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主题为“展望未来十年：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将正式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美联储寻求在一段时期内令通胀平均达到2%，在过去数年通胀持续低于2%之后，货币政策将寻求令通胀保持在略高于2%以上一段时间。 此前，美联储宣布将维持目前0-0.25%的利率到2022年，而新的政策目标下，维持这一低利率水平时间更长的可能性加大。新政宣布后，美股继续上涨，美元继续下跌，是正常的市场反应。 其实，美联储将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早就在市场预期之中，诺亚研究就多次强调过，美联储将引进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过去政策的不足。那么过去的政策到底有哪些不足，为什么要使用“平均通胀目标”来代替？ 美联储最初设立的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最大化就业，稳定物价，以及调整长期利率，后来美联储的任务逐渐扩展，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控制金融市场系统性的风险；为其他机构和美国政府，外国官方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等等。但归根到底，美联储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就是前两个，促进就业和稳定物价，这被称为双重目标。 对比一下日本央行和欧州央行，他们更多的是单一政策目标，也就是促进就业。过去实施量化宽松，实现了降低失业率的目标。由于这些年通胀一直低迷，所以也就没有与三大央行的政策目标发生冲突。 众所周知，量化宽松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泡沫，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以及全球民粹主义的崛起，但是这些问题超出了央行的政策目标，他们并不需要为此负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恰恰是由于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都受到约束无法扩张，才不得不采取量化宽松，造成今天的困局。投资者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只能继续寻找与风险匹配的投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疫情之后经济数据很不理想，但资本市场反而在央行的宽松下不断上涨的深层逻辑。 到底参考哪一个通胀指标？ 2009年美国启动量化宽松救市之后，美国经济的表现在发达经济体中较为强劲，明显好过欧盟和日本，但是通胀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准。2012年美联储首次引入2%的通胀目标，也就是说，要在通胀达到2%时开始加息，但普通人并不清楚这里的通胀水平到底是如何衡量的。事实上，常见的通胀指标有多个。既有我们常说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也有“个人消费支出PCE”，还有所谓的“核心通胀率”，也就是去掉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消费物价指数，因为这两项的价格波动较大。 简单来说，计算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比较固定，可能和时代发生脱节，而个人消费支出PCE通常会根据消费习惯的变化进行调整，更能够反应消费者实际支出的物价水平。而且不同商品的权重在CPI和PCE中是不同的，特别是住房在PCE中的权重要小于CPI。 美联储考虑的政策指标考虑的是核心通胀率，核心PCE绝大部分时间小于核心CPI。例如，最新美国七月的核心PCE是1.25%，而核心CPI是1.57%。由于核心PCE的波动性明显小于核心CPI，因此，不仅市场普遍认为以“稳定物价”为政策目标的美联储使用的通胀指标就是“核心PCE”，在美联储的官方文件里，也指明了这点。当然，美联储也会参考其他通胀指标来理解物价变动的趋势。 美联储之所以把通胀目标定在2%，是基于学术研究，历史上，当通胀水平高于2%时，往往意味着经济过热，需要加息对投资和消费进行抑制。2%的通胀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及石油危机期间。从1990年开始，美国经济进入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阶段，但美联储仍然在沿用过去的通胀水平作为政策目标。1996年之后，绝大部分时间核心PCE都低于2%。 美联储的加息与减息充满争议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美联储从2015年到2018年的九次加息和2019年的三次减息充满了争议，而且新的“平均通胀目标”政策框架也存在很多模糊性。 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进行了三轮量化宽松，2014年退出后，在2015年12月进行了首次加息，但其实这一次加息是美联储不得已而为之。此前，核心CPI和核心CPI的走势高度一致，但在2015年全年却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见上图）。核心CPI不断上涨，在11月超过2%，而核心PCE却不断下降，到11月也只1.19%。按理说，美联储不应该在12月进行加息，但由于之前美联储高估了经济回暖和物价上升的速度，使得市场多次预期美联储将加息，美联储一再推迟就十分有损信誉。于是，12月看到核心CPI已经超过2%就进行了加息。当然，这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美联储即使以核心PCE为指标，也会参考核心CPI，但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看到美联储加息的参考通胀目标变得模糊不清。 从2016年初到2018年底，美国又进行了8次加息，分别是2016年1次，2017年3次，2018年4次。但实际上，美国的核心PCE只是在2018年3月才开始出现超过2%的水平。因此，严格来说，以核心PCE作为政策目标的美联储从2015年底到2017年底的5次加息，其实都不应该，这段时间欧盟和日本都没有加息。 如果说美联储从2015年12月就改用核心CPI来作为加息指标，那么美国2016年从1月到12月的核心CPI都在2%之上，理应加息2-3次，但实际上，美联储却分别以英国6月脱欧投票和美国11月大选将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为理由而没有加息，只在12月加息一次。 2018年底，美联储给市场的预期是将在2019年加息1-2次，而2019年全年的核心CPI有11个月在2%以上，因此，如果用核心CPI作为政策目标，美联储即使不加息，也应该维持利率不变，但实际上，美联储反而在2019年进行了3次降息。 现在大家就知道，美联储过去的加息和减息决定引来很多争议，被认为是过度保护华尔街的利益，以及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干预，失去了政策独立性。这在2019年的3次降息上体现的很明显，特朗普就反复强调欧盟和日本都没有加息，美国也不该加息。 如果承认2019年3次降息的合理性，实际等于承认之前的9次加息或者太早了，或者太多了。如果回到核心PCE这个通胀目标，那么美联储应该只在2018年核心PCE超过2%时加息2-3次，这样的话，即使核心PCE在2019年持续低于2%时，也可以维持利率不变，而不是先加上去再降下来。 “平均通胀目标”政策的模糊之处 现在，美联储宣布“平均通胀目标”政策，市场的理解是要等到将来的通胀水平和过去的通胀水平的平均值达到2%，才开始加息。但是，现在记不清楚过去的通胀率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以及到底会采用核心PCE，还是核心CPI为标准。 前面说了，核心PCE从1996年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就低于2%。假如美联储从2010年算起，到现在的平均值是1.6%，这就意味着要等未来几年核心PCE的平均值达到2.4%，才能够实现平均通胀2%的目标。 可是2000年以来，核心PCE超过2.4%的月份只有3次，而核心PCE持续高于2.4%的水平要到1994年之前才能找到。由此可见，在经济结构不出现大的变化下，未来要实现2.4%的平均核心PCE，困难是非常大的。除非经济发生重大变动使得通胀快速上升，如果通胀继续像过去那样不温不火，那么要等来加息，不要说2022年，可能再过10年都没法实现。 如果美联储之后更加重视核心CPI，又会如何？2010年到现在核心CPI的平均值是1.83%，这就意味着要等到未来几年核心CPI的平均值达到2.17%，才能实现目标。这一目标倒没那么难以实现，2018-2019年的平均核心CPI就有2.18%。但2020年的疫情冲击使得平均核心CPI只有1.6%，必须等到经济恢复常态之后，才有可能出现高于2%的CPI。这样来看，美联储之前说的2022年前不会加息，倒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平均目标通胀”政策背后的逻辑 说了这么久，大家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平均目标通胀”这样一个政策框架似乎并没有任何理论根据，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过去20年的低增长、低通胀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认为央行具有很强的控制通胀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担心高通胀。恰恰是这种“低通胀预期”导致了实际通胀很低，也导致了经济增速很低。 反过来说，假如大家都担心高通胀，都去抢购商品和服务，就可能快速地推高通胀，这个过程中也会相应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平均目标通胀的目的恰恰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形成未来可能出现高通胀的预期，来刺激通胀和增长。 平均目标通胀的政策也可以刺激消费者多投资。过去的低增长和低通胀与全球的“过度储蓄”有密切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各种原因（老龄化，贫富差距，投资回报低，安全资产缺乏等等）导致了大家宁愿储蓄，而不是投资。即使“名义”利率降到零，大家的投资意愿也很低，这样就形成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恶性循环。 要刺激大家少储蓄，多投资，就需要实行“负利率”或者推高通胀，这两种政策都可以使得储蓄获得的“实际”利率比现在更低，从而愿意增加投资。这样，高通胀的预期就可以带来投资和增长，由于美联储现在还不打算效仿日本和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采取“平均目标通胀”来推高通胀预期就成了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 “平均目标通胀”政策能否有效？ 然而，就像旨在压低长期利率，促进投资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降低了失业率，并没有解决“过度储蓄”，低增长，低通胀问题一样，“负利率”政策在日本和欧洲的的实施效果同样不理想（可能是利率负得还不够多），平均通胀目标也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结果。 美联储内部的研究（如David Reifschneider和David Wilcox）通过对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平均通胀目标”政策难以解决经济面临的难题，原因就在于推高核心PCE需要的时间可能很长，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经济再次面临衰退，美联储就缺乏有效的工具应对（历史上，美联储通常需降息5个百分点来应对衰退）。另外一方面，维持零利率的时间越长，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但这些也不是美联储可以解决的。 归根结底，要解决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财政政策来解决“过度储蓄”这一根本难题，例如需要进行税收改革来降低居民和企业之间的贫富差距，让低收入的家庭和企业增加收入和消费，高收入的家庭和企业（特别是科技龙头）减少储蓄，增加投资。 美联储内部的研究特别强调，要想“平均通胀目标”政策有效，美联储必须清晰和市场进行沟通实施的细节，例如究竟以什么时间段开始来计算平均通胀？究竟用哪一个指标？研究还指出，光靠平均通胀目标政策不行，但如果同时进行量化宽松，购买长期债券，有效的机会就会加大。研究还反复强调了“承诺”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恰恰是对过去美联储并没有依据规则行事，而是深受华尔街和白宫的情绪影响的一种委婉批评。
当前，中国“抗疫”整体已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经济复苏成为当前最重要工作。逆周期宽松，则是确保经济快速复苏的关键。然而，过去很多年，国内较为流行的看法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无节制”宽松放水”和货币超发，造成了高通胀和泡沫泛滥。受此影响，很多经济学者对宽松基本持否定和警惕态度，在这种舆论氛围下，逆周期调节工作的力度和效果已受到严重干扰。那么，海外央行“放水”力度如何？到底有没有产生预期中的高通胀或资产泡沫？厘清事实真相，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看待外部世界，对于科学制定宏观政策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宽松决心和力度确实前所未有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对抗危机和经济衰退，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央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危机初期，推出各种流动性救助计划，包括“定期拍卖计划（TAF）”，“一级交易商信用便利（PDCF）”，“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CSA）等近10个便利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这些工具随着危机缓解而自动退出。 二是危机期间，各大央行快速将利率降至零附近。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2007-2009年分别降息500、325和525个基点，至0.25%、1%和0.5%。欧洲央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稍显克制，但在随后的2012年欧债危机中，最终也将基准利率降至零。 三是启动大规模量化宽松，即通过扩展央行资产负债表，在二级市场购买资产，主要是国债、机构债券和MBS，以及少量高信用等级公司债券。2007年至今，美、欧、日、英四个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布扩张695%、312%、483%和931%，四者合计扩张17.8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央行最新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超过去年GDP规模。 海外央行危机后之所以采取如此激进、果决的宽松措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推动。伯南克以研究1930年大萧条和1990年日本泡沫破灭时期的货币政策见长。他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通货紧缩和“失去的数十年“，与日本货币当局在危机之初行动迟缓有关。日本90年代初泡沫破灭，到1997年还采取加税等紧缩措施。拖了十多年，直到2001年才推出量化宽松措施。伯南克认为，走出大萧条和避免通货紧缩的根本方法，就是在危机之初采取大胆宽松措施，走在市场曲线之前，为此甚至可以进行”直升机撒钱。2008年危机程度之严重，冲击之大，仅次于1930年大萧条，为伯南克政策实验提供了绝佳场景。在伯南克带领下，美联储和全球主要央行一起，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力度宽松和放水措施，以推动经济尽快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阴影。 但并未如预期产生通胀，西方仍饱受通缩压力 过去十年，西方国家CPI和PPI低于2007年危机前水平，普遍面临通胀不足（Disinflation）甚至通缩的风险（表1和表2）。2010年至今，美国CPI和PPI平均分别只有1.5%和1.4%，均明显低于2%通胀目标。欧元区和日本无论是CPI，还是PPI，均低于同期美国水平，面临较大通货紧缩压力。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正在为“菲利普斯曲线“消失而困惑，即为何低失业率无法推升通货膨胀至正常水平，甚至连温和通胀都没有。当我们持续批判西方放水导致高通胀时，西方央行正在为如何才能避免通缩而烦恼。7月29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疫情冲击下，美国核心通胀将持续维持在1%附近，美国面临“亚通缩（disinflation）”压力，所以会竭尽所能对抗通缩。 大放水也未能推升经济增长。2010-2019年，美、欧、日实际GDP增速平均为2.3%、1.4%和1.3%，均低于2000-2007年危机前的2.7%、1.5%和2.2%的趋势水平。西方经济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低增长基本没有异议。劳伦斯．萨莫斯将过去十年的低增长称之为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有人提出当前经济正在进入”新平庸（New Medicore）“时代。 没有实体通胀，但有资产泡沫？ 最近，国内部分研究团队逐渐也看到了“放水并未在国内产生通胀”这一现象，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他们认为，货币超发既然无法推升实体通胀，那么就必然会推升资产价格，资产泡沫会一个接一个演绎。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央行超级放水在没有推升实体经济通胀情况下，必然会进入资产领域，以泡沫形式“兴风作浪”？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试图从股票和房地产这两类主要风险资产方面去观察，过去十年西方国家放水是否在这两个市场滋生了泡沫。衡量泡沫的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过去十年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另外一个是资产估值水平。原则上，如果该资产在过去十年涨幅较大，且估值远超正常水平（比如至少超过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则该资产可能存在泡沫。 美国股市走出了十年牛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资产泡沫”的最重要领域。美国股市上涨，主要集中在科技股方面，过去十年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幅度高达428%，远高于标普500指数186%的涨幅（图1）。从估值方面看，纳斯达克100指数P/E从2009年底的24.5倍扩张至2020年的29.6倍，其对市场上涨的贡献仅不到20%。而同期盈利则扩张了378%，贡献了过去十年涨幅的80%。从估值绝对水平看，29.6倍的PE估值，仍低于2001年至今34.6倍的历史平均水平，其上涨主要受益于移动互联网和科技巨头崛起，具有扎实的盈利支撑，估值也非常合理，远未出现泡沫。同样，标普500指数虽经历十年牛市，但其最新PE估值只有22倍，接近于历史平均水平20.6倍，也谈不上什么泡沫。 房地产市场方面，过去十年间，美国房价整体上涨37.4%，日本、德国和英国分别上涨14%、56.4%和33.2%，这个涨幅基本和过去十年名义GDP和居民收入涨幅基本相当。从房价收入比来看，除德国增加21.6%外，大部分西方国家基本不变（表3）。也就是说，房价相对于收入的可负担能力，过去十年几乎没变。如果再考虑到，过去十年利率不断下调因素，美国等西方国家“真实房价指数（RHPI）”处于持续下降状态。根据Demographia 2019年调查统计，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可负担指数中，美国中位数仅为3.9，即只需要3.9年收入就可以买到一套房子，在主要西方国家中最低，其他国家多为4-7倍。无论是纵向历史对比，还是横向国别对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存在所谓的房地产泡沫（图2），居民负担能力反而在持续改善。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居民保持了较高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利率下降也显著降低了居民支付负担。 钱去哪儿了？ 为何超级放水未带来预期中的超级通胀和资产泡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并非如教课书上所讲，是完全由央行意愿决定的、纯外生的。恰恰相反，实体经济需求、作为货币传导渠道的银行的风险偏好，对于货币供应量扩张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如上所讲，央行宽松意愿非常强烈，并通过资产负债表扩张，向金融体系注入投入天量基础货币。然而，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缺乏需求。 另一方面，银行忙于去杠杆，无意愿进行货币扩张，导致放出去的水以“准备金”的形式淤积在金融体系内，并未发挥乘数扩张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速度远低于基础货币扩张速度。日本例子最为极端，2007年至2020年，基础货币扩张499%，但其货币供应量M2仅扩张39.6%。简单地说，放出去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或资产价格领域，只有不到10%。美国和欧洲趋势也差不多，只是没有日本这么极端。哈耶克讲，货币像水又像蜜。过去十年，央行货币投放，陷入“流动性陷阱”，无论如何发力，都无法到达实体经济，甚至也没有流进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总而言之，西方国家超级宽松的努力，并未形成真正的货币超发，既没有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也为产生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相反，西方国家正饱受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之苦。在未经任何严谨研究情况下，仅凭直觉和想象，即得出西方国家货币超发与泡沫泛滥这一结论，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基于这种想象而非事实做出的政策建议，也必然会脱离实际。一旦付诸实施，则将对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1 8月27日晚间，全球瞩目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式拉开帷幕。会上，鲍威尔的重磅发言，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重中之重，进而寻求接下来的投资线索。 鲍威尔宣称，美联储一致通过有关“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声明”的更新，将正式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这是美联储自2012年以来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的最大一次调整。 （来源：美联储官网） 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锚定4大因子——经济增速、金融安全、失业率与核心通胀。这次绕开金融泡沫以及金融安全的问题，重点调整了通胀目标与就业目标，并且将就业置于通胀之前，寻求确保就业不会低于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就业市场没有有效恢复之前，美联储会在通胀等问题上有所妥协，会适度放宽通胀目标。 按照以往的货币政策框架锚，一旦通胀超过2%，美联储就需要加息来抑制通胀。低于这一水准，就要考虑降息来刺激通胀。并且，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几乎很少时间超过2%。欧洲、日本就更不要说了，通胀长期低迷，日本更是不择手段也提升不了通胀。 此次引入“平均通胀目标”，意思是可以允许通胀目标短期高于2%，只要长期平均低于2%，也可不考虑加息。这意味着通胀目标突破了原来上线，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鸽派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就更大了。 这对金融市场产生什么影响呢？ 鸽派动作，美国资本市场自然是满心欢喜的。但美联储持续大规模放水，已经让股票市场的泡沫越来越大，风险亦越来越高。“巴菲特指数”已经超过180，处于严重高估的状态。美联储的动作，配合着华尔街，强行给股市续命。 但对美元却一点不友好，可以预期美元指数还将继续疲软。短短5个来月，美元指数已经从103瀑布式直下92美元左右，跌幅足足将近10%之巨。 另外，隔夜黄金一度升破1980美元，但随后大幅跳水，盘中跌破1920美元，但现收1960美元，涨幅为1.5%。未来，美联储即便保持名义零利率不变，但通胀目标中枢提升，实际利率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国际黄金与实际利率呈负相关关系，未来实际利率继续下降，那么黄金还有望继续上行，但注意波动率的巨大风险。 其实，3月以来，以美股为代表的全球股市开启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大反弹，甚至疯狂走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全球债市早几个月也走牛，以及黄金白银的大幅上涨，背后的逻辑源于美联储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快节奏的货币宽松政策。 当下，全球金融市场对于美联储继续宽松呈现一种“上瘾”的状态。美联储自身也是处在一种被裹挟、相当焦灼的转态，放水对美元信用冲击很大，不放水呢，市场就崩不住。 没办法，美联储再一次选择了妥协。但这短期定调了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狂热还将持续，但资产泡沫越吹越大。 2 回到A股市场，因中国早早退出了新冠疫情期间非常规、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其股市、债市的表现高度远不及美国市场。 当下，中国经济持续修复和常规性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大致决定了股市会处于一种拉扯状态。最近1个多月，市场整体呈现出一种“涨了跌，跌了涨”的箱体震荡运动，没有7月初的单边上行，也没有持续的单边暴跌。 这不，周一小涨，周二周三下跌，周四回暖，周五还来了一根大阳线。其中，创业板接连2日上涨，涨幅高达4.3%。 今日，银行ETF、券商ETF、证保ETF、房地产ETF分别上涨2.06%、2.8%、2.73%、1.24%。过往被别人瞧不起的三傻行业，再一次回来了。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套路。不过，两日大涨之后，接下来市场是不是又要套路重演，短期回撤呢？ 1、成交低迷，量能不足 本周，沪深全市场单日成交额维持在8000-10000亿元的水平，相比7月上旬的1.6-1.7万亿的量能还相距甚远。 要知道2015年，万亿成交，沪指指数突破5000点，第二次突破万亿元，股指突破到3800余点，现在万亿元成交，股指仅仅突破3400点，还没有能力突破3500点。 当下的万亿成交，市场资金并不宽裕，基本是跷跷板行情。比如近来一段时间，三傻行业涨了，科技医药就回调，科技医药涨了，蓝筹股就得回调。这暗含着近来场内资金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并且，注册制周一推出后，创业板从主板吸引了不少火力，单个板块从1000多亿跃升到2000多亿，但最近4日量能相差不大，出现了滞涨的情况。 量能滞涨之下，周一周二遭到爆炒的创业板18罗汉，周三开始回撤。周五大面积扑街，14只股跌逾10%，蒙泰高新下挫逾20%领跌，仅欧陆通、安克创新上涨。 市场量能不够，科创板遭到冷落，其科创50一周4日下跌，累计跌2.35%。其中，康希诺连跌5日，跌幅高达25%，从股价高点回撤近50%。另外，中芯国际一周也大跌超7%。 市场成交额上不去，没新的韭菜入场。无量大涨，并不能持续，接下来恐怕又是难熬的箱体运动。 2、IPO大提速 最近几周，一周10多家的IPO批文，让A股成为全球IPO过审最快的市场，这比2017年IPO大跃进时还要快得多！ 其中，11日2家，12日5家，14日6家（这周13家）；19日2家，20日6家，21日7家（这周15家）；25日4家，26日3家，28日……过往正常的年份，发审委一周审核一次，一次2-3家，现在真的是大跃进啊！ 另据统计， 8月份大致会有64只新股发行，单月发行数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募资金额超500亿元，同样位于近几年高位。 以后全市场注册制，IPO节奏会更快，市场承受的起吗？ 2016年，IPO堰塞湖，500多家公司等待上市，去年夏天降低至200多家。然而随着科创板、创业板大幅降低IPO门槛，一群不怀好意的、来上市圈钱的企业越来越多。 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发审IPO越来越快，然而现在排队的企业却高达700多家——主板137家、中小板75家、创业板309家、科创板179家。 另据统计，今年年内A股市场IPO融资总额已超过2900亿元，已超过2011年至2019年间任何一年，创下最近10年新高。 对了，本周二蚂蚁集团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计划融资200亿美元。后续上市单日成交额可能突破1000亿元，甚至1500亿元，对场内存量量能吸血不少。 IPO提速的同时，大小股东们的减持节奏也是越来越快。前7月已经减持套现3770亿元，同比2019年同期多减持2177亿，增幅高达137%。 目前交易量能还在下台阶，而场内两台抽水机疯狂运转。这是A股头顶上的两座大山，将给A股带来不小压力。 3 此外，投资者还需注意一个宏观层面上的风险——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近期以来，医药科技板块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而部分主力资金持续加码业绩确定性较好的食品、白酒、以及低估的银行保险等板块，风险偏好有所减弱。 在军事上，近来动作频频。25日，美U-2高空侦察机擅自闯入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26日，解放军从青海方向发射了东风-26B，从浙江方向发射了东方-21D，打击了位于南海的预定目标。东风导弹是航母杀手，罕见发射警告意味异常明显。 在科技领域上，9月15日，美国确认断供华为生效的日子。很恰巧的是，美国对TinTok的禁令时间也是9月15日。美国想给自己增加筹码，还威胁中方不要采取反制行为。 但是，鉴于中方坚定的立场，9月15日只要美国断掉台积电对于华为的供应，那么中方基本可以肯定会有反制措施——实体清单的概率比较大或者其他手段。这个时间点也快了，期间黑天鹅可能还不少。 总之，A股市场接下来依旧会是整体拉扯的状态，但这种行情也是非常难熬的。一位网友近日的感叹：8月份亏掉了全年的所有利润，股民苦啊！ 当下，A股业绩确定好、估值又低的板块很少了，机构抱团的板块及个股估值贵得吓人。比如，食品龙头——海天味业已经涨破天际，估值已经高达100倍，真是难以想象啊！ 当然，机会与风险并存，把握好仓位层数，可进可退为上。
“美联储将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对中国来讲有利有弊。”8月29日，在2020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六届夏季高峰会上，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8月2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已经同意采取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将会允许通胀在一定时间适度超过2%，以弥补通胀在低于2%时的影响。这是美联储自2012年以来，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的最大一次调整。此前，美联储相关政策表述是，致力于实现通胀率位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 管涛表示，美联储将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有两个目的：一是提振市场的通胀预期，二是保持目前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美联储是想避免出现通缩预期，货币政策受到很大制约。”管涛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实际通胀率、核心通胀率都远低于长期的通胀目标2%。从欧洲、日本的经验来看，一旦出现通缩后，对货币政策影响很大，尽管欧洲、日本实施了负利率政策，但到目前为止，负利率政策的正面效果并不明显，对银行体系伤害很大。 此外，管涛表示，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作为政策前瞻性的指引，美联储通过“平均通胀目标制”告诉市场，哪怕未来通胀率可能短期内高于2%，依然会保持零利率或者低利率的环境，保持目前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那么，美联储将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 管涛认为，美联储将要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国的零利率、低利率政策会延续较长时间，对中国来讲有利有弊。一个好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环境为我国宏观政策、“六保六稳”实施创造了好的外部环境，另外进一步凸显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配置价值，吸引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此外，管涛称，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也会给中国带来严峻挑战：一是人民币汇率又面对升值压力的挑战；二是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外资的大量流入，中国是否会出现资产泡沫；三是通胀调控面临很大挑战。 “如果美国容忍通胀上来继续采取低利率，中国出现了通胀，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跟美国一样维持低利率让通胀上去，还是采取加息政策？如果加息可能会对汇率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在全球低增长情况下，汇率的升值会产生需求的转换效益。本来需求买中国货，汇率升值以后可能更多的买外国货，对整个经济也是有一定影响的。”管涛称。
美联储允许通胀适度高于2% 英国考虑实施更大胆货币政策 日前，素有全球货币政策“晴雨表”之称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落下帷幕。此次央行年会主题为“展望未来十年：对货币政策的启示”，在年会上，美联储平均通胀目标制“靴子落地”，暗示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将长期存在。根据多位央行官员表态，全球货币政策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持宽松。 美联储引入平均通胀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在全球央行年会首次线上会议中宣布，美联储成员一致同意采取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终结美联储过去30多年采取的预防性提前加息措施，以防止通胀上升。这项决定是美联储2012年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之后最重大的货币政策架构变革，意味着美联储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加息。 根据美联储的声明，平均通胀目标政策，即在通胀长期低于2％的目标后，合适的货币政策有可能让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高于2％，从而让通胀达到长期平均2％的水准。鲍威尔指出，美联储并未试图提出数学公式为“平均”下定义，他将平均通胀目标视为形式灵活的弹性政策。“如果通胀上升到高于我们的目标水平，美联储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未来允许通胀适度高于2%，以抵消通胀疲弱期的影响。”鲍威尔说。 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努力让通胀维持在2％的目标，官员认为该水平代表经济稳健。不过，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通胀率长期低于2％的水平。 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美联储的两大政策目标。根据新政策框架，美联储对就业目标也进行了调整，未来货币政策决策将更加侧重考虑不足充分就业的程度，而非偏离充分就业的水平，以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就业。鲍威尔表示，美联储认识到就业市场可以持续强劲而不会导致通胀飙升，同时，就业市场走强会帮助更多低收入人群增加就业，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表示，上述策略调整意味着美联储不会因为失业率低就过早提前加息，而要对就业市场走强是否会推升实际通胀水平展开务实评估。考虑到当下失业率高企，他预计美联储可能将当前超低利率维持数年时间，但对于在近期甚至未来几年实现超过2%的通胀率表示怀疑。 有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明显是为了加码宽松。今年价格基数发生较大变化，如原油期货价格出现负值，2021年通胀数据很可能在某几个月超过2%，但美联储并不希望市场预期货币政策会收紧，因此暗示通胀会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2%。 在就业和通胀两大目标中，美联储更着重就业目标，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将提高对通胀水平的容忍度，即使核心PCE物价指数达到甚至超过2%的通胀目标水平，美联储也不会立即采取紧缩性措施，而要视就业评估结果而定。 美国经济仍在持续受到疫情影响。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22日的一周中，美国初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00.6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98.7万人。美国商务部8月27日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31.7%，较初次数据上调了1.2个百分点，但仍是有记录以来最大季度降幅。 英国央行考虑负利率可能性 在此次全球央行年会上，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表示，英国央行还有很多工具“弹药”，包括必要时实施负利率政策。 贝利对货币政策进行了一番评估。他表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英国央行对剩余货币政策空间的使用可能过于谨慎，“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大规模和更快速的行动”。英国央行一直在积极地评估将利率降到零以下的可能性。在本月初的讨论中，贝利提出了在疫情结束后实施负利率的可能性，认为相比目前的经济下滑期，在疫情结束后的复苏期实施相关货币政策可能更为有效。 贝利表示，事实已经证明，量化宽松和围绕它的前瞻性指引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效的。量化宽松降低了长期利率，提供了必要的货币刺激。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央行调整量化宽松规模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英国央行的研究称，快速的资产购买步伐可能也会增强量化宽松的有效性。 英国经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疫情导致经济萎缩，政府现金收入减少，政府出台经济救助方案需要额外资金。英国公共债务余额已超两万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0.5%。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警告说，英国政府出台大规模经济救助措施的财政后果，将在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里持续显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在七大发达经济体中，英国经济二季度环比下降20.4%，降幅最为明显。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表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英国旅游业损失可能达220亿英镑，300万从业者有失业的危险。 欧洲央行将因势调整政策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欧洲央行的政策有助于将欧元区经济带上复苏正轨，根据通胀前景，必要时央行会对政策做进一步调整。莱恩表示：“货币政策挑战包括两个阶段，一旦负面冲击被充分抵消，第二阶段将确保适当调整疫情后的货币政策立场，以便及时向中期通胀目标靠拢。” 莱恩同时表示，长期容忍低通胀的代价高昂。欧洲央行出台疫情紧急资产购买计划，旨在恢复通胀上升势头，未来货币政策调整规模取决于财政对经济复苏的支持程度。有分析认为，莱恩的讲话一如既往地秉持鸽派论调，强调对抗低通胀是欧洲央行最重要的任务。 德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央行原本计划今年对货币政策策略进行审查，但因疫情而推迟。预期计划在秋天启动，历时一年。莱恩证实，策略审查将是欧洲央行明年工作的重点。市场预计，审查结束后欧洲央行将仅指定2％的通胀目标，超过或低于这一水平都将是其政策工具调整的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分析称，为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推行了通过收购国债及公司债等方式向市场注资的货币宽松政策，其资产规模总计超过六万亿美元。该组织认为，各国史无前例的政策“无疑减缓了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并对此给予肯定。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多次警告称，超宽松的金融环境可能会鼓励投资者追逐收益率和过度冒险的行为，导致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累积，威胁全球金融稳定。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将允许通胀在一段时间内超过2%的目标。对此，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28日发表评论称，此举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新政策框架在加大美元贬值空间的同时，重塑美元独特性的概率也有所下降。 美联储表示，未来将采取“灵活形式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尽量保持平均2%的通胀率，并随着时间推移，允许其上下浮动。瑞银称，市场过往预期通胀只能触及或低于2%，最新政策是要巩固市场对通胀在2%以上的预期。 就政策对美元的影响而言，瑞银表示，美联储至今未曾实施过负利率政策，在2015至2019年经济改善期间曾经加息，这塑造了美元独特的避险角色，在上个经济周期也是相对高收益的货币。然而，新政策框架显示美联储在重启加息周期前，将更耐心等待经济复苏，此举意味着美元的贬值空间加大，重塑美元独特性的概率也下降了。 在资产配置方面，瑞银建议，由于美联储将长期营造低利率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持有现金及最安全的债券可能带来负实际回报。为了保护购买力，投资者应持有最少量的现金，并努力寻找收益，譬如新兴市场主权债、亚洲高收益债、绿色债券以及派息股票等。
当地时间8月27日晚，美国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Jackson Hole）即将举行，当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并将发表“货币政策框架评估”的视频讲话，受到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 各界预计鲍威尔可能会提及美联储政策框架评估，一种可能的策略是——用平均通胀目标取代现有的通胀目标，即美联储未来会允许通胀超过2%的目标，来作为通胀抬升过慢的“补偿机制”，这就意味着通胀预期可能会上升，投资者似乎有必要着手抵御通胀，而这也可能对投资逻辑产生重大影响。 就目前而言，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家外资机构人士普遍表示，可能会听到更多美联储在整个经济周期中支持通胀的承诺，但是“希望”和“达成”截然不同，美联储产生通胀的能力受到质疑。但保持政策宽松直到通胀远高于目标，以实现平均通胀率为2%的承诺，可能意味着通胀预期上升和实际收益率的下行压力，这就会给美元施压。 美联储或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 政策框架评估是此次会议的关键词。2008年危机后，美、日、欧、英等发达国家失业率持续走低，疫情爆发前失业率已降至50年低位，但通胀迟迟不来，也未达到美联储的2%的目标，美国5年通胀率只有1.3%，引发不少市场人士对菲利普斯曲线这一传统经济理论是否不再适用的疑问，这也成为这一代央行行长面临的挑战。 之所以关注通胀，是因为如果实际通胀率在经济繁荣时期就过低，就会大大削弱美联储以低利率对抗经济衰退的能力，因此美联储通过评估货币政策框架来寻找新方法，提振长期通胀回到2%的目标水平。 而如何调整这个框架则是此次的重点，各界预计美联储可能会给予通胀更高的容忍度。简而言之，市场预计美联储可能会采用多年期的平均通胀或物价目标作为新框架，这意味着容忍足够长时间的高通胀以抵消过去多年疲软的物价增长，从而实现整个商业周期间的平均通胀率在2%，这就需要允许利率处于更低的水平，而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推动失业率进一步降低。 这意味着什么？有观点认为，若通胀目标框架真的做出这种调整，投资者就必要着手准备抵御通胀。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的特征就是生产弱于需求，消费品短缺本身就会导致通胀上行压力。这也意味着可能美债收益率会飙升、同时经济增速仍然缓慢，“滞涨”或带来股债双杀。 但对于这种通胀攀升的担忧，目前主流机构认为有些过度。牛津经济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梅（Ben May）对记者表示，“近期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核心通胀升幅高于预期，引发了人们对通胀可能即将走高的担忧。然而,我们持怀疑态度，央行并不会短期因此而考虑收紧政策。其实核心通胀总体上仍比年初要低一些。无数因素导致通胀比正常情况下更加不稳定，因此近期明显的上升趋势应该谨慎对待。尽管货币宽松是一个因素，但是近期通胀攀升并非因为太多资金在追逐太少的商品和服务。” 渣打全球研究主管罗伯逊就表示，“希望”和“达成”（通胀目标）截然不同，目前仍对美联储产生通胀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但通胀预期上升就会导致实际收益率（债券名义收益率减去通胀预期）的下行压力，这就会给美元施压，同时也可能会提振黄金。因为，这会导致美元的利差优势不断收窄，而过去两年来黄金的走势也和美债实际收益率成反比。 中美利差仍将维持高位 从利差角度而言，机构认为中美利差仍将维持较高位置。 根据美银的测算，如果PEC通胀率保持在2.1%的水平，则可能需要美联储实行42年的低利率水平保持不变。尽管平均通胀目标此次并不一定能够实行，但人民币较美元的利差优势仍将维持高位，此前中美利差飙升至240BP的历史新高水平。 这将有利于人民币维持强势。美元指数已经从今年3月的104高点附近一度跌至92，近期反弹至93附近。“美元的贬值不仅关乎货币交易，与其他货币相比，美国失去了相对G10货币的大部分利率优势，其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双赤字达到了50年来的最大水平，并可能进一步恶化。”罗伯逊对记者表示。 美股负面溢出效应有限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就是美股的估值，中国市场的关注点在于，不断创新高的美股若出现大幅回调，或造成溢出效应。 不过，各界认为，若美联储提升对通胀的容忍度，对权益资产更偏利好，且低利率或长期持续。同时，大选年历来美股走升居多。近期主流机构都对美股走势偏乐观。 瑞士百达资产管理多元资产团队高级投资经理黄思远对记者表示，有部分市场人士认为股票已经与经济脱钩。苹果市值达 2 万亿美元，很多声音质疑，认为只是宽松货币政策引起的泡沫。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市场出现的是质素上的分化，不是非理性脱钩。 具体而言，美股的股票回报出现了较大分化。年初至8月20日，各大指数中，成分股录得正负回报的百分比分别为——标普500:正回报41.4%，负回报58.6%；纳斯达克：正回报41.9%，负回报31.3%；道琼斯：正回报33.3%，负回报67.7%。 “事实上很大部分股票年初至今仍录得负回报。所以，根据表现，股市和实体经济脱钩程度没有市场认为那么高。仍然录得负回报的股票包括邮轮、航空运营商、传统零 售商和能源股。如果这些股票今年以来的表现都录得正回报，那么股市就真正与经济脱钩了。”黄思远称，录得正回报的往往是一些受长期结构增长推动的科技龙头，它们现金充裕，在2~4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2~4 年的增长。 折现现金流估值被向前拉了 2~4年，这些真正的市场领导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优势，盈利能力更强，资产负债表也较强。 因此机构也认为A股的外部扰动有限。就市场走势而言，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研究部主管高挺对记者表示，预计2020、2021年沪深300指数盈利增速为-8.9%和15.0%。目前沪深300估值已经略高于其10年平均，且行业估值分化，未来市场持续上行仍需估值收敛。“预计市场短期仍将震荡，但具备结构性机会，低估值且业绩稳定或对政策敏感度较高的行业值得关注。中长期建议投资者关注内循环带来的投资机会，重点关注线上和数字经济、服务业回流和制造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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