接种比例也接近10%。 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迅速普及，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其微妙的变化：虽然疫苗保证的是不入院或轻症，而不是不被感染。但一旦海外通过快速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这就会导致海外生产端会复苏得比较快，而如果我国不能迅速尽可能地同步完成普及疫苗接种，为了防范疫情不在国内继续零星反复，继续采取封闭隔离式防控控制疫情，那么，很可能将在全球疫情防控拐点来临时，我国在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中就会变得比较被动了。 去年全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是生产强而消费弱的格局。生产强是因为出口强，消费弱无非两个原因导致的：1）经济好转向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时间，表现在数据上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远比不上工业增加值的修复的速度；2）关键是消费“缺场景”，学生在学校被封闭管理，零星的疫情反复也压制了人们外出的意愿，网购要比线下消费好得多。 好就好在去年出口好，所以生产比消费多的那部分是可以通过外需消化的。外需消化了过剩的生产后，还积累了贸易盈余和国内储蓄，再叠加信用宽松环节和不可证伪的复苏预期，股票市场在2020年全年表现也相当给力。 目前“就地过年”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线下消费、交运、文娱这些行业，但生产可能因为不返工短期还有加强，生产和消费缺口会继续放大。 去年靠的是出口消化生产，但现在生产和消费产生的裂口扩大后，出口消化不了的只能转变为库存，所以从2021年1月PMI数据里还看到了产成品库存和原料库存都在快速积累的现象，新订单与产成品库存的裂口也在快速收窄。 如果需求不起来，库存持续积累，生产是无法持续的，到后面只能是去库存，到了这一步，生产好向就业、居民收入进而向消费和储蓄传导的链条就变得不那么顺畅了。 短期来看，因为房地产调控加码，同时由于新房限价与二手房有倒挂，一手房销售不会断崖式下滑，预售条件越来越严格以后，房企还不如加快开工，让房子符合预售条件，回笼现金流，短期房地产开工和施工对经济总需求都有支撑。 但问题是这个支撑的时间不会太长，由于房企有息负债被控制住，土地市场已经开始冷却，这意味着中长期的新开工是有下行压力的。为了防止中长期经济结构扭曲，当前毫无疑问是要避免继续刺激房地产的。 所以，消费的问题是要靠消费去解决的。 之前提到消费之所以低于预期，是因为生产环节没有完全传导到居民收入，为什么不能完全传导到居民收入呢？是因为线下消费弱。我们提到过，消费弱不完全是因为消费能力弱，很大程度上是缺消费场景。疫情没完全控制，导致出行意愿受到了抑制。线下消费起不来，导致消费-中小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继续消费的闭环无法建立。 实际上，线下消费环境是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而且这类企业的规模往往都比较小，比如随处可见的小卖部、小餐饮店，这些都是需要政策支持的小微企业。 从数据上看，2019年在城镇单位（不包含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4.8%、1.5%、4.7%，总人数也就1910万人，占比并不高。 但是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中，这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分别达到了38.0%、8.1%和2.6%，就业人数合计达到了1.97亿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无疑会更大一些。 我们提到过，去年之所以在压基建和地产的时候还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是基于外需强-主动补库存-制造业资本开支扩大的顺周期动能基础之上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经常账户/GDP与实体杠杆率也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如果顺周期动能开始减弱，消费问题解决不了，那就只能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回到杠杆驱动的路径上。 并且，如果发达国家率先完成普及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很可能会建立新的贸易壁垒，将对我国的出口带来压力，甚至不排除其要求我国尽快开放人员来往，将对我国的疫情防控造成困扰。 而据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估算，中国需要接近10亿人完成接种，才能实现群体免疫的门槛。2021年1月31日，据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数量已经超过2400万剂次。相对于10亿人这个目标来说，疫苗的接种进程才只是刚刚开始。 理论上来说，疫苗接种速度越快，就越能有效控制疫情。如果疫苗能大规模普及，就能抢在病毒发生更多变异前，解决疫情忧虑。那么，人们出行意愿和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消费有望加速释放。2020年的居民收入增长，没有太多地用于消费，而是拿去做了储蓄或者投资，财富效应也能把受疫情压制的消费需求带起来。 最后，也只有消费需求回归才能让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政策端一直在强调小微企业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上游价格上涨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因为消费需求没有恢复，尤其是线下消费，大量的小微企业群体受冲击，对就业也产生影响。 不过从小微企业的流动性支持措施目前来看，应该也是有副作用的，因为部分小微企业经营没有回归正常化，流动性淤积会导致资金外溢到金融市场。市场也知道宽松的原因是因为广谱的复苏还没看到，这就导致在宽松预期下把流动性堆积在头部，形成了所谓的“抱团效应”。 如果疫苗大面积普及，群体获得了免疫效应，消费信心能获得显著恢复，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就能都能逐步回归正常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流动性向金融市场外溢和与之对应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简而言之，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在确保疫苗安全性的前提下，扩大产能，扩大接种面积，让经济加速回归正常化，已是一个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2020年中国不仅是全球唯一维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是最早回到疫情前产出轨迹上的国家，预计中国2021年GDP增速将回升至9%，尤其看好消费复苏行业。中国资产方面，他认为，沪深300指数明年底有望涨至5570点。 邢自强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总体方向是在全球疫情中“先进先出”，供给恢复快，建筑施工和出口两大板块率先强劲复苏，此外消费和服务业也在四季度总产出呈现迎头赶上的势头。实际总产出在二季度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更有望在四季度回到疫情前的轨迹，即同比增速回到6%左右，大致弥补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短期冲击。换言之，中国不仅是2020年唯一维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是全球最早回到疫情前产出轨迹的。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邢自强认为，2021年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下半场。与上半场不同的是，私人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等内生动力将唱主角, GDP增速将升至9％。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将回归常态化，政策刺激将逐步退出。 “我们尤其看好消费强势复苏，今年消费数据由负转正的主要支撑因素是就业市场好转、额外储蓄释放和线下聚集消费行为恢复。”邢自强说，一方面，今年出口强势不仅带动制造业就业，还对相关服务业就业带来溢出效应，预计明年在疫苗加持下，服务业就业将完全回到疫情前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疫情维持稳定可控，这部分过剩储蓄将有望在2021年释放，有利于明年支撑消费。 具体行业方面，邢自强认为，鉴于病毒检测及追踪手段愈发纯熟、二次疫情风险可控，摩根士丹利跟踪的出行指数显示数个主要城市二次疫情发生后出行等活动的恢复时间越来越快，对于实体经济和生活状态的影响大幅降低。如果疫苗研发顺利，接种范围有望从明年二季度开始扩大，线下经济的密集接触性行业，如体育、旅游、个人护理等，有望取得巨大恢复。 对于中国资产明年表现，邢自强说，基于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企业盈利复苏、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以及长期结构性增长机会等因素，沪深300指数明年有一定的温和上涨空间。具体点位方面，摩根士丹利策略团队的判断是，沪深300指数明年底有望涨至5570点，也就意味着还有15%左右的上涨空间。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理由：虽然随着政策常态化，超额流动性将逐步退潮，估值扩张或难以继续，但企业盈利增长仍将受益于经济持续复苏及再通胀而维持景气。但基于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趋势，其他经济体和市场也会恢复元气，中国和海外经济之间的增长差将收窄，中国“一枝独秀”跑赢全球其他市场的程度可能不会像今年一样显著。 外汇方面，基于美元走软的预期，人民币或还将小幅走强，邢自强预计明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升至6.4左右的水平。但他同时认为，更重要的关注点是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正迈向快车道，在各种地缘政治噪音之外，全球对于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将不断上升。 “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突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保障中国资本流入、减少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下的融资和支付风险、实现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性。”邢自强说，中国未雨绸缪，更加开放金融市场，吸引全世界配置人民币资产，以保证资本流动的畅通性。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空前刺激政策易放难收，在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中国当前保持了常态化的货币政策，人民币主权资产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对于长线投资者和外汇储备管理者颇具吸引力，也为人民币资产的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良机。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转折。随着2020接近尾声，人们开始关注疫情消退之后的中国和世界有哪些投资机会。在笔者认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将会朝着数字化、高端化、体验化、城市化、以及健康化等“五个化”的方向演进[1]。 1数字化与新零售 事实上，数字化不仅对购物消费带来全新的体验冲击；数字化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带来重构。 下图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居民“数字化生活”的一天[2]。 早起出门，通过滴滴/美团/曹操等出行APP叫车通勤； 到公司之后，通过麦当劳/星巴克/美团APP线上订餐，然后到店取餐，享受早晨的空气与美味的早餐； 午餐用美团饿了么叫餐，或者在大众点评上预订，与三两同事好友小聚； 下午下班前，通过盒马/京东到家等APP提前选购晚餐的食材，下班途中路过取回； 晚餐之后，拿出手机来，刷一下今日头条或各大财经APP甚至微信公众号，获取资讯，动动手指写写评论，与好友互动； 睡前打一局王者或西游，稍事放松；或者在爱奇艺、优酷、B站上看视频； 到了周末，通过美团/携程/飞猪/12306定车票机票酒店，去隔壁城市旅游…… 可见，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数字化工具。今年疫情隔离期间，数字化应用的使用达到了高峰；而此次疫情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使得即便将来疫情结束，人们也会相当依赖“数字化”的生活方式。 数字化转型，对于零售的塑造是最明显的。许多先前局限在下拿下的消费场景，随着“数字化”变革的深入，衍生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场景以及商机。 举个例子，买衣服。很多人在线上买衣服，但也有很多人享受新衣上身和穿梭在衣从之中的愉悦体验；因此，这个场景不可能彻底线上化。于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是什么？人们会在线上大牌店试穿、选择合适的款式和型号，然后上网上去找“同款”或者代购。 而对此，如果品牌店掌握了新零售的理念，那么他会在顾客找到心仪的衣款之时，为顾客提供线上下单的机会。这种场景叫做“线下体验，线上成交”。这样，门店成了一个展示窗和广告位，甚至不再肩负买单结算功能。这样，对于品牌而言，也省去了门店和仓库之间沟通以及调货的各种成本。 另一种是“线上预约，线下消费”——这种模式应用比较广泛，预约就餐、外卖自取等都属于此类。 这个模式衍生出一种场景：买菜。买菜人群分两种，一种是家庭主妇，一种是中产贵妇。前者的特征是时间充裕，价格敏感性高，他们适合新兴的“社区团购”模式；后者的特征是时间宝贵，价格敏感性地，她们买菜最主要的诉求就是，不要耽误时间——最好是商家帮她们准备好，到店拿了就走。这里就催生出一种模式，叫做“线上下单，线下取货”，做的比较好的是钱大妈。由于钱大妈已经形成了（不买隔夜肉）的品牌形象，因此消费者可以放心地线上下单，不用担心买到手的菜或肉不新鲜。 还有一种场景叫做“线下获客，线上维护”。许多消费类型是需要体验的，但随着品牌信任感的建立，到店次数会越来越少。例如美妆行业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导购。对于陌生品牌，消费者最初几次会选择线下体验，因此门店是必不可少的；但随着使用经验丰富，以及和导购“小姐姐”产生信任，“荐货-体验-购买”这个流程可以转到线上。这是一种典型的“线下获客、线上维护”，即通过线下向线上导流的商业逻辑。 2高端化体验化的消费 随着90后人群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的消费习惯也在深刻地改变中国消费市场，引领消费升级。与他们的父辈相比，90后人群更喜欢花钱买“爽”——即高端化和体验化消费。并且在注重实用性的前提下，更加突出满足心理需求。 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块面是“虚拟消费”。 现在大城市许多shopping mall能够看到的这个机器。它其实是一种盲盒售卖机，盲盒打开是各种卡通人物形象的公仔，目前95后到00后对它们非常痴迷。这是一种典型的虚拟消费，买的不是一种使用价值，而是一种精神寄托、归属感、以及共鸣。 美国在1913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3]，兴起了一个叫做“观念艺术”的概念，成为美国当年实物消费转向虚拟消费的这波浪潮的起点，后来诞生的迪士尼、米老鼠、唐老鸭、猫和老鼠等各种卡通形象，都可以说是那一波“观念艺术”革命的产物。 无独有偶，日本在1960年人均GDP实现1万美元[4]、达到“小康社会”之后，也涌现了“第一代动漫人口”，即现在所谓的“二次元”。他们对动漫形象的接受、理解、喜爱、痴醉深入骨髓，宁愿花费重金也在所不惜。 3“健康中国2030”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中国防控得卓有成效，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短缺的，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疫情对于中国健康医疗行业来讲最重要的作用莫过于激发了从官方到全民的健康意识，许多环境卫生措施迅速在全国铺开，例如垃圾分类。 目前，中国政府定下了“健康中国2030”的国家战略，发展健康产业、提高全民医疗与健康水平的决心是很大的。 人均医疗健康支出，目前中国（根据2018年数据）是1.1万元（RMB），而同期新加坡、日本、美国的人居医疗支出分别为1.8万、3.1万和7.3万（RMB）[5]，差距巨大。 中国医疗健康行业目前的现状是：总量不足、分布不均。 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到的“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等等，意味着在未来10到15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上述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配不均的现象得到明显扭转。 根据“健康中国2030”的战略目标，未来10年，中国的人均医疗开支将会是2018年的2.5倍。未来，东部东南沿海省市的医疗资源会随着人口涌入继续增加，但不会有跨越式增长；相反，在人口众多但医疗资源稀薄的省份（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等）会有大量的医疗机构涌现。 4 2021年展望 刚刚过去的两周，内地旧经济（如银行股和工业股）迎来了一波明显的反弹，有观点认为这是市场对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预期的反映。但是在景顺认为，2021年中国不会重复过去的老路，即通过基建和地产刺激经济，因此煤铁金属等旧产能的股票难以有较出色的表现。旧经济股一直落后的确会有技术反弹，但未来中国经济是倚重内需拉动增长，从长线基本面角度出发，仍是消费及科技类股前景较为乐观，有望续受基本面增长及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利好。 来自景顺的预测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活动将自疫情时的较低基数水平反弹，在明年延续复苏之势。展望2021年，中国消费者对参与社交活动的信心将会提升，这一趋势将刺激购物、用餐及旅行等线下消费活动的增长，从而在推动复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至于近期的反垄断风波，景顺投资总监阮伟国认为，短期政策的不明朗化会有一定影响，但长期随着有关政策变得清晰，互联网科技企业将恢复正常。整体而言，他相信有关科技股的相关负面因素已经反映，长远看整个行业仍将受惠于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将在2021年公布“十四五”规划（2021年至2025年），实施“双循环”的最新经济战略、刺激本土消费，并将增加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和投资联系。因此，景顺预计明年的政策环境将维持稳定和利好、经济增长前景明朗。 如何更好地理解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更好地把握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投资机会？ 景顺（Invesco）是一家长期关注中国、布局中国投资机会的全球基金。景顺最早于1962年进驻亚洲市场，现为亚太区客户管理共1,478 亿美元资产(截至2020年9月30 日)。1992年，推出首只离岸中国股票基金。2017年，在上海成立外商独资企业（WFOE），深耕中国金融市场，发掘投资机会，为中国境内合格投资者提供领先及具备竞争优势的服务。 更多了解景顺关于中国市场的观点，可以关注景顺投资公众号。 参考资料 [1] 资料来源：景顺，2020年7月 [2] 资料来源：公司数据，艾瑞，高盛投资研究，TrustData，2019年10月 [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报告，1913年度 [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报告，1960年度 [5] 资料来源：中国平安，投资者开放日，2020年9月
2021年经济持续复苏的挑战 2020年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评价。 我对2020年的概括是，一个好于预期，二个标志性事件。 “一个好于预期”，主要经济指标、就业、通胀率、国际收支都好于预期。 “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大台阶。这对中国经济是标志性事件。按年均汇率计算，2020年达到了14.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会达到17%左右，这是很大的台阶。我们迈过这个台阶，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二是基本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展望2021年，我认为，内外环境将继续深刻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仍面临诸多变数，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所以，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复苏仍面临挑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严峻，中国也出现多点散发病例和多地局部聚集性疫情。所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在。这对经济会产生新的影响。比如2020年12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同比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我觉得和防控疫情是有直接关联性的。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发达经济体2020年三季度强劲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缩。全球产出缺口短期内难以填补，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盖，202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将笼罩在疫情之下。多国疫情防控隔离措施收紧，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仍将增加。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规模的财务政策和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债务水平）是全球GDP的370%，这也为后期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最突出的是消费恢复仍然滞后。2020年社零总额同比下降3.9%；消费比投资增速低了6.8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这也导致最终消费下拉经济增长，全年要下拉0.5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制造业投资比2020年下降2.2%。民间投资转正了，但仍然低于预期。制造业投资市场70%以上是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低迷也反映了民间投资规模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四，就业与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行业仍没有完全恢复。而这些行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所以，就业压力依然比较大。特别是2021年就业大学生再创新高，预计达到909万人。而世界上超过900万人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瑞典（总人口）900万，挪威600万，丹麦600万，芬兰600万，也就是我们一年毕业生超过一个芬兰总人口。再加上海外留学生回流数量增加，所以2021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将明显增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的压力也在增大，产成品库存在增长，应收账款也已经连续几个月增长。小微企业亏损面还比较高，主要也是市场需求不足，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用工成本上升这几个因素带来的。 第五，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地方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明显增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还是在不断出现。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贷款延长到2021年3月底还本付息，信贷违约风险也是存在的，现在银行都在增加拨备，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会反弹。 第六，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持续，并继续与中国保持比较大的利差水平，这导致短期的资本流入压力明显增大，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还存在。如果这种资本流入压力继续，汇率上升的压力依然存在，也会增大中国资产泡沫化的风险。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2021年将要面临的挑战。从总量上看，由于2020年的基数比较低，2021年经济增速会有个强劲的上升，特别是一季度。其他宏观数字可能也会非常好看，但微观主体困难局面可能并不像宏观数据那样上扬和明显改观。所以，宏观和微观的背离现象在2021年会更趋突出。 应对挑战的政策建议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又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和健康就尤为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差异。随着政策正常化，宏观政策边际收紧，风险会加大，因此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尤为重要。政策操作上要“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是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但做起来真的需要精细化，要把握好每个时段，这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强调要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从这个基调来看，政策会有所调整，但这种调整具有渐进性。我个人理解，制度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应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缓”要针对行业差异进行分类调整。 2021年的赤字率可能要下调。“十四五”开局之年，建设项目需求比较大，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资金支撑。前些年的专项债也会陆续到期，再加上特别国债2021年肯定不会再发，专项债还是要保持适度规模。 货币政策上央行也明确了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如何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在促进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之间要做好跨周期的平衡。比如，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可否适度继续，需要相应研究，延期还本付息这些纾困政策，要不要有个过渡性的安排也需要研究。 普惠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可以适当延长，而且可以逐步地利用这个工具适当提高信用贷款的比重。当然，对银行面临的风险压力可以通过多种融资工具，多种渠道增加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本金，妥善地予以缓解这种风险压力。 因为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压力仍然存在，因此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大体稳定，也是货币政策需要把握的一个内容。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更大力度地采取积极的措施。 短期来看： （1）要稳定大宗消费。汽车消费已经开始出现反弹，要顺应这个趋势，考虑如何推进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2）要顺应90后、00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趋势，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业态，促进新型消费和扩容提质；也要控制好居民部门的高杠杆和高房价，避免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90后是消费主力军，但他们也是购房的主力军，每月的按揭对消费是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的。 当然，短期的刺激政策随着回归常态化会带来后期的补偿。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侧管理，我认为，应更多侧重于制度性安全。要促进消费稳定的内生增长机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内生增长机制，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供给端方面，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供应链断链风险依然存在，供应链调整趋势会进一步强化。所以，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可控性，也是2021年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事项。针对一些“卡脖子”的环节，要下决心推进技术攻关，解决国产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的本土化。 要利用中国的产业优势和配套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的建设。 “十三五”是消费互联网的一次浪潮，我们形成了若干全球市值可以排前二十的企业，但最近这种优势在相对弱化。“十四五”可能是工业互联网的一次浪潮，要利用工业互联网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来根本性地提高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宏观政策、需求、供给，要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还得靠改革，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越是面对挑战、风险，越要深化改革开放。我记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有个年度评价，在评价中国过去一年的表现时指出，“疫情期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这对改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贡献会逐步显现出来。” 2021年，随着经济的恢复，更要推进改革开放，包括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制度。在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方面，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还可以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本文系作者1月19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的发言）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经历了深度衰退的2020年，全球经济在2021年呈现出的共同增长更显沁人心脾与弥足珍贵。2021年1月26日，IMF更新了全球经济展望，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估算值从之前的-4.4%上调至-3.5%，并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之前的5.2%上调至5.5%。虽然预期上修令人鼓舞，但结合新冠疫情发展和实体经济基本面，目前市场情绪似乎又偏向过于乐观了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全球经济依旧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的变化与长期的转型同时发生，经济信号的紊乱度和复杂性相比2020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站在2021年的起点，我们认为，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五种“矛盾并存”，并正在对市场基准预期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从过往的历史看，人类社会习惯于整体偏向过于乐观，一年前是这样，一年后的今天，可能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投资者朋友，不要轻易被乐观预期冲昏头脑，唯有辩证认知经济、金融、社会、疫情各个维度传递的正反信号，才能在把握共识性投资机遇的同时，防范于未然，通过审慎自律的风险管理获得进退自如的选择自由。 第一，需要关注强反弹与弱复苏的矛盾并存。比较基准的不同，往往会引致主观判断的巨大反差。2021年是新冠疫情肆虐的第二年，与深度衰退的2020年相比，2021年实体经济反弹势头强劲，但如果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2021年经济基本面的绝对状态依旧十分羸弱。我们用IMF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础数据库做了一个测算，在全球192个存在有效数据的经济体里，有183个经济体2021年的实际GDP较2020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与此同时，仅有60个经济体的实际GDP较2019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一方面，占比95.31%的经济体实现复工复产过程中的边际改善，奠定了“强反弹”的基调；另一方面，占比68.75%的经济体尚未真正走出疫情阴霾，暗示了“弱复苏”的本质。由于强反弹和弱复苏的并存，全球经济的内部矛盾以及政策调控的进退困局进一步凸显，进而加大了市场不确定性。经济分析和媒体报道习惯性地更关注于2021年相对2020年的同比变化，因此强反弹的信息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力相对更大，这是市场可能偏于乐观的重要原因。 第二，需要关注时序结构上前高与后低的矛盾并存。越是醒目的短期变化，越是会强化市场主体对变化方向上的共识性认知。2021年全球经济的强反弹，在结构分布上也存在前高后低的重要特点，上半年经济数据表现将明显好于下半年。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摆对于中国和欧美恰好存在一个季度左右的时滞，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20年最低点是第一季度的-6.8%，欧元区和美国GDP同比增长率2020年最低点则是第二季度的-14.7%和-9%，低点都出现在上半年。与此相对应，2021年GDP同比增长率的最高点也都出现在上半年，具体而言，中国是第一季度，欧美是第二季度。根据彭博数据，2021年四个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预期中值为17.4%、7.7%、6%和5.3%；美国同样数据分别是-0.7%、10.2%、3.7%和3.9%，欧元区则是-2.7%、12.6%、2.1%和5.4%。由于2021年全球经济强反弹的重心集中在上半年，异常高的短期数据会放大市场的情绪，随后回归常态的数据则会平抑市场亢奋，因此市场情绪可能也会经历前高后低的时序变化。 第三，需要关注疫苗接种与病毒变异的矛盾并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最大挑战，恰在于人们总会带着常识性的思维惯性去认知变局。作为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损失，但市场对其与众不同之处可能依旧缺乏足够的敬畏。截至2021年1月26日，全球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亿人，疫情演化却并没有戛然而止的明确信号。一方面，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另一方面，病毒变异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两相权衡之后看数据，新冠疫情正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之中。然而，从经济预测和市场预期的角度看，对未来基准情景的定位基本都默认了新冠疫情在2021年得到有效控制。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都不是卫生领域的专家，而使用数量经济工具预测新冠疫情本身的演化，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的困局。实际上，从2020年数量经济工具对新冠疫情的动态模拟结果来看，当时大部分的结论都过于低估了病毒的实际威胁，这恰恰体现了新冠疫情的与众不同以及经济分析工具的有限理性。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对新冠疫情的未来预期，经济金融专家比公共卫生专家似乎更乐观一些，金融市场里几乎很难看到与病毒共存多年的悲观假设，这使得基于疫情预测的经济预测也可能偏向过于乐观了。 第四，需要关注实体萎靡与金融亢奋的矛盾并存。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是金融市场的物质基础；从短期来看，金融市场却并不是实体经济的真实映射，一系列特殊因素会让这种映射变得扭曲和虚化，人们往往会由于短期扭曲的形成而产生对长期未来的非理性认知。2020年，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脱节一目了然，在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普遍衰退的同时，金融市场却在跌宕起伏之后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2020年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分别上涨14.16%、13.89%和15.64%，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上证综指、日经指数则分别上涨6.56%、43.44%、11.94%和16.01%，2020年金价、虚拟货币价格也都扶摇直上。进入2021年之后，金融狂欢还在继续，截至2021年1月26日，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MSCI新兴市场指数、道琼斯指数、上证综指、恒生指数、日经指数年初以来分别上涨了3.53%、2.64%、9.4%、1.81%、5.52%、10.01%和4.33%。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高歌猛进，一方面刺激了乐观情绪的形成，另外一方面又加剧了两极分化，进而强化了乐观情绪在主流社会的传播和自我印证。 第五，需要关注宏观恢复与微观困顿的矛盾并存。宏观经济是微观个体选择与行为的全部结果，一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的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动摇。一方面，从严谨的角度看，对于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托底，投资，特别是政策引导的投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超出预期，这种结构性特征在中国经济的表现也较为突出。另一方面，从不太严谨的角度看，草根调研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实体经济企业和个人在新冠疫情中承受了巨大冲击，经济运行停滞带来的深刻微观体验似乎并没有在宏观数据上得到充分体现。造成宏微观割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救助政策对微观实体的渗透能力还有待提升，这也引致了全球政策当局宏观调控重心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移。无论如何，政策朝着“跨周期”和“精准滴灌”方向的优化正在过程之中，只要宏微观的表现还存在分歧，对未来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就要保有相对审慎的预期。 总之，由于五重“矛盾共存”，2021年全球经济的运行可能并不会像当前市场预期的那样一路顺畅。基于此，我们提示广大投资者：首先，2021年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同时存在，但由于内部五种“矛盾并存”，下行风险要大于上行风险；其次，由于潜在的下行风险相对更大，全球政策当局的政策大转向可能并不会很快到来，所谓“政策不急转弯”，2021年的重点不在于“转弯”，而在于“不急”，虽然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已经处在极度宽松的状态，未来难以进一步加码，但在既有水平保持平稳也是“不急转弯”的客观表现；再次，复杂局面之下，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割裂可能难以短期内迅速弥合，经济下行风险一旦兑现，政策“不急转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资金主导市场运行的当前主线逻辑；最后，五种“矛盾并存”归根结底是一种畸形的特殊状态，这些矛盾的最终化解势必需要新冠疫情演化出现明确拐点，也就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决定2021年乃至更远未来全球经济走向的，是新冠疫情本身。在疫情真正得到控制之前，所有乐观预期都要被打上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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