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 疫情以来，我国出口与海外外需表现为不同步变化的两张“皮”，即3月起外需大幅衰退，但出口却呈现很强的韧性，这背后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内外疫情时间点的错位、以及我国疫情防控与复工速度领先带来的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提升，即我国对部分疫情严重经济体起到了出口替代的作用。而随着海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供应链逐步重启，出口替代作用是否会减弱、进而导致出口韧性难以持续成为了市场新的关注点。因此本篇报告的目的在于拆分疫情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类别中，哪些产品出口的替代作用可能是永久性的、哪些则是暂时性的，从而区分5月以来持续超预期的出口增速中有多少比重可持续增长、多少比重未来或将回落。 一、疫情后出口发生了什么变化 疫情后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显著提升，是出口超预期的主要动因。疫情以来，由于我国疫情控制速度全球领先，生产端最先得到修复，带来2020年4月以来我国出口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份额显著提升，由2019年均值13.3%提升至今年的16%-17%，体现了疫情期间我国对其他经济体出口的替代作用。 二、替代了谁的需求？——从区域和商品的角度 （一）区域角度替代了谁？考虑数据可得性，以24个主要经济体替代全球数据 从全球总量看，我国主要替代了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份额。与2019年同期的出口份额相比，欧元区、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地区的出口份额在今年4月起出现显著下降，或与疫情带来的供给端冲击有关。而相对来看亚洲多数新兴经济体由于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均呈现出口份额提升的情况。 分区域来看，我国对美国、欧洲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对日韩欧美的出口替代；对东盟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对日本的出口替代；对日韩出口份额的提升则较为特殊，并不体现为商品的替代效应，而是来自于日韩自中东进口原油金额大幅下降带来的贸易结构变化。 （二）商品角度替代了谁？考虑数据可得性，主要分析我国对美、欧出口商品结构 电子类产品：对越南、印度、韩国等经济体均有替代，但电子类产品出口份额的变化或受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影响不大，更多体现为电子类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化。运输设备：对日本、欧洲、墨西哥等经济体的替代明显。防疫物资（塑料及橡胶制品、纺织品、医疗仪器）的需求受疫情影响大幅提升，我国出口对全球各地区均有替代，较为分散。贱金属及制品、化工品：对日本、欧洲、印度等经济体的替代明显。家具与家电：对墨西哥、印度等经济体的替代明显。 三、出口替代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 首先，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我国出口纺织品、电脑、家具、电气机械以及杂项制品（以居家日用品、办公用品为主）等产品比较优势全球领先，且出口份额较高，因此出口替代有望持续；而出口橡胶制品、化工品、医疗仪器、汽车等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并不突出，因此更可能是暂时性出口替代。 其次从疫情后海外各行业的情况来看：汽车制造业方面，疫情后我国汽车生产自4月起就显著修复，而日德汽车生产在4-6月呈现大幅下滑，供给端受疫情的临时冲击显著；化工品方面，全球大型化工品企业68%集中在欧美日，同样受疫情对供给的冲击显著。而这些行业恰好是中国比较优势并不突出的领域，因此近期呈现的出口替代最有可能是暂时性的。 四、有韧性的出口应该是多少？ 首先，估算防疫物资对出口同比增速的拉动率，5-7月合计约5.5%。由于防疫物资需求会随着疫情的控制逐步回落，因此这部分出口增长可持续性不强。 其次，估算暂时性与永久性出口替代带来的出口份额提升对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的拉动率，分别为2-4%、4%左右。 最后，可将2020年5-7月的出口同比增速（+1.6%）拆分为四部分，防疫物资拉动、暂时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外需和出口是两张皮）、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外需和出口是两张皮）、纯外需变动带来的拉动，拉动率分别为5.5%、3%、4%、-11%。其中，防疫物资和暂时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是未来出口增长中大概率将逐渐消退的，若5-7月的出口剔除这两类因素后对应的同比增速为-7%（即褪去外衣后的真实出口增速为-7%左右）；而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大概率可持续，纯外需变动带来的拉动也料将在未来随着外需的逐步回升而改善。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再次爆发，全球经济修复低于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疫情以来，我国出口与海外外需表现为不同步变化的两张“皮”，即3月起外需大幅衰退，但出口却呈现很强的韧性，这背后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内外疫情时间点的错位、以及我国疫情防控与复工速度领先带来的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提升，即我国对部分疫情严重经济体起到了出口替代的作用。而随着海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供应链逐步重启，出口替代作用是否会减弱、进而导致出口韧性难以持续成为了市场新的关注点。因此本篇报告的目的在于拆分疫情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类别中，哪些产品出口的替代作用可能是永久性的、哪些则是暂时性的，从而区分5月以来持续超预期的出口增速中有多少比重可持续增长、多少比重未来或将回落。 一 疫情后出口发生了什么变化 疫情后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显著提升。疫情以来，各经济体不同程度陷入了经济停摆的状况，引发商品供给端受到冲击，而我国因疫情控制速度全球领先，因此生产端也最先得到修复，带来2020年4月以来我国出口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份额显著提升，由2019年均值13.3%提升至今年的16%-17%，体现了疫情期间我国对其他经济体出口的替代作用，并带来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长持续超预期。同时，从出口的行业结构来看，6月以来机电产品、纺织品、仪器设备等商品对出口同比增速的正向拉动显著。 二 替代了谁的需求？——从区域和商品的角度 （一）区域角度替代了谁？ 从全球总量看，我国主要替代了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份额。与2019年同期的出口份额相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地区的出口份额在今年4月起出现显著下降，或与疫情带来的供给端冲击有关。而相对来看亚洲多数新兴经济体由于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均呈现出口份额提升的情况。因此疫情以来，我国在出口替代上主要呈现出对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替代，而对越南、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 分区域来看，我国4-7月对美、欧、日、韩及东盟（印尼、泰国）的出口份额均有提升[1]，分别为21%（2019年均值18%）、10.2%（2019年均值7.3%）、28%（2019年均值23%）、25%（2019年均值21%）、32%（2019年均值23%）、28%（2019年均值21%）。而分区域来看，我国出口份额的提升也主要体现在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替代。对美欧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对日韩欧美的出口替代，需要关注的是2019年我国对美出口份额显著下行（或与中美贸易摩擦有关），2020年以来的份额提升基本填补了2019年损失的份额，但并未超出历史高位，而2020年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份额则创下历史新高；对东盟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对日本的出口替代，对日韩出口份额的提升则较为特殊，主要来自于日韩自中东进口原油金额大幅下降带来的贸易结构变化。 （二）商品角度替代了谁？[2] 通过区域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对美欧以及东盟的出口份额提升较为显著、且主要来自于对其他经济体的出口替代而非贸易结构变化，但由于东盟缺失分商品类别的区域贸易数据，因此商品视角的出口替代分析我们主要使用美、欧商品分贸易数据进行分析。 欧盟自华进口份额提升的商品以手机、汽车零部件、防疫物资等商品为主。2020年4-6月以来，欧盟自华进口份额提升的商品主要包括机电产品（以手机为主）、运输设备（以汽车零部件为主）、防疫物资（主要含纺织品、医疗仪器、塑料及橡胶制品）。而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电脑及电脑零部件等产品的出口份额反而下降。 美国自华进口份额提升的商品以电脑、汽车零部件、家具、防疫物资等商品为主。2020年5-7月以来，美国自华进口份额提升的商品主要包括化工品、塑料及橡胶制品、纺织品、贱金属及其制品、机电产品、运输设备（以汽车零部件为主）、光学及医疗仪器、家具等；进一步细分来看，与欧盟不同的是，机电产品中份额明显提升主要为电脑及电脑零部件，手机与集成电路的份额反而下降。 详细分商品类别来看，判断存在出口替代的标准大致为：我国对美、欧出口商品a的份额提升，同时经济体A对美、欧出口商品a的份额同步回落，则可能反映了疫情对供给端产生了一致性的冲击，那么可以认为我国出口商品a替代了经济体A的份额；如果经济体A对美出口商品a的份额回落，而对欧出口商品a的份额提升，则可能来自于贸易结构的调整，未必是因为我国的出口替代。 1、电子类产品：手机、电脑、集成电路 电子类产品中，我国对美欧出口集成电路的份额均未提升，对美出口电脑份额提升、出口手机份额下降，而对欧出口手机份额提升，出口电脑份额下降。从出口的区域替代来看，我国对美出口电脑份额提升的同时，墨西哥、菲律宾等经济体对美出口电脑份额回落，而对欧出口电脑份额主要被越南、韩国等地区所挤占；我国对欧出口手机份额提升的同时，越南、印度对欧出口手机份额回落，而对美出口手机份额主要被越南、泰国、印度等地区所挤占。从出口份额的区域变化来看，越南、印度对欧盟出口手机的份额下降，但对欧盟出口电脑的份额提升、对美国出口手机的份额提升，根据出口替代的判断标准，说明电子类产品出口份额的变化或受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影响不大，更多体现为电子类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化。 2、运输设备：汽车零部件 从出口的区域替代来看，对美出口汽车零部件份额的提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日本、德国、印度等经济体，对欧盟出口汽车零部件份额的提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对欧盟与美国出口汽车零部件的区域份额变动一致性较高，集中在日、欧等汽车制造大国，根据对出口替代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汽车零部件贸易份额的变动主要或与日、欧在疫情期间汽车工业生产受阻有关，我国呈现出口替代的作用。 3、防疫物资类：塑料及橡胶制品、纺织品、医疗仪器 今年在疫情影响下，我国防疫物资的出口份额显著提升。防疫物资主要包含在塑料及橡胶制品（医用手套）、纺织品（口罩、医用防护服）、医疗仪器（体温计、呼吸机）等产品类别中。从区域份额的变化来看，医疗仪器主要替代了欧日发达经济体的份额，纺织品与塑料橡胶制品则主要替代了了东南亚与墨西哥、土耳其的份额，区域份额变动的一致性也较高，根据对出口替代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在防疫物资全球贸易中我国也起到了出口替代的作用。 4、贱金属及制品、化工品 从出口的区域替代来看，化工品的区域份额变动一致性较高，主要集中在日本、欧洲、印度等经济体，根据对出口替代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我国出口化工品份额的提升主要呈现为对日本、欧洲、印度等经济体的替代。贱金属制品出口中仅对美份额提升，对欧份额未提升，因此上述判断标准不适用，不过鉴于份额下降的日本、印度、欧洲、俄罗斯均为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因此或与我国对此类经济体的出口替代有关（与化工品的区域份额变动较为类似）。 5、家具与家电 从出口的区域替代来看，对美出口家具份额的提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印度等经济体。疫情后美国新屋销售与成屋销售均迅速修复，带来美国对家具、家电产品的消费需求提升，而中国（约43%）、墨西哥（约16%）、越南（约12%）、加拿大（约8%）为美国家具的主要进口地区，占比总和达到约80%。由于我国在家具出口中仅对美份额提升，对欧份额未提升，因此上述判断标准不适用。但考虑到美国家具制品的进口集中度高，同时墨西哥、印度均为疫情严重的地区，因此也可以认为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家具份额的提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印度等经济体的出口份额。 三 出口替代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 首先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今年以来出口份额提升的产品，如果同时满足出口份额的绝对值较高，同时在国际贸易中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则我们可以认为该类产品在疫情后会出现永久性的出口替代，反之若比较优势较弱，则随着海外经济体逐步复工，供应端恢复，出口份额将重新回落。利用OECD的数据我们能够计算我国出口各类商品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排名越靠前说明该类商品出口竞争力越强。可以看到： 对美国出口方面，纺织品、电脑（办公机和自动数据处理机）、家具以及杂项制品（以居家日用品、办公用品为主）的出口份额与出口竞争力均较高；机电产品中电气机械、专用机械，有色金属等贱金属制品的出口份额较高，比较优势较2009年也至少提升4名，竞争力有明显提高；而橡胶制品、化工品、医疗仪器、汽车等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并不突出，此类产品近期呈现的出口替代最有可能是暂时性的。 对欧盟出口方面，纺织品、手机（电信和录音设备）、机电产品中电气机械以及杂项制品（以居家日用品、办公用品为主）的出口份额与出口竞争力均较高；机电产品中专用机械、其他工业机械的出口份额较高，比较优势较2009年也至少提升4名，竞争力有明显提高；而橡胶制品、化工品、医疗仪器、汽车、艺术品、珠宝等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突出，此类产品近期呈现的出口替代最有可能是暂时性的。 其次从疫情后海外各行业的情况来看：汽车制造业方面，疫情后我国汽车生产业修复较早，在2-3月乘用车产品同比增速大幅下滑后，5月重新回到正增长，而同时4-6月日本、德国的乘用车产量大幅回落，日本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铃木、斯巴鲁、三菱和大发等8家车企停产，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戴姆勒、宝马也宣布停产，因疫情原因海外汽车供给端产能受到严重冲击，带来国内汽车出口份额的提升。 化工业方面，全球大型化工品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与日本，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C&；EN）发布的全球化工企业50强中，欧洲、美国、日本企业占比分别达到34%、18%、16%。由于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同时欧美日又是此轮疫情中较为严重的地区，因此或对全球化工品的供给带来冲击，而带来中国的化工品出口份额相应提升。 因此综合来看，疫情后我国机电类产品、家具、杂项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的出口份额或有望得到永久性的提升；而橡胶制品、化工品、医疗仪器、汽车等产品大概率是暂时性的出口替代。另外，纺织品今年的出口份额虽有大幅提升，但主要受到疫情原因带来口罩出口的大幅增长，因此此类产品的出口份额提升大概率也将是暂时性的。 四 有韧性的出口应该是多少？ 首先，估算防疫物资对出口同比增速的拉动率，5-7月合计约5.5%。由于防疫物资的需求会随着疫情的控制逐步回落，因此这部分的出口增长可持续性不强。海关总署并未直接公布防疫物资的出口金额，因此我们以口罩（HS6307）、医用防护服、手套、鞋套（HS6210，3926，4015，4016）、测温仪（HS9025）、呼吸机（HS9019）、监护仪（HS9018）等产品可估算防疫物资的出口额，可以看到5-7月以来防疫物资对国内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的同比拉动率达到5.5%。 其次，估算暂时性出口替代的商品对口总额同比增速的拉动率，此类商品出口份额的提升对出口总额的同比拉动率约2-4个百分点。暂时性出口替代的商品主要包括化工品（第6类）、塑料及橡胶制品（第7类）、运输设备（第17类）、光学、医疗等仪器（第18类）。由于缺失全球分商品的出口份额数据，因此我们仍以美、欧自华的进口份额数据来进行估算。假设2020年美、欧自华进口的份额与2019年同期持平，即可拆分出在份额不变的情况下仅依靠外需变动对美、欧自华进口（即国内出口）增长带来的拉动率，以及由于份额变化对美、欧自华进口（即国内出口）增长带来的拉动率。可以看到，对美国而言，上述四类产品的份额提升带来对美出口提升约4个百分点；对欧盟而言，上述四类产品的份额提升带来对欧出口提升约2.6个百分点，因此以美欧作为代表进行估算，5-7月以来暂时性出口替代商品的份额提升对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带来约2-4个百分点的同比拉动率。 另外，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估算出永久性出口替代的商品对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的拉动率约4个百分点。 最后，可将2020年5-7月的出口同比增速（+1.6%）拆分为四部分，防疫物资拉动、暂时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外需和出口是两张皮）、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外需和出口是两张皮）、纯外需变动带来的拉动，拉动率分别为5.5%、3%、4%、-11%。其中，防疫物资和暂时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是未来出口增长中大概率将逐渐消退的，若5-7月的出口剔除这两类因素后对应的同比增速为-7%（即褪去外衣后的真实出口增速为-7%左右）；而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大概率可持续，纯外需变动带来的拉动也将随着外需的逐步回升而改善。 [1]考虑到各经济体分商品类别的出口数据可得性较差，因为我们同样采用替代方法，即经济体A对美欧出口商品a的出口份额=美欧自经济体A进口商品a的进口份额。 [2]理论上A对B的出口份额=A对B的出口总额/全球对B的出口总额，但由于缺失全球对B的出口数据，因此该计算方法不可行，我们采用替代方法，即A对B的出口份额=B对A的进口份额=B对A的进口总额/B自全球的进口总额，图表4-9中各经济体的进口区域结构均采用该公式计算。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李克强在致辞时表示，当前全球范围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给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面对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广泛凝聚共识，协同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尽早战胜疫情并推动世界经济重现繁荣。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时说，面对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实现企稳回升，近几个月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复态势，表明中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中国有1.2亿市场主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济基本盘，并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李克强表示，宏观调控必须把握好度，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可持续。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式，对新增财政资金建立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机制，提高政策落地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及时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支撑。在实施好宏观政策的同时，并重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既助企纾困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李克强表示，7、8月份中国经济继续稳定恢复，说明宏观政策的积极成效在不断显现。但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仍面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在保持宏观政策适时有力合理过程中，将注重政策实施，也会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和丰富政策内涵，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经过努力，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年度主要预期目标，全年经济有望实现正增长。 李克强指出，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上升，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交流与合作仍然是世界趋势。各方要共同承担责任，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给世界人民以希望和信心。自由贸易在曲折中前进，但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要共同维护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尽快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经济“活”起来。 李克强强调，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既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也要更大力度吸引外资、发展外贸，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内需空间广阔。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保障外资合法权益，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将在有效防控疫情前提下，开辟更多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和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便利。 致辞后，李克强还就国际治理、全球产业链、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等回答了各国企业家代表的提问。 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李克强在致辞时表示，当前全球范围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给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面对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广泛凝聚共识，协同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尽早战胜疫情并推动世界经济重现繁荣。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时说，面对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实现企稳回升，近几个月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复态势，表明中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中国有1.2亿市场主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济基本盘，并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李克强表示，宏观调控必须把握好度，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可持续。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式，对新增财政资金建立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机制，提高政策落地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及时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支撑。在实施好宏观政策的同时，并重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既助企纾困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李克强表示，7、8月份中国经济继续稳定恢复，说明宏观政策的积极成效在不断显现。但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仍面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在保持宏观政策适时有力合理过程中，将注重政策实施，也会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和丰富政策内涵，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经过努力，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年度主要预期目标，全年经济有望实现正增长。 李克强指出，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上升，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交流与合作仍然是世界趋势。各方要共同承担责任，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给世界人民以希望和信心。自由贸易在曲折中前进，但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要共同维护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尽快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经济“活”起来。 李克强强调，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既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也要更大力度吸引外资、发展外贸，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内需空间广阔。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保障外资合法权益，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将在有效防控疫情前提下，开辟更多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和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便利。 致辞后，李克强还就国际治理、全球产业链、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等回答了各国企业家代表的提问。 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实，即工业复苏快于服务业复苏、生产复苏快于需求复苏、投资复苏快于消费复苏。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情况却不容乐观。消费低迷的原因造成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总体而言，消费是顺周期变量，自主恢复的速度较慢，且虽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造成的社交隔离和居民警惕情绪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居民消费习惯和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下滑，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拖累了消费复苏的速度。第二，消费的主导因素是收入，对利率、信贷等政策变量并不敏感，这导致了促消费政策抓手的缺乏，对冲政策难以迅速到达消费问题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第三，社零总额中，限额以上（基本对应中高端消费需求）恢复相对较快，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已经恢复正常水平，原因可能是繁荣的房地产销售带动的房地产下游产业链复苏。但限额以下（对应低端消费需求）的终端消费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大，又受制于政策抓手的缺乏，复苏很慢，同时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多，收入的减少也产生了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是限额以下的低端收入被打击，拖累了整体消费复苏。面对结构性问题，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效果有限，过度的刺激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领域过热，却并未对弱势部门起到对冲作用。由此来看，面对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结构性的对冲政策来缓解。但结构性的对策，意味着一部分人享受政策利好，其他人享受不到政策利好，这衍生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公平和效率谁更重要？在当前背景下，问题被具体化：要促进消费，尤其是促进低端消费，就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又存在不顾收入分配的市场规律、损失效率的嫌疑。为什么现阶段要更加强调公平？到底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现阶段，公平更加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1、公平政策能够抓住主要矛盾首先要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工业、大企业、投资等“颗粒度”较大的、对政策和利率敏感的部门复苏较快，但居民、小企业、消费等更“细碎”和弱势的部门复苏较慢，且对传统刺激政策“免疫”。想要经济加速复苏，唯有加强对中低收入居民、小微企业的补贴，短期内止住收入减少的趋势，才能保住消费基本盘。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做法给了我们借鉴。美国在面临疫情冲击时，很快就决定给老百姓直接发钱，通过收入补贴的方式支持居民和小企业。具体如下：①现金支付，已婚夫妇最高2400美元，每个孩子最高500美元，总计发放5000亿美元，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四个月；②设立规模为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以缓解裁员和支持薪资的状况；③2400亿美元的医疗救助；④750亿美元的医院援助；⑤200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援助；⑥200亿美元用于紧急公共交通救济的援助；⑦100亿美元用于机场救助的援助；⑧加强失业保险，这可能会在一个州给受益人的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这些政策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消费和零售业的恢复。在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美国零售业缩水了近20%，但很快零售业就恢复了正增长，7月份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达到3.83%，明显高于中国社零同比。2、公平政策减少额外的收入差距疫情额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正在下降。首先，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部门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其次，在疫情冲击下，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甚至有可能增加，因为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原来的奢侈型、享受型消费行为，例如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消费、健身等，客观上造成了收入的节约，同时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也并未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甚至还在上涨，使得投资这些资产的高收入群体财产收入增加。而低收入群体则陷入零售餐饮等行业困境，导致收入困境，进而减少消费，又反过来恶化行业困境的循环中。由此看来，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也相当于用“非常”手段应对疫情这个“非常事件”，道理上是说得通的。3、公平政策不等于效率损失给低收入居民补贴，并不意味着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进行二选一，并不是说为公平而公平，当然也更不意味着基建投资和各类产业刺激政策不重要，而是考虑公平带来的实际效果：现在讲公平，能促进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体的稳定，让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更加顺利，同时这种收入补贴也不会产生额外的后遗症。事实上，政府每年拨给贫困地区用于发展当地的所谓产业，却最终因为企业经营效益差而浪费掉的钱可谓不计其数，何不将这些钱给到低收入群体，这样至少还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在“双循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直接补贴也是有效率的事情。美国政府给居民的收入补贴，事实上促进中国的外循环，因为这些收入补贴使得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国居民依然保有了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恢复。而给本国居民发钱，则是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等方面贡献力量。公平政策如何促消费？那么，公平政策如何促销费呢？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1、保持收入补贴力度针对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线下服务业的收缩，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聚焦这些领域的持续支持。财政政策方面，收入补贴政策有必要继续推进，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线。同样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等措施也有助于保住就业、增加用于消费的收入。2、推动新型消费近期国常会提到消费是经济恢复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支持新型消费。推动新型消费，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熨平极端事件对消费习惯的冲击，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技术使得消费供给更加公平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消费服务：新型消费结合了互联网，增长迅速，覆盖的消费和服务领域也在持续扩张，占总体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愈大，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加大。其次，新型消费深度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消费者信息更加完全，消费质量更高，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升级。鉴于消费将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以及新型消费对于消费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新型消费的发展空间和紧迫性都比较大，因此未来相关鼓励政策和监管标准的规范化将同步进行，在发展中同步完成对行业规制的制度建设。3、放开大城市户籍制度从长期看，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学术研究表明，在有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比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16%-20%。目前，全国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人数有2.9亿人。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消费平均可以增长16%-20%。很多人在大城市就业、服务，贡献了5年、10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市民”身份，这不论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逐步放开了户籍限制，未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能够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进而实现中国更大的消费红利。
16日，经合组织发布了《经济展望中期报告》，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经济和疫情态势，中国将是2020年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按照经合组织的预期，2020年，中国将实现1.8%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6月份的预测上升了4.4个百分点，是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同期，二十国集团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4.1% ，其中美国为-3.8%，英国为-10.1%，而下滑最大的是南非，增长为-11.5%. 经合组织在分析中指出，疫情出现较早，病毒传播很快得到控制以及政策支持使经济活动很快恢复，这三个要素是中国实现正增长的原因。 从2020年上半年看，中国经济的复苏超过预期。在基础建设投资的刺激下，中国经济产出很快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全球需求的恢复，特别是中国需求的回升，稳定了大宗商品的价格，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而2021年，按照经合组织的预测，中国将实现8%的增长。 经合组织认为今年上半年，全球产出大幅下滑，部分经济体甚至达到了20%。全年来看，全球产出的下滑要小于之前的预期，但依然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预测世界经济在接下来18个月内将继续逐步恢复，但是各个经济体之间会出现很大不同。未来不确定性依然很高，信心依然很脆弱。全球国民生产总值预计今年会下滑4.5%，然后在2021年上升5%。 经合组织指出，他们的有关预测都建立在疫情零星暴发、各国政府执行部分封城而不是全国禁足和疫苗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大量普及这三个前提之下。 如果新冠疫情的减弱快于预期，信心的恢复能够极大促进2021年的全球生产活动。如果疫情再次出现大的反复，或者有更多的限制措施出台，那么2021年全球的经济增长会再下跌2到3个百分点，投资会相应减少，失业也会大幅上涨。 在政策方面，经合组织呼吁各国政府保持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政策支持，并根据经济状况作出相应调整。经合组织强调，加强全球合作，维持开放的边界，自由的贸易、投资以及医疗物资的流动是全球抗击疫情和加快经济恢复的关键。
【内容摘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历史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担心看似是临时性的冲击，但实则可能产生永久性影响的事件，及其对于整个经济、各类行业和资产价格的影响。 一、国际变局预示市场化力量在全球的消退？ 当看不清前行的路时，借用历史“望远镜”能帮助厘清未来方向。人类演进过程中无时无刻都是和瘟疫等冲击作斗争：14世纪欧洲黑死病流行引发了对神学的怀疑，很大程度促成了文艺复兴；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期恰恰是社会主义思潮积极发展阶段。站在目前时点，中国取得骄人的抗疫成绩，我们开始对很多东西重新审视，包括对“灯塔国”的理解。 近年来美国对华发放的签证占比明显下降，表征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尽管如此，各类经济预测都明显低估了我国对外部门及出口的韧性（而高估了国内投资和消费）。贸易似乎总能通过某种市场化的方式“自发”维护其韧性：新冠疫情时，中国出口超预期是由于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贸易摩擦时，中国对美出口虽下降，但对东南亚等出口（或转出口）明显增加。未来两年中国还有望成为世界最大零售及商品进口市场。 从外商投资来看，美国对华投资在缩窄，但其它国家对华投资在上升，整体外商投资趋势难言逆转。过去全球化强调要素配置中的效率提升，但一味追求效率似带来产业链的脆弱性。近期有些国家提出产业布局分散化，或也是预料之中。不过，我们仍能感觉到市场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并不容易被政客的力量所左右。 外部环境是否会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也取决于我们怎样应对它。我们固然警惕诸如美苏之间的“冷战”，但现状与过往非常不同，最重要的是中国主动拥抱全球化。目前我国贸易、金融和投资等与世界的融合还在加深，尽管有些领域的脱钩难免（例如科技、教育等）。如果中国沿着市场化和开放的方向走，这未必成为系统性风险。 二、疫情带来的是永久影响还是临时冲击？ 新冠疫情百年未见，但未必是史上最严重的。即便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西班牙流感后，很多大国的经济增长中枢又可回到疫情前。究其原因，影响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是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如果这三方面没有受到系统性影响，那就很难影响到经济增长及利率中枢。当然，疫情的短期冲击不可忽视。 近期美国等出现二次疫情，其经济并未产生相应的回落。我们不清楚疫苗何时出来，但世界经济对于疫情的敏感度正在下降。未来我国防疫物资的出口增速仍在高位但将边际递减，非防疫物资出口会有更积极的表现。 我国消费当前的回升主要并非居民收入上升的结果。失业率高企叠加消费倾向低迷，使得消费修复仍偏慢。这也是今年消费低于市场预期的原因，大家事前没有很好剥离疫情的复杂影响。消费内部的修复不均衡，疫情期间囤积的日用品等必选消费已明显减少，而可选消费的上升态势还未结束。 房地产等传统动能的当月同比增速已回到疫情前。叠加房价上升，近期开发商负债受限，使得加速销售回款变得迫切。鉴于利率的领先规律，商品房销售单月同比拐点可能在四季度。建安投资受到资金掣肘也会边际往下。前期土地成交活跃，未来半年土地投资有望维持高位。从当季同比看，房地产投资四季度或将下来；但累计同比看，房地产投资景气可持续到明年一季度后。 总的看来，疫情冲击的特殊性决定了本轮基建等传统总需求刺激的克制程度。三季度政策发力下宏观景气程度明显抬升。四季度外需向好但基建减弱，经济整体回升幅度料将趋缓。明年上半年GDP会由于基数原因将有跳跃式上升，尽管这未必意味着经济完全修复。 三、宏观政策是否回归常态及资产价格如何演绎？ 各国实践表明，即使经济未完全修复，但名义GDP出现拐点后，政策利率的拐点随即出现。如果三、四季度经济回升，那么银行间利率走势是清晰的。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在到年底，CPI会由于猪肉高基数等会持续下降，而PPI同比回升。过去两者出现“剪刀差“时，银行间利率往往震荡。此外，明年一季度靓丽的经济同比数据可能引致利率抬升。 利率拐点过后货币数量拐点也将出现。当出口由负转正，也意味着社融拐点的可能到来。如果三季度末、四季度初社融存量增速出现拐点，叠加PPI回升，那么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最强的时候就可能过去。映射到资产配置策略上，我们倾向于目前以防守的姿态迎接未来更好的进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尽管遭遇诸多非常态冲击，但这阻挡不了我国经济回归常态化的经济基本面和市场化的运行规律。
第75届联合国大会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第75届联大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强调，在面临诸多威胁与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国际社会更应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树立对联合国的信心。 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说，今年是联合国非同寻常的一年。为有效抗击新冠疫情，联合国应通过强化卫生系统、支持开发和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和疫苗等手段，更好地应对疫情直接影响。作为在国际体系中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及合作主要平台，世界对联合国寄予很高期望，应努力在21世纪建立更网络化和包容性的多边主义。 古特雷斯还表示，联合国应在继续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的基础上，做好疫情后的各种准备。联合国大会将继续在和平与安全、裁军、人权、性别平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方面开展工作。 博兹克尔在致辞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坚定捍卫多边体系，秉持《联合国宪章》精神，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此外，博兹克尔在当天举行的第74届联大闭幕式上说，新冠疫情被一些人用来为单边行动辩护，从而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他说：“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一流行病。单边主义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一流行病。这将使我们离共同目标越来越远。”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博兹克尔说，第75届联大将举行主题分别为新冠疫情和反腐的两次特别会议，新一届联大紧急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应对新冠疫情。 第75届联大开幕后，联合国将举行包括一般性辩论在内的多场高级别会议。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政要将以提交讲话录像的方式参与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大会于每年9月至12月举行常会。常会通常分两个阶段，前段为一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审议列入议程的各项议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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