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做好新时代中央银行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夯实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战略支撑。 一、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成立，1984年起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央银行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全面深刻概括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货币是金融的根基，中央银行负责调节货币总闸门。因此，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中央银行对货币管理得好，就能够发挥出货币跨时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央银行对货币管理得不好，不是出现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就是发生信用收缩，甚至造成经济金融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仍不够成熟、定型，需要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一段时间以来，金融风险成为重大风险之一，其形成和我国中央银行制度还不完全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体现为货币政策易松难紧，政策传导效率存在体制机制性梗阻，中央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统筹监管不足等问题。当前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需要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要支撑，既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又防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维护国家安全。 （三）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挑战的必然要求。从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历史看，最初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向政府融资，后来转为专门管理货币，并逐步建立起通过调节货币和利率维护币值稳定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20世纪70年代全球中央银行开始重视充分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又关注金融稳定和国际协调合作。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不再向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而是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一直以维护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比较早地关注了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近年来又重视充分就业目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背景下，为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对国际中央银行的做法进行科学分析和借鉴，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是建立有助于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任务的中央银行体制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提供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服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外部溢出效应，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 （一）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充分就业。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抓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中央银行要实现币值稳定目标，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行为进行调控，前提是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为此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同时要防止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影响人民币信用。 （二）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体系和社会提供最基础的金融服务，金融基础设施是中央银行实现四大任务的重要支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便捷性、联通性、安全性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需要持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结构布局，统一监管标准，确保安全高效运行。 （三）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我们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处置风险模式，但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必须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切实履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责任。从事前防范看，一是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应对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和金融风险跨机构跨市场传染；二是完善审慎监管基本制度，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使微观审慎监管不留空白；三是指导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从事中处置看，要压实股东、各类债权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责任。从事后问责看，要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形成过程中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责任进行严肃追究和惩戒，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四）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人民币会以市场化方式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在此背景下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求我们必须从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高度出发，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积极参与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 三、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大举措 （一）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完善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使央行政策利率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破除贷款利率隐形下限，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小微、民营企业，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以现代化的货币管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引入激励相容机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打通金融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三角良性互动；坚持协调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保持县域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金融体系完整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坚持开放发展，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各类金融机构平等竞争；坚持共享发展，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 （三）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要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中小微民营企业。从完善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各类银行公平竞争的银行体系结构。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实施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改善融资结构，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统筹规划金融业综合统计、反洗钱以及金融市场登记托管、清算结算、支付、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管理体系。 （四）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在金融领域加快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在坚持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持牌经营的前提下，统一准入标准，鼓励各类资本依法平等进入金融行业。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五）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发挥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在风险识别和监管校准中的积极作用。建立权威高效的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在股东、债权人等依法合规承担损失的前提下，发挥好存款保险基金的处置平台作用，中央银行依法履行好最后贷款人职责。要严肃市场纪律，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进行问责，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承担责任。（内容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
近日，《金融监管研究》正式发布《中国影子银行报告》，官方首次系统定义“中国影子银行”。报告由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部课题组共同撰写发布。影子银行，游离于监管之外，风险隐蔽，交叉传染，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改革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已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重点关注的政策问题。《中国影子银行报告》中指出，我国影子银行隐患一度非常严重：2016年底影子银行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广义影子银行超过90万亿元，狭义影子银行亦高达51万亿元。经过三年专项治理，目前初步呈现根本性好转势头，影子银行野蛮生长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数据显示，至今年上半年末，同业理财、委托贷款和网络借贷P2P贷款分别进一步降至6607亿元、11.22万亿元和0.19万亿元。信托金融同业通道业务较2017年的历史峰值下降5.3万亿元。同期证券业资管规模下降幅度超过45％，基金子公司通道产品仅2018年一年就减少了1.55万亿元。影子银行集中加杠杆得到压缩，商业银行自营债券逆回购交易杠杆比率由2017年之前的40％以上降至30％以下。界定影子银行有4项主要标准：监管覆盖范围和强度产品结构复杂性及杠杆水平信息披露充分性与全面性集中兑付压力据此，影子银行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影子银行包括同业理财及其他银行理财、银行同业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委托贷款、资金信托、信托贷款、非股票公募基金、证券业资管、保险资管、资产证券化、非股权私募基金、网络借贷P2P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的贷款，商业保理公司保理、融资担保公司在保业务、非持牌机构发放的消费贷款、地方交易所提供的债权融资计划和结构化融资产品。其中，同业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和同业理财、理财投非标债权等部分银行理财、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网络借贷P2P贷款和非股权私募基金等业务，影子银行特征明显，风险相对较高，属于狭义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主要有四大特点：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主要载体；功能上具有金融资产风险因素转换的作用；构成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隐患；游离于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和救助体系之外。其功能和作用主要聚焦于两点：1.影子银行是金融中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中介是撮合资金需求与供给的桥梁，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传统银行最专长和熟悉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银行不可能全部覆盖。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也不可能包揽全部金融中介。欧美国家在20世纪末普遍建立了完善的全能型金融体系，在许多国家形成了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驾齐驱的双融资市场格局。美国1999年出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消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混业经营的限制；此后又出台《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将场外交易置于监管体系之外。借助直接融资体系的便捷，影子银行业务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影子银行满足了个性化的金融需求。部分金融消费者风险偏好较高，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以换取较高的回报。而商业银行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审慎文化是立足的根本，远远无法满足这些多元化需求。2.影子银行是套利行为驱使的产物，具有天使与魔鬼的两重性。套利具有两面性，金融中介作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手段，其经营本质就是寻找市场的价格差异，亦即是一种套利（arbitrage）行为，本无可厚非。然而，影子银行在发展过程中追求短期收益和绝对利润，演变成“为套利而套利”。例如，危机前出现的各种层层嵌套、结构复杂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各种资产抵押证券、担保债务凭证（CDO）和信用类衍生品的基础资产普遍不符合银行授信的最低标准，但却呈几何级数野蛮生长，充斥了信贷、债券和股票市场，成为引爆系统性风险的“定时炸弹”。影子银行是金融工具，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管理好了是天使，管理不好是魔鬼。因此，如何管理便成了重中之重。《中国影子银行报告》指出，我国影子银行积累时间长，存量风险较大，相当多金融机构仍然存在规模情结，各类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没有被真正打破，“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尚未真正建立，部分高风险影子银行可能借不当创新卷土重来。但也应看到，影子银行不会消失，将和传统金融体系长期共存，不同类型的影子银行的作用和风险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对影子银行的持续监管体系：第一，健全统计监测。影子银行具有监管套利的本质，其产品结构和组织形式始终在演变之中，各种创新手法层出不穷。影子银行横跨不同行业，数据不完整、口径不一致和重复计算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必须继续大力完善统计监测，及时动态掌握影子银行规模、种类，特别是风险演进路径和风险水平变化情况。第二，严防反弹回潮。一是坚定不移地将整治影子银行作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抓手，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二是聚焦突出问题和风险点，对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设立“禁区”，严禁多层嵌套投资、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结构复杂产品和业务死灰复燃，以及假创新和伪创新行为等。三是坚持整改与转型相结合，按时合规完成业务整改，稳妥有序处置风险，同时积极调整业务模式，加快净值化转型。第三，建立风险隔离。重点是厘清公募产品与私募产品、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委托业务与自营业务的边界，建立相应的防火墙，严防风险相互传染、相互交织、相互掩饰。第四，完善监管制度。一是确保监管全覆盖，不留监管空白和盲区，把所有影子银行活动纳入监管。二是统一同类机构和产品的监管标准，减少资金空转式的套利。三是完善影子银行的风险分类、风险权重、资本拨备计提等标准。第五，慎重开展综合经营。商业银行以审慎经营为根本，保险要发挥风险分散与保障作用，证券资金要体现价值投资中介功能，信托、理财要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职能定位。建立覆盖全面、分工合理、有序流动的金融体系。本文来源：《金融监管研究》特稿 | 中国影子银行报告 雷锋网雷锋网雷锋网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了以《发展绿色金融 促进低碳发展》主题的视频演讲。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荣幸受邀以线上方式参加本届金融科技节。当前，在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等全球共同挑战的同时，环境和气候问题依然紧迫。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已演变成全球性问题，造成的危害持续时间将更长，影响范围也将更深远。 近期，中国提出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决决心。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的低碳转型，在气候目标的约束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指导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四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截至今年6月，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人民银行推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环境信息披露等具体政策逐步落地。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将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类项目移出支持范围，增加气候友好型项目，彰显我们坚定履行减排承诺的担当和决心。同时，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对银行绿色金融业绩进行评价。 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中国绿色金融产品起步较早，种类日益丰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涉农绿色保险、清洁能源保险、绿色信托等产品逐渐成熟。 三是建立绿色金融试验区。2017年以来，中国先后在六省的九个市（州、区）建立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支持试验区在绿色金融政策架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功经验。 同时，中国积极倡导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多个平台，与新加坡等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一是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财金议程。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讨论，成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凝聚了国际绿色金融发展共识。 二是共同成立NGFS。2017年12月，人民银行、英格兰银行、法国央行、新加坡金管局等八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NGFS。 三是联合发起IPSF，推动形成全球通用的绿色分类语言。2019年10月，人民银行代表中国参加了IPSF，与欧盟、新加坡等国共同动员私人部门资金开展环境可持续投资。近期，中欧在IPSF下共同牵头成立了绿色分类术语工作组。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碳中和作为长期愿景，未来绿色金融将有更大发展空间。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重点推进几项工作，更好支持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 一是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今后，在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标准的修订过程中，要保证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的项目在支持其他环境目标的同时，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二是研究建立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三是提高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人民银行将投入更多资源，跟踪分析环境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 四是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我们将通过修订国内标准和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标准的趋同。 此外，人民银行将继续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中国的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已经对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场景融合进行了探索。在湖州，当地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减少环境气候相关信息不对称，帮助绿色企业、项目与金融机构快速对接。人民银行还可通过该平台监测银行绿色贷款等数据。 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前景非常大，今天很多金融科技公司也受邀分享一些前沿的解决方案。我们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整合有利资源，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4日通报，据陕西省纪委监委消息：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永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赵永军简历 赵永军，男，汉族，1963年4月出生，陕西泾阳人，管理学博士，198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 1984年7月至1987年4月任陕西财经学院党委宣传部秘书； 1987年4月至1999年1月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西安市分行计划信贷处处长助理、信息电脑中心副主任、营业部副主任、城东支行副行长、解放路支行副行长； 1999年1月至2000年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营业部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00年1月至2007年8月先后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2007年8月至2015年1月先后任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副理事长，其中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兼任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任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6年9月至2017年11月任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任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018年12月至今任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11月16-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席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第25届行长视频会议（第二轮）暨第9届EMEAP行长与监管当局负责人非正式视频会议（GHOS）。会议讨论了经济展望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影响、央行的数字化历程、银行业风险与展望以及银行在可持续金融中的作用等议题。（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刘福寿介绍金融机构合理让利落实进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寿小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先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先生，请他们为大家介绍金融机构合理让利落实进展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出席今天吹风会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先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刘福寿先生。下面，我们请刘国强先生作介绍。 刘国强: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李克强总理指出，金融业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助力企业生存发展，稳住经济基本面。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关工作，并召开新闻吹风会主动发布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和进展情况。下面我简要介绍今年以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及成效情况。 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二是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红利。引导中期借贷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下行0.3个百分点，带动LPR同步下降，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如期启动并于2020年8月末顺利完成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集中转换，降低企业存量贷款利息支出。三是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分三个批次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并逐步发放到位。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快落地，对小微企业的直接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四是督促银行减费让利。规范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环节收费行为，督促银行落实各项减费让利政策要求，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五是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相当多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与银行、保险、信托机构协商，请求推迟、展期或重组债务，给予延期或减免一部分本息，一些特殊困难企业实施破产重整。 总的看，各项措施成效显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持续提升。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截至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0.9%和13.5%，较上年同期提高2.5个和2.8个百分点，明显高于上年。融资成本明显下降。9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降0.61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小微企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截至9月末小微企业融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9月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92%，较上年12月下降0.96个百分点。 根据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数据测算，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通过降低利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减少收费、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渠道，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持续释放相关政策红利，继续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谢谢！ 寿小丽:下面请梁涛副主席作介绍。 梁涛:现在我介绍一下银行业保险业减费让利的总体情况。 推进减费让利是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重要一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银保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六稳”“六保”要求，聚焦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借此机会，我先就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情况作一介绍。主要是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资产负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各项贷款178.6万亿元，同比增长12.6%；总负债288.7万亿元，同比增长10.7%。保险公司总资产2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二是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3万亿元，同比多增2.6万亿元，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超过8万亿元。民营企业贷款增加5.4万亿元。制造业贷款增加2万亿元，为去年全年增量2.6倍。保险业赔付9989亿元。 三是风险抵御能力保持在较高水平。前三季度，银行业新提取拨备1.5万亿元，同比多提取2068亿元。三季度末，拨备覆盖率177%。商业银行资本净额23.8万亿元，资本充足率14.41%。目前，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42.6%。 四是主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1.7万亿元，同比多处置3414亿元。三季度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2.06%。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 银保监会把推动减费让利作为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重要抓手。前三季度，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费让利1873亿元，预计银行业今年全年可实现减费让利3600亿元左右。 一是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目前已对超过3.7万亿元企业贷款本息实施延期，有效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为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是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三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30.5%。前三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去年全年下降0.82个百分点。21家全国性银行落实小微“两禁两限”政策减免212亿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个人抗疫减免233亿元，主动减免市场调节价服务费用316亿元。 三是坚决清理规范减免银行保险机构收费。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取消信贷资金管理费、小微企业提前还款违约金等，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逐步缩减银行收费服务项目，近年来已陆续减免几十项收费项目。 四是大力整治违规收费问题。开展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和小微企业融资收费检查。今年7月对6起违规涉企收费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通报。目前正在开展清理银行乱收费专项行动，始终保持严监管的高压态势。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把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落到实处，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做好减费让利工作，不断增强企业的获得感。谢谢。 寿小丽:下面开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目前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的进展和成效如何？下一阶段在稳企业和让利政策方面还有哪些举措？谢谢。 刘国强: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约6250亿元，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工具让利大约2750亿元，这两个渠道加起来共让利9000亿元。再加上通过减免服务费用、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措施，金融系统合计向实体经济让利大约1.25万亿元，完成了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序时进度。预计全年可以实现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保持政策稳定性，用好用足现有优惠政策，持续释放相关政策红利，把已经出台的政策用好，进一步落实到位。同时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更好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完成全年的让利目标。也就是说，一方面把已经出台的政策落实好，另一方面再研究让政策更加精准有效。谢谢。 中国新闻社记者:银保监会在新冠疫情以及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下一步这方面还将做哪些工作？ 梁涛:请我们的首席律师刘福寿同志回答。 刘福寿: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近年来银保监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靠前指挥下，针对银行业保险业面临的金融风险，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取得积极的成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自2017年起，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到目前，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0万亿元，一些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风险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是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境内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为80.2%，部分银行逾期60天以上贷款也全部纳入了不良，关于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和新提拨备的情况，刚才梁主席已经在开场白里作了介绍。 三是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根本好转。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已经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到目前的3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8个月下降。 四是金融违法犯罪受到了严厉打击。对高风险金融集团进行风险处置、资产清理、追赃挽损、风险隔离等工作扎实推进。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弥补监管空白。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效。 五是威胁金融安全的“灰犀牛”得到控制。前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7个百分点，配合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在压降存量风险的同时，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规范融资，近三年银行保险机构累计增持地方政府债券11万亿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及时出台一系列的纾困措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恢复正常循环，提早谋划应对风险反弹回潮，严密监测防范外部风险冲击，有效防止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趋于收敛，整体可控。但受内外部各方面因素影响，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必须充分重视、冷静研判。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增强风险意识，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把风险估计得更全面，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充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是前瞻应对不良资产的反弹。督促银行做实资产分类，真实暴露不良，足额计提拨备，加快处置速度。同时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防止新增不良快速上升。 二是有序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和风险化解，压实各方责任，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风险的机构，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有序推动，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补充资本。 三是继续完善影子银行监管制度和风险监测体系，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严防反弹回潮。 四是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整治各种金融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秩序。 五是严防外部输入性风险，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储备足够应对措施。 六是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清最近在金融街论坛上介绍了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相关情况，我的问题是，目前第三支柱养老保障的建设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还有什么考量？ 梁涛:这个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近年来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但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是总体保障水平，特别是城乡居民的保障水平是有限的，财政投入在持续增加。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比较窄，资金积累规模有限，只能满足小部分群体养老需求。所以2018年5月，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开始启动，标志着我国开始运用税收优惠手段探索建立第三支柱。截至2019年底，参保人数是4.7万人，保费收入2.45亿元，所以说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长期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产品供给是不足的。人民群众自发性的中短期储蓄理财成为个人积累养老资金的主要形式，缺少制度化的、长期的养老安排。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冲击，截至2019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54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1%，全国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1.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2.6%，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老年人的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加之我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人均GDP、工资收入、财富积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富先老的特点比较明显，这些对养老安排的充足性、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际经验表明，第三支柱作为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是利用金融手段增加养老保障供给的有效形式，加快第三支柱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增强养老保障，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也有利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支持基础建设和科技创新。养老金融是我国第三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对养老金融的改革发展高度重视，国务院金融委做出专门部署，要求积极稳妥、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目前，我们正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我们坚持正本清源，研究明确养老金融产品的标准，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对不符合标准各类带有“养老”字样的短期金融产品坚决予以清理。另一方面，我们稳步推进创新试点，选择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先行开展养老金融试点。支持相关机构发展体现长期性、安全性和领取约束性，真正具备养老功能的养老金融产品，包括养老储蓄存款、养老理财、专属养老保险、商业养老金等，力争通过示范引领，为养老金融全面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谢谢。 经济日报记者:有这样一个预测认为，四季度的GDP增速将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那么金融机构让利政策下一步会不会考虑作出调整？明年是否会延续这一政策？谢谢。 刘国强: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坚持总量政策适度、融资成本下降、支持实体经济三大确定性的方向，以制度和政策的确定性应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前期由于疫情原因，不确定性非常大，那怎么应对？就是政策要有确定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量上要有一定的数量，当然不能太多，不能溢出来。另外，资金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要有确定性的预期。还有，资金去哪里？要去实体经济，不要去玩“钱生钱”的游戏。让这三个确定性应对高度不确定性，效果是好的。当前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央行的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保持稳定，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随着LPR改革，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顺畅，刚才说的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今年是可以完成的，这些政策为“六稳”“六保”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目前看，国际上总体呈现出经济复苏的态势，虽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即使疫情出现反复，也不大可能回到一季度的全面停摆状况，所以总体恢复的方向应该是确定的。这是国际经济的环境。这一段时间，国际上都在讨论未来应对措施退出的问题，特殊时期的政策也不能长期化，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致的意见是，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但是退出的时机和方式需要进行认真评估，主要是根据经济恢复的状况进行评估。金融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状况决定金融的政策应该怎么去适应。 国际经济是总体复苏的，中国的总体状况好于国际，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几个方面都是全球领先。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从趋势看我国经济比较强劲，政策效果正在发挥作用，市场信心在恢复。无论是出口、投资、消费，虽然有的还没有达到正常速度，但是它的边际变化，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变化的趋势是非常强劲的，我相信中国经济明天会更好。从实体经济的三大需求、从供给、从金融角度判断，经济都是比较强劲的，动力比较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考虑下一步的政策，总体上当然继续保持松紧适度，当然政策调整要基于对经济状况的准确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效果，要把实体经济服务好。另外也不能出现“政策悬崖”，政策突然中断可能很多方面适应不了。所以调整政策要评估，要考虑这些因素。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构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继续强化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谢谢。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请介绍一下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向企业让利的情况。谢谢。 刘国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人民银行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2020年4月27日，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5个方面部署了26项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目前各项金融创新的举措正在推进，并且持续落实。比如说在民生金融方面，人民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组织开展代理见证开户试点，港澳居民可以在本地试点银行便捷开立内地个人的二类、三类银行帐户。截至今年8月末，港澳居民通过这样的方法开立个人账户二类、三类共11万户。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2020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发布公告，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在便利跨境资本流动方面，人民银行与外汇局正在进一步完善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试点业务方案。方案成熟后，准备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 在金融机构合理让利方面，人民银行通过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等措施引导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充分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等方式，这些方式总体上是普惠性的，不是专门对某个地区，但是普惠的效果，可能有些地方效果体现更明显。在粤港澳大湾区惠及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信贷市场看，9月份广东地区的企业贷款利率是4.5%以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债券市场看，据统计前10个月广东省的企业发行信用债3.6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加权平均利率2.87%，比去年同期下降0.5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反映出大湾区的企业经营状况是比较好的，金融生态也是比较好的，所以风险溢价水平比较低，体现了金融机构对大湾区的支持力度。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好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提高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为大湾区建设贡献金融的力量。谢谢。 梁涛:我补充几句。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颁布以来，银保监会制定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工作计划，采取了各项措施，大力推进金融机构的合理让利，积极响应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规划。一是支持粤港澳保险机构合作开发跨境车险产品和跨境医疗险产品，积极推动粤港澳三地保险机构互相提供跨境机动车投保便利。二是支持广州南沙发展航运金融、科技金融、飞机船舶租赁等特色金融，目前已有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在南沙自贸区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开展飞机租赁业务、船舶租赁业务。三是研究探索在广州自贸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商业银行、保险服务中心，积极研究在CEPA框架下设立保险售后服务机构。 关于减免和规范金融机构的服务收费、延期还本付息、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等金融机构的一些全国性普惠性的合理让利举措，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得到有效落实。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督促金融机构认真落实相关政策，继续推动金融机构的合理让利，支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谢谢。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我们注意到近几个月的无风险利率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从央行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票据融资处在萎缩状态，是否意味着在实际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正在减弱？无风险利率比较高是否影响央行通过利率下行向企业让利？ 孙国峰:我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体系为主，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体系传导。国债利率是债券市场的基准利率，贷款市场的基准利率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利率，包括作为短期政策利率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作为中期政策利率的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来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而影响银行的贷款利率，这个传导渠道是通畅的。今年以来，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实体经济贷款需求旺盛，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信贷需求也十分强劲。2020年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6%，连续7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2020年1月至9月普惠小微贷款增加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9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4.92%，比上年12月下降0.96个百分点；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这些数据显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继续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特征，融资需求在增强。包括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仍然十分强劲，说明当前的贷款利率水平是合适的。至于票据融资，票据融资只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一个渠道，不能仅以票据融资的多少判断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是要看这些企业贷款增长以及实体经济贷款增长的整体情况。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银行业、保险业在服务收费合理让利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又获得了怎样成效？如何做好合理让利与稳健经营的平衡？谢谢。 梁涛:前面已经概括性地作了介绍。今年前9个月，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等措施，为市场主体减负，刚才刘行长也作了详细介绍，我这里主要对服务收费的减免情况作个介绍。 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推动银行落实减费让利要求，已经和中国人民银行配合发改委陆续减免了几十项银行服务收费项目，并指导银行业协会推动银行逐步缩减收费服务项目。今年6月1日，银保监会联合相关部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开始实施。《通知》明确规定，一是取消了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资金管理费，以及小微企业的提前还款违约金、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和信贷资信证明费等。二是过去由小微企业负担的保险费、强制执行公证费等，改为企业和银行合理分担。三是通过约束贷存挂钩、强制搭售、合理引入风控措施、规范银保产品相关费率、优化考核激励机制等，加强银行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的管理，推动减少企业的费用支出。 目前各项减费让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银行业也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客户需求主动让利，进一步加大减费力度。1-9月，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费让利1873亿元，银行业整体减费让利约2743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减费让利3600亿元左右。从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免情况看，落实小微企业“两禁两限”政策减免212亿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个人抗疫减免233亿元，通过技术进步、规模扩大、服务模式创新、上游降费让渡等方式主动减免市场调节价服务费用316亿元。 银行在服务收费方面的合理让利支出，一部分由银行本身承担，一部分通过优化风控、加强管理来压降成本，不会影响银行自身稳健运营。 在鼓励支持合理让利的同时，银保监会大力整治违规收费行为，开展市场乱象整治、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和小微企业融资收费检查，保持严监管氛围。7月份，银保监会公开通报了6起违规涉企收费典型案例，通过信息披露增强市场对银行收费行为的约束力。目前银保监会正在开展新一轮的清理银行乱收费专项行动，通过组织银行自查和开展监管检查，坚决遏制并及时整改清退各种形式的乱收费，对查出的违法违规案例将继续通报。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督促银行业稳健经营，引导银行业合理让利，落实好为市场主体减负等金融支持政策。谢谢。 CNBC记者:关于防控风险方面，目前影子银行或者金融科技方面，这两个方面哪个风险更大？对于防范风险有什么相关措施？谢谢。 刘福寿:银保监会很重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从2017年起，我们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表外业务，目前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已经压降了约20万亿元，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的风险，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完善影子银行的监管制度和风险监测体系，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严防反弹回潮。 金融科技方面，我们一方面支持金融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创新，同时坚持创新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实体经济做贡献。我们按照金融科技的金融属性，把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谢谢。 新华社记者: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下一步货币政策在引导利率进一步下行的同时，如何把握好精准性和时效性？谢谢。 孙国峰:下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根据形势变化和市场需求及时调节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一方面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另一方面对于需要长期支持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坚持协调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绿色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坚持开放发展，推动金融双向开放，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坚持共享发展，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增强金融普惠性。人民银行将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创新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精准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加小微企业首贷、信用贷、无还本续贷，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谢谢。 寿小丽:今天的政策例行吹风会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再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体制机制，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1月12日，人民银行、国资委联合召开跨境人民币便利企业贸易投资工作座谈会。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和国资委副主任袁野出席会议并讲话。 参会企业代表认为，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以来，始终坚持适应市场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在帮助企业节约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企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不断提升。部分企业代表建议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金融产品，更好满足企业便利贸易投资、规避汇率风险等多元化需求。 下一步，人民银行、国资委将会同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框架，提高跨境人民币使用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会议要求，金融机构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跨境及离岸清算效率，更好帮助企业减少汇率风险，节约汇兑成本，增加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企业、银行负责人参加会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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